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开放与封闭的对抗

破茧  作者:施展

中国经济近30年来的高速成长,是在高度开放的状态下实现的。我们把视野拉高一个维度就会发现,国际秩序的演化有一个基本逻辑:它是一个开放秩序与封闭秩序相对抗,开放秩序在对抗中不断扩展的过程。中国的开放与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实现的。这个逻辑也是我们理解未来秩序演化路径的一个重要基础。

回顾历史上的一个很典型的案例——拿破仑掌权时期的法国与英国的对抗史,我们就更容易梳理清楚这个逻辑。

如何困死拿破仑

拿破仑1799年开始执掌法国政权,此后东征西讨所向披靡,不服的国家几乎都被他打趴下了。只剩下一个英国,它死活就是不服,于是拿破仑下定决心要跨海打败它。但是拿破仑组织起来的庞大舰队,在1805年的特拉法加海战中遭到英国的致命性打击,精锐尽失,再也没能恢复起来。现在伦敦市中心有个广场叫特拉法加广场,就是纪念这场战役的。既然靠军事手段搞不定英国,拿破仑就动用了第二个办法——贸易战。1806年,拿破仑颁布了大陆封锁令,要求欧陆所有国家断绝与英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法国地盘上的英国侨民都被视作战俘,英国的货物和商船,以及曾在英国靠岸的中立国的船只,一旦落到法国手里就会被全部没收。

这个政策真是够狠的,拿破仑看准了英国的财富和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海外贸易,而欧陆是英国最大的市场,于是他就想把英国封锁在这个市场之外,憋死它。但是可别忘了,贸易是相互的,拿破仑想憋死英国,英国反过来也会想办法憋死拿破仑。所以英国马上针锋相对地宣布,没收那些配合法国大陆封锁令的中立国船只,其他中立国船只都要到英国指定的港口卸货,同时对法国实施禁运。双方用的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打法,这种情况下就看谁能扛得更久了。历史证明,法国扛不过英国,拿破仑的政策失败了。因为法国的盟友们首先就受不了了。俄罗斯和普鲁士等国都是大量出口农产品的国家,它们最主要的市场就是正在发生工业革命的英国;法国本身差不多也是个农业国,跟普鲁士、俄罗斯近乎同态竞争,根本无法替代英国来消化俄罗斯等国的产品,还要硬逼着俄国不许和英国贸易。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就偷偷地和英国进行走私贸易。拿破仑发现屡禁不止,这样下去根本就耗不死英国,只能先把俄罗斯这个吃里爬外的家伙干掉再说。所以拿破仑在1812年发动了征服俄罗斯的战争,也正是这场战争把拿破仑送上了末路。

英法的这段对抗史,通常会被归为海洋秩序与大陆秩序的对抗史。如果你对欧洲史比较熟悉,就会发现近代以来的海陆对抗历史都是以海洋秩序获胜而告终。16世纪的陆地霸主西班牙,败给了英国;后来,西班牙加入英国一方对抗新的陆地霸主法国,法国又几次败给了英国;再后来,法国也加入英国一方对抗另一个新的陆地霸主德国,德国先后两次败给了英国和美国;之后,德国也加入英美一方,对抗新的陆地霸主苏联,苏联又败给了美国。

总结一下这段历史:海陆秩序的对抗史,就是海洋秩序不断获胜的历史。海洋秩序每获胜一次,就有可能把失败的陆地霸主拉到自己这一边,此时又会冒出一个新的陆地霸主,并且搞出一套新的玩法,但海洋秩序还是会获胜,再等待下一个陆地霸主的出现。于是,这个对抗史又可以说是海洋秩序不断扩展的历史。

为什么总是海洋秩序获胜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总是海洋秩序获胜呢?这就跟前面说的开放秩序与封闭秩序的差异有关了。

我们继续聚焦在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上,会发现:拿破仑能做到的只是控制欧洲大陆市场(实际上,他在这方面的控制力也很成问题),但这种控制就意味着他只能放弃欧洲之外的全球市场,因为法国的这个政策让他只能放弃海洋。带来的结果就是,拿破仑代表欧洲大陆封锁英国,英国则代表全世界封锁欧陆。其他的陆地国家与海洋国家争霸失败的过程,也都大同小异。

