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塞比奥·洛佐拉缓缓念诵了三遍主祷文。念诵完毕，他开始倾诉内心对主的赞颂，并向祂祈求。他的思绪飘忽不定，却总能回到当下；他的话语时断时续，最终仍能连贯成句。他赞颂上帝，并向祂赞美自己的妻子。他祈求上帝保佑她和他们的孩子。他祈求上帝赐予他长久的支持与庇护。然后他反复念诵了二十多遍“基督圣体[在基督教中，“基督圣体”一词有两个主要含义：一是指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对着面包说“这是我的身体”，二是圣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和《以弗所书》中用该词指代基督教会。有时也指耶稣复活后在天堂的身体。]”，一是因为他身为医师——具体说是病理医师——以研究人的身体为业，二是因为他身为上帝的信徒，以对主的承诺为念。他站起身，回到办公桌前。

他自认是一名严谨的医师。他开始审视刚刚写完的一段话，目光酷似一个回望新犁过的垄沟的老农，想要确认自己的活儿干得还不赖，垄沟里能长出庄稼。他想要确认自己的报告足以阐明病因，这个段落是否达到了他一贯的高水准，它是否真实、清晰、简明、确凿？

他正在处理积压的工作。今天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的最后一天，距离新年只剩下几个小时。几天前，他刚象征性地度过了一个凄凉的圣诞节——其实他也没有过节的心情。桌上铺满了报告，有些摆在显眼处，其余的按重要程度错落有致地叠放，还有一些等着结案归档。

办公室里很安静，门外的走廊也静悄悄的。布拉干萨的人口不足三万，但城中的圣弗朗西斯科医院在上杜罗地区首屈一指。他在这间医院担任主任医师。医院的其他区域灯火通明，充斥着喧哗与忙碌——人们哭喊着冲进急救病区，病房里的病人一个劲儿按铃，把护士拖入无休止的对话。病理分析区位于这些喧闹楼层之下的地下室，这里总是阒然无声，就像所有的病理分析区一样。他希望把这种气氛维持下去。

他加了三个词，又划掉一个。这个段落完成了。他最后读了一遍。他认为，病理医师是医生当中唯一懂得写作的。其他所有希波克拉底[古希腊医师，西方医学奠基人，被誉为“医药之父”。]的追随者都把病人的康复视作自己的胜利，但他们写下的那些文字——诊断、处方、治疗建议——在他们眼中只是转瞬即逝的必要工序。那些只求病人康复的医生，一旦看到病患重新站起来，就会转而处理下一个病患。诚然，每一天都会有病患步履轻盈地离开医院。不过是个小意外，或只是偶染风寒——他们如此安慰自己。欧塞比奥会在重病患者身上花更多心思。他会留意那些病患离开医院时蹒跚的脚步和蓬乱的头发，他们绝望的表情和眼中的恐惧。尽管百般不情愿，他们清楚地知道，总有一天他们都在劫难逃。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吹灭生命脆弱的烛火。一股冷风在我们所有人身后追赶。当一截燃尽的蜡烛头被送来，灯芯乌黑成灰，侧面凝固着成行的烛泪，如果在葡萄牙布拉干萨的圣弗朗西斯科医院，负责处理的医师要么是他，要么是他的同事何塞·奥塔维奥大夫。

每具遗体都是一本写满故事的书，每个器官都是一个章节，所有的章节由共同的叙述者来联结。欧塞比奥的专长就是阅读这些故事，用解剖刀翻开每一页纸，最后在故事结尾处写一篇读书报告。报告必须准确反映他在“书”中所见。这像是一种冷静务实的诗歌创作。和所有读者一样，他也受到好奇心的驱使。这具尸体上曾经发生过什么？如何发生？为何发生？他搜寻那个手段高超、无可阻挡、此刻却隐匿不见的影子，那个终将降临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影子。死亡是什么？尸体躺在那里，但那只是结果，而非死亡本身。当他找到一个严重肿大的淋巴结或长满异样皱纹的组织时，他知道自己正紧追死亡的足迹。但有趣的是，死亡出现时常常伪装成生命，比如一团生长旺盛的异形细胞，或者，它像杀人犯一样在逃离现场前留下一条线索：一把冒烟的枪、一条动脉外壁的硬化结块。他总是在第一时间检视死神的作品，那时它刚刚转过墙角，衣角的沙沙声没入一片静寂。

他靠在椅背上伸了个懒腰。椅子“吱呀”一声响，仿佛上了岁数的骨头。他注意到工作台上有一份报告，就在显微镜靠墙摆放的位置。它怎么会在那儿？工作台下面的地板上又是什么——另一份报告？还有他办公桌上的玻璃杯——它已经干透了，简直是在积灰。他坚信适度饮水对于人体至关重要。生命在于润泽。他应该把杯子洗净，倒上新鲜清凉的水。他摇了摇头。别再胡思乱想了。他有许多东西要记录，不仅仅是用溶液和切片，还要通过文字。对于每一个案例，他必须收集病人的临床病史、尸检发现以及组织学分析结果，并将它们融合成清晰连贯的整体。他必须专注于工作。专注，说你呢，要专注。找到恰当的词。再说，还有其他尚未完成的报告。有一篇他已经拖了很久，今晚必须完成。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已经放了好几天了，一半曝露在空气里，一半泡在水里，不久就会腐烂膨胀。

一阵响亮的敲门声吓了他一跳。他看了看表。晚上十点半。

“进来！”他喊道。声音里难掩恼怒，如同水壶嘴里喷出的蒸汽。

没人进来。但他感觉到坚硬木门的另一侧有一个沉默的存在。

“我说进来！”他再次大喊。

门把手依然没有响动。病理学不是一门经常需要处理突发状况的医科。病人，或者说他们的活检样本，基本上总是可以等到第二天早晨，至于死者就更有耐心了，所以门外不大可能是一个接到紧急病例的医护人员。况且病理医师的办公室都安排在外人不易找到的位置。有谁会在这个时辰，在新年前夜，费尽周折来医院的地下室找他？

他心烦意乱地站起身，桌上的几份报告被撞得一片散乱。他绕过桌子，握住门把手，拉开门。

他面前站着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面容和蔼可亲，长着一双褐色的大眼睛，手里拎着一个袋子。见到她他很惊讶。她看着他，张口说话，嗓音温暖而低沉：“为何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唉哼的言语？我白天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心在我胸中，如蜡融化。我的嘴唇枯干，如同瓦片。啊，亲爱的，快来助我！[此处的话引自《圣经·诗篇》（22：1-15），用词稍有变化。]

欧塞比奥轻不可闻地叹息一声，不过这种情绪转瞬即逝，他开心地笑了。门口的女人是他的妻子。她偶尔会来办公室看他，只是很少这么晚。她名叫玛丽亚·路易莎·莫塔尔·洛佐拉。他对她的抱怨早已烂熟于心。它们大多摘自《诗篇》第22篇，她最爱的一篇。其实她在世俗生活中没有一丝值得痛苦的理由。她的身心都很健康；她住在一幢漂亮的房子里；她从没想过要离开他或者他们居住的城市；她有一群知心好友；她从没真正感到无聊过；他们有三个成年的孩子，个个都健康幸福——简言之，她拥有幸福生活的全部要素。只是他的妻子，他亲爱的妻子，是一个业余神学家，一个半吊子神父。她格外认真地对待生命的法则和她自身的尘世烦忧，一心以约伯[在《圣经》中，约伯原本拥有幸福的家庭，却被灾难夺走了亲人、健康和财富。他在痛苦中试图寻找命运的答案。]自勉。

她喜欢引用《诗篇》第22篇，尤其是第一行：“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舍弃我？”他心想：这句悲叹是以“我的神，我的神”开头的。即使他帮不上她什么忙，有人聆听多少会有点儿好处。

在和妻子的相处中，他需要时时聆听——他确实如此，却很少能帮上忙。她的嘴唇也许真的枯干如瓦片，但她从不引用《诗篇》第22篇里的下一句——“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因为那会是一句谎言。她的舌头永远不会贴在牙床上。玛丽亚热爱从口中迸出的语言。对她来说，写作是熬鸡汤，阅读是小口喝汤，只有话语才是香喷喷的烤鸡。所以她热爱说话。她无时无刻不在说话。独自在家时，她自言自语；独自上街时，她自言自语；自从三十八年前他们相遇的那天起，她就在他耳边说个不停。他的妻子是一段滔滔不绝的话语，其间没有一处真正的结尾，只有暂停。但她从不会胡言乱语，并对他人的胡言乱语缺乏耐心。有时她对朋友的愚蠢谈话很不耐烦。她给她们端上咖啡和蛋糕，听她们说东道西，之后抱怨道：“一群豚鼠，我身边全是豚鼠。”

他猜想妻子读过关于豚鼠的书，看来它们的某种特征激起了她的厌恶：它们弱小，它们完全无害却也毫无防备，它们怯懦，它们简单地满足于啃上一两颗麦粒而对生命不寄予更多的期望。作为一名病理医师，他倒挺喜欢豚鼠。它们确实在各个方面都很弱小，特别是比起生命赤裸裸的残酷与无常。他解剖的每一具尸体都向他低语：“我是一只豚鼠。你能否用你的胸膛温暖我？”胡言乱语——妻子会这么评价。她对死亡缺乏耐心。

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喜欢情人间充满爱意的喁喁私语，玛丽亚对此也容忍过一段时间。虽然他的职业乍一看很残忍，他却有一颗柔软的心。当他第一次遇见她——那是在大学的咖啡馆里——他觉得她是自己见过的最迷人的造物。这个严肃女孩的美丽点燃了他心中的火焰。一看见她，他的耳畔就回荡起歌声，整个世界光彩夺目。他的心怦怦直跳，满怀感激。但是不久后她就投来不屑的眼神，告诉他不要那么多废话。他清楚地意识到，他的使命是倾听她的话语，然后适当回应，避免用轻浮的言语惹恼她。她是沃土是阳光是雨露，他只是让庄稼生长的农夫。他是个必不可少的配角。他对此欣然接受。他那时深爱着她，如今同样深爱着她。她是他的一切。她依然是沃土是阳光是雨露，他依然乐于做那个让庄稼生长的农夫。

只是今晚他希望做一些工作。显然这不可能了。“滔滔不绝”已经向他袭来。

“嗨，我的天使，”他说，“见到你太惊喜了！袋子里有什么？你应该没去买东西。这会儿所有商店都打烊了。”他凑过去吻了妻子。

玛丽亚没有搭理他。“死亡是一扇难以叩开的门。”她平静地说。她走进他的办公室。“欧塞比奥，这是怎么了？”她大声说，“你的办公室简直一团糟。实在太不像话了。你让客人坐哪儿？”

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办公室。确实凌乱不堪。病理医师工作时接待的病患一般不需要坐下，也不在乎整洁与否。他们通常平躺在走廊对面的工作台上，没有一句怨言。他把工作台前的椅子搬过来，放在办公桌前。“我没想到你今晚会来，我的天使。来，坐这儿。”他说。

“谢谢。”她在椅子上坐下，顺手把袋子放在地上。

他收拢桌上的报告，把它们塞进手边的文件夹里，和其他文件夹摞在一起，再把它们通通放到地上。他伸脚把这堆文件夹踢进桌下的暗处。然后，他一只手抓起桌上零碎的纸片，并用掌边拂拭那些让人难堪的积尘，另一只手用作簸箕，把垃圾倒进桌边的纸篓里。好了，这下好多了。他坐下来，隔着办公桌与那个端坐的女人四目相对。丈夫与妻子。

“我终于找到答案了。我必须告诉你。”她说。

答案？问题是什么？

“好，你说吧。”他说。

她点点头。“我最初尝试着从笑入手，因为你喜欢笑。”她说，脸上却没有一丝笑意，“你见过的，我读的那些书。”

他想了想。没错，这样就能解释她为什么会读那些书。过去几个月里，她从最钟爱的科英布拉书商那里订购了阿里斯托芬、莎士比亚、洛佩·德·维加、莫里哀、乔治·费多的戏剧和几本薄伽丘、拉伯雷、塞万提斯、斯威夫特、伏尔泰的大部头。读这些书时，她总是正襟危坐。他自己没读过这些高深的书，也猜不透她为什么要读。不过他对她的事从不干涉。

“幽默不适合用来解读宗教，”她继续说，“幽默或许能够指出宗教的诸多过失——比如屡见不鲜的道德沦丧的神父，或是假借耶稣之名的嗜血狂魔——但是幽默无法带来真正的宗教启迪。那只是为了幽默而幽默。更糟的是，幽默会曲解宗教，因为宗教当中容不得轻佻——我们不要误把轻佻和快乐混为一谈。宗教中充满了快乐。宗教就是快乐。所以，轻佻地嘲笑宗教，就会不得要领。倘若你只是想找乐子，倒也无伤大雅；但如果你想真心悟道，那就误入歧途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虽然明白得有点儿晚了，但我想我能懂。”他回答。

“然后我试着读童书，欧塞比奥。耶稣不是说过，我们必须像小孩子一样承受神国[见《路加福音》（18：17）。]吗？所以我重读了从前我们念给雷纳托、路易莎和安东听的那些书。”

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三个孩子小时候的样貌。那几个小家伙面对母亲的喋喋不休，仿佛热带的孩子对付多雨的天气——他们不顾大雨滂沱，跑到屋外的水洼里尽情嬉戏，放声大笑。她从不会因为这些欢声笑语而气恼。他努力把注意力拉回到妻子身上。

“这些书唤起了许多幸福的回忆，同时我也有些伤感，因为孩子们都长大了。但是它们毫无宗教上的启迪。于是我继续寻找。然后，答案赫然出现在我面前，灵感就来自你最喜欢的作家。”

“是吗？真有意思。当时我见你一头钻进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还以为你想在刻苦研究之余休息一下。”

他和她都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忠实读者。从最早的《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开始，他们读过她所有的书。多亏了葡萄牙侦探小说协会的不懈努力，她的每本小说一被翻译成葡萄牙文，他们就能收到新书。葡萄牙读者总是翘首企盼，所以翻译进行得很迅速。这对夫妻都懂得不要在对方沉浸在新书中时前去打搅。等到两人都读完了，他们会一同重温案情，讨论那些自己本该捕捉到的线索以及误导他们走入死胡同的破案思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明星侦探是赫尔克里·波洛——一个自负、长相古怪的小个子比利时男人。不过在波洛那颗鸡蛋形的脑袋里藏着最敏锐最具洞察力的大脑。他的“灰色细胞”（他这样称呼自己的大脑）永远忠于理性，总是有条不紊地运转。那些细胞总能觉察到他人视而不见的细节。

“《尼罗河上的惨案》真是一本天才之作！她的下一本书应该快出了。”他说。

“肯定快了。”

“你从阿加莎·克里斯蒂那里找到了什么答案？”

“先让我回顾一下心路历程，”她回答，“这条路蜿蜒曲折，所以你一定要专心听。我们先从耶稣的神迹讲起。”

耶稣的神迹。她最爱的话题之一。他瞥了一眼显微镜旁边的钟。今夜会很漫长。

“你的显微镜有什么问题吗？”妻子问。

“没问题。”

“在显微镜里看到的东西对你理解耶稣的神迹毫无帮助。”

“你说得对。”

“盯着钟看也不能拯救你的未来。”

“你说得很对。你渴吗？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你要不要喝口水？”

“用那个杯子？”她不屑地瞥了眼书桌上那个脏兮兮的玻璃杯。

“我会把它洗干净。”

