小镇与体系

前一段时间网上流传着一个帖子，里面提到了一系列通常不在人们视野中，却在特定领域里牛气冲天的中国小镇。比如，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鄌郚镇，生产了全球将近三分之一的吉他；江苏省泰州市黄桥镇，生产了全国70%、全球30%的小提琴；河南省许昌市是全球最大的假发制作和出口中心（不过，最近和一个朝鲜经商多年的朋友聊天，他说现在全球最大的假发中心已经是朝鲜了，聊备一说）；河南省虞城县稍岗镇，生产了全国超过85%、全球超过50%的钢卷尺；江苏南通占据全国近50%、全球25%以上的家纺市场；浙江诸暨占据了全球淡水珍珠市场的73%；江苏省扬州市杭集镇生产了全球60%的酒店用品；江苏丹阳生产了全国75%以上、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眼镜镜片；深圳大芬油画村生产了全国70%以上、全球40%以上的装饰用油画；湖南省邵东县生产了全球70%的打火机……

这个单子还可以继续列下去，有太多的东西超出了我们通常的想象。

也许你会质疑，前面列的这些东西都是低技术产品，没啥了不起的。像钢卷尺这种产品，确实没什么科技含量，你在淘宝上花三四块钱就能买到5米长的钢卷尺，我找到的最便宜的甚至不到一块钱；但往前再多想一步，你会发现，去除各个环节的利润之后，这个钢卷尺的生产成本大概只有一块多。但是人们很少注意到的是，虽然钢卷尺本身确实是低技术产品，但以一块多的成本生产出5米长的钢卷尺的能力本身绝不是用一句“低技术”就能打发掉的。它背后有一整套供应链体系的支撑，脱离这种供应链体系，当然还是能生产出钢卷尺的，但是没法把成本控制到那么低。中国经济无可匹敌的能力恰恰隐藏在这里。

中国的经济奇迹，远不是用我们过去通常所说的人工和土地的要素价格低便能够解释的，其背后是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化出的一个庞大的支撑系统。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个庞大的系统不断高效地自组织、自演化，越发显现出其力量。把中国经济比喻为一台电脑的话，中国庞大的基础设施网络就相当于电脑的硬件系统，中国庞大的供应链网络就相当于电脑的操作系统，各种具体产品的强大生产能力就相当于我们看到的各种应用软件在这台电脑上跑出的分。在跑分的软件既可能是最简单的扑克牌小游戏，也可能是庞大的数据库软件，无论是什么软件，在强大的硬件系统和操作系统的支持下，都会有出色的成绩。

平时我们最关注的是各种应用软件，在讨论问题时，硬件系统和操作系统经常被我们当作背景而忽视；但绝不能忘了，应用软件之所以能跑出很高的分，绝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软件本身设计得当，更是因为它有底层的一整个系统来支持。

这一系列牛气冲天的小镇的案例，反映出的并不是一个或几个企业的力量，而是中国制造业作为一个体系或者一个系统的力量；尤其是现在，与很多别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人力和土地成本上已经不占优势，但这些低技术行业却仍然有超强的成本控制能力，从而具有强大的竞争力，这一切更能反映出这个体系本身的力量。这个体系当然不可能脱离世界独自运转，它必须融入世界经济秩序才能存活；但我们也不能光看到世界经济秩序，而忽略了对中国经济演化出的这个体系的理解。否则，对问题的判断就会出现差错。

我们把目光从低技术行业挪开，再来看看高技术行业，就更容易发现中国的体系所具有的独特力量。我在前面几章所谈到的世界各国的政治空间与经济空间日益分离，奥秘很可能就埋藏在这里。

《拜杜法案》与美国创新经济的转型

高技术行业首先依赖于创新。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的创新能力仍然是最强大的，它在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资本市场的效率、创新的激励机制、人才的吸引力等诸多方面都有压倒性的优势。但是很有趣的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美国的创新能力必须与中国大规模制造的能力结合，才能把创意真正地产业化。这个趋势简单化地表达就是：美国创新、中国生产、全球销售。[感谢王煜全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与我的多次探讨，他用大量的案例帮助我验证并进一步完善了相关思考；尤其是在《拜杜法案》上的讨论，对我有重要启发。]

