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新生儿的降临通常是件喜事，生命在大战的杀戮之后重新获得了肯定——尤其当生的是男孩时。即便地位下降的姐姐可能怨恨新来的小家伙，父母依然对有了儿子和继承人感到骄傲。中产阶层家庭会发出印刷的通知，告诉亲朋好友新成员的名字，并雇请摄影师记录这个快乐的日子。为了让新生儿成为社群的合法成员，登记员会用一丝不苟的日耳曼笔体填写孩子的出生证，包括孩子的父母、出生地、出生日期和宗教信仰。然后，亲戚们会聚在一起参加正式的教堂洗礼，孩子有时会因为被泼上凉水而哭闹。一位忠诚的官员甚至可能成功地说服兴登堡总统担任荣誉教父。

这种出生描写标志着大部分自传的开始，即便传主并不记得准确的情形。“我的零点时刻是在遭受通货膨胀的1923年一个初夏的明媚白天，即6月18日中午12点15分”，工程师卡尔·黑特尔根据充满细节的家族故事这样回忆说。“我的出生相对顺利，因为在我之前，我的许多哥哥姐姐们已经经历了同样的过程。我的母亲生了8个孩子，几乎没有遇到麻烦。”格哈德·克拉普夫最早的“模糊而朦胧、非常不连贯、单幅图像式的记忆”始于3岁，他记得自己从窗口望着院子里一只跳舞的熊。在小说《童年典范》（Patterns of Childhood）中，生于1929年的克里斯塔·沃尔夫对于通过第一次至关重要地说出“我”这个词而神奇地开启了意识感到惊异。随后的叙事呈现了这一初生的人格在整个生命历程中的发展。

受到菲利普·阿里耶斯（Philippe Ariès）开创性作品的启发，历史学家们开始探索这种被重复了成百上千万次的普遍模式如何因为时间和地点不同而有所差异。他们的工作表明，童年在文化上被赋予它的观念和价值所建构，包括从把孩子们当成小大人到把他们当作脆弱的婴儿照料的各种类型。此外，人口统计学家提出，19世纪末的人口变化——从每家有很多孩子，因为其中许多在婴儿期就夭折了，到一对夫妻只有几个孩子——同样根本性地改变了父母的情感态度，使他们从漠不关心变得十分投入。与此同时，学者们还不辞辛劳地从支离破碎的记录中寻找线索，发现孩子们试图让自己的生活摆脱成年人控制的真实经历。结果，我们对于童年有了更复杂的理解，视之为一个为发现自我而斗争的阶段。

大部分关于在魏玛共和国成长经历的记忆都积极得令人意外，声称“我的童年非常幸福”。与危机不断的政治图景相反，这些个人回忆通常强调父母设法提供了“很好的舒适和安全感”，让孩子能够茁壮成长。毫无疑问，育儿理想仍然在威权的家长主义和放任的自由主义之间摇摆，家庭规模则继续大小不一，较贫穷的父母因为缺少节育手段而会生多个孩子，中产阶级母亲则会限制孩子的数量。但这种矛盾的混合让孩子面对家庭不同的期待，同时提供了支持和挑战，鼓励他们形成坚韧的性格。只有在人生最开始的阶段（特别是在共和国末期），经济困难和政治忧患才显著威胁孩子们的未来。

这种“幸福无忧”的童年对生活轨迹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它们创造了对安全和常态的期待，那是个人此后努力想要找回的。与一战造成的匮乏、大萧条时期的大规模失业、二战前线和后方的苦难不同，共和国中期是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对许多工人和社会主义者来说，第一个德国民主政权是希望的时代，日渐繁荣和社会改革预示着更好的生活。但对威权传统的维护者和激进的反犹主义者来说，魏玛共和国的现代主义实验对他们的整个世界观和生活方式造成了威胁。为了解决对“黄金童年”的记忆和对魏玛共和国许多问题的描绘之间的矛盾，有必要更仔细地审视孩子们在主导了他们生活的家庭、学校和社区中的真实经历。

家庭庇护所

尽管“卫生状况”很不好，大部分魏玛的孩子都在家中出生。生孩子被认为是自然行为，而非医学问题。卡尔·黑特尔记得，当他有妹妹将要降生时，“有个邻居在小炉上烧了几壶开水，准备了干净的毛巾，派我12岁的姐姐……去找接生婆，好让她开始神圣的工作”。焦急的父亲和紧张的孩子们被送出房间，他们等待着宫缩期间女人的尖叫，那可能是有进展的信号。“母亲躺在狭小地下室的床上，被痛苦折磨着”，期待着听到“新生命的第一声啼哭”，那将标志着煎熬的结束。在草草地对母亲和婴儿进行清理后，接生婆会把丈夫和孩子们叫进房间，向后者宣布“你有了个小妹妹”。现在，他们需要赞美新生儿：“看看床上，她躺在那里睡着了。”标准的婴儿照被用来赞美与母亲的联系，就像露特·布尔文的那样（图5）。

特别是在穷人家庭，生孩子和婴儿期仍然充满危险，许多孩子无法活到成年。如果同胞早早夭折，对丧亲的记录很少带有情感：“我从没见过另外5个孩子，因为他们已经死去，离开了这个世界”，一位作者像陈述事实那样说道。但当稍长些的兄弟或堂表兄突然逝去时（比如因为破伤风），那将是“人的悲剧”，因为命运似乎对一个无助的孩子开了残忍的玩笑。因此，百日咳、猩红热、麻疹和白喉等儿童疾病是对整个家庭的巨大考验，需要医生的昂贵诊断、从药房买药、长时间的卧床休息。经历了特别严重的双侧肺炎后，一位如释重负的母亲告诉她康复的儿子：“你仍然活着真是奇迹。”

