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见过一幅简约的电影海报：两条弧线构成的小船，中央蜷着一头老虎。很多人能一眼认出，这是《少年Pi的奇幻漂流》。如果把海报横过来，小船成了眼睛，老虎成了瞳孔，故事也成了寓言。在那段不可思议的漂流中，我们透过老虎重新审视生命与信仰。现在，类似的主题在《葡萄牙的高山》中再次出现，而这一次扬·马特尔笔下的主角换成了黑猩猩。我忍不住问自己，如果要为《葡萄牙的高山》设计一幅海报，该怎么画？十字架上的猩猩似乎是当然之选。当我译完全书，掩卷回想时，另一个画面浮上脑海：两道车辙和一行脚印——车辙从里斯本到图伊泽洛，是托马斯的探险之旅，也是彼得的回乡之路；脚印从图伊泽洛到布拉干萨，是玛丽亚·卡斯特罗的远行与归途。之于我，这两个画面仿佛从书中先后掉落的两张藏书票。

马特尔的故事总在神秘中透出哲思，抛给读者一个又一个谜题。“家”指的是什么？“黑猩猩”又代表什么？这些问题到现在依然困扰着我。翻译时总觉得自己在盲人摸象，不明所以，直到重读时才依稀看出几分脉络。小说讲述了时间跨度将近一个世纪的三个相互关联的故事，并跟随书中人物一同探询人和神、人和世界的关系。人在何种情境下才会思考这类终极问题？在最孤独最无助的时候。故事的主角托马斯、玛丽亚、欧塞比奥和彼得都痛失至亲，孑然一身。对亲人来说，每一起死亡“都是一次谋杀”，人们本能地为死亡寻找一个解释，为悲伤寻找一个港湾。托马斯的反应是质问与抗争，拉斐尔和玛丽亚选择了沉默，欧塞比奥选择了拒绝，彼得选择了漂泊。当他们两手空空、无可依凭之际，他们是否抵达了内心的港湾——“家”？托马斯的抗争在某种程度上以胜利告终，但他同时也摧毁了自己的信仰，在痛快淋漓的宣泄之后落得彻底的无家可归；玛丽亚在苦难的尽头见证了神迹，怀揣着感恩之心与家人团聚；而彼得需要的只是一只安静的黑猩猩，在它的陪伴下审视人生得失，珍藏对家人的爱，重新融入永恒的时间。家，是爱与信仰。

黑猩猩出现在每一段故事里。在《无家可归》中，神父在黑奴哀伤的眼神里看到自己，领悟了众生平等的真相。为了昭示世人，他将黑猩猩的形象刻上十字架。接着，在《归途》中，黑猩猩现身于拉斐尔的尸身内，怀抱着父爱凝成的熊崽——这大概是对信仰的回报与呵护。到了《家园》，黑猩猩“活”了过来，牵着彼得的手，带着他回到时间的荒野。联想到玛丽亚·洛佐拉那一段关于耶稣神迹的论断，你会惊讶地发现：黑猩猩在三个故事中，不也走过了和耶稣同样的路，上十字架、死去、重生，用神迹启发并施惠于世人？它是否代表了神子的再一次轮回？写到这里，我觉得自己似乎也成了玛丽亚·洛佐拉，试图通过曲折的道路到达一个牵强的论点。小说不是数学题，不需要唯一的答案。作者借彼得之口感叹道：“思考作为人类的一大特质，为什么反而令我们笨拙不堪？”看来我也不知不觉沦为了马特尔讽刺的对象。

马特尔小说的迷人之处不仅在于字里行间的隐喻，也在于情节本身。《无家可归》像一部充满黑色幽默的公路电影，托马斯不情不愿地驾着“新式马车”跋涉在葡萄牙的乡间，坏运气如影随形，当他跳罢“寄生虫之舞”后被炸飞、头顶升起一柱黑烟的时候，我们心疼他，却也不禁莞尔。在这样轻松诙谐的氛围中，他的悲痛与乌利塞斯神父的绝望遥相呼应，显得分外沉重。《归途》刻画了两个伤心人的相遇，玛丽亚的悲伤在解剖刀下渐渐显形、消解，欧塞比奥的悲伤却隐忍不发，深不见底。故事前半部分有关《圣经》与侦探小说的讨论或许略显枯燥，但它埋下的种子在结尾处意外地绽放，读者的耐心获得了回报。《家园》中的彼得虽然重走托马斯的老路，心境却恰恰相反。短暂的混乱之后生活渐渐归于平静，淡如一缕炊烟，让人联想起《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最后一章《卡列宁的微笑》。前后三个故事重叠在一起，让我们感慨命运的交错，回味个中因果，阅读也多了一份乐趣。

翻译过程中，书中关于葡萄牙高山区的描写常令我神往。我不止一次想揣上这本书去里斯本，租一辆车北上，开向葡萄牙东北角的那个小村图伊泽洛，亲眼看看那些两层的石砌小楼。等到译文定稿时，这种心情反而淡了，大概因为马特尔的故事已经在我的想象里扎下了根，这三个故事对我来说就是“葡萄牙的高山”。它是一个鲜活的存在，不再需要任何物理意义上的确认。回望里斯本和图伊泽洛之间的车辙和脚印，我想对作者说：Thanks for the ride，Mr．Mart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