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几章对开放的海洋与封闭的陆地、普通法与成文法等各种秩序逻辑的讨论，最终都回避不了一个最硬核的问题：战争才是确定秩序的终极手段。美国作为当今的世界霸主，这个位子究竟能否坐下去，与其军事能力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今天我们在网络上经常可以听到唱衰美国的声音，其中包括对美国军事能力的唱衰。无论我们对美国的军事能力是唱衰还是叫好，都必须先弄明白该怎么分析这个问题，否则就是盲目乐观或悲观。军事能力中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战争的意志，一个是战争的能力。我们就分别从这两个角度来分析一下美国。

清教精神的核心——信仰的无条件性

要理解美国的意志，首先得理解作为美国立国精神的清教精神。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美国在日常时期经常表现得很松散，但在非常时期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两种看似矛盾的表现，其奥秘都在清教精神当中。这里所说的不是已经快被人说滥了的清教伦理的经济精神，而是清教伦理的政治精神；无论是清教的哪一种精神，其精神根基都是信仰的绝对无条件性。这个根基是生活在非一神教传统中的中国人难以理解的，但不理解它就没法真正理解美国。

不过我还是得先岔开话题，简单说一下清教是怎么来的。从中世纪一直到16世纪初，整个西欧都是天主教的世界，但是时不时会有被教会判作异端的宗教反抗者。反抗者都被镇压了，直到1517年第一个成功的反抗者马丁·路德，开启了宗教改革，才有了今天流行于北欧的路德宗。1536年，加尔文把改革更推进了一步，才有了今天统领北美精神秩序的加尔文宗（或曰清教）。

清教有着强烈的犹太创世论伦理品性。在清教看来，尽管天主教也脱胎于犹太教，继承了创世论观念，但其中杂糅了太多异教的内容，创世论品性已不纯粹，从而背离了上帝；清教则要回归更纯粹的犹太创世论伦理。这种创世论最难为生活在非一神教传统中的中国人所理解的核心在于，创世是“无中生有”，也就是说，上帝创世并不像女娲用泥巴捏人或者盘古劈开混沌那样，依托于预先存在的材料，而后者的所谓创造只不过是改变材料的属性；上帝创世时什么都不依靠，只依凭自己的意志。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光就出现了，不需要依赖任何材料或条件，完全是从“无”当中创造出“万有”。女娲或盘古则是改变“有”的形态，在创世论看来，这个不叫创世，而叫手工。

“无中生有”的上帝，是全能、全知、全善的。因为一切都依凭上帝的意志，不受制于任何材料或者条件，它当然“全能”；因为一切都来自上帝的创造，它当然“全知”；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独立于上帝之外，自然也就没有可以用来评判上帝的道德标准，相反上帝的意志才是一切的判准，是“善”的来源，它当然也是“全善”的。而女娲、盘古就不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他们创造时需要依靠一些预先存在的材料和条件，他们控制不了这些材料和条件，反倒要受其约束。

作为非信徒，我们未必会接受创世论的这种理念，但是必须搞明白那些接受这种理念的信徒是如何想问题的，才能知道如何去理解他们的行为。

信徒会如何思考问题呢？很简单，因为上帝是全能、全知、全善的，所以信仰必须是无条件的。如果你认为信仰还要有个条件，不满足那个条件你就不信仰上帝，那你信的根本就不是上帝，而是那个条件，然而，根本就没有什么独立于上帝之外的所谓“条件”。

信仰的无条件性达到什么程度呢？一个最极端的例子体现在《圣经·旧约·约伯记》当中。上帝纯粹为了跟魔鬼打赌，就放任魔鬼把信仰虔诚、为人善良的约伯蹂躏得死去活来，约伯一度对上帝发怒、抱怨，但被上帝痛斥之后马上悔改，从此更加虔诚地信奉上帝。在非一神教信徒看来，约伯好人没好报，无辜被玩弄却还要被强迫虔诚信奉，这样的上帝简直太邪恶了，怎么可以信仰？

但是在一神教信徒看来，这才证明了信仰的无条件性。一个人信仰上帝并不是因为信仰上帝有好处，而是因为信仰上帝是对的。为什么信仰上帝是对的呢？因为上帝是一切意义的来源。如果没有好处你就不信上帝，那只不过证明你信仰的根本就不是上帝，而是那个好处。如果追求好人一定要有好报，那就是背弃上帝而追逐“好报”

（好处）。如果你说自己并不是追求好处而是追求正义，“好人没好报”是违背正义的，那就意味着你认为还有独立于上帝之外的道德标准，连上帝都不能违背这些标准；但一神教信徒认为这种标准是根本不存在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它想做什么，什么就是善的。倘若你要上帝符合你内心确信的条件才肯信仰上帝，那也意味着你根本就背弃上帝了，因为你否认它的全知、全能、全善。所以，如果要追求正义，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无条件地信仰上帝。

维特根斯坦的惊人之语

我们还可以通过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犹太人维特根斯坦的一句惊人之语，来进一步了解这种精神结构。它也更能让你体会到，这种精神结构对中国人来说是多么陌生。

