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1日清晨，格哈德·鲍克的父亲冲进他的面包店，宣布说：“战争来了。我们已经向波兰进军了！”即使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并不完全出乎意料，“残酷的事实还是仿佛给了我们一记重击”。对希特勒和平声明的所有幻想一下子化为泡影。烘焙工的领班只能叹着气说：“那不是一个黑色星期五吗？！”人们很快意识到，这确实是个不祥的日子。“周日，英国和法国加入了战团，站在波兰一边。这是可怕的双线战争。”与1914年8月的爱国热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大多数人认为这场新的战争是一场“正义之战”，是为了“德国，我们深爱的家园，我们灿烂伟大的祖国”的未来而战，但这一次“没有旗帜飘扬，没有认可，没有热情”。之前的那场战争牺牲了太多人的生命，重启战端不可能是轻松的事。有些人担心：“西面的［防御］墙[即齐格菲防线，是德国在二战开始前，在其西部边境地区构筑的对抗法国马其诺防线的筑垒体系，德国人称之为“西墙”。——编注]能守住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际经历因年龄、性别和种族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没有一个魏玛青年“知道或可能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虽然在学校和希特勒青年团的思想灌输中，之前那场战争被描绘成英勇的斗争，但他们的父母在1914年到1918年度日如年的苦难故事削弱了这种热情。对年轻男性来说，战争意味着服兵役，中断他们的事业和浪漫关系，意味着被巧妙的纳粹宣传赋予了爱国意义的战火的考验。对于年轻女性来说，“我们所有的生活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包括停电、空袭演习和配给卡，以及在田里或军需品工厂劳动，以弥补男性的缺失。对于第三帝国的政治和种族受害者来说，国际舆论约束的不复存在，让纳粹彻底暴露了他们的残暴。需要对这些相互交织的不同回忆进行单独的分析。

对许多年轻男性来说，这场战争是对敌人、外国妇女和低等种族突然展开的性别暴力。军国主义宣传和无情的基础训练混合起来剥夺了他们的人性顾虑，把他们变成了军事机器中的高效齿轮，毫不怀疑地执行命令。汉斯·克维萨回忆说：“为了成为一名有用的士兵，一个人必须克服他对杀害同类的天生反感。”德国国防军通过将敌对分子非人化来达到这一目的，以便消除同情，同时创造一种“我们对抗他们”的心态。“其次，［士兵］必须压制他同样与生俱来的安全本能……这会使他在绝望的情况下逃避危险。”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军队会系统性地打击新兵的意志，灌输“铁的纪律”。这两种态度共同造就了一种凶残的“尚武男性”的概念，它取代了平民版的男子气概，引发了程度前所未有的暴力。

由于放松了道德约束，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毁灭战把国防军也牵扯进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在战后对高级军官的审判中，因为冷战期间德国需要重整军备，西方在20世纪50年代初放弃了对军人共犯的惩罚。仅仅半个世纪后，左倾的汉堡社会研究学会（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通过举办揭发罪行的私人照片展览再次向德国军队提起控诉，这些照片引发了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等退伍军官的抗议。持批评态度的研究人员发现，军方通过协助臭名昭著的党卫队和别动队的警察杀手团参与了大屠杀，这一记录令人震惊。但一些温和的历史学家指出，大多数军队都在忙于作战，对反游击战行动负责的主要是后方的安全部队。总体而言，自传描述常常支持军队参与了很多暴行和大规模杀戮的说法。

上述叙事写于那些戏剧性事件发生半个世纪或更久之后，融合了兴奋的描述和勉强的反思。在目睹了许多戏剧性的情形后，作者们觉得有必要分享他们经常难以置信的经历。但战争的最终失败和对大屠杀敏感性的上升迫使他们质疑了自己先前的行动。因此，英雄叙事是罕见的，缩减为赞美在整体失败的框架内取得的小小胜利。同样，像旅游一样进军巴黎或是在东线与压倒性优势的敌人作战的冒险故事也失去了光彩，因为回过头来看，战争的整个目的似乎是毫无意义的。由于他们“厌恶吹嘘‘英勇表现’”，大多数作者转而讲述了一些生存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主人公凭借卓越的才智或纯粹的运气成功地活了下来。因此，他们的叙述描绘了年轻士兵的经历，也包含了后来对他们的行动后果所做的反思。

备战

从阿道夫·希特勒执政的第一天起，他就为德国参战做起了系统性的准备。1933年2月初，在与军队领导人共进晚餐时，新总理承诺重整军备，以推翻《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征服东部新的生存空间，无情地实行日耳曼化”。在公开场合，纳粹政府承诺，只要德国被当作平等伙伴对待，就会保持和平。但在暗中，希特勒投入了大量资源，用于开发俯冲轰炸机这样的新式武器，储存必要的弹药，并做好了边防部署。1935年，柏林还宣布恢复征兵，以训练更多的人力。一年后，当法国占领军离开后，它派遣部队进入莱茵兰的非军事区。虽然轻信的人仍然认为“德国必须为各种紧急情况而武装自己”，但政权反对者得出结论，这些步骤意味着另一场战争。

作为下一次战事中的实际作战者，年轻男性不断接受美化战争的宣传，以便使他们的思想军事化。海因茨·舒尔泰斯回忆了在纳粹对男性青少年的宣传中占据主导的几个主题。首先，老兵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描述颂扬了德国英雄的勇敢，比如击落80架协约国飞机的“红男爵”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Manfred von Richthofen），或击沉3艘英国巡洋舰的潜艇船长奥托·韦迪根（Otto Weddigen）。其次，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和第一个到达南极的挪威探索者罗尔德·阿蒙森（Roald Amundsen）等探险家扣人心弦的冒险故事激发了男孩们的想象力。再次，展示梅塞施密特（Messerschmitt）或亨克尔（Heinkel）战斗机这类科技奇迹的展览吸引了对新机器感兴趣的年轻人。最后，像《希特勒青年奎克斯》（Hitler Youth Quex）这样赤裸裸的宣传电影赞美了为纳粹事业献身的年轻战士。

希特勒青年团看上去无伤大雅的活动也是一种准军事训练，目的是使男孩们习惯于他们未来作为战士的角色。在他的自传体中篇小说《我在那里》（I Was There）中，汉斯·彼得·里希特（Hans Peter Richter）描述了希特勒青年团的一次会议：一名新的团队领导在会上承认，“我认为青年团的任务是为你们即将到来的兵役做好准备”。与青年运动中的自由联合不同，希特勒青年团坚持穿统一的服装，步调一致，向万字旗致敬，并誓死效忠元首。里希特小说中的官员命令说：“我要求服从，服从，无条件的服从。”乡村远足训练了男孩们的定向越野，野营使他们坚强起来，受欢迎的野战游戏实际上模仿了一方对敌另一方的战争游戏。难怪小说中一个持怀疑态度的男孩脱口而出：“你只寻求权力！你要把我们逼上战场！”

1939年春季的一波空袭演习清楚地表明，“除非奇迹发生，否则很快就会爆发战争”。汉斯·克维萨若有所思地表示：“一个明确无误的迹象是，所有大城市里都有飞机炸弹模型展示，作为对已下令采取的保卫措施的宣传。”学校和希特勒青年团组织开始主办关于飞机和炸弹类型的“数不清的信息讲习会”，以便年轻人能够识别来自空中的危险。海因茨·舒尔泰斯记得，作为“各种希特勒青年团组织的成员，我们被要求把从公寓楼阁楼上扔到路边的易燃垃圾运走”。这些旨在向民众表明政府关注他们安全的准备工作使战争的可能性看起来更大了。但大多数人通过这样想来安慰自己：“即使元首为了提高德国的伟大地位而冒了相当大的风险，也总是能无须开战就实现目标。”

国家劳役团的义务服务是青年军事化的另一个步骤。最初，以最低工资为社区改善项目付出体力劳动是一种国际理念，旨在让失业的年轻人不再在街头游荡。但从1935年开始，纳粹主管劳动事务的康斯坦丁·希尔（Konstantin Hierl）将这种自愿承诺变成了对男性的义务要求，以便绕过裁军条款对预备性“准军事训练”的限制。国家劳役团主要由退休士官领导，被征召者穿统一的制服，进行队列训练，住在营房里，需要遵守严格的纪律，等待被招入军队。这项服役要求于1939年将征召封范围扩大到女性。这些年轻人的繁重工作包括砍伐树木、修建道路、建造防御阵地，这些部分有用、部分多余的项目旨在锻炼他们的身体和使他们的精神军事化。尽管他们接受的是铁锹而不是冲锋枪训练，但类似罗尔夫·布尔文留下的照片（图11）证明，国家劳役团“越来越变成了为以后服兵役而进行的军事预备训练”。

对于“变态的纳粹领导们”来说，劳役团提供了一个折磨资产阶级家庭青少年的黄金机会。当有特别肮脏的工作要做的时候，士官们会大声喊：“学生、毕业生和罪犯向前一步！”作为牧师的儿子，格哈德·克拉普夫在打扫厕所等任务上总是“自动的‘第一选择’”。由于床铺不合要求，他遭到了一连串的批评，“一个又一个周日，［他被分配到］厨房工作”，剥夺了他在城里自由活动的特权。在“由愚蠢形式训练组成”的毫无意义的“服役”中，汉斯·陶施回忆道：“我们的理想主义受到了强烈的压制。”书呆子约阿希姆·费斯特对“［阿尔卑斯山］风景的独特魅力”视而不见，“很快就开始痛恨一切与劳役团有关的事情”。对于一个名叫赫尔穆特的敏感男孩来说，这种卑鄙手法变得如此难以容忍，以至于他逃跑了，结果被抓住，又试图自杀，但最终还是成功逃脱，跑到他在瑞士的叔叔家避难。

完成国家劳役团服役后，下一步是应征入伍。不祥的征兵通知（Gestellungsbefehl）命令新兵在某个日期向军区报到，以便进行登记。“没有拒绝的借口或可能，”卡尔·黑特尔回忆说，因为“每个人都必须服从这项命令”，这是法定义务。在不存在任何出于良心拒服兵役的相关条款的情况下，即使是反对战争的青年也被迫参军。弗里茨·克莱因指出，不服从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无法反抗这种强迫”。在1939年8月的最后一周，保罗·弗伦策尔的国家劳役团小组正式改编成军队的“工程营”，被运往波兰边境。同样，海因茨·舒尔泰斯的劳动营被“转移到了西墙，隶属于国防军”。年龄较小的青少年得以暂缓入伍，而对于1920年或更早出生的人来说，劳役团和征兵直接把他们带进了战争。

因为无法想象等待他们的恐怖，数量惊人的年轻人忽视了父母一直以来的警告，自愿服兵役，就像约阿希姆·费斯特那样。纳粹宣传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强调所有年轻人都应该服兵役的期望。同龄人的压力也鼓舞了像弗里茨·克莱因这样的怀疑者，他们“不想落后于无数同龄人，特别是那些认识和交好的人”。后来，胜利的捷报使当兵听起来像是一次英勇的冒险，新兵们担心战争在他们能够参加之前就结束了。对于憧憬飞行的埃里克·黑尔默来说，“那不可想象”。诉诸男子气概是克服犹豫不决的有力手段。罗伯特·诺伊迈尔担心，“在这场战争结束后，我会被称为‘开小差的’，［人们］会指着我说‘那是个懦夫’”。因此，甚至连大多数纳粹的反对者也已准备好履行他们的爱国职责。