这一趋势的出现，与全球经济秩序的大转型紧密相关；而这个转型的首要拉动力量又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创新经济的转型。转型的关键是美国1980年通过，1984年、1986年又进行修订的《拜杜法案》。该法案在科研成果的商业权利上做了一系列新的设置，从而刺激了美国创新经济的转型。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法案。

在《拜杜法案》之前，美国施行的是从“二战”中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沿袭下来的科技政策。联邦政府注意到了研究型大学在曼哈顿计划中的卓越表现，于是大规模资助这些大学，让它们在政府关注的一系列领域做深入研究，比如航空航天、卫星通信、计算机。当时的专利政策奉行的是“谁出资、谁拥有”原则，联邦政府资助的项目，成果的所有权当然就归政府。这导致高校没有动力去推动新技术转化为民用科技产品，而政府既没有多少动力（因为激励机制不足），也没有多少能力（因为不懂这些技术）去推动转化。另一方面，当时的技术转让费用非常高昂，因为按照惯例，技术转让时买方需要把专利的各种权益都买走，以便对专利有完整控制权。*结果是只有大公司有能力购买这些技术专利，但大公司的数量是相对有限的。

这些制度安排的背后，都有一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理念在引导，但其结果是，大量科研成果被闲置。截至1980年，联邦政府持有近2.8万项专利，但只有不到5%的专利技术获得了商业转化。

《拜杜法案》做了一个重大调整，它规定：政府资助研究所产生的技术成果，其权利默认由大学保留，大学应当积极推进成果的商业转化，并与发明人分享成果转化的收益。高校获得了收益权，便有了转化动力，又因为它懂得技术，也有能力去推动。法案又规定：公司如果把技术买走，但是并没有对其做市场化开发，也就是说，几年内都没有后续动作，那么高校是可以再收回知识产权的。这就意味着，公司无法再获得对专利的完整控制权。既然如此，公司也就不会再想购买专利的所有权，只要获得其独家的商业开发权就够了，这也成了《拜杜法案》实行之后技术转让时的标准操作。所有权和商业开发权的分离，使技术转让的费用大幅降低，小企业也买得起了。该法案还规定：如果大学不能让科技成果服务于市场，政府有权收回成果的所有权，这就进一步刺激了大学去努力推动成果的转化。

*实际上，技术专利的所有权和商业开发权是可以通过合同做区分的，购买者不一定要购买所有的权益。但是在《拜杜法案》实行之前，大公司的惯例是购买所有的权益，以便对专利有完整控制权，小公司在出价购买时也就没有竞争力了。

《拜杜法案》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价为“美国国会在过去半个世纪中通过的最具鼓舞力的法案”，它极大地促进了小企业的发展，推动了产业创新。我们从掌握技术专利所有权的高校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原因。大企业对单项技术的重视程度会远低于小企业，因为大企业会同时研发多个产品线，同时购买多种类似的专利，有时购买一些专利不一定是真的想用，只是为了防止它落入竞争对手之手；于是高校将一项专利卖给大企业后能有多大的收益，不大好说。但是小企业买到单项技术之后，就会把大量资源投放其中，还会欢迎高校的基金来投资并占有一定的股份，因此高校就会更愿意与小企业合作。而小企业的数量是远远多于大企业的，技术实现商业转化的可能性一下子增大了，创新的活力被极大地激活。

由此也带来了美国创新经济的结构性转型。以往美国的创新都是掌握在大公司手里的，但是《拜杜法案》刺激了小公司的创新，大公司反倒不再有这方面的优势了。小公司由于资源所限，不会把摊子铺得很大，而是会聚焦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将之做到极为出色，一招鲜，吃遍天。今天我们知道的很多特别酷炫的技术都是在小公司里发展出来的，然后被卖给其他公司用于开发产品。像苹果这样的大公司的做法就是购买这些小公司开发的技术授权，再整合出新产品。对那些小公司来说，最优策略不是自己去进行整合，而是吸引更多公司来购买自己的技术，这才是它们真正的比较优势所在。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大公司能做各种产品上的创新，但是对技术没有垄断，没法阻止其他人模仿自己；而有技术的小公司又希望吸引更多公司来购买自己的技术，这就进一步刺激了很多公司去模仿类似于苹果这样的大公司的产品创新。