“二战”后，奥斯威辛集中营屠杀犹太人的罪行被揭露出来，好多人都在质疑，在奥斯威辛之后，是否仍然可能信仰上帝。犹太人自称是上帝的选民，可你们在集中营里都那么悲惨了，上帝为什么还不施以援手呢？明天你们就要进焚尸炉了，今天上帝仍然不管你们，这一刻上帝在哪儿？这样的上帝还值得信仰吗？

维特根斯坦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像约伯一样，越发虔诚地信神，明知道马上就要进焚尸炉了，你对神无比虔诚的信仰却依旧没有丝毫动摇，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这种说法对非一神教信徒来说简直匪夷所思，这也太阿Q了吧？但这恰恰反映了犹太教创世论的底层精神结构。

如果明天就要死了，上帝却不来救你，于是今天你就不信了，那你信神是为了什么？答案是，你信神只是为了活命这个最大的好处，如果没有，你就不信了。那此时你信的究竟是神，还是你从神那儿得到的好处呢？如果你是因为有好处才信神，那就意味着你的内心实际上是被外在物质所决定的；从哲学意义上讲，你这个人就跟动物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如果你选择信神，是因为这是对的，而不是因为这样做能给你带来好处，这才意味着你已经在真正意义上证明了，你的心灵不再被任何外部世界的物质条件所决定，而可以按照自己内在的信念自主抉择，所以你的心灵是真正自由的。

你以这种极致的方式，真正证明了你的精神是自由的，灵魂是自由的。在这种情况下，你信的东西别人接不接受，是另一个问题。但是你的这种道德抉择，证明了人的内心、人的灵魂是可能自由的，可以不被物质所决定，从而证明了人之为人的伟大性，体现出人跟动物的根本性区别。

如果你明天要进焚尸炉了，今天你就不信了，那么希特勒杀你，在绝对意义上，他不是没道理的。因为希特勒杀犹太人的理由就是，犹太人是一群唯利是图的小人，他们把社会给搞坏了。如果你因为上帝没来救你就不信了，那你的确是唯利是图的小人。

但如果希特勒明天就把你杀掉，你今天还能照旧虔诚信神的时候，你的信仰就不是有条件的，而是无条件的。此时希特勒杀的就不再是犹太人了，而是一群真正证明了人性之伟大、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心高尚且灵魂上永远无法被毁灭的人。在一神教信徒看来，在这个意义上你已经获得救赎了，因为这样无条件相信神的强大内心，不是个人靠自己就能够获得的，要靠神的恩典才能获得。神要救赎的就是你的精神，而不是你的肉体。

正因为你的信仰是无条件的，你能够像约伯那样坚持下去，你的内心才是不被物质所决定的，是真正自由的。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杀犹太人这件事便无条件地成了反人类罪，否则他就是反犹太人罪。通过你的死，你真正证明了人之为人的伟大性、人之为人的高尚性，你的灵魂获得了升华，于是犹太人的死就不再是一种生物性的死亡，它开始被圣化为牺牲；牺牲才构成人类可宝贵的东西，它是真正能够引领人走向更高的精神世界的路标。这个故事虽然是关于犹太人、犹太教的，但是坚持信仰的无条件性和内心决不妥协的精神结构，在最原初的基督教中也是一样的，也是后来的清教徒所追求和信仰的。

说到这里，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对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多么难以理解的观念。但这恰恰是美国的立国精神所在，也是要真正理解美国就必须先理解的一种观念。

清教伦理下的个人主义政治原则

我们在创世论伦理和非创世论伦理之间做个对比就会发现，创世论伦理相信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所以没有什么是上帝克服不了的，上帝不需要任何中介，直接决定每一个人的命运，个人除了上帝的意志不受制于任何东西；非创世论伦理则认为，有一些东西是无论什么力量都克服不了的，甚至连神都要服从它，这些东西就构成了人们必须服从、无从摆脱的命运。在基督教的几大教派中，清教对创世论伦理的坚持是最为纯粹的，在它看来，天主教已经背离了这种创世论伦理，背离了上帝。

对非创世论伦理来说，既然在个人之上还有一种个人无法摆脱的命运，那么个人的最高德行就在于对命运的顺应、对自我欲望的克服。天主教在千余年的历史演化过程中，有些非创世论的要素融入进来，比如它主张“因功称义”，也就是努力行善就能获得救赎，这就相当于主张有一种连上帝都必须服从的道德原则——“好人应当有好报”。这些道德原则是基于传统的，而寄托在民族文化中的传统，又被转化为个人应当顺服的命运；在近代世界，它们又在政治实践中被进一步表达为民族主义。出身于特定的民族是个人无法选择的命运，而他应当认同源自传统的民族；忠于民族的事业，是一种至高的德行。

清教则在纯粹创世论背景下否定命运—传统对人的束缚，强调上帝与人的约法。十诫当中第一诫为：“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如若承认个人必须接受命运—传统，无异于承认在上帝之外另有一个神，这是不可接受的。所以，清教徒的政治抉择是拒绝命运—传统的束缚，在与上帝之约的基础上自我立法、自我治理。对他们而言，政治的基础是上帝赋予个体的道德责任，也就是自由意志（前面维特根斯坦的惊人之语以极端的方式说明了自由意志的内涵），拥有自由意志的人应当自主决断、自我负责，而绝不应顺服什么命运—传统预先给定的框架。

