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陷潼关后，安禄山没有想到李隆基会跑得这么快，出于谨慎，他还传令刚刚击败哥舒翰的崔乾祐止兵潼关，这样拖了十天，六月十九日才派遣爱将孙孝哲带兵进入长安。

孙孝哲在叛军中以“果于杀戮”闻名，一入长安就大开杀戒。安史之乱爆发后，李隆基杀掉安禄山质于长安的长子安庆宗泄愤。为了给儿子报仇，安禄山指使孙孝哲血洗李唐宗室。孙孝哲专挑李隆基的近亲下手，在崇仁坊集体屠杀了王妃、驸马、郡主、皇孙不计其数，其中还有李隆基的妹妹霍国长公主。杨国忠的二儿子杨昢是李隆基的驸马，时任主管外事接待的鸿胪卿，很可能也死在了屠戮中。孙孝哲还在城中搜捕、杀戮杨国忠和高力士的亲信、安禄山的宿敌八十三人。对那些追随李隆基流亡的大臣，更是干脆“诛灭其宗”，连襁褓中的婴儿都不放过。最残忍的是，孙孝哲在杀戮时采用了“刳其心”和“铁棓揭其脑盖”这两种方式。在大清洗的这段时间里，长安城提前体会了韦庄在《秦妇吟》中用来描写黄巢之乱的名句——“天街踏尽公卿骨”。

安禄山除了要命，还要钱。叛军入城前，长安各大府库和权贵大宅已经被乱民趁乱抢劫过一波，甚至还有人骑驴恣意闯入皇宫大殿，连李隆基特别保护下来的左藏库也差点被付之一炬。安禄山对此极为不满，视作自己的钱被抢了，便下令孙孝哲以搜寻被盗财物为名，派兵大肆搜捕长安城三天，抢掠民间钱物无数。长安骚乱，再遇大劫。

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发现了文物一千多件，分别埋藏在两个大陶瓮和一个银罐之中。在长安城旧址发现这么集中、丰富的唐代金银器宝藏，还是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次。有一种与安史之乱有关的说法是，何家村遗宝正是埋藏于安史之乱时。当时，李隆基出逃后，邠王府上下也仓猝外逃，走之前将不及携带的宝物埋于地下，一千多年后才重见天日。

安禄山对长安并无特别兴趣，他定都洛阳后就几乎再也没有挪过窝。他下令在长安缉捕百官、宦官和宫女等人，每获数百人，就让军队押送至洛阳。

除了血洗长安，安禄山建在洛阳的大燕朝廷，倒是对“识时务”的唐朝旧臣敞开怀抱欢迎，“自余朝士皆授以官”。留守长安的京兆尹崔光远和掌管宫闱钥匙的边令诚，等李隆基刚一出京就各自派人联络安禄山，开门纳贼，崔光远更是被安禄山看中，以原职留任。

投降安禄山的还有前宰相张说的两个儿子——张均和张垍，他们都是李隆基的亲信，张垍还是皇帝女婿。李隆基逃亡时没来得及捎上他们，高力士还预测这俩兄弟一定是最先追上御驾的大臣，但后来才知道，张均、张垍兄弟起初和刑部侍郎房琯约好一起追赶流亡朝廷，但中途变卦，滞留长安。张均和张垍都得到了安禄山的重用，其中张垍更是摘取了他梦寐以求的宰相之位。如果不是杨国忠从中作梗，张垍在天宝朝差点儿当上宰相，这个心结最终变成了叛唐之心。

曾在天宝朝入相七年的陈希烈也当上了安禄山的宰相。陈左相两年前（天宝十三载，754）的去职是情非得已，同样是受到了杨国忠的倾轧，罢相后怏怏不乐。现在重回相位，尽管是从大唐改换门庭到了大燕，但宰相就是宰相，陈希烈欣然就任。

仅用贪生怕死来定义陈希烈和张垍，很可能是小觑了他们，也过度简化了人性。他们转投安禄山，很可能也是寄托了自己的仕途野心。他们不仅怨恨李隆基和杨国忠，更想在安禄山这里重启他们失意的宦途。当然，他们也认为大燕朝才代表了未来。

早于陈希烈和张垍几个月，达奚珣就当上了安禄山的宰相。洛阳失守时，时任河南尹的达奚珣就被迫投降了安禄山，安禄山称帝时，达奚珣就成了大燕朝的第一任宰相。安禄山甚至拿出了点儿不念旧恶的胸怀——达奚珣曾在安史之乱前夜揭穿过他的起兵布局。

这三位失节宰相加起来，可能都没王维的陷伪更有争议。

五十六岁的王维在长安被俘时，只是一个中层官员吏部给事中而已。可能是为了避免就任伪职，王维曾“服药取痢”，假装自己失声不能言。但王维委实是诗名过盛，隐隐有盛唐“诗坛第一人”的气象，安禄山专门派人将他接到洛阳，拘于普施寺，不知道是用了什么强力手段，总之还是逼迫王维落水做了大燕朝的官，继续做给事中。

安禄山酷爱歌舞，自己也是胡旋舞的高手。他将数百名长安乐工，以及乐器、舞衣，连同舞马、犀、象都运到了洛阳。在安禄山于凝碧池举行的一次大型酒宴上，当旧日唐宫音乐响起，梨园旧人唏嘘不已，相对泣下。有一名叫雷海青的乐工悲不自胜，摔碎乐器拒演，西向长安方向恸哭不已，以示不忘旧主。安禄山怒不可遏，令军士将雷海青绑在宫殿柱子上，肢解示众，闻者莫不伤痛。

拘禁中的王维也听说了这件事，有可能是好友裴迪探监时转述的。王维在悲愤中表明了心迹：

仅过了一年多，当唐军光复洛阳后，王维作为陷伪“贰臣”，本要遭到远贬的重惩，但《凝碧池》中的故国之思却成为王维的减罪证据，让他逃过了此劫。不过，也有人怀疑，《凝碧池》一诗是王维和裴迪事后伪造出来的，为的就是过失节这一关。[参见［美］宇文所安《盛唐诗》，贾晋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3月第一版，41页。]

除了《凝碧池》以外，王维这次可以涉险过关，更靠的是弟弟王缙“削己刑部侍郎以赎兄罪”，王缙曾出现在王维那首著名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一诗中。当然，像王维这类位阶不高的文臣，在战乱中不过是随世浮沉，对安史政权也没什么“贡献”，与陈希烈和张垍这样的宰相级降臣又岂是一回事？[参见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第一版，60页。]

王维被拘时，杜甫很可能也成了叛军的俘虏。潼关失守后，杜甫先是将家人安顿在鄜州（今陕西省延安市富县），然后只身去寻觅李亨的流亡朝廷，不料途中意外遭遇叛军，被俘押往长安。杜甫不仅官阶很低，而且此时的诗名远不能和王维相比，因此并不被叛军所重视，没有被押往洛阳，而是作为普通俘虏留在了长安，看管也说不上严格，可能算是半拘禁状态。[参见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曾祥波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5月第一版，127页。]

杜甫在此期间拘于长安的证据之一是，他在长安写过一首思亲之诗：

在长安，杜甫还碰见了一名刀口余生的李唐宗室，这个年轻贵胄在叛军的追捕中东躲西藏了一百余天。当然，这也不排除是杜甫在《哀王孙》一诗中的艺术虚构：“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