“这还差不多。我暂时还不渴。不过你提到了水，还真是切题——我们等会儿再回来说水。现在，听仔细了。耶稣的神迹——他有那么多神迹，如果我们认真想想，会发现它们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施惠于人身体的神迹。这类神迹有很多。耶稣让盲人复明，聋子复聪，哑巴开口，瘸子走路。他缓解高烧，治愈癫痫，祛除心理疾病。他帮助麻风病人摆脱病痛。一个饱受血漏之苦十二年的女人触摸了他的斗篷，出血立刻止住了。当然，他还令死者复生：不仅有睚鲁的女儿和拿因城寡妇的独子——这两人都刚刚死去；还有拉撒路——他死了足足四天，尸体已经开始发臭。我们可以把这一类称为耶稣的医疗神迹，它们在他的神迹中占了绝大部分。”

欧塞比奥想起今天早些时候他做的尸检，想起那些散发出死亡恶臭的躯体。那具糜烂肿胀的浮尸无论对眼睛还是鼻子都是极大的考验，即便对于专业医师也不例外。

“但还有其他神迹，它们在医疗之外的方面施惠于人的身体。”妻子继续说道，“耶稣让渔夫的网装满鱼。他把鱼和面包由少变多，让数千人果腹。在迦拿，他把水变成酒。通过缓解人们的饥渴，耶稣再次施惠于人的身体。他平息风暴，使门徒的船免于倾覆，也是同样的道理。类似的神迹还有他让彼得用鱼嘴里的钱币交纳殿税——要不是这样，彼得一旦被抓住，免不了一顿鞭笞。”

欧塞比奥默默地想，玛丽亚施惠于他的身体，他对她也一样。相爱，并且乐在其中，还有比这更大的幸福吗？他们如同春天里的比翼鸟。情欲随岁月渐渐淡去，那种满足感却依然如故——那种拥有一个坚固温暖的小窝的舒适感觉。他的心中再次燃起对玛丽亚的爱。初次见面时，她没提到自己的姓氏是Legion[Legion一词是《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对于耶稣治好附魔之人的神迹的统称。玛丽亚的姓氏是Legion，有双关的意味。]，也没说她的心里住着《圣经》里所有的先知和门徒，还有一大群教会神父。她怀孕生产之时——她说，每次生产的磨难开始前，她体内都会有某种东西像盘子般碎裂——即使在那种时候，当他坐在等候室里听着她的喘息、呻吟和尖叫之时，她仍然在布道。医生和护士走出手术室时都若有所思。他不得不提醒他们告诉他新生儿的状况。尽管她正在忍受煎熬而他们专注于工作，她仍能引发他们思考。他是怎么找到这样一位集美丽和智慧于一身的妻子的？他的运气怎么这么好？他微笑着向妻子眨了眨眼。

“欧塞比奥，别闹了。时间很宝贵。”她低声说，“那么，为什么耶稣会施惠于人的身体呢？显然，他展示神迹是为了让身边的人信服——他们确实信服了。他们惊叹不已。但耶稣为什么要通过治愈疾病、拯救饥民来证明自己是救世主降临呢？别忘了，他完全可以像鸟一样翱翔，就像魔鬼让他做的那样；或者，如他自己所说，他可以将山峰投入大海。这些神迹同样配得上救世主的身份。为什么偏偏要选择有关惠及身体的神迹呢？”

欧塞比奥仍然一言不发。他累了。更难熬的是，他饿了。他想起妻子脚边的那个袋子。也许他应该去办公室的小洗手池洗玻璃杯，然后在走回办公桌的路上偷瞄一下袋子里的东西。她来时总会给他带些吃的。

妻子自问自答道：“耶稣之所以展示这些神迹，是因为它们在我们最需要的地方带来福音。我们的身体都会遭受痛苦和死亡。那是我们的宿命——这一点你最清楚，亲爱的，你整天都在解剖腐尸。通过疗愈疾病、消除饥饿，耶稣在我们最虚弱的时刻与我们相逢。他减轻了我们血肉之躯的重负。这对我们的触动远胜过其他神力的展示，无论是在空中飞翔还是将山峰投入大海。”

“现在我们来谈谈耶稣的第二类神迹——诠释教义的神迹。这类神迹仅仅出现过一次。你知道是哪一次吗？”

“告诉我吧。”欧塞比奥柔声说。

“是耶稣在水面行走。那是独一无二的神迹。耶稣让众门徒上船先行。他们出发了，耶稣上山祈祷。夜幕降临。门徒顶着风奋力摇橹，不过并没有风暴，他们的生命不存在任何危险。漫漫长夜，他们艰难划行。破晓时分，他们看见耶稣朝他们的船走来，他的双脚踩在海面上。他们惊慌不已。耶稣让他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在马太的记述中，彼得问主他是否可以走到他那里去。‘你来吧。’耶稣说。彼得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往耶稣那里去，但他感到风势很强，就害怕起来，并开始下沉。耶稣伸手拉住他，把他带上了船。迎面吹来的风就停了。

“为什么耶稣要在水面行走？他是要挽救一个即将淹死的灵魂，还是想施惠于某人的身体？都没有。彼得在水中的遇险发生在耶稣的水上行走之后。还有其他动机吗？清晨时分，耶稣从遥远的岸边开始了他神奇的行走，最初他只身一人，后来在海上除了门徒之外再没有旁人，因为船早已远离海岸。也就是说，这次神迹没有任何服众的必要。在水面上行走没有让任何人受益，也没有唤醒任何具体的希望。无人祈求，无人期待，甚至也无人需要。为什么如此反常的神迹会出现在福音书这样言简意赅、精挑细选的文本里？而且这次特殊的神迹很难被隐藏。它出现在两部对观福音书[又称为“同观福音”或“符类福音”，指《新约》中的前三本福音书，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它们在结构、内容、词语表达上都大致相近，而与第四福音书《约翰福音》有很大不同。]《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里，还出现在《约翰福音》里。它是极其少见的在多本福音书里均有记载的神迹。它意味着什么，欧塞比奥，它意味着什么？在一个灵光乍现的瞬间，我顿悟了。”

他这才回过神来。一向如此。她滔滔不绝，他不知不觉就上了钩，像《圣经》故事里的一条鱼。她悟到什么了？

“我领悟到，从表面上看，耶稣行走于水面的神迹似乎没有价值。然而，如果我们意识到它是借一件事比喻另一件事——换句话说，是一则寓言——那么这个神迹就令人豁然开朗了。游泳是一项现代发明，耶稣那个时代的人还不会游泳。如果他们掉进深水，他们会沉下去淹死——这是不折不扣的事实。如果我们把水比作生命的经验，那么它也是宗教意义上的真理。男人和女人都是脆弱的，他们在自身的脆弱中下沉。耶稣不会下沉。一个沉入水中的人会自然而然地向上看。他看见了什么？当他被令人窒息的黑暗包裹时，他看见头顶上方能使人得救的明亮光线和纯净空气。他看见耶稣。耶稣站在那些在脆弱中挣扎的灵魂上方，给予他们救赎。这解释了彼得在水上的不幸遭遇：他只是凡人，所以会下沉。按照寓言的解读方式，它关乎我们的脆弱、耶稣的圣洁以及祂赐予的救赎，于是这个神迹显现出全新的含义。

“此刻，我问自己，为什么唯独这个神迹需要寓言式的解读？难道我们不能用类似的方式来解读施惠于人体的神迹，以获得更深的感悟？我从没这样想过。我真是个可怜的笨女人。我总以为耶稣疗愈身体的神迹确有其事。在我的想象中，耶稣真的治好了麻风病、失明和其他疾病，他也的的确确为上千人提供了食物。但难道主只是一个赤脚大夫和兜售面饼的小贩吗？我不这么认为。那些施惠于人体的神迹一定也有更深的寓意。”

“什么寓意？”欧塞比奥顺着她的话问道。

“除了象征永远的国[《但以理书》（4：3）中说：“他的国是永远的！”]，还能是什么？耶稣每一次神奇的疗愈都是我们最终归去之处的缩影，前提是我们守得住信仰。只要守住了信仰，你将从血肉之躯中获得解脱，你将永不受饥寒之苦。你明白这有多重要吗？”欧塞比奥大着胆子点了点头。玛丽亚的声音温暖舒缓，如黄油一般柔和。要是他能把它吃下去该多好。他瞥了一眼座钟。“耶稣行走于水面的神迹告诉我们应该如何阅读《圣经》。如果我们只是把福音书看成四名记者的报道，那么它们的内容就被简化了，寓意也削弱了。如果我们把福音书的语言视作比喻和象征，它们就能引导我们到达一定的道德深度，进而领悟真理。那就是耶稣自己使用的语言，对不对？他是如何教导世人的？”

“福音书里说：‘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引自《马可福音》（4：34）。]。’”

“没错。遗失的羊的寓言、芥子的寓言、无花果树的寓言、酵母的寓言、撒种的寓言、浪子的寓言，等等。那么多的寓言。”

芥末酱羊肉，配上炖无花果和一杯葡萄酒——那么多可以吃的寓言，欧塞比奥想。

“寓言是以简单故事为依托的比喻。它是一个百宝箱，只有打开它才能参透其中的奥妙。而开启这些宝箱，使它们一览无余的唯一钥匙，就是比喻。

“最后，只有一件神迹如《圣经》中记载确有其事。它是我们信仰的支柱。那就是主的复活。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耶稣讲述的故事和关于他自己的故事。这是基督教的本质：一件独一无二的神迹为众多故事所簇拥，如同一座岛屿被大海环抱。”

欧塞比奥轻咳了一声。“你还没把这些发现告诉塞西利奥神父吧？”

塞西利奥神父是本地的神父，也是玛丽亚常常报以白眼的对象。有她在场时，那个可怜人看上去总像鸡窝里一只没有下够蛋的母鸡。

“干吗？你想被逐出教会吗？那个白痴只知道按照字面意思解读《圣经》。他的布道简直是对我的信仰的侮辱。他蠢得跟头牛一样。”

“但是他人很好。”欧塞比奥温和地说。

“牛也很好。”

“那些都非常有趣，我是说你刚才的话。”

“我还没说完。我在寻找，你还记得吗？因为有一个问题。”

“是的，你找到答案了。”

“啊，我的心跳得好快！我现在想喝一杯，你能把那个杯子洗了吗？”

玛丽亚弯腰从袋子里取出一瓶红酒放到桌上。欧塞比奥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玛丽亚，上帝保佑你！”他迫不及待地开了瓶。醒酒时，他把杯子细细刷了一遍。

“我没有别的杯子了。”他说，“你用杯子喝，我用瓶子直接喝。”

“那像什么话，我们用一个杯子喝。”

“好。”他把瓶中的琼浆倒入玻璃杯，它像萤火虫一样烁烁发光。他舔了舔嘴唇，想象红酒滑过喉咙的快感，但还是把酒杯递给妻子。“你先来，我的天使。”

玛丽亚若有所思地抿了一小口。她闭上眼睛，感受酒中精华渐渐渗入身体。她舒了一口气，睁开双眼。“酒不错。”

她把酒杯递给他。他喝了一大口，发出满足的叹息声，然后一饮而尽。“啊！真不错。再来一点儿。”他又倒了大半杯。

玛丽亚又喝了一小口。“我够了，”她说，“新年快乐。”

“什么？”

“如果你连时间都注意不到，看钟还有什么用？看看那两根指针。现在是午夜。已经是一九三九年了。”

“你说得没错。新年快乐，我的天使。希望这是一个好年头。”

他喝完酒，重新坐下。现在轮到他像萤火虫一样烁烁发光了。他有几分恍惚，这时妻子又开口了。

“为什么耶稣要讲述寓言？他为什么既要讲故事，又要在故事里现身？为什么真理要借助虚构的手法？一方面，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和其他以创作为生的手艺人像弹拨曼陀林一样玩弄语言，创作出富含隐喻的故事。另一方面，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是以色列北部的一座城市，据称耶稣在此地长大。拿撒勒人耶稣意味着耶稣在历史上确有其人。——编注]却鲜有史料记载，这难道不奇怪吗？里斯本一个不起眼的政府官员来到布拉干萨，他是个不值一提的谨小慎微的小个子男人，报纸却长篇累牍地报道，这些报纸甚至还会被存档。或者就说你，你的工作，欧塞比奥。一个人死了，这再正常不过；但你为他写了份报告，把一个速朽的生命化为不朽。然而，上帝之子降临城中，他四处游走，他与所有人见面，他的神迹让人惊叹不已，他被谋杀了——却没人记录这一切？当这颗伟大的神圣彗星撞击地球时，它唯一的痕迹只是一系列口述的传说？

“在基督纪元的第一个世纪，异教徒留下了上百份文稿。没有一份提到过耶稣。没有一个同时代的罗马人——官员、将军、政客、历史学家、哲学家、诗人、科学家、商人、任何类型的作家——提到过他。在任何公共场所的铭文或者存世的私人信件中都找不到有关他的蛛丝马迹。他没有出生记录，没有审判报告，也没有死亡证明。他死后一个世纪——整整一百年之后！——才出现两份关于耶稣的记述：一份来自小普林尼，一个罗马元老院议员及作家，另一份来自塔西佗，一位罗马历史学家。一封信和几页纸——这就是这个帝国狂热的官僚和骄傲的权贵的全部贡献。要知道，帝国的下一个宗教由耶稣创立，帝国的首都将成为他的信众的国都。所有异教徒都忽视了那个将把他们从罗马人变成基督徒的男人。这实在难以想象，就像法国人忽视了大革命一样。

“如果当年犹太人有更多关于耶稣的记录，那也都佚失了。谋害他的法利赛人没有留下一句话，犹太法庭没有留下一句话，审判他的宗教委员会也没有留下一句话。历史学家约瑟夫斯两次简要地提到耶稣，但距离他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在有关拿撒勒人耶稣的史料当中，所有来自非基督教渠道的记载合在一起也不过几页纸，而且全是二手的。它们的内容毫无新意，在基督教文献中均有记载。

“不对，不对，不对。史料对我们毫无帮助。我们对于耶稣的血肉之躯的了解全部来自四位寓言家。更叫人惊讶的是，这几位吟游诗人从没见过耶稣。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无论他们是谁，他们都没见过耶稣。和罗马人与犹太人一样，他们也是在耶稣殉难多年后才开始书写。他们是蒙受感召的抄写员，记录和整理了那些数十年来的口头传说。于是，耶稣通过这些口口相传的古老故事来到我们中间。一个人以这种方式在历史上留下印记，是多么随意、多么冒险啊！

“更奇怪的是，似乎耶稣自己想要这样。犹太人极度热衷读写。犹太人的每根手指都是一支笔。上帝对我们其他人只是口述，犹太人却得到了刻有文字的石板。然而，比起文字，竟有一个举足轻重的犹太人更偏爱转瞬即逝的声音。他选择飘忽不定的口头传说，而非白纸黑字的事实。为什么采取这种方式？为什么不以伟大的战神救世主的形象出现，如同犹太人所期望的那样？为什么要讲述故事，而非书写历史？”

妻子领着他穿过一条又一条富丽堂皇的走廊。现在，欧塞比奥预感到，他们就快步入正厅了。那里有宏大的舞池、辉煌的吊灯和高大的窗户。

“我想，那是因为耶稣想再一次施惠于我们。一个故事就是一场婚礼，我们这些听众就是看着新娘一步步走近圣坛的新郎。在这场幻想的结合里，故事诞生了。和每一桩婚姻一样，这种结合让我们置身其中；而且，就像没有两桩完全相同的婚姻，我们对故事的理解和感受也因人而异。故事对我们的感召如同上帝对我们的感召，它直接触及人心，而且我们欣然向往。故事有益于人的心灵。耶稣行走在世间，他的平静让我们安心。只要他还透过故事触摸着我们，只要他的指印还留在我们惊愕的脑海里，我们就与他同在。所以，他出现时并没有骑着一匹奔驰的马，而是端坐在一个故事之上。

