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3月27日，鸣响的警报提醒帕德博恩市，盟军轰炸机队正在逼近。20岁的埃娃·彼得斯蜷缩在她的防空洞里，经历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和炸弹爆炸的撞击声……以及”灯光熄灭后“无法穿透的黑暗，鼻子和肺里都是令人窒息的白垩粉尘”，“石块落在头上和肩膀上”。“整个地窖都像飓风中的船一样摇摇晃晃的。”与其说是害怕被活埋，不如说她是对“那些从高空投下炸弹，谋杀不构成军事威胁的妇女和儿童”的飞行员感到愤怒。轰炸结束后，她3岁的弟弟问道：“我们现在都死了吗？”火焰风暴在地表肆虐，冲天的火焰很快吞噬了她家和城市的大部分地区。“数以百计的人遭遇了可怕的死亡，主要是妇女和儿童。”这种可怕的轰炸袭击场面被共同经历了成千上万次，是女性在战争中的典型体验。

由于这种恐怖，许多评论者最初认为妇女只是好战的第三帝国的受害者。从古代起，妇女就被迫在战争中忍受男性的掠夺，在战斗中支持战士，或被当作胜利的奖赏。此外，纳粹运动本身就发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壕中的男性友谊，以及魏玛共和国时期穿制服的民兵，这让从元首开始的整个领导层都有一种厌女倾向。因此，将妇女局限于“孩子—厨房—教堂”这样的陈词滥调让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和阿莉塞·施瓦策尔（Alice Schwarzer）等女权主义者感到恼火，她们谴责纳粹的母亲崇拜是一种父权制阴谋，目的是让她们处于弱势地位。根据历史学家吉塞拉·博克（Gisela Bock）的说法，“德国妇女是纳粹政策的作用对象，而不是实施者”。这种观点很容易把母性与生育主义同民族社会主义一起归为人的解放的主要敌人，讽刺地免除了女性的大部分责任。

更新的研究否定了女性这种被动的形象，强调妇女在纳粹独裁统治中发挥了积极得多的作用。虽然在纳粹成员中比例偏低，但她们为该党提供了几乎一半的选票。在一些辅助机构，例如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Nazi People's Welfare, NSV）[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为纳粹党的福利组织，德文为Nationalsozialistische Volkswohlfahrt，故缩写为NSV。——编注]，妇女是领导者，将母亲角色从家庭扩展到整个社会。“我们在德国少女联盟中多么快乐”的怀旧描绘也表明，希特勒青年团在少女中很受欢迎，诸如在农村“乡训年”（Landjahr）期间帮助农民这样的服役被认为是令人兴奋的，因为它们让年轻妇女摆脱了家庭的控制。在一场奇特的底层解放（subaltern emancipation）中，相当数量的成年妇女通过她们的专业工作帮助维持了这个政权。军事辅助机构、集中营警卫和党卫队新娘中的骨干女性作恶者，在参与纳粹的犯罪行为时也犯下了骇人听闻的暴行。

也许性别观点将有助于解决这场关于女性在第三帝国所扮演的矛盾角色的意识形态争论。关于军事暴力的新研究提出了“尚武男性气概”（martial masculinity）的概念，用来描述纳粹党和德国国防军强迫男性接受的理想男性士兵形象。对女性军队辅助人员或军需品工厂劳动者工作经历的研究表明，需要有一个类似的概念，诸如“民族女性”（volkish feminity），用以调和母亲式的修辞和女性在第三帝国的施事角色。由于全面战争模糊了平民和战斗人员之间的界限，妇女成了后方的中坚力量，通过完成传统的家庭任务和参与经济动员做出积极的贡献。因此，她们面临着两种差距越来越大的角色期待：一边是作为妻子和母亲，被认为要负责维持家庭的运转；另一边是为国服务中真实的战时责任。

普通妇女的证词说明了与纳粹独裁统治的勾结如何最终使她们成为受害者。在战前的岁月里，一方面是政府的限制性厌女主义，另一方面是通过响应当局号召获得职业晋升机会，妇女们面临二者之间矛盾的斗争。一定程度上被希特勒保持国内士气的政策所蒙蔽，在战争的最初阶段，当德国国防军的胜利开启了称霸的宏伟前景时，德国妇女压倒性地支持这场战斗。但是，在战败日益临近的第二阶段，她们被卷入恐怖的轰炸，从东部逃亡和被驱逐，以及被红军士兵的大规模强奸。不仅绝育的对象、抵抗组织的成员、犹太妇女和斯拉夫奴隶劳工，就连普通德国妇女也遭受了纳粹黩武和种族主义的可怕后果。因此，她们后来的回忆显示了一种与男性的幻灭相似的独特经历。

厌女主义的体制

在和平时期，纳粹对待妇女的态度奇怪地混合了种族主义恐惧和民族理想。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国家的力量立基于不断增长的人口，于是忧心忡忡的希特勒试图通过鼓励妇女生育更多孩子来扭转德国出生率的下降。同时，纳粹恶毒的种族主义认为，应对“反社会”和“有基因缺陷的女性”进行绝育，并防止“低等种族”的成员污染雅利安人的血统。从文化角度讲，纳粹领导人憎恶魏玛共和国时期“新女性”堕落的城市生活方式，认为那是对她们生物职责的背叛。相反，他们更喜欢世纪之交的生活改革运动的纲要，该运动提倡一种“自然”和“健康”的外表，不使用化妆品。作为下一代的母亲，妇女们还被认为是大肆吹嘘的“民族共同体”的监护人，她们将创造一个真正的民族共同体。

一场借助通俗诗歌形式的过火赞美活动试图从母性的角度重新塑造德国女性的形象。在写给未出生孩子的颂歌中，特奥·舍勒（Theo Scheller）赞美了“名叫德国的永远的母亲”，称其为成长中的生命未来的归宿。一位被认为是女性，使用北欧笔名弗里格（Frigga）的诗人以一种民族主义的方式赞扬了出生的奇迹：“我们需要母亲在子宫中孕育/一个仿佛是铁矿石炼成的强硬种族/他们没有奴性和恐惧的怀疑/而是勇敢地攀登以前从未到达的新高度。”这种煽情的韵诗用宗教的语言赞美希特勒把大家从物资匮乏和外国奴役中拯救出来。同样，一个孩子在诗中说：“向你致敬，希特勒/你是并将是我最好的朋友。”安妮·玛丽·克彭（Anne Marie Koeppen）更高调地赞美女性，她写道：“你承载着荣誉、纯洁和光明。/你的美德使德国变得伟大。/你是人民的面庞。/未来睡在你的子宫里。”因此，许多年轻妇女希望“在妻子和母亲的生活［中］获得完满”。

在实际操作中，新的纳粹政权推动了妇女回归家庭，以减少大萧条期间男性户主的失业。具体地说，这意味着逆转魏玛共和国的一些职业进步，当时年轻妇女已经开始从事女售货员或秘书等白领职业。在决定中学教育时，像雷娜特·芬克这样的女孩被分流到非学术道路上，为她们成为家庭主妇做好准备。在大学里，一项旨在缓解学术道路过于拥挤的新规定为渴望成为专业人士的年轻男性保留了空间，而只留给女性10%的配额。在公共服务方面，1933年以前已经制定了一项法律禁止雇用已婚妇女——如果她的丈夫已经担任政府工作，哪怕只是高中教职。虽然这些限制在30年代后期达到充分就业后逐渐被取消，但最初对妇女的工作能力起了遏制作用。

附属与自信之间同样的矛盾使纳粹党的女性辅助团体“民族社会主义妇女联盟”（NS Frauenschaft）获得了活力。作为“阿道夫·希特勒的卫士”，妇女联盟的“主要职责是并永远是向德国妇女灌输民族社会主义”。在拒绝“民主和自由主义的国际妇女运动错误道路”的同时，妇女联盟的原则一方面赞扬“养育整个民族这一身体和精神任务”，另一方面又赞同对未婚妇女进行“培训和职业融合”。在不质疑该党厌女主义特质的情况下，妇女联盟致力于让“大量女性适应纳粹意识形态并被纳入公共生活”。因此，妇女联盟控制了广泛的福利服务，为被认为是雅利安族的妇女提供职业机会。与此同时，它通过确保“反社会的”妇女不会生育、犹太男子不会与非犹太人德国妇女生儿育女来维持社会安定。

对于青春期的女孩来说，第三帝国提供的活动范围之广令人吃惊。德国少女联盟是一个充满吸引力的组织，在那里她们可以展翅翱翔。“相比之前的世代，在早年作为少女联盟成员的岁月里，女孩们可以在自己家庭的边界外享受更加自由和更少限制的现代生活。”乌尔苏拉·马伦多夫深情地回忆，她们“可以和自己的团队一起去参加集会，在她们的‘独立世界’里进行体育比赛，事实上她们很享受大部分男孩们喜欢的活动”。少女联盟尤其为中下和下层阶级的女孩提供了领导能力培训和晋升的机会，让她们承担了前所未有的责任。年纪稍大些的少女接受了“保健、育儿、家务技能和自我提高方面的培训，为生儿育女、家庭生活和夫妻相处做好准备”。尽管带有这种母性主义的色彩，参加希特勒青年团还是给了许多女孩一种独立和得到认可的新感受。

参加纳粹青年团体的代价是被灌输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并为战争做准备。雷娜特·芬克在家里经常觉得孤独，在学校里被人取笑。年满10岁时，她很高兴能够加入少女联盟：“在这个新集体里，我感觉很安全。”她喜欢每周的聚会和活动，并且迷恋她的女领导，后者用“德国女孩要善良、忠实和真诚”这样的原则激励她。她们在节日宣誓仪式上许诺，“我们想要清澈的眼睛和充满活力的双手”，这句话“直接打动了［她］的心”。但意识形态培训否定人文主义价值观，而穿着制服、列队行军、听演讲和挥舞旗帜则效法了男性青少年的军事化。虽然雷娜特对吞并和“解放”苏台德区表示欢迎，但看到1938年11月大屠杀的肆意破坏时，她还是对反犹主义的正当性产生了怀疑，尤其是一个女友指出，毕竟“犹太人也是人”。

尽管如此，少女联盟在处理其成员性别意识觉醒的问题上仍有分歧。由于中产阶级母亲不希望让女儿了解生理变化，乌尔苏拉·马伦多夫对她开始来月经感到痛苦。来自农场的厨娘只是嘲笑她天真，警告说：“当你的男朋友操你的时候，你可能会怀孕。”于是，“肮脏和不被接受的感觉毒害了［她的］少年和青年时期”。她在德国少女联盟的领导提供了“纳粹式交媾和受孕”的“事实信息”，但这没有什么帮助。她首先指出，“你会乐于为元首生很多孩子，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保持自己的纯洁”。对肉体行为的解释相当可怕：“当你未来的丈夫让你成为母亲时，他会把他的阳具插进你的身体，就像一把剑插进它的剑鞘，他的精子会在你的肚子里让卵子受孕。”这种“暴力而淫秽的比喻”让十几岁的乌尔苏拉感到震惊。

