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先的传统对家庭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即便只剩下模糊的记忆。虽然年轻人可能会试图摆脱家庭的束缚，但他们的选择受到他们无法控制的既有结构的限制。古老的遗产确立了民族归属、社会背景、宗教习俗和地区纽带等从属特征。更直接地，如果祖父母的生活与孙辈的有交集，他们会以训诫兼具慈爱的方式来传递关于职业偏好、物质环境和行为准则的信息。最直接的是，父母会通过自己的例子和人格，职业的成功和失败，来影响孩子们的生活机遇和价值选择。埃里克·黑尔默牧师把这种无形的包袱比作“一个背包，我们在里面放了生活带给我们的一切”，它决定了今后的生活，即便大多数人很难意识到这点。

先人们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他们在“皇帝时代”（人们在回顾时称之为“美好的旧时光”）的行为决定了一战后德国儿童的生活机遇。从后来的动荡时期看来，那是一段“快乐而和平的岁月”。柏林的女售货员埃迪特·舍夫斯基回忆说，在乡下，“人们心满意足，通常比今天更加幸福”。生活似乎井然有序，事事都在意料之中。“除非田里有必须要干的活，否则周日只做基本的事。下午，女人们同邻居或过路人坐在屋前的长椅上，谈论或想着”自己的事。“这是对周中辛勤劳动的奖赏。”在更加富庶的城市，资产阶级家庭喜欢有烤肉的午宴，穿着精美的衣服在附近的公园里散步，享用咖啡和蛋糕。这是一个稳定的世界，一切似乎都各得其所。

虽然生活状况总体上不断改善，但从自传中还是可以看到，对下层阶级来说，在战前的几十年里，第二帝国的生活“贫穷而匮乏”。虽然许多商人高兴地看到进账提高而生活富裕，专业人士享受着学术头衔带来的社会尊重，但小店主和工匠们的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按照埃迪特·舍夫斯基的描述，农村生活对女仆和农夫来说仍然艰难：“微薄的食物只够生活和工作。［劳动者］每天要辛劳工作12到14个小时。没有自由时间。”在城市，无产阶级家庭生活在潮湿而疾病丛生的单间廉价公寓里。为了强化纪律，他们的孩子经常在学校挨打。工程师卡尔·黑特尔回忆说，他的父亲，一名发电厂的工人，“不停地用一把特大号铁锹将煤铲进锅炉永不满足的嘴里，每周工作超过50个小时”。帝国权力蒸蒸日上、繁荣与日俱增的闪耀形象背后是艰辛劳动和缺乏基本权利的阴暗一面。

因此，德意志帝国的性质在历史学家中间引发了无尽的争论，对于它本质上是压迫性的还是温和的，人们莫衷一是。西德的辩护者们最初试图为其积极性质辩护，而东德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抨击普鲁士是专制的，认为应该拆毁波茨坦和柏林的王室城堡。受20世纪60年代那代人的反抗启发，像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 Ulrich Wehler）这样具有批判精神的联邦德国历史学家提出了“特殊道路”理论，指责威廉时代德国的不全面现代化背离了西方民主观念，遵循的是“社会帝国主义”政策。而温和的学者则指出了德意志帝国法治的进步以及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他们的英国同行也强调，当时中产阶级拥有比人们所认为的更大的权力。这场“特殊道路”的争论仍然尚无定论，因为两种对立的观点都有许多证据支持。

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儿童，其丰富多彩的回忆提供了关于德意志第二帝国民众经历的又一视角，因为它们描绘了普通人对那个时期有什么样的记忆。他们对帝国的印象来自祖父母的叙述，这一印象创造了期待的基线，被用来评价后来的经历。护林员霍斯特·安德烈回忆说：“在家庭聚会上，话题总是会转向我们的祖先：他们是谁，来自何方，生活在哪里，从事什么职业。”虽然诸如“契据、旧书信或照片”等书面记录和物质文化物品帮助建立的家族记忆解释了他们是谁，“但许多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自传比口述故事更加持久，因此那是一种将传统付诸文字的有意识尝试，旨在让我们的后代“拥有比我们更深入的了解”。此类个人叙事将暧昧不清的帝国遗产传递给了一战后出生的孩子们。

祖先的传统

前人对后辈生活的影响难以确定，因为大部分自传叙事对他们的远祖讳莫如深。尽管讲述家族故事在过去是娱乐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往往很少提到祖先，即使提到也是语焉不详。许多自传里满是先人的老照片，有些是精心摆拍的肖像，就像露特·魏格尔特的父亲和祖父的照片，画面中着军装的男子看上去自命不凡（图2）。另一些是纪念婚礼、出生或坚振礼等重要生活事件的快照，但后辈们常常无法确定照片上的人究竟是谁，除非照片背面标着名字和场合。事实上，有几位作者还诉诸谱系研究，以便构建复杂的家谱树，这些家谱树上常常只包含姓名、日期和地点。因此，早前的家族背景常常笼罩在迷雾中，让后辈们有了发挥想象力的广阔空间。

直到纳粹要求在结婚和应聘公职时必须证明拥有雅利安血统时，关于祖先的无害话题才变成了一个危险的问题。1933年关于恢复公职人员的法令将任何“非雅利安人的后代，特别是父母或祖父母是犹太人者”定义为非雅利安人。由于无法通过生物学测量来证明种族身份，这一反犹主义条件引发人们在公民记录和“教会簿册”中疯狂搜寻文件证据。由于存在皈依、跨种族婚姻和世俗化，宗教边界的模糊造就了许多拥有混合血统的个体。因为被发现祖母是犹太人可能会危及自己的生活，许多受影响的家庭（诸如黑尔默家）采取了权宜之计，比如和某个纳粹要人攀亲，以便从他们的背景中抹去这种所谓的污点。在第三帝国的种族主义世界里，证明拥有雅利安血统成了生死攸关的事。