“想象一下，欧塞比奥。想象你应邀参加一场宴会，面前是一张奢华的餐桌，上面摆着美酒佳肴。你尽情吃喝，直到酒足饭饱。这时你会转向主人，询问刚吃下肚的那些牲口的事吗？你也许真的会问，也许还能得到一些牲口的信息，但这怎么能跟你刚享用的大餐相提并论？我们必须放弃这种对历史上耶稣其人的还原主义追索。他无法被找到，因为那不是他选择留下印记的地方，也不是他选择的方式。耶稣讲述故事，也活在故事里。我们的信仰是对他的故事的信仰，在对故事的信仰之外几乎别无他物。圣言即故事，故事即圣言。”

玛丽亚深吸一口气。她的脸上洋溢着微笑。“现在，故事仍与我们同在。于是我找到了答案。那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

她弯腰从脚边的袋子里掏出一摞又一摞书。都是欧塞比奥很熟悉的：《褐衣男子》《蓝色列车之谜》《七面钟之谜》《寓所谜案》《悬崖上的谋杀》《三幕悲剧》《古墓之谜》《尼罗河上的惨案》《神秘的奎因先生》《ABC谋杀案》《埃奇威尔爵士之死》《罗杰疑案》《斯泰尔斯庄园奇案》《死亡草》《死亡之犬》《斯塔福特疑案》《东方快车谋杀案》《沉默的证人》《悬崖山庄奇案》。这么多封面鲜亮的精装本，全堆在他的桌上，其中几本砰然落地。

“最初我是在重读《东方快车谋杀案》时忽然萌发这个想法的。我注意到列车从东方开来。故事围绕着十三名乘客展开，其中一个是恶棍，是犹大。我注意到这些乘客来自各行各业，拥有各种国籍。我注意到其中一个调查人员，赫尔克里·波洛的助手，康斯坦丁医生。耶稣的故事不也是个东方故事，并且因为另一位康斯坦丁[指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他是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承认在罗马帝国内部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而被世人传颂吗？耶稣不也有十二位门徒，其中一个不就是犹大吗？巴勒斯坦不也是一列混杂着各国籍民众的东方快车吗？赫尔克里·波洛的外国人长相常遭人指指点点，每次却总要靠他解开谜题。救世的异邦人——这不也是看待耶稣的一个角度吗？这些发现引导我用新的眼光来审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

“我注意到一系列事件。每个不经意的事件都暗藏玄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事是对于有启示性的线索的叙述，因此语言直白简明，段落和章节短小庞杂，和福音书一样。只有关键点才会被讲到。侦探小说和福音书一样，也在去芜存菁。

“我注意到，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事里几乎完全见不到孩子，因为谋杀案无疑只是成年人的娱乐；孩子在福音书里基本也没有出现，因为福音书同样只针对成年人。

“我注意到那些洞悉真相的人总是遭到怀疑和蔑视。那显然也是耶稣的遭遇。但是看看年迈的马普尔小姐，她总能洞悉真相，所有人却对此感到惊讶。赫尔克里·波洛也一样。那个怪模怪样的小个子男人怎么可能洞悉一切？但他确实洞悉一切。这是温和者的胜利——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里如此，在福音书里同样如此。

“最严重的罪行莫过于夺走一条生命，这一直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故事的核心。这也是耶稣故事的核心。在这两类故事的叙述中，不计其数的角色被简要地介绍，都出于同一个目的：将所有嫌疑人罗列在读者面前，让他们观察谁屈从于恶魔的诱惑，谁却不为所动。坚忍与懦弱并立，在福音书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事里都是如此。在这两类故事里，灵感出现的方式如出一辙：我们被告知事实，但事实本身善恶难辨；然后我们获得一种解读，这种解读为事实赋予意义。耶稣的寓言采用这种讲述方式：先是全面的阐述，然后是解释。比如耶稣的受难。他的殉难和复活正是先讲事件经过，再由保罗进行解释，并赋予其意义。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的结局也一样：赫尔克里·波洛先回顾所有的线索，再向我们揭示它们的含意。

“见证者的角色同样至关重要。无论是耶稣还是赫尔克里·波洛都无暇提笔书写。他们满足于生活在话语的世界。所以见证者变得必不可少，否则我们怎么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不过这其实是水到渠成。一个人在自己的领域里做出那么不可思议的事，人们觉得有义务作为见证。见过耶稣的人会在余生里向家人、朋友和陌生人讲起他，直到他们的话传到保罗的耳朵里，然后是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阿瑟·黑斯廷斯也是如此——他在众多的赫尔克里·波洛故事中扮演类似华生医生的叙述者角色，忠实程度堪比福音书的讲述者。

“但是，每个证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不可靠的。我们在阿瑟·黑斯廷斯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总是比赫尔克里·波洛慢半拍，要靠波洛给出合理的解释。然后我们意识到愚钝的人并不只是阿瑟·黑斯廷斯。我们同样会遗漏线索，曲解事件关键，无法领会要点。我们也需要赫尔克里·波洛为我们解惑。耶稣的情况也一样。他身边围绕着数不胜数的阿瑟·黑斯廷斯，他们永远会遗漏线索，曲解事件关键，无法领会要点。他也需要向门徒解释一切，这样他们才能跟上他的脚步。即便如此，门徒的理解也多有偏颇，他们对于耶稣的言行无法达成共识。看看福音书吧：四本书，每本都和其他几本略有不同，每本都和其他几本有逻辑冲突，就像同一案件的不同证词常常互相矛盾一样。

“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里，凶手总比我们预想的离我们更近。想想《褐衣男子》《七面钟之谜》《三幕悲剧》《ABC谋杀案》，尤其是《罗杰疑案》——我只是随便举几个例子。我们的目光对于远方的恶魔很敏锐，但是距离越近，道德的近视就越严重。边界变得模糊，焦点难以辨认。于是当凶手揭晓时，你的反应是：‘你也有份，布鲁图？’[原文“Et tu，Brute？”是一句拉丁语名言。罗马执政官恺撒被元老院议员行刺时，他发现行刺者中包括自己最信任的助手及养子布鲁图（Brute），于是在绝望中说出这句遗言。这句话在关于背叛的描写中被广泛引用。]当犹大——好心的加略人犹大，我们亲爱的朋友和旅伴——被证明是叛徒时，门徒们一定也是这副表情。我们总是对于身边的恶魔视而不见，总是心甘情愿地把头转开！

“说到视而不见，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读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时总是身不由己。我们必须读下去。我们想知道是谁干的，怎么干的，为什么要那么干。然后我们找到了答案。我们惊讶于案犯的精心设计。啊，凶手的头脑多么冷静，他下手多么狠辣。我们如饥似渴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我们放下书本——然后我们瞬间就忘记了凶手是谁！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却忘不了受害者。阿加莎·克里斯蒂可以把小说取名为《罗杰疑案》或《埃奇威尔爵士之死》，却毫不担心读者会丧失兴趣。受害者已经摆明了，我们忘不了他。但是凶手那么快就从我们的头脑里消失了。在阿加莎·克里斯蒂所写的众多小说之中，我们随手翻开一本，会下意识地想：我读过这本吗？让我看看。她死了，对，我记得，但是谁干的？哦，不记得了。我们必须重新读上一百页才能想起是谁夺走了一条人命。

“我们把同样的健忘用在福音书上。我们记住了死者。我们当然记得住。但我们记得住是谁杀了他吗？假设你在街上随便拦一个人，问：‘立刻告诉我，是谁谋杀了耶稣？’我猜那人多半张口结舌。到底是谁谋杀了拿撒勒人耶稣？谁应当对此负责？是加略人犹大吗？嘿！他不过是个工具，一个帮凶。他背叛了耶稣，他把他卖给了搜捕他的人，但他并没有杀害他。那么，是不是本丢·彼拉多——那个宣判耶稣死刑的罗马执政官？也很牵强。他知道耶稣是无罪的，想把他释放，也更愿意把巴拉巴钉在十字架上，但他最终屈服于愤怒的民众[据《圣经》福音书的记载：按照惯例，巡抚在逾越节期间会按民众的意愿释放一名囚犯。巡抚彼拉多将强盗巴拉巴和耶稣一同带到犹太群众前，询问两者中应释放哪一个。群众在大祭司的挑唆下要求处死耶稣。彼拉多迫于压力，释放了巴拉巴，判处耶稣死刑。]。彼拉多宁可牺牲一个无辜的人，也不愿眼睁睁看着骚乱爆发。所以他是一个懦夫，另一个谋杀案的帮凶，但他也并非真正的凶手。

“那么，是谁犯下的罪行？广义上讲，是罗马人吗？耶稣的确是被罗马士兵绑起来的——命令由罗马军官下达，遵照一个罗马行省的罗马律法。不过有谁听说过这么模糊的凶犯？神之子被一个早已消失的帝国的无名奴仆杀害，只为安抚一个争吵不休的本地族群——我们在神学上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吗？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难怪没人记得凶手是谁。

“啊！但是显而易见：是犹太人谋杀了耶稣！这话听上去很熟悉，对不对？一群工于心计的犹太长老和罗马当局沆瀣一气，阴谋除掉一个带来麻烦的同胞。（我们只记得恨犹太人，却忘了恨意大利人——为什么会这样？这真是一种耻辱！）但是，如果该负责的是犹太人，那么是哪几个人？他们叫什么名字？我们知道大祭司该亚法。还有其他人吗？没有别的名字被提及。实际上，和犹大、彼拉多一样，该亚法也只是帮凶。犹太人不能公开杀死犹太人——记得十诫吗？该亚法必须找到下得了手的人。于是他和同辈的长老煽动民众，让民众决定耶稣应该被钉死。他们承担着真实的、实质性的罪名。如果民众大声疾呼，要求释放耶稣、钉死巴拉巴，彼拉多一定会照办，该亚法的阴谋就无法得逞，犹大也不必退还沾血的钱。

“看样子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拿撒勒人耶稣的死，罪在民众。严格来讲，首先是民众被寂寂无名的官员欺骗，然后被寂寂无名的长老煽动，希望耶稣被处死，最后没名没姓的士兵动手杀死了他。但一切都源自民众，还有比民众更没名没姓的吗？民众的定义，不就是无名氏吗？这样看来，整件事水落石出：有罪的犹太人，有罪的罗马人——他们只是挡箭牌，是混淆视听的熏鲱鱼[“熏鲱鱼”（red herring）是一句英文俚语。欧洲人在训练猎犬追踪狐狸时，会故意放置气味独特的红色熏鲱鱼作为干扰。因此“熏鲱鱼”指分散注意力的线索。]，这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惯用手法如出一辙。难怪那些随处可见的粗人会认为隔壁的犹太人杀死了耶稣，因为那更具体。但神学上的事实是：无名氏杀死了拿撒勒人耶稣。那么谁是无名氏呢？”

玛丽亚顿了一下。片刻的沉默后，欧塞比奥如梦初醒，意识到妻子正在等待他的回答。

“哦！我不太清楚。我从来没有——”

“无名氏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所有人。我们杀死了拿撒勒人耶稣。我们就是民众。我们就是无名氏。写进历史的不是犹太人的罪，而是我们所有人的罪。但是我们那么快就忘记了这一点。我们不喜欢罪过，对吧？我们惯于文过饰非，将罪过转嫁给他人。而且正因为我们厌恶罪过，所以我们记不住福音书里是谁杀死了受害者，就像我们记不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里是谁杀死了受害者。

“说到底，这难道不是形容耶稣生平的最简洁的方式吗——一起谋杀案？一条生命被夺走，受害者完全无辜。是谁干的？谁有作案动机和时机？尸体上有什么痕迹？它说明什么？这需要一名优秀的侦探来破案。凶案发生多年以后，这位一世纪的赫尔克里·波洛出现了，他就是塔尔苏斯的保罗。基督教始于保罗。最早的基督教文献就是保罗的信件。我们从这些信中获知耶稣的故事，这比福音书上的耶稣生平早了若干年。保罗立誓把耶稣的事件查个水落石出。他使用自己的‘灰色细胞’，四处查访，听取证词，仔细查看事件记录，搜集线索，研究每一个细节。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他眼前闪现出一个画面，顿时恍然大悟。在调查接近尾声时，他得出了唯一可能的结论。然后他开始布道，开始书写；耶稣也从一个失败的弥赛亚[《旧约》中先知们预言的救世主。]变成了替我们背负原罪的神子。保罗使得拿撒勒人耶稣的案件真相大白。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里，悬案的破解带给我们某种快感，同时读者也被她惊人的创造力折服。与此类似，耶稣的复活及其意义同样在基督徒心中唤起一种大欢喜——这种欢喜更进一步，它是持久的快乐；基督徒感谢上帝惊人的创造力，以及祂无限的悲悯。在这里，一个问题曾困扰保罗：一位慈爱的神为何会被意外处死，然后又复活？唯一的答案是：耶稣通过复活来洗刷我们的罪过。赫尔克里·波洛会由衷地赞同保罗解谜的逻辑。

“福音书里的世界是严酷的。那里充满了苦难——身体的苦难，灵魂的苦难。那是一个善恶分明的世界，善者一心向善，恶者穷凶极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世界也同样严酷。我们中有谁跟赫尔克里·波洛和简·马普尔一样，生活在谋杀案频发的世界里？而且在那些凶案背后，有多少邪恶暗流涌动！我们的世界不是那样的，对吗？我们中大多数人既没见过那么多善，也没见过那么多恶。我们航行在一条中间航道上。然而，谋杀案仍会发生，有时规模还很大，对不对？一战结束还没多久。隔壁的西班牙人正在肆无忌惮地相互屠戮。现在不断有谣言说，另一场大战就要在我们这块大陆打响。我们这个世纪标志性的罪行就是谋杀，欧塞比奥。无名氏依然活在我们中间。那条中间航道只是一个幻觉。我们的世界同样严酷，我们只是躲在运气和紧闭的双眼构筑的避难所里。等到运气用尽，等到眼皮被撕开，你该怎么办？

“令人悲伤的现实是：无论医生怎么说，都不存在自然的死亡。每一起死亡对于某个人来说都是一次谋杀，它不公正地夺走了一个被深爱的生命。即使我们中最幸运的人在生命中也至少会遭遇一次谋杀，那就是我们自身的死亡。那是我们的宿命。我们全都活在自己扮演死者的谋杀案里。

“唯一在道德高度上堪比福音书的现代文学只有地位低下的侦探小说。如果把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放在福音书之上，用一束光透射下来，我们能看出两者遥相呼应，处处暗合。我们会发现相同的结构和类似的叙述。他们是同一座城市的两幅地图，是关于同一种存在的两个比喻。它们折射出同样清澈的道德之光。这就能解释为什么阿加莎·克里斯蒂是世界历史上最受欢迎的作家。她的感染力和《圣经》一样强烈，她像《圣经》一样家喻户晓，因为她是一位现代使徒，一位女性使徒。在男人们喋喋不休两千年之后，该轮到女人了。这位新使徒回答了耶稣曾回答过的问题：我们要如何面对死亡？因为悬案终将告破，迷雾消散无踪。我们必须以同样的方式面对死亡：破解它，赋予它意义，把它放进人生的历程当中，无论这一切有多难。

