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原素子的问讯笔录：

直到三年前为止，我都在速记公司供职，之后便自立门户了。我没有建立事务所，只是把自己家当作联络地点，接受电话订单，然后去委托人的地方工作。有三四个公司和出版社是比较固定的客户，都是以前我做职员时的老主顾。我一个女人也没什么野心，就这么做着，不勉强自己奋进。

大约在一年前，泽田信弘先生委托我记录他的口述，他是客户公司的人介绍来的。我之前也曾给“个人”做过事，但最近只接集团的活儿。不过，泽田先生的工作不怎么着急，说是一周去两次即可，所以我就接下了。工作内容是记录泽田先生的自传，据说要自费出版。不过，泽田先生是第一次做口述，所以怎么也无法顺畅地表达。我觉得这不过是一个公司董事的业余消遣。之后不久，泽田先生从S光学退了职，于是我就开始往他在涩谷的家里跑了。

根据以往的经验，到私人住宅工作我总是提不起干劲，所以本想拒绝。但泽田先生人非常好，我不便推辞。然而，去他家上门服务没多久，他就因心肌梗死在本乡的朱台医院住院了。后来我也去过医院，但人病着，所以工作几乎进行不下去。

即便如此，我还是一直去泽田先生那里，我觉得他很可怜。刚才我说过，我不喜欢去私人家庭工作，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那样会看到别人的家事。速记员这行，就算上了座谈会也要尽量不引人注目，躲在角落里，最好话也别说，也就是所谓的像影子一样。但是去私人住宅的话，就无法完全公事公办，得和对方家人寒暄，对方也会待自己像客人一样，老有一种登门拜访的感觉。这很麻烦。加上我刚才讲到的家庭氛围，或者说内情吧，就算是在工作，也总能瞥到一点儿片段，听到一点儿风声。虽然我尽量专注于工作，但在别人家里往往会心神不宁。这一点和女主人尤其相关。能不能集中精神投入速记工作要看夫人怎么做。根据我的经验，可以说能让我方便工作的妻子寥寥无几。情况是多种多样的，但总而言之，在私人住宅工作需要顾虑更多。

泽田先生的夫人是个怪人。我也不会做什么剖析，只觉得这位小了三十岁的妻子拥有的肉欲和物欲，像集块岩般聚拢在她的体内。大体而言，皮肤白皙、肌理细腻、身材丰满的女人很难守着一个男人过日子，这是我去某次座谈会工作时听到的说法，一见到夫人我就想起了这个说法，果然是这样呢。集块岩这个晦涩的词也是在某次学者的座谈会上学到的。所谓集块岩，是指火山爆发喷出的岩浆冷凝后结成的岩块，由于各部分抵御侵蚀的能力不同，会变得奇形怪状，就像妙义山那样。干速记这一行，能靠道听途说了解到不少东西。

我想泽田夫人的性格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她体内缺乏道德约束，自制力的部分被腐蚀了，才成了这样的怪人。我认为她的性格原本就很复杂。她是一个构造复杂的复合体，各部分抵御力不同，构成了一道自然的缺陷，自然得连她本人也未能察觉。这跟先天性罪犯的性质有点儿像。

泽田先生住院时很依赖我，因为他知道我已察觉夫人的犯罪行为，即让他陷入饥饿，加快他的死亡。换言之，泽田先生看穿妻子的企图比我早得多。医院方面早先定下了饮食标准，为心肌梗死患者实施食疗，而夫人则以严格遵守医嘱为名，强迫他减食，宣称脂肪对心脏有害，让他远离有营养的食物。在医院已是如此，天知道在医生和护士看不到的私宅中，他受了什么样的虐待。