要是没有这种动机，则需要对特别的血统感到不一般的骄傲才会让家族记住之前世代的先人。劳动阶层的回忆录很少忆及他们祖父母的名字，因为挣扎生存的艰难让他们无法保存记录。但拥有不一般背景的中产阶级家庭更可能保存这种记忆，诸如胡格诺教派难民的后代，就像来自波美拉尼亚的护林员安德烈的家族那样。努力追求被社会接受的宗教少数派成员——比如鲁尔（Ruhr）盆地的犹太商人贡珀茨家族——会养成一种血统意识，特别是如果他们当下的成功比起祖先的卑微要更加体面时。与之类似，像本诺·舍夫斯基这样流离失所的作者会试图向自己的后人传递怀念失去家园的描述。最后，像朔尔茨—奥伊勒家族这样的精英代表——他们之前是西里西亚一处庄园的主人——会把记忆视作可能索取赔偿的基础。

这些不同祖先留给后人们的一个基本传统是他们作为德国人的文化身份。除了约阿希姆·费斯特用法语交谈的准贵族祖父母，以及格哈特·塔姆也说波兰语的西里西亚先人，本研究中所有男女都使用同一种书面语言。此外，他们的后人继承了一系列社会习俗，诸如周日在啤酒园中欢饮，或者聚拢在用蜡烛点亮的圣诞树周围，这些习俗让他们不同于西边和东边的邻居。遗产中还包括后来遭到污蔑的“次等美德”，即勤劳、守纪、准时和尊敬权威，这些让“德国制造”的标签变成了商业成功的代名词。最后，遗产中还包括通过社会化进入一种高雅文化，它拥有像歌德和席勒这样的文学巨匠、康德和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巴赫和贝多芬这样的作曲家。这些共同的习俗和文化对象创造了一种共同体的情感，即便对它们的具体解读仍然充满争议。

另一项遗产是民族自由主义，倡导建立立宪政府，以及将支离破碎的领土统一成一个民族国家。出生在19世纪30年代的曾祖辈大多对1848年革命的失败和获得政治权利过程的缓慢感到失望，以致有些人移民美国。但为统一而努力的意外成功把普鲁士国王变成了德国皇帝威廉一世，把奥托·冯·俾斯麦首相变成了被大众文化称颂的人民英雄。此外，对丹麦（1864年）、奥地利（1866年）和法国（1870—1871年）三场战争的胜利也让军队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建立共同国家需要根本性的转向，从效忠家乡转向效忠更大的民族归属感。无论是俾斯麦后来同天主教徒的斗争，《反社会党人非常法》（Anti-Socialist Laws）的颁布，还是犹太人获得自由后兴起的反犹主义，这些都显示，信奉新教的普鲁士人以自己为模板重塑德国的尝试仍然是有争议和不完全的。

还有一项遗产是对鲁尔、西里西亚和萨尔（Saar）地区的环境经历工业变迁的记忆，这些田园风光的乡村变成了蓬勃发展的煤钢世界。虽然德国的工业大部分是从英国和比利时输入的，但通过基础创新和政府支持获得了飞速的进步，使其在一战前夕赶上和超过了早前的领先者。将化肥和机械引入农业解放了许多农业劳动者，他们随即涌入工业城市，将鲁尔和西里西亚沉睡的乡间小镇变成了熙熙攘攘的城市。为改善首都柏林的居住条件，约阿希姆·费斯特的外公参与了在卡尔斯霍斯特（Karlshorst）开发一片新城郊的工作。虽然工厂的劳动很辛苦，居住条件也仍然很差，但这种城市化还是最终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识字水平，甚至让一些无产阶级成员也提出政治参与的主张。

最后一项遗产是一种社会流动感，有抱负的年轻人和整个地区都变得更加发达和兴旺。比如，汉斯·克维萨的祖父是摩泽尔地区（Moselle）小城伊达尔—奥伯施泰因（Idar-Oberstein）的皮带匠。他的儿子在当地一家银行做学徒，后来升任银行董事会成员，住在公司的公寓里，“职业非常成功”，得以结婚和雇用了几名仆人。克维萨的外祖父来自勃兰登堡的科特布斯（Cottbus），原本是个锅炉司炉工，但通过辛勤的工作获得晋升，成为一家精纺毛料纱厂的主管。类似地，本诺·舍夫斯基的父亲原本是个普通的邮递员，需要在东普鲁士顶风冒雨地送信，但最终在柯尼希斯贝格的当地邮政中心成为一名高级职员。这种个人晋升在威廉时代的无数家庭里重演，它创造了集体的自豪感，推动了对未来继续进步的乐观期待。

因此，祖先通过口头故事传下来的深刻记忆带有某种矛盾的意味。一方面，人们对巴伐利亚的罗滕堡（Rothenburg）这种中世纪“故乡城市”风景如画的过去深感怀旧。许多个世纪以来，那里被坚厚围墙环抱的城堡、哥特式的教堂、半木结构的房屋和鹅卵石铺就的地面似乎一直都没有改变。另一方面，不再局限于效忠当地王朝的德国人身份认同变得越来越强烈，而更大的商业和学术视野让人们有了被解放的感觉，让他们的国家可以同法国和英国这样的老牌国家一较高下。与此同时，工业变革（以铁路和远洋轮的到来为标志）的蓬勃动力暗示，将要摧毁固有等级和安定的变化正在加速。正是这种地方出身和民族归属、农耕怀旧和工业城市文明之间的矛盾，给下一代人带来了挑战。