“然而，阿加莎·克里斯蒂和福音书有一点关键区别。我们不再活在预言与奇迹的时代。和福音书里的人们不同，我们不再有耶稣活在我们中间。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的福音书是关于神的存在的记述。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是关于神的缺席的福音书。她的书是写给现代人的现代版福音书。现代人更多疑，更不愿接受信仰。因此耶稣仅出现在片段之中，藏在不起眼的痕迹间；他披着斗篷，戴着面具，身影模糊，隐于暗处。但是你看——他就在她的姓氏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英文姓氏是Christie，恰好含有Christ（基督）一词。]。更重要的是，他近在咫尺，低声耳语。”

玛丽亚·洛佐拉打量着丈夫的反应，一丝微笑爬上她的脸庞。他也向她微笑，却没有说话。老实说，听到她把耶稣基督和使徒保罗拿来跟阿加莎·克里斯蒂和赫尔克里·波洛相提并论，这让他感到别扭。一个来自英格兰托基市的四十八岁中年女人，一个创作了大量引人入胜的娱乐小说的作家——如果罗马教皇听说出了这么一个劲敌，他心里一定不痛快。

玛丽亚又开口了，柔和的声音飘过来，仿佛一个拥抱。“这太棒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持久的挑战不就是信仰与理性的结合吗？要我们把生活植根于那一丝遥远的神圣，这太困难，也太不合情理。信仰是崇高的，但不切实际：人怎么可能日复一日地活在一个永恒的理念里？理性却来得容易得多。理性是现实的，它的回报立竿见影，它的作用显而易见。然而，理性也是盲目的。理性，就其自身而言，无法为我们指引方向，尤其是在逆境当中。我们如何在两者间求得平衡，如何让信仰和理性和谐共存？拿你来说，欧塞比奥，我认为问题的答案藏在这样的故事里：它们出色地展现了理性，同时又让你贴近拿撒勒人耶稣。如此一来，即使在内心动摇的时刻，你也能坚守信仰。因此，我送给你：阿加莎·克里斯蒂。”

她看上去光彩照人。这两个单词构成的礼物包裹在层层演说词当中，此刻落进他的怀里。根据自己数十年的经验，他明白现在到了他回应的时刻。他却意外地张口结舌。什么？耶稣的神迹，耶稣施惠于人的身体，耶稣行走于水上，寓言家耶稣被其他寓言家挽救，耶稣是一桩谋杀案的受害者，耶稣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故事背景中一个低语的身影——所有这些迂回曲折的论点，只是为了证明他在阅读自己最爱的作家作品时可以获得更崇高的宗教慰藉？他结结巴巴地说：“谢谢你，玛丽亚。我还没从这个角度思考过阿加莎·克里斯蒂。这是一个——”

“我爱你。”妻子打断他，“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你只读阿加莎·克里斯蒂。下次你卧病在床、情绪低落的时候，就拿一本她的书，幻想你在一条船上。涉水而来，站在船边的人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他开始为你朗读阿加莎·克里斯蒂。怜爱你的主啊，祂温暖的呼吸掠过纸页，吹拂在你脸上。彼时彼刻，你怎能不绽放笑颜？”

“啊，玛——玛——玛丽亚！”他大声喊道。这突如其来的口吃是怎么回事？他望着她，明白了自己的感激之情从何而来。他的沃土、他的阳光、他的庄稼、他的雨露。“我的天使，你真是太体贴了！我太感动了。”

他站起身，绕过桌子向她走来。她也站起身。他张开双臂拥抱她。他们接吻。她的身子很冷。他紧紧抱着她，用自己的身体温暖她。他把头倚在她肩上，说：“真是一件很棒的礼物。我真幸运，能——”

她从他怀里挣脱，轻轻拍了拍他的脸颊。“别客气，我亲爱的丈夫，别客气。你是个好人。”她叹了口气，“我该回家了。能帮我把书装进袋子吗？”

“当然！”他俯身捡起掉在地上的书。他们一起把所有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装回袋子，并肩走到几步外的门口。他拉开门。

“你把牛奶忘在外面了，”她站在门口说，“三天了。已经馊了，臭死了。我没有注意到，因为我从来不喝那东西。如果你今晚要通宵加班的话，回家时顺便买点儿新鲜牛奶。还有面包。记得别买小扁豆面包，吃了会放屁的。最后说一句，我还给你买了个小礼物。现在别看。我要走了。”

但他仍想留住她，感谢她为他准备的礼物。他和挚爱的妻子已经共度了三十八个年头，他依然想向她倾诉。

“我们一起祈祷吧？”他问。这是他打断妻子思路的惯用伎俩。

“我太累了。不过你祈祷吧。而且你还有工作要做。你在忙什么？”

他看了看书桌。工作？他完全忘了他的工作。“我有好几篇报告要写。有一个案子尤其让人不舒服——一个女人被推下了桥。一桩邪恶的谋杀。”

他叹了口气。

“只有婴儿和小孩的尸检比这更糟——那些器官全都小得像玩具。除此之外，再没有比腐烂的人体更令人作呕的了。死后两到三天，尸体开始腐烂，腹部出现标志性的绿斑，它逐渐蔓延到胸部和大腿上部。这种绿色源自肠道菌群释放的一种气体。人活着的时候这些细菌帮助消化食物，但在死后它们帮助消化肉体。这类朋友在自然界里无处不在。这种气体里含有硫黄，所以很难闻。一部分气体会从直肠逸出，所以往往你还没看见腐尸就已经闻到气味。不过很快你就会看到剧烈的变化。当这种气体让皮肤完全变色之后，它开始造成尸体鼓胀。眼球会从浮肿的眼皮间鼓出来；舌头从嘴里伸出来；子宫整个儿翻过来，被挤出体外；肠子也从肛门里挤出来；皮肤的颜色持续改变。仅仅一周时间，假如尸体经历了完整的湿性坏疽分解，那么一具苍白的尸体会从浅绿色变为紫色，再变为暗绿色，沿着静脉浮现出大理石状的黑色条纹。水疱慢慢胀大又破裂，在皮肤上留下坑坑洼洼的脓斑。尸液从鼻孔、嘴和其他身体出口渗出。在这些液体里可以找到两种化学物质，它们叫作腐胺和尸胺——这两个名称准确地传达出它们的气味。死后两周，尸体已经肿得浑身紧绷，尤其是腹部、阴囊、胸部和舌头。最苗条的人也会变得肥胖臃肿。肿胀的皮肤开裂，然后整片整片地滑落。再过一周，头发、指甲、牙齿都会脱落。大多数脏器已经破裂，并开始液化，包括大脑——它最后的固体形态是一种暗绿色的凝胶。所有器官化为一条恶臭、黏稠的小溪，从骨架上缓缓流淌下来。

“在体外，细菌之外的其他微生物也加入丑化尸体的过程。各种鸟类啄食腐肉，为成群的小型入侵者辟出入口。它们中有苍蝇——主要是食肉蝇和丽蝇，它们会产生大量的蛆——还有甲虫、蚂蚁、蜘蛛、螨虫、马陆、蜈蚣、黄蜂，等等。每种入侵者都以其独特的方式毁损尸体。还有更多的毁损者：鼩鼱、田鼠、老鼠、狐狸、猫、狗、狼、猞猁。这些家伙啃噬面部，撕下成块的肉，扯掉整条胳膊或腿。这一切都发生在这具尸体上——就在不久以前，它还是一个鲜活、完整、会站会走、会微笑会大笑的生命。”

“太可怕了。”玛丽亚说。

“没错。从现在开始我会尽量避开那座桥。”

妻子点点头。“信仰是对死亡的回答。再见。”

她抬起头，他们最后亲吻了一下。她迷人的脸如此贴近他的脸！她的身体紧紧依偎在他怀里的那种感觉啊！她从他怀抱里挣脱出来。微微一笑，一个告别的眼神。她走出办公室，沿走廊往外走。他跟着她出了门。

“再见，我的天使。感谢你所有的礼物。我爱你。”

她消失在拐角处。他对着空荡荡的走廊出了会儿神，然后回到办公室，关上门。

他的办公室变得空旷、静谧。也许他应该再祈祷一次，尽管作为一名拿撒勒人耶稣的虔诚信徒，他的祈祷很少得偿所愿。况且他上了岁数，双膝跪地也没那么容易。屈膝的动作伴着呻吟，身体各个零件缓慢地运转，颤巍巍地保持平衡，间或还会身不由己地猛然一松。最终，两只膝盖顶在坚硬冰冷的大理石地板上，硌得生疼（这样的地板却非常适合清理血渍和尸液）。他扶着桌子，缓慢地跪下。然后他想起来：玛丽亚还提到一件礼物。他看了看桌面。她一定是趁他弯腰捡地上的书时把礼物放在了桌上。没错，几份报告下面凸起一个先前没有的鼓包。他站起来，伸出手去。一本书。他把它拿在手里，翻过来。

《死亡约会》，作者阿加莎·克里斯蒂。他在记忆中搜索。书名看上去不太眼熟，封面似乎也没见过。但她有太多的书、太多的封面。他查看版权页：一九三八年，就是今年——或者说几分钟前的今年。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新书！《尼罗河上的惨案》的续篇。它一定是昨天刚从葡萄牙侦探小说协会寄来的。祝福他们。祝福他的妻子——她让他先睹为快，这是额外的礼物。

报告可以等。他在椅子上坐下。或者，如妻子建议的那样，他在一条小船上坐下。他的耳畔响起一个声音：

“你明白的，不是吗？她必须得死！”

这句质问飘进寂静的夜，像是在那里悬浮了片刻，紧接着便越飘越远，消失在死海之中。

赫尔克里·波洛正抓着窗户把手，愣了片刻。他皱了皱眉，最后还是坚决地关上了窗户，这样就可以杜绝那些伤人的夜间凉气了！赫尔克里·波洛从小就懂得，外面的空气还是留在外面的好，尤其是夜晚的凉气更是有害健康的。

他拉上窗帘，严整地遮住窗户，走向床边，脸上浮现笑意。

“你明白的，不是吗？她必须得死！”

对于赫尔克里·波洛这位侦探来说，在耶路撒冷的第一个晚上就听到这么一句话，着实有些引他心生好奇。

“显然，无论我走到哪儿，犯罪这码事总是缠着我。”他喃喃自语。[译文摘自新星出版社2015年简体中文版《死亡约会》，朱琳译。]

欧塞比奥怔了怔。一本开端于耶路撒冷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上一本书的故事发生在尼罗河，再上一本的故事发生在美索不达米亚——一路围绕着巴勒斯坦——现在竟然来到圣城耶路撒冷。听过玛丽亚的一番话之后，这个巧合令他惊讶。她一定会用这个新发现来佐证她的理论。

一阵敲门声把他惊醒。那本书像鸟儿一样从他手里飞起。“玛丽亚！”他喊道。她回来了！他几步冲到门前。他必须告诉她。

“玛丽亚！”开门时他又大喊了一声。

一个女人站在他面前。不过这不是他的妻子，而是另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更老。一个身披黑衣的寡妇。一个陌生人。她睁大眼睛打量着他。她脚边放着一个破旧的手提箱。这个女人为什么这么晚还外出？他留意到，这个女人很美，尽管她的美貌被皱纹掩盖，被时间模糊，被黑色的农妇衣着所遮挡。光彩照人的面颊，迷人的身材，优雅的体态。她年轻时一定是个引人注目的美人。

“你怎么知道是我？”女人吃惊地问。

“对不起，我把你当成别人了。”

“我叫玛丽亚·多雷斯·帕索斯·卡斯特罗。”

原来她也叫玛丽亚。她是谁？她不是他的玛丽亚，他的妻子。她是另一个玛丽亚。她想要什么？她来这儿干什么？

“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卡斯特罗太太？”他生硬地问。

玛丽亚·卡斯特罗还以一个问题。“你是那个处理尸体的大夫吗？”

这么说也未尝不可。“是的，我是病理部的主任欧塞比奥·洛佐拉大夫。”

“我需要和你谈谈，大夫先生——如果你有空的话。”

他探出身子看了看走廊，寻找妻子的身影。她不在。她刚才一定和这个女人擦肩而过。他默默叹了口气。又一个想找他谈话的女人。难道她也担心他的救赎？今夜还有多少《圣经》里的先知在等着他？他只想做一些工作，赶一赶进度。再说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病理学家也要接门诊，而且是在这样的深夜？他已经快饿死了。如果他要通宵工作，当初就该带点儿吃的来。

他打算劝这个女人回去。不管她哪里不舒服，她应该去看家庭医生，她应该去挂急诊。他伸手准备关门时，蓦然想起：耶稣下葬时没有男人帮忙。只有女人来到他的墓地，只有女人。

或许桌上的某份尸检报告和她有关？亲戚，或者爱人。对他来说，与死者家属见面是极不寻常的。他自认为在寻找悲伤的起因方面是个行家，但是对于悲伤本身，以及如何面对它，那既非他的医学专业，也非他的天赋所在。所以他才选择了病理学。病理学是一门局限于纯科学的医学，不必耗费精力和病人打交道。但是在练习如何追踪死亡之前，他首先学习的是生命本身。现在有个活生生的女人需要和他交谈。他提醒自己，这正是医学最初的使命，即减轻痛苦。

虽然已疲惫不堪，他仍然强打精神，用尽量温和的语气说：“请进，卡斯特罗太太。”

那位老妇提起手提箱，走进他的办公室。“非常感谢，大夫先生。”

“这儿，坐这儿吧。”他指着妻子刚坐过的椅子。办公室里还是一团糟，他的工作台上铺满了报告——地板角落里的那份报告又是怎么回事？不过现在只能将就了。他坐下来，隔着桌子面对他的新访客。医生与病人。唯一不合时宜的是桌上的红酒和地板上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

“我有什么能帮你的？”他问。

她犹豫片刻，然后下定决心。“我从葡萄牙高山区的图伊泽洛村来。”

啊，原来如此。人烟稀少的葡萄牙高山区偶尔会有人一路赶来布拉干萨，因为那片荒凉的高原上一间医院也没有。的确，那里连商业区都没有。

“是关于我的丈夫。”

“是吗？”他鼓励她说下去。

她没有回答。他等待着。他要等到她的爆发。她隐忍的悲伤会以追问的形式出现。他需要寻找委婉的词语来解释她丈夫的死因。

“我试着写下来，”最终她说，“但是那事写在纸上实在太下流了。不过说出来更糟糕。”

“没关系。”他用抚慰的语气回答，尽管他发现她的用词很奇怪。下流？“这种事非常自然，而且无可避免。它会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是吗？在图伊泽洛可不是这样。这种事在我们那儿很少见。”

欧塞比奥皱起眉头。难道这个女人生活在一个长生不老的村庄，只有极少数人会收到死神无理的邀约？妻子常说他把太多时间花在了死人身上，有时反而忘记了如何和活人打交道。他没听错吧？她刚才确实问过他是不是处理尸体的大夫？

“卡斯特罗太太，死亡面前众生平等。我们都必须经历。”

“死亡？谁说死亡了？我是说性爱。”

这个令她恐惧的字眼终于蹦了出来。玛丽亚·卡斯特罗不再有顾忌，一吐为快：“爱以一种我最预想不到的方式进入我的生活。它伪装成一个男人的模样。我很惊讶，就像一朵花第一次看见一只蜜蜂朝它飞去。建议我嫁给拉斐尔的人是我母亲。她征求了我父亲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一桩不错的婚事。这不完全是包办婚姻，但如果我不愿嫁给拉斐尔，我必须找到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我自己也想不出来。所以我只能认命，不过这有何难？我从小就认识他了。他是村里的一个男孩。他总在村子里，就像地里的一块石头。我肯定在还没学会走路的时候就见过他。他比我大几岁，大概在我还是婴儿的时候就见过我。他个儿瘦高，长相招人喜欢，比村里其他孩子更安静、更害羞。在母亲提议我和他相伴终生之前，我和他待在一起的时间大概还不到二十分钟。

