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要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的十一月讲起。

当时的安徽学政朱筠上奏乾隆，建议道：为了避免珍稀古书遗失，建议由朝廷出面收集天下书籍，好加以珍藏，确保文化传承。而这个奏报立刻遭到了时任首席军机大臣的刘统勋的强烈反对。

刘统勋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国家事务繁多，官员们没有精力修书；二是贸然收书，必然滋扰百姓生活，于国家治安不利。当然，也有史学家认为，刘统勋当年不支持收书，也是担心过往文字狱的悲剧再度上演。

可现实情况是，时年62岁的乾隆在军事方面已经完成了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收复新疆等一系列壮举了，老年的乾隆早就盼着能有机会在文化思想领域也树立起属于自己这一朝的权威。

于是，乾隆不但当即表示了对搜罗图书的支持，并且还表示书籍收罗上来以后，

按经、史、子、集，编定目录，命为《四库全书》，俾古今图籍，荟萃无遗，永昭艺林盛轨。[见《清高宗实录》卷九百二十九，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这也就成了《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最初起点。

刘统勋眼看编纂《四库全书》已成定局，就提了个新请求：

纂辑《四库全书》。卷帙浩博，必须斟酌综核，方免挂漏参差。请将现充纂修纪昀……作为总办。[邵晋涵：《邵晋涵集》附录，《佚事》，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341页。]

编纂《四库全书》工程复杂，需要领头人。老夫建议，就由纪晓岚去当这个四库馆的总纂修，全盘负责编书的工作。

这里多说一句。四库馆的行政层级排前二的应该是正、副总裁，总纂修只排第三。只不过前两个是由郡王、大学士等兼任的，只是挂名而已，所以四库馆里真正管事的，还真就是这个排老三的总纂修。

刘统勋推荐当时仅仅是个七品编修的纪晓岚来担任这个职位，争议还是挺大的——步子迈得太大了。可乾隆听完立刻就答应了。至于乾隆为什么答应，原因可能有二：第一，纪晓岚的能力确实够用，这是最重要的；第二，纪晓岚四持文柄，在汉族读书人中很有名望，让他来主持，未来去找汉人收书时的阻力就会小很多。

于是，纪晓岚走马上任，从一个翰林院底层的七品编修摇身一变，成了当时国家“天字号”文化工程的总负责人。

而我们也能想象，年过半百、对人生几乎绝望的纪晓岚在接到这项任命时会有多么激动。他当场就写了谢恩折子：

小臣知遇之隆，于斯为极。恩荣逾分，感激难名。[纪昀：《纪文达公遗集（上册）》卷四，清嘉庆十七年刻本，第1页b。]

臣知道，臣配不上皇上您给的这份恩典，臣一定会好好干，不辜负您的知遇之恩。

有时候，一个人越是觉得自己配不上什么东西，往往就会越努力地去证明自己。据其门人所述，纪晓岚主持修纂《四库全书》的状态是：

四库全书开馆，吾师即奉命总纂，自始至终，无一息之间。[陆以恬：《冷庐杂识》卷一，《四库全书表文》，中华书局，1984，第53页。]

纪晓岚每天都在忙活，从来不敢歇着。连乾隆的儿子，后来的嘉庆皇帝都感慨说：

四库之储，编摩出（纪晓岚）一人之手。[颙琰：《御赐碑文》，见贺治起、吴庆荣：《纪晓岚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第93页。]

从50岁到64岁，整整14年的时间，垂垂老矣的纪晓岚每天都泡在四库馆里，组织着当时国内顶尖的300多个文人，整日都在收书、校对、考证，最后再分门别类，汇总成册。

如此辛劳的14年熬过来之后，纪晓岚是成就与愧疚并存的。

成就在于，纪晓岚的确主持挽救了大量中国古代的孤本、善本，保护了不少书籍；他个人也编了一部中国古代史上最全、最大、最牛的目录书——《四库全书总目》。毫无疑问，这些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但与此同时，纪晓岚也很愧疚。因为在他修书的这14年里，乾隆先后兴起了48起文字狱，比康熙、雍正两朝70多年的总和还要多。而更让人痛心的在于，就在同一时间，乾隆还下令焚毁了大量不利于维护清朝统治的相关书籍：

如应禁各书，该省尚有存留之本，即行解京销毁，务宜实力查办，俾搜查净尽，毋得久而生懈。[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14册），转引自宁侠：《四库禁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第159页。]

最终，光是目前有据可查的，就有两三千种书籍被乾隆焚毁了，而实际上，整套《四库全书》一共也只收录了3460余种书。毁掉的书，都快和收集的书一样多了。甚至，哪怕是收集起来的书，也存在着大量的删改，既要删掉对满洲不利的内容，又要编造为数不少的对满洲的赞美。