一些实际原因也促使许多年轻人不等被征召就自告奋勇，以便“使无法逃避的事少一些不愉快”。有些人自愿入伍，比如赫尔穆特·拉什多夫，以逃避家中或工作中的冲突。也有的人，比如汉斯·克维萨，则是为了逃避国家劳役团预备训练的无谓折磨。同样很能打动他们的还有选择自己的服役部队的希望。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在军队里当步兵，吃力地穿过泥沼。“当时，志愿参军者只是因为漂亮的军装或者被飞行吸引才报名参加空军或海军的。”由于空中作战保留了一些早期骑士精神的魅力，像霍斯特·格罗图斯和埃里克·黑尔默这种希特勒青年飞行团的前成员都渴望在闪亮的新飞机上翱翔。不过，由于飞行员训练对身体要求很高，大多数人最后只能失望地从事地面支援工作。

真正的纳粹狂热分子直接志愿加入武装党卫队（Waffen SS），这是最忠诚也最强硬的一支部队。与冲锋队的平民打手相比，身穿黑衫的党卫队更能代表作为当局最好武装力量的精英形象。对于像罗尔夫·布尔文这样狂热的希特勒青年团领袖来说，想要加入这个精英群体完全顺理成章。但由于他还不够大，为了被接受，他不得不“伪造母亲的签名”。同样，对于乌克兰人威廉·科列斯尼克来说，“志愿从戎当然意味着加入武装党卫队”。虽然也是希特勒青年团的领袖，但他不能加入国防军，因为他不是德国公民。但是“武装党卫队接受了每一个人”，事实上，它的25个师中有17个由来自外国的志愿兵组成。科列斯尼克“去那里主要因为它是我们元首的精英护卫”。尽管一位相识党卫队老兵的失明本该让他却步，但科列斯尼克决定，如果要做，他最好就坚持下去。

从军队的身体检查开始，人们感到了失望，这个轻蔑和武断的程序决定了一个不幸新兵的生死存亡。“脱掉衣服！脱下你的裤子！——往这个壶里撒尿”，埃里克·黑尔默在描述一次检查过程时写道，这个过程仿佛把年轻人当作被屠宰的动物对待。接下来的步骤是“听检［肺部］，检查眼睛和耳朵”。然后“弯下腰，把你的屁股扒开！”一位医生抱怨道：“这个人不仅平足，而且有痔疮，靠他我们赢不了战争！要把他分配到哪里？”回答是：“给空军，先生。”主管医生同意：“对那个［目的］来说足够了，［他］已经做好了服役的准备。”被划入“有作战能力”（kriegsverwendungsfähig, kv）类别表明一个年轻人有能力履行他的作战职责，这对他的未来是一个关键决定。战争早期征召的标准很高，优先考虑身体健康、矫健的年轻人，但随着战争后期损失的增加，越来越多条件边缘的新兵被征召，康复后的伤员也被送回前线。

较为幸运的年轻人可以寄望于被判定为身体不合格或者对战事不可或缺而免除服役。尽管女孩们可能会嘲笑患有结核等疾病的男孩，但这些人可以待在家里，在没有生命危险的部门或民事机构中服务。结果，假装得了哮喘或从有同情心的医生那里开证明就成了逃避征兵的一种方法。格茨·费尔（Götz Fehr）的小儿麻痹症对他有利，使他无法参加战斗。然而，当军队迫切需要新的人力时，军医会选择忽视这些情况。另一条逃避路线是被归为“脱不开身”（unabkömmlich, uk），表明征兵对象在后方的工作是赢得战争的关键。由于正准备成为一名电气工程师，卡尔·黑特尔被允许继续他的研究，而他的朋友已经被派到前线。同样，弗里德里希·弗莱萨（Friedrich Flessa）也被他在纽伦堡的工厂以不可或缺为由征用，因为他参与了一种新型冷钢的开发，被证明优于传统的武器生产方法。

入伍后的现实很快让即使最热切的志愿者和新兵也失望了。对于汉斯·克维萨来说，劳役团营房的恶劣条件让他开始怀疑。（“我们就是这样想要打赢战争的吗？”）然后，他们脱下了日常的衣服，剪了头发，穿上制服，任性的平民变成了听话的士兵，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这一成人仪式的高潮是庄严的宣誓典礼。格哈特·塔姆描述了“6名士兵如何握住军刀的冰冷钢刃”，而“旗手恭敬地放下旗杆”。然后，“所有新兵高举右臂”，用低沉的声音庄重地道：“我以上帝的名义发出这神圣的誓言，我将无条件服从德意志民族和人民的领袖，［以及］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官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名勇敢的士兵，我随时准备为这一誓言冒生命的危险。”尽管他们是在胁迫下宣誓效忠的，但大多数德国士兵认为这一宣誓在道义上是有约束力的。

最初几个星期的基础训练是艰苦的。新入伍者被无情地“扒了一层皮”。霍斯特·约翰森回忆说，他那个令人讨厌的中士（德语中称为“Spieβ”），行为不像“连队的母亲”，而是一个虐待狂，享受着他对自己手下的绝对权力。训练的官方目的是让新兵尽快为前线做好准备，但对他们的折磨经常远远超出了这一点。粉碎意志和灌输纪律的一种方法是发布严苛的命令，并惩罚那些没有正确执行的人。部分训练还旨在让集体盖过个人，允许连队对最弱小的成员施行恶作剧。士官们咆哮着宣布命令，用周末外出等激励措施来鼓励遵守命令。但如果有人像弗里茨·克莱因那样在当值期间睡着了，那么被推荐参加军官训练的全部希望都将破灭。因此，被人痛恨的基本训练是普鲁士军国主义和纳粹折磨的混合体。

在实践中，“严酷的军事训练”由无休止的“愚蠢而忙碌的工作”组成，用以灌输“服从”的思想。罗伯特·诺伊迈尔回忆了“清扫营房、检查制服和仔细检查房间”的烦恼。当有一张床单不整齐时，中士就会大喊：“真是个猪圈！”并下令清理厕所。在营房的院子里要进行几个小时的单调步操、立正、举枪，以及戴着防毒面具奔跑的训练。真实的野外训练也好不了多少，例如在泥地里爬行、长途跋涉、用罗盘和地图确定方位，以及玩战争游戏。学习了清理武器之后是实弹训练，取得好成绩的人能得到额外的休息时间。格哈德·克拉普夫回忆说，在难得的闲暇时刻，“前线老手”会分享一些能提高生存机会的射击窍门。大部分军队都会进行这种训练，但在国防军中特别严格，因为那部分士兵接受训练不是为了防御，而是为了进攻。

一旦开始学习特殊技能，应征者会发现训练变得更容易忍受，他们感觉自己像是真正的士兵，而不是自动机器人。弗里茨·克莱因很乐意接受执行通信任务的无线电操作员的培训。格哈德·鲍克很高兴能学习如何为运输队驾驶大卡车和半履带车，因为“不［必］步行是非常好的”。同样，赫尔曼·德布斯必须获得驾驶各种机动车辆的驾照，最令他兴奋的是摩托车训练，这要求他离开道路，在废弃采石场的坑壁上来回行驶。为了锻炼未来的伞兵，中长跑世界冠军鲁道夫·哈比希（Rudolf Harbig）驱策着像罗伯特·诺伊迈尔这样的新兵，直到他们瘫倒在地。与“大多单调的训练”不同，格哈德·克拉普夫“真心喜欢骑术课”，那是为了未来的炮兵任务而进行的。虽然第一次骑马时被甩到了地上，但他最终成了一名“相当优秀的骑手”。任何打破常规训练，提供实战技能的东西都是受欢迎的。

得益于其高新的技术，还有在空中进行绅士般决斗的浪漫气氛，空军成了最受追捧的服役部队。霍斯特·格罗图斯相信“升空一定很美妙”，他先后加入了希特勒青年飞行团和纳粹飞行队，学习如何驾驶滑翔机翱翔。当他终于达到可以加入空军的年龄时，他驾驶普通的机械飞机，通过了所有飞行测试，希望“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然后，就在他完成了复杂的训练之后，自负的空军耗光了燃油，失去了对天空的控制，使他再也不能实现梦想。其他志愿加入空军的人，如卡尔·黑特尔，则因不符合身体要求，或掌握工程师的特殊技能而被分配担任地面人员的职位。这“很可能把［他们］从英雄式的死亡中拯救出来”，因为飞行员的死亡率非常高。汉斯·克维萨最初是一名无线电操作员，成为战地记者后，他曾几次作为尾炮手上过天。和平主义者埃里克·黑尔默成了夜间拦截机飞行员。

大多数新兵只是接受了无法逃避的兵役，试图尽其所能地活下来。严苛的基本训练很快就驱散了最初胜利激发的对战争的“无条件热情”。据汉斯·克维萨说，把平民变成真正战士的愤世之举“很快驱散了许多年轻士兵从希特勒青年团带进兵营的理想主义热情。”正如格哈德·约阿希姆所说，对战争的公开批评、破坏企图或开小差都被无情地镇压，惩戒措施从拘留几天到长期监禁，或被派往执行特别危险的任务的惩戒营。结果，大多数士兵形成了一种被动的态度，即“接受无法逃避的东西——如果没有办法避免的话”。他们学会了“永远不要引起上级的注意——甚至是积极方面的”。幸运者要么像保罗·弗伦策尔那样找到了文书工作，要么像罗尔夫·布尔文那样受伤，然后被派去执行驻防任务。

年轻的新兵“不喜欢杀戮的想法”，于是用爱国和实用主义理由安抚自己的良心。例如，格哈德·克拉普夫认为，“保护我的家庭和我的故乡——巴赫和歌德的国家——免受布尔什维克的恐怖”比希特勒发动战争的责任更加重要。一旦到了战场上，生存本能就占据了上风，二选一“简单说来就是‘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和平主义者的消极态度很快会让他们中弹。此外，工业化战争使得击倒任何进击的敌人，“即使他们距离只有30米远……也要比近距离射击或用刺刀更不带个人感情，因此也就不那么令人反感了”。最后，战友情谊要求采取坚决的行动，因为“在步兵作战中，任何犹豫和/或无动于衷不仅会使你自己陷入危险，还会危及团队中的每一个人”。虽然一些士兵也为纳粹的生存空间而战，但大多数人认为他们是在保卫祖国免受致命的危险。

在战争初期，年轻人的这种身心准备为国防军提供了一个重要优势。被英国战争诗人的诗句或法国人民阵线的反战宣传所触动，西方的许多年轻人都是和平主义者，或者至少是不想死于另一场战争的平民。相比之下，许多年轻的德国人被希特勒青年团灌输了浪漫的军国主义思想，把英勇献身视作为祖国的必要牺牲。此外，约瑟夫·戈培尔为庆祝元首的外交突破和军事胜利所做的宣传活动将战争标榜为恢复被凡尔赛践踏的德国伟大地位的必要手段。与此同时，学校和青年团不断进行身体锻炼，通过准军事训练使青年更加坚强，便于他们转入军队。“相信元首和我们正义事业的胜利”，大多数年轻德国人因此能够并且愿意战斗。