“回忆往事，我记起我们确实有过一面之缘。大约一两年前，我出门办事，与他恰好遇上。他正在修一道门。他让我帮忙握住某件东西。我弯下腰，我的头离他的头很近。一阵风吹过来，把我的一缕头发刮到他的脸上。我感觉到那种温柔的拍打。我抬起头，绾起头发，看着最后几缕发丝拂过他的脸颊。他微笑着，看着我的眼睛。

“我还记得他吹奏的那支美妙的笛子，那支木头做的小玩意儿。我喜欢它的声音，就像春天的鸟鸣。

“然后父母提议我们结婚。我想，有何不可？我早晚得结婚。我不愿孤独终老。他无疑会对我有用，我也会尽我所能对他有用。我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看待他。要嫁给他了，我很开心。

“他小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所以我们去问他母亲。她没什么意见，他应该也是一样。每个人的想法都是：有何不可？于是我们抱着‘有何不可’的态度结了婚。一切转眼间就发生了。婚礼只是走个过场。神父尽职尽责地主持仪式。没有一分钱浪费在欢庆上。我们搬进了拉斐尔的叔叔瓦莱里奥送的一间棚屋，直到后来找到更好的房子。

“那是婚礼之后我们第一次独处。门还没关好，拉斐尔就转身对我说：‘把衣服脱了。’我斜眼看着他，说：‘不，你把衣服脱了。’‘好吧。’他回答。然后他飞快地脱了个精光。那一幕真叫人难忘。我从没见过不穿衣服的男人。他走过来，抓住我的乳房，捏了一下。‘舒服吗？’他问。我耸了耸肩，说：‘还行。’‘这样呢？’他更温柔地捏了一下，指尖掐住我的乳头。‘还行。’我回答，不过这一次没有耸肩。

“接下来他表现得很大胆。他来到我身后，紧紧地贴着我。我能感觉到他的‘黄瓜’顶着我。他的手在我裙下摸索，一路往下，最后停在那里。我没有挣扎。我猜这就是结婚的代价——我必须忍受这件事。

“‘舒服吗？’他问。

“‘我说不好。’我答。

“‘那么这儿呢？’他试着在那儿附近捅了捅，问道。

“‘我说不好。’我答。

“‘这儿呢？’

“‘说……不好。’

“‘这儿呢？’

“忽然间我说不出话了。一种感觉渐渐爬满我的全身。他碰到了一个地方，令我的舌头发干。哦，太舒服了。这是怎么回事？

“‘这儿呢？’他又问了一遍。

“我点点头。他的手继续同一动作。我往前弯下腰，他也随着我弯下腰。我失去了平衡，我们在房间里跌跌撞撞，碰倒了一把椅子，撞上了一堵墙，掀翻了桌子。拉斐尔紧紧抱着我，倒在他的弟弟巴蒂斯塔送的小地毯上。整个过程中他的手始终没停，我一直沉浸在那种感觉当中。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它就像一列火车隆隆碾过我的身体，随后什么东西爆炸了，仿佛那列火车忽然冲出隧道进入光明。我任它碾压我。它经过之后我几乎无法呼吸。我转过头对着拉斐尔。‘现在我要把衣服脱了。’我说。

“当时他二十一岁，我十七岁。性欲是一个全新的发现。之前它都去哪儿了？我的父母把性欲比作沙漠。我是他们种下的一株坚韧的植物。除此之外，他们的生活里充斥着苦涩和艰辛的劳作。教会能教给我性欲吗？这个想法本身就很可笑，即使我愿意在上面浪费时间。教会教导我为某些事感到羞耻，而我对这些事一无所知。至于我身边的那些人，无论老少，或许他们在我成长过程中多少有所暗示，有些隐晦的说法，偶尔还口无遮拦，但我都没能理解那些话的真正含意。

“最后我意识到：我从未感知过性欲。我的身体已经准备就绪，心也蠢蠢欲动，性欲却依然沉睡。就像一片处女地，谜一般沉默。然后拉斐尔和我走到一起。在朴素的衣服和羞涩的举止之下，我们发现了自己身体的美好，仿佛土地里隐藏的金子。此前我们对这些事毫不知情。我不知道‘黄瓜’是什么，也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我不知道它能为我做什么，也不知道我能为它做什么。他同样对我的‘鸟巢’一无所知。他盯着它，目瞪口呆。真是个奇怪的东西，他的眼睛像是在说。你见过你的东西吗？我的眼睛回答。是的，是的，他的眼睛气喘吁吁地回答，这一切都太奇怪了。

“最神奇的是，我们知道该做什么。一切水到渠成。我们抚摸，我们渴求，我们做爱，一气呵成。令我愉悦的同样令他愉悦，令他愉悦的同样令我愉悦。生活中有些事就是这样，不是吗？邮票的快乐在于被舔湿了贴在信封上，而信封的快乐在于被贴上邮票。每一方都从不知晓对方的存在，只是自然而然地相遇。拉斐尔和我就是邮票和信封。

“另外让我们惊讶的是，在婚姻的掩护下，我们平日里表现得多么中规中矩。我从没想过身为一个葡萄牙人可以如此美妙。

“有段时间我去邻村给学校老师当助手，下班后我会沿着山脊一路赶回家。山上其实没有路，但那是回到我们小窝的最快途径。我攀爬巨大的岩石，穿过一道道篱笆。路上还有几堵石墙，好在墙上有门。一旦通过倒数第三道门，我就能望见他的身影。他在山下我们的第二块地里，羊群在那里吃草。巧的是，就在我到达那道门的同时，他也正好看见我。每次我都会想，多么神奇的巧合！我刚一跨过这道门，他就看见了我。他听不到我的声音，因为距离实在太远，但他通过逐渐暗淡的天色和对时辰的估计，知道我快回来了，于是他不时回头眺望，为这种巧合创造机会。他一看到我就会加倍卖力地干活儿，推搡着把羊群赶回羊圈。牧羊犬看见主人接管了它的活儿，忍不住欢声大叫。

“他往往等不及把活儿收尾就往回跑，我也一样。他比我快，但他还有许多事要做。他冲进院子，大声吆喝鸡群。等我离家近些了，我能听见鸡群疯狂的咯咯声。它们被挨个儿扔进鸡圈。还有猪，它们等待着泔水晚餐。还有别的活儿。农场里有数不清的活儿。我从山顶一路跑到屋后。我笑着大喊：‘我会先到的！’他离前门近，我离后门近。我还差几米的时候，他会丢下手里的活儿转身往屋里跑——让农场见鬼去吧。两扇门猛地拉开，有时他先，有时我先。无论谁先谁后，两扇门都会砰地关上，小屋被震得地动山摇。我们面对面，上气不接下气，头晕目眩，满心欢喜。为什么那么迫不及待？为什么那么狂野地在乡间奔跑？为什么丢下农活儿？因为我们渴望赤裸相拥。我们扯下衣服，仿佛它们着了火。

“婚后几个月的一天，母亲和我一起做蜜饯。她问我拉斐尔和我有没有‘亲密’过。那是她的说法。她和我父亲婚后的前十八个月里，父亲压根儿没碰过她。我不知道那十八个月里他们都干了什么。背对背躺在床上，睁大眼睛，在死一样的寂静中等待睡眠的到来？母亲担心的是孙子孙女。她的家族人丁稀少。她自己是独生女，五十四年的婚姻中也只生养了一个独生女。她担心我也染上家族的少孕。我告诉母亲，拉斐尔和我每天晚上都‘亲密’，有时白天也‘亲密’——如果我们碰巧都在家的话，比如星期天。有些早晨我们会赶在出门之前‘亲密’一次。有时我们会连续‘亲密’两次。

“母亲看着我。‘我问的是行动，那种行动。’她压低声音说，尽管身边并没有别人。

“难道母亲以为我说的是睡觉吗？我们每晚早早上床，有时白天也打个盹儿？有时我们早早醒来，马上又睡个回笼觉？有时候我们连着睡两觉？她以为我们像猫一样又懒又困吗？

“‘是的，是的，妈妈，’我回答，‘我们一直在行动。如果半小时之后我能见到他，我们多半还会做。’

“母亲的眼里流露出惊讶、不安和恐惧。每天晚上？星期天？别忘了，那可是上个世纪的事。如今时过境迁，一切都那么现代化。当时我仿佛看到母亲脑海里《圣经》飞快地翻过。蜜饯做好了。我可以走了。

“‘他可是我的丈夫。’我告诉她，一边用屁股撞开门。

“她从此再没提起这个话题。至少她现在期待上帝能赐给她一群孙子孙女。她会把他们视作掌上明珠，在村里四处炫耀。另一方面，我的回答也提供了绝佳的八卦素材。我母亲就是这么一个爱嚼舌根的假正经，和所有谈性色变的假正经没什么两样。从此以后，村里的男人看我的眼神似笑非笑，岁数越大的老家伙眼睛就眨得越厉害；至于女人，无论年轻姑娘还是老太太，表情里都混杂着嫉妒、鄙视和好奇。从那天起，母亲在离我家还有一百米时就会弄出惊天的动静，生怕我不知道她来了。

“在孙子孙女的数量上，她的希望落空了。事实证明，我和她一样不擅生育。考虑到邮票多么频繁地贴在信封上，我们收到的信实在少得可怜。只有一封姗姗来迟的信，一封让人喜出望外的信，一个可爱的男孩。他从我肚子里出来的时候没有哭，而是发出一串笑声。当我把我们的小熊崽抱到母亲面前时，她已经老糊涂了。我完全可以递给她一只咕咕叫的小鸡，她脸上会露出同样空洞的笑容。”

那位老妇的脸上隐约浮现出微笑，却并不空洞。

“如今我老了，睡眠对我渐渐成谜。我记得睡着的样子，却记不起怎么入睡的。为什么睡眠离我而去了？年轻时拉斐尔和我曾那么贪睡。虽然我俩没什么钱，却拥有一张舒适的床。我们有窗帘，日落而息。我们睡得像井一样深沉。每天早晨我们精神抖擞地醒来，为昨夜的不省人事惊叹不已。如今我的夜晚充满了忧愁和伤感。我精疲力尽地躺着，睡意全无。我只是那么躺着，思绪像蛇一样缠着我。”

欧塞比奥轻声说：“衰老是件难熬的事，卡斯特罗太太。它是一种无药可治的可怕慢性病。真挚的爱情是另一种病。它的开端很美好。它是人们最渴望的疾病。人没有它就活不下去。它就像让葡萄汁腐败的酵母。一个人爱啊，爱啊，一直沐浴在爱河里，然后死亡降临，心碎了。爱情总会遇上无法面对的结局。”

可是尸体在哪儿？这个问题如鲠在喉。另外，是谁的尸体？也许不是她丈夫的。虽然她身着黑衣，但是葡萄牙乡下每个死了亲戚的四十岁以上的女人都这么穿。丧服成了乡下女人的日常服饰。也许她是来查询某个年轻人的。那样的话，桌下他脚边的任何一份报告中都可能写着她想要的信息。她想找的那份尸检报告也可能是他的同事何塞·奥塔维奥大夫经手的。何塞请了一个月的长假去英格兰探望女儿，已经走了差不多三个星期。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积压的工作。不过何塞手里的尸检报告都已经归了档。如果玛丽亚·卡斯特罗问的是其中一份，他应该能在隔壁的档案柜里找到。

无论如何应该有一具尸体，毕竟他是病理医师。失眠的病人应该去别的地方——家庭医生可以开安眠药，神父可以赦免罪过。那些不甘心变老的，那些痛苦心碎的，他们同样应该去别处，比如还是去找神父，或是见个朋友，去个酒吧，甚至逛个妓院。就是别来找病理医师。

“我很乐意听你讲开心事，也为你的伤心事感到难过，”他继续说，“但你来找我到底是为什么？你是来查询某份尸检报告的吗？”

“我想知道他是怎么活着的。”

他是怎么活着的？她想问他是怎么死的吧。老年人的口误。“谁？”

“当然是拉斐尔。”

“他的全名是什么？”

“拉斐尔·米格尔·桑托斯·卡斯特罗，来自图伊泽洛村。”

“哦，你的丈夫。请稍等。”

他弯腰把桌下的报告拖出来。清单在哪儿？他找到一页纸，在上面仔细查找。尚未归档的名单里并没有拉斐尔·米格尔·桑托斯·卡斯特罗。

“我的名单里没有这个名字。你丈夫一定是我的同事奥塔维奥大夫经手的。我得去查查他的档案。那得花点儿时间。”

“什么档案？”玛丽亚问。

“当然是你丈夫的。每个病人都有一份档案。”

“但你还没见过他。”

“哦。你之前没说。这样的话你得过几天再来。等他被处理完了。”

“但是他就在这里。”

“在哪儿？”

他不可能在冷藏室里。欧塞比奥对存放在里面的尸体心里有数。她是不是想说，在精神意义上，她的丈夫在这里？他忍不住从医生的角度忧虑起她的精神状况。妄想性老年痴呆？

玛丽亚·卡斯特罗炯炯有神地看着他，平淡地回答：“就在这里。”

她俯身解开手提箱的搭扣。盖子掀了起来，箱子里唯一的物品如同初生的婴儿一样滑出来：拉斐尔·卡斯特罗赤着脚的尸体。

欧塞比奥盯着这具尸体。人的死法有很多，但医院里的尸体总是以相同的方式来到他面前：放在轮床上，已清理干净，床边挂着病历。他们不会身着周日的礼服，从手提箱里滑出来。不过他能理解，乡下人有自己的风俗。他们依然用城里人早已摒弃的方式对待死者。比如有时在葡萄牙乡间，他们把死人葬在老树的树干里。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曾检验过几具这样的尸体，为了查明究竟是自然死亡然后被树葬，还是被谋杀抛尸。（结果每一个案例都是正常的树葬。）他还检验过一些农夫的尸体，他们的指甲里扎着钢针。这并非折磨，只是一种原始的确认死亡的方法。现在眼前又多了一种乡下人对待死亡的做法：代替救护车，自己运送尸体。这位老妇把箱子从葡萄牙高山区一路拖下来，一定历尽艰苦。

“他死了多久了？”他问。

“三天。”玛丽亚回答。

看上去没错。冬季路上的严寒把尸体保存得很好。

“他怎么死的？”他问，“我是说，他生病了吗？”

“他没跟我说过。当时他在厨房喝咖啡。我出门去了。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晕倒在地，怎么也叫不醒了。”

“明白了。”急性心肌梗死、脑动脉瘤——诸如此类的病，他想。

“你想让我做什么，卡斯特罗太太？”

“解剖他，告诉我他是怎么活着的。”

同样的口误。也许她在故意避免那个字眼。不过仔细想一想，她的说法也不无道理。尸检能够揭示死因，死因可以用来推断生活习惯。不过听上去还是很奇怪。或许是带着迷信色彩的宗教用语。

“你想让我为你丈夫尸检？”

“是的。这不就是你干的事吗？”

“没错。但你不能像在餐馆点餐一样点一份尸检。”

“有什么问题吗？”

“需要遵照流程。”

“他已经死了。你还需要什么？”她说得没错。无论是否遵照规程，尸体都是一样的。如果让她提着箱子走人，明天玛丽亚和拉斐尔·卡斯特罗还会再回来。与此同时，布拉干萨的某间旅馆会不悦地发现他们有位客人竟然是死人。在温暖的房间过夜时，尸体或许会达到分解的临界点，那样一来，不仅他的后续工作会变得麻烦，旅馆主人也跟着遭殃。再说，什么时候乡下人开始有钱住旅店了？多半她会在火车站的长椅上过夜，或者更糟——在露天的公园里，坐在她的手提箱上。老拉斐尔·卡斯特罗不会在乎寒冷，他忠诚的妻子也不会在乎，这些老派的庄稼人就像传说中的伊比利亚犀牛一样结实。会在意的人是他，欧塞比奥。为了一张纸不值得让她遭那么大的罪，尤其是在痛失亲人之后。况且这具新鲜的尸体比他原本要处理的那具强多了。那个被扔到桥下的女人。