简单来说，在非创世论背景下，既定的命运是主宰，个体要顺从命运；在纯粹的创世论背景下，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才是主宰，它赋予个体以自由意志，个体要去主宰、创造自己的命运。

于是，清教伦理下的政治一定是个人主义的，而非集体主义的。这种个人主义不承认“民族”“国家”之类的东西会决定一个人的价值，个人的价值只能来自上帝对个人的直接赋予，个人是独立地对上帝负责、对自己负责的。这种个体性的道德责任不指向任何特定的族群或文明，只指向上帝，它会表达为一种可以超越任何疆界、任何人群的普遍价值。

这与民族主义的国家观和道德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民族主义认为世界是由一个个独立的、不可被还原的国际法实体（国家）组成的，每个国家都以其自己的命运—传统或曰民族为认同的基础，个体要从属于国家、民族；清教政治伦理则将世界作为一个无差别的整体来看待，个体才是权利的基础，国家则是个体聚合在一起，用来为每一个个体服务的工具。

逃离旧大陆去往北美新大陆的清教徒，在其登陆之前签订的《五月花号公约》便深刻浸透着清教政治伦理的表达。清教徒结成的政治秩序也会形成其传统，但该传统不是实体性的民族精神之生长，而是会表达为一种抽象的法律秩序之延续，这是对犹太教—清教约法传统的继承。清教精神是美国政治的深层精神结构，其内在的普遍价值对国界的穿透性，是美利坚对所有个体吸引力的奥秘所在。正因如此，自由女神像基座上的诗句：

才会如此地撼人心魄。也正因如此，美国价值观会成为美国所定义的核心国家利益之一。基于民族主义的德意志帝国依托于特定的日耳曼文明，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自我局限，无法精神性地跨越国界，否则“德将不德”，这是其最终无法与盎格鲁-撒克逊帝国对抗的精神性原因。

美国的两面——日常时期的松散与非常时期的力量

对美国人来说，其立国精神便是清教精神，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会把本国视作一个清教共同体。

清教徒相信自己是上帝所拣选救赎的人，世间是充满邪恶的，所以自己所属的清教徒共同体（也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在这个世界上便有着特殊的使命，要把对神的服从、对公义的光大作为自己的责任。

然而，负有特殊使命的是清教徒共同体，也就是这个国家，而不是政府，政府只是这个共同体选出来为自己服务的。人皆有原罪，即便是上帝已经拣选的清教徒也无法摆脱欲望的诱惑，所以政府本身也是人们要警惕的对象；但是清教徒共同体要履行面对世界的使命时，政府是必要的工具。

也就是说，对清教徒而言，政府是一种必要的建制，而且它可能是恶的；但它应该是善的，因为清教徒共同体本身肩负的使命是善的。清教徒的这种立国精神，使得美国的国民有着强烈的国家道义感，而这种道义感又可以与对本国政府的高度不信任相结合。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只有在清教政治伦理的基础上才能够获得深刻理解。

因为对本国政府高度不信任，所以美国联邦政府获得的授权有限，在很多事情上都被束缚住了手脚，不能去做，于是从外观上来看，美国就很松散。不过，人们日常要面对的大部分事情靠地方的自组织机制就能搞定。但美国的地方自治高度发达，一方面，这来源于《五月花号公约》所留下来的清教自治精神以及英国的普通法传统；另一方面，这又得益于美国优越的地缘环境，它不需要面临任何陆地上的强敌，不需要强大的陆军，于是中央政府没有能力集权以压制社会。这就让绝大部分小事都在地方自治层面被搞定，没有机会发酵上升为不得不“集中力量”应对的“大事”。

有一些似乎是“大事”的事情，比如建设横跨东西的大铁路、铺设密集的高速公路网络、开发石油，实际上在美国也不是靠集中力量完成的，而是靠民间资本完成的，在市场的驱动下，效率非常高。今天，效率之所以看上去不那么高了，是因为已经没有那么多要做的了。而市场一旦真出现要做的，民间资本也会很快把“大事”搞起来，比如页岩气的开发。

还有一些事情看上去是“大事”，实际上对不同群体的利益的影响可能非常不一样——有受益的，也有受损的，不同群体彼此之间的制约就会让这些“大事”也办不成。

疫情期间我曾和一位生活在美国的朋友讨论到这一点，他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评价：“美国是一个无法被从上到下动员起来的国家，这个国家很难被惹急。但一旦它被惹急了，九头牛都拉不回来，被动员起来的力量惊人，全民都是自发的，要捍卫自由。”他说到的“很难被惹急”，并不是因为美国人脾气好，而是因为各种“大事”有的被地方自治消化掉了，有的被市场消化掉了，还有的在各种群体的相互制约中弥散掉了，国民很难整体性地被动员起来。从外部看上去，就是“很难被惹急”。

然而，一旦触及美国人共识的底线，“大事”就出现了，整个清教共同体就会很快被动员起来，也就是被“被惹急”了，“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了，进入了非常状态。此时清教共同体对世界的特殊使命感被激活，全民自发动员起来，其效率根本不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所能比拟的。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我要做”，后者是“要我做”。前者是不惜代价地自发集体行动起来，捍卫自己最珍视的价值，这是一种集体心流的状态；后者是被组织整合起来，需要精细复杂的监督与控制机制，很多资源会被消耗在这些方面。