不过，对许多女青少年来说，“新的女性理想在当时看来是非常进步的”。纳粹领导人利用了年轻人的理想主义、他们克服阶级壁垒的希望，以及对真实经验的探求。当埃娃·彼得斯使用“荣誉、忠诚、勇敢的同志情谊、自由、集体、家庭、斗争、死亡、旗帜、英雄主义、鲜血、土壤、信仰、责任、人民、祖国、元首和追随者”等神奇的词汇时，她的“身体和灵魂都被触动”。作为特殊的“文化载体”，女性被赋予的任务是保存民歌和民族习俗、传统工艺和农民服饰，同时把它们传给自己的孩子。对于年龄大些的青少年，少女联盟成立了一个名为“信仰与美”的高级团体，旨在帮助青少年通过音乐和体操成长为完整的女性。虽然该组织最终是为了让女孩做好当母亲的准备，但这些活动试图在此过程中开辟一个属于女性的世界，这使人们在回忆中留下的“绝大部分是快乐的感觉”。

寻求精神寄托的女孩并不认为宗教是一种选择，因为少女联盟的宣传贬低传统信仰。最激进的纳粹分子加入了一种新异教信仰，它回归北欧神话，用世俗的成人仪式取代教会的婚礼和洗礼仪式。雷娜特·芬克从小没有接触过宗教，但她乐于了解德国基督徒（German Christians）的情况，这个新教团体认为“清除基督教信仰中的犹太影响是一项神圣的职责”。对她来说，这一信仰是可以接受的，因为那是“没有犹太人的基督教”。反过来，纳粹声称，以信仰为理由而拒绝接受第三帝国的认信教会是“一群片面、傲慢和狭隘的人”。当她的朋友们去参加坚振礼时，雷娜特却参加了纳粹的“青年奉献”活动，并发誓说“我相信德国，并为之战斗”。在来自信仰宗教的家庭的年轻女性中，像埃迪特·舍夫斯基这样属于某个新教派别的被证明对这种非宗教诉求并不感冒。

在家庭和学校里，女孩比同龄男孩享有的自由更少。母亲们对她们看管得更严。在没有佣人的家庭里，不用说，她们要负责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即使她们的年龄堪堪够照顾自己。此外，在大多数普通家庭，女孩必须帮助她们的母亲准备食物、购物和打理花园等。虽然父母愿意为儿子的教育投资，但他们认为女儿的教育不那么重要。尽管乌尔苏拉·马伦多夫成绩优异且有学术志向，但她还是被迫留在小学，因为“你不应该比你［更喜欢当学徒］的兄弟接受更好的教育”。同样，乌尔苏拉·贝伦伯格的父母也没有信守将她送到商业学校的承诺。几十年后，她充满感慨地谈到对女性的限制：“从很早的时候，我就学会了将就。”

贫家女孩的消遣之一是“儿童下乡”（Kinderlandverschickung）项目，该项目通过把城市儿童送到农村来使他们更加健康。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等福利组织挑选有需要的城市男孩和女孩运送到私人家庭或营地，让他们享受4周至6周新鲜的农村空气、体育活动和更丰富的食物。一些从未离家的女孩与思乡病做着斗争，但友好的接待家庭和新朋友很快就驱散了她们的羞怯。作为一个工人阶级的女孩，埃丽卡·陶布霍恩两次被送走，第一次被送到一个私人家庭，后来又和十几个同伴一起被送到营地。另一个柏林女孩，埃迪特·舍夫斯基则有幸被安排到波罗的海沿岸，在那里她“在海滩上跑来跑去，寻找琥珀”。充足的食物和度假气氛通常都能达到想要的效果。“娱乐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陶布霍恩回忆道，她还补充说，“我胖了10磅。”

对于小学毕业生，少女联盟启动了乡训年计划，这种为期一年的志愿工作旨在帮助有民族争议地区的农民缓解劳动力不足。露特·布尔文和其他80个女孩一起去了荷兰边境的一个营地，在那里，她在“屋子、花园和马厩里，在洗衣房……厨房和地里”做杂活。她不介意思想灌输，喜欢与植物和动物打交道的工作，尽管“铁的纪律”令人痛苦。像罗瑞·瓦尔布这样的其他年轻女性也在农场工作，在那里，她们“了解和认识到农业工作的艰辛和重要性”。1938年，这项义务变为强制性的，成了女性版的国家劳役团，以便帮助有许多孩子的农村或城市家庭。吉塞拉·格罗图斯和一位军医官的家人住在一起，学会了如何照顾婴儿。露特·布尔文被送到巴伐利亚的一家农场，在那里她必须学会如何倾倒粪便而又不掉到粪堆上。虽然这项工作很艰苦，但她渐渐喜欢上了它，因为那为她赢得了尊重。她的私人快照显示，城市女孩应付农村的工作并不容易（图14）。

纳粹规定的这些义务使得对小学毕业后就结束教育的女孩进行职业培训变得更加复杂。有的父母试图引导女儿从事白领工作，但当乌尔苏拉·马伦多夫的母亲建议她成为一名美容师时，她却步了。露特·布尔文运气更好：她被允许在柏林的一家私人学校接受培训，在那里她真的“喜欢上了学习”速记、打字和其他商业技能。安内利泽·胡贝尔甚至更加幸运：她最初在一家犹太人的公司里记账，那家公司最后被雅利安化。为了有一个更安定的未来，她随后申请了普福尔茨海姆（Pforzheim）公共卫生保险办公室的“首席秘书”职位。证明自己是雅利安血统后，她得到了这份工作，发现它“既有趣，又内容多样”。埃丽卡·陶布霍恩就没那么幸运了，一个不愿配合的劳动部门官员只让她接受了裁缝培训。这类决定受个人倾向和权宜方便的影响，显示出女性职业选择的有限。

职业培训和第一份工作让青少年得以离家，给予他们独立，让他们逐渐跨入成年。包括星期六在内，工作日长达10小时的劳动意味着几乎没有闲暇时间，但提供了一点可供消遣的收入。为了逃避母亲的暴躁脾气，安内利泽·胡贝尔经常和她的女友们在周日徒步旅行，享受大自然，“唱着快乐的歌”。如果在支付日常开支后还有余钱，她们偶尔会去看电影。她们渴望的东西越来越多，包括歌剧作品或舞台剧。后来，她们和纳粹的“力量来自快乐”（Strength through Joy）组织在巴伐利亚的基姆湖（Chiemsee）第一次度假。安内利泽由此与阿尔卑斯山有了接触，那里“成了［她的］挚爱”。露特·布尔文更喜欢柏林这个大都市的热闹，她每天从动物园站漫步到陶恩齐恩大街（Tauentzienstrasse），“穿过熙熙攘攘的生活，这正是十多岁的少年所喜欢的”。

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独立也让她们与异性有了第一次浪漫接触，其中的大多数暂时是无害的。希特勒青年团宣扬“纯洁而干净的同志情谊”，同时让其成员保持足够的忙碌，以防止出现情感上的纠葛。因此，罗瑞·瓦尔布在舞会期间萌动的对男孩的兴趣并没有导致任何结果。对于雷娜特·芬克来说，一边是她对少女联盟的奉献，一边是她对一个批评第三帝国的男孩的兴趣，舞蹈课带来了两者的冲突。当一个年轻人送安内利泽·胡贝尔回家时，她警惕的母亲打了那人一记耳光，把两人的关系扼杀在萌芽状态。但安内利泽并不太难过，因为“这对［她］还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在柯尼希斯贝格担任辅助职务时，露特·魏格尔特只能通过信件与她在军队中的格哈德交流。当一位英俊的希特勒青年团领导看到露特·布尔文的照片时，他坚持要求同另一对恋人一起约会，开始了一段最终走向战时婚姻的长期关系。

许多年轻女性把她们的崇拜转移到希特勒身上，用“歇斯底里的狂喜”回应他的魅力。1933年10月，德国少女联盟的领导罗瑞·瓦尔布在她的日记中难掩兴奋地说：“我见到了我们的元首！”在一次集会中，“他站在车里，举着右臂，他是如此严肃，如此强壮，如此伟大”。这位被幸福冲昏头脑的纳粹女孩表示：“这是我14岁生命中最美丽、最感人、最有力量的时刻。”几年后，持怀疑态度的安内利泽·胡贝尔描绘了类似的反应：当希特勒乘着一辆敞篷汽车沿着街道驶来时，“所有人都向他伸出了手”。令她惊讶的是，元首突然越过其他人的头顶，向她伸出了手：“他的眼睛对我施加了可怕的力量，我不由自主地把我的手伸向他。”当一位年轻的军官描述同样的吸引力时，乌尔苏拉·马伦多夫“被希特勒的眼睛能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这种想法迷住了”。许多女孩子的日记都流露出对一个同时是父亲、情人和救世主的形象的狂热追捧。

对民族社会主义的这种陶醉强大到足以打消任何对德国犹太人施加暴力的顾忌。时年9岁的乌尔苏拉·马伦多夫在1938年11月“水晶之夜”的反犹主义暴乱中受到“尖叫、打砸和玻璃破碎声”的惊吓。“我看到和听到我们［西里西亚的］小城发生的事情，被吓坏了，尽管我不能完全理解它的意义。”当她询问摧毁商店和针对邻居的暴力行为时，母亲回答说：“再也不许你问这个问题。”当少女联盟领导埃娃·彼得斯在她的家乡帕德博恩看到燃烧的犹太教堂时，“对亵渎和毁坏圣所一点也不感到愤慨”。相反，公众的不满更多集中在混乱的过程上，而不是对犹太人的迫害。当女朋友询问他关于暴乱的问题时，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罗尔夫·布尔文承认，他曾被命令参加对一家犹太孤儿院的突袭。但是他被孩子们的恐惧深深触动，于是“直接溜走了”。