国防军的胜利

最初，一连串的捷报帮助消除了对战争必要性任何剩余的怀疑。在军乐声的前奏中，特别新闻简报打断了国家广播电台的固定节目：“注意，注意，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宣布”，德国军队征服了敌人的又一个阵地。即便是挑剔的成年人也惊讶于“［展现］各条战线上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新闻影片。所发生的一切与父辈告诉我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任何关系”，威廉·科列斯尼克说。“一切顺利和精确得难以置信，就像是演习或一次行军训练。”十几岁的男孩们寸步不离家里的收音机，在学校里用大头针在地图上标记德军的推进。甚至许多士兵也不敢相信，他们就是朋友和敌人所认为的“世界上最好和最强大的战斗机器”的一部分。

对波兰胜利的速度和规模增强了纳粹的优越感。由于媒体几周来一直声称“居住在波兰的日耳曼少数族裔受到虐待、殴打甚至杀害”，格哈特·塔姆认为“德国必须采取行动拯救日耳曼同胞”。许多人期望“在大约9个月”内取得胜利，威廉·科列斯尼克回忆“这在18天里就实现了，那是多么令人印象深刻”。约瑟夫·戈培尔用《圣经》式的语言自鸣得意地说：“在18天里，上帝击溃了他们。”由于1939年8月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Nazi-Soviet Pact），舆论没有注意到从背后进攻的苏联所起的作用。格哈德·鲍克回忆华沙的毁灭：“波兰——波兰不复存在。斯大林和希特勒瓜分了它。”大多数人相信，“我们德国人真的是被选中的民族，在各方面都是最伟大的，我们注定要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并真正做到这一点”。即兴拍摄的照片显示，像罗尔夫·布尔文这样的党卫队学员兴高采烈（图12）。

1940年春天和夏天在西线的胜利使“这种错觉甚至变得更加强烈”。虽然对丹麦和挪威的入侵似乎是“一件愚蠢的事”，但它被解释成是“为了在短短几小时内打败英国人”。对法国的胜利更加令人惊叹：它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威廉·科列斯尼克惊叹道：“征服荷兰用了5天，比利时用了12天，世仇法国用了49天，尽管它有马其诺防线。”格哈特·塔姆的父亲参与了对法国坚不可摧的防御体系的进攻，“元首想要由此向世界证明，‘对一个德国士兵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跟随先头部队进军的汉斯·克维萨看到了一个“战败的国家”，一些建筑被摧毁了，战俘排成长列，惊慌失措的平民拼命逃跑。霍斯特·格罗图斯指出：“我们对自己的胜利充满热情，为我们的士兵感到自豪，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

相比之下，人们很难理解对英国空战失败的重要性。爱说豪言壮语的赫尔曼·戈林曾承诺，他的空军将“打到英国屈服”。从技术上讲，梅塞施密特109型战斗机性能更好，但喷火式战斗机（Spitfire）更灵活，使亨克尔111型轰炸机变成了活靶子。虽然德国的“自由猎杀”（free hunt）战术击落了许多英国战机，但从长期来看，雷达的使用、对被击落飞行员的营救、飞机场的靠北位置都被证明更为重要。最初，德国空军对［英国］空军基地、工业基地和供给线的袭击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但后来为了报复英国的袭击而把目标转向考文垂和伦敦等城市的做法被证明是灾难性的。连带地“用炸弹杀死‘平民’只会激怒一些”飞行员，使其告诉自己“他们只是在以牙还牙”。尽管不断发动攻击，但德国人损失了更多的飞机，而且未能取得入侵所必需的空域控制权。

德国国防军最初在陆地上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它迎合了一种新式作战的可能性。作为杀人机器中的一个区区小齿轮，回忆录作者很少用闪电战（Blitzkrieg）这个词来描述对那种致命力量的新颖结合，它使德国军队的战斗力出类拔萃。正如B. H. 李德·哈特（B. H. Liddell Hart）和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等理论家首先提出的那样，大批坦克、俯冲轰炸机和机动大炮的组合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包围了整支军队，切断了他们的通信和补给联系，迫使他们投降。希特勒通过大规模改良装备发展出了像斯图卡（Stuka）这样的武器，令敌人心生恐惧，而对青年的系统军事化则造就了随时准备毫无怨言地使用这些武器的人员。但是，一旦胜利不再继续，像汉斯·克维萨那样的士兵就开始意识到，这正在变成一场“征服和毁灭的战争”，而且结束时间可能会一拖再拖。

在战争的最初几年里，士兵们把德国的损失视作最终胜利的必要代价。对于卷入这场战争的年轻人来说，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军事上取得成功，也会造成死亡人数的不断增加。格哈特·塔姆记得，在“1940年5月、6月和7月，我们家乡的报纸上登满了死亡通知。西里西亚失去了它最好的年轻人”。他的父亲被榴弹碎片击中胸部，只是因为他携带了“口袋大小的《新约》”才幸免于难。士兵们往往不提战友的死亡，把自己的生还归功于运气好或受过更好的训练。在一次连队谈话中，海因茨·舒尔泰斯听到手榴弹飞来的嘶嘶响声，他赶忙趴到地上。“一声轰鸣”后，军士长的大腿被碎片击伤，中尉“头被炸碎，变成了一具尸体”。虽然舒尔泰斯毫发无损，但“这次袭击的毫无征兆使［我］震惊了很长一段时间”。

实战经历混合了兴奋、恐惧和乏味。新兵往往热切地期待着对他们的“战火洗礼”，希望证明他们的勇气。但是当他们看到战友受伤或经过面目全非的尸体时，许多士兵担心自己可能会是下一个。“在此之前，我还没有看过一个死人，我感到震惊，怕得要死”，霍斯特·安德烈回忆道。生存本能让他们想去其他任何地方。“我不止一次对自己说，要是能待在家里就好了。”同样，作为一名尾炮手的汉斯·克维萨陷入了巨大的防空火力网，他“感到一种全新的恐惧”。为了抑制这种恐惧，指挥官们经常发放额外的杜松子酒或甲基苯丙胺类药物。士官向新招募的士兵展示如何在战斗中活下来，而中尉们则带头冲锋，以激励士兵们效仿自己的榜样。这种制度相当有效，只要命令看上去合理，目标能够实现，让士兵觉得进攻是有意义的。在两次行动之间，士兵们也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无聊，他们通过打牌或写家书来打发时间。

罗伯特·诺伊迈尔称，“所有人都热衷于被当作真正的士兵，保卫祖国，参与‘最终的胜利’”。但首先，他们必须接受实际任务的训练，并在军事基地集合。然后，他们“被装上运兵车，车厢里只有一个炉子和一些稻草”。国防军运兵车要花几天的时间才能到达遥远的目的地，因为它们必须等在道旁，让民用、补给或医院的车队先通过。到达目的地后，部队必须下车步行前往集结地区，在那里被部署到前线，也就是所谓的“主战线”，以便巩固阵地、准备攻势，或抵御敌人的进攻。由于士兵们对战斗的进展知之甚少，他们所能做的就是默默忍受那些他们很少能够明白的命令。

步兵冲锋激发的暴力增强了人们的洞察力，释放了他们的动物本能。通常情况下，首先是“毁灭性的炮火，敌人的炮火同样猛烈地发起反击”。格哈德·克拉普夫描述说，在这“突然释放的疯狂中，人们机械地向前移动，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炮击使得“地面坑坑洼洼，空气中充满了人类仇恨那致命且具破坏性的产物，杀人机器的喧嚣让四下里颤抖”。他无视“一朵可爱的蓝色花朵”，“向前行进，时而冲刺，时而开火”。时间似乎静止了。“饥饿、干渴和感觉不复存在，我们跌跌撞撞地不断前进。”最后，当来到一条战壕时，他“被一个可怕的障碍物阻挡住了”，那是由德军和敌军的尸体组成的。来到另一条战壕时，他认出了“德国人，来自不同部队的战友”，他把这些人召集起来，以便实现目标。“现在我们已经夺回了［指定的阵地］，但代价多么高昂！”

当进军停止时，经典的战壕会发展成复杂的防御工事，这些工事能保护战斗人员免受敌人炮火的攻击。通常由托特组织（Organisation Todt）[由纳粹德国官员弗里兹·托特（Fritz Todt）组织，在战争期间完成了多项工程建设，包括著名的“大西洋壁垒”。——译注]的奴隶劳工挖掘的德军战壕非常狭窄，大约有1.8米深，为了避免交叉火力，战壕呈锯齿状分布。战壕边有机枪位置，每隔4.6米有冲锋枪的枪架，火力范围相互覆盖。前方观察哨与步兵战壕相连，后者有补给点和集结阵地的支持。至于保护功能，工程人员建造了复杂的掩体，配备有双层床、桌子和柴炉，给人以“舒适和温暖的印象”。格哈德·克拉普夫的掩体是“战壕生活方式的典范”，相当宽敞，“顶部覆盖着双层圆木，上面铺一层厚厚的树枝和泥土”。士兵们在这些避难所里蜷缩在一起躲避恶劣的天气，狼吞虎咽地吃战地厨房的食物，在交战间歇消磨时间。

生存的一个关键是同志情谊，士兵们在生死存亡的情况下靠彼此相互支持。狭窄空间里的生活和战斗创造了一种男性间的纽带，女性很难理解这一点。在由士官领导的队伍中，每个人都依赖其他人的能力。孤独的战士活不了多久。在以中尉为首的排里，为了避免从后方受到攻击，掩护侧翼是必不可少的。在连队里，级别更高的军官通过创造性地解释命令来奠定队伍的基调，从而令他们的部队产生信任。因为开小差、在敌人面前胆怯、和同伴争吵都会造成致命的后果，所以这些倾向被士兵们自己压制住了。受伤的人一旦康复，就自愿回到他们的初级群体，主要原因就是这种团结感。罗伯特·诺伊迈尔回到前线是因为“那里有真正的同志情谊，每个人都为其他人挺身而出”。

德国国防军的上级还会挑选特别英勇和经过战斗考验的士兵接受军官训练。像保罗·弗伦策尔这样的许多列兵都乐于保持低调，因为如果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生存机会将大大增加。但是像汉斯·陶施、海因茨·舒尔泰斯和格哈德·克拉普夫这样的爱国年轻人都很高兴被推荐并送到军校。由于受伤，克拉普夫被豁免参加行军训练，“但大部分活动包括武器理论和实践，以及军事法律……战术……军队领导等的课堂教学”。此外，各个部队都有自己额外的专家培训。对于他的炮兵任务，他不得不“温习和/或费尽周折地使自己熟悉对数和其他大量数学知识”，以计算炮弹的飞行路线。当他休假的时候，他的“母亲会为儿子感到非常骄傲，他穿着新军装，看起来很漂亮”。