在偷袭珍珠港之前，日本人就小看了美国，认为这是一个大大咧咧、马马虎虎、贪生怕死、不能办大事的国家。尤其是美国面对在欧洲和亚洲这两个战场已经打了几年的战争时始终保持中立、态度暧昧，更让日本看不起。所以日本就决意冒险偷袭珍珠港，灭掉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想一举成为太平洋霸主。

没想到，在偷袭之前，美国人还处在“很难被惹急”的状态，可偷袭事件一下就把美国人惹急了，他们瞬间被自下而上地动员起来，凝聚成一个整体，迸发出可怕的力量，能办的事之大，远非日本人所能想象。

1941年年底，珍珠港被偷袭，美国在这一年的坦克产量是4052辆，到1943年，产量近3万辆。美国参加“二战”的4年时间里，共生产了8万辆坦克、1400万辆汽车、30万架各类飞机，建成航母131艘、战列舰10艘、巡洋舰48艘、驱逐舰355艘、护卫舰498艘、潜艇203艘、登陆艇64500艘；而同时期的日本共生产坦克5000辆，建成航母17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6艘、驱逐舰63艘、潜艇126艘。虽然日本在前期占尽了优势，但当美国“被惹急”了开动战争机器后，日本便以可怕的速度快速失去其优势。美国在“二战”中的巅峰时期，每周就能有1艘新航母下水。

在欧洲战场上，德国虎式坦克每击毁1辆谢尔曼坦克，就有4辆谢尔曼走下生产线并被装船运往欧洲战场。这种生产力是当时世界上所有国家加起来都比不上的。

今天的美国看似不以制造业见长了，看似不再拥有那种力量，那些辉煌也已成明日黄花，但要知道，那是因为今天仍然是日常状态，美国人还没有“被惹急”。美国一旦“被惹急”，进入非常状态，将近80年前的历史不是不可能重现。

在和那位朋友讨论的时候，我回复道：“美国人被惹急了之后就是全民心流，碾压性力量席卷而来，《圣经》里有个说法叫‘万军之耶和华’，差不多就是这个感觉，这是清教的政治效应。”

写下这条消息的时候，我眼前浮现出5年前在日本的一座博物馆里看到的一幅画。那并非什么名画，而是我在一个日本历史展览中碰到的一幅关于“二战”的画。它画的是惊涛怒号的大洋中，美军战舰劈波斩浪而来。战舰在愤怒的大海上疾驶，整个世界都笼罩在一种铺天盖地的力量感当中。画面让我想起了《圣经·旧约》中上帝的雷霆之怒。

毫无疑问，“被惹急”的美国人用两颗原子弹的雷霆万钧之力，让日本人真正地理解了什么是美国人的“大事”，理解了美国的力量所在。

核武器对战争的重新定义

核武器诞生于“二战”末期，这是人类武器史上一次质的变化，它是一种终结了核大国间的战争的武器。这背后有一个很有趣的逻辑。

我们都知道一个经典论述：“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就是说，战争是一种手段，它从属于政治目标。但是核战争却会喧宾夺主，把政治目标给取消掉了。

核大国间的战争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不追求彻底灭掉对方，只追求有限目标，而追求有限目标所使用的必须是破坏力可控的有限武力，以便为政治谈判留下空间。要使战争作为政治谈判的筹码，其前提是，我拥有强大的力量，你也清楚地知道我有这种强大的力量，而我究竟会如何使用这种力量，取决于你会在谈判桌上如何让步。核武器的破坏力是不可控的，这就意味着无法根据谈判桌上较量的情况，来成比例地使用武力。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取消政治了，战争也就变得没有意义。

另一种可能性是追求彻底灭掉对方。这就要求一方必须能够通过一次闪电攻击彻底歼灭对方，否则只要对方还有能力进行核报复，自己便无法承受。各个核大国都迅速发现了这个逻辑，于是就形成了核武器上的军备竞赛，核大国都要确保自己在遭受攻击后仍然有毁灭性的二次打击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已经不光是取消政治，而是彻底取消生存，战争也就变得更加没有意义。

既然核大战取消了战争的意义，那如果核大国之间只进行常规战争又会如何呢？也不行。常规战争中会有吃亏的一方，谁也无法担保吃亏的一方不会在各种内外压力之下杀红了眼，把常规战争上升到核战争。一旦上升到核战争，那之前的常规战争所追求的各种政治目标也就都泡汤了，常规战争也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所以，核武器因其超强的破坏力，反而终结了核大国间的战争。这也是为什么中印两国在边界地带发生冲突时，居然是用冷兵器进行的。初看上去这种打法很匪夷所思，细想一下就知道，这是两个核大国之间的一种默契。

细看历史，我们也会发现，在核武器出现之后，基本上都是没有核武器的小国之间发生常规战争。那大国都在干什么呢？很简单，操纵小国作为其代理人，替自己在某些热点地区打仗。最起码就冷战期间而言，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如此。大国不能进行热战了，为了能够拉拢小国到自己这一边，便在观念领域展开了激烈的争斗。争斗的核心命题是，人类的前途命运到底在何方。它们通过这种观念争斗打造自己的阵营，拉拢更多的小国，让它们站在自己这一方。