纳粹生物政治学的优生计划对许多妇女来说似乎是明智的，只要不涉及她们自己的家庭。一位典型的少女联盟领导人喜欢强调“国家和种族卫生”的必要性，寻求通过预防措施保持政治体的健康。根据1933年的遗传病法，“如果家族中频繁出现精神疾病或身体残疾”，他们“应当被绝育或不结婚”。这些人“对他们自己、他们的家庭和国家都是一种负担”。因此，纳粹医生认为，结束他们的痛苦是一种善举。“这就是安乐死，即仁慈地杀人的意义。”只有当大规模绝育和安乐死的实际操作涉及他们认识的人时，无动于衷的人才会意识到其丧失人性的影响。虽然雷娜特·芬克对她的嫂子因小儿麻痹症而坐轮椅感到震惊，但她明白后者仍能焕发出内心的光芒。不过，埃娃·彼得斯足够狂热，拒绝了克莱门斯·冯·加伦主教（Bishop Clemens von Galen）关于不要谋杀无助人类的警告。

在战前的岁月里，即使不关心政治的妇女也确信，对非犹太德国人来说，情况终于有了改善。在身为冲锋队成员的父亲和妇女联盟成员的母亲的影响下，雷娜特·芬克总结了公众情绪的变化：“因为元首在这里，于是有了‘工作和面包’”，结束了大萧条的危机。“因为元首在这里，‘和平与秩序’回来了”，克服了魏玛共和国的混乱。“因为元首在这里，‘头和心，城市和农村被坚实的纽带联系起来’”，创造了一个真正的人民共同体。“因为元首在这里，有许多孩子的母亲不再被鄙视而是被尊敬，”获得了母亲十字勋章，而不是被要求支付孩子的抚养费。“因为元首在这里，我们又有地位了！”德国受到了其他国家的尊重。像罗瑞·瓦尔布这样的德国少女联盟成员尤其相信在元首的领导下会有更好的未来。乌尔苏拉·马伦多夫回忆道：“我为‘被解放的人民’的欢腾，为参加党集会的人群的追捧所陶醉。”

罗瑞·瓦尔布为高中作业所写的9篇文章证明，纳粹在帮助年轻女性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上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功。它们一开始无伤大雅地要求城市和乡村之间相互理解，但她对圣女贞德的讨论已经变成了对元首恢复国家荣誉的赞美。她对艺术角色的看法完全遵循人民路线，在写到空袭防御时，她令人惊讶地预见了大规模轰炸的恐怖。她认为飞机是“最危险的战争武器”，预言“妇女、儿童、老人和那些无法战斗的人”将在家中被消灭。对于人性与荣誉的冲突，她提到了尼伯龙根传奇中的哈根（Hagen）这个阴暗的角色，甚至为此人谋杀齐格弗里德（Siegfried）辩护。她总结说：“元首身上体现了德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正是对战争的英雄化和对希特勒领导的盲目信赖导致了灾难。

后方的挑战

战争的爆发从根本上将青年男性与女性的经历区分开来。当前者被国防军征召并送到前线时，后者留在后方，为身处危险中的爱人感到担心。由于“几乎不知道［战斗中］发生了什么”，她们只能通过“令人着迷的特别新闻简报”间接地了解不断变化的战势。她们的爱国热情几乎找不到出路，因为少女对军队没有任何用处。由于她们最初远离真实的战斗，“战争的事件仍然是遥远的和抽象的”。尽管如此，“我们所有的生活都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露特·布尔文回忆道。“还没有人明白这一点，但局势使我们每天都更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尽管希特勒试图保护后方，但很快就可以看到，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毁灭战争中，妇女将承担必不可少的责任。

与男性的战斗冒险相比，继续打理日常家务对于爱国的年轻女性来说似乎令人失望。埃娃·彼得斯觉得，“战争期间”留给女孩们做的事要“枯燥、单调和不清晰得多”。完成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似乎不如各种少女联盟的服务计划有趣。此外，她们“不得不经常在家里帮忙”，帮工作的母亲做杂务，或者照看弟弟妹妹，比起真正的战斗，这些显得单调。起初，宗教坚振礼和中产阶级舞蹈课等惯常的仪式与和平时期相比并没有改变。但小学毕业生现在不得不在战争经济中找工作，而其他年轻女性对于在这样一个英雄时代留在大学学习的特权有着复杂的感情。此外，另一个挑战是找到合适的年轻男性，最好是穿制服的，以便去看电影或享受跳舞的乐趣。年轻女性一步步在纳粹的战争中越陷越深。

对于许多年轻女性来说，关注战事的发展变得“比单调的日常职责更有趣，更令人兴奋”。保卫祖国重新点燃了“战壕里的同志情谊”，甚至把以前对纳粹党持怀疑态度的人团结到民族事业中来。“3周后，学校复课，波兰被打败了。”雷娜特·芬克回忆道，“对于这场迅速的胜利，重新征服但泽走廊和解放日耳曼人，我们欢欣鼓舞。”据埃娃·彼得斯说，广播里接二连三地传来特别胜利公告，新闻纪录片中播放着国防军部队进军的难忘镜头，这些很快就把她最初的怀疑变成了“习以为常、自信和令人安心的保证：‘德国士兵是无敌的’”。对于女学生来说，在家里的地图上追踪前线的移动非常有趣。“3年来，一场场的闪电战赢得了一次次闪电般的胜利。”许多女孩子被胜利陶醉，“为身为德国人和生活在如此伟大的时代而自豪”。

然而，为防御空袭所做的准备削弱了这种“持续的兴奋感”，因为它表明平民也可能被卷入真实的战斗。尽管元首曾承诺，任何敌机都无法向德国城市投掷炸弹，但英国皇家空军很快就证明，这是徒劳的夸耀。城市中建起了作为庇护所的大型混凝土掩体，而在私人住宅中，地下室被加固以抵御冲击。“全体人民被迫参加防空演习，我们学会了如何［用沙子］灭火和对付燃烧弹”，露特·布尔文回忆说。“公寓的主人必须确保所有窗户都装有黑色的百叶窗，”因为在黄昏后，“不能让一丝光线漏到外面。”此外，“汽车前灯上被加了黑色的盖子，只留下很小的缝隙”。虽然这些准备工作只让人觉得麻烦，但它们清楚地表明，女性将无法置身事外。

战争另一个令人不快的后果是实行配给制，这使家庭主妇的购物变得复杂，造成了令人恼火的排队。为了保证人们平等地获得稀缺商品，1939年推出了配给券，规定一个人可以获得多少食物、衣服或汽油。露特·布尔文回忆道：“最初有些食物是定量配给的，比如黄油、肉和面包，后来所有东西都变成了这样。”这些限制导致城市的物资短缺，迫使人们依靠他们的农村亲戚，或者用花园来种土豆或蔬菜。此外，服装也要凭证销售，因为生产出的大多数布料都被用于缝制制服。于是，人们开始缝补自己的衣服，聪明的裁缝还会把旧衣服改成新的款式。像乌尔苏拉·马伦多夫这样的少女联盟女孩也忙着“收集草药和可回收的东西——废铁、破布、骨头和纸张——用来为军队制造枪支、制服和医疗用品”。由于缺乏足够的原材料，纳粹德国不得不重复利用它所有的东西。

当1941年冬季对俄国的进攻陷入困境时，妇女们开始面临一项新的任务：为军人提供暖和的衣服。“每个人都捐了，无论她是不是忠于元首。”雷娜特·芬克回忆道，“每个人都想帮助冻僵的士兵。”乌尔苏拉·马伦多夫挨家挨户“从家人、邻居或朋友那里为我们在俄国的士兵收集羊毛衣物”。在每周一次的团队会议上，“我们织了成山的手套”和袜子。在假期，少女们还烤了饼干，并把几百个包裹“寄给不知名的德国士兵”，让孤独的年轻人高兴起来。随着同盟国轰炸的加强，她们有了另一项离家更近的差事。现在，少女们开始“为爆炸受害者搜罗儿童衣物和家庭用具”。虽然还不清楚这些物品是否“曾被送到部队或空袭目标”，但这份努力对收集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中一位表示，“我觉得我们是在为战事提供帮助”。

因为大部分田间劳力都在前线，少女联盟还期望它的成员能“帮助采收”。因此，乌尔苏拉·马伦多夫去叔叔的庄园劳动的请求“理所当然地被接受了”。她几乎不知道，在漫长的日子里，她必须和成年妇女一起进行艰苦的体力劳动。十几岁的男孩被允许驾驶拖拉机，而她必须“捆好麦子并把它们叠放在一起晾干”。她不习惯这种辛苦，“精疲力竭，不由自主地哭了起来”。她厌恶“德国妇女露骨的黄段子和粗俗的说笑”。但是“所有的工人都痛恨工头”，此人毫不留情地驱使他的工人，大喊“快来乖乖地干活，你们这些该死的婊子！”这一充满挑战的经历与希特勒青年团宣传的贴近土地的健康乡村生活相去甚远。只有在夏末吃了一口自己烤的面包和拿到“一大笔钱”时，整个锻炼似乎才是值得的。

德国女性也得到外国劳工的帮助，这些人有的签了合同，有的则是被强迫，在家中和田里协助她们。1942年春，一个甚至还不到16岁，名叫索尼娅·科列斯尼克的乌克兰农村女孩被持自动手枪的人粗暴地绑架。她被塞进一辆运牛车里，先是被运到维也纳郊区。不会说德语的索尼娅非常无助，她被剥光衣服，接受除虱，财物也被偷走了。到达巴伐利亚后，她被一位丈夫在前线的农场主妻子征用。索尼娅吃不惯德国食物，她在给成堆的土豆削皮和在农场里四处帮忙时“经常痛哭”。她被诬告与一名德国农场工人私通，差点被杀，就像有个年轻的波兰男子因为与德国妇女上床而被绞死一样。幸运的是，农场主的妻子为她“挺身而出”，向她提供不错的食物，几乎把她当作家庭一员来对待。因为关于乌克兰大屠杀的消息令人沮丧，索尼娅最终决定留在德国。

少女联盟的一些领导人还志愿参加了“东方服役”（Osteinsatz），在波兰西部瓦尔特高（Warthegau）地区的日耳曼化过程中向定居者提供支持。根据纳粹的信条，过度拥挤的“德国需要生存空间。元首现在为我们赢得了它。东方在招手！”1943年夏天，雷娜特·芬克参与了这一将被征服的领土转变为德国土地的“崇高使命”。当地的波兰农民被驱逐，以便为来自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和沃里尼亚（Volhynia）的德国移民腾出地方。当她被分配给的农妇“卧病在床”时，13岁的雷娜特不得不料理家务，甚至不得不“杀了一只鸭子，拔毛并切开”。她对定居者的肮脏感到震惊，因为他们还保留着“中世纪的卫生观念”，于是她开始清理农庄。她用膝盖顶了一名当地纳粹农民领袖的腹股沟，才得以逃过被强奸的命运。但她确实因为一个波兰男孩没有看管好母牛而打了他。她感到羞愧，意识到自己种下了仇恨。