德国军队的很大一部分并不参加致命的战斗，而是在被占领土上相对舒适地服役。日耳曼族人尤其欢迎国防军士兵，因为他们感激后者从敌对者的控制中解放了自己。根据格哈特·塔姆的说法，“获得解放后，母亲的叔叔和姑妈们证实了戈培尔先生关于波兰人对德国人犯下暴行的故事”，这使他们很高兴被包括在帝国扩大了的边界内。其他民族的人，比如匈牙利人，也很高兴与德国国防军结盟，他们试图让德国人帮助自己对付斯拉夫邻居，想要让离散在外的族人返回他们的民族国家。由于当地的战斗不那么激烈，而且纳粹更尊重他们的人民，所以占领军当局对西欧和北欧的压迫程度通常比东欧更低，后者将被日耳曼化。在被占领的国家，不再适合作战的士兵看管着战俘营、供应线和军事基地。

法国是一个特别受欢迎的选择。许多德国人热爱这个国家，或者至少尊重它。据汉斯·克维萨说，胜利者“并不讨厌法国人”，他们在高中时就学过法语，参观过法国极具吸引力的旅游景点。大多数占领者对巴黎因为波兰走廊（Polish Corridor）而参战感到遗憾，只是认为“必须打败它，这样才能消灭英国”。此外，部队在战败者的军事设施内安顿下来，享受着非自愿东道主的美酒和美食，过着相对舒适的生活。虽然他们发现大多数法国人“避免与德国人有任何接触”，但一些对德国国防军印象深刻的当地年轻人热衷于谈论“一个在德国领导下的统一欧洲”。少数年轻女性也愿意与风度翩翩的胜利者调情。保守的维希政权的合作使人们很容易忽视早期民族抵抗的事例。

更好的去处是海峡群岛。与其他职务相比，“住在岛上是……最纯粹的假期”。保罗·弗伦策尔回忆说，为了保护那里的居民，“英国人没有想过轰炸自己的岛屿”。赫尔穆特·拉什多夫对“旅馆、餐厅和休息室”感到惊讶——“我在家里生活得都没这么好”。由于皇家海军不打算进攻，占领军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不要太无聊。他们读书、看电影、听钢琴独奏、品尝丰富的龙虾等食物，试图打发时间。虽然需要监督奴隶劳工在这些岛上建筑工事，但仍然有足够的时间开反希特勒的玩笑或举行象棋锦标赛。即使是一位绰号“金色野鸡”、命令拉什多夫在港口站岗的纳粹政治军官的到来也没有破坏气氛。这种田园诗般的职务只是例外，但它们使士兵们暂时忘记了战争的致命现实。

同样，被送到挪威就像中了彩票。在最初的征服之后，现在已经不再有什么大的战斗了。纳粹的宣传让汉斯·克维萨觉得，“德国国防军几乎是在一个友好的国家”，说服这些“北欧人”接受“德国欧洲的必要性”并不是什么难事。一小部分挪威人接受了这一乐观的提议，当地法西斯领袖维德孔·吉斯林（Vidkun Quisling）也乐意接受他的从属角色。此外，长期占领还使挪威妇女和德国士兵之间产生了不少浪漫关系，诞下了9000多名儿童。但是，当敌人的士兵胆敢出现在剧院里时，大多数人对他们的反应是“冷冰冰的无视”。尽管官方修辞鼓吹双方的友谊，但德国人的傲慢行为最终促成了一场激烈的抵抗运动，使该国对占领者来说变成一个相当危险的地方。

与此相反，在德国国防军进行过掠夺和执行严格日耳曼化政策的地方，年轻的士兵遭到公开的仇恨。例如，在战前征服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这两个保护国时，日耳曼人和捷克人之间的种族斗争留下了深种的敌意。苏德台区的日耳曼人汉斯·陶施回忆道：“我的家乡不再属于奥地利，它不想成为捷克的一部分，而是希望加入德意志帝国。”对捷克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激起了根本性的反感，他们把德国的一切都等同于民族社会主义。同样，在波兰总督府，纳粹征服的残暴、在战斗中杀害部分精英，以及无情地虐待被打败的人民，这些都导致了一种厌恶情绪，使得合作变得不受欢迎。一位波兰护士对受伤的保罗·弗伦策尔坦承：“作为受压迫的［人民］，我们必须保持安静。但总有一天事情会再次改变的。”

足够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自传还零星提到了当地的支持者，他们减轻了年轻士兵的战争负担。大多数德国人瞧不起他们的盟友，比如意大利人，他们“什么事都做不好”，因为事实证明他们连阿尔巴尼亚人都打不赢。尽管如此，国防军还是使用了大批当地的助手，把他们编入HIWIS小组，HIWIS是Hilfswillige（志愿者）一词的缩写。格哈德·鲍克指挥30名战俘，他们协助他运营一家战地面包店，为整个连队烤面包。在某些情况下，个体士兵和他们的当地帮手之间发展出了密切的关系，因为后者了解本地的地形。罗伯特·诺伊迈尔直截了当地说，在冬季从东线撤退时，“我的俄国同志救了我的命”。有时，这只是提供食物和住所的农民出乎意料的热情款待，或者是让疲惫士兵恢复精神的年轻妇女鼓励的微笑。

德国国防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维持作战部队的士气。令人惊讶的是，直接的政治灌输在回忆中很少被提及——如果真被提到过的话。在基本训练期间，士兵们必须参加关于战争目的和敌人性质等方面的正式讲座。当轮到格哈德·克拉普夫对“战争是万物之父”这句格言发表意见时，他趁机表示：“除了毁灭，战争肯定不会产出任何东西”——事实上，这种批判性的观点并没有给他带来麻烦。纳粹的政治军官通常是不受欢迎的，因为他们被认为不是真正的战士。大多数士兵参加这场战争并不是为了推动民族社会主义者的目标，而是为了“保卫‘善良的’德国免受残暴的布尔什维克军队的侵扰，后者威胁要把战争带回德国”。即使是在为元首的事业服务，军队“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代表着前希特勒时代的爱国理想”。

更有效的是特殊宣传部队的记者们从前线发来的倾向性报道。作为一名战地记者，汉斯·克维萨回忆道：“‘符合意识形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他的故事必须通过审查。“首先考虑的自然是对德国胜利和成功的‘积极’描述——只要它们存在。”同样不言而喻的是，“我们自己的损失、失败和灾难是不允许报道的”。士兵们只会嘲笑“捏造的捷报”，因为这种粉饰缺乏可信度。随着战争时间的延长，“报道在一定程度上会被‘希望’反映‘战斗的艰难’”，只要这些报道别太现实。由于部队只知道“距离他们近在咫尺的事件”，爱思考的人急于得到任何能使他们对战争情况有全面印象的消息。因此，许多士兵发展出了在宣传中读出言外之意的能力。

另一种加强战斗精神的方法是提拔和嘉奖表现出非凡勇气的人。由于《凡尔赛和约》将德军人数限制在10万以内，德国国防军一直需要军官，因为低级军官面临的风险最大。当汉斯·陶施这样的士兵在担任坦克炮手时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勇气后，他的指挥官在战场上“通过握手”把他提拔为中士，以接替在战斗中阵亡的人员。但作为军官候选人，他仍然必须完成正式的培训。受伤的士兵经常会得到特殊勋章，以表明他们曾在战斗中受伤。更令人垂涎的是铁十字勋章，这是在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期间发明的一种勋章。虽然陶施马上被授予了二级铁十字勋章，但格哈德·克拉普夫从未获得过这一荣誉，因为一位上级阻挠了授奖。与之相反的是“死亡命令”——那是军官想除掉某个被认为玩忽职守而不受欢迎的士兵时布置的致命任务。

信件和包裹的定期邮寄服务维持了前线和后方之间的情感联系，对鼓舞士气至关重要。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德国国防军投入了可观的资源来确保稳定的运送，因为邮件是活着的标志，能减轻对心爱之人命运的担忧。为了安抚还没有女朋友的年轻士兵，少女联盟要求其成员开始与一名身份未知的士兵通信。一天，埃里克·黑尔默收到一封信，信的开头写道：“亲爱的匿名收件人，除了你肯定在空军服役之外，我不知道战地邮编的背后藏着什么。”更重要的是新婚夫妇之间的通信，如库尔特（Kurt）和安内利泽·胡贝尔：“然而，在我自己也需要安慰的时候给予你安慰，这是一种痛苦的喜悦，因为我与你的分离是如此令人难以忍受。”尽管审查制度压制了军事信息和政治评论，但这些信件对双方都是情感的生命线。

当前线足够稳定的时候，娱乐是让士兵把注意力从战斗的血腥转开的重要手段。消遣的方式之一是看电影，例如汉斯·阿尔伯斯（Hans Albers）扮演的明希豪森男爵（Baron von Münchhausen）的奇妙冒险，它“让人忘记了战争”[电影名称为《吹牛大王历险记》（Münchhausen），于1943年上映。——编注]。对于驻地远离家乡的部队来说，广播也是必不可少的。像歌手拉莉·安德森（Lale Andersen）演唱的《莉莉玛莲》（“Lili Marleen”）这样的感伤名曲通过许诺重逢触动着人心：“在军营门口的/路灯下/亲爱的，我记得/你曾如何等待。”很少有士兵像飞行员士官鲁迪·米勒（Rudi Müller）那样幸运，他击败自己的军官，赢得了巡回演出的流行歌手伊芙琳·昆内克（Evelyn Künneke）的青睐，后者最著名的歌曲是《你在黑暗中接吻了吗？》（“Have You Kissed in the Dark?”）。驻扎在后方的部队偶尔也会参加教堂礼拜，牧师们怀着爱国之情为德国的胜利祈祷。在短假期间，小城的士兵经常会进行军事旅游，对维也纳、巴黎或罗马的文化奇观惊叹不已。

德军还为士兵们的性渴望做出了安排，这种欲望在一个面临死亡威胁的男性团队中更加强烈。许多年轻男子仍然缺乏经验，把自己的幻想引向黄色笑话。当埃里克·黑尔默想要与女朋友见面时，他的士官咆哮道：“没有避孕套，就没有自由”，强迫他向战友们讨一个，这让他非常尴尬。在法国，汉斯·克维萨被命令使用当地妓女居住的“豪华妓院”（plush bordello）。“尽管每次服务只有5分钟，街上还是排起了长队。”他本人的经历并不算有吸引力，“实际上，带我去她房间的那个法国小妞很友好，但很快就‘完事了’”。埃里克·黑尔默遇到一个犹太女性，震惊地发现她被迫“在集中营或妓院之间做出选择……！下达这种命令的是什么样的人啊？”此类设施被认为能减少性病和强奸的可能，代价是把做爱变成一种生物行为。