我们暂且把小国的事情放在一边，先来看看核大国。对核大国来说，核武器不是拿来用的，是拿来看的，有了它就有了谈判筹码。但是使用这个谈判筹码的关键就在于，核大国只能威胁说要使用它，但不应该真的使用它。一旦真的使用，筹码反倒没有价值了。

基辛格对核威慑战略的研究堪称经典。他提出了（核）威慑所必备的三要素：实力、使用实力的决心，以及对手能够意识到你的实力和决心。这三点缺一不可。我们来分析一下就知道，在核武器时代，大国间不应有核战争，只应有核战略。战略的基本逻辑是，威胁说要使用核武器，并且要确保大规模报复的有效性，同时让对方明确认知到这一点，这样威慑的有效性就达成了，剩下的就是外交谈判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核武器的储备只要“够用”就行了。“够用”的标准是，确保自己在遭受对手的一次核攻击之后，仍然拥有做出大规模报复的能力。

基辛格对此也提出过两个基本原则，以遏制对手先发制人的攻击：（1）避免采取易于被别人误解为突然袭击的前奏的措施，不管这些措施的原本意图为何；（2）自己一方的报复力量必须得到周密的保护，对方即使感觉到被威胁，也不能通过先下手攻击使自己的地位得到很大的改善。[亨利·基辛格：《选择的必要》，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商务印书馆，1972，第25页]

超出“够用”的量的核武器，则没有太多拥有的必要，因为核武器的保养费用是非常高的，完全没必要在足够让对方死一次的情况下，持续花大钱以确保对方能死十次。但是反过来问一下，是不是索性废除所有核武器，人类就会更好、更太平了呢？不是这样的。因为只要废除了核武器，大国之间的常规战争就会重新成为可能，人类并不会更太平，反倒会有更多的硝烟。而即便真的废除了核武器，也无法废除人类生产核武器的知识，常规战争中随时可能会有一方重新生产核武器，人类就会重新进入核时代。

我在“信息茧房时代”那一章提到过，国家学说的奠基人霍布斯提出，普遍的恐惧也会成为建立共识和秩序的起点。跟常规武器相比，核武器给人类带来了更加深刻而普遍的恐惧，但是这反而能通向一种意料之外的秩序。

越战与创新

现代战争使用的都是热兵器，热兵器的生产是基于工业能力的，所以现代战争在本质上是工业能力之争。通过前面对珍珠港事件之后日美两国战争能力的对比，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工业能力上的差距所带来的战争能力上的差距。

核武器重新定义了战争，冷战期间美苏两国没有真刀真枪地打起来，而是进行了大规模军备竞赛。双方比拼的也是工业能力，两国的工业能力都很强，初看上去似乎难分胜负，甚至苏联由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一度还领先于美国。然而，大规模军备竞赛是非常烧钱的，对国力有着巨大的消耗，所以分胜负的关键在于谁烧得起，甚至是谁能一边烧钱一边造钱。这里所说的“造钱”，不是指增发货币等做法，而是指将在军备竞赛过程中发展出的新技术转化为民用，从而刺激经济发展的能力。

一旦要比拼这种“造钱”能力，美国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苏联“集中力量办大事”，要求将整个国民经济都高度计划起来，以便把优势资源都投放到军事工业上。美国则是自由市场经济，技术形成民用转化的效率更高。再加上我在前面谈到过的《拜杜法案》所带来的效应，美国的技术转化效率以及经济发展的能力就更是高于苏联。所以，最终美国获胜了。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美国社会在军备竞赛期间的一个特殊的创新逻辑，这又与前述的清教精神有关。这个逻辑还可以与一个可能的质疑关联起来。我前面谈到过美国“被惹急”后会迸发出巨大的力量，有人可能会质疑，越战时美国难道没被惹急吗？但是它被打得灰头土脸，那会儿美国的力量在哪儿呢？

我对这个质疑的回答很简单，美国的力量在于美国人作为一个共同体/国家的力量，而不是美国政府的力量。政府和这个共同体的精神走向并不总是一致的。当两者不一致的时候，比如越战期间，也就是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在外面灰头土脸的时候。这种不一致却会激发共同体/国家精神的自我更新，所以，美国在越战之后迎来了一轮更加耀眼的创新和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越南与美国的关系也正常化了。

说到这里，我还得简单地说一下美国为何会打越战。美国在冷战时期提出过“多米诺骨牌”理论，认为东南亚地区就像一排多米诺骨牌，越南是其中的第一张，一旦越南这张骨牌倒下去，被共产主义阵营所征服，那么后续就会有一系列国家像骨牌一样跟着倒下去。因此，为了防止“多米诺骨牌”效应，美国就必须按住越南这第一张骨牌。

越战刚刚打响的时候，美国的普通民众大都非常支持政府在越南的所作所为，因为民众都接受了“多米诺骨牌”理论，相信如果越南保不住，那么整个东南亚就保不住，作为自由世界的盟主，美国有义务为自由世界守住最后的屏障。

但那时正赶上信息传播技术出现重大进步，彩色电视出现了。随着前线传回的各种战地信息的增多，美国民众可以看到翠绿欲滴的热带雨林被燃烧弹烧成白地，可以看到那张越战中最为著名的照片——燃烧弹烧光了小女孩的衣服，赤身裸体的小女孩在街上惊慌无助地跑，还可以看到北越的支持者被南越的警察当众枪决，等等。种种彩色影像都对美国民众的心理构成了巨大的冲击。