祖父母的影响

与遥远的先祖不同，祖父母是活的记忆。他们时而严格，时而慈爱的权威笼罩了许多人的童年。由于年龄上的代际差异，他们凭着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成就赢得了尊重，无论成就是在管理农场，经营商店，抑或从事职业。虽然少数人不顾体力下降继续工作，但大部分祖父母都退休了，现在有时间享受打理花园、养蜂或只是抽抽烟斗之类的爱好。圣诞节时，埃迪特·舍夫斯基的祖父雕刻了“一座小小的玩偶之家，带家具、炉子和厕所”，而她的祖母则“为小床缝制了床单和别的一切，当然还烤了胡椒蜂蜜饼（Lebkuchen）”。另一位祖父讲了关于他年轻时事迹的有趣故事，还带着孩子们玩傻傻的游戏。虽然他们的父母憎恶这些男人和女人曾经对自己施加的严格规矩，但当像肺结核这样的疾病带走“阿爷”或“阿奶”时，孙辈们却常常会带着深情铭记他们。

在他们眼中，祖父母的生活严格地按照性别划分，祖父是一家之长，祖母是一家的灵魂。前者用父权主义的权威统治他的家人，做一切重要的决定，控制财务，并颁布严格的纪律。祖父要为家庭的物质财富负责，让每天都有面包摆上桌，还要提供一点别的消遣。在农村，农场主掌控仆人和家畜，决定何时何地耕种。在城市，主人执掌自己的买卖，管束学徒和雇员。一家之主还负责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守护家族的名誉，参与公共事务。虽然只是个金匠，但汉斯·克维萨的祖父（“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身着深色的主日西装，依然散发出可敬的气息。

相反，对祖母们的记忆是她们主管着大家族中的所有成员和人际关系。因为大部分菜肴都必须从头做起，每天给许多人准备食物是项繁重的任务。类似地，制办衣服同样复杂，因为很多衣物需要手工裁剪和缝纫。中产阶级家庭会雇女仆帮助清扫和带孩子，但必须有人监督仆人们。年长的妇女还要监督女儿和媳妇们，确保她们行为得体，以防有丑闻玷污家族的荣誉。祖母还常常比她们的配偶更加虔敬，坚持带着孙辈去教堂。如果说祖父们是权威的，那么他们的妻子则只能选择让步，试图通过温和的劝诫，而非咆哮来达到目的。不过，即便“阿奶”是个粗暴的人，孙女也常常会“爱她超过任何人”。在像舍夫斯基家的主妇那样的照片里（图3），她们常常显得令人敬畏，不过还是和蔼可亲，带着微笑。

祖父母受到孩子们的欢迎，能让后者逃避父母的控制和日常的责任，特别是在做客和假期时。如果一家人搬到城里，在工厂干活，他们可以在假期回到乡下的农场，孩子们可以在那里和动物玩耍，并学习农活。如果祖父是个工匠，他的孙辈可以前来观摩他的技术，期望以后继承手艺。或者如果他开了自己的店，年轻人可以从服务顾客做起，开始学习毛皮或殖民地商品的秘密。在祖父母真正富有的情况下，他们孩子的后代可以体验上层阶级的生活，住别墅或开汽车。霍斯特·格罗图斯回忆说，他喜欢“在工厂里闲逛，观察机器，看着工人们”。类似地，女孩们可以通过在城里亲戚家做客品味时尚和优雅。

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不同也给孩子们提供了有趣的选择。吉塞拉·格罗图斯的祖父是著名的新教神学家，曾担任过巴登大公的老师。（她把祖母说成只是个“小妇人”。）她的外祖父母生活在柏林，因为她的外公是军医和威廉一世的御医。这位令人敬畏的阿爷“喜欢带着我一起散步；但我记得最多的还是他坐在书桌边写字，有时用羽毛笔。我记不清究竟写了什么”。为了取悦外孙女，外祖母会给她“尝起来不太好吃”的糖果、苹果酱和葡萄干。但她也“为我准备了玩具。特别是我的‘克里斯塔娃娃’，有一岁小孩那么大……我很喜欢玩”。这些愉快的记忆提供了不同的角色榜样，建立了代际纽带和对家族的自豪感。

像艾克家这样的典型上层中产家庭将商业成功同学术训练和职业追求融为一体。祖父约瑟夫（Joseph）是柏林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在柏林打理一家酿酒厂，但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他不得不注意节约。祖母海伦妮（Helene）为家庭牺牲了自己的才干，她留下一部日志，以敏锐的洞察力描绘了如何将6个孩子养大。这家的儿子们在文理高中接受训练，成为律师、自由派政客和商人；女儿们嫁给了工程师、律师和出色的医生。他们在古典作品的新人文主义精神中长大，自认为属于有文化的资产阶级（Bildungsbürgertum）。虽然这个家庭并不严守教规，但19世纪80年代反犹骚动的兴起让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犹太血统。