玛丽亚·卡斯特罗看着他，等待他的回答。她的耐心给了他巨大的压力。

他是个懂得变通的人。她刚才怎么说的来着？她“抱着‘有何不可’的态度”结了婚。好吧，有何不可？这是他想对何塞说的。

“好吧，我会为你丈夫尸检。你得在这里等着。”

“为什么？”

“尸检不是给普通人看的。”当然这并非事实。医学史上尸检向来是在众目睽睽下进行。不过并不对普通公众开放，只会面向更专业的人群。否则医生怎么学得到手艺？

“我不是普通人。我是他相处六十年的妻子。我要陪着他。”

她的最后一句话斩钉截铁，不容辩驳。这个女人几乎已经无欲无求，但是仅存的每个愿望中都透出满满的执念。

在深夜里争论实在有失体面，何况他面对的是一个悲伤的寡妇。善于变通的他再次找到了解决方案。他会让她站在一把椅子旁。第一刀下去，死者的胸口被剖开，她会感到眩晕。那时他会扶她坐下来，等她缓过来，再把她送回办公室。他会让她待在那里，直到他完成工作。

“好吧。如你所愿，卡斯特罗太太。但我得提醒你，尸检对外行人来说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我这辈子杀过不少猪和鸡。尸体就是尸体。”

但不会有那些让人头晕目眩的情绪，欧塞比奥在心里默默地说。我们不爱猪和鸡。我们不会为猪和鸡的死感到悲伤。我们甚至记不起那些猪和鸡。但是让她亲眼观看尸检——那恰好是“尸检”一词在希腊文里的原意：亲眼见证。她会受不了的。最强悍的老农在如此贴近死亡时也会望而却步。只盼她不要跌倒，伤到自己。

“或许你可以帮我抬一下遗体。”他说。

几分钟后，拉斐尔·米格尔·托斯·卡斯特罗已经平躺在病理部两张解剖台中的一张上。

玛丽亚·卡斯特罗一声不响地帮他除去丈夫身上的衣物。她抚平他凌乱的头发，摆正他的阴茎，把它放在阴囊的正上方。接着她从上到下检视他的身体，就像查看自家的菜园，为一切井井有条而欣喜。

欧塞比奥有些不安。这是他还是医学生时观察尸体的眼神：兴致勃勃，充满好奇，并不当真。死亡是一种无关个人情感的游戏。但这里躺着的是她的丈夫。他后悔同意玛丽亚·卡斯特罗参与丈夫的尸检。他刚才在想什么？自己一定是累了。医院或者医学同行不会对他有任何的质疑，因为关于谁能参与尸检并无明文规定。他是这艘航船的船长。唯一的问题是，这不是至亲之人应该观看的。这个男人一丝不挂地躺在冰冷无菌的环境里，他甚至还没用医学手段触碰他的遗体。这个男人的妻子会作何反应？

他系上围裙，打好结。他考虑是否也应该给玛丽亚·卡斯特罗一条，但随即改变了主意。有了围裙，她只会靠得更近。

他看了看手术盘里的工具。它们简单而实用：几把锋利的解剖刀和小手术刀，镊子和夹钳，一把钝头弯剪，一只凿子，一柄木槌，一把称手的锯子，一台称量内脏的秤，一把标了厘米和毫米刻度、用来测量内脏的尺，一把制作内脏切片的扁平长刀，各式海绵，以及尸检完成后缝合尸体的针线，还有解剖台的桌脚边用来装体液的桶。当然，他首要的工具是显微镜，用来检查活检标本、切下的组织标本以及体液样本。组织学检测是他工作的关键一环。在病理医师的显微镜下，生命和死亡在灯火通明的圆圈里搏斗，类似细胞世界里的斗牛。病理医师的工作就是要在斗牛士细胞中间找出那头公牛。

他本该把尸体推走，几分钟后拿回几个切片，就说是从她丈夫身上取下的标本。反正她也分不清楚。他会透过何塞的双镜头显微镜扫视这些五彩缤纷的景观，一边用医学术语搪塞她。啊，是的，一切显而易见，卡斯特罗太太。你看这里和这里的纹理。这是典型的病灶。毫无疑问，你丈夫死于肝癌。或者，既然她竭力避免那个词，他应该说她丈夫曾带着肝癌活着。然后她就可以走了。虽然悲痛难当，但心愿已了。她可以继续生活，也免了目睹丈夫开膛破肚的一幕。

但已经太迟了。她就站在那里，紧挨着解剖台，对他为她准备的椅子视而不见。

也许他可以请她坐在梅洛太太的小隔间里。要是没了任劳任怨的梅洛太太，他和何塞该怎么办？她的办公室只能勉强放下一张办公桌，桌上放着她的打字机，打字机对着的墙那边是两间相邻的解剖室。墙上一人高处开了两个小窗，各与一间解剖室相通，窗内嵌着稻草编成的帘子。她可以透过帘子上细密的小孔听见声音，却看不到解剖的场面。否则一旦她看见湿淋淋的器官和开膛破肚的尸体，一定会尖叫着晕过去。她来这里是做记录的，不是接受测试的。她打字既快又准，拉丁文拼写水平一流。有了梅洛太太的协助，他和何塞可以一边观察一边口述，不必停下来书写。他们有那么多的尸检要做。平常，当一位大夫解剖、口述时，另一位大夫就在另一台收尾、休息，再准备下一台尸检。他们如此轮换，马不停蹄地解剖了一具又一具尸体。

有时，在他去塞西利奥神父那里忏悔之后，他会忽然想到：梅洛太太也很适合聆听忏悔。传到她耳朵里的血淋淋的真相远比塞西利奥神父要多。

他日常解剖时会戴上胶皮手套，这是近些年广受欢迎的一项技术革新。他对自己的手套爱护有加，每天用肥皂和水刷洗，并用二碘化汞酒精保持湿润。不过现在他有点儿犹豫。如果戴上手套，玛丽亚·卡斯特罗或许会认为他厌恶她丈夫的尸体。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还是回归古老的裸手解剖。

但他首先得更换粘蝇纸。由于葡萄牙的宜人气候，苍蝇成了让人头疼的问题。它们兴盛地繁衍，四处传播病菌。他要求自己定期更换垂在解剖室里的黄色螺旋形胶带。

“请见谅，”他对玛丽亚·卡斯特罗说，“卫生、秩序、流程——这些都非常重要。”他端起为她准备的椅子，放在用过的胶带下方。他爬上椅子，取下粘满肥硕死蝇的胶带，换上一条崭新、明亮、黏性十足的胶带。

玛丽亚·卡斯特罗安静地看着他。

他站在椅子上俯视解剖台。那些尸体躺在台上从来不会显大。这一方面是因为解剖台是照着最魁梧的身材打造的，而且尸体是全裸的。但还有别的原因。那个名叫“灵魂”的包裹占据了惊人的空间，仿佛一个嘹亮的声音。根据美国的邓肯·麦克杜格尔医生的实验，它的重量是二十一克。它消失以后，肉体似乎缩小了。当然，那发生在尸体腐烂浮肿之前。

拉斐尔·卡斯特罗似乎还没有腐烂浮肿的迹象，大概可以归功于严寒，也多亏了他在手提箱里一路所受的颠簸。欧塞比奥已经习惯了在工作时间邂逅莫提斯[后面提到三种先后发生的尸体变化：尸冷、尸斑、尸僵。三个词的英文名称中都含有“mortis”一词，因此被欧塞比奥戏称为“莫提斯三姐妹”。]三姐妹。老大艾尔戈[“尸冷”的音译，英文为algor mortis。]把死者冷却到室温；老二利沃尔[“尸斑”的音译，英文为livor mortis。]会利落地涂上她最爱的色调——身体朝上的一半变为黄褐色，朝下的一半内血液沉积，呈现紫红色；最小的瑞戈尔[“尸僵”的音译，英文为rigor mortis。]让尸体变得僵硬，硬得一碰手脚骨头就会折断。她们是快乐的三姐妹，是蹂躏了无数尸身的老处女。

拉斐尔·卡斯特罗的耳朵泛出深紫色，那是利沃尔·莫提斯唯一触摸过的地方。他的嘴张着。在濒死的痛苦瞬间，身体最后一次撞在永恒之门上，那道门随之敞开。身体抽搐着，胸腔里的气息咯咯作响，然后嘴一张，一切就结束了。也许张开嘴是为了释放那二十一克，也可能只是下颌肌肉放松了。无论出于什么死因，来到这里的死者的嘴通常紧闭着，因为尸体被送来之前已清洗妥当，一条纱布绕过下颌，在头顶系一个结，双手绑在一起放在身前，直肠和子宫（如果有的话）用棉花填满。要翻开人体这本书，第一步就要剪断这些线，并取出填充物。

牙齿看上去状况不错，这有些出人意料，因为饲养牲口的农夫一般都骨骼健壮却满口烂牙。

大脚趾上没有挂着注明死者身份的标签。欧塞比奥只能相信死者确实是来自图伊泽洛村的拉斐尔·米格尔·桑托斯·卡斯特罗。不过他没有理由怀疑玛丽亚·卡斯特罗。

死者身边也找不到临床报告。那份报告好比一本书的封皮，上面有内容梗概。不过就像有时封皮会歪曲书的真实内容，临床报告也是如此。虽然目前对这个案例一无所知，他最终会发现到底是什么曾经折磨拉斐尔·卡斯特罗，是什么让他的身体不堪重负。

他从椅子上下来。他扫了一眼解剖台旁边墙架上的瓶子，从中挑出酚油。因为他决定不戴胶皮手套，所以需要在手上抹油作为保护。然后他找出一块马赛皂，在上面抠了几下，让指缝里塞满肥皂屑。有了这种预防措施，再加上勤洗手、涂精油，晚上他向妻子伸出手时才不会碰一鼻子灰。

他准备先做些说明。语言是一针麻醉剂，能让玛丽亚·卡斯特罗为他随后的操作做好心理准备。

“卡斯特罗太太，我稍微解释一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现在会为你丈夫做尸检。目的是找出生理异常——换句话说，是导致他死亡的病变或者伤口。一般情况下，如果临床报告写得够清楚，死因是比较容易判定的，只需要检查一个器官，像是心脏或者肝脏。健康的身体依赖上千个零件之间的平衡，仅仅是单个器官的严重失衡就能让生命从钢丝上跌落下来。但是在其他缺乏临床资料的案例里，比如眼下的情况，死者的身体就是一起神秘的谋杀案。不要误解，我这是打了个比方。我不是说这是一起真正的谋杀。我是说尸体变成了一栋住着若干角色的房子，每个人都否认与凶案有关，但我们穿过几个房间就能找到线索。病理医师就是那个心明眼亮的侦探，他调动自己的‘灰色细胞’，运用推理和逻辑，直到某个器官的面具被揭下，露出真面目，阴暗的罪行无处藏身。”

他微微一笑。玛丽亚，他的玛丽亚，如果她听到他的谋杀案比喻，肯定会会心一笑。玛丽亚·卡斯特罗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他继续解释。

“我们从哪里开始呢？从身体的表面。下刀之前，先要检查体表。身体是否有营养不良的症状；是否偏瘦甚至消瘦，或者相反，过于肥胖；是否存在桶状胸——那是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的特征；或者是鸡胸——意味着小时候得过佝偻病；皮肤是否过于苍白，或是相反，颜色过深或有黄疸迹象。皮疹、伤疤、病变、新伤——这些都必须记录下来，包括它们的范围和严重程度。

“身体的各处开口——嘴、鼻子、耳朵、肛门——必须仔细检查，看是否有液体溢出或者畸变。外生殖器也一样。最后是牙齿。

“你丈夫看上去一切正常。我看了这里、这里、这里和这里。对于这个岁数的人，他看上去很正常很健康，应该是死于内部原因。我注意到，这里有一处旧伤。”

“他在石头上摔了一跤。”玛丽亚·卡斯特罗说。

“不是什么大问题。我只是注意到了。外部检查一般是很粗略的，因为一般不会有太多新发现。疾病通常是从内向外发展的。比如说肝病，没等皮肤变黄，肝脏就已经衰竭了。当然也有显而易见的例外：皮肤癌、皮肤病变以及类似的问题，还有意外受伤。凶杀导致的伤口往往从外至内，但你丈夫的情况不属于这一类。我在他的皮肤上找不出任何问题。

“现在我们必须，嗯，我们必须进入他的身体，开始做内部检查。可以肯定的是，没必要从四肢开始尸检，比如死者的脚。病理学上与国际象棋里的王和后相对应的是胸腔和头部。可以说，两者对于棋局都至关重要，你可以选择任一处开始尸检。病理医师的经典开局是胸腔。”

欧塞比奥暗骂自己。为什么要提到国际象棋？废话太多了！

“我会用这把解剖刀在你丈夫的胸部切开一个Y形的口，从两侧肩膀开始，在胸骨处汇合，然后往下划过腹部，直到阴阜。你会发现皮下脂肪很黄，而肌肉看上去像生牛肉一样，很红。那都正常。我已经开始寻找病征了。比如说，肌肉的外观能够揭示某种消耗性疾病或者中毒性疾病，比如伤寒。

“接下来我会切除胸骨和前部肋骨。我会用这些弯剪来剪断肋骨。”——他的妻子用一把一模一样的弯剪修剪花园，也曾举着它起誓。——“要避免损伤下面的器官。这样内脏就露出来了，五颜六色的一团。我会看看它们彼此间相处得怎么样。器官是同一间家族企业里的兄弟姐妹。有没有明显的异常，导致这个家族陷入混乱？有没有肿胀？有没有异常的颜色？正常情况下，脏器的表面应该是光洁发亮的。

“整体观察过后，我要对各个器官逐一排查。因为我们不清楚你丈夫的死因，我倾向于把他胸腔里的器官整体取出来，依次检查一遍，然后再把每个器官分割下来仔细检查。

“对于每个器官，我会问些常规的问题。外观怎么样？是否有萎缩或肿胀的迹象？器官表面是否有渗出物，也就是说，有没有东西流出来？渗出物是否一捏就碎，还是呈纤维状、难以移除？是否有什么地方变成珍珠一样的白色？那是慢性炎症的迹象。有没有瘢痕？也就是疤。或者皱褶？也可以叫皱纹，那是纤维化的标志。诸如此类的问题。然后是内部检查。我会用小刀切开每个器官，评估它的内部状况。心脏是多种病理学病变的中心，我会花更多工夫检查。”

他顿了一下。女人一言不发。也许她有些不知所措。看样子他应当言简意赅，尽快作结。

“接下来是腹部的脏器：小肠和大肠、胃、十二指肠、胰腺、脾、肾——我不会漏掉任何一个器官。”他伸手在躯干上方挥了一下，“这样‘王’就解决了。现在轮到‘后’，也就是头部。为了检查你丈夫的大脑和脑干，我需要用刀割下头皮，锯开头盖骨。不过你不必担心，这只是细节，细节而已。最后，如果必要的话，我可能会检查外周神经、骨骼、关节、血管等。整个过程中，我会切下一些样本，也就是器官的一小部分。我会把它们泡在福尔马林溶液里，外面包上石蜡，然后切片、染色，再放在显微镜下检查。这些实验室工作会在稍后进行。