美国民众本来觉得，支持政府到越南打仗的初衷是保护自由主义世界的秩序，是让北越人民也能够享有所有人都应该享有的人权。但他们在现实中所看到的，却是北越人民在为战争付出巨大的代价，这违背了美国政府最初的承诺。美国民众得知南越统治者的腐败时更加愤怒，觉得南越政权看上去还不如北越呢，这样的盟友不要也罢。但是美国政府却坚称如此腐败糟糕的南越政权是自由主义阵营的重要堡垒。

各种让人恼火的事情加在一起，美国民众就开始质疑发动越南战争的正当性了。可是美国政府方面在越南战争中越陷越深，为了将战争继续下去，便开始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这反过来引起了美国民众更大的愤怒，因为在他们看来，支持越南战争的理由是，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灯塔，应该肩负起捍卫世界人权的责任；但如果政府居然以撒谎的方式来掩盖其错误，此时他们就要问一下：这个国家是否还配得上做自由世界的灯塔？如果配不上，那首先得重整美国内部，让其配得上这个伟大身份，然后才有资格去安顿外部世界。

在这一系列观念的背后，我们能看到美国民众对本国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对本国的世界责任的体认。大众的这种信念和前文提到的美国的清教精神之间是有共振的。

所以，这个时候，美国民间就开启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反战运动刚好和同一时间发生的另一个重要社会运动又发生了共振，这就是美国南方的黑人民权运动。从法理上说，100年前的南北战争已经为美国南方的黑人争取到了平等的权利。但是随后南方又通过一系列技术性的条款，使得黑人在事实上无法行使与白人平等的公民权利。南方的黑人对此感觉非常屈辱，2018年上映的美国电影《绿皮书》讲的就是这种种族不平等的状态。

美国南方的黑人在20世纪60年代掀起了大规模的民权运动，要争取跟白人平等的权利。民权运动反对的对象就是美国当局，反战运动要反抗的对象也是美国当局，这两股运动于是就合流了。当时不仅仅是美国，大部分西方国家内部也爆发了一系列反政府的示威、游行，甚至暴力的对抗行动。这一系列对抗行动被后人称作1968年的“五月风暴”。

五月风暴中，西方民众反对的是建制化的制度，而建制化制度的总代表就是美国政府。对第三世界来说，他们要反抗一个不公正的资本主义秩序，资本主义秩序的总代表也是美国。所有这些又跟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和黑人民权运动合流，形成了巨大的共振效应，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都引发了一系列影响非常深远的反体制行为。

所谓反体制行为，简单地讲，就是凡事都跟官方反着来。官方或者主流认为不应该怎么做，就偏要怎么做。比如，主流思想认为应该在性关系上保持洁身自好，那么很多年轻人就偏要同性恋，偏要滥交。比如主流思想认为吸毒是件坏事，认为摇滚乐使人玩物丧志，那么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就偏要天天嗑药，夜夜搞硬核摇滚。以至于到最后，美国社会出现了一句著名的口号，叫“要做爱，不要作战”。跟体制对抗，就意味着你一定要摆脱体制强加给你的那种规范化的思维方式，你必须跟常规反着来。所有这些对体制的剧烈反抗，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对现实秩序的普遍反思。

由此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意外结果：这些反体制的行为带来了大量的脑洞，全新的脑洞则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创新效应。这种效应影响极为深远，以至于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一系列最伟大的美国公司，比如英特尔、惠普、微软、苹果，都是在那个时代成立的。

所以，如果仅仅从一个短时段来观察，你会觉得那几年美国社会似乎已经被折腾得奄奄一息，西方已经日薄西山了。但是如果把那个时代放在更长的时间段上回看，你就会发现，那正是美国在经历剧烈阵痛，也在孕育涅槃重生的一个时代，它反倒给美国带来了连美国人自己都始料未及的创新效应。

这样我们就看到，第三世界的兴起与美国的内政，进而与世界秩序的整体性重构之间，有着深刻的关联。第三世界的反抗运动，很奇妙地在美国激起了伟大的创新，于是美国不仅在政治上实现了涅槃，也在技术上迎来了又一轮革命。从技术的演化来看，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红利被吃尽之后，就该进入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了。技术革命是很难在计划经济下出现的，更容易在市场经济下出现，但市场经济下的创新也需要一些环境的刺激。第三世界的革命大潮在美国激发了强大的反体制运动，也很意外地激发出大量脑洞，从而刺激了创新。第三世界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参与到了美国的重构当中，参与到了一种新的技术革命当中，整个世界秩序因此进入一个全新的演化逻辑。

空天战与战争行为的警察化

在美国的那一系列创新中，有一项源自国防项目的技术，就是美国国防部于1969年组建的阿帕网。这项技术在转为民用后就是我们今天的互联网，对今天的世界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广义的互联网技术又进一步重新定义了战争。战争逻辑新的变迁可以归纳为两点：国际层面上战争行为的警察化，以及国内层面上警察行为的战争化。这使得过去我们所熟悉的战争逻辑，以及一系列用来规范战争、秩序的法律逻辑都遭遇了极为深刻的挑战。