对于黑特尔家这样的劳动阶层家庭来说，生活更多是为了糊口而苦苦挣扎。每天都要设法获得足够的食物，特别是当众多饥肠辘辘的孩子胃口越来越大时。因此，年纪大些的男孩常常被送去学手艺，而女孩们则成为仆人。家庭暴力司空见惯，男人会通过殴打妻儿来树立自己的权威，特别是当他们喝多了的时候。这种思维也适用于雇主和雇员：当有年轻人打翻了干草车时，“庄园监工会当场鞭打他”，指责他装得不得法。结果，被不公对待的年轻人前往鲁尔，到煤矿干活。席尔默爷爷是一所高中的卑微门房，此人是个非常死板的严守纪律者，他叛逆的儿子成了水手和共产党员。维持秩序的权威式做法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在威廉帝国的最后几十年里，年长的那代人遭遇了子女们更多的反抗，后者不再自动遵循他们的意志。代际冲突经常围绕职业的选择发生，就像格哈德·鲍克的父亲拒绝了格哈德祖父的建议，成为一名面包师而不是教士。格特鲁德·科赫的父母坚持要结婚，尽管新郎是个丧偶的锅炉匠，还带着两个孩子，而新娘是个中产阶级的药剂师。她回忆说：“当我母亲爱上我的父亲，世界仿佛到了末日——我的祖母可能觉得和那同样可怕。”虽然是个“高大魁伟的人，头发和胡子都是白色的”，但这位无产阶级的父亲比他的妻子大了15岁，还是个共产党员。甚至在一战爆发前，父权权威就已经开始削弱，他们的子女试图对自己的孩子们表现出更多慈爱和鼓励。

由于魏玛时代那代人的祖父母大多生于19世纪60年代德国统一期间，他们留下的民族主义遗产毫无疑问将自己同新创立的帝国等同起来。年轻时，这些迥然不同的说德语的人渐渐克服了许多地域、宗教和阶级上的差异，融合成更大共同体的普通公民。一定程度上，这种身份的重构是共同货币和法典带来的结果，并有教科书上的地图和男性兵役的支持。忠诚的逐渐转向还要部分归功于皇帝的仪式性来访，以及庆祝色当日这样的节日，那是为了纪念1870年对法国的胜利。第二帝国还推行普鲁士的行政和教育标准，将其作为整个国家的蓝图。这些祖父母中的很多人与俾斯麦帝国一起长大，因此对其与日俱增的国力和受到的国际尊重深感自豪。

尽管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仍有许多贫困现象，但在后人的记忆中，第二帝国是一个繁荣和稳定的时代，生活按部就班。城市中的企业所有人、工匠和产业工人相当于农村的贵族地主、独立农户和无地劳动者。这些威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被精英父权主义所缓解，后者觉得有必要为比自己地位低下的人提供住所和节日礼物。虽然工业化剥削了人的劳动，但中产阶级中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生活水平逐渐超过基本需求所带来的进步感。此外，戈特弗里德·戴姆勒（Gottfried Daimler）等发明者对汽车做出改进，此类技术进步加深了世界正在变好的感觉。因此，祖父母的主要遗产是对未来感到乐观的德国民族主义。

父母的影响

父母对孩子生活的影响甚至比年长亲戚的更大，因为情感式育儿的兴起把养育孩子变成了他们的责任。随着子女数量减少，照顾余下的孩子成了更加严肃的任务。20世纪20年代那代人的自传描绘了父母的身体健康和情绪稳定这一遗产可以如何有利于后代的生活，或者对其产生妨害。类似地，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将决定他们孩子的生活是充满艰辛还是舒适悠闲。宗教信仰则把人们标记为新教徒、天主教徒或犹太人，将他们放入多数或少数人群，得到肯定或遭到歧视。此外，生活在北方和南方也会造成身份的巨大不同。边境线随着战争而改变，迫使人们迁徙。父母的意识形态面貌和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子女的反应。科西（Köchy）家族那样的肖像暗示了这对孩子们人生的影响有多么强烈（图4）。

在一个仍是父权主义的世界里，父亲的角色至关重要。他是必须被服从的权威形象和被模仿的榜样。包括霍斯特·格罗图斯在内，许多作者抱怨说，由于工作压力或者强调纪律，“我的父亲不太关心我”。另一位父亲就是个“赌徒和喜欢吃喝玩乐的人”，对儿子疏于照顾。但作为劳动阶层的女儿，埃丽卡·陶布霍恩记得，她的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能够办成他想做的任何事。在她那个无产阶级的世界里，父亲是“负责人”，“总是和我玩”。当像弗里茨·克莱因的记者父亲这样的重要男性英年早逝时，孩子们受到的影响是近乎灾难性的，因为他们的物质保障受到了威胁，不得不在亲朋好友中找到新的照顾者，例如柏林的改革派教育家海因里希·戴特斯（Heinrich Deiters）家那样。寡妇很少会再婚。即便再婚了，继父也很少会像亲生父亲一样供养那些孩子。

不过，母亲还是作为家庭的情感中心被铭记，因为养育孩子是她们首要的特权。由于生育次数很多，即便她们的孩子并未全都存活下来，这也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大部分作者记得，他们的母亲通过以身作则而非暴力来展现慈爱和有教益的价值与举止。对于幸运的家庭来说，这种努力造就了“家中无条件的凝聚力［和］表面上的绝对和谐”。但也有些母亲形象更加“暧昧”。社会女性更关心购物、容貌和娱乐，而非照顾号啕大哭的婴儿。她们把孩子留给了保姆或未婚的阿姨婶婶，像维尔纳·安格雷斯这样的孩子与照顾者的感情就变得很深。在仍然罕见的离婚和再婚案例中，母亲常常“更关心她们的新丈夫，而不是未成年的孩子”。这让她们的孩子在情感上产生了强烈的矛盾。