年龄较大、已经上完学的姑娘们不得不接手那些找不到男人来做的工作。“我们这些可怜的女性必须取代整个男性社会。这带来了一堆额外的工作”，克里斯特尔·拜尔曼致信她在前线的兄弟时这样写道。露特·布尔文足够幸运地在一家重要的公司找到职位，该公司制造“用木头生产煤气的机器，以代替汽油”。通过了困难的招聘考试后，埃迪特·舍夫斯基成功地在一家邮政银行的柏林总部找到了一份记账工作，因为她对数字很在行。当几乎整座办公楼都被炸弹炸毁，而她在防空洞中勉强逃生后，她转到了中央电话局。在那里，她成了“接线员小姐”，负责操作长途电话的接线板。战争即将结束时，埃娃·彼得斯停止学业，成了一名电车售票员，为她的制服和地位感到自豪。“埃娃因为技术、运动和个人原因而热爱自己的‘职业’。”

护理受伤士兵是女性的另一种战时职业。随着德国伤亡人数的增加，它变得更加重要。在接受“医疗技术助理”的培训后，吉塞拉·格罗图斯被分配到柏林一家“脑损伤军事医院”，在那里她“每天都会接触到战争的血腥印记”。乌尔苏拉·马伦多夫响应红十字会对西里西亚实习护士助手的招募，在那里她学会了“在每个能想象得到的身体部位缠上绷带……如何测量体温……［以及］如何进行皮下注射”。与身上散发着“屎、尿和刺鼻汗液”气味的士兵打交道的现实比她想象的要可怕得多，因为“他们就像和她［一起］上学的男孩子”。她习惯了看到“胳膊和腿上充满脓液的伤口”。但爱莫能助地看着人们死去是很难的，即使有的吹嘘自己曾犯下过暴行。一张典型的照片显示了红十字会护士为一名受伤的士兵包扎的图景（图15）。

纳粹当局还鼓励十多岁的女孩与单身士兵通信，以培养浪漫关系。乌尔苏拉·贝伦伯格“在战争期间发展了一段笔友关系。约阿希姆和我经常给对方写信。我们走得很近，好像已经认识很久了，却从来没有见过面”。在混乱的最后阶段，她收到了一封信，信中发誓说“我们的元首是不会把我们留在困境中的”，但之后就再也没有约阿希姆的消息了。通过一个朋友，安内利泽·胡贝尔遇到了库尔特，后者是一名热爱弹钢琴而且嗓音很好的年轻士兵。两人相识后开始了亲密的书信往来，甚至得到军队检查员的赞赏。“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到几乎每天写信的，有时［甚至］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但我相信这给了他坚持下去的力量。”她回忆道。由于两人都“生性浪漫”，他们坠入了爱河，使库尔特在因投降主义被监禁时有了支持。这种书信纽带对于维持双方的士气至关重要。

年轻女性与异性的社交生活仅限于男孩们回家与亲友相聚的宝贵休假期间。即使是胆小的乌尔苏拉·贝伦伯格，内心“也第一次燃起了对异性的爱慕之情”。她迷上了哥哥的朋友，他是一名“风度翩翩的空军士兵”。两人会一起出去散步，当他用胳膊搂住她的肩膀时，她非常高兴。同样，当库尔特要求再次见面时，安内利泽·胡贝尔也很高兴，因为她发现对方和自己志趣相投，也对音乐和文学感兴趣。当库尔特因伤休养时，他们花了好几个小时一起游览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中世纪景致。在圣诞节，他送出一首诗，里面有“爱我吧，就像我爱你”这样的暗示性句子。露特·布尔文在她的罗尔夫来访时变得更加大胆，无视“不要做任何愚蠢的事！”的警告。尽管婚前性行为整体上仍然不受赞同，但生存的不确定性加快了修成正果的速度。

这种关系不可避免地让人们走向婚姻，而婚姻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战局。罗尔夫和露特·布尔文很幸运：受伤后的罗尔夫被派驻布拉格，而露特的父亲允许她结婚，尽管她还未成年。1943年1月4日，他们在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仪式”上举行了世俗婚礼，由军长发表讲话，但没有家人在场。同样，几个月后，安内利泽和库尔特·胡贝尔在双方亲戚的陪伴下在维也纳订婚。“那是一段美好、快乐的时光，最后我们在1943年7月24日结婚了。”新娘甚至设法用布鲁塞尔蕾丝缝制了她的裙子。夫妇俩乘坐马车前往教堂，仪式被“美妙的音乐所环绕”。但到了8月，新婚丈夫再次被派往前线，将他们的关系变成了充满热情的长信。弄到必要的白色连衣裙后，露特·魏格尔特于1944年1月4日嫁给了她的格哈德，尽管他感染了伤寒。

后来，这些结合带来了孩子，他们的出生代表了险恶环境下生命的延续。安内利泽·胡贝尔的孕期因丈夫在行动中失踪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而变得艰难。但在1944年5月，她生下了孩子，并且“很高兴地把一个健康的男孩抱在［她的］怀里”。两天后，安然生还的库尔特突然站在她的床边：他终于获得了育儿假。一家人庆祝了洗礼，新父母“度过了幸福的几天”，然后父亲不得不再次让年轻的母亲独自应付一切。布尔文家更加幸运，露特受到孩子祖母和外祖母的悉心照顾。1944年11月，她生下一个小女孩，起名布里吉特。她的丈夫并没有因为不是男孩而失望，因为那个孩子“如此甜美”。然后，骄傲的父母会推着婴儿车在布拉格的街道上穿行，直到罗尔夫也在帝国最后的徒劳挣扎中返回战场。在1945年7月的崩溃中，露特·魏格尔特生下了她的长子赖纳（Reiner）。

然而，许多战时婚姻因为丈夫过早的死亡而夭折，造成“无尽的痛苦和悲伤”。在报纸上，死亡通知成倍增加，因为越来越多的士兵在前线阵亡。越来越多的妇女穿着黑色的丧服，突然看似无缘无故地哭了起来。“现在到处都是黑色的，因为时代是残酷的，充满了危险。”1944年9月，库尔特向他的妻子安内利泽描述了他的不祥预感。一封干巴巴格式的来信摧毁了她的幸福：“不幸的是，我不得不向您传达一个悲伤的消息，您亲爱的丈夫，步兵库尔特·胡贝尔，于9月17日为元首、人民和祖国牺牲了。敌人的手榴弹过早地结束了他的生命。”年轻的母亲因为“命运沉重的打击”而摇摇欲坠。她现在已经加入数十万失去亲人的妻子的行列，成为“战争遗孀”，将不得不独自抚养她的儿子。罗瑞·瓦尔布重复了纳粹的陈词滥调，对许多同学的死评论说：“死去的总是最勇敢、最大胆、最英勇的人——最好的人。”

更幸运的年轻女性如果参加了对敌方领土的占领的话，实际上可能会从战争中获利。在战争初期，罗瑞·瓦尔布被派往“保护国”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为一个日耳曼农民家庭服务。她觉得第一次“遇到外国人”并了解他们对胜利殖民者的怨恨是很有趣的。后来，露特·布尔文搬到布拉格，以便不再与她的党卫队丈夫两地分居。由于住房稀缺，她加入了警察部队，很高兴被分配到“她自己的第一间公寓，设施齐全”，尽管那只是一间学生宿舍。最后，她搬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很高兴“如果认识正确的人，这里仍然可以搞到很多东西”，尽管与捷克人的接触可能会带来糟糕的后果。“一般说来，内梅基人（德国人）在保护国比在第三帝国过得更好。”渐渐地，她也意识到当地民众“诅咒占领者，憎恨他们，希望他们下地狱”。

对人力的需求让年轻女性承担了本来留给男性的责任，从而甚至帮助她们克服阶级障碍和推进职业发展。莉泽洛特·S.（Liselotte S.）出生在一个相当贫困的家庭，虽然她很想学习，但还是没能接受教育，甚至无法加入德国少女联盟。父亲死于肺结核后，她不得不为一个强奸并剥削她的农民打理家务。但在火车站看到招聘广告后，她向站长提出了申请。最初她只被雇来打扫卫生。几周后，站长意识到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给她分配了各种白领工作。于是，她学会了如何卖票、寄送行李，甚至派发货运火车。她逐渐成长为一名身穿制服，责任越来越大的“铁路助理”。只有“通过战争，我才得以走出来，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否则她就没有机会了。但在空袭和政治压迫下，那仍然是一个可怕的时代：“我仿佛生活在梦中。”

国防军不断增加的伤亡导致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参军，超越了性别主义的角色划分。大约有140万女性在行政、通讯、防空或护理部门服役，有些甚至在战斗中使用防空炮。23岁的天主教徒丽塔·H.（Rita H.）于1945年1月应征入伍，以便解放男性让他们参加前线战事。由于个子很小，她被分配到的军服尺码过大。丽塔担任电话接线员，帮助传达军事信息。尽管作为国防军一员的她只有准军人身份，但也必须参加行军和立正，并佩带武器进行自卫训练。一位朋友说，有个女孩在一次轰炸中擅离职守，结果遭到军事法庭审判，很快被枪毙。但丽塔高兴地接受了焚烧罪证文件这一最后的任务，因为这标志着“一个不信神的政府的垮台”。幸运的是，军事助理们只需脱下军服就可以再次成为平民。

为纳粹效劳的另一种形式是“生命之泉”（Lebensborn）计划中“给元首一个孩子”的愿望，该计划由党卫队组织。为了减小出生率下降的影响，海因里希·希姆莱发起了一项优生实验，要求雅利安男性让种族纯洁的女性怀孕，生下更优质的婴儿。准妈妈们（其中许多是未婚的）被允许在特殊的家庭中匿名分娩，她们的孩子在那里得到照顾，直到被收养，最好是进入一个党卫队家庭。该计划还扩展到占领区，国防军士兵与当地人生孩子，被认为是雅利安血统的儿童也被从他们在东方的母亲身边带走。在实践中，这个精心设计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因为它只在德国制造出大约8000个婴儿，在挪威大约是1.2万个，后者因其北欧人种而成为首选地点。战争接近尾声时，母亲和护士对这些“再也没人要的”孩子的无视让乌尔苏拉·马伦多夫感到震惊。