泽田先生不敢对夫人顶一句嘴。一顶嘴，夫人就会气势汹汹地骂人。话很刺人，一说就是老半天，所以泽田先生只能保持沉默。我想这种忍耐是泽田先生和夫人婚后不久就养成的习惯。可以这么说，长时间的忍耐让泽田先生死了心，使他这一生——至少是后半生，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我经常看到泽田先生受着夫人的挤对、默默苦笑的场景。那孱弱的微笑中含着不想再激怒妻子、不愿再违逆妻子、希望保持夫妇和谐的意味，就跟世上常见的丈夫一样。

夫人极其讨厌泽田先生的两个女儿去医院看他。这是一种针对小偷的警惕。就连我去医院，夫人也不怎么欢迎。不过泽田先生独自一人非常寂寞，所以她对我总算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能是她觉得我这种人待在泽田先生身边掀不起什么风浪吧。但即便如此，她也没有掉以轻心。夫人在病房待着比较拘束，所以常去医务室玩，和年轻医师谈笑风生，但只要我在，她就会隔五分钟回一次病房查看。

夫人的相好是佐伯律师，这个我也早就知道了。当看到佐伯先生和夫人在医院别栋的走廊里说话时，从他们的样子，我凭直觉就猜到了。不过泽田先生好像也知道。有一天，泽田先生趁夫人又去医务室玩时，带着安详的微笑问我，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内子的口红颜色变了？后来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并不是夫人改了常用的口红，而是夫人去的地方不提供口红。一般女人都会涂好口红再出门，口红颜色变了，就说明是在哪里洗过澡了。然后为了赶时间，就借用了那边女招待的口红吧。

另外，有时夫人来病房，拖鞋底下还会沾着泥。我想她是不在乎或是没发觉吧。但住院楼前就是中庭，长满了栽植的灌木，可见夫人直接穿着拖鞋去过那里。为什么要躲在那种地方呢？鉴于佐伯先生经常在他哥哥的医院露面，虽说当时我没看到他的身影，但大体能推断出来。我还有很多话想说，不过现在先说一下我为泽田先生保管遗嘱的经过吧。

那是在泽田先生出院的两天前。泽田先生趁夫人去医务室时，请求我第二天上午九点来，说是想拜托我一件事。夫人以服侍病人为名，一直在附近的旅馆过夜，但来病房大多是在上午十一点过后，或下午一两点的时候。据夫人说，因为住宅需要收拾，所以总是回一趟家再过来的，但不知是真是假。我觉得家里不可能每天都要收拾，应该是她在旅馆过得太自由，早上睡了懒觉。由此可知，泽田先生要我上午九点来是想避开妻子，偷偷托我办事。于是，第二天早上我准时到了医院。果不出所料，夫人不在病房。当时泽田先生交给我的就是那份遗嘱。

泽田先生说，之前他在佐伯律师的见证下写过遗嘱，由夫人继承全部遗产，上面还写了原因：大女儿丰子小姐已经进了别人家门，二女儿妙子小姐可以靠画画儿生存，而夫人伊佐子没有独立谋生的手段，所以才赠予她所有遗产。但是，现在他改变主意了，所以写了一份新遗嘱，希望我能为他保管。泽田先生把遗嘱递给我，吩咐我别告诉他妻子，托我在他死后把两个女儿叫来，再出示遗嘱。于是我就拿着这份遗嘱，没对任何人说。我认识的律师告诉我，只要有亲笔签名和本人书写的年月日，遗嘱就是完整的，最新日期的遗嘱才有效，以前写的遗嘱将作废。

听说泽田先生半夜去了平时不用的二楼，在那里心脏病发作而死。我不知道泽田先生为什么要在深更半夜一个人上二楼。平时他从没对我说过要去二楼办什么事。既然解剖结果表明泽田先生确实死于心肌梗死，那就没法怀疑夫人了。虽然我还有疑惑未消，但总觉得里面有陷阱。