母亲通常是童年世界的中心，就像在大部分家庭一样，她“完全对孩子和家人负责”。化学家海因茨·舒尔泰斯记得，在没有现代设备的情况下，几乎一切都需要女人们自己动手，因此“母亲终日劳作的手”从来得不到休息。洗衣服在每月一次的“大洗涤日”进行，每件衣物都经过烫洗和拧干，再晾干后折起收好。此外，“衣物都是在自己家中制作的”，需要精心的缝纫和修补。与此同时，在专卖小店和每周农民集市上购物需要花很多时间讨价还价，还得自己动手包装。食物大多要从头开始备制，菜谱像秘密一样被守护或分享。当年长些的女孩被要求做些简单的家务时，蹒跚学步的幼儿常常跟在她们身旁。

相反，大多数父亲显得陌生，因为他们很少接触婴儿。即便不再严厉，他们依然“权威不容置疑”。由于劳动的性别分工，男人是家庭的顶梁柱，他们会把自己的头衔给予妻子，后者喜欢被称作“医生太太”（Frau Doktor），即便她们自己并非医生。因为父亲整天都外出工作，他们仅仅在晚上或周末才能见到自己的孩子，所以只留下模糊的存在。在大部分家庭，男主人有责任维持权威的纪律，常常为了灌输社会规则和让孩子们坚强地面对生活而施加体罚。不过，也有越来越多的事例体现了关爱，比如父亲帮助孩子“学习游泳和骑车”，缔造情感的纽带。随着变得日益成熟，许多孩子开始赞赏父亲的职业成就，以及他们在危机中的道德权威。

作为孩子最早的玩伴，兄弟姐妹是他们的学习和差遣对象，对处于童年早期的他们会产生关键的影响。在像克拉普夫家这样有5个孩子的大家庭中，出生顺序决定了群体内的角色、才能的专业化和家务的分配。独生子女常常是孤独和被惯坏的，而在更大的家庭中，孩子们不仅会为争夺父母的关注展开很多竞争，而且还有相当的自由，因为成年人无法盯着每一个孩子。男孩的哥哥可能扮演了他在学术成功和运动成就上模仿的榜样角色。如果女孩有个妹妹，姐姐可以像妈妈一样照顾她、保护她和逗她玩，学习将来也许对自己有用的女性技能。虽然年龄差异大或性别不同常常会影响同胞间的关系，但童年早期的亲密会造就持续一生的情感纽带。

如果母亲有工作或忙于社交，保姆将取代她的地位。这些保姆被称作安妮（Anni）、艾米（Emmi）和卡蒂（Kathi），她们通常是来自乡下的穷姑娘，为了增加父母的预算和学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被送到城里。甚至中产阶级也负担得起雇佣一个女孩来给小孩子喂食和洗澡，并且看着他们，从而让女主人免除了日常的工作。育儿保姆与她们的照顾对象玩耍，为他们读故事，带他们去游乐场和公园散步。不过，通过谈论自己的贫苦，保姆也让孩子们了解到生活在不那么幸福的家庭是怎样的。工程师保罗·弗伦策尔回忆说：“一个六七岁的男孩需要的全部爱和教育……我都不是从父母那里，而是从一位来自上巴伐利亚的保姆那里得到的。”相比疏远的母亲，孩子们经常与他们的保姆更加亲密。只有少数孩子被送去了幼儿园，比如埃迪特·舍夫斯基或乌尔苏拉·马伦多夫。

当既没有母亲也没有保姆时，亲友网络将不得不照顾被冷落的孩子，并常常在方方面面替代了父母。祖父母家不仅是暑假的目的地，还是暂时或更长期的替代住处，特别是当他们生活在自己带花园的乡下房子里时。像露特·布尔文这样的独生子女觉得受到欢迎和保护，因为阿奶和阿爷宠爱他们，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园艺和房屋维修等工作。未婚的姑姑也是个好选择，就像“接管”了小汤姆·安格雷斯的远亲迪迪（Didi），她“给我讲故事，唱歌给我听……很早就教我不要哭鼻子”。在农村或工匠家庭，孩子们被要求以力所能及地做家务来做出贡献。通常说来，有一批堂表兄弟和朋友充当了非正式的支持结构，帮助孩子们达到成人世界的要求。

家庭住所是成长的环境，其规模和位置取决于父亲的挣钱能力。像克莱因家这样的上层阶级家庭可以买得起柏林“一座极好的公寓”，有许多房间用于社交展示和日常生活。由于有充足的空间提供独立的“儿童房”，他们的孩子“作为‘体面人家’之子”，拥有“被精心照顾的童年”。另一些中产阶层家庭也拥有自己的住所：毛皮交易商“温馨的老屋”，牧师“布局杂乱的住所”，或者普鲁士农民“结实的农舍”。像安德雷斯一家位于东部的护林员之屋这样的个人住所提供了安全感，让孩子们既得到“照顾和保护”，又拥有探索森林的“无尽自由”。因此，修建自己的房子是许多资产阶级（Bürger）的渴望，因为自家的墙壁带来了社会认可和孩子的庇护所。

在不那么有钱的家庭，拥挤的居所永远是矛盾的导火索，因为缺乏空间会让家庭成员发生冲突。下层中产阶级家庭常常生活在公寓楼里，这些威廉时代的丑陋建筑有着中世纪风格的门面、塔楼和阳台。但孩子们可以在阴湿的内部庭院玩他们富有创意的游戏，把那里变成冒险的空间。像黑特尔家这样的无产阶级家庭只能生活在窄小的公寓里，常常位于地下室，或者是塔楼里的单个房间，吃饭、睡觉和平淡的生活不得不同时在那里进行。被迫的亲密造成缺乏隐私，折磨着人们的神经。孩子和成人不得不同睡一张床，使用楼梯间里的公用厕所。此外，当疲倦的父亲结束轮班回家时，大家都得蹑手蹑脚，而母亲则常常不得不靠洗衣或缝补来补贴微薄的收入。这是一个对孩子们来说很艰难的环境，他们不得不努力满足自己最基本的需求。