支持纳粹政权的一种更流行的方式是向秘密警察告发持不同政见者。由于盖世太保到1941年也只有大约1.5万名成员，它不得不依靠街区管理员或嫉妒的邻居自愿提供纳粹反对者的信息。作为一个著名的左派，乌尔苏拉·贝伦伯格的父亲先是被禁止出售他烤的面包。当这没能使他沉默时，他被指责为犹太人。他的母亲此前一直拒绝透露她双胞胎私生子的父亲，为了救儿子，她巧妙地把一名已故水手说成儿子的雅利安人父亲。同样地，雷娜特·芬克听到有传言说，她镇上的一些年轻人被拘留了。“是抗议的学生。他们发放传单，在房屋墙上涂写”，内容是关于元首的谎言与和平倡议。其中一个已经进了监狱。“一位女同学［遵循自己的政治信念］告发了他。”由于灵魂“被狂热所蒙蔽”，雷娜特情不自禁地钦佩这个告密者。

一小群女性狂热分子甚至成了死亡机器的一部分，在集中营担任臭名昭著的警卫。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被笼罩在神秘中，但集中营被认为是“好逸恶劳者”的改造机构。纳粹家庭对它们表示赞同，因为那里的囚犯“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者。这些人被抓起来是因为他们反对元首”。像玛丽安娜·布施这样的纳粹专业人士作为辅助人员被派去奥斯维辛，负责给德国看守的孩子们上课。大约3700名隶属于党卫队的女警卫直接在集中营担任监察，负责女性囚犯。幸存者露特·埃利亚斯回忆说，“最坏的是女党卫队”，她们“年轻而残暴”，会殴打囚犯和偷她们的东西。她们的残忍似乎比男性的兽行更令人震惊，因为那和女性的温柔形象格格不入。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嫁给了集中营指挥官的伊尔莎·科赫（Ilse Koch），即所谓的“布痕瓦尔德女巫”。她虐待囚犯，并与其他狱警有婚外情。

狂热的女性是死亡机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们常常不尊重最简单的人性要求。例如，1941年，被间谍出卖的奥地利抵抗组织成员安东尼娅·布鲁哈（Antonia Bruha）受到盖世太保的审问。在采访中，年轻的母亲抱着她的孩子。但是当她的审讯者准备让她签署认罪书时，一个女社工“把孩子从我手中夺走了！她跑向门口，我想追，但两个党卫队成员挥舞着左轮手枪阻止了我。孩子哭了”。布鲁哈崩溃了。一旦他们把她单独关押，她知道孩子会死的。一年后，她被送到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女子集中营，与一些难友结下了友谊。安东尼娅和一个叫赫拉（Hella）的“漂亮”荷兰小女孩交上了朋友，担任她的监护人，帮助她活了下来——直到她们的看守把她送到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并在那里将其杀害。安东尼娅“永远不能理解杀害儿童的目的是什么，但［她］由此认识到，纳粹什么都不在乎，哪怕是杀害婴儿”。

尽管许多迹象显示了纳粹独裁统治的压迫性，但大多数年轻女性无视这些证据，继续支持这个残暴的政权。乌尔苏拉·马伦多夫回忆说，一位朋友的父亲因为投降主义而被送往集中营，“因为有人向盖世太保举报了他”。他“到处宣称，经过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不可避免”。虽然“大人们说他被严刑拷打，但［他们］不愿谈论这件事”。同样，乌尔苏拉·贝伦伯格的父亲从一家养老院报告说，“不断有新的人被送来，几天后就死了”。很明显，有什么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但没有人站出来反对它。“犹太人的商店已不复存在”，因为“犹太人店主都被运走了。没有人知道去了哪里”。但当雷娜特·芬克看到长长一排佩戴黄星的可怜人时，一位朋友告诉她，“他们现在要去波兰了。在那里他们都会被杀掉”。在她的脑中，怜悯与内疚展开了斗争。

由于对政治缺乏兴趣，很少有年轻女性抵制第三帝国。总体而言，当局的批评者和政权的支持者“是两个不同的少数派”。“大多数人都是中间派，不关心政治，而且相当顺从，至多只会摇摇头。”一些家庭为了不让公众注意到他们对政权的厌恶，干脆陷入沉默。另一些人则会说取笑纳粹领导人的笑话，用讽刺来掩饰他们对粗俗的党卫队的不满，尽管如果被错误的人听到，这种批评也可能会让他们入狱。少女联盟的空洞要求和僵化的政党纪律甚至在其青少年成员中引发了一些不服从。但是像雷娜特·芬克这样的狂热分子很少遇到“不遗余力地反对民族社会主义”的年轻人。而少数年轻女性，例如格特鲁德·科赫，则足够勇敢地与叛逆的“雪绒花海盗”[雪绒花海盗（Edelweiss Pirate）是纳粹德国一个松散的青年组织，1930年代末期为回应希特勒青年团的严格管理而成立，成员主要是14—17岁的青年。——编注]一起公开进行反抗。

源源不断的捷报增强了女性的信心，让她们相信德国最终一定会赢得这场战争。在日记中密切关注战事发展的罗瑞·瓦尔布注意到，战胜波兰后出现了“难以置信的喜悦和热情”。她补充说：“作为一个德国人真是太棒了。”在渴望有一位男性朋友可以敞开心扉的同时，她确信“我们……必能打赢这场战争！”她对元首的伟大不吝溢美之词：“他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政治天才，但他在军事上也毫不逊色。”虽然是个知识分子，但她接受了纳粹关于婚姻和母亲的理想。只有不断增加的年轻人伤亡数字和猛烈的轰炸袭击才逐渐向她揭示了“战争的残酷”。尽管如此，她“仍然相信胜利，胜利将是而且必须是我们的，因为我们想活下去！”即使战争的后果变得益发真实，但在最初的三年里，大多数年轻女性仍然坚持认为德国最终会取得胜利。

战败的恐惧

当德国在斯大林格勒和北非被打败后，随着战局的转折，后方女性的情绪在1943年年初逐渐变得悲观。关于“压缩拉得太长的战线”或“战略撤退”的特别军事公告再也掩盖不了国防军占领地区正在缩小的事实。休假的士兵也报告说，他们正与敌军的优势力量进行殊死的防御战。乌尔苏拉·马伦多夫回忆道：“我们不再记录关于我们军队命运的战争日记。”此外，为了掩盖战局反转，“不久，欧洲地图就从我们的课堂上消失了”。而为了鼓舞士气，老师“把重点集中在早期的历史英雄事迹上”。结果，她“很快就彻底失去了兴趣，［她的］世界变得越来越窄”。罗瑞·瓦尔布同样表示：“最好完全不要谈论战争。人们再也看不到任何似乎能通向终点的道路。”对她来说，战争已经从一场激动人心的冒险变成了“来自上天的惩罚”。

随着日常生活的逐渐恶化，年轻女性开始感受到全面战争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尽管农场使用了外国奴隶劳工，但配给制导致了短缺，造成购物者排起长队，以及用消费品交换食品。真正的咖啡被一种味道很糟糕，名为“麦芽咖啡”（Muckefuck）的烘焙谷物替代品所取代，普通的黑面包变成了难以消化的方形“士兵面包”（Kommissbrot），其中掺入了磨碎的树皮。由于军事行动的优先权，火车变得不准点和过度拥挤，使出行令人恼火，长途旅行还需要特别的优先通行证。1944年秋天，因为“需要人力”，雷娜特·芬克“不知道哪天就会被学校赶走”。对贝蒂娜·费尔来说，提早毕业意味着为增加军需品工厂的额外劳动力而不断降低知识水平的标准。难怪人群中的抱怨越来越多，而此前一直保持沉默的纳粹批评者也开始更加公开地发表意见。

当胜利的希望破灭，战争成为“永久状态”时，纳粹领导加强了巩固后方的努力。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广播里尖叫道：“希特勒和我们的科学家将会获胜，只要我们的国家勇敢地坚持下去！”为了呼吁为战争节约能源，“在学校、市政府办公室、银行和其他公共场所”张贴的海报“警告不要偷煤（Kohlenklau）”。为了确保民族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平等地受苦，另一场运动开始打击发战争财的人：“以某种借口囤积食物供应或获取配给卡将被视为重罪。”一项类似的行动试图压制谣言，阻止失败的消息传播。“另一个火车、有轨电车和公交车上的标牌上写着‘注意：敌人在监听’。”任何被发现收听外国广播（如BBC）的人都将受到入狱的威胁。而“诋毁希特勒是罪大恶极的”。惩罚措施表明，纳粹正开始失去控制。

到1943年年初，对人力储备的“总动员”也征召女性为战争服务。劳动部门负责人弗里茨·绍克尔（Fritz Sauckel）呼吁所有尚未就业的“男男女女应征保卫帝国”。他的命令针对的是17岁到45岁之间没有孩子的妇女，引起了“巨大的骚动”。埃尔泽·W.（Else W.）回忆说，她在没有足够食物的情况下“不得不［在军需工厂］辛勤地工作”。她与奴隶劳工并肩制作“坦克榴弹的引爆线。我们必须穿着蓝色工服和木鞋工作”。雷娜特·芬克被派到巴伐利亚乡村劳动，那里的条件很糟糕，她的制服不合身，食物也很差，但是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因为逃离了吵架的父母。她在做“男人的工作”，很高兴能为战争做出贡献。随着男性的离去，剩下的女性“肩负起战争生产、铁路、邮局、行政管理或农业的全部重担”。

女性疯狂地想让自己不去关注战争的残酷现实，这一点同样表明，尽管声称要“坚持”，但怀疑正在开始增长。一种受欢迎的娱乐形式是去看电影，欣赏像宝拉·韦斯理（Paula Wessely）或埃米尔·雅宁斯（Emil Jannings）这样的明星。为了回应公众的意愿，戈培尔让电影制作从《犹太人苏斯》（Jud Süss）这样的宣传片转向浪漫喜剧，以让女性观众通过幻想的生活忘记自己在战时的挣扎。虽然厌恶身边仅有的那些男性的性别歧视，罗瑞·瓦尔布还是会去参加学生聚会，享受“跳舞、接吻、欢笑、吃喝和交谈”，并调一点情。乌尔苏拉·马伦多夫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她不喜欢母亲与军官们喧闹的庆祝活动：“他们打牌，有时跳舞，总是喝很多酒。”与日俱增的愤世嫉俗使笑话变得粗俗，情绪变得伤感：“孩子们，享受这场战争，和平将是可怕的。”

到了1943年，盟军轰炸袭击的增加把战争带到了后方妇女的面前，使她们的生命直接处于危险之中。当广播宣布敌机正在飞来后，警笛的鸣叫和防空炮的轰鸣声确认了它们即将到来，人们冲向防空洞，寻求脆弱的保护。起初，邻居们挤在私人地下室里看起来像是一场游戏，但当炸弹越来越近时，它很快就变成致命的。在克雷菲尔德（Krefeld）的一个公共掩体中，丽塔·H. 看到男人在抽烟、喝着烈酒，而女人则编织毛衣来对抗恐惧。孩子和老人躺了一地，试图入睡。她描述说：“我有一种进入肮脏和混乱的地下世界的感觉。”在柏林，莉泽洛特·G.（Liselotte G.）在日记中记录，两个半月的时间内有过30次空袭警报。这些空袭打断了睡眠，在平民中引发恐惧，使生活变得悲惨。但是，与盟军希望减弱德国人士气的预期相反，这些袭击只会增强他们坚持下去的意志。