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知道夫人每天都在盼泽田先生死。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她似乎是想靠“食疗法”让泽田先生营养失调，导致他心脏衰弱。只是，这么做不可能立竿见影，想必夫人也渐渐焦急起来了。可不是吗，在医院里，夫人见泽田先生恢复无望，就在病房附近的走廊上给朋友打电话，大叫什么“老爹要死啦，马上就要死啦”。那声音直接传进了病房。我想那也是一种精神战吧，她是想彻底打垮泽田先生。夫人就是可以满不在乎地说出那种话。去医务室玩多半也是想勾搭人家年轻医生。尽管有了佐伯先生这个情夫，但她不像是那种会守着一个男人的女人。

夫人买热海那家旅馆花了不少钱，又是从银行借的款，借款时拿涩谷的土地住宅做抵押才和银行达成了协议。我认为，她急着想让泽田先生早点儿死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你看，和银行交涉不也是靠着佐伯先生吗？佐伯先生还是共同出资者呢。哪知旅馆的改造费用比预计的高，而且业绩也不理想，赤字连连，钱是一个劲儿地往外流。我想共同出资者佐伯律师也一样着急吧。

可以想象，只凭遗嘱就把钱借给夫人的银行也产生了不安。不管怎么说，这可是信贷，却又没设置担保。银行方面希望夫人提供对等的担保，但夫人没有其他财产，自然是提供不出来的。别说还贷了，单单热海的旅馆经营就已让夫人陷入泥潭，还得向银行借更多的钱。形势逼得夫人必须变卖涩谷的土地住宅，但在泽田先生死前这是不可能的。买下热海的旅馆，以及向银行借款，夫人全都瞒着泽田先生。再加上和佐伯律师的那层关系，夫人终究没能说出口。就算采取一贯的高压手段，就算虚情假意哀叹哭诉，只有这件事泽田先生不可能同意。一旦售出涩谷的土地，泽田先生就不得不马上移居别处，而且卖地所得要用来还银行贷款，填补旅馆的亏空，转眼就会花得一分不剩。我想，夫人知道只有这件事泽田先生决不会答应，为了兑现遗嘱，泽田先生的死已是当务之急。综上所述，听说泽田先生突然死亡时，我直觉其中必有蹊跷，可是经过调查却找不到什么蛛丝马迹，所以觉得不可思议。这时间点也未免太巧了。

遗嘱方面，泽田先生去世后，我立刻把我保管的遗嘱交给了他的两个女儿。她们火速与委托律师一起赶到家庭案件法院。夫人和佐伯律师来了，作为保管者我也同席，拆开了遗嘱。日期在后的新遗嘱明言，本遗嘱是对之前交给夫人之遗嘱的改写，几乎将全部财产都赠予两个女儿。而夫人的那一份，不过是银行存款三百万日元和市值两百万日元的有价证券吧。有效的自然是新的那份遗嘱。

夫人脸色煞白。我见她一声不吭，只是一个劲儿地发抖。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强悍的女人如此慌乱失度。当她终于打破沉默时，人类能想到的所有恶语和哀求如疯子的吼叫一般，从她嘴里迸发了出来。恶语针对亡夫，哀求针对法院的工作人员和律师。当夫人知道这没用时，又开始比先前更恶毒地辱骂和诅咒泽田先生，末了她还气势汹汹地对佐伯先生不依不饶。佐伯先生到底是律师，宽慰她说配偶有遗留财产分配权，可以拿回二千万日元左右。无奈夫人越来越失去理智，最后佐伯先生只好瞪着眼咬住嘴唇。

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这是泽田先生死后对夫人的报复和反击。他那一贯的浅浅苦笑，被夫人挤对时的苦笑，总是率先在我脑中浮现。

不过，有一点我觉得很奇怪。前面我说过，把泽田先生的口述记录工作介绍给我的，是我的一位老客户，一家食品公司，而介绍人就是公司的副社长盐月先生。据说他是某已故政界大亨的外甥。有一次我去食品公司干活儿，他叫住我，问我能不能为泽田先生做速记。副社长级别的大人物我可从来没有接触过，不过这公司是我的客户，又有我熟识的总务部长说情，所以就答应了。这位盐月先生没多久就辞职了。听说是因为舅父死后，他在公司待不下去了。