恢复精神的另一种方法是准予休假，以便离开战斗的暴力，与心爱的人相见。被送到前线之前，格哈德·克拉普夫在家中度过了宝贵的几个星期，为即将到来的挑战做好了准备。相比之下，冒着受纪律处分的风险，埃里克·黑尔默在周末偷偷离开部队，与女朋友共度时光。幸运的是，他逃脱了几名狂热党员的谴责。当卡尔·黑特尔获得“5天的休假”后，他乘坐拥挤不堪的火车回到家乡布雷斯劳，“完全出乎意料地”回来过圣诞节。“尽管如此，或许是因为意外，我们的重聚特别棒。”暂别军事纪律使士兵们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中享受自由时光，提醒他们是在为了什么东西而战斗。母亲们尤其会抓住这个机会来向她们的儿子倾注爱心，款待吃喝并照顾他们，因为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一种更痛苦的逃避战争的方法是受严重到足以被送回家，但又不至于死去的重伤。在侦察敌人的炮兵阵地时，格哈德·克拉普夫“感觉我的左肘受到猛烈的一击——不知何故，我好像扭伤了脚踝，向后摔倒”，因为他“被自动手枪击中了”。他在泥地里脸朝下装死，趁着附近的炮弹爆炸之机爬回部队。在那里，军医切开了他的靴子，检查出他脚踝里有一颗子弹。晚上，他“呻吟不断，辗转反侧”，后来被手推车送到一个集合点，从那里被机动救护车带到分诊站，然后被送往一家战地医院。确认他不是装的后，一名狂热的纳粹医生把他送上回后方的“医疗火车”。在那里，更全面的检查显示他的肘部受到擦伤，但穿过右脚的子弹打碎了他的跟骨。这是典型的“回家枪伤”（Heimatschuss），需要在家接受治疗。

与前线的临时急救不同，士兵们把在德国军医院的治疗当作真正的解脱。“十分干净、漂亮的白色床单，闻起来很新的毛毯，非常好的垫子……这是多么奢侈啊！”格哈德·克拉普夫这样记得。他觉得护士们很细心，医生们也很称职。“回到德国，在这样一个可爱的地方，还完全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真是一种美妙的感觉。”虽然汉斯·陶施的左脚后跟也受了伤，但他很高兴活了下来：“我又一次逃脱了死亡。”由于一场事故，医生需要对他的左脚进行三次手术，保罗·弗伦策尔住院了几个月，最终出院时被认定不再适合服兵役。克拉普夫和陶施的康复也花费了很多时间，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物理治疗和服一定时间的预备役，但最终他们恢复健康，被送回了前线。因此，不那么重的创伤是回家的车票——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

待在家里也可以让年轻男性重新确立他们的浪漫关系。战争的不确定性经常使人们比在和平时期更快修成正果。在经历了又一段恋情后，埃里克·黑尔默找到了他一生的挚爱格蕾特尔（Gretel），并当场说服她做了他的新娘。虽然不是一见钟情，但“感情日深”的卡尔·黑特尔和埃尔纳·卡特维（Erna Katterwe）也决定订婚，因为“他们要面对这场悲惨的战争”。不顾有门第观念的父亲的反对，保罗·弗伦策尔决心与“他的马特尔”，一个充满活力的工人阶级女孩结婚，因为他在战争物资的生产中赚了足够的钱，可以养活一个年轻的家庭。“很高兴找到了彼此”，德国少女联盟的领导人露特·科尔布（Ruth Kolb）和纳粹党卫队士兵罗尔夫·布尔文在一场被称为“婚姻奉献”的世俗纳粹婚礼上喜结连理。他们发誓自己的“结合会忠于彼此和我们的元首”。登记员嘱咐他们“建立一个家庭，生很多孩子”。

随着战争越拖越久，年轻的士兵们逐渐放弃了迅速结束战争的希望，开始怀疑纳粹的宣传。逐渐地，随着战事的延续，收音机——俗称“戈培尔的鼻子”——播放的德国国防军捷报失去了它们的影响力。此外，像“元首的命令——我们将遵循”这样的党的口号听起来越来越空洞，因为不清楚旅程将通向何方。相反，反纳粹的笑话开始在兵营里流传。一个最受欢迎的笑话是：“真正的德国人像希特勒那样一头金发，像戈林那样矫健，像希姆莱一样眼睛明亮，像戈培尔那样身手敏捷。”（这很有趣，因为元首是一头深色头发，空军总司令很胖，党卫队领导人戴着眼镜，而那位宣传负责人有平足。）另一个笑话是，当希特勒的副手令人吃惊地逃到英国后，“丘吉尔问赫斯，‘你就是那个疯子吗？’‘不，先生，’赫斯回答，‘我是他的副手。’”虽然前线的气氛变得阴郁，但消息不太灵通的公众仍然相信元首和最终的胜利。

尽管战友的死亡人数不断增加，但年轻的士兵们仍在继续战斗。卡尔·黑特尔描绘了在收到来信，得知他哥哥刚刚去世的消息时的震惊。“人们每天都能读到陌生人的英勇牺牲，但当轮到我自己的哥哥时，我不得不认识到，在许多小小的通知背后，都是如山的痛苦和悲伤。”母亲通常比父亲更难接受丧亲之痛，后者常常会为军事牺牲的必要性寻找理由。即使有其他兄弟姐妹在和平时期去世，这次的痛苦也是强烈的，因为汉斯“是我们家族的杰出成员，家庭的全部骄傲都来自他身为一名军官所取得的成就”。同样，1945年4月，埃里克·黑尔默收到一封电报，称“你的兄弟尤斯图斯（Justus）在战斗中丧生”。这一悲痛的场面在成千上万个家庭中重复上演，但纪念仪式把这些死亡英雄化，称其是为祖国牺牲。

无法改变的失败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对俄国的入侵再次改变了战争的性质，这一次是从闪电战变成了缓慢的消耗战。那年春天绕道巴尔干半岛救援墨索里尼是最后一次闪电战，尽管它花费了无法替代的时间、物资和人力。就连认为“那些意大利人连提桶水都不会”的怀疑者也因隆美尔非洲军团的大胆行动而感到放心。但对俄国的进攻则是另一回事。苏联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丰富。于是，所有的休假都被取消，像海因茨·舒尔泰斯这样的新兵也被召入军中，战争生产被提到更高水平。训练期间的一个早上，舒尔泰斯的士官叫醒部队，传达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使部队开始了解真相：“对苏联开战了！”由于保持互惠中立曾经似乎“是我们伟大元首的天才决定”，这一声明让士兵们措手不及。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战争将会持续很长很长时间！”

对俄战事的最初几个月掩盖了这种不祥的预感。德国国防军以惊人的速度前进。尽管有情报部门的警告，斯大林还是大吃一惊，俄国在波兰东部的防御很快就被攻破了。然后，德国士兵拖着沉重的装备强行推进，涌入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几乎每天都有大捷传来，”格哈德·鲍克回忆说，“在大围剿中，成千上万的俘虏和大量战争物资落入德军手中。”日耳曼人、乌克兰人和鞑靼人“把我们当作摆脱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解放者来迎接，邀请我们到他们干净、漂亮的房子里，用他们仅有的一点东西来款待我们”。据霍斯特·格罗图斯称，新闻纪录片中显示的“瘦弱战俘”的画面，“确认了我们对俄国劣等人的所有预期”。当国防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纳粹领导人和追随者误以为战争已经胜利。

苏联的反击很快证明了俄国不会崩溃。它阻止了德军的前进，使侵略者必须守护自己的所得。赫尔穆特·拉什多夫还记得“那个差点让我们淹死在泥里”的潮湿秋天，因为雨水使土路无法通行。“然后，冬天不可避免地来临了，严寒程度让我们无法想象。”国防军部队对严寒没有做好准备，气温下降到了零下50摄氏度，迫使他们在靴子里塞上报纸，穿“两件汗衫、两条内裤、好几件外套，外面再裹上军装和大衣”。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低温导致补给中断，阻止了坦克的前进，使金属枪管破裂，食物冻结。红军以从俄国远东调来的新部队发起进攻，使用了威力巨大的火箭发射器和不可阻挡的T-34坦克。震惊的德国人被迫从莫斯科郊区撤退，全凭更西面的拼死努力才稳住阵线。

尽管国防军及其芬兰盟友能够包围列宁格勒，但事实证明他们无法征服那里。海因茨·舒尔泰斯和他的机动防空部队被派去加强德军在城市周围的控制。部队对寒冷感到震惊，即使是一种俗称“冻肉奖章”的特殊勋章也无法减轻这种痛苦。“冬天拯救了苏联。”从防御掩体击落伊尔-2型（Ilyushin 2）这样的战斗机很快变成了家常便饭。但即使是德国俯冲轰炸机持续不断的袭击也未能切断进入该城的最后一条供给线，后者总是在一夜之间就重新修好。希特勒随后做出了一项“极不道德”的决定，即让这座被围困的城市挨饿。“这一不符合战斗精神、极不光彩和相当缺乏胆量的命令的‘成果’是75万大多为平民的受害者。”阻止了最初的进攻后，俄国守城者集结起来发动反击，经过两年的殊死战斗终于冲破了包围。

正当德国国防军在俄国陷入困境时，“爆出了日本人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使战略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几天后，希特勒向美国宣战，把“欧洲战争扩大为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现在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格哈德·鲍克看来，“许多敌人——许多荣耀”这样轻蔑的口号是“愚蠢的宣传语！”考虑到华盛顿的人力和工业生产能力，格哈特·塔姆的父亲认为“这一次［希特勒］做得过分了”，“他不知道美国到底有多么强大”。希特勒的错误由于轴心国之间明显缺乏军事协调而更加严重。日本一心想要从西方的殖民地夺取原材料，错过了从后方进攻俄国的机会。虽然这一重大决定的军事后果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清，但持批判态度的人本能地意识到，美国的加入意味着“德国肯定会输掉这场战争”。

俄国的僵局和美国的加入迫使纳粹德国更加系统化地调动自己的人力和物资储备，以弥补其结构上的劣势。结果之一是将征兵对象扩展到较年轻的群体，即出生于1920年代中期的那代人。格哈德·克拉普夫的高中教育被中断，他的同学都提前一年拿到了毕业证书。此外，一些因伤退伍的士兵也被征召和送回东部前线，比如保罗·弗伦策尔。军医逐渐降低了对作战任务的要求，以补充兵源的减少。同时，战争生产的产量增加，以便为长期战事提供必要的坦克和飞机。最后，戈培尔的宣传开始预言，一旦战败，“德国人民将被完全奴役”。士兵们的情绪不是相信胜利，而是变成了“听天由命——很快就只剩下如何生存的问题”。

1942年夏天，国防军发动了另一次攻击，向高加索地区的油田进发，想要重新夺回在东线的主动权。“我们攻击了向前线进军的苏联部队，碾过了俄国人的炮兵阵地，”汉斯·陶施回忆道，“我们一出现就消失在宽阔的草原上。我们随即开始向敌人进攻，但已不能像一年前那样，向遥远的目标发起大规模行动了。”尽管如此，本诺·舍夫斯基的部队“可以远远地看到5600米高的厄尔布鲁士山（Mount Elbrus）”，一些勇敢的登山者已经成功地在上面插了德国旗帜。初秋，德军已经推进到斯大林格勒郊区，那是一个庞大的工业城市，扼守着伏尔加河的渡口。作为整个东南前线的枢纽，它的战略地位意味着国防军一定想征服它，而苏联的守城者则愿意为守住它战斗到最后一人。