当防空炮和空军拦截机都无法阻止轰炸时，人们试图通过撤退到安全地区来逃离地狱。在许多家庭，例如雅劳施（Jarausch）一家，母亲和婴儿会被从马格德堡（Magdeburg）这样的工业目标城市转移到巴伐利亚乡下的朋友家，在那里他们可以得到更好的食物，也更有可能保证安全。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还扩大了“儿童下乡”计划的规模，将整个班级和他们的老师一起送到偏远地区。埃迪特·舍夫斯基和她的妹妹一起被转移到远离轰炸范围的上西里西亚。她的寄宿家庭把她们照顾得很好。她们还要零星地上课，但这两个女孩仍然享受着不受母亲监督的自由。虽然食物匮乏，缺乏隐私，还有一些想家，但英格丽德·博克仍然深情地记得被送往波希米亚以及波罗的海沿岸的情景。尽管城市地区失去了许多非必要人口，但这种大规模的疏散将人员损失降至最低。

1943年5月31日的一次典型袭击摧毁了位于德国西部一条河谷中的工业城市伍珀塔尔（Wuppertal）。埃丽卡·陶布霍恩还记得她的父亲如何给她看夜空中犹如圣诞树一样的东西——标出轰炸目标的照明弹。当第一批炸弹落下时，“我们从衣柜里抓起衣服，冲进地下室”。灯光熄灭，邻居们也来了，“几乎都穿着睡衣”。陶布霍恩蜷缩在父亲的大衣下，躲在角落里。“炸弹继续落下，地下室的门被冲击波撞开。一大片灰尘飘了进来。妈妈心脏病发作，爸爸只好在黑暗中照顾她。”然后，吓坏了的室友们撞破毗邻地下室的门，打开了一个紧急出口。“我们很幸运，没有炸弹落在我们的房子上”，只有院子被燃烧弹击中，他们用水浇灭了它。但在整栋楼里，“窗户被高气压冲击碎了，窗帘着了火”。幸运的是，这些人都得以逃生。

故意用磷火弹制造火焰风暴来杀伤平民的策略的结果，是整个伍珀塔尔市中心很快陷入了火海。当附近建筑物的大火威胁到她家时，埃丽卡·陶布霍恩不得不从房子里跑出来。隔壁，“一个瘫痪的女人在呼号。她被活活烧死，因为整个房子都着了火。”她的母亲领着受惊的孩子——陶布霍恩抓着“周日烤肉和［她的］木偶”——来到一个开阔的广场，她们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备受折磨的夜晚。但是她婶婶的房子被烧毁了。红十字会试图帮助受害者，向他们提供了三明治。在她叔叔曾经住过的街道上，她“只看到左右两侧的碎石”。在一个写着居住者姓名的大牌子上，有人字迹潦草地问道：“你在哪里？”但是在这些狭窄的小巷里，没有人能活着逃脱。她差点被一具尸体绊倒，“看起来像一块烧焦的人形木头”。年长些的少女联盟姑娘们随后不得不拯救可能挽回的财产。

经过一轮密集轰炸，各大城市看起来就像没有人可以继续生活的荒原。雷娜特·芬克担心她的家乡乌尔姆，当一封电报宣布“父母安康，买卖被毁”时，她很高兴。在休假期间，她看到“位于城市边缘的父母家的房子仍然矗立着”，她的父亲正试图修补屋顶上的洞。“我们用木板和纸板把破碎的窗户钉上”，很高兴活了下来。但第二天早上，他们“挣扎着穿过市中心冒烟的废墟。街道完全无法通行”。四下里仍然昏暗，“因为烟雾和尘埃云挡住了光线”。但是“最可怕的是恶臭。它闻起来就像把肉烧焦的味道放大了上千倍”。因为瓦砾下可能会有幸存者，“到处都是戴着头罩的人，面无表情地挥动铲子”。在被毁的家庭商店里，他们找到一个壶嘴损坏的“白色小咖啡罐”。这位少女联盟领导人“以罕见的清晰程度记录了恐惧”，但她仍然不想放弃自己的纳粹信仰。私人照片中望不到头的废墟形象地展示了柏林受破坏的程度（图16）。

空袭制造了新一批的轰炸受害者，相比逃过一劫更加幸运的邻居，他们失去了一切。只要可能，被惊呆了的地狱幸存者就会把他们的家庭成员和抢救出的寥寥无几的财物集中起来，然后走向更安全的农村，希望得到朋友或亲戚的收留。一位昔日的仆人邀请埃娃·彼得斯到她家来：“请到我们这里来，即使你一无所有。我们将与你分享一切。”留在受损建筑中的那些人不得不埋葬许多死者，清理街道上的瓦砾，并修复自己的公寓，以在风吹雨打中有片瓦遮身。如果房子已毁，他们就会被临时安置到有足够空间但讨厌新来者的陌生人那里。即使是像罗瑞·瓦尔布这样的纳粹支持者也意识到，战火已经烧到了家里。“恐怖袭击变得出人意料地可怕……每一次袭击都有无数的人死亡，无可替代的文化价值观正在被摧毁。”

持续的空袭也逐渐让年轻女性们明白，战时经济正在走向停滞，因为新的破坏已经无法修复了。铁轨、道岔和桥梁的破坏扰乱了交通运输，特别是当无处不在的“低空飞机”（Tiefflieger）向火车射击时。由于不能继续交付原材料，战争生产停滞不前，新的奇迹武器没有用到前线。乌尔苏拉·贝伦伯格指出：“来自柏林的信件抱怨食物供应不再充足，我们的亲戚正在挨饿。”随着配额不断缩减，只有那些在农村有朋友的人才能指望获得足够的食物。此外，在1944—1945年的寒冷冬季，由于采矿产量下降和煤炭分配不再公平，城市居民挨了冻。埃娃·彼得斯注意到，当初“广大民众的热情支持”被“同样稳定的、宿命论的、绝望的决心所取代”。

在纳粹化的女孩中间，有人企图在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的惊人消息引发了“混杂的情感”，既有恐惧，也有解脱。“邪恶的军官，卑鄙的叛徒企图暗杀我们的元首，”雷娜特·芬克表示，“但‘他’这个最伟大的德国人毫发无损。罪犯已经被抓获。”在少女联盟的升旗仪式上，她发自内心地对手下的成员谈起“忠诚和对胜利的坚定信念”。同样，埃娃·彼得斯对“［希特勒］从危险中逃脱”感到如释重负：相比其他任何时刻，她“深爱和崇拜的元首现在似乎更不可替代”。抵抗者的阴谋非但没有加剧人们对毫无意义的战争的怨恨，反而常常适得其反，因为对一些人来说，希特勒象征着希望。“德国人民又一次最终与那位他们为之忘却自我的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彼得斯回忆说，她重新下定决心，“保卫人民、家园和祖国，为存在或虚无，生或死展开最后的斗争”。

尽管面对军事败退和“可怕的空袭”，忠诚的年轻女性仍然坚持对民族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不幸始于斯大林格勒”，罗瑞·瓦尔布写道，她承认了一连串的失败，包括“俄国人在东线不可阻挡的前进”和英美侵略者的胜利。“我们都在问，未来会带来什么？？？德国不能亡——但人们看不到出路。［盟军］的优势是压倒性的。”由于不断被逆转，“我永恒的乐观和信念现在几乎完全消失了”。尽管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些纳粹化的年轻女性拒绝接受显而易见的结论，即她们是在为错误的目标服务。埃娃·彼得斯对最初的机会主义者现在“小心翼翼地保持距离”感到厌恶。雷娜特·芬克信奉“尽责和尽忠”到底，她甚至报考了一所纳粹领导学院。当她心烦意乱的父亲问道：“难道你看不出一切都结束了吗？”她只能结结巴巴地说：“我——不——知道。”

前线和后方战事的吃紧也压制了对第三帝国真正受害者的任何同情。当雷娜特·芬克看到，因为与一名法国战俘偷情，“有个女人被绑在颈手枷上，头发被剪掉并遭人吐口水”时，她的母亲表示：“这是战争，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敌人正在无情地试图摧毁我们。”与农场的奴隶劳工或囚犯坐在同一张桌子边让芬克很不舒服，即便她已经意识到他们只是和她自己一样的人。当她的哥哥维尔纳“恐惧而不安”地从东线归来时，她感到震惊。哥哥告诉她说，铁轨“被饥饿的妇女和儿童包围了”，他们大喊，“面包请，面包请！”［原文如此］。她不会忘记早些时候在一队被驱逐出境的人中看到一位犹太同学令人难忘的眼睛，因为“从此［她］明白了”。她想知道为什么另一位在东线“有过可怕经历”的朋友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但对自己生命的担忧往往超过对人的同情心。

1944—1945年的冬天，情况变得“令人恐惧，战争正在接近［德意志帝国的］边界”。“战斗变得越来越残酷。前线败退了，”乌尔苏拉·贝伦伯格回忆道，“城市遭到轰炸。在我们村子里可以看到斯德丁方向的火光。”当红军攻占东普鲁士并向奥得河进发时，美国人正在进攻亚琛（Aachen）并试图渡过莱茵河。虽然逃跑的士兵预示着即将战败，但既没有“官方警告”，也没有任何“平民疏散计划”。马伦多夫家和其他家庭不得不自己决定何时“打包我们的物品”，因为随着敌人的推进，西里西亚已“不再安全”。关键问题变成了“什么时候轮到我们逃走？”如果走得太早，可能会失去所有财产；但如果留守原地，可能就再也出不去了。当军方将一些人员撤退到后方时，许多平民一直等到为时已晚。

特别是在东部阵线的后方，关于俄国人暴行的传言像野火一样传播开来，纳粹的宣传部门煽风点火，试图利用对被报复的恐惧来发动军队进行殊死防御。当国防军夺回东普鲁士的内梅斯多夫村时，“我们的士兵发现了被强奸和肢解的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尸体”。他们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了。根据乌尔苏拉·马伦多夫的说法，戈培尔充分利用了这场大屠杀，他在广播讲话中尖叫道：“我的同胞们，如果你们投降，那就是等待你们的东西！我们永远不会投降。你们一定要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一家战地医院里受伤的士兵们知道，红军是在报复国防军以前犯下的暴行：“当我们中的一个人被游击队的子弹击中时，我们必须杀光整个村子——老人、妇女，甚至孩子”，特别是犹太人。因为德国人不能指望即将到来的征服者会心怀仁慈，他们只能寄希望于逃往西方来躲避报复。