“到那时，你丈夫的尸检的主要部分就结束了，卡斯特罗太太。我会把他的器官放回体内，并用报纸填充空腔。我会把胸骨放回原处，缝合皮肤，头骨也按相同方式还原。这样就大功告成了。只要穿上衣服，你丈夫的外表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这个房间以外的任何人都一无所知，但是科学会知晓一切。我们会确认他是怎么死的，为什么死——或者，用你的话说，他是怎么活着的。你有什么问题吗？”

老妇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她好像不耐烦地翻了个白眼。

那好吧。他很不情愿地拿起解剖刀。“这是解剖刀。”他解释道。

锋利的刀刃悬在拉斐尔·卡斯特罗胸前。欧塞比奥的脑子飞速转着。他别无选择，必须打开胸腔。不过他会很快聚焦到一个器官上——心脏。哦，就是这里。答案显然就在这里。不必继续了。

“好，我们开始了……”

“从脚开始。”玛丽亚·卡斯特罗说。

他抬起头。她刚说什么来着？她说的是pé还是fé[原文为葡萄牙语。这两个词的读音很接近，所以欧塞比奥怀疑自己听错了。]，“脚”还是“信仰”？她是不是想说：从信仰开始？她是想让他先祷告再动手吗？虽然他之前从没在解剖室里祷告过，但他愿意遵从她的意愿。基督的身体无处不在。躺在这里的不过是一具男人的身体。

“不好意思。你说什么？”他问。

玛丽亚重复道：“从脚开始。”

这次她伸手指了一下。他看着拉斐尔·卡斯特罗发黄的脚。在生理学上，它们和他准备宣称的急性心肌梗死简直差了十万八千里。

“但是，卡斯特罗太太，正如我刚向你解释过的，没有理由从死者的脚开始尸检。脚是外围器官，无论在外观上或是在病理学上都是如此。具体到你丈夫的脚，我看不出任何骨折或者受伤的痕迹——没有，一点儿没有——也没有皮肤瘤或者其他病变的迹象，连影响健康的小问题也没有，像囊肿、趾甲内生什么的。稍微有点儿外周水肿，也就是浮肿，但是对于一个死了三天的人来说，这很正常。脚后跟有一点儿尸斑。这同样正常。”

玛丽亚·卡斯特罗再次重复道：“从脚开始。”

他沉默了。真是个噩梦一样的夜晚。他真应该待在家里。现在他不仅一点儿工作也完不成，还得在解剖室里面对一个疯狂的农妇。他选择病理学的初衷恰恰是想避免这种情况。他可以处理尸体内的阻塞和液化，却无法处理情绪的阻塞和液化。他能怎么办？拒绝她，如果她坚持的话，就让她回家在厨房案板上切她丈夫的脚去？那意味着要把这个老头儿重新塞回手提箱，而且这次他一丝不挂。再说，这个年老的悍妇会轻易放过他吗？那可说不好。

他屈服了。她想怎样就怎样吧。他感觉自己像个市场上的小贩，正在兜售货物。尸检，尸检，谁想要尸检？别犹豫，来看看啊！今日特价：解剖眼球，买一送一。您，先生，解剖个睾丸怎么样，解剖个睾丸体验一下？来啊，挑一个属于你的尸检！为什么不能从脚开始？她希望丈夫的尸检从哪里开始，就从哪里开始吧。顾客就是上帝。他叹了口气，手握解剖刀，挪到尸体脚边。玛丽亚·卡斯特罗也跟了过去。

“你是说，他的脚？”

“是的。”她回答。

“你介意我从哪只脚开始吗？”

她摇了摇头。他离拉斐尔·卡斯特罗的右脚更近。他盯着它。他隐约记得，他还是个学生时曾解剖过一只脚，但在成为职业病理医师之后，除了偶尔的表面切除，他从没解剖过脚。脚上有多少根骨头来着？每只脚有二十六根骨头，和三十三个关节？它们通过一组肌肉、韧带和神经连接在一起。这种连接方式十分有效，既适合支撑，又适合移动。

他该从哪里下刀？最好是脚底，而非脚背，他想。那里骨头要少一些。他握住前脚掌，推了一下。脚毫无阻碍地翘了起来。他看了看足底。长着老茧的皮肤会分开，皮下脂肪会露出来，可能会渗出胶状的血——不过是一只被划破的脚而已。这无损遗体的尊严，只是有损执刀医师的尊严。

他把刀刃按进内侧跖骨的根部。他下刀很深，刀刃切到什么都无所谓。他把刀往下压，一直到脚跟。解剖刀轻而易举地划开前脚掌，顺着狭长的足底韧带下行。刀至脚跟脂肪垫时，他把它抽出来。

一股黏稠的物体从切口里涌出来，一团一团地滴在解剖台上。它颜色发白，呈块状，表面闪闪发亮，里面有丝丝缕缕的黄色。气味刺鼻。

“和我猜的一样。”玛丽亚·卡斯特罗说。

他惊讶地睁大双眼。上帝啊，这到底是什么？虽然他并没有大声说出来，玛丽亚·卡斯特罗却回答了他的问题。

“那是呕吐物。”她说。

他仔细观察那团缓慢渗出的东西。他闻了闻。胶状的外形、胆汁的气味——是的，真的是呕吐物，新鲜的呕吐物。但这怎么可能？这可是只脚。他见过任何形式的坏死和腐烂，却没有这样的，从来没有。

“要不它还能去哪儿？”她说，“重量让它下沉。”看他一脸困惑，她又补充道，“那个孩子死了，你看。”她顿了一下，然后把聚集在体内的沉默都化成了语言。“我跟你说说图伊泽洛村的葬礼是什么样子的。首先，你必须有个举办葬礼的理由。一定是因为失去了一个生命。如果你想有一场真正的葬礼，那一定得是一个珍贵的生命，而不是一个远房表叔或者朋友的朋友。比如说死的是你自己的儿子，那你就可以开始准备葬礼了——一道闪电已经重重砸在你的心窝，把你劈成碎片。你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说不出，脑子里一团乱麻，这时你可以着手准备葬礼的细节了。有人会告诉你一套现成的仪式，它古老而陈旧。你一切照办，因为你别无选择。葬礼上会有一辆灵车，那只是把谁家的马车装扮了一下。你先去教堂参加一场生硬的仪式，感觉像在做梦，然后在阴沉的天底下举行公墓葬礼。每个人都穿着星期天的礼服，表情都局促不安。这些都让你难以承受。然后一切结束了。

“人们会再多待一会儿，然后渐渐散去。你有一段时间用来伤心，之后大家就期待你回归现实，回到你从前的生活里。可是有谁愿意这么做？经过一场葬礼，一场真正的葬礼，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你再也回不到从前的生活。你已经两手空空。你甚至说不出话来，至少一时半会儿还说不出。死亡已经吞噬了你的话。晚些时候，你的话会再冒出来，要不你还能通过什么方式怀念他？他已经不在你身边了。

“拉斐尔在葬礼上只说了一句话。他大哭着说：‘棺材太小了，太小了！’他说得对，那个棺材真的不大。

“那天拉斐尔回到图伊泽洛的时候，他一句话也不用对我说。他想说也说不出。痛苦让他的脸麻木，让他的嘴紧闭。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这副模样不会有别的原因。我一看到他，就知道我们的宝贝死了。村里的人已经聚集在我家门前，默默地来回踱步。他把孩子放在餐桌上。我晕了过去。我真希望我永远不用醒，那样我就能紧跟在他身后，保护他，做一个母亲分内的事。但我却苏醒过来，身边围着一群臭气熏天的老寡妇。拉斐尔独自站在一旁。他就在旁边，但他孤身一人。他悔恨交加。在他看护孩子的时候，孩子死了。他是那天的牧羊人。他让羊群走失了。

“我们就像大海爱着一座岛屿一样爱着我们的儿子，总是拥他在怀里，用我们的悉心关爱抚摸他，拍打他的海滩。他走了以后，大海只剩下深不见底的自己。我们的手臂间空无一物，只能触碰彼此。我们总在哭泣。如果一天结束时有哪件事没做完——鸡笼没有修好，一垄菜地没有除草——我们就知道两人当中肯定有谁曾坐下来哭泣。那就是悲伤的真面目：它是一种长了很多只手却只有几条腿的怪物，它跌跌撞撞，拼命想扶住什么。破损的鸡笼和疯长的杂草里浸满了我们的悲伤。如今我一看见鸡笼上的铁丝，就会想起我们失去的孩子。那纵横交错的铁丝网里似乎隐藏着什么，它那么细弱却又那么强壮，铁网那么多孔却又那么坚实，这让我想起当初我们是多么爱他。后来，由于我们的疏忽，狐狸钻进了鸡笼，把鸡全咬死了；菜地的收成也大不如前。生活就是这样：儿子死了，土地也变得贫瘠。

“曾经，当他生病或是睡不着觉的时候，他会爬上我们的床，钻到我们中间。他走之后，床上的那片空间变得无法逾越。拉斐尔和我，我们在深夜的交流总会绕过那片空间：在它的下方，我们用脚趾戳着对方，像抽屉里散乱的刀；在它的上方，我们相视无言。拉斐尔从没想过要放弃那片空间，因为那么做等于承认我们的小熊崽再也回不来了。有的晚上，我看见他向那片空间伸出手，抚摸那个空荡荡的存在。然后那只手会缩回去，就像一只海龟的爪子深深地缩进壳里。每天清晨拉斐尔醒来时，他的眼周布满皱纹，疲惫不堪，像一只活得太久的海龟。他的眼睛缓缓地眨着，和我一样。

“悲伤是一种病。它在我们身上留下千疮百孔，它用高烧折磨我们，用重拳将我们击垮。它像蛆一样咬噬我们，像虱子一样攻击我们，而我们拼命地挠，濒临崩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像蟋蟀一样日渐憔悴，像老狗一样疲态尽显。

“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不如意。抽屉再也关不严了，桌子椅子晃个不停，盘子缺了口，勺子上粘着食物碎屑，衣服上开始出现污渍，动不动就被撕破；外面的世界和我们同样格格不入。

“他的死对于外界毫无影响。所有孩子的死不都是这样吗？当一个孩子死去，没有土地需要继承，几乎没什么财产需要分割，没有工作或者职位需要顶替，也没有债要还。孩子是在父母的影子里闪闪发光的小太阳。当那个太阳熄灭时，黑暗只属于父母。

“没了孩子，你做母亲还有什么意义？就像一朵无头的花。孩子死去的那一天，我就成了一根光秃秃的花茎。

“要说有一件事让我记恨了拉斐尔很久，那就是他过了一天才回家。当时他六神无主。但一个母亲有权在第一时间知道她的孩子死了。对她来说，如果孩子已经死了，却让她误以为他还活着——哪怕只有一分钟，也是对母爱的犯罪。

“一个念头渐渐在你脑海里扎根：现在，我还敢爱什么？

“当你在某个瞬间忘了他，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刺痛。拉斐尔会大喊：‘我可爱的儿子！’然后瘫倒在地。但更多时候，我们只是默默地做一些疯狂的事。那是人之常情。拉斐尔开始倒着走路。前几次我看见他在路上或是地里倒着走，并没有想太多。我以为他只是偶然为之，大概在盯着什么看。一天早晨，在我们去教堂的路上，他又是倒着走的。没人议论他。他们不愿打扰他。那天晚上我问他为什么，为什么要倒着走路。他说，在他回到图伊泽洛的那天，他看见了一个男人，一个陌生人，正要离开村子。拉斐尔坐在马车的后沿，怀里抱着我们的小熊崽，他的尸身裹在一张床单里。那个陌生人在步行，他脚步飞快，几乎要跑起来了，而且他是倒着走的。他有一张无比悲伤的脸，拉斐尔说，一张满是痛苦和悲戚的脸。他几乎忘了他，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想做同样的事。那符合他的心情，他说。所以走出家门之后，他开始倒着走路，倒着走向世界。从此以后，向前走和倒着走对他来说不再有区别，他常常转过身来，倒着走路。

“我知道那个男人是谁。他停下车去了教堂。一个奇怪的城里人，浑身污秽，令人作呕。亚伯拉罕神父和他说了几句话，然后他就跑了。他来时开了一辆车，那是一辆汽车，我们第一次见到这种车。他丢下它就走了。他回家的路一定很艰辛，无论他选择哪条路。汽车在广场上停了好几个星期，我们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然后有一天，另一个男人走进村子，一个瘦高个儿，一句解释的话也没说就把车开走了。人们翻来覆去地谈论那辆车和它的司机。他是一个访客，还是一位死亡天使？他是什么我都不在乎。我已经习惯回忆过去。而从前记忆对于我们来说可有可无。如果他就在你眼前，有什么必要记住他？从前，回忆仅仅是偶尔的娱乐。忽然之间，它成了你的仅剩之物。你竭尽所能，活在有他的记忆里。你努力把回忆变为现实。你拉着木偶的细线，对自己说：‘在那儿，在那儿，你看——他还活着！’

“他死后，是拉斐尔先把他叫作‘我们的小熊崽’。拉斐尔说他在冬眠。‘总有一天他会醒过来，他会饿得要命。’他说着，脸上挂着笑容。他幻想着他的归来，并在这种幻想上添了一分真实——我们的儿子睡醒之后胃口总是很好。我会顺着他说，这对我也是一种安慰。

“他真是人见人爱。每个人都这么说。他的到来在计划之外，完全出乎意料——我以为自己早过了生育的年龄，和其他老女人一样——忽然之间他就来了。我们总是看着他，一边问自己：‘这是谁的孩子？他从哪儿来的？’我俩都长着深色眼睛和深色头发——所有葡萄牙人不都是这样吗？他的头发却是麦田一般的金黄色，而他那双眼睛是明亮的蓝色。他怎么会有那样的眼睛？难道是一阵大西洋的海风在我受孕那天吹进图伊泽洛，成了他的一部分？我的解释是：我家族的骨血里沉睡着许多宝藏，它们极少被唤醒，但是一旦受到召唤，涌上来的都是最好的材料。他是欢笑的源泉。他带来无穷无尽的快乐。他有一颗无比善良的心。全村的人都爱他。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他的关注和爱，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那么多的关爱倾注在那双蓝眼睛里。他接受了那份爱，同时报之以他的爱，就像一朵云一样快乐而慷慨。

“拉斐尔去科瓦-达卢阿附近帮一个朋友的忙。一个礼拜的活儿，报酬不多。他带上了我们五岁的儿子。对孩子来说那是一次大冒险。而且他能帮上忙。事情发生时拉斐尔正在磨镰刀。他停下来听了听。太安静了。他大声呼唤。他在农场附近找了一圈，又去更远处寻找。他沿着公路呼喊孩子的名字。他终于在马路上找到了他。另一只脚呢？”

这个问题突如其来。欧塞比奥看着尸体的左脚。他划开脚跟。同样的呕吐物涌了出来。

“上半截呢？”玛丽亚·卡斯特罗问。

此时他不再犹豫。他把解剖刀贴着胫骨中部切入右腿，然后在髌骨与股骨内髁之间切入左膝，再从股四头肌处切入双侧大腿。每道切口大概五到六厘米长，每处都有呕吐物涌出，不过他注意到大腿处的压力要小一些。他顺着阴阜上沿切开骨盆带，留下一道很长的刀口。他把皮肤拉开，一团呕吐物露出来。在它的上缘，解剖刀触到一块松动的硬物。他用刀尖挑了挑，有光闪过。他把它拨出来，用刀尖翻动。一枚硬币——一枚五埃斯库多[葡萄牙货币单位。]银币。旁边还有其他硬币，有几枚是埃斯库多，其余的都是分币，全平躺在呕吐物表面。一个农夫的微薄积蓄。