拿破仑努力控制的欧陆市场,规模肯定小于英国能主导的全球市场,小市场的经济效率低于大市场的,这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学逻辑。所以拿破仑的政策注定失败,不是因为俄国吃里爬外,而是基本的经济规律所致。从一个直观的数字也能看到这一点:大陆封锁的前一年,1805年,英国的对外出口额是4820万英镑;封锁了4年之后的1810年,英国的出口额达到了6100万英镑。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大陆封锁政策是一种超级贸易保护政策,虽然它让法国的很多领域的工业生产能力也获得了翻番甚至几倍的提升,但法国最终还是败给了英国。原因就在于,在大陆封锁政策下,讨论法国的经济效应,大致只能以法国为单位;讨论英国的经济效应,则要以远大于英国的全球市场为单位,所以两国本身的统计数字,是无法真实反映它们的影响力的。

为什么英国就能主导全球规模的大市场呢?因为全球贸易是通过海洋完成的,而英国主导着海洋。但更重要的是,对英国来说,主导海洋与主导全球市场是互相成就的。它能够主导海洋,就能控制全球贸易航线;而能够主导全球贸易,从中获得的收益又让英国有财力来主导海洋。也就是说,海军能力和经济能力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而陆军能力和经济能力则不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而是一种消耗性关系,这就让拿破仑政策的经济效率更低下了。

那么英国主导海洋,是要把全球贸易都控制在自己手里,像拿破仑控制欧陆贸易一样吗?当然不是。对海洋国家来说,既然它已经控制海洋了,那就可以把海洋开放出来,让所有人到上面做生意,然后自己来收租,这才是最划算的;这就相当于自己建立了一个平台,向所有来做交易的小商户收租,自己用不着再费力做具体的交易,这是最划算的。而如果主导欧陆的拿破仑不特地去控制欧陆贸易,欧陆国家就很容易加入全球市场,自己的整体战略就会泡汤,所以法国不得不直接上手。

说到这儿,海洋秩序与陆地秩序的一个本质性差异就浮现出来了。这个差异并非一个在海上搞事,一个在陆地上搞事,而是两者打造的分别是开放秩序和封闭秩序。所以,海洋秩序与陆地秩序的对抗史,又可以说是开放秩序与封闭秩序的对抗史,最终是一个开放秩序的国家不断获胜,并把过去的封闭秩序的国家拉入开放秩序,使其不断扩展的过程。

我们还可以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来看看开放秩序不断战胜封闭秩序的人类历史。

在16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前,想争霸的国家,只能想办法动员自己地盘上的资源,谁的地盘大,谁就更容易获胜;但是在大航海之后,争霸的国家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动员资源,谁能动员更多的远方资源,谁就更容易获胜,和本国地盘大小没有必然关系了。那又该怎样动员远方的资源呢?主要是通过远洋贸易。于是我们就会看到,争霸的国家所要打造的秩序越有利于远洋贸易,就越容易获胜。

远洋贸易主要是由民间社会去世界各地冒险实现,范围可能遍及全球,然后逐渐形成一个全球经贸网络。在打造开放秩序的国家,政府是跟着民间社会的节奏行动,其国家战略就会落在对这个全球经贸网络的经营上,这个网络会把其他国家的经济也裹挟进来。而在打造封闭秩序的国家,政府要控制民间社会,让社会跟着政府的节奏行动,但政府控制的范围只能局限于本国领土。于是矛盾就出现了,一方面,即便在封闭秩序的国家,其民间社会实际上也参与了全球经贸秩序,因为全球市场会带来最大的经济机会;但是其政府却试图对社会进行管制。另一方面,政府又需要从民间社会中收税以便有钱来管制社会,如果政府管制太严,社会被隔绝于开放秩序,经济就会很糟糕,最终政府就收不到足够的钱来管制社会。

也就是说,这种国家越是成功地打造了自己的封闭秩序,这个秩序就越难以持续,这是一种会走向自我否定的成功;即便其经济还说得过去,其政府与社会之间也还是产生巨大的摩擦。两相对比就知道,开放秩序的国家在与封闭秩序的国家争霸时,更容易获胜。失败的一方迟早也会以某种方式加入开放秩序,唯有这样才能打破自我否定的怪圈,也才能消除其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摩擦。