在战争的最后几周里，纳粹党地方领导人的懦弱逃跑让那些试图坚持纳粹信仰的年轻女性们幻灭了。“当俄国人突进时，”一名士兵向志愿护士解释道，“你必须知道如何［使用冲锋枪和反坦克枪］保护自己。”另一天早上，一位少女联盟高层领导命令她们去战斗：“你们可能会英勇地死去……你们可能会被俘虏……他们会把你们带去西伯利亚，但记住你们是骄傲的德国女孩。保持你们的纯洁。”但第二天，这名纳粹官员走了，抛下了她心慌意乱的队员们。当女友抱怨说“大人物们逃去了西方，让我们这些孩子收拾烂摊子”时，乌尔苏拉·马伦多夫终于明白，“我们的‘领导者’正在抛弃我们”。这种成年人的背叛激怒了她，当希特勒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她“彻底迷惑和糊涂了”。出于绝望，她甚至与其他少女联盟的领导一起签署了自杀协议，但幸运的是没有付诸实施，因为她意识到“我想活着！”

随着战线的逼近，恐慌在被遗弃的平民中蔓延开来。首先逃跑的是波罗的海的德国人和东普鲁士人，他们被迫抛下了自己的家园、牲畜和财产。在像伊萨·冯·德·戈尔茨（Isa von der Goltz）伯爵夫人这样的贵族妇女或坚定农民的带领下，整个村庄的人都向西撤退，来到位于帝国腹地的安全地带。从1944年年末开始，乌尔苏拉·马伦多夫就开始目睹这种徒步迁徙，“马车上高高地堆放着行李箱、床上用品、干草捆，还有老人和孩子。人们在逃难，他们浑身泥泞、面色铁青、沉默不语，车轮在雪上嘎吱作响”。道路拥挤不堪，马车一辆紧挨着一辆行驶，而路中央被留给军用车辆。最初，纠察、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或红十字会试图在夜间提供庇护所和食物，以抵御冬天的严寒。但一开始还有点秩序的人流很快就完全陷入了混乱。士兵和平民都急于逃脱一个每小时都在进一步收缩的陷阱。露特·魏格尔特回忆说：“我只想躲起来，什么都看不见，听不到，感觉不到。”

在东部城市，与朋友或家人在一起的女性越来越多地无视对“仓皇出逃的禁令”，乘坐最后一班火车、军用卡车或任何能让她们逃离即将到来的红军的交通工具离开。1945年2月1日，沮丧的雅各比娜·维托拉“开始了穿越弗里舍哈弗湖（Frische Haff）[今维斯图拉潟湖。——编注]冰面的跋涉”，在寒冷中步行30公里，前往但泽的一个难民营。许多驾着马车的农民因为冰层破裂而被淹死，一些难民被苏联飞机击中，而婴儿和老人则“死于严寒或筋疲力尽”。但是雅各比娜和一个朋友很幸运地遇到了几个水手，他们邀请两人上船。经过整晚的狂欢，船长居然允许她们留在这艘小军舰上，把她们安然无恙地送到基尔（Kiel）。虽然为失去家园感到难过，但她还是乘火车去了哈默尔恩。在那里，她的父母看到她还活着，欣喜若狂。相比之下，其他许多挤满了难民的船只被俄国潜艇击沉，比如军队运输船“威廉·古斯特洛夫号”（Wilhelm Gustloff），一下子造成多达9000人丧生。

西里西亚人收到了更多警告，他们已经能够看到来自更东方的大批难民。当俄国人的攻势暂时停止时，一些人选择留下来，其他人撤退到山里的安全地点。由于丈夫在附近作战，露特·魏格尔特不知道何去何从：“就这么走吗？抛弃家园？”英格·林道尔（Inge Lindauer）的家人决定在1945年2月乘坐红十字会的火车，途经图林根州逃往奥地利—巴伐利亚边境。到了3月份，对布拉格的第一次轰炸行动让露特·布尔文明白，她必须和襁褓中的布里吉特一起逃亡。“我们的房子没有被击中，但是我们终于觉醒了！”通过仍在运转的邮政服务，她先期送走了部分财物，并获得了旅行许可。但仍在运行的几列火车过于拥挤，以至于她不得不挤过挂在车门口的人才能上车。她和孩子被挤散，听到了孩子的哭声。后来孩子被从窗户提了进来，她设法找回了女儿，最终来到鲁多尔施塔特（Rudolstadt）的姑妈家。在逃亡途中，受惊的难民目睹了无法形容的场面，既有无情的利己主义，也有无私的帮助。

肆虐的恐惧甚至蔓延到德国西部地区，迫使年轻女性考虑如何应对美国人的到来。在阿尔蔡，罗瑞·瓦尔布焦虑不安地帮助她工作的军用牙科诊所收拾打包，却不知道它将迁往何处。3月下旬，她在日记中写道：“敌人入侵了我们亲爱的祖国，我逃跑了。”一位忧心忡忡的药剂师警告她不要留下来，因为“美国人也许没有那么残忍，但你不应该有任何好的期待”。虽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但罗瑞还是把她的东西装进背包，离开心烦意乱的母亲，骑自行车去了位于更后方的一个村庄，那里住着她的一个女友。尽管遇到了爆胎和低空扫射的飞机，她还是骑行了230公里，沿路遇到了来自曼海姆（Mannheim）的悲伤难民，直到最后到达埃宾根（Ebingen）。在那里，她“受到了如此亲切和温暖的接待，让她感觉几乎像在家一样”。战争接近尾声时，可能有一半的德国人都在迁徙，试图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那些太晚离开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或西里西亚的年轻女性最终被前进中的红军追上。乌尔苏拉·贝伦伯格从未忘记，当父亲已经把东西装上马车后，当地纳粹领导人用手枪威胁他留下马匹。“我们都绝望了。”但突然间，乌克兰奴隶劳工带着一支队伍出现了，他们都得以驶入森林躲藏起来。他们在防水布下面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因为晚上太冷了。“可怕的恐惧使我们都无法动弹。我哭了好几个小时。”第二天，外国人示意“战线已经过去了”：他们活了下来，可以回到村子里去了。同样地，乌尔苏拉·马伦多夫和其他护士一起夹在士兵和平民的混乱中逃亡，“每个人都在逃命”。在一个混乱的夜晚，“俄国人在苏台德山区追上了我们”，但她安然无恙，踏上了回家的危险之路。多达100万名其他妇女和儿童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她们在撤离东方的大规模逃难中丧生。

女性对红军的部分恐惧被谣言和宣传放大，集中在担心德国士兵的命运，因为最后的战斗是如此暴力。由于没有听到在行动中失踪的儿子的任何消息，一位忧心忡忡的母亲一直希望他可能还活着。雅各比娜·维托拉在1946年收到一张明信片，证明她的丈夫生活在苏联战俘营，这让她大大松了一口气。亲人担心在回家路上脱下军装的士兵会被发现并被送往西伯利亚。乌尔苏拉·贝伦伯格回忆了像她父亲这样的平民是如何也被抓捕的：“俄国人正在把这些人带走。爸爸来不及穿鞋就被人从面包店里抓走。”她的母亲不知所措地说：“爸爸走了，现在我也要死了。没有丈夫，我活不下去。”她拒绝进食，躺在床上，几天后就去世了。红军的残暴超出了合理的安全考虑，在德国人的记忆中留下了持久的怨恨。

女性关心的另一个方面是她们的财产会怎么样。由于“我们的敌人一直被描绘成野蛮人，”英格丽德·博克回忆道，“我们把最宝贵的东西埋在地下。”当然，希特勒的照片、纳粹的徽章，以及其他任何可能把人同第三帝国牵扯起来的东西都被丢弃了。乌尔苏拉·贝伦伯格回忆说，当骑马的俄国士兵威胁要向德国妇女开枪时，他们“看起来令人生畏”。“衣柜和抽屉被扯开，钞票和文件被撕碎，贵重物品被带走。”同样，乌尔苏拉·马伦多夫描绘说，在她逃亡的途中，“时不时……有俄国士兵冲出队伍，向难民索要手表或珠宝”。有一次，“当那人把第10块或第11块手表推到手臂上的时候”，她甚至笑了起来，“他也对我们咧嘴笑了笑”。除了掠夺这一军人们由来已久的欲望外，还有很多无端的破坏，也许是出于对大多数德国家庭生活水平优越的怨恨。

女性最大的焦虑是，当性饥渴和醉醺醺的俄国士兵为国防军对俄国妇女做过的事来寻求报复时，她们如何使自己的身体不受侵犯。重要的是逃避可怕的命令“女人，过来！”以免被尖叫着拖到树林里。德国女性想出了绝望的策略来逃避这不可避免的灾难。一些足够年幼的青少年“穿得像个男孩”。其他女人穿破烂的衣服，用灰烬弄脏自己的脸，在身上涂抹鲜血，或者抱着哭闹的孩子，好让自己失去吸引力。在被一名乌克兰奴隶劳工从第一次强奸企图中救出后，乌尔苏拉·贝伦伯格躲到自家的阁楼里。乌尔苏拉·马伦多夫和一位女友仍然在西里西亚一列常驻的医疗火车上担任护士，她们“爬进橱柜底下”，受伤的士兵就躺在他们面前。“整个晚上，我们都听到女人的哭喊，男人的咒骂，孩子的尖叫，车门被不断打开又关闭。”靠着这样的巧计，她安然无恙地逃脱了。

对于不那么幸运的女孩来说，被强奸的经历是如此可怕，以至于这种震惊会一直铭刻在她们心上，“整整一生”。母亲死后，乌尔苏拉·贝伦伯格不再试图躲藏。几天后，一个“蒙古人走进房间”，抓住她，拖着她一起走。当她试图跑向墓地时，对方把她推到了一个满是垃圾和油的车库里。“他用自动手枪指着我的头，把衣服从我身上扯了下来。我感到痛苦、厌恶和恐惧，与男人的第一次接触就遭遇了暴行。我月经来得很多，腿上都是血。”事后，她“一个人躺在那里，只有一个想法和愿望，就是能够去死”。但即使经历了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我心中却产生了反抗力。我又开始活了过来”。多达200万妇女有同样的可怕经历，其中包括埃迪特·舍夫斯基，她为了拯救其他母亲和儿童而牺牲了自己。“给我带来的心理创痛是无法修复的。”这种侵犯造成的耻辱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成为一种禁忌，使准确的统计变得不可能。