由于大、小公司在创新上的不同运作逻辑，最终的结果就是，就市场占有率高的很多大公司而言，它们的创新不是技术创新，而是产品创新；这种新产品的设计，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观念创新。大公司无法杜绝他人对自己的观念创新的模仿，但又不再有技术壁垒，就只能追求速度壁垒，也就是要让自己创新的速度比别人快，才能确保自己的优势地位。为了确保创新效率，这种大公司就必须将自己的生产流程外包出去，不能放在自己手里。因为只要它们把生产流程握在自己手里，一旦有了新的创意，就得调整整条生产线，转型成本非常高，这会严重拖累它们的创新效率，所以大规模外包便成了西方这一轮创新经济的内在需求。

中国供应链成长的奥秘

大规模外包需求的出现，正好跟中国一系列经济演化的节奏匹配上了：中国在这个时候形成了强大的承接外包的能力，顺势获得了超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过去人们经常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归结为劳动力和土地的要素价格低廉，这个解释的反面就是，一旦要素价格上涨，中国经济的增速也就该走下坡路了。然而，到了21世纪初期，中国在这些方面的要素价格已经比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高多了，但是增长速度并未下降，甚至仅仅看制造业的话，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更快了。这就意味着仅仅用要素价格并不能解释中国经济的成长，必须再寻解释框架。

在我看来，西方大规模外包的需求与中国的土地财政这两者的时间耦合才能解释中国经济在21世纪如此高速的增长。而在这个解释框架里，很多人常说的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一事件，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仅仅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先说大规模外包。外包业务的承包方必须能够同时满足效率与弹性这两个要求。生产流程中倘若没有效率，就拿不到订单，要有效率就得专业化；但如果过于专业化又会被锁死在特定的需求上，上游的需求一变，下游的小企业就死了，所以整个生产流程中又必须有弹性，能够迅速调整变化。但是有弹性就难以专业化，效率和弹性这两个要求本身就是矛盾的，在同一个企业内部很难同时实现。

中国则同时实现了这两个要求，方法是通过供应链网络把效率与弹性放在不同的位阶上。供应链网络中的单个中小企业都极度地专业化，只生产被拆解到作为极为基础的元素的零件。由于已经被拆解到极为基础，这些产品的通配性反倒特别好，可以和许多别的工厂生产的其他零件，形成各种各样的配套组合。打个比方，这就相当于每个中小企业只生产一个特定形状的乐高积木，无数个中小企业就有了无数种形状的乐高积木，它们结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彼此之间可以以各种方式被组合在一块，拼搭出各种东西。这样一来，高度专业化的单个中小企业保证了效率；通过中小企业不断动态重组相互间的配套关系，整个网络又有了弹性。这样的供应链网络不是谁能计划出来的，它就是在市场过程中自发演化出来的；中国加入WTO，更顺畅地进入世界市场，也进一步加快了供应链网络演化的速度。这些中小企业不是国企，而是在市场过程中自发成长起来的民营中小企业。国企更多应该是作为让供应链运转起来的广义基础设施而存在的，提供交通、通信、原料供给等基础服务。如果没有这些广义基础设施，那么供应链网络的运转效率就会大受影响；而广义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在一种产业政策的引导下出现的。这个部分并不符合我们对于完美的市场经济的理解，但它让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真实世界中也并不存在完美的理想市场经济，一如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机制，并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而大宗商品是其他产业能够市场化运作的基础。

所以，我们关注国企的角度应该是，它是否会超越自己作为广义基础设施的这个定位，直接或间接地进入应该由市场起主导作用的经济领域；中小民营企业所组成的供应链网络，毫无疑问应该属于市场起主导作用的领域，也只有在市场机制下，最有效率的供应链网络才能够成长起来。接下来再说说土地财政与供应链网络的关系问题。

大规模的供应链网络若要成立，一开始一定要有足够数量的、分工足够精细的企业几乎同时成长起来，形成一个具有自我运转能力的供应链网络；因为这些企业已经极度专业化，必须相互依赖才能存活，所以它们要么几乎同时成长起来，要么就是谁也成长不起来。这么多企业几乎同时成长起来的一个前提就是，有很多规模很大、基础设施已经非常到位的工业开发区——这也算广义上的城市化——被建设起来，同时又还没有相应的工业进驻能力；换句话说，是否有大量近乎空白的开发区等待企业进驻。只有存在这样的地方，供应链网络才能生长起来，而且可以想见，供应链网络是分布式生长，其速度一定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