对孩子人生机会的关键影响之一是他们父母所处的社会阶层。在地主精英中，父亲常常表现得像是“村里的无冕之王”，依靠传统和人格力量统治一方。作为一位这样的庄园主，威廉·莱曼（Wilhelm Lehmann）“仪表堂堂，高大威武，充满了力量和威严”，他站着驾驶马车，“有力地挥动马鞭”，让人和牲畜感到害怕。他的兄弟们对他又敬又怕，“他是村里所有酒吧最好的主顾”。女仆们会躲开他，因为他会对处女“行使初夜权”（jus primae noctis）。不过，即便是地主贵绅的子弟也必须在文理高中接受古典学训练和学习法律，然后才能获得某个公职或参军。这些飞扬跋扈的人需要意志坚强的妻子的教化，后者来自门当户对的精英家族。这种优势背景带来了持续终生的特权感。

得益于优渥的生活方式，城市上层阶层拥有类似的优越感。如果父亲是像老安格雷斯那样的成功银行家，他会努力工作，“完全遵循传统的普鲁士美德，最重要的是荣誉和责任感”。于是，他的家庭“会在物质上非常丰足。我们住在舒适的家里，穿得很好，和父母一起出游，有一名女仆和一个厨子照顾我们每天的需求”。摆脱了烦人的家庭杂务，母亲可以是社交名流，坚持“穿光鲜的衣服，做漂亮的发型”，疯狂地进行昂贵的购物。她们的任务是打理一个热情好客的家，常常在节假日款待商业伙伴或亲戚，通过自己的成就为其添加一丝文化和时尚气息。在大资产阶级（Grossbürgertum）阶层中长大的孩子相信，优秀的品质会得到回报。

相反，下层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要求不断努力维持个人的社会尊严。由于财富所限，每一笔支出都必须被仔细斟酌，很少能享受像冰激凌或看电影这样的小奢侈。城里的公寓逼仄而昂贵，这种拥挤常常放大了因为一点点钱而引发的争吵。如果像露特·布尔文那样，父亲是个流动推销员，他将很少待在家里，而且要求安静不受打扰，因为他是“十足的暴君”，稍微被惹到就会挥拳相向，所有人都蹑手蹑脚地绕着他走，“没有家庭生活”。只有乡下的祖父母提供了受欢迎的庇护。为了增加家庭收入，露特的母亲不得不工作，为社交贵妇设计时髦的帽子。这种小资产阶级（Kleinbürgertum）的童年常会造成物质上的束缚和心理上的困扰。

由于“糟糕的经济状况”，像黑特尔家那样的无产阶级家庭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养家糊口。对父亲们来说，工作需要付出艰苦的体力劳动，得到的却是微薄的收入，只够让家人免于挨饿。工作还不稳定，经常会失业。住所常常是没有电的“简陋地下室”，或者是位于廉价住宅后院、没有室内卫生间的一室公寓。由于劳动阶层家庭通常人数较多，住所人满为患，所以父母和孩子需要睡在同一个房间里，或者挤在同一张床上。母亲们从事的常常是清洁工或其他卑微的工作。由于缺少教育和卫生条件不佳，整个家庭经常会感染疾病。生存需要聪明才智，比如在院子里种菜或养兔子来补充食物。如果没有因病夭折，来自这种家庭的孩子常常是坚韧又机灵的。

另一个重要差异是宗教信仰。宗教改革将德国的土地分成了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世界。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后者在文化上主宰了新帝国，因为他们强调圣经知识。新教徒影响力的基础是牧师公馆，那里是神学知识和社会行动的中心。牧师克拉普夫的儿子形容父亲是“最和善谦虚的人”，提到他身上具有“源自信仰的尊严与正直”，以至于他的信众对他“又爱又敬畏”。他不仅在布道中引用古典语言和圣经批评，而且忙于参加读经会、青年培训和传教活动等社会任务。牧师的妻子要忙着打理她自己的家庭和承担女人们的社会责任。在这种背景下，孩子们常常难以达到很高的预期。

相反，天主教徒觉得自己在德意志帝国处于守势，因为当1866年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被普鲁士打败后，他们便失去了保护。此后，虽然他们在莱茵兰和巴伐利亚等地仍然实力强大，但俾斯麦对忠于罗马教廷的教皇至上主义者发动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运动表明，不再是他们说了算了。对于像黑森（Hesse）的拉什多夫家这样的天主教家庭来说，宗教信仰首先意味着定期参加“神圣弥撒”，好让自己觉得精神安宁。作为教会成员还意味着上教授天主教价值和观念的教会学校。此外还有不同的青年团体，诸如圣乔治童子军（St. George scouts），以确保年轻人不会被引入歧途。对孩子们而言，天主教提供了有凝聚力的亚文化，并因在隔三岔五的教会假日举行的多彩仪式而得到强化。

在犹太人家庭中，宗教身份的问题更是至关重要，因为这是自我界定和外界归属的一个关键元素。随着犹太人的解放，一些融入社会的障碍消失了，对犹太教的忠诚也有所减弱。但种族上而非宗教上的反犹主义的兴起，迫使每个家庭决定是要维持不同的身份，还是试图与邻居们融为一体。用维尔纳·瓦姆布伦的话来说，大部分人选择了一种典型的妥协：“我的父亲非常想要成为信仰犹太教的德国公民。”这意味着积极保持与犹太教堂的归属关系，过圣洁日（High Holidays），遵守对猪肉等食物的禁令。一些犹太家庭非常严格，另一些则改变了信仰，并与基督徒通婚。加入德国犹太信仰公民中央协会（Central Association of German Citizens of Jewish Faith, CV）的大部分犹太人希望，他们最终会被完全接受为德国人。