年轻女性以不同的方式应对这种痛苦的经历，有的自杀，也有的不当回事。由于人们对“这种性行为”的普遍无知，最困难的部分是在陌生士兵的欲望面前“无能为力的感觉”，以及失去对自己身体的控制。一名受害者回忆道，当抵抗是不可能的时候，“我干脆让它发生在我身上”。求生方式之一是让自己与无法阻止的东西保持距离：“这不是你自己，这只是身体，可怜的身体！你离得很远，很远。”上流社会的女性对自己的纯洁发展出了理想化的版本，她们大多认为强奸是一种深重的侮辱，是对她们荣誉的玷污，将永远玷污她们。下层阶级的女性在面对不可避免的事情时更加现实，认为她们被侵犯仅仅是“战争创伤”。女性的团结常常能提供帮助，无论是互相保护，还是分担可怕的经历。虽然一些女性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绝大多数人找到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因为她们感到孩子或父母需要自己。

作为一种集体的性别命运，1945年春夏红军的大规模强奸是系统性产物，目的是报复“［德国人］在他们的土地上所做的事”。虽然作为胜利者的西方士兵也强奸了战败国的妇女，但在苏联的案例中，这种行为显然过于频繁，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上级的纵容。只有一些像列夫·科佩列夫（Lev Kopelev）这样的正派军官才会出于同情心而试图阻止这种做法。像玛尔塔·希勒斯（Marta Hillers）扣人心弦的记述《柏林的女人》（A Woman in Berlin）这样的日记作品显示了这种性暴力狂热的特殊性。由于纪律的崩溃，士兵把各个年龄段的女性都当作强奸对象，从没到青春期的女孩到年迈的祖母。在大量伏特加的刺激下，他们对女性的凌辱不止一次，而是反复多次、成群结队。他们经常使用身体暴力，甚至杀死无助的受害者。如果被侵犯的女性活下来，她们不得不担心怀孕，寻求土方或愿意帮助堕胎的医生。许多德国男人无力阻止暴行，反而责怪自己的女人，使这种耻辱雪上加霜。

甚至在战斗结束之前，第三帝国就已经在混乱中解体，因为纳粹失去了对自己人民的控制。最初，东部难民的到来和轰炸后的清理行动被沿途纠察或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的妇女“组织得很好”。但是，当纳粹的官员自顾逃命时，甚至在这些城市被征服之前，那里的公共秩序就已经消失了。同样，“凡是挂白旗的人都要绞死”这种毫无意义的命令也不能阻止勇敢的市长或个别房主表现出投降的意愿。甚至宪兵“吊死所有试图逃跑的男人和男孩”的做法也未能阻止个别士兵或整个部队为了被美国人俘虏而逃向西方。与此同时，为了报复之前受到的折磨，一些饥饿的奴隶劳工开始造反和四处施暴。甚至连德国平民也开始抢劫食品店和军用仓库。“目之所及，到处都是疯狂和徒劳。”当西里西亚被波兰人占领时，露特·魏格尔特叹息道：“我相信我们失败了。”

纳粹秩序的崩溃使生存成为个人的挑战，帮助年轻女性从社会限制中解放出来。当公共权威崩溃时，她们不得不对自己负责，依靠家庭联系或无论多么短暂的友谊来互相帮助。女孩和年轻妇女开始疯狂地设法确保获得食物和住所，以及逃避敌人的掳掠。无视禁止开小差的命令，为国家劳役团工作的阿格内斯·莫斯曼干脆跑回了家。不顾母亲的反对，罗瑞·瓦尔布与一位女友离家前往施瓦本阿尔卑斯山区的一个偏僻村庄避难。母亲不愿离开激怒了乌尔苏拉·马伦多夫，她依靠为受伤士兵服务所提供的保障，跟随自己的军医院向西进入波希米亚。雷娜特·芬克拒绝接受纳粹帝国分崩离析的说法，离家逃到一位少女联盟领导人那里，后者建议她“回家”照顾她的母亲。“你必须活下去。已经有太多人死去了。”

对于纳粹化的青年来说，理想的破灭相当令人震惊，因为这需要他们承认自己追随了错误的偶像。像克里斯特尔·拜尔曼这样的温和派大多只是松了一口气：“我们没有欢呼。我们哭了。轰炸已经停止。对我们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像罗瑞·瓦尔布这样的民族主义者觉得，“很难相信为这场战争所做的无数牺牲都是徒劳的”。她认为投降虽然必要，“却是非常可耻和羞辱的”。像埃娃·彼得斯这样的纳粹忠实信徒对机会主义者如何“试图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驶向灾难的火车上跳下”感到震惊。她不得不面对兄弟们的死亡，痛苦地表示：“解放？——是的，把我从热爱和珍视的一切东西中解放出来。”同样，少女联盟领导人雷娜特·芬克顽固地坚持她的信仰：“我看到末日已经到来，这将是可怕的和不可想象的。但我想要坚持我说过的一切。即使是现在，我也属于元首。”

尽管如此，“巨大的民族灾难”仍然对女性支持纳粹主义的做法提出了令人不安的疑问，并引发了旷日持久的自我反省。乌尔苏拉·马伦多夫承认：“在战争最后的日子里，随着我对纳粹领导们感到幻灭，我在希特勒青年团领导层中学到的很多东西开始消逝。”埃娃·彼得斯仍然对再教育感到不满，哀叹“‘政治启蒙’的无限愚蠢和愤世嫉俗的虚伪”。但彻底的失败和纳粹的累累罪行让罗瑞·瓦尔布意识到，“所有的信念，所有的牺牲都是徒劳的”。她一次又一次听到：“我们一定积累了巨大的罪恶，特别是党卫队一定做了可耻的事情，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犯下了什么暴行。”这种未经删减的信息促使雷娜特·芬克有了“一种可怕的认识：我忠诚地试图留在心里的一切都变成了悔恨和羞愧”。当第三帝国崩溃时，一场痛苦的自我反省开始了。

同谋的代价

女性作者对她们在第三帝国中扮演的角色含糊其词，因为她们试图调和自己早期对纳粹的热情和后来的幻灭。对奥斯维辛之前的纯真青春的怀旧让人想起许多正面的回忆。但做出诚实的描述也迫使她们承认“我们大多数人，无论男孩或女孩，都曾‘全心全意’地参与过”纳粹的统治。只有“在战争经历的压力下，才开始了祛魅和反思的过程”，当德国的全部罪行被曝光后，这个过程加速了。“直面［她们的］合作行为”引发了一场相当痛苦的自我反省，将早先幼稚的自我与后来的批判性自我进行了比较。克里斯特尔·拜尔曼、雷娜特·芬克、乌尔苏拉·马伦多夫、埃娃·彼得斯和罗瑞·瓦尔布都以各自的方式受到“愤怒、悲伤、羞愧和懊悔”的困扰，促使她们在自传中展开探索。因此，她们写下了撕裂的文本，正面的记忆与负面的结果在其中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

总体而言，这些自传显示，女性拥有不同于男性，但同样充满考验的战争经历。只要德国国防军还在获胜，许多人就遵循传统的模式，照顾家庭、应付物资短缺和维持后方生活。与此同时，为了应对与男性的分离，她们给士兵们写信和寄包裹，以保持他们的士气。但当战事升级为全面战争且伤亡增加后，她们开始更加积极地支持战争：在军需工厂辛勤工作，与农场的奴隶劳工一起种植粮食，担任国防军助理、高射炮助手或医院护士等军事辅助角色。阿格内斯·莫斯曼为自己在一家防空炮工厂工作辩解说，那只是“自卫”。特别是对军队的50万、防空组织的50万和护理部门的40万女性来说，战争动员为她们开启了晋升和脱离家庭的道路。在庶民解放中，妇女对维持战事进行的战时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些个人的回忆也表明，民族社会主义得到了比战后所承认的更多的支持。像埃迪特·舍夫斯基这样虔信宗教的年轻人或者像埃丽卡·陶布霍恩这样来自工人阶级的青少年与纳粹保持着距离，“有时还会反对希特勒”。但像英格丽德·博克这样不关心政治的大多数女性仍正常上学、参加职业培训或从事战争生产，努力过着正常的生活，不经意间因为自己的行为维持了政权的稳定。而像吉塞拉·格罗图斯这样更加公开的民族主义者个体则愿意作为护士为四面楚歌的祖国服务，将爱国工作视为自己的战时职责。最热心的是像埃娃·彼得斯这样的少女联盟领导人，她为德国的胜利喝彩，认为对犹太人的迫害是正当的，拥护纳粹在东方的帝国主义。诚然，这类“对希特勒和大德意志帝国怀有不可动摇信仰”的狂热分子仍然是少数，但正是她们对民族女性理念的热情拥护迫使她们不热心的同龄人维持了战时生产。

因为这种同谋行为，出生在魏玛时代的年轻女性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导致她们自己的生活、家庭、城市和国家被毁灭。起初，遭受苦难的只有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和其他受迫害对象。国防军增加的死亡仅限于男性，比如这些女性的父亲、兄弟或爱侣，他们亲手杀过敌人。但随着转向全面战争，女性自己也成了密集轰炸的目标，有60万到80万平民因此丧生，其中大部分都是女性。同样，对“俄国人要来了”的恐慌使得约1200万人绝望地逃离东部纳粹控制地区和德国省份，这又导致或许100万人丧生，其中大部分同样是女性。胜利方的士兵——大部分是红军——犯下了多达200万起强奸，对象都是女性。尽管女性死亡总数低于男性，但这些牺牲的规模仍然大得惊人，在集体记忆中留下了血腥的印记。

在这样的可怕经历之后，难怪很多年轻女性构建了受害者叙事来解释她们的苦难。大多数人专注于自己在“逃亡、饥饿、驱逐、强奸、失去家园［和］与家人分离”中的痛苦，只是“抱怨、呻吟、诅咒和为自己感到难过”。像莉泽洛特·S. 这样单纯的人声称，恐惧“像命运一样降临到我们身上，至少对于像我这样的女孩来说如此”。而像罗瑞·瓦尔布这样更老练的观察者则谴责俄国人和其他敌人犯下了“抢劫，可能还有谋杀”的暴行，同时指责英国和美国人的“轰炸恐怖”。失望的纳粹支持者，例如露特·布尔文，也认为党的领导人应该对她们的痛苦负责：“我们被背叛了……被孤零零地留在了我们的不幸中。”只有少数清醒的观察者“认识到［她们］曾忠于邪恶”。雷娜特·芬克对彻底的战败感到震惊，承认自己也要对这场灾难负责，她写道：“为了寻求安慰，我让自己被一个巨大的谎言俘虏了。”这种洞见推广到其他人需要几十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