刚好，中国基于土地财政而有了这样大片近乎空白的开发区。1994年，中国推动了分税制改革，财权上交中央，事权仍然留在地方，这使得地方不得不另寻办法来筹集依靠税收无法满足的财政需求。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我们所知道的各种中国特色，地方政府发现土地财政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于是大量的开发区被建了起来，到21世纪初期初见成效。

这个过程带来了一个很有趣的结果：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走了一个反向的历史进程。西方国家的历史进程都是工业化引导城市化，因为相对于乡村，城市里的公共服务需求要大得多，农业经济下的财政不足以支持如此规模的公共服务，所以必须先工业化了，有了必备的财政能力，才有可能城市化。

但中国土地财政的逻辑是城市化先于工业化，先把开发区建设起来再说，是否有足够的工业进驻能力则不一定——在建时当然是假设能的，但是当无数个城市都在建设开发区时，形成的总容纳能力就远远超过最初的想象了。有可能一个开发区建成了，计划容纳1000家，但最终招商只能招到100家，空了900家，就相当于这开发区近乎是空白的。倘若工业进驻能力跟不上，当偿债周期到来时，各个地方的经济便可能陷入极为可怕的危机，经济呈现断崖式下跌。

这种可能性本来是不小的，但是没想到，世纪之交的时候，在开发区建设初见成效、土地财政将崩未崩之际，西方的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到来了。这些空白的开发区反倒准备好了必要条件，供应链网络因此获得机会迅速成长。再加上这时中国加入了WTO，几个因素加在一块，使得中国经济的制造业部分以一种让人无法想象的速度崛起了，并且拉动了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原本可能到来的经济危机，也在这个过程中被消弭于无形。

说到这儿，我们就看到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西方的创新经济拉动起来的，这种增长无法脱离世界大势而获得解释。这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与世界的一致性，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特殊性在其中的深刻体现。

分析供应链网络时有一个重要的变量，那就是规模。规模越大，网络里的中小企业就越多，分工就越精细，越有效率；同时网络里各个节点动态组合的可能性就越多，也越有弹性。一旦网络的规模超过某个临界点，其成本结构就会出现重要变化。在生产环节的综合成本当中，劳动、土地等要素价格的占比大幅下降，供应链网络的运转效率——我们姑且将之归于广义的交易成本——的占比大幅上升，以至于即便劳动和土地的价格在上涨，综合成本的控制仍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供应链网络的效率的提升能消化掉这部分价格的上涨。

中国的供应链网络在规模上是举世无双的，其发展也已经过了那个临界点，结果就是中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吸纳对供应链有需求的制造业，全球的中低端制造业都向中国转移。在未出现实质性的技术变迁的前提下，这种转移差不多是终局性的，也就是说，进得来出不去；除非某种产品对供应链需求很低并且对远距离物流成本很敏感，那它就更适合靠近市场来生产，才能够从中国转移走。

但是这并不排除中低端制造业从中国外溢到邻近的东南亚国家的可能性，之所以说是外溢而不说是转移，原因在于东南亚国家在供应链网络的规模优势上同样是无法与中国竞争的，所以它们可能承接从中国供应链中溢出的一部分生产环节，但无法取代中国的制造中心地位。既有的一些研究也支持这一假说，依据世界银行在2007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品主要是零部件与半成品[参阅Mona Haddad,“Trade Integrationin East Asia: the Role of China and Production Networks”,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4160, March 2007.]，到今天，零部件与半成品在贸易中的占比变得更大。这种贸易只有在同一个供应链网络内部才有意义，网络之外需要的不是零部件和半成品，而是终端产品。既然如此，制造业从中国向东南亚的外溢，就意味着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网络的规模在进一步扩大，那么中低端制造业向这个东亚制造业集聚区以外转移就会变得更加困难了。这个观点也为我2019年在越南做的深度调研所验证，在可预见的未来，贸易战也无法在实质上改变这一点。[相关讨论参见施展：《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中信出版社，2020]