在斯大林格勒打响的决定性战斗动摇了德国国防军的信心，扭转了东线战争的势头。短兵相接的巷战抵消了德军在坦克机动性和炮兵火力方面的优势，更有利于使用轻武器和甘愿为祖国牺牲一切的红军的殊死抵抗。除了一小块飞地，进攻者设法扫清了城西的大部分地区，但未能到达河的东侧。1942年1月抵达城郊时，罗伯特·诺伊迈尔发现那里的条件很糟糕。他的许多同志已经在火车站被手榴弹炸死了。然后，他不得不在冰封的土中挖出掩体来保护自己，在吃之前不得不先在口袋中焐热被冻住的食物，还因无法洗澡而长出疥疮。“黎明时分，俄国人从山上冲向我们的阵地”，高喊着可怕的“乌拉，乌拉”。虽然机关枪阻止了他们的进攻，但“我们越来越担心自己无法活着离开了”。

俄国人在周边地区发起的反击决定了战斗的结果。在城市北部，苏联军队“在由虚弱的德军和结盟部队组成的阵线上打穿了一个大洞”，然后向西再向南，从而把整个第六集团军困在了斯大林格勒。尽管希特勒曾誓言“没有人能到达德国士兵去过的地方”，但当冯·曼施坦因（von Manstein）元帅冲破包围的努力失败后，他对陆军元帅保卢斯（Paulus）下达的不得撤退的命令决定了侵略者的命运。尽管如此，一位勇敢的营长还是“下令往米列罗沃（Millerowo）方向突围”。俄国人让士兵过去，然后用坦克碾过德国人、意大利人和罗马尼亚人，杀死了1200人中的900人。突然，诺伊迈尔面前出现了一名手持冲锋枪的苏联士兵。“我们互相看着对方，都没有开枪。我们点了点头，然后分开了。”与15万阵亡和9.1万名被俘的德国人不同，他加入了绝望的撤退，“逃离了斯大林格勒的地狱！！！”

士兵和平民逐渐意识到这次失败“标志着战争的转折点。从那时起，再也不可能获胜了”。格哈特·塔姆记得，“全国都在哀悼，但我们也为自己的战士感到骄傲”。问题是，在这场悲剧之后，“其他毁灭性的消息”接踵而至。当英美军队包围了自负的非洲军团时，“1943年5月，大约25万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北非被俘”。7月底，法西斯大委员会以16票对9票通过罢免墨索里尼的决定。9月初，意大利转而站到盟军一边。罗伯特·诺伊迈尔接受了作为伞兵的新培训，他表示“我们附近的意大利军营在夜间遭到突袭”。在进攻罗马的战役中，“我们遇到了有力的抵抗”，但他的小股部队实际上成功地占领了这座城市。更重要的是，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坦克战斗中，德军在库尔斯克（Kursk）的进攻遭到失败，德国人浪费了他们新的豹式和虎式坦克，却没有重新夺回主动权。

战局扭转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红军似乎用之不竭的人力，以及他们愿意承受伤亡。刚来到前线的格哈德·克拉普夫不得不面对俄国步兵的冲锋，“整个地狱都打开了”。进攻开始时，数百门大炮猛烈地轰击了两个多小时，制造了“可怕的噪音”，让大地为之颤抖。克拉普夫的“胃因此‘扭作一团’”，他“蜷缩在战壕的地上，寻求保护”。他的一个战友“被击中了，左眼挂在眶外”。然后俄国人来了：“他们排成长长的一列前进，以短途冲刺的速度奔跑……高喊着刺耳的‘乌拉’。”德国守军“以冷静瞄准的机关枪和卡宾枪的火力作为回应。但他们不断冲来，第二列、第三列”。幸运的是，克拉普夫卡住的机关枪又能工作了。“俄军的进攻受阻，他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我们的损失相对较小。”

国防军失利次数不断增加的另一个原因是盟军用来对付他们的武器占优。起初，德国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和通过语音无线电连接的坦克等武器系统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但希特勒被胜利冲昏头脑，停止了进一步的研发。为了迎头赶上，西方盟国发展出了全新的技术，例如雷达，这对敌人的飞机和潜艇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在东线，事实证明较简单的俄式武器比复杂的德国机器更能适应气候。步兵特别害怕“斯大林管风琴”，即机动火箭发射器，这些火箭发射器虽然不精准，但因为“四散的弹片”而同样致命。类似地，T-34坦克也有“两个独创的优势”。它们的“履带传动装置的宽度”是德式坦克的两倍，这使它们在泥浆里和冰雪上的表现更好，而且“它们是用倾斜角度的钢板建造的”，这被证明很难穿透。德国人疯狂追赶的努力太少也太晚了。

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中，甚至更重要的是纳粹德国在战争生产方面的劣势，尽管它拥有被占领国家和盟友的资源。简单地说，在所有重要类别上，比如飞机、大炮、坦克的制造，更别提弹药以及吉普车和卡车的汽油，英美苏大联盟的装备都要优越得多。霍斯特·格罗图斯指出，由于缴获的武器品种各异，“我们的军备普遍很差，相当不平衡”。“我们在人员和物资方面的损失急剧增加，”汉斯·陶施在谈到阻碍时说，“我们没有更多的坦克，无法提供替代的。”同样，根据汉斯·克维萨的说法，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也无法应付敌人的大批新手。因为缺乏足够的燃料，他们的飞机无法再飞行，也不能修理或更换。由于“不再有足够的拦截机来进行有效的防御”，结果变得“非常清楚：美国人和英国人取得了对‘伟大帝国’的空中优势，而我们却没有”。

自传中的零星评论显示，这场战争在政治上也失败了：德国国防军的挫折使人们对德国的胜利产生了怀疑。为了发动“全面战争”，戈培尔的宣传机器委婉地谈到“缩短阵线”。即使有人仍然相信纳粹的谎言，但看着地图追踪新闻的人会意识到，德国的领土正在急剧缩小。由于“政治气候不再那么强烈地被恐惧感笼罩，有人开始提出公开批评”。同样，人们很难理解“德国占领了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而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军队还在勇敢地与他们的战友并肩作战”。在被占领国家，合作者开始明显地与国防军保持距离，担心如果德国人输了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后果。最后，战败鼓励了当地抵抗力量对国防军补给线发起攻击，这导致了野蛮的报复。

在无休止的撤退中，死亡的威胁对年轻士兵来说变得越来越大。这不再仅仅是偶然的不幸，可以被说成为了伟大事业而付出的必要代价，而是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危险。在一封家书中，赫尔曼·德布斯听说一位邻居的两个儿子都“在行动中丧生。汉斯随潜水艇殉难，威利在俄国阵亡。不到两个星期，这个家庭就失去了两个儿子”。此外，“我被告知，我的朋友赫尔曼·黑纳（Hermann Hehner）也死在了俄国”。同样，由于没有抗生素，约阿希姆·费斯特失去了他备受敬仰的哥哥，因为他在东线的一家军事医院得了可怕的“肺部感染”。他的母亲认为他的死是“我们家无法形容的不幸”，她不愿原谅希特勒。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相信“这场战争再也打不赢了”。然而，军纪还在维持，士兵们仍在继续战斗。

在战场上，战争性质从迅速征服转变为长期斗争，所引发的暴力行为超过了所有可接受的范围。由于技术的发展，武器已经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更加致命，造成了比以往更严重的物质破坏，夺去了更多人的生命。在最初的闪电战中，猛烈的进攻仍然集中在突破敌人的防线和包围整个军队。这使得杀戮主要限于军事目标，尽管波兰的战事已经显示出无差别使用武力的苗头。但随着战争转向持久战，暴力也升级了。更多的士兵和越来越多的平民被杀害。此外，战争的意识形态化把敌人描绘得毫无人性，当战争目的不仅是为了胜利，而且是消灭全部人口时，就会发生大规模屠杀。由于愈演愈烈的残暴，士兵们感到“可怕的、残酷的军人生活是一个肮脏、恶臭、血腥的现实”。

暴力不断上升的一个方面是“焦土”战术，这种战术在撤退时受到青睐，为的是让进攻的敌人无法得到潜在的资源。这一政策是由红军首创的，德国国防军在失去对被占领土的控制后也采取了同样做法，以便延缓追击，并令人毛骨悚然地提醒敌人它的力量。格哈德·鲍克描述了从克里米亚撤退时的情况：“对民众来说，撤军是一场灾难。我不想谈细节，只是想说，后卫部队充当了先锋，完成真正的焦土工作。没有什么，完全没有什么东西留给谨慎追击的敌人。”这种毁灭性的方法不仅摧毁了无法携带的军用物资和弹药，而且毁掉了桥梁、铁轨和道路等基础设施。破坏的狂欢吞没了原材料和工厂，以及发电厂和食品库，使平民失去了求生手段。由于其残暴性，这一策略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激起了报复之心。

旷日持久的战斗的另一个方面是军队逐渐丧失人性。这导致对敌人更加残酷，即使他们已经投降。起初，德国国防军在某种程度上尊重《海牙公约》（Hague Convention）的规则，因为它不希望自己的士兵在被俘后受到不人道的待遇。但随着战争延长，对这种限制的尊重消失了。罗伯特·诺伊迈尔描述道，有个受伤的俄国战俘走在他坦克的正前方，“他被履带绊了一下，被卷到底下压扁。我们从他身上碾过，这让我恶心”。赫尔穆特·拉什多夫回忆：“我旁边的一位同伴举起枪，向一群平民开火。”当他的行为被质疑有罪时，“他只是回答‘这有什么，他们只是俄国人’”。类似地，当“一个举起双手的俄国人出现时……站在我们旁边的一名士兵拿起他的枪，朝那人开了枪”。这些不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暴力升级的典型标志。

所谓的反游击战行动尤其消除了士兵和平民之间的区别，助长了战争残暴程度的增加。当格哈德·鲍克渡过布格河（Bug River）时，他“突然听到冲锋枪响”，但宪兵告诉他继续前进：“走开，没什么好看的，只是在枪毙游击队队员！”第二天早上，当他看到“老人、年轻人、女人和孩子的尸体时——他们都被认为是游击队队员吗？”他被“完全吓坏了”。一名军士安慰部队：“在征服尼古拉耶夫（Nikolaev）期间，平民参加了巷战。犹太人也参与其中，为了报复，一些人被赶到一起枪毙。”同样地，在捷克一所学校的一次旅行中，威廉·科列斯尼克看到“一个村庄上空冒出浓烟，并听到引爆炸弹的声音”。虽然他仍然“认为利迪策（Lidice）村的大屠杀是个例”，但他身为武装党卫队成员的父亲承认，“这种暴行在乌克兰和俄国经常发生”。

回忆录作者仅仅暗示了暴力的完整范围，因为对它的形象描绘太令人不安。有个退伍军人在一次口头采访中描述了双方失去人性的过程。当游击队队员截获一列医院火车时，他们把受伤的士兵拖出来，“割掉他们的阳具，将其塞进他们嘴里，还弄瞎他们的眼睛，用刺刀把他们钉在谷仓的门上”。他被“两具红十字会护士”的尸体吓坏了，“她们被割掉了乳房，生殖器也被破坏”。他表示，作为报复，他的部队“包围了一个村庄，开始用曳光弹和燃烧弹射击”。当房子着火，人们逃出来时，“我们将他们成批扫倒在地”。由于愤怒，“这是我少数几次带着决心和信念开火”，直到再也没有人动弹。“老人、女人、孩子、游击队队员。”这场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被解释成是对敌人暴行进行的报复。此类坦白非常罕见，尽管同样的行动重演了无数次。