花园是逃避城市生活的庇护所和额外食物的来源，对于拥有花园的幸运孩子来说，那里还是会有神奇发现的地方。上层阶级家庭常常可以享用他们引人瞩目的城市公寓背后的绿地空间，中产阶级业主也常常拥有满足审美和实际用途的足够土地。因此，像舍夫斯基家这样的下层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家庭也常常努力租赁一块带树荫的园圃，作为娱乐和社交场所。女儿埃迪特后来写道：“这块地是我父母的梦想。”在这种“租用花园”中，人们会种植各种花果和蔬菜，诸如玫瑰、草莓和土豆。孩子们可以在那里玩耍，只要不破坏庄稼或樱桃、苹果、梨树这样的果树，树上的果实可以让他们吃个饱。特别是在战争和萧条的艰难时期，这些花园是重要的食物来源。

像午间正餐这样的场合会把家中所有成员集中起来，是“每天发生和关心的事真正的交流场所”。在感谢神恩后，人们开始进食，父亲会得到最好的肉，母亲有时会牺牲自己的那份，以确保她的宝贝有足够的可吃。孩子们必须学会行为得体，因为“体面的餐桌礼仪会受到父母的特别监督”，违规者会被快速地拍一下耳朵。只要孩子表现出足够的尊重，他们就会被允许参加成人的谈话，那将提供很多“有教益和宝贵的东西”。像霍斯特·格罗图斯这样的上层阶级孩子有时会吃得太多，导致体重过重，得到“胖子”的绰号；而下层阶级的孩子则会饿肚子，向往着吃“香蕉或葡萄”是什么样的。

孩子们一有可能就会玩耍，在发明比赛和规则上表现出很多创造力。这些游戏可以像在人行道上跳房子一样简单，也可以像西洋跳棋这样的棋类游戏一样复杂。男孩们更喜欢动手性的玩具，诸如“马克林拼装玩具（Märklin erector sets）或发条火车”，或者通过转陀螺、放风筝和打弹子来检验自己的技能。女孩们则被认为应该在精心布置的房子里玩娃娃。埃丽卡·陶布霍恩回忆说：“我喜欢一个人玩过家家。我的7个大娃娃是孩子。我还真在我的小炉子上做过饭。衣橱里挂着它们穿的衣服，小板凳当作桌子。娃娃们还有一张小床和一辆小推车。”女孩们背诵诗歌、猜哑谜和在彼此的纪念册上留言；男孩则喜欢打闹，他们玩“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游戏，或者踢足球。即便玩具数量有限，这些复杂的游戏还是能够在不花多少钱的情况下带来快乐。

每年的高潮是像圣诞节这样的宗教节日，甚至世俗家庭也会被唤起“最温暖的情感”。基督降临历[一种用硬纸板做成的日历，上面有门形开口，每个开口代表一天，后面藏着图片或小东西。——译注]和降临花环带来了期待感，前者上面的每个开口代表一天，后者带有4支红烛，分别在每个主日点燃。12月6日，圣尼古拉会前来决定“孩子们是好还是不好”，据此对他们进行奖励或惩罚。圣诞夜的教堂仪式让人们更加兴奋，孩子们在其中扮演天使和牧羊人的圣诞剧常常为仪式增色。晚宴过后，客厅的门终于被打开，露出闪闪发光的圣诞树，上面有五颜六色的装饰品、金银丝和点燃的蜡烛。直到唱完《平安夜》，孩子们才被允许打开礼物——通常是一些他们想要的东西，比如新的雪橇，或者实用的东西，比如毛线袜、“帽子或手套”。圣诞节习俗十分流行，甚至开始被一些犹太家庭所接受。

假日是另一段深受欢迎的时光，因为它们中断了日常的作息，带来了新的体验。甚至像卡尔·黑特尔这样的穷人孩子也能在私人小菜园里玩耍，在当地的河里学习游泳，或者去郊游。像露特·布尔文这样条件稍好些的孩子可以坐火车从柏林前往图林根森林，造访他们的祖父母，体验乡间的生活，以及那里健康的空气、新鲜的食物和有趣的农场动物。而像保罗·弗伦策尔这样更有钱人家的儿子则会前往波罗的海，住在豪华的温泉酒店里，用沙子筑起精美的城堡，在浪花里和朋友们戏水，或者在沙滩藤椅上避风。他们的母亲会在茶会上炫耀自己华丽的衣装，父亲则会在周末加入他们。像艾克这样的精英之子“经常举家出游，很多时候是出国，前往荷兰或瑞士”，从而获得了见多识广的光环。

恶性通胀和大萧条之间是魏玛共和国的“金色中年”。在人们的记忆中，它让大部分孩子拥有了“幸福和受呵护的童年”。内战肆虐的混乱开端已经安全地过去，经济和政治灾难尚未到来。广泛的贫困、宗教偏见和民族仇恨无疑相当让人烦恼，令他们的父母厌恶政治。但相比后来的痛苦，这个时期的生活相对稳定，他们得以专注于个人关心的问题，使童年在回忆中显得“富有诗意”。拥有“慈爱而激励人的父母”与趣味相投的兄弟姐妹，甚至犹太裔德国人也能够“建立关系密切的家庭”，满怀信心地憧憬未来。这种成长缔造了与其他家庭成员的有力纽带，与自己家乡的长久联系，以及对德国文化的持久认同，后者在将来会受到严重的挑战。