父母的宗教信仰对成长中的孩子影响不一，结果可以从热情的投入直至完全不感兴趣。像新使徒教会（New Apostolic Church）这样的基督再临论派成员“在信仰上非常积极”，因为他们期待耶稣基督会很快再临。面对外部的怀疑者，会众围绕在他们的使徒周围，创造了一种紧密的社群，像埃迪特·舍夫斯基的父母一样的教区居民就是在那里成婚的。数量远超其他的是文化新教徒或天主教徒，他们保持了名义上的信仰，让自己的孩子受洗，过教会假日，但不再参加礼拜仪式。另一个极端是完全世俗的自由派或社会党人，他们与有组织的信仰不再有任何联系，喜欢传播基于德语经典作品的人文主义道德。

德国人之间的第三个重要差异是他们的家乡所在。与土地和王朝的联系造就了不同的身份。比如，本诺·舍夫斯基的家族来自东普鲁士，“土地上有黑森林和水晶般清澈的湖泊”。他们的农场位于泽姆兰德（Samland），那里以矗立在波罗的海海滩上的陡峭悬崖著称。生活在帝国东部边界的东普鲁士人体格魁伟，行动迟缓而笨拙，念r时会发颤音，并使用斯拉夫语词汇。海岸是旅游胜地，有克兰茨（Cranz）这样的著名景点，可以看到远道而来的轮船。当舍夫斯基先生在邮局获得晋升后，一家人搬到了当地治所柯尼希斯贝格，这座骄傲的贸易城市是伊曼纽尔·康德的家乡。1945年，他们被从东普鲁士驱逐，这一打击为后来的回忆染上了怀旧的色彩：“只有当人们看到和感到失去了什么，对家乡的爱才会变得强烈和自觉。”

西里西亚是东德一个特别的地区，位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是奥地利和普鲁士争夺的目标。该省有奥得河（Oder River）沿岸的重要煤矿，为柏林提供了大量移民，拥有鲜明的地区身份。此外，那里的巨人山脉（Riesengebirge）[即今位于捷克和波兰边境的克尔科诺谢山（Krkonoše），Riesengebirge是它的德语名称。——编注]是很受欢迎的旅游地，夏天适合登山，冬天适合滑雪。露特·魏格尔特在霍赫斯泰因（Hochstein）峰顶的一座山间小屋里长大，乌尔苏拉·马伦多夫来自斯切林小镇，弗里茨·斯特恩则来自布雷斯劳这座大都市，天主教徒、新教徒和犹太人在那里和睦相处。这个地区流传着各种关于任性巨人吕布查尔（Rübezahl）的山间神话，诗人格哈德·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曾经赞美过它。西里西亚一直坚持到1945年遭受惨痛的失败，那里是战后难民的重要来源，甚至在被并入波兰后，也是作为少数族裔的日耳曼人的家园。

在西部，是坐落在兰河（Lahn River）畔的黑森州大学城吉森。1900年前后，那里仍是一座传统的小城，保留着哥特式城墙和市场广场。狭窄的鹅卵石街道两侧，是半木结构的房屋，上面矗立着一座城市教堂。舒尔泰斯家在市场街上拥有一栋“非常温馨的老房子”，提供了“囊括全部生活的罕见庇护所。生活区和厨房、毛皮商店和作坊、仓库和阁楼，都位于同一屋檐下”。虽然同样以新教徒为主，但黑森人更加活泼，愿意接受新事物，善于贸易，对科学发现感兴趣。海因茨·舒尔泰斯后来回忆说：“对我们男孩子来说，众多工棚和库房就像是由神秘的迷宫式角落、台阶、梯子、板墙和黑暗通道组成的黄金国，我们可以在那里用废弃的纸箱和板条搭建藏身所和城堡。”

莱茵河谷是典型的更具天主教色彩的地区，那里因为城堡和美酒而得到浪漫主义者的赞美，但在政治上受到法国人的威胁。德布斯家先后在多条驳船上生活，这些驳船长约300英尺，由拖船带着来往于鲁尔盆地与荷兰的鹿特丹港之间。船员通常是船长和他的妻子、两名水手和一个打杂的男孩，对他们来说，在异国城市登陆会营造出“无法描述的激动氛围”。拖船上系着几条驳船，把煤运到荷兰，把铁矿运到鲁尔的冶炼厂。装货是艰辛的体力劳动，领航要持续整个白天，事故经常发生，很少有时间欣赏如画的景色。在岸上时，这家人在考布（Kaub）安家，那里以一处位于河中央的中世纪关税所而闻名。水上的生活让德布斯家的孩子们很少有时间正常上学，他们只在冬天河流封冻时才去学校。

相反，南部的施瓦本乡间仍有许多古色古香的农业村庄，守旧的传统主宰着那里。阿格内斯·莫斯曼出生在康斯坦茨湖（Lake Constance）附近的博德内格，一个从事合作奶酪与奶制品生产的家庭。她的父母用沉重的50升奶罐从养着几头牛的当地农民那里收购牛奶，将其脱脂，做成黄油和软硬不一的各种奶酪。只要“牛奶干净并冷却”，就能把它变成一流的产品，拿到像拉芬斯堡（Ravensburg）这样的集市小镇出售。无尽的工作由季节主导，围绕当地堂区神父组织的宗教节日展开。即便没有精致的玩具，孩子们会和农场上的动物玩耍，而且很小就开始干杂活。冬天，他们乘坐雪橇滑下山。夏天，他们在农场的池塘里游泳。学校专注于“三个R”[指阅读、写作和算数。——编注]，只有唱歌能带来些许消遣。这是一个稳定的世界，离心机、电话和汽车等机器才刚刚开始闯入生活。