“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也使国防军士兵犯下了没有任何军事目的的暴行。没有一个回忆录作者承认自己曾经参与，但他们的文本的确揭示了对纳粹灭绝计划的广泛了解。当格哈德·鲍克试图找点吃的时，他与另一条车道上的家畜运输车有了一次“难忘而可怕的遭遇”：“门锁着，小窗里传出人们求水的哀号：水，水……”当他试图帮助他们时，一名身穿黑色制服的党卫队警卫威胁说：“别给水，你明白吗？……滚开，不然把你也带走！”同样地，埃里克·黑尔默看到过“住着犹太妇女和女孩的军营”，这些人被迫在他的机场工作：“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瘦弱的身体，脸比正常人的更大，超大的眼睛乞求我们，‘我饿——我饿！’”爱莫能助的他震惊地听说，在随后的撤退过程中，“他们都被杀害了，被枪打死的”。

1944年6月6日，当西方盟国终于在诺曼底登陆后，暴力升级只能推迟德国的战败。“我们这里有3000架飞机在行动和投掷炸弹”，罗伯特·诺伊迈尔回忆盟军对大西洋壁垒掩体的猛烈攻击。“我们损失惨重。我的一些同志被［活］埋了。”守军不顾一切地向伞兵射击，制造了“可怕的景象：死掉的美国兵被降落伞挂在树上”。但是卡尔·黑特尔指出，“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我们的轰炸机被敌人的战斗机或防空炮击落”，空中掩护也丧失了。希特勒拒绝动用他的储备来抵抗最初的进攻是一个决定性错误。汉斯·陶施想知道，为什么“西线装备最好的坦克师之一始终没有行动”，直到为时已晚。接近7月底时，盟军突围到南线，粉碎了在阿夫朗什（Avranches）的德国守军。仅仅几个月，整个法国都门户大开。胜利的盟军记录了西部前线战败党卫队的投降（图13）。

盟军登陆的战略影响是惊人的：它把纳粹德国夹进一个不断收紧的老虎钳中，再没有任何机会逃脱。罗伯特·诺伊迈尔回忆道：“鉴于我们的惨重伤亡、敌人的武器优势和美国人的人力压力，显然我们撑不了多久。”他指出，在部队中，当一些步兵“宁愿被俘，从而对他们来说结束战争”时，纪律开始崩溃。那些像他一样不愿放弃的人则继续冒险向祖国的方向撤退，晚上骑着自行车前行，以躲避不断推进的美国坦克和想要复仇的抵抗运动战士。但是他们没能建立起一条新的防线，巴黎不战而降。城市指挥官迪特里希·冯·肖尔蒂茨（Dietrich von Choltitz）将军违抗命令，因为他“想避免珍贵的文化遗产遭到破坏”。即使党卫队狂热分子也无法阻止前线的溃散，直到部队撤到德国边界。

1944年7月20日那次令人惊讶的暗杀企图让士兵变得更加茫然，因为这违反了普鲁士一个根深蒂固的禁忌。午夜过后不久，格拉哈德·克拉普夫“在广播里听到希特勒（声音相当嘶哑地）说，‘一小群野心勃勃且不负责任，同时又缺乏理智且愚蠢的军官’计划杀死他，但他安然无恙”。像埃里克·黑尔默这样对政权失望的批评人士惊讶于“为什么没能成功？”并开始相信“战争失败了”。相比之下，像格哈特·塔姆这样的纳粹支持者则感到“震惊，纯粹的震惊”，因为士兵们曾亲口向希特勒宣誓效忠。“人们感到困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试图杀死元首？’”大多数德国人并没有赞扬英勇的抵抗，而是被吓到了。“每一次失败的暗杀企图都会增加希特勒的神秘感。”他看起来永生不朽。直到很久以后，格哈德·克拉普夫才意识到，“德国的命运在那一天已经注定”。

在东线，面对红军的无情进攻——被称为“十次攻势”——德国国防军没有建立有效的防御。俄国人在前线一个有限的区域集结了优势火力和人员，突破了德军的防线，推进许多公里后才停下，然后又从别的地方开始。根据克拉普夫的说法，“可怕的T-34”之所以有此作为，是因为“那些敏捷的怪物向你移动，径直喷出致命的炮火，在心理上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德国军官只能恳求他们的部队不要在开阔地带遭遇它们，“待在原地，不要爬出战壕逃跑”。相反，他们要把机关枪“对准坦克后面的步兵”。T-34“真的碾过了我们的战壕，向后方驶去”，那里的大炮消灭了它们，打退了步兵的冲锋。虽然克拉普夫可以松一口气，但从长远来看，这种进攻的一再上演打垮了德国人的精神。

虽然“包含着核心事实”，但大众对“奇迹武器”将带来胜利的希望却成了另一种宣传谎言。1944年年底，甚至连汉斯·克维萨所属的常规战斗机飞行队也不得不“因缺乏飞机燃料而停飞”。新的梅塞施密特163型火箭战斗机是世界上最快的飞机，速度达到每小时965公里，它仍然处在测试阶段，会发出“无与伦比的轰鸣”。但这种飞机只能飞行几分钟，而且生产的数量太少，无法重新控制天空。作为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梅塞施密特162型轰炸机的机身是由奴隶工人在北方的一家地下工厂制造的，而发动机是在南方制造的。“但这些机器不［能］被组装起来。运输已停止。”希特勒没有生产防空导弹，而是优先建造了“报复武器”V-1和V-2导弹，它们对伦敦造成了可怕的破坏，但未能扭转战局。

不断“胜利撤退”的令人沮丧的消息逐渐削弱了国防军的士气，尽管许多士兵仍然抱着希望。“确实，从各条战线的大范围和自己驻地内部的小范围来看，不断撤退使人们普遍意识到战争已不可能再打赢。”同样令人沮丧的是，芬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效仿意大利这一榜样，退出了战争或改变了阵营。因此，帝国广播对失败的可怕后果提出警告，“不停呼吁要坚持”。此外，盖世太保、党卫队和宪兵还严厉惩罚失败主义言论，将他们逮捕入狱，或者把关于希特勒无伤大雅的笑话的作者送到前线执行“自杀任务”。当约阿希姆·费斯特说出“对［他］兄弟之死的厌恶”时，他幸运地遇到了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军官，后者压下了对他的告发，仅仅做了“最后警告”，使他免于被送上军事法庭。

一些气馁的士兵认为战争已经失败，甚至企图投敌。出于爱国的责任感，埃里克·黑尔默拒绝了一名法国抵抗运动成员令人意外的将他送到瑞士安全地带的提议。但是，“更愿意活着”的沃尔夫冈·许贝（Wolfgang Hübbe）利用侦察任务之机“投入自由”，于1944年9月向英国人投降。同样，和平主义者格哈德·约阿希姆也愿意“开小差，以便逃到瑞典，在那里等待战争的结束”。他和一位战友一起离开了自己的部队，躲在他父母的公寓里。但在第三天晚上，他被“盖世太保，开门！”的敲击声和喊叫声惊醒了。被捕后，他因“完全与军人身份不符的行为”而被判入军事监狱9个月。他没有气馁，又试了一次，这一次是在1945年1月朝红军方向行进。他躲在一个波兰农场里，眼睁睁看着党卫队射杀了另一名士兵，但最终他还是逃到了俄军阵线，对方友好地说着“停下”（stoi）和“希特勒完蛋了”（Gitler kaput!）接纳了他。

尽管前景越来越暗淡，但大多数士兵都认为自己是在保卫德国的存亡，所以一直战斗到惨痛的结局。德国国防军严苛的纪律使装病成了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绰号“警犬”（Kettenhunde）的臭名昭著的宪兵们常常不提问就开枪。越来越年轻的新兵们被误导的狂热也起了一定作用。当有位中士告诉一群穿着过大制服的防空部队男孩“回家去，战争不是孩子们的游乐场”时，他们轻描淡写地回答说：“爷爷，现在我们要教你如何打败敌人。”此外，关于俄国人暴行的恐怖故事并不需要编造，因为戈培尔所说的“如果允许红军进入德国，就会发生在德国的男人和女人身上，特别是女人身上的事真的”发生在了东普鲁士的内梅斯多夫（Nemmersdorf）。因此，格哈德·克拉普夫感到了“阻止俄国人进入德国的真正决心”。最后，还有对自己生死与共的部队的“团结感和同志情谊”。

尽管如此，1945年保卫帝国的最后努力还是没能成功，因为德国国防军正从内部瓦解。戈培尔仍然“承诺最终的胜利，因为现在罗斯福总统已经去世”，声称奇迹武器将拯救德国。但是在多条战线上，由于盟军的空袭已经破坏了运输网络，军队补给不济。在人力方面，“德国国防军正在使出最后的招数”，征召此前被豁免的人、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和年纪较大的人，不经训练就把他们投入战斗。在没有飞机可飞的情况下，尽管缺乏适当的指导、领导和装备，像霍斯特·格罗图斯这样的空军飞行员也被转为步兵，用来堵住前线的漏洞。由于不现实的命令，军纪也在崩溃。当被命令“浪费”他的部队时，格哈德·克拉普夫鼓起勇气反驳了一位将军。幸运的是，他得到了一位少校的支持，后者废除了命令。由于损失无法再弥补，最高指挥部调动的是只存在于纸面上的军队。

就连用民兵——在宣传术语中被称为“人民冲锋队”（Volkssturm）——来阻止盟军前进的最后尝试也徒劳无功。作为预备役部队的指挥官，党卫队领导人海因里希·希姆莱征召了所有16至60岁的男性，命令他们为保卫德国战斗“直到最后一人”。但实际上，民兵组织看起来非常可悲，没有什么军事价值。除了老旧的冲锋枪和一些反坦克火箭筒，“人民冲锋队”没有武器。除臂章外，他们也没有显示其战斗人员身份的制服。此外，它是由退伍军人指挥的，他们不再适合战斗，也几乎没有受过执行任务的训练。为了阻止敌人的装甲车，他们挖了反坦克壕沟，竖起了砾石路障，并在桥下放置了炸药。但实际上，这些没有经验的孩子和祖父们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他们当中的狂热分子被杀死，怀疑者偷偷溜回了家。如果抵抗，他们只会加速摧毁自己的家乡。

在帝国的末日，许多士兵开始远离战斗，考虑失败后的逃命。霍斯特·约翰森回忆道：“在许多地方，秩序、服从和权威开始瓦解，为个人的求生手段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埃里克·黑尔默的兄弟阵亡后，一位仁慈的上司命令他“休假回家，因为无论如何战争都失败了”。当有个19岁的少年“自己用冲锋枪弄伤了左手”时，一名善良的军官只是训斥了他，然后派他去执行后方任务，而不是把他枪毙。几天后，克拉普夫偶遇一个上尉，此人手里拿着手枪，“准备开枪自杀”，以光荣的方式接受失败。虽然阻止了自杀，但克拉普夫无法阻止自己部队的解体。随着纪律的迅速瓦解和俄国进攻者的紧追不舍，士兵们疯狂地逃跑。“现在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