在解释清楚这一系列挑战之前，得先简单定义一下战争行为和警察行为。战争行为和警察行为首先都是暴力行为，暴力实际上是政治秩序得以成立的一大基础；战争行为和警察行为的差别在于，如果人们使用暴力时是在执行人们有共识的规则，那就是警察行为；如果没有共识，那就是战争行为。

国际层面上战争行为的警察化，跟今天的一系列高科技所带来的超精准打击技术相关。

遍布太空的卫星网络所提供的全面侦察技术和精确制导技术，人工智能对敌人的精确识别能力，还有基于无人机所形成的精确侦察和打击能力——这些都是从广义的互联网技术中发展出来的。它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作为一个系统，打造了一种全新的战争技术。

这种技术变迁带来了两种意义上的零伤亡率。一方面，己方军人的战场死亡率，原则上来说可以降低到零。己方的人可能只要在万里之外的后方基地，像打游戏一样盯着电脑屏幕中的战场实况，点击鼠标操纵无人机，就足以完成上司部署的所有侦察和打击任务。另一方面，对敌方平民的误伤率，原则上来说也可以降低到零，精确打击技术甚至可以精准到打击具体的个人，这是一种近乎绝对意义上的斩首战术。

由此就带来战争逻辑的巨大变化。我们以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为例，很多国家都会批评美国在战争中的霸权行为，除了说它提出的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开战理由不靠谱，还有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更重要的批评——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便随意入侵一个主权国家。对后一种指责，美国是有一套自洽的逻辑为自己辩护的。美国会说，这场战争的敌人并不是伊拉克，而是萨达姆。伊拉克人民也应当享有跟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的权利，这是大家都公认的原则；但是伊拉克人民的这些权利都被萨达姆剥夺了，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盟主，就有义务替伊拉克人民消灭萨达姆，解伊拉克人民于倒悬。因此，打掉萨达姆就是打掉了一个违规的坏人。

这样一来，尽管从国际法的意义上讲，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属于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行为；但从美国那套自洽的辩护逻辑来说，美国的根本目的是执行大家公认的规则，替大家除掉破坏规则的坏人，这属于警察行为。

但警察行为有一个基本要求，原则上来说，除了打击目标罪犯之外，警察不可以伤及无辜。而在2003年的技术条件下，美军是不可能实现零误伤的。你要去帮助的平民却正因为你的战争行为而受到很大的伤害，这样美国用来自我辩护的理由就变得苍白了。

但随着我刚才所说的这一系列空天战技术的出现，对无辜平民的误伤率真的可能降低为零。一旦达到零误伤率，类似的战争再发生时，真的就有可能变成警察行为了。这对过去的国际法会构成一系列巨大的挑战，至少有如下三点：第一，战争法的法理前提消失了。国际法脱胎于商人法和战争法，后两者在不断演化的过程中衍生出了我们所熟知的国际法。国际法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战争法只适用于主权国家之间的对决。而一旦战争行为警察化，国家主权的法理边界被彻底跨越，战争法的法理前提就消失了。接下来，国际法必将经历深刻变迁，这是个不可逆转的大势。第二，战争的意义感会被抽离掉。过去人们经常会通过电影、文学等各种形式来歌颂战争，这不是因为人们喜欢杀戮，而是因为战争能够给人带来深刻的意义感，唤起人们的共鸣。战争中的英雄、无私精神和勇敢的行为能够触动人的深层情感，会升华人对正义的感知，强化人对自己所属共同体的认同。任何一个共同体秩序的成立都必须具备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它得承诺某种意义。只有当战争通过这种意义感获得了正当性，它才能够导向战后秩序的建立。如果战争无法带来意义感，那么战后的秩序重建工作就会丧失伦理基础。但空天战技术恰恰可能抽离战争的意义感，虽然不是在绝对意义上抽离，但在相对的意义上是会有这种效果的。

因为意义感不仅仅是英雄的英勇行为给人内心带来的冲击和震撼，也包含人对他人，甚至是敌人的生命价值的感受。你会对敌方战士的英勇行为心生敬意，觉得他们背后的人群配得上战后的良善秩序。只有这样，战争才能导向战后社会秩序的建立，而不是让社会堕入无序。

但是空天战技术使战争变得像电子游戏一样，它降低了人们对战争的参与感，也抽离了战争的意义感。我们在科幻电影中会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人坐在美国某个空军基地的办公室里，拿鼠标操纵着无人机，手指一点，一颗导弹就发射出去了，下面的人就没命了，这是他上班时间的日常。等到五点，打卡下班，这位老兄把电脑一关，开车回家、买菜、带孩子，第二天早上九点再来上班，继续点击鼠标。在这种战争模式下，这个人对他人的生命的感受就变得很干瘪，战场的血肉横飞给心灵带来的冲击和震撼，一定要身临其境才能体验到。可是空天战技术让人没法体会到这些，那么战争又如何能够真正地导向人们对意义和价值的承诺，从而为未来的秩序提供根基呢？