学校的挑战

进入小学是“一次深刻的转变”，对孩子们意味着“一个新的和非常重要的生活阶段”。得益于宗教改革的遗产，德意志各邦早在18世纪就建立了义务初级教育系统，以便让虔信者能够阅读俗语的《圣经》。为了不对心智造成太大负担，学生们只被要求在上午听课。他们中午回家吃饭，下午有充足的时间可以玩耍。哥哥姐姐和年长朋友的告诫故事让孩子们对那个将影响他们一生的机构既期待又恐惧。为了让过渡容易些，父母经常会给像露特·布尔文这样焦虑的儿女们一个惊喜礼包，里面装满了糖果和学习用具（图6）。得到抚慰后，新生们会步履沉重地前往令人生畏的学校，小小的背上驮着皮书包。

学生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小学老师，既有和蔼和乐于助人的施教者，也有死板和威严的训诫者。在帝国时代，大部分老师是男性，但到了魏玛共和国，女性老师开始增加，特别是在低年级。大部分老师把精力集中在培养背诵乘法表这样的技能，灌输普鲁士国王名字这样的信息，或者通过讨论诗歌来促进他们的头脑发展。总体而言，教学方法仍然是直截了当的，强调机械记忆和重复，但也有一些“年轻现代的”老师会尝试更加非正式的先进教育手法。如果孩子走运，他或她可以遇到有兴趣培养他们“热爱学习”的好老师，但也有许多令人讨厌、享受自己权威的课堂暴君。一些学生声称在学校里受苦了，其他许多则“事实上一直很喜欢那里”。

班级规模很大，有四五十个孩子，通常按照性别分班，这导致纪律很难维持，因为要面对那么多心不在焉且活泼好动的孩子。一些有点子的老师会采用新颖的方法，比如扮演历史人物，来抓住学生们的注意力，从而使他们保持兴趣并激发想象。但大部分老师每次都用体罚，相信“不动棒子就教不好孩子”的希腊谚语。埃丽卡·陶布霍恩记得：“男孩们必须弯下腰，屁股被手杖揍上两三下。女孩们必须伸出手掌和手臂，老师会在她们的手和指尖上打两三下。”不过，大部分机构“并非野蛮的体罚学校”，孩子们不守规矩才会被惩罚，因为“纪律和秩序受到强调”。事实上，许多学生成了成功的“医生、律师或科学家”，没有遭受永久的创伤。

关键的学习用具是带木框的黑色写字板，写字用的尖笔，以及用来修改错误的海绵或抹布。“一侧是书写字母的线，一侧是计算用的格子”，埃丽卡·陶布霍恩回忆说。孩子们带着写字板上下学要十分小心，因为如果掉了就会摔碎。学习写字之前要先画图形，比如在写字板上画个巨大的复活节彩蛋，表示字母“O”，那是德语“复活节”（Osterei）一词的首字母。算术课要求机械地记忆乘法表，然后全班正着和倒着背诵。老师会站在教室前面，在大黑板上画图。不过，当他转过身去时，孩子们就会乘机恶作剧，例如抛掷被唾液弄湿的纸团。如果老师有幽默感，他会在学生头上拧湿海绵作为报复。老师还会使用地图和图表，用故事让讲课生动起来。

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学校看上去仍然是与政治绝缘的世界”。在普法尔茨行政区长大的汉斯·克维萨记得，“一切稍微与政治相关的东西都被排除在外，教学中不出现任何隐秘或公开的宗教或政治说教”。墙上唯一的人像是老总统兴登堡，地方的学习仅仅关注周边地区的历史和地理。新教地区的大部分老师都是自由派或民主派；在天主教地区，他们支持中央党。但这种去政治化的做法“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在学校之外，孩子们容易受到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风潮的影响”，因为在面对争议问题时，他们缺乏“任何准备或个人判断”。大萧条期间，当政治标语第一次进入孩子们的世界时，“它们表面上采用正常的国家口吻”，诸如对“巨大的体育和科技成就”感到骄傲。反讽的是，保卫共和国的老师们的中立立场为民族主义煽动留下了方便之门。

在班级共同体内找到一席之地并不总是容易的，如果孩子是从城外转来，或者在其他方面与众不同时，更尤其如此。一个问题是富学生和穷学生之间的“社会分界线”。他们常常按照自己的地位结成团体，不会跨越阶级壁垒。乌尔苏拉·马伦多夫回忆说，有钱的孩子拥有时髦的衣服和零花钱，而较穷的同班同学常常身上邋遢，甚至还有虱子。男孩尤其可能非常残忍，把学校变得“像是一种煎熬”。他们会因为那些被惯坏的小少爷更高雅的谈吐和更好的衣服而向其发难。直到保罗·弗伦策尔鼓起勇气对一个欺负他的大孩子发起反击，将其击倒在地后，“才再没有男孩敢嘲笑或殴打我”。相反，女孩通常更喜欢结成小团体，因此找到能够坐在一起，从而获得归属感的朋友非常重要。同班同学还会一起胡闹，比如男孩们将折叠梯子从木堆上扔下，或者女孩们坐在书包上从小山上滑下，这会招来严厉的责备。

由于有着共同的兴趣，学校里的交情可能会发展成终生友谊，经受住独裁统治和战争的考验。女孩常常会彼此分享想法和感受。在私立学校里，吉塞拉·格罗图斯遇到了一个犹太裔新教徒家庭的女儿：“就这样，我和‘小马尔琴’（Marthchen）建立了我第一段亲密的学校友谊，经常和她一起玩。”后来，她与另一位女孩的“知心朋友”关系也持续了一生。男孩们更想要的是一起做事的“伙伴关系”，或者可以让他们崇拜的榜样。犹太少年维尔纳·瓦姆布伦先是与一个“金发、矫健的……街区孩子王”交好，后来又倾慕一个“精神自由者”，那个孩子来自贵族纳粹家庭，“几乎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他和他的行为”。这种少年友谊跨越社会界限，扩大了孩子们的眼界，在他们的成长中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帮助。