在西部战线，一些仍然完整的国防军部队进行了强硬的抵抗，而其他支离破碎的部队则准备投降。在阻止“市场花园行动”（Operation Market Garden）在许特根森林（Hürtgen Forest）中作战或在突出部战役（Battle of the Bulge）中发动攻击时，德国军队拼命想要保卫自己的国土。罗伯特·诺伊迈尔在荷兰带领一群15至17岁缺乏经验的男孩时，十多人中有10人很快阵亡。一旦美国先遣部队在雷马根（Remagen）设法越过被毁了一半的桥，而英国军队从更北面跨过莱茵河，西部的防御系统就被攻破了。1945年4月1日，埃娃·彼得斯见证了“两支美国军队……在鲁尔盆地合围了B集团军”。当这个工业心脏沦陷后，它的指挥官，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Walter Model）自杀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无视希姆莱的命令，在窗户上挂上白色的床单表示投降。因此，西方盟国以比预期更快的速度向易北河进发。

在东线，战斗甚至更加激烈，因为红军正在变本加厉地报复德国国防军在俄国犯下的暴行。由于希特勒拒绝撤军，大批德军仍被困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库尔兰（Courland）和东普鲁士不断缩小的桥头堡中。在西里西亚，格哈特·塔姆受命从医疗列车上搬下伤员，车上载有“受伤严重的年轻人，身上有弹孔，四肢被炸飞了”，而道路上挤满了无穷无尽的难民。红军绕过“要塞城市”，越过维斯图拉河（Vistula River）后的“步行包围圈”，迅速向奥得河进发。“现在，祖国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4月，在塞洛高地（Seelow Heights）战役中，衣衫褴褛的守军既无法阻止苏军渡河，也无法阻止柏林被包围。4月30日，广播宣布，元首“已经在总理府他的指挥部里去世”。赫尔曼·德布斯指出：“我不记得这一消息引发了任何特别的悲痛或沮丧。”

威廉·霍迈尔在一张潦草的字条上生动地描述了试图保卫东普鲁士的“最后时光”。由于担心即将到来的战斗，他思考了与对他“秋毫无犯”的俄国人交战的荒谬。早上6点，德国的大炮开始轰鸣。大地震动，空气燃烧。霍迈尔冲上前去，到达“一条战壕，敌人的防线已被攻破”。“必须占领一座小农场，这是命令。”猛然间“出现了密集的机关枪火力”，一名俄国士兵突然站起，但被打死了。这时，敌人的火箭发射器开动了，首先射得太长，然后又太短，但最终击中了他的队伍：“爆裂的榴弹，呼喊……4个人变成了无法辨认的血泊。”幸存者们在“对死亡的恐惧”的推动下向回跑……“每个人都想活下去”。突然，“他的腿上感觉热乎乎的。中弹了。‘该死’”。霍迈尔蹦跳着逃命，但他的下肢脱了力。他只能装死，恳求打扫战场的俄国人把他当作“同志”对待。他们喊着“快走”（dawai），命令他动起来，他想着“一切都结束了”——但只是被俘虏了。

4月，东部战线崩溃了，国防军浩浩荡荡地向西败退，以避免被红军俘虏。由于“悲哀地认定，一切都完了”，有个军士要求马上撤退，从而“在俄国人之前撤回德国”。格哈德·克拉普夫注意到有传言说，“邓尼茨（Doenitz）元帅……发布命令，要求东部战线的所有部队撤退”，以便“［与美国人］组成共同对抗苏联的战线”。希特勒死后，一位指挥官告诉他的部队“个人可以选择退伍”或继续作战。“我们与命运的赛跑就是这样开始的，结果已经注定，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一些狂热的党卫队军官仍然试图组织新的“作战团体”，而议员们则威胁要“射杀任何逃跑的混蛋”。但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大批杂乱无章的”绝望士兵，他们“扔掉自己的武器，扯下他们的徽章”。这是“真正拿破仑规模的溃败”。

随后的投降在某种程度上有点虎头蛇尾，因为它是在不同战线上陆续发生的。在意大利，一名营长在5月7日上午召集他的部队宣布：“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已经去世，意大利前线已经投降。每个士兵都被免除了职责。”在西线，随着单个部队被制服，战火逐渐平息，正式投降在一天后举行。约阿希姆·费斯特记得他遇到了一位吃惊的美军士兵，后者用冲锋枪指着他，命令他举手投降。在东线，“德国国防军已经向压倒性的敌军投降”的消息多花了一两天的时间才传到沮丧的军队那里。在大多数情况下，像格哈德·克拉普夫或霍斯特·格罗图斯这样的撤退士兵会遇到俄国巡逻队，后者大喊“战争结束了！你们有手表吗？”（Voina kaput! Urr yest?）他们的上级解释说：“这意味着投降，我们只能等待。”

战争的结束引发了迷茫的情绪，既有对战败的沮丧，也有对生存的喜悦。由于无法承受失利的耻辱，一些军官选择自杀而不是被俘。像卡尔·黑特尔这样的许多普通士兵也感到沮丧，因为“我们最终惨痛地输掉了战争，失去了家园、财产和在历史面前要求正义的权利”。相比之下，汉斯·克维萨“既不沮丧也不绝望”，因为他的脑子里既“不再有‘德国’，当然也不再有元首。他只想熬过接下去的日子，然后回家”。像埃里克·黑尔默这样持怀疑态度的人对投降“几乎目瞪口呆”，不明白以前所有的牺牲现在还有什么意义。“与此同时，我们感到眼前一片空虚。会发生什么事？我们该怎么办？”但一家西部酒吧里的女招待安慰沮丧的年轻人说：“孩子们，战争结束了，对我们所有人都结束了！”她敦促那些忧心忡忡的士兵们喝一杯：“干杯，孩子们！你们活下来了！”

狂热的纳粹和爱国的德国人之间的致命联盟曾经让战争得以继续，在最后6个月里造成的死亡比之前所有时间都要多。尽管战争行将结束，但狂热的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少女联盟的成员们仍然愿意为之牺牲自己。1945年3月，尽管心中产生了怀疑，霍斯特·格罗图斯还是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相信自己的胜利，相信我们的元首，几天前他刚预言今年会有决定性转折。”像格哈特·塔姆这样的人则“已经失去了对杂志和新闻影片中巧妙描绘的战争魅力和英雄行为的所有幻想。战争没有什么美妙之处，只有撕心裂肺的悲伤，看着年轻的男男女女走进自己的地狱”。大多数年轻士兵愿意坚持战斗，无论他们相信什么，这使他们陷入一场无法逃脱的生存斗争。最后，因为这种被误导了的爱国奉献，太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战争记忆

这些德国人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叙述，写作于1945年之后半个多世纪或更久，有一种特别的叙事形式。彻底的战败基本上杜绝了对战争经历的胜利描绘所特有的英雄口吻。人们仍然对最初令人兴奋的胜利回忆感到自豪，但最终失败的无法避免使其黯然失色。战争中期的许多描绘将战斗视为一种令人兴奋的冒险，一个肮脏而危险的世界，需要男性的坚韧不拔和英勇行为。战争的最后阶段则通常被描述为一个生存故事，充满了守军的英勇、战死的朋友和奇迹般的逃脱。这一视角的典型代表是汉斯·克维萨关于“白色死神之境的新年”（New Year in the Realm of White Death）的记述。在这个扣人心弦的故事中，一架飞机在挪威被击落，两名飞行员在深深的积雪中挣扎，意识到他们“必须为自己的生命奋战”。飞机失事6天后，受伤的中士被他前去求援的战友救了出来。

这些回忆把战争描绘成充斥着男性暴力的世界，以大屠杀和大规模死亡为中心。它们把基础训练描述为系统化的开始，通过灌输严格的纪律提供了必要的武器技能，压制了道德顾虑。因此，埃里克·黑尔默将铁十字称为铁十字架：“和平时代的基本禁忌——不得杀戮——在战争中成为一种义务。”许多作者讲述了这种被压抑的紧张是如何通过对“敌人”的凶残攻击来释放的，这让国防军部队在战争的前半期特别有杀伤力。根据“不是他死，就是我亡”的境况逻辑，需要比敌人抢先一步，他们抛弃了潜在的伦理担忧。最后，他们承认，在战争的后半期，随着全面轰炸和坦克攻击开始，这种破坏性力量将反噬它的德国发起者。在这样一场意识形态的歼灭战中，最初被集中起来的暴力最终冲破了所有法律和工具的限制。

自传的作者将他们的存活归因于多种因素，从“运气很好”到身处安全地带的经历。由于战斗大多有一些距离，因此随机概率起了很大的作用：右边或左边的许多人被杀了，而自传作者不知怎地却幸免于难。与刚入伍的战友不同，罗伯特·诺伊迈尔认为熟悉作战条件很重要，因为如果明智地利用现有的掩护，不冒不必要的风险，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死亡的可能性。此外，像保罗·弗伦策尔那样在前线后面担任车辆调配场主管助理显然会提高存活的机率，除非被游击队队员射杀。讽刺的是，像弗里茨·克莱因那样受点小伤也很划算：治愈需要在家进行长时间的康复，或者被完全免除作战职责。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许多康复者自愿回到前线。

这些回顾表明，即将到来的战败和对德国罪行的认识使士兵们逐渐开始质疑希特勒发动战争的目的。当战火烧到帝国时，纳粹的宣传失去了最后一点可信度，“完全的恐惧和绝望蔓延开来，导致日常生活和活动停止”。剥削奴隶劳工、血腥镇压游击队、对犹太人的种族迫害这些令人不安的印象无法再被忽视，德国人行动的正当性遭到了道德质疑。弗里茨·克莱因回忆说，爱国青年慢慢意识到，他们“自愿或不自愿地参加了一场规模难以置信的罪恶战争”。赫尔曼·德布斯记得：“我逐渐意识到，‘我们的元首’滥用了我们。无论如何，我们再也不相信他是绝对正确的了。”当一些狂热分子继续坚持他们的民族主义信仰时，许多士兵开始与一个破产政权的“该死骗局”划清界限。

甚至在杀戮结束之前，那些制造和遭受了如此之多悲痛的士兵的脑海中就浮现出了战争应受谴责这一永恒的教训。“为什么我们还在继续？”埃里克·黑尔默记得他曾这样问自己。“说出这种无意义感，呼吁‘停止这场战争’难道没有必要吗！？”无论政治倾向如何，会思考的德国人从灾难性的失败和破坏中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战争的可怕结局坚定了格哈德·克拉普夫“那个来之不易的信念，即圣奥古斯丁［或］托马斯·阿奎那所说的‘好战争’的概念，和尼采［对战争的哲学英雄化］一样荒谬”。“战争和发动战争是邪恶的，就是这样。”因此，正是凶残和罪恶的战争中令人震惊的经历把大多数德国人变成了战后的和平主义者。千年帝国“是一场傲慢、平庸和残暴的练习。对于被它伤害的人来说，它的失败令人如释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