最令人兴奋的成长之所是柏林。这座迅速扩张的城市拥有诸多面向：它同时是帝国的首都，霍亨索伦宫廷的所在地，一座国际都会，一个制造业枢纽。因此，特兰西瓦尼亚记者弗里茨·克莱因很高兴作为《德意志汇报》（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的主编搬到那里，该报得到了外交大臣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所在的德国人民党（German People's Party）的行业补贴。在他的“大公寓”里接待来宾时，克莱因可以同魏玛共和国的当权派亲密交谈，呼吁推翻“可耻的《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他穿着挂有他在一战中所获勋章的燕尾服迎客，妻子则“身着长晚礼服，表现出安静而自信的优雅”。不过，不那么幸运的下层中产阶级家庭同样热爱这座城市，因为那里有游乐园、电影院和最好的百货商店。

社会阶层、宗教信仰和生活地域共同造就了4个截然不同的政治阵营，传播着关于德国人应该如何的对立观点。西里西亚难民埃伯哈德·朔尔茨—奥伊勒描绘了他父亲周围的政治环境：“就像大多数有产者一样，我们家也流行德意志的民族观。”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忠于霍亨索伦王朝，属于新教教会，推崇军队，以及来自易北河以东。朔尔茨—奥伊勒的祖父只会被称作“骑兵上尉”。孩子们“以木剑和黑白红三色旗为戏”，显示他们对普鲁士国王效忠。这种民族主义观念将俾斯麦侯爵变成了偶像，反对工业化的许多方面。德国国家人民党（German National People's Party）的保守立场尤其受到地主、军官、公务员和传统新教徒的支持，甚至包括一些农民和工匠。

该党的主要对手是自由派，后者大多来自城市中产阶级中受过教育和从商的那部分。这些专业人士和商人相信通过教育、自立和个人责任实现进步的必要性——他们正是因为这些特质在生活中获得了成功。比如，律师和记者埃里克·艾克（Erich Eyck）将自己的精力用于“对法治以及［政府的］议会和民主体系的普遍捍卫”。为了实践这些信念，他加入了左翼自由派的德国民主党（German Democratic Party），被选入柏林—夏洛滕堡（Berlin-Charlottenburg）的市议会，经常在民主俱乐部发表演说。与其他被同化的犹太人一样，他“认同自己是德国人，在文化上感到与其拥有紧密的联系”。这些温和的进步人士确信，他们有资格扮演领袖角色——但不幸的是，他们缺乏赢得选举所必需的大众支持。

第三个阵营由天主教的一个亚文化群体组成，为了在日益世俗化的世界里捍卫自己的信仰，他们聚集在教会周围。这个阵营的区域中心位于莱茵兰和巴伐利亚，但天主教徒在其他地区也形成了可观的流散群体。在阿格内斯·莫斯曼所在的施瓦本乡村，生活以教堂和教士为中心，特别是在众多宗教节日期间。俾斯麦在文化斗争中对国家不可靠性的指责促成了中央党（Center Party）的创立，他们利用议会摇摆不定的忠诚维持了教会阶层的组织自治，宗教婚姻的神圣性，以及堂区学校的教育独立。通过公民联系的紧密网络和丰富多彩的节日庆祝，像约阿希姆·费斯特的父亲这样有文化的天主教徒在日益现代化的世界里创造了一种有凝聚力的身份。新教徒和基督教徒之间的通婚是文化上的战场之一。教会拒绝祝福这样的结合，声称这些夫妇“生活在罪中”，除非新教徒的一方愿意改宗。

最后一个群体是劳工运动，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他们仍被帝国当权者认为是颠覆性的。许多产业工人觉得从农业到工厂劳动，从农村到城市生活的转变非常困难。他们收入很少，还常常被解雇。一位名叫汉斯·席尔默的工人厌恶如此可悲的状况，提出“希望建立更好的社会主义社会，更加团结和更多跨国的”理解。当工会为了更好的收入和工作条件而与雇主展开斗争时，社会民主党发展成了议会第一大党，尽管俾斯麦试图通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和社会保险计划来打压它。由于受到打压，劳工运动也发展出了独立的亚文化，包括公共讲演、体育俱乐部和歌唱协会等。但运动内部分成温和改革派和激进革命派，在1918年分裂成相互竞争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

因为本书主人公的父母大多生于19世纪90年代，他们成长于威廉帝国，经历了德国的成功达到顶峰的那段战前岁月。尽管存在各种社会、宗教、地域和政治上的分歧，但大部分普通公民是“忠于皇帝”的，把威廉二世的炫耀视作彰显了新国家的进步。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条件有了真实的改善，体现在工资上涨、闲暇时间增加和住房条件改善上。尽管城市化发展迅速，帝国仍然代表了“和平、安定和秩序”，对这个固定等级世界的挑战只来自下层的弱势人群。虽然可能会对政治展开激烈的争论，但大部分人对德国日隆的海外声誉感到骄傲，乐意支持帝国“在太阳下赢得一席之地”的努力。因此，威廉时代的大部分家庭都怀着欢欣鼓舞的乐观精神，即便格特鲁德·科赫的父亲这样的工人也继续在为“更好的世界”而奋斗。

尽管经历了最初的热情，但随着人们了解到前线和后方的受创程度，一战变成了可怕的梦魇。无论来自何种阶级或信仰，年轻人都志愿参军，如果未被接受就会觉得遭到了排斥。埃迪特·舍夫斯基的父亲年仅17岁便“出于冒险精神而走上战场。他是个大胆、勇敢和友善的战士，被提拔为中士，获得一等铁十字勋章”。不过，在“试图帮助一位身受重伤的战友时，他被埋到了战壕里”。尽管最终被找到和救出，但他再也没有恢复元气。数百万家庭有儿子战死，幸存者也多有伤残或疾病缠身。在英国的“饥饿封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对德国发起贸易禁运，并在海上建立了日趋严厉的贸易封锁，造成德国国内食品短缺。——编注]中，许多妇女想方设法让家中能够继续生火，试图靠吃甜菜来避免挨饿，用烤过的谷粒来替代咖啡。由于军队的消息审查，长时间战斗的最终失利令人们深受冲击。