魏玛共和国期间，大部分男孩和女孩仍被送到单一性别的学校，很早就强化了对性别角色的区分。虽然对小孩子来说，这种区分没有什么影响，但对青少年来说，这被认为把性觉醒的问题阻挡在了课堂之外。一方面，男孩被认为应该坚强，以便成为男人，要无视割伤或擦伤的疼痛，就像谚语所说：“德国男孩不哭鼻子”。另一方面，女孩的学业要求没有那么严格，而是在缝纫和烹饪等课上学习未来作为持家者角色所需的技能。讽刺的是，性隔离催生了同性情谊，这在男孩中特别明显，因为他们在运动或其他场合会被彼此的肉体所吸引。由于被分开教育，当学校的隔离无法再使男女各据一方而他们初坠爱河时，理解对方会遇到一些困难。

到了10岁时，孩子们要面临一个关键的抉择——四年级后准备接受什么类型的教育。尽管有了细微改革，但父母还是不得不从继承自帝国时代的三级学校体系中做出选择。如果孩子想要从事高级职业，就必须要上筛选非常严格的文理中学（Gymnasium），即以拉丁语、现代语言和科学为本的高中。如果父母想要把孩子培养成商业白领，他们常常会选择不那么有名的实科中学（Realschule），那里采用现代语言教学。如果只想从事蓝领工作，他们的子女会继续读公立学校，一种普通但免费的初中。选择不仅取决于令人害怕的成绩单，也取决于家庭的社会期望和经济资源。卡尔·黑特尔回忆说：“身为穷人家的孩子，我没有可能进入文理高中，因为付不起每月25帝国马克的学费。”

少数足够幸运地进入文理高中的学生带着“些许悸动”走向那些久负盛名的学校。首先，他们必须通过严格的入学考试，包括一篇论文和数学题。然后，他们要面对繁重的课程，课程以拉丁语、希腊语或现代语言为基础，还要加上自然科学课。虽然教学方法经常像教学楼一样古老，但内容遵循的是新人文主义者的古典学研究方式，造就了对古代文化的热情和个人修养的奇特结合，被称为“教化”（Bildung）。许多男孩不堪压力退学了，因为他们无法或不愿应对这些挑战。但像汉斯·陶施这样“记忆力好又能专心听讲”的孩子能够“游刃有余”。由于文理高中是通往上层阶级未来的大门，因此大部分学生即便怨恨那里的要求，也会默默忍受。女孩通常会上更容易的高中，那里不是为进入大学学习做准备的。

志向不那么远大的孩子常常选择实科中学，那里有更现代的课程，但仍然让他们有机会踏入中产阶级职业生涯。与文理中学的九年学制不同，这类学校只要上六年，随后通常是接受某种白领培训。因为教学以英语、法语和数学为重，许多资产阶级家庭认为那里更加务实，学生能够更直接地明白与职业的相关性。因此，尽管表现不一，既有警告即将挂科的“蓝信”，也有更漂亮的成绩单带来的“快乐惊喜”，但他们更容易达到学科要求。当保罗·弗伦策尔成为班上第二名时，他的父亲马上建议他接受酒店管理的额外训练，但儿子坚决拒绝了。因此，实科中学的出勤通常“没有问题”。

大部分孩子留在了公立中学，一种专注于基本教学的初中。与更高等的学校不同，这类机构只能再提供四年的教育，到14岁为止。那里的课程集中于学习高级德语、练习书法、了解当地情况、做简单的数学题。毕业后，大部分学生会成为某个行当的学徒，同时在职业学校（Berufsschule）接受每周一天的职业培训。魏玛共和国时期，改革为继续教育开了一条缝，特别出色的人可以参加“速成班”。因为学费，家庭通常不会送女儿上文理中学。当继续学习的梦想被否定时，乌尔苏拉·贝伦伯格哭了。不过，通过在自己的行当中表现出实践能力，像卡尔·黑特尔这样更有适应力的人从初级教育中学到的东西让他们足以接受工程师的训练。

这些学校向它们的学生灌输的价值在根本上是含糊的，混合了人文主义情感和民族主义倾向。德语教学通常以经典作品为中心，需要背诵像席勒的《钟之歌》（Die Glocke）这样的史诗，或者讨论像歌德的《浮士德》这样的剧作，即便许多学生几乎不懂它们的含义。此外，宗教教育也是常规课程的一部分，根据学校定位的不同，会传播新教、天主教或犹太教的道德规训。与此同时，高中的外语教学不仅打开了通往古典古代的窗口，而且通过阅读莎士比亚和莫里哀的作品，学生们还得以接触到不同的当代文化。不过，当孩子们在国家节日上背诵浪漫主义诗歌或吟唱像《守望莱茵》（“Die Wacht am Rhein”）这样的爱国主义歌曲时，从中可以看到强烈的爱国元素，强调着德意志文化的优越性。

一战失利的有害遗产把这种骄傲变成了有毒的民族主义，使孩子很容易受到极端主义信息的影响。埃娃·施特恩海姆—彼得斯回忆说，年轻人甚至在自己家里也能接触到大战的遗迹。印有外国景物的明信片、“前线来信”、身着军装的家庭成员的照片、英勇奖章，甚至残破的军装，都能唤起英勇斗争的回忆。地理课上，墙上悬挂的地图仍然包含着帝国在“可耻的凡尔赛和谈”后“失去的领土”和前殖民地，在学生心中徐徐灌输怨恨。对于历史，“刀刺在背传说”声称，德军不是在战场上被打败的，而是因为在后方遭到了“十一月罪犯”的背叛，然后被迫接受了来自外国的“战争罪谎言”。即便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吁和平的谅解，许多孩子还是在他们的爱国承诺中“感到无辜受到了冒犯”。