盐月先生委托我时是这么说的：你绝对不能告诉泽田先生和他的夫人，说我是介绍人，其实只是有一次我和S光学的董事见面，对方说泽田先生一直在打听有没有好的速记员，问我有无合适的人选，结果我就想到了经常出入我们公司的你。不过对方不知道是我介绍的，所以希望你也不要吭声。表面上的安排是，我们公司的董事向S光学的董事推荐了你，然后再由那位S光学的董事把你介绍给了泽田先生。

我接受了委托，心想一定是因为公司之间有些内情，所以才搞得那么复杂。因此，我从未对泽田先生和夫人提过，我是由盐月先生介绍来的。泽田夫妇直到最后都不知道这件事。

至于那位盐月先生，自从辞去食品公司副社长一职后，情况似乎一直不怎么好。忘记是哪一天了，我收到一个问候帖，说是他在某地开了一家小饭馆。连我这种默默无闻的人都寄，可以想象生意不会有多好，而且我也一次都没去。有件事是一直瞒着食品公司职员的，盐月先生只是靠舅父的力量当上了特地为他设置的副社长，其实没干过什么正事。对公司来说，政治家一死他也就没价值了，所以才早早把他撵走了事。这样想，盐月先生还真可怜。

不知什么时候，盐月先生搬到热海去了。这也是我从食品公司的职员那儿听来的，说他当上了热海某家宾馆的经理。据说盐月先生做不惯小饭馆的生意，经营失败，干起了百科全书推销员之类的工作。后来有个曾经得到过他舅父帮助的宾馆老板为了报恩，把他从困境中拉了出来。人与人的命运会在何处关联，真是谁也不知道啊。

说到关联，我想到了一件事。热海或是来宫的那家叫什么的旅馆，啊对了，是红旅庄吧？泽田先生的夫人在佐伯先生的建议下共同出资购买这个红旅庄，是盐月先生当上宾馆经理之后的事。我很感兴趣，就做了一番调查，发现是在盐月先生去热海的两个月后。一个是宾馆，一个是旅馆，同在热海，又同在一个业界。我胡乱猜测，恐怕是明知红旅庄前途黯淡的盐月先生，通过同行业的经营者巧妙地把这套房产推荐给了佐伯先生或泽田夫人。是我想太多了吗？可是，我听说打算卖掉红旅庄的A宾馆老板和盐月先生关系很好呢。

我推测盐月先生以前和泽田夫人有过一段关系。后来，盐月先生发觉了夫人和佐伯律师之间的关系。只是盐月先生自认已经没落，什么也做不了。假如两人真的有过一段关系，那么结合各项事实我不得不认为，盐月先生对伊佐子女士的性格应该是非常了解的。一个潦倒的男人无法抱怨抛弃自己的女人。男人的自尊心不允许他这么做，而且就算抱怨也对伊佐子女士不起作用。

于是，盐月先生通过宾馆同行暗做手脚，巧妙地把红旅庄推销给佐伯先生和伊佐子女士。佐伯先生和伊佐子女士都是外行，想必是稀里糊涂被经纪人的花言巧语骗了吧？伊佐子女士在泽田先生还活着的时候就有开素菜料理店的志向。这是泽田先生还在住院时悄悄告诉我的。伊佐子女士有这个心思，所以才等不及泽田先生去世，一头扑向了热海红旅庄这个诱饵吧。

果真如此的话，我的推测也就成立了，即盐月先生利用伊佐子女士贪得无厌的品性，把她推进了泥潭。要问什么是明白无误的报复，我觉得盐月先生的这个就是，当然前提是我的推测正确。