这一系列的毁书、删书、改书，纪晓岚作为四库馆的总纂修，他一定是参与了的，对于乾隆的要求，他大概率不是默许，而是主动提供帮助。而面对纪晓岚的良好态度和配合意愿，乾隆对他也是屡加封赏。十几年时间，纪晓岚从一个七品的编修跃升到了从一品的礼部尚书，纪晓岚几乎是当时清廷声势最高的汉族文臣。

可纪晓岚也知道自己如今拥有的这一切到底是拿什么换来的。所以，他晚年时经常感慨一句话：

余今老矣，叨列六卿，久无建白，平生恒内愧。[纪昀：《纪文达公遗集（上册）》卷九，嘉庆十七年刻本，第58页b。]

我年纪大了，如今虽有高官厚禄，但我知道，我这个人其实没什么成就，我一辈子活到最后，心里有的也只剩愧疚了。

纪晓岚为了自身也好，为了家庭也罢，在很多事上，他没敢和皇权有对抗和冲突。但不管怎样，我们都至少得承认一点，纪晓岚直到晚年都是个心存百姓的好官。

乾隆五十七年（1792），直隶闹了灾，灾民来京城讨吃食，顺天府不愿意管。纪晓岚都已经69岁了，还在努力上奏，想向乾隆申请开粥厂。申请到了还不够，纪晓岚一把年纪了，三天两头去检查城里各个粥厂的粮食够不够，生怕灾民饿着，最后整整盯了大概10个月，直到灾情平稳过渡，纪晓岚才算忙活完。这对一个老人而言，实属不易。

甚至，嘉庆八年（1803）时，这会儿乾隆都已经驾崩好几年了，而年满80岁的纪晓岚，无论是身份、地位、声望，都已经达到了至高的水准时，他却上了一道十分离奇的奏折——《请敕下大学士九卿科道详议旌表例案折子》。直接让整个官场，就一个问题，进行表态。

事情的背景是，在清朝封建礼教的规定下，一直有一个原则，就是一个女子的清白比她的性命更重要。假如有一个女性被强奸了，那么她只有以死明志才能获得朝廷的嘉奖。一旦她选择苟活下来，她就要一辈子被人指指点点。

而纪晓岚上的这道折子其核心观点就是：

此其势之不敌，非其节之不固，……如悯其同一强奸是杀，而此独所遭之不幸，与未被奸污者略示区别，量予旌表。[贺治起、吴庆荣：《纪晓岚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78页。]

一个女性被强奸了，是因为她反抗不过，而不是因为她不想反抗。失去清白，已经是她莫大的不幸了，我们这些自诩有道德的评判者，要做的不应该是羞辱被奸污的女性，而应该是保护她们。只要她们最初在面临不幸时，有为自己的清白抗争的勇气与行为，她们就应该得到朝廷的嘉奖，好让她们能有尊严地活下去。

在男尊女卑的古代社会，能这样为女性发声的官员是不多的。而且，纪晓岚本人当时的身份可说是封建礼教的最高代言人，可在他的80岁，眼看就要入土的年纪，他上了这么一道奏折，逼着众多高官表态，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最后经过官员们的讨论，嘉庆帝最终表示，同意纪晓岚的建议，并昭示全国各省督抚，在今后的案件中要予以执行。

纪晓岚的这道奏折，放在封建社会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他以封建思想最高代言人的身份，去告诉那些遭到伤害的女性，她们命运的不幸，源于坏人作的恶，而不是她们自己的错。若日后再有什么风言风语，说被侵害后活下来伤风败俗，也别怀疑自己，还有谁能比他纪晓岚还懂什么是风，什么是俗？

在上这道奏折的两年后，纪晓岚寿终正寝，享年82岁。在他的丧礼上，不仅有众多文人前来吊孝纪念，连嘉庆皇帝本人也亲自为纪晓岚撰写了碑文，并赐谥号“文达”。嘉庆评价纪晓岚：

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颙琰：《御赐碑文》，见贺治起、吴庆荣：《纪晓岚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第186页。]

朝鲜方面对纪晓岚的评价也很高：

文艺超伦，清白节俭。[纪昀：《纪晓岚文集（第三册）》，孙致中等点校，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第443页。]

在这一片称赞声中，没有人会想到，纪晓岚在生前早就给自己写好了一副挽联：

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一，《槐西杂志一》，韩希明译注，中华书局，2014，第790页。]

这官啊，我早就不想当了，如今寿终正寝，也总算是一了百了。既哀叹，又无奈。

至此，纪晓岚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

但这似乎和我们印象中的纪晓岚完全不一样，纪晓岚的好色，纪晓岚和乾隆、和坤的斗嘴，等等，都哪里去了？这些一方面多为野史，另一方面，也的确和纪晓岚人生的主脉络关系不大。比起一个人的逸事八卦，他这一生的命运起伏与挣扎，才是更为重要的。

再多说一句，历史上的纪晓岚与和珅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二人属于那种既不依附也不对抗、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而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那些笑谈，就让它们都留在影视剧之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