因此，上学对出生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那些人来说是喜忧参半的。与文学作品中关于学校生活苦不堪言的陈词滥调不同，不少好老师把那段经历变得更加积极，使许多回忆录的作者承认“我喜欢学校，在学校表现很好”。三级体制为孩子们提供了基本的生活技能，让他们中的许多人日后拥有了成功的职业生涯。不过，尽管有进步的老师推动改革，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学校仍然大多是灌输服从思想的威权机构，甚至阻碍了那些“想要成为好学生”的孩子的自由发展。在许多学校，战争失利的遗产把对国家的爱变成了危险的民族主义，扭曲了年轻人的头脑。由于学校很少提供世界性人文主义的伦理基础，导致大部分学生听凭民族社会主义者的诱惑摆布。

街区的诱惑

随着孩子们长大，他们逐渐开始离开自家的安全天地，探索周边的环境。因为当时很少有小学在家附近，即便很小的学生也不得不跋涉前往。他们常常一路闲逛，向商店橱窗里张望，或者呆呆地注视吸引他们注意的狗和鸟。如果迟到了，他们不可避免地遭到责备，被教导准时的重要性。在农村，霍斯特·安德烈发现步行上学是真正的冒险，来自附近农场的“讨厌公鹅”或者像狗那样的“野兽”会吓到他。当中学位于附近的小城时，像埃里克·黑尔默这样大些的孩子不得不乘火车上学（Fahrschüler）。他们在路上可以聊天、做游戏，或者做还没完成的作业。虽然在暴雨或积雪中上学非常让人讨厌，但通勤让这些孩子开始养成一种独立感。

下午，当作业做完或父母正忙时，孩子们会大胆地走进街区，亲自去发现那里的诸多秘密。在农场，有动物、设施和庄稼可供探索，或者除非有重要的家务要做，也可以去田野、草地和树林里漫步。在城里，首先是毗邻的建筑，最后整个街区都会被探索。比如，在吉森的老城中心，石子路两边有一片“差不多中世纪时期的”半木结构建筑。海因茨·舒尔泰斯总是对那些有着诱人味道的五颜六色的小店着迷。他喜欢在市场里闲逛，对中世纪的市政厅啧啧称奇，还会爬上教堂的塔楼俯瞰。这个“童年的小世界”提供了安全感，当有飞机或齐柏林飞艇这样的科技奇迹造访时，它还会激发想象。

对孩子们来说，布雷斯劳这样的大城市或者柏林这样的大都会，不仅有更多令人着迷的消遣，也有更多现实的危险在考验他们的独立性。带着猴子的风琴艺人会经常造访廉租公寓的阴湿院子，演奏哀伤的曲调来换几个钱。无礼的淘气鬼会按响公寓门铃，好让门房追赶他们。那里还有公园可供游玩，游乐场可供探索，周日还有露天音乐会可供参加。到了12月，出售香草蛋糕和加料甜酒的圣诞集市非常诱人。新年前夜会放烟花。艺术馆和科技展为孩子提供特价，那里总有可看的东西。但忧心的母亲会警告女儿“如果有人按铃或敲门，不要开门”，因为乞丐可能是坏人。当孩子们独处时，他们必须学会不要相信陌生人，以免遭受伤害。

成长还意味着遇见其他成年人，当这些人对孩子表现出真正的同情时，他们能帮助孩子成长。有的相遇是让人高兴的，比如“与邻居家的深厚友谊”。在漫长的冬夜，这种友谊带来了烤苹果或打牌之类的社交活动。也有的更加让人害怕，比如被妈妈派去杂货店买缺少的香料，这意味着要克服害羞和与钱打交道。对格哈德·克拉普夫来说，甚至令人畏惧的音乐课也能变成相反的样子：一位好老师“出色地引导［他］走进了制造音乐的世界”，使他深深地爱上了音乐。当埃里克·黑尔默遇到一个身为出色鞋匠的邻居时，他被此人“对自己行当的尊敬和对普通人的关心”所打动。虽然专制的成年人可能让孩子们心生恐惧，但更积极的接触会带来深厚的友谊，培养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信任。

通过比较自己和朋友们的处境，孩子们逐渐意识到把他们的家庭区分开的社会阶层差异。特别是在穷人圈子里，生活就是在月底前每天努力用微薄的收入维持基本需求。每当有孩子渴望某种享受时，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钱”支付吗？甚至在中产阶级家庭，当丈夫把收入都用来买酒，或者妻子在度假前“大肆购买”，购入“一大批夏装”时，财务限制也始终是矛盾的导火索。像汤姆·安格雷斯这样的上层阶级家庭的儿子试图邀请一位不在电话本上的同班同学来家里做客，他意识到了社会差异：那个男孩的父母“很穷，用不起电话”。虽然他愿意无视阶级界限，但后来生日宴会上的尴尬还是告诉他，这种隔阂太过真实。

成长中的孩子还会与同龄人接触，逐渐把注意力从兄弟姐妹转向同龄群体。这种接触经常源于在学校里的相识，既有道边的即兴游戏，也可能有持续终生的亲密友谊。女孩们会讨论衣服或者咯咯地说笑，她们常常在精美的日记本（Poesiealben）上写下承诺彼此友谊天长地久的诗句。男孩们更喜欢玩闹，他们经常恶作剧，由此缔结了友谊；或者都对科技感兴趣，比如用化学装置做实验。被邀请到朋友家中参加聚会打开了通往不同社会阶层生活方式的大门。如果孩子们在假期随家人前往山区或海边，就像吉塞拉·格罗图斯的假日照片（图7）中所记录的，他们的视野还能进一步拓展。这种“近乎共生的友谊”为男孩和女孩们带来了课业之外的消遣，在他们受到欺凌时还能提供支持。