啊，您说那个叫石井宽二的年轻人是吗？石井先生的情况我不清楚。

您是说，石井先生知道被佐伯律师欺骗后，犯下了那样的罪行？到底是什么情况，我还是不太清楚。不过听您说了这事，我不禁又把伊佐子女士的形象和我在座谈会上写下的那句像蚯蚓般的速记记录重叠在了一起：皮肤白皙、肌理细腻、身材丰满的女人很难守着一个男人过日子。

关于我和泽田夫妇之间的关系，能说的就是这些了。

石井宽二的供述：

我对热海的旅馆和宾馆调查了三天，但没有抓到伊佐子和佐伯律师的行踪。据传佐伯先生和伊佐子常去过夜的那家本乡的旅馆，也不见他俩的踪影，我很失望，就又去了伊佐子在涩谷的家。他俩销声匿迹后，那个家我已经去过两次，当然也是不见人影。不过，毕竟又过了好几天，俗话说“灯下黑”，那地方没准儿是个盲点，我感觉他们可能回来了，就趁夜来到住宅前。结果我看到滑窗里透出了一点儿灯光，知道他们在里面。我没按门铃，上了背面二楼的屋顶，撬开滑窗侵入室内。我在拘留所听盗窃犯说过，走廊里的人听不见二楼的声音，这经验被我用上了。二楼有一间六帖大小的屋子和一个像杂物间一样的地方。那屋子很煞风景，不过打开壁橱的拉门一看，里面堆着被褥，说明是睡觉的地方。整个宅子里，就数这屋子最适合躲避债主。

我觉得我被佐伯先生骗了。他不是真的想把我从杀害乃理子的嫌疑中解救出来，而是出于律师的功利心，利用我而已。佐伯先生给各种各样的杂志撰稿，写帮我辩护的事，捞取了不少名声。虽然他安排无罪释放的我在他自己的律师事务所里工作，但他总以恩人自居，给很少的工资，拿我当杂役随便使唤。他又是我的身份担保人，所以整天都训我，特别是在伊佐子的事上，他严厉警告我绝对不许靠近她。我一直很后悔自己的行为，决心不再见她，可是佐伯先生那种像是在监视我的态度让我很不爽。

知道真相是在伊佐子的丈夫泽田先生去世之后。我对佐伯先生和伊佐子都没有杀意，只是觉得被骗了还闷声不响的话，这口气咽不下，所以才想找到他们两个，痛痛快快地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我拿登山刀是为了吓人，可没打算用它。

不久他俩就会来这个六帖间睡觉的，我这样推测，心想在这里等着，出其不意地现身效果更好，就特地没下楼，而且这样对方也逃不掉。我等着等着，发现壁龛旁有个录音机，里面塞着一盘磁带。我想多半是音乐吧，可又不能打开来听，虽然很无聊，但我还是老实地待着。

过了一小时左右，伊佐子和佐伯先生从楼梯上来了。当他们打开拉门从隔壁的杂物间进来，看到我坐在壁龛上时，两人都大吃一惊，当场就愣住了。

也许佐伯先生以为这次还能把我唬住，所以，即便如此他还是故作镇静，和伊佐子一起坐下来，用一贯的训斥口吻絮絮叨叨地说开了，也说不清那些话是辩解还是训诫。我很清楚，他也是拼了命了。

我一言不发，心想就听你们解释完吧，什么两人之间没有任何不正当关系之类的，我会始终面带冷笑，直到你们说完。

不过，为了进一步显示我才不要听你们辩解，我摁下了身边那台电池式录音机的按钮。与其听那拙劣的狡辩，不如欣赏一下音乐了。

就在这一瞬间，伊佐子突然起身想要逃走，佐伯先生也紧跟其后。和之前不同，看到两人的背时，我的情绪发生了突变，而且……我杀害佐伯先生，刺伤伊佐子，都是因为那录音机里的声音，是那盘磁带让我做出了那样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