失败和革命很难带来德国人在4年战争期间如此渴望的那种和平。1918年11月，海军起义赶走了皇帝，建立了民主的魏玛共和国，而非更加激进的共产主义政权。但“即便战争早已结束，还是有饥饿和匮乏”。卡尔·黑特尔表示，经济状况“如此糟糕”，几乎不能更差了。“德国正逐渐失控，无法阻挡地陷入混乱。”此外，同盟国的和约条件似乎出自仇恨和报复。“各个政治派别的报纸都谈到凡尔赛开出的和约，它必将导致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彻底崩溃。”另外，莱茵兰被法军占领引发了广泛的怨恨。因此，对于生活在恶性通货膨胀下和断断续续的内战中的年轻父母来说，过上和平的生活是一场艰难的斗争。

渐渐地，即便形势变得比之前更困难，“恢复昔日美好岁月”和回归正常生活的努力仍然深入人心。关于“输掉的战争”和苛刻的和平条件的所有讨论只会“让中产阶级德国人更加不屈”。生活还要继续。人们用更少的资源将就，发明了巧妙的生存策略。他们在每一块能利用的地上种菜，甚至在阳台和窗台上种烟草。女人为了一点点额外的收入也去工作，有的在家里缝补衣物，有的在外面接点零活。即便不得不辛勤工作，大部分人“还是能够过活”。寻求浪漫的年轻情侣试图通过在舞厅享受生活来弥补失去的青春岁月。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无视长辈的建议而结为夫妇。节育工具很少被使用，因此孩子开始不断降生。尽管身陷战后的混乱，生活依然在好日子必将到来的希望中继续。

模糊的遗产

虽然家族遗产常常“被深埋在记忆中”，但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孩子，他们的生活在未来几十年间都将受这些遗产的约束。大部分人对遥远的祖先只有模糊的回忆，至多只能意识到一个一般性的参考框架，他们作为先人的后裔在其中成长。但与自己祖父母有交集的人会更直接地回想起他们的影响，因为其慈爱的关怀和经常带来的礼物而“对其大加赞美”。最显而易见的是，他们记得自己的父母曾试图通过提供支持和建议来指导他们的教育成长。通过劝说和强迫并用，父母试图向自己的孩子灌输重要的教训，作为必须遵循的法则。儿女们的自传显示，他们在根本上怀着矛盾的心态看待这种两代人间的社会化的努力。

回过头来看，帝国祖先留给一战后德国孩子们的遗产是个大杂烩，包含了积极的可能和消极的阻碍。可以列出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毋庸置疑的好处。在帝国时代，得益于卫生设施和社会医疗，人口健康状况有了显著改善，预期寿命大大延长。与此同时，科学发展和技术发明催生了诸如电力学和化学等全新的领域，更不用说像汽车这样的机器，它们改善了生活的品质。在文学和教育领域，普鲁士同样走在最前面。在城市改革和发展福利国家上，德国人被认为是文明世界的引领者。甚至马克·吐温这样的美国来访者也称赞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处在现代化前沿的国家。

不过，20世纪20年代那代人的回忆录也透露了许多会困扰他们年轻生命的问题。一战的意外失利和1923年的恶性通胀导致大批中产阶级陷入贫困，而许多无产者更是连生存都受到威胁。《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条件导致了对战胜国的强烈怨恨，使得民族主义党派可以借机为自己的复仇主义外交政策辩护。党派政治在战事期间被暂停，达成“城堡内的停火”，这反而掩盖了德国社会的许多意识形态分歧。随着帝国的崩溃和1918年十一月革命的爆发，这些分歧变本加厉地爆发出来。左翼红色旅和右翼“自由军团”（Freikorps）之间随之而来的近乎内战的冲突，让团结推迟了将近5年。身处持民族主义、自由派、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立场的父亲们中间，战后的孩子们面对一个需要考验他们决心的灰暗未来。

因此，魏玛的孩子成了相互竞争的现代化意识形态较量的关键战场，不同意识型态竞相争取他们成为信奉者。军事失利使人们对德国式的科学进步、经济增长、官僚秩序、军事力量和福利国家失去了信心。在东方，苏联平等主义社会革命的蓝图发出了召唤，向劳动阶层许诺国际和平、社会福利和技术进步。在西方，传来美国更为温和的自由民主信息，暗示将把繁荣和自由带给中产阶级。最初，大部分德国人倾向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而非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对现实不满的右翼中很大一部分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南方，投向才华出色的意大利记者墨索里尼，后者正在酝酿一种新的激进民族主义，名为法西斯主义。

对于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那代人来说，形形色色的家庭背景和社会网络为他们提供了广泛的潜在选择。一方面，祖先遗产中的自由和社会民主元素让他们有很大的机会获得自由发展；另一方面，他们祖先的决定所造就的威权和民族主义背景严重限制了当下的行动。在同一个家庭内部，例如席尔默家，孩子们已经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一个儿子效仿父母，成为民族主义官僚；而另一个则拒绝家长制权威，成了叛逆的共产党员。在更大的社会中，学校、朋友圈子、青年团体、教堂和其他公民社会组织同样会提供相互冲突的观点，鼓励个人走上互不相容的道路。不幸的是，许多魏玛的孩子后来不得不承认他们最终做了灾难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