现代国家的制约机制

我们做进一步观察还会发现,开放与封闭这两种秩序,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还有个巨大差别。开放秩序中的规则主要是民间社会自发形成、政府追认的结果,在形成规则的过程中,社会大于政府;封闭秩序中的规则主要是政府主导制定,民间社会被动接受和适应的结果,在形成规则的过程中,政府大于社会。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中如果社会大于政府,那么它就是开放秩序或者海洋秩序的一部分,即便这个国家不是岛国而是个陆地国家,比如“二战”之后的联邦德国;一个国家中如果政府大于社会,那么它就是封闭秩序或者陆地秩序的一部分,即便这个国家在地理上是个岛国,比如“二战”中的日本。一个国家是属于海洋秩序还是陆地秩序,是可以随着这个国家的变化而改变的。当然,这里说的是个理想状态,它可以帮我们更清晰地把握一些逻辑关系;在现实中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有个灰度递进的状态,但我们还是大致可以说,某个时期的某个国家气质上更接近哪种状态。

我们讨论开放与封闭的时候,着重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而不是把它简单还原为某种意识形态,原因在于,我们实际上无法仅仅从意识形态上来判断一个国家属于开放秩序还是封闭秩序。这与古典政治和现代政治在正当性来源上的巨大差异有关。政治统治中有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人们会问一句“我凭什么听你的”;所谓“正当性”,就是要把这个“凭什么”说清楚。

在古典政治中,统治的正当性在于统治者“上应天命”。具体什么是“天”,则是另一个问题,有可能是上帝(安拉),有可能是一个抽象的理念“天”,也有可能是某某大神。无论是什么,这个“天”都是基于宗教的,它超越于任何人和任何组织之上。古典政治正当性的核心问题在于对“天”的解释,但无论怎么解释,都不能脱离“经”,而“经”是不容修改的。一个政权能否自我证成,其统治到底有没有正当性,是有一个外在的判断标准的。

现代政治有一个巨大变化,从原则上说,它是“人民”的自我统治。所谓“自我统治”,就意味着正当性是自我赋予的,也就是说,之所以“我们”应当自我统治,是因为“我们”决定自我统治。现代政治不依赖于什么外在于“我们”的标准,只依赖于“我们”的意志。其结果就是,无论什么样的政体都能自我证成,只要它能给出一个关于“我们”或者说“人民”的建构。所以,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对“我们/人民”的建构,建构方式多种多样。同样一个群体,基于不同的叙事逻辑,能够被建构为各种意涵区别巨大的“我们/人民”。

“我们/人民”决定自我统治,因此“我们/人民”就有正当性,也就是说,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实际上是基于循环论证的。所以,在一些古典学家看来,现代政治都是僭主政治。僭主政治,就是通过自我证成/循环论证出其正当性的,它给自己设定一个标准,而自己无论如何都会符合这个标准。所以,这些古典学家认为现代政治都是由意识形态建构的,都内在地包含暴政的可能性,没有哪种政体天然地能够避免。

有个有趣的小故事,是关于提出“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的著名学者哥德尔的。他从纳粹统治下的奥地利流亡到了美国,当爱因斯坦陪他去移民局申请美国国籍的时候,移民官听说哥德尔来自纳粹统治下的地方,便自豪地说:“幸好我们美国有完美的宪法,保障了我们绝不会落入法西斯政权。”哥德尔马上反驳:“恰恰相反,我发现了美国宪法的漏洞,证明了它是会导向法西斯政权的。”幸亏爱因斯坦岔开了话头,才没让哥德尔申请国籍的事情遇到麻烦。

哥德尔是逻辑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我们可以充分信任他对美国宪法所做的逻辑梳理,就是说它确实有导向法西斯政权的潜在可能性。但为什么这没有变成现实呢?不仅美国,为什么大部分现代国家都没有堕入法西斯政权呢?

答案在于,现代国家虽然没有了来自“经”的外在标准的制约,但是在宪法之外另有制约机制,制约着宪法中的潜在危险。最重要的制约机制有两个:一个是强大的社会,一个是人们的常识感和道德本能。

先说强大的社会。美国之所以不会堕入法西斯政权,不是因为它的宪法有多完美——魏玛德国的宪法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完美的宪法之一,但希特勒的政权正是在魏玛德国成长起来的。美国不会堕入黑暗的原因在于其强大的社会。这是个大社会小政府的国家,即便政府试图利用宪法漏洞走向极权,强大的社会也会让其妄念落空;于是也就不会有人抱这种妄念了,因为没有成功的机会。