他迟疑了一下，不知道该把硬币留在那儿，还是取出来。

玛丽亚·卡斯特罗打断了他的思路。“阴茎。”她说。

他抓起拉斐尔·卡斯特罗健硕的阴茎。从外观上看，阴茎体和龟头一切正常。没有佩罗尼式病，没有湿疣，没有鲍恩样丘疹病。他决定切开两条海绵体中的一条。海绵体是海绵状的狭长腔体，它们充血膨胀，曾经带给这对夫妇无上的快乐。他把阴茎纵向划开，刀尖穿透包皮，刺入龟头。解剖刀再次意外地触到硬物。他放下刀，用拇指把切口掰开，其余手指从阴茎背面往前推，里面的硬物顺势而出。那东西分两段：木质、光滑、圆柱形，侧面有孔。

“啊！”玛丽亚·卡斯特罗说，“他那支美妙的笛子。”

农夫的笛子的另外两段藏在另一条海绵体里。欧塞比奥是个做事井井有条的人，他把笛子拼回原样，递还给老妇。她把它凑到唇边，清脆的笛声飘荡在空气里。

“他笛子吹得特别好，就像家里养了一只金丝雀。”她说。

她把笛子放在解剖台上，紧贴丈夫的尸身。

玛丽亚·卡斯特罗指挥着欧塞比奥的解剖刀。她在这里提示一句，在那里摇一下头，对拉斐尔·卡斯特罗的身体结构了如指掌。这是他最轻松的一次解剖，只用到了一把刀，甚至对头部也不例外。她看上去更关心身体边缘的手臂和头颈，而把胸腹留到了最后。

左手无名指里松松地塞着羽绒，右手中指也一样，而双手食指里都是血，鲜红的血——这是他在这具尸体里见到的唯一血迹。其他手指里都填满泥土。右手的手掌里有一只牡蛎壳，左掌里是小本日历上撕下的几页纸。手臂里的物品琳琅满目。他从中取出了一把榔头、一把钳子、一支长刀、一个苹果、一团泥土、一把麦穗、三个鸡蛋、一只腌鳕鱼、一副刀叉。拉斐尔·卡斯特罗的脑袋里空间更大。他在里面找到一方红布；一件手工木制小玩具——一匹马和一架马车，车轮可以转动；一面随身携带的镜子；更多羽绒；一个染成赭黄色的木制小玩意儿，玛丽亚·卡斯特罗也说不清是什么；一支蜡烛；一绺深色长发；还有三张扑克牌。他在两只眼睛里各发现一枚骰子，在视网膜的位置有一片干枯的花瓣。脖子里有三只鸡爪，还有干树叶和树枝——看起来像是引火用的。舌头里全是灰，只有舌尖里填着蜂蜜。

最终回到胸部和腹部。年迈的妻子点了点头，但此刻的她显得格外忐忑。尸检已经接近尾声，欧塞比奥终于切下他原计划的第一刀：从双肩到胸骨再到腹腔的Y形切口。他小心翼翼地切开皮肤，几乎没有划破皮下脂肪。由于此前他已在骨盆带上划了一刀，现在胸腔和腹腔一览无余。

他听见她倒吸一口凉气。

虽然他不是相关领域的专家，但他可以断定那是一只黑猩猩，一种非洲灵长类动物。他花了更长时间来辨认第二只生物，它体形更小，半掩半露。

拉斐尔·卡斯特罗的胸腹之内蜷着一只黑猩猩，它拢起的臂弯里抱着一只棕色的小熊崽。它们神色安详，如在梦中。

玛丽亚·卡斯特罗俯下身子，把脸贴在小熊身上。所以，她的丈夫曾经这样活着？欧塞比奥静默无言，唯有凝视。他注意到黑猩猩明亮洁净的脸庞和厚实发亮的皮毛。它很年轻，他想。

她平静地说：“心有两种选择：关闭或者开启。我告诉你的故事并不全是真话。我才是那个受不了棺材大小的人。我才是那个哭喊着‘我可爱的儿子！’，然后瘫倒在地的人。我才是那个不愿意放弃床上那片空间的人。从这只黑色动物身上割一簇毛给我，好吗？请把手提箱也拿过来。”

他一一照办。他用解剖刀在黑猩猩的身侧割下一簇毛。她在指间搓揉那簇毛，用鼻子嗅了嗅，然后贴在唇边。“拉斐尔总是比我虔诚，”她说，“他总会重复亚伯拉罕神父的一句话。他说信仰永远年轻，信仰和我们不同，它不会老去。”

欧塞比奥从办公室取来手提箱。玛丽亚·卡斯特罗打开箱子，把它放在解剖台上，然后把拉斐尔·卡斯特罗身体里的物品一件一件往箱子里放。

随后她开始脱衣服。

一个年迈的女人令人触目惊心的裸体。血肉因其自身的重负而活力尽失，肌肤饱受岁月的摧残，体态任由时光凌辱——她却俨然是一卷遍覆字迹的羊皮纸，闪耀着漫长生命的光辉。这样的女人他见过很多，不过她们都死了，千人一面，解剖之后更显抽象。除非发生病变，体内的器官总是宛若新生。

玛丽亚·卡斯特罗脱得一丝不挂。她褪下婚戒，摘下束发带。她把这些东西放进手提箱，合上盖子。

她踩着为她准备的椅子爬上解剖台。她在拉斐尔·卡斯特罗的尸身前俯下身子，这里推一下，那里挪一挪，在他已经挤进了两个生命的身体里腾出空间。然后，她小心翼翼地躺进丈夫体内。她口中不断地念着：“这就是家，这就是家，这就是家。”她把猩猩和熊崽揽入怀中，胸口贴着猩猩的背，双手搭在熊崽身上。

“请动手吧。”她说。

他明白该怎么做，这件事他已是轻车熟路。他拿起针，把线穿过针孔。然后他开始缝合尸体。这是一道快速的工序，皮肤很软，只需要来回进行之字缝合。不过这一次他下针很密，缝合比往常更细致。他先缝好了拉斐尔·卡斯特罗的骨盆带，然后缝合腹部和胸部的皮肤，直到双肩。他小心翼翼，生怕针尖碰到玛丽亚·卡斯特罗或是那两只动物。在他即将完成躯干的缝合时，他听见她微弱的声音：“谢谢你，大夫先生。”

他经手的尸体从没有过这么多刀口，遍布在头部、手臂、脖子、双手、双腿、阴茎和舌头。他的职业素养促使他一处不落地缝好。手指的缝合尤其烦琐。眼睛的复原差强人意，他又花了不少时间让死者合上眼睑，遮住他拙劣的作品。最后一步是缝合脚底。

最终解剖台上只剩下一具遗体。地板上一只孤零零的手提箱，里面装着零散的物品。

他怔怔地注视着这一切。转身时，他发现旁边的小桌上有件东西：那簇黑猩猩毛。玛丽亚·卡斯特罗是忘了它，还是故意留下的？他捡起那簇毛，做了和玛丽亚同样的事：用鼻子嗅了嗅，然后贴在唇边。

他已经精疲力尽。他回到办公室，一只手攥着黑猩猩的毛，另一只手提着箱子。他把箱子放在办公桌上，如释重负地倒在椅子上。他打开手提箱的盖子，注视着里面的物品。他拉开抽屉，找出一个信封，把黑猩猩毛装进去，然后把信封放进箱子。他注意到地板上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顺手捡了起来。

梅洛太太一如往常，早早到了办公室。她惊讶地发现洛佐拉大夫瘫倒在椅子上。她心如擂鼓。他是不是死了？一个死掉的病理医师——这个概念似乎和他的职业很不相称。她走进门。他只是睡着了。她听得见他的呼吸，看得见他的肩膀轻微地起伏。他的面色红润，口水已经淌到了桌上。挂在他嘴角的发亮的小溪，桌上的小水洼——她不会把这些难堪的细节告诉任何人。她也不会提到那只空的红酒瓶。她把它拎起来，轻轻放在桌后隐蔽的地板上。桌上有一只破旧的大手提箱。是大夫的吗？他准备去哪儿吗？他怎么会有这么破的箱子？

他伏在一份报告上。报告上的内容几乎全被他的手遮住了，不过她还是可以看到第一行字：

拉斐尔·米格尔·桑托斯·卡斯特罗，八十三岁，葡萄牙高山区图伊泽洛村

真奇怪——她对这个名字或是这个地方完全没印象。她是名字的管理员，负责准确无误地把每个名字与宿命相连。这行字是医生草草书写的，而非她用打字机敲下的永恒判决。难道是她昨晚下班后送来的紧急案例？那种情况极少发生。她还留意到死者的年龄。八十三岁，已算喜丧。这让她感到安慰。尽管生命中充满了悲剧，世界依然是个美好的地方。

她注意到手提箱的搭扣是开着的。尽管她知道不该偷看，还是忍不住轻轻掀开箱盖，想确认是不是大夫的箱子。里面的东西还真是奇怪——一支笛子、一副刀叉、一支蜡烛、一条普通的黑裙、一本书、一方红布、一个信封，周围还有一堆零散的小东西——看样子不像洛佐拉大夫的。她合上箱子。

她慢慢走出办公室，免得大夫醒来看到她会尴尬。她走进自己的工作间。她喜欢在工作开始前把一切准备就绪。打字机的色带需要检查，复写纸需要补充，水壶需要加满。解剖室的门是开着的，这不应该啊。她往里瞧了一眼，登时屏住了呼吸。解剖台上躺着一具尸体！她不禁浑身战栗。它怎么会在那儿？它从冷藏室里推出来多长时间了？这是最忌讳的事。正常情况下，在尸检开始前大夫会花一个多小时口述最终报告。正常情况下，尸体来去都蒙着白布，除了大夫谁也看不见。

她走进解剖室。看起来跟活人一样，她想，只是死了。

但那跟活人一点儿也不一样。那是一具男人的尸体，一个老人。皮肤蜡黄松弛，瘦骨嶙峋。多毛的阴部和暴露在外的阴茎有一种说不出的淫秽感。但是更不堪入目的是爬满他全身的新缝合的刀口，那些红色、灰色、黄色的参差缝线让他看上去像个布娃娃。手指的模样酷似海星的触脚。甚至阴茎上也贯穿着可怕的缝线。梅洛太太喘着粗气，觉得自己快晕倒了。她稳住身子，壮着胆子看了看那人的脸。那张脸上除了岁月的痕迹，什么也看不出。她震惊地发现一具失去生命的身体竟是这样——她寻找着合适的词——这样一座废墟。她踮着脚尖走出解剖室，仿佛这座废墟会因为她的存在而受到惊扰。她有点儿纳闷儿：轮床在哪儿？他是怎么来的？

她关上解剖室的门，做了几次深呼吸。显然大夫需要别人的帮助。他最近状态不好。有时他会迟到，有时完全不露面，有时通宵工作。可怜的人。妻子的死对他的打击一定很大。他婉拒了其他大夫的关心，也包括院长本人。他能行，他说，他能行。但那是需要多大勇气的一件事啊！洛佐拉大夫的同事奥塔维奥大夫正在休假，但是即使他在，他也会以认识她为由拒绝为她尸检。这是标准规程。正常情况下，她的遗体应该送到雷阿尔城的医院。但是洛佐拉大夫一想到让别人动手就受不了。而且她正在腐烂，需要尽快处理。因此他为自己的妻子做了尸检。

梅洛太太在震惊中参与了尸检的全过程。她坐在小间里，视线被稻草窗帘遮挡。她尽她所能记下解剖室里断续传出的口述报告。每一段沉默过后是一阵啜泣，接着是毅然决然的叹息，然后洛佐拉大夫会继续口述。但是，你如何才能记录痛苦，如何才能记录心碎？在她忠实地敲打他口中文字的同时，痛苦和心碎在她心里留下印记。

她知道在很多人眼里玛丽亚·洛佐拉是个怪女人。比如说，前些日子她常提着一大口袋书在城里转悠。她有时说话很刻薄。一旦她不说话了，准没有好事。塞西利奥神父对她怕得要死。对于她那些关于宗教的奇谈怪论，他从不敢有半句反驳。有一次，她当着所有人的面打断他的讲道，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大声朗读起来，他也不敢吭一声。但她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无论白天黑夜总是乐于助人。她好像从来不用睡觉。有许多个夜晚，当朋友的孩子生了病，她会端着一锅汤和好心的医生丈夫一同出现在门口。他们的到访给人们带来安慰，有时甚至拯救了生命。他俩是如胶似漆的一对。这可不常见。她从没见过那么喜欢腻在一起的夫妇。

然后她竟然遭此厄运！一天傍晚，她像往常一样出门散步。洛佐拉大夫下班回家后，发现她还没有回来。他越来越担心，在深夜里报了警。他不知道她去了哪儿。她自己很有主意，他说，可能她决定去见某个人但是不想告诉他。没错，他那天工作到很晚。

几天以后，一本书在桥下的岸边被发现。一本小说，《悬崖山庄奇案》，英国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还有一张泡烂的藏书票。洛佐拉大夫确认那本书属于他和他的妻子。人们沿河搜寻，找遍了布满石块的河滩。其他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在下游陆续被发现。最终玛丽亚·洛佐拉的遗体也被找到了。她很不幸地卡在一处隐蔽的石缝里。

除了玛丽亚·洛佐拉，还有谁会在那么糟糕的天气里外出闲逛？她到底是怎么从桥上掉下去的？

这件事完全无法解释。所有可能的解释一个比一个牵强。自杀？她是个快乐知足的女人，身边围绕着家人朋友，没有任何精神压力或者道德压力。而且一个那么爱说话的女人怎么可能不留下遗书呢？再说，她是一名严肃而虔诚的基督徒，这样的人是没有理由自杀的。没有一个人——她的丈夫、子女、神父、警察——相信她会自杀。那么，是不是意外？她跌落的那座桥上有坚实厚重的石头护栏。护栏很高，谁都不可能滑出桥面或者从护栏上翻落。人可以爬到护栏上面，但是哪个正常人会这么做？除非是自己想跳下去。既然自杀的可能性已经被排除，她就不会主动爬上护栏。如果自杀和意外都被排除了，还剩下什么？谋杀。但这个解释听上去最匪夷所思。有谁会谋杀玛丽亚·洛佐拉？她没有敌人。所有认识她的人都喜欢她，甚至都爱她。而且这里是布拉干萨，不是芝加哥。在这个地方，谋杀案闻所未闻。在这个城市，无辜的女人不会莫名其妙地被举起来扔下桥。这个想法实在荒唐。所以还是自杀或者意外。这样就又绕进了死胡同。警方敦促目击者露面，但是没有人看见什么。法医专家特意从里斯本赶来，同样一无所获。人们各自接受了自己看来最合理的解释。洛佐拉大夫坚持谋杀的判断，却想不出谁有杀害妻子的动机。

不同于玛丽亚·洛佐拉和大夫所钟爱的侦探小说，玛丽亚的死永远成谜，没人能够给出精妙的解释。梅洛太太有些难过。

梅洛太太听见一声喘息。洛佐拉大夫醒了。她听见他开始哭泣。他不知道她已经到了，不知道他不是孤身一人。哭声越来越大，他哭得撕心裂肺。可怜人，可怜的人啊。她该做些什么？如果他意识到她在这里，会很尴尬的。她可不想这样。或许她可以弄出点儿动静，让他知道她来了。他还在痛哭不已。她静静地站着，一动不动。然后梅洛太太开始责怪自己。说不定这个男人只是需要帮助呢？她刚才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她转身向洛佐拉大夫的办公室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