“全球双循环”结构与全球失衡

在前述背景下，对西方国家来说，制造业向东亚的转移过程让它们越来越去工业化，这会不断放大它们在创新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同时也直接表现为它们在服务贸易上规模的扩大。而中国的比较优势就在中低端制造业上，并且中国是通过联合起整个东亚制造业集聚区、形成一个庞大的共生生产网络而获得这种优势的。而其他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则集中在第一产业的原材料这个层面上。

这样看来，中国[下文所谓的“中国”，实际上是指整个东亚制造业集聚区，只不过中国是其中有主导力的核心国家，为简便起见，用“中国”来指代东亚制造业集聚区。]的制造业与西方的创新产业之间可以形成一个经贸循环，中国的制造业又与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之间形成了另一个经贸循环。在这两个循环之间，由于产业结构的落差，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和西方国家的创新产业无法直接形成经贸循环，必须以中国的制造业为中介。由此全球经贸就形成了一种“全球双循环”的结构，中国处在连接两个经贸循环的中间节点性位置，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成为“枢纽”。说得更准确些，很可能是中国与若干个东南亚国家一起构成这个“枢纽”。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双向影响的结果。世界经济转型的大势拉动了中国经济的成长，中国经济反过来也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秩序，形成了国际经贸循环中的一种“全球双循环”结构。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就会发现，在横向的“全球双循环”结构之外，还有一个纵向的“全球双层循环”结构。美国拥有世界货币——美元，它基于此所主导的全球资本循环是“全球双层循环”中的上层，覆盖在各种类型的实体经济循环之上；“全球双循环”则是在全球资本循环之下的、有某种从属性质的实体经济循环。把握这样的纵向、横向多元复合的全球经济循环结构，是我们真正理解世界经济秩序的前提。

在这种多元复合结构的视野下，我们还会发现，世界经济真正的发动机仍然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一方面是因为“全球双层循环”当中具有主导性的全球资本循环是掌握在美国手里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前面谈到的全球创新的发动机也在美国。只有创新，才能带来经济上质的增长，否则便只有量的扩张；在给定的技术条件下，资源是有限的，单纯依靠量的扩张，迟早会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基于前面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知道，中国的经济成长在相当程度上是被西方创新经济的新模式拉动起来的。虽然发动机在西方，但发动机需要传动轴才能让整个车跑起来，而中国就是传动轴。中国这个传动轴的出现，会对全球经济秩序造成深远的影响，让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遭遇挑战，也导致国际经贸秩序以及很多国家的内部秩序出现失衡；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贸易战等问题，其根源也在这里。

我们在上一章已经提到过，这些失衡问题会引发很多在现有机制下不易处理的贸易冲突。这些冲突也会让世界对中国提出一些要求，希望中国做出一系列改革。如果我们不能有效理解这些要求，而是做出比较强硬的回应，就会让中国在国际上陷入困境。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在这个过程中大规模地进入去工业化的进程。历史上，随着新工业中心的崛起，老工业中心的传统产业也会走向衰败，造成工人失业，从而引发一些社会问题。但是过去的发展节奏不像今天这么快，新老工业中心的迭代可能是在四五十年内完成的。这就是两代人的时间，老工业中心有相对充裕的时间来把失业人口消化掉。而中国作为新工业中心的崛起是在十几年的时间中实现的，只有半代人的时间。美国这样的老工业中心的传统产业大规模衰败了，根本来不及消化掉失业人口，这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不光美国是这样，欧洲国家的很多传统工业城市也面临相似的境遇。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也同样如此，再加上其国家能力本来就比较弱，于是当地的秩序就会陷入更加脆弱的状态。这些失衡进一步引发了各国政治上的民粹化转向，最近这几年西方国家和一些非西方国家都有一系列民粹气质很强的领导人被选上台，都是当下经济背景下的政治反映。中美贸易战其实也是“全球双层循环”结构对国际经贸秩序冲击的一个表现，而美国手上有特别多的筹码，原因就在于它在“全球双层循环”当中的优势地位。

这一章中我们分析了中国经济成长与全球秩序之间的关系。这个全球秩序的治理机制虽然已经遭遇严峻的挑战，但是它仍然对未来的演化路径有着某种规定性效应，我们无法脱离它来凭空想象未来的秩序。下一章我们将讨论一下这个全球秩序的生成及演化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