再说人们的常识感和道德本能。现代政治的正当性是基于意识形态建构的,意识形态还会通过国民教育塑造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方式,以强化其正当性。通常来说,这种教育都会有不小的效果。但要注意,所谓的“通常”有个基本前提,就是它不会严重地挑战人们的常识感和道德本能。由于社会上总是有多种多样的观念和立场,人们经常无法达成共识,难以统一行动;但是一旦哪件事情极为严重地挑战了人们的常识感和道德本能,共识瞬间就会达成,让人们形成统一的态度。

接下来就看是否有低成本的手段能够让人们的态度实现共振,涌现式地迸发。这时互联网的独特组织功能就凸显出来了,尽管它经常会让人进入信息茧房,但是当某个公共事件严重挑战人们的常识感和道德本能的时候,互联网却似乎能让人们在一瞬间进入一种集体心流的状态,从而导向一系列无组织、分布式、态度却出奇地一致的集体行动。这种集体行动表面上可能像一种大型行为艺术,但实际上它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这种自发的集体行为艺术,我们可以在疫情中看到一些案例。

实际上,现代政治奠基于现代社会,而现代社会就是一种基于市场而演化出来的复杂社会。如果社会没有足够的活力,经济就没有活力;经济没有足够的活力,就不会有能够支撑现代政治的财政;没有财政的支持,现代政治本身也就玩不下去了。因此,现代政治必须依托于有活力的现代社会,才能够真正存续下去。

所以,我们可以在现代政治中识别出两种“僭主边界”。一个是硬约束的边界,也就是政府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如果政府对社会的制约过了某个边界,那也就玩不下去了;而只要政府守在边界之内,社会迟早会发育起来。

还有一个是软约束的边界,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常识感和道德本能。互联网为这种软约束提供了最为强大的表达工具,让它能够在特定时刻以某种集体心流的方式,划出一个事先看不见却令几乎所有人都能直觉体会到的边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开放秩序也是一种正常的演化逻辑。任何一个政治体,只要给定足够长的时间,迟早都会演化出开放秩序,并与整体的外部开放秩序融为一体。这是政治体的一个基本生存原则,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陆地霸主为何前赴后继

既然开放秩序是一种注定的方向,回看历史,为什么又会不断有新的封闭秩序的国家来挑战开放秩序呢?我们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每一个新的陆地霸主,在此之前都是一个落后国家。那么它们又是如何成为新的陆地霸主的呢?原因之一恰恰就在于,它们打造了一个封闭秩序。这很重要,因为封闭秩序虽然不利于经营全球经贸网络,却有利于对特定的人群进行动员;一旦它还能与技术跃迁相结合,这样的国家就有机会成为新的陆地霸主。而在成为霸主之后,曾经的成功经验反倒成了它的诅咒,它在巨大的制度惯性之下,难以适时摆脱封闭秩序所带来的视野局限,意识不到此时进入开放秩序是更加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的,反倒会和主导开放秩序的海洋霸主发生对抗。

比如,民族主义的政治理念追求的就是典型的封闭秩序,因为它要刻意强化本民族和其他人群的区别,甚至把自己描绘成好的,把别人描绘成坏的,以便对本民族形成动员,如此打造出来的肯定是个封闭秩序。德国之所以能够在19世纪后期崛起,就是因为它以民族主义为动员机制,把国家统一起来了;德国统一之后,又率先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于是它就一举成了新霸主。但是它的民族主义理念,随即让德国与英美发生强烈的对抗,它接连失败了两次。“二战”后德国放弃了民族主义,放弃了封闭秩序,加入了开放秩序,才让自己崛起的成果能够真正被收获。

虽然陆地霸主对海洋霸主的历次挑战都失败了,但是这个历史过程也很重要。一方面,陆地霸主对海洋霸主的反抗,会让海洋霸主本身也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和改进;另一方面,陆地霸主都是大国,它们在反复失败之后,最终加入开放的海洋秩序,由于其体量规模,海洋秩序也不会是老样子了,而是会不断发生演化,也不再是由海洋霸主一家独大地来主导了。只有这样,开放的海洋秩序才能逐渐发展为属于全人类的秩序,而不仅仅是海洋霸主自家的天下。

总结一下:海洋秩序/开放秩序与陆地秩序/封闭秩序之间的对抗史,是海洋秩序不断扩展,但陆地秩序不断反抗,进而使得海洋秩序不断地朝更加开放包容的方向演化的过程。

这是我们看到的国际体系演化史不变的核心线索。要真正把握这个线索,还需要对海洋秩序的深层逻辑做进一步的分析,基于此我们才更能认清中国今天所处的地位以及可能更合适的战略方向。下一章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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