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戛然而止于安禄山起兵那天：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初九。

但对于长安这座城市和生长于斯的上百万居民而言，盛世完结于天宝十五载六月十三日，他们的皇帝在这一天弃城而去。

长安在古代世界的最后华彩，也定格在这一天。这是汉高祖的长安，汉文帝的长安，隋文帝的长安，唐太宗的长安；文景之治的长安，开皇之治的长安，贞观之治的长安，以及，开元盛世的长安。

从弃长安这一天起，长安再也回不到世界之都的地位，也再不是任何一个盛世的主角。

在天宝十五载六月十三日之前，长安是什么？

长安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是唐帝国的都城，因为唐帝国是世界帝国，又成为世界之都；但长安又是一个时间概念，长安就是盛世，盛世就是长安，中国帝制时代的三大盛世有两个植根于长安。

盛唐的名字就叫长安。

盛唐的长安城，肇始于隋文帝时代。杨坚决定定都长安后，发现汉长安城屡经丧乱，残破日久，便“自汉长安故城东南移二十里置新都”，这里“川原秀丽，卉物滋阜”。杨坚令太子左庶子宇文恺主持营建，将新都命名为“大兴城”，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初具规模。

到了盛唐时代，这座已易名回“长安”的都城，已经是当时世界规模最大的一座城市，可能还创下了人类古代社会的城市规模之最。唐长安城占地约84平方公里，不仅超过了汉长安（36平方公里）、北魏洛阳（54平方公里）、明清北京（62平方公里），更是远远超越了古代西方大都会罗马（20平方公里）、君士坦丁堡（14平方公里）。[参见王南《梦回唐朝》，新星出版社，2018年9月第一版，5页。]

长安人口则更有争议性一些，按照最通行的说法是百万人口，严耕望先生估计长安人口总数一百七十万至一百八十万，考虑到中古时代的城市容纳力，五十万到六十万的说法也自成逻辑[参见严耕望《唐长安人口数量之估测》，《第二届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5年版。]。无论长安有无百万人口，“长安城的非生产性人口非常多，是一座头大身子小、基础很不稳定的城市”[参见［日］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石晓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248页。]。这可能是一个更为重要的背景，其无法自足的城市特性，决定了孤立意义上的保卫长安从来就是凌虚蹈空，也暗示着即使在盛世，长安的脆弱性也是与生俱来的。

长安城由北及南，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组成。宫城居于长安城中央的最北部，最早的太极宫称作“西内”，李世民在城外东北隅修建的大明宫被称作“东内”。李隆基即位后，又将自己位于东市东北角的藩王潜邸扩建为兴庆宫，紧贴东面的外郭城城墙，自开元十六年（728）正月起正式成为玄宗时代的大唐政治中心，号称“南内”。兴庆宫最有名的建筑是开元年间修建的花萼相辉楼与勤政务本楼，特别是花萼相辉楼，号称“天下第一名楼”。

在玄宗时代之前，唐代的东宫是一个真实的物理存在，位于太极宫的东部但又独立于太极宫，是皇太子政治特权的象征。但李隆基即位后改变旧制，令太子不居东宫，天宝年间的李亨居所实际上并非符合原来规格的独立建筑群，而是居于“乘舆所幸之别院”，也就是兴庆宫的一角[参见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30页。]。太子的“去东宫化”，实质上就表明李亨在天宝朝逼仄局促的生存状态，而东宫的崛起与突围，则成为安史之乱后大唐政局丕变的一大主题。

长安城最大的特点就是所谓的“里坊制”。整座城市被纵横交错的街道划分为一百多个长方形的街区，称作“里坊”，被白居易形容为“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城中最重要的一条道路是南北向的中央大街——朱雀大街，据说宽达一百五十五米，纵贯全城，当时也称天街，是全城的中轴线。

整个长安城共计一百零八坊：东西十二横街、南北九纵街将全城划分为一百三十个网格，宫城和皇城占据了中央北端的十六格，商业中心东市和西市各占了两格，那么只剩下了一百一十格，这就是初唐的一百一十个里坊。李隆基即位后，在开元年间用兴庆坊等两坊之地建兴庆宫，故长安在盛唐时代共剩余一百零八坊。长安一百零八坊，“实际犹如大城内的一百零八座小城”，官员贵戚宅邸、普通居民住宅、各宗教寺观、官府衙署、酒肆旅店，都分布在里坊之中，里坊就是长安的精华所在。[参见王南《梦回唐朝》，新星出版社，2018年9月第一版，15—16页。]