尤其令魏玛时期的孩子们难忘的是火车、无线收音机和电影院等代表未来的科技创新。年轻的埃里克·黑尔默非常兴奋地和父亲一起坐有轨电车来到小城另一头的火车站，“我远远地看到火车渐渐驶近，喷出许多蒸汽”，仿佛一头无法阻挡的怪兽。本诺·舍夫斯基对新买的收音机兴奋不已，这种收音机需要连上天线并组装上一个“小接收器”。等着听见“来自耳机的第一声音乐是巨大的期待和快乐”。作为对他成绩进步的奖励，卡尔·黑特尔很高兴“被允许在一个下雨的夏日和母亲一起去电影院”，看一部关于滑雪，名为《白色之梦》（The White Dream）的电影。这些美妙的经历在成长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暗示科技对改善生活条件有着无穷的潜力。

运动也在大孩子的生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提升了个人的骄傲感和团队的凝聚力。教育者通过推动团队运动来强健体魄和教导运动精神。对有的孩子来说，学校体育是真正的考验，只有像汤姆·安格雷斯这样的少数人才能够掌握很难的体操练习。游泳课更受欢迎，因为这让他们可以在夏天到池塘、河流或海边嬉戏，尽管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像保罗·弗伦策尔这样的俱乐部冠军。上层阶级的孩子被要求骑马、打网球或驾驶帆船，尽管有的“一点也不喜欢骑马”，例如霍斯特·格罗图斯。下层阶级的男孩会在不正规的操场上踢足球，而不是参加运动俱乐部。大部分家庭会在周末带孩子到周围的乡间郊游，或者在假期去登山，因为这种出游不花什么钱。

对年长些的孩子来说，参加青年团体成了安排自己充足的空闲时间和与同龄人接触的方式。在帝国时代，担心劳动阶层青年变得激进的保守圈子曾经建立过强化爱国主义世界观的组织。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像埃娃·彼得斯这样的中产阶级女孩加入了“德意志民族”的路易丝王后联合会（Queen Louise League），而她的兄弟们则成为军事民族主义“沙恩霍斯特青年团”（Scharnhorst Youth）的成员。格哈德·克拉普夫和其他虔信青年选择了青年基督教会（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Young Men），相当于新教版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海因茨·舒尔泰斯对从英国舶来的童子军天主教分支感兴趣。这些宗教或政治组织的主要缺陷在于，它们“并非‘真正’的青年团体”，因为“它们并非由青年领袖所领导”，而是由成年人控制。

相反，青年运动（Jugendbewegung）以创造了“青年领导青年”的自治空间而自豪。该运动由柏林的进步教师在20世纪初发起，表达了对成年人的广泛反抗，将威廉时代抽烟喝酒的生活风格斥为堕落。20世纪20年代，这种自发组织被称为“志愿军”（Die Freischar），包括青年联盟（Bündische Jugend）各个青年社团组成的松散集体。受到每周聚会（特别是周末旅行）的吸引，保罗·弗伦策尔参加了这一团体，因为它承诺“自主决定的生活”。身着“灰蓝衬衫、黑色领巾和灰色短裤”制服的“志愿军”很有吸引力，因为其成员信仰同志情谊，自诩为自我选择的精英。青年运动体现了对冒险的浪漫追求，包括山野远足、唱民歌和篝火晚会。像威尔·泽尔曼—埃格贝特这样的许多青年受到了它的“决定性影响”。

这些快乐的童年岁月随着1929年10月的大萧条而逐渐画上句号，许多家庭的生存受到了威胁。不久之后，随着短期美国贷款被收回，华尔街的崩溃也波及了中欧。许多德国人的买卖破产，比如马伦多夫家的管道商店。孩子们也感受到影响，因为家庭预算的收紧导致父母发生争执，迫使他们与亲戚一同度假。如果父亲是600万失业者中的一员，那么甚至连食物也会短缺，因为“形势很糟，不可能找到固定工作”。为了补贴家用，母亲可能会去找服装店的工作，或者受雇打扫屋子或洗衣服。当巨大的失业数字让失业保险体系不堪重负时，没有工作的男人被迫行乞，或者“依赖危机和福利慈善”。对失业者来说，结果是“饥寒交迫，日益贫穷，以及无助和郁闷的绝望”。

“经济问题和人的窘困”导致政治激进化，助长了敌对情绪，引发了身体暴力。由于“愤恨狂热的气氛”，一些孩子开始注意到家中激烈的争论，家人有的支持兴登堡总统，有的支持纳粹领袖希特勒，还有的支持坚定的共产党人泰迪·台尔曼（Teddy Thälmann）[即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德国共产党主席（1925—1933），泰迪是他的绰号。——编注]。另一些孩子在广播里或街上听到“战斗演说的片段”，以及“有节奏的吟唱，隆隆的跑步声和疯狂的吼叫，有时甚至是警笛声”。在“纳粹冲锋队和共产党的游行和火炬队列经过时”，孩子们“被鼓励呼喊‘希特勒万岁’或‘莫斯科万岁’”。此外，在血腥的“啤酒馆暴动”或街头斗殴中，像“黑红金帝国国旗团”和“红色阵线战士同盟”（Rote Frontkämpferbund）这样的左翼民兵组织同“钢盔团”（Stahlhelm）和纳粹这样的右翼准军事团体发生了冲突。虽然很少能理解这些争斗是为了什么，但许多年轻人对纳粹冲锋队和党卫队的歌曲和行动印象深刻，因为那些是“最响亮和最激进的”。