第三，战争逻辑的变迁对美国的国内政治也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在空天战技术的背景下，美国和其他一些中小国家在战争能力方面的差距，几乎会演化为三体人和地球人之间的差距，美国的对手毫无还手之力。美国要对中小国家发动这种战争的话，最多只需要考虑成本问题，而无须考虑战争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对立方的中小国家的内部秩序可能会变成怎样，其领导人能够存活与否，或许将不再由这个国家自己决定了。如果战争的规模很小，几乎就是由美国政府高层的几个人开会决定；如果规模比较大，需要美国国会介入讨论，它也仍然属于美国的内政问题。如果美国的内政秩序可以决定其他国家的内政，那么对外部世界而言，人类该如何防止美国滥用这种超能力？对美国内部而言，它又要如何防止对超能力的滥用行为败坏美国的精神？过强的战争能力会让一个政治体自我腐蚀，这在历史上曾多次上演。比如，古罗马的战争能力碾压整个地中海地区，这给古罗马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但古罗马公民的战斗精神——这是支撑罗马的基础品质——却在这个过程中被败坏了。

再来看空天战的状况，美国在拥有对外战争中的降维打击能力之后，就出现了三个问题。其一，如何确保美国负责任地运用其力量，否则未来任何秩序的建立都将因为美国对其力量的滥用而变得不可能。其二，美国要想能够负责任地使用其力量，最重要的是其内部得有一种足够好的权力制衡关系，而且制衡的各方还要考虑国际责任问题，这便给美国内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三，如何防止美国巨大的外部力量反噬自身。如果美国败坏了，前两个问题也都会走向最坏的结果了。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全新的战争技术不仅会给国际法带来挑战，也会给很多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国内法、国内政治带来严峻的挑战。这种战争能力在根本意义上穿透了主权国家的国界，进一步模糊了外交和内政的边界。在这个意义上，外交问题就成了美国的内政问题；同样，美国的内政问题也在相当程度上成了外交问题。

恐怖主义与警察行为的战争化

说完了国际层面上的战争行为警察化，再来看看国内层面上的警察行为战争化。这种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被战争行为的警察化刺激出来的。战争行为警察化，是霸主国家以高维来打击低维；而警察行为战争化，背后则是恐怖分子以低维来反制高维，两种都是不对称战争。

警察行为战争化的出现与反恐战争相关。比如，西方国家在大力打击伊斯兰国，但打击力度再大，也无法做到赶尽杀绝。因为伊斯兰国的很多成员都是从西方国家跑过来的，在伊斯兰国崩溃之后，余下的很多人又会想办法回到西方，这就让恐怖分子成为西方社会内部的不定时炸弹了。这些恐怖分子要做的不是杀人放火之类的作奸犯科之事，而是颠覆西方各国所珍视的宪法秩序和现代社会，所以，他们对各国来说都是绝对意义上的敌人。但这种绝对意义上的敌人并不是以国家实体的形式呈现的，而是一些零散的个人。各国就只能以宪法框架内的警察行为来对付他们。

就内政法律层面而言，各国政府对付这些人只能通过警察行为。但对付这些人不是在维护一般意义上的法律，而是在维护整个现代秩序本身，所以从政治哲学意义上来说，这又是一种战争行为。

这就又带来一个巨大的矛盾：战争行为是可以暂时终止一系列人身保护权的，但警察行为却无法终止人身保护权，正好相反，从原则上来说，警察行为的目标正是要执行人身保护。宪法的一大特征在于，它要无差别地保护所有人的平等权利，一个人只要还没有被定罪，并且不会带来即刻而现实的危险，警察就不能终止对他的权利的保护，换句话说，就是不能随意侵犯任何人的人权。可警察要保护的人当中却有一些是以颠覆宪法秩序为目的的，这就给法律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法律该如何识别这些人，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合法有效的打击？警察行为此时就有了深刻的战争意涵，两种行为的边界开始模糊了。

我在第一章里谈到了关于风险社会的话题。与发达的现代社会相对应的是一套环环相扣的现代分工体系，这个社会越发达、越复杂，它也就越脆弱、风险越大，因为只要现代分工体系中的任何一环受到致命伤害，整个体系都可能因此崩溃。比如，如果你炸毁了电力系统中几个有关键节点意义的发电厂，或者破坏了几个关键的信息存储器，那么整个社会便有可能因此完全瘫痪。类似的例子很多，在风险社会中，单个人也能给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因此，潜入西方社会内部的恐怖分子个体，能够在特定意义上发动一场实实在在的战争，相对应的警察行为当然就有了战争属性。

战争行为警察化对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双重挑战，以及警察行为战争化给法理学带来的挑战，都是我们今天必须认真回应的问题。然而，在各种政治正确的话语逻辑之下，这方面的回应很不足，这就进一步增加了现代社会的内置风险。

在所有这些问题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趋势：国界在以各种方式被穿透，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民族国家”不再是我们理解问题的最恰当单位了。互联网技术则是这种趋势背后最重要的技术推动力，实际上，本书第一部分讨论的问题，也多半是由互联网对既有秩序的挑战引发的。

回顾人类历史，我们会发现，人类秩序的每一次重大演化，都和那个时代的核心技术的推动有关，新秩序的出现也与该技术有着深刻的关联。这就不由得让人想道：很可能我们对未来的可能秩序的想象，必须基于互联网技术来展开。

本书的第三部分将进入这个话题，我们将尝试围绕着未来的可能秩序和当下各种难解的问题寻找一些可能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