长安的里坊被两三米高的夯土墙所环绕，数十万居民被固定在坊内封闭的空间里，并被禁止破坏坊墙。长安对坊的管理统一以鼓声为准，坊门定时开启和关闭，由保管钥匙的坊正负责。对此，李贺在诗中有传神的表达，“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早上五更二点自宫内“晓鼓”声起，坊门开启，鼓要敲到天亮为止；每晚鼓声敲响，坊门关闭，不许出入。全城实行严格的宵禁制度，大街上有金吾卫巡逻，坊门关闭后还在街上游荡的人被称作“犯夜者”，要受到“笞二十”的惩罚，即便是官员也不例外，更曾有宦官酒醉犯夜被当场杖毙。因此，长安每晚敲鼓后即空空荡荡，出现了“六街鼓绝尘埃息”的景象。[参见齐东方《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收于《唐研究》第九卷，77页。]

盛唐时代的很多历史场景，都多少和这一百零八坊有些关系。李林甫住在紧邻皇城东南角的平康坊，这可能是长安最繁华的一个坊，昼夜喧呼，灯火不绝。这里还是长安烟花极盛之地，李白等盛唐诗人和科举士子流连于花街，与歌妓同销万古愁。

杨国忠住在北邻平康坊的宣阳坊，号称“栋宇之盛，两都莫比”。杨国忠宅紧挨着虢国夫人的宅子，两人昼夜往来，同进同出，道路为之掩目。每次随驾华清宫，杨家人总是先在杨国忠宅会合，出行时，杨氏五家人各穿一种颜色的衣服以相互区别，五家合队，灿若云锦。除了杨家，宣阳坊还住着曾有“军神”之誉的高仙芝，他在天宝十载（751）的怛罗斯之败后，黯然返回长安，安史之乱初期为李隆基再度起用，却被冤杀于潼关前线。

安禄山是杨国忠的邻居，他的宅子位于北接宣阳坊的亲仁坊。天宝十载，李隆基为笼络安禄山，出御库钱给他在亲仁坊修了一座新宅，敕令“但穷壮丽，不限财力”，建成后号称“穷极华丽”“宛如天造”。宅子里的器物据说比宫廷御用品还要奢华，李隆基专门嘱咐办事的太监要出手大方：“胡人花钱的眼界高，别让安禄山笑话朕小气。”亲仁坊还曾是唐睿宗李旦的潜邸所在地，但最巧的是，安史之乱平定后，平叛最大功臣郭子仪的宅子也建在亲仁坊，大到“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这似乎构成了安禄山与郭子仪一去一来的历史隐喻。

西军名将哥舒翰住在长安城东南门延兴门内的新昌坊。安史之乱爆发后，在新昌坊养病的哥舒翰被李隆基紧急召见，走上了守潼关的不归路。在新昌坊和西南边的升平坊一带，有一片隆起的高地就是乐游原，这里是长安城内的制高点，为登高览胜最佳地。李商隐曾有诗“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诗中“古原”即乐游原；李白也曾有诗“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

慈恩寺建在东南偏南的晋昌坊中，天宝十一载（752）秋，杜甫、岑参、高适、储光羲与薛据五位诗人同登慈恩寺塔，也就是今天的大雁塔，一人作一首登临诗——这可能是盛唐诗坛最瑰丽的群英会，也是天下鼎沸前的最后一次诗坛盛事。

盛唐的官绅勋戚除了在长安城内占有豪华的宅院以外，不少人还在城外近郊的风景秀丽处建有别墅，“别墅最集中的地方是城南沿樊川一线，其次在城东灞、浐两河附近以及蓝田附近的辋川也比较集中”[参见辛德勇《旧史舆地文录》，中华书局，2013年4月第一版，741页。]。樊川最著名之地是号称樊川八大寺之首的兴教寺，玄奘大师舍利塔栖灵于此；辋川绝佳处是作为中国文人精神圣地之一的王维别居，王维与至友裴迪在辋川山谷中写下了《辋川集》二十首。

没有人的别居比李隆基的更华丽。长安城以东约六十里处，是倚骊山、面渭水而建的华清宫（原名温泉宫）。从开元初年到天宝十四载（755），李隆基几乎每年十月都要到华清宫游幸，岁尽始还长安兴庆宫，王建有诗云“十月一日天子来，青绳御路无尘埃”（《温泉宫行》）。据说李隆基在位四十四年，行幸华清宫四十次左右。

李隆基与杨玉环定情于华清宫，正是在李杨恋的照映下，华清宫在天宝年间愈加成为大唐的第二政治中心，说是盛唐“冬宫”也不为过。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十五日，李隆基正是在华清宫的温泉水中听闻了安禄山起兵的鼙鼓声。

长安的盛世，终结于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十三日，李隆基的出长安日。

但若往前追溯，可能要一直回溯至开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那个叫张九龄的岭南人被罢相时。

这是一个经典的丘吉尔式情境：“这不是一个结束，这甚至不是一个结束的开始，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开始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