这种两极分化还引发了一波丑陋的反犹浪潮，将整个民族的痛苦归咎于犹太人。19世纪，右翼煽动者曾把宗教歧视变成了半科学形式的种族主义，即使改信基督教也无法摆脱歧视。甚至在像艾克家这样被同化的犹太家庭，孩子们也开始意识到自己和别人有所“不同”，尽管并不很清楚是为什么。当汤姆·安格雷斯在柏林转学时，他不得不将自己的宗教信仰登记为“摩西”信徒，从而表明自己属于少数群体。虽然正派的同班同学维持了他们的友谊，但也有人开始跟他过不去：“对我来说，从那时开始的4年里，我逐渐被孤立，遭受到不时的敌意和几乎每天的小羞辱（而且有时并不小）。”这些激进的种族主义者试图破坏一个世纪以来犹太人融入世俗德国文化的努力。

最后的混乱岁月让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魏玛共和国的孩子们政治化，迫使他们选择意识形态的立场。天主教和社会民主党的青年可以坚持之前的信仰，但像弗里茨·克莱因这类自由派家庭的子女则因为中产阶级民主党派的崩溃而孤立无援。格哈德·克拉普夫这样的新教民族主义者可以团结在兴登堡总统的高大形象背后，将其视作秩序和体面的保障者。但如果父亲是个失业工人，就像汉斯·席尔默的父亲一样——“绝望和愤怒”将其变成了共产主义积极分子——他的儿子可能无法理解这种激进主张。让露特·布尔文更加吃惊的是，“有一天，父亲穿上了棕色制服，被称为我无法理解的党的同志”。孩子们还没做好准备，共和国的崩溃就把他们卷入了政治斗争之中。

幸福的童年

魏玛共和国的倒台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童年无忧无虑的气氛”。70年后，弗兰克·艾克回忆说，“随着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和纳粹上台，幸福、安定的童年结束了”。12岁的汤姆·安格雷斯起先认为，“哇，这真有意思！”但讲希特勒在总理府团团转寻找“政府方案”的笑话无法表明这一改变的严重性。“第二天，当我走进教室，立刻感到了空气中的紧张。”现在，犹太人、共产党员和知识分子可以被肆无忌惮地迫害，因为激进右翼控制了警察和法庭。虽然生活对较小的孩子来说大体上和以前一样，但年长些的孩子现在不得不决定如何应对。毫不意外，他们绝大部分都被卷入了宣传大肆鼓吹的对“国家革命”的热情。

自传中声称，相比一战中的苦难和后来的独裁压迫，“希特勒上台前的那些年对我们孩子来说是幸福的”。尽管经历了最初的混乱和最后的经济衰退，但在他们的记忆中，魏玛共和国给予的公民空间让大部分家庭能够为他们的子女提供安定的童年。即便贫穷的劳动阶层为了获得最低限度的食物和住所而苦苦挣扎，他们仍然会把自己的家描绘成安稳的所在，那里充满了挚爱的关系，孩子们可以和平地一起玩耍。虽然学校会用体罚来维护纪律，但那里也会用有效的方式来教授古典作品和科学，让孩子们获得走向成功的工具。此外，街道和街区仍然足够安全，让年轻人可以探索周围的世界。露特·魏格尔特证实了这种正面的回忆：“到那时为止，我拥有美好的幼年，没有悲伤和担忧。”随着纳粹以拯救国家的名义强制推行他们的激进观念，这一切结束了。

只有少部分孩子对第一个德国民主政权的逝去感到遗憾，而且即便是他们也没能理解此事的致命影响。尽管“对政治不感兴趣”，叛逆的吉塞拉·格罗图斯仍骄傲地“［自］认为是［她］家中的共和党人”。很少有男孩像汤姆·安格雷斯那么有政治意识，他信仰天主教的朋友洛伦茨（Lorenz）“突然立正，行了个希特勒举手礼，高呼‘醒来吧德国，希特勒正在泡咖啡！’”在1930年的选举中，这两个年轻人到处“从墙上撕下”支持希特勒当选的“纳粹海报”。与此同时，他们还给纳粹《攻击报》（Der Angriff）的编辑打电话，大声对其爆了粗口。在政治版图的另一端，弗里茨·克莱因“在窗外挂上了黑白红三色旗”，以表明他对帝国的同情。当然，这些年轻人的自发抗议没能阻挡纳粹的浪潮。

回头来看，绝大部分魏玛的孩子几乎没有注意到纳粹的夺权，因为他们太小，对政治还不感兴趣。卡尔·黑特尔回忆说：“我们普通人只是从报纸上看到，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领袖被我们年迈的民选总统兴登堡任命为第21任总理。”他带着些许自辩的口气解释说：“1932年我只有10岁，对政治就像鱼对飞行那样一无所知。”无独有偶，赫尔穆特·拉什多夫记得，“1933年，我们经历了所谓的夺权，这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改变，但很少有人对此感到恐惧。在我们学校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改变”，除了需要记忆几个新的日期和为纳粹慈善组织筹款。直到后来，大部分年轻人才渐渐开始意识到，“当纳粹掌权时，一段可怕的日子［开始了］”。

许多回忆录作者仍然在努力解释自己对第三帝国诞生的反应。像卡尔·黑特尔这样的一些辩护者反感“他们那代人要对希特勒能够将半个世界卷入不幸负责”的指控，特别是来自二战后出生的“年轻一代”的。相反，他们指责一战的胜利者要为战后缺少太平负责，正是这种缺失导致了像纳粹这样的政治外行掌权。像海因茨·舒尔泰斯这样更具自我批判精神的人则用年龄太小来解释他们为什么会成为共犯：“对我们孩子来说，当时的局面是无法改变的条件，我们完全没有认清其重要性；特别是因为这样，我们这代人理所当然地成长为该死的‘第三帝国’。”讽刺的是，正是魏玛时代的欢乐童年让这些年轻的德国人大多没能准备好抵挡纳粹的魅惑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