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甫很可能早已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终局。

李林甫之子李岫一直担心父亲会为权势所反噬。一次随父游园时看到一个苦力拉着大车走过，趁机跪倒在地，哭着对父亲道：“父亲久居相位，怨仇满天下，一旦大祸临头，恐怕想跟这个苦力一样都不可得。”李林甫默然良久，喟叹道：“已经是这样了，能怎么办呢？”

很大程度上，李林甫叹息的就是自己已被绑上了与太子为敌的不归路，唏嘘的也是自己为了保住权位所做的各种挣扎。

李林甫的确得罪了太多人，形成了一种无法自拔的恶性循环：他越忧虑自己位置不稳，就越致力于铲除各路潜在的威胁者，而动手越频越狠，就更会在官僚阶层中滋生仇恨与动员反对者。仇恨的圈套之所以无法解脱，就在于它把一个人和他的敌人拴得太紧了。

为了打击潜在的政敌，李林甫做了一件为后世诟病不已的事情：重用蕃将。李林甫深知李隆基热衷在边将节度使中选拔宰相，担心文官背景的边将威胁自己的政治地位，便极力怂恿李隆基摒弃文官出任节度使，重用“寒族蕃将”，理由是“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李林甫看重的是蕃将“不识文字，无入相由”，不像汉族官员可以自如地在“出将入相”中双向切换，毕竟，文武不分途径本就是关陇集团创立时的重要特征之一。

尽管李林甫这一举措客观上也为高句丽人高仙芝和突骑施人哥舒翰等名将提供了崛起路径，但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安禄山才是那个更应该感谢李林甫的人。天宝九载（750），安禄山被封为东平郡王，“唐将帅封王自此始”。

安禄山确因李林甫的私心一瞬而崛起，然则，李林甫可能也是大唐唯一有足够威势遏抑安禄山野心之人。据说安禄山每每拜见李林甫，他还未及说出的小心思总能被李林甫预先言中，他也因此将李林甫奉若神明，但有见面，即使是数九寒天也紧张得汗流浃背。

李林甫在高层频掀政治风暴也就罢了，他甚至压制到了普通士子之上，大有将任何对手消灭于萌芽状态的意思。当然，这从“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角度来理解也说得通。天宝六载，李隆基下诏在民间广求贤才，只要有一技之长，就可以面见皇帝，直达天听。李林甫担心这些民间士子批评朝政，就要求让各级官府层层把关，选出“合格”的人再让李隆基接见，以免“污浊圣听”。最终，被送到长安的士子被考以诗、赋、论，结果无一人及第，李林甫便堂而皇之地向李隆基道贺，说这可是“野无遗贤”的盛事，全天下的人才都聚集于朝廷效忠陛下，可喜可贺。

杜甫也是“野无遗贤”事件的落榜者。这一闹剧给杜甫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从一开始就定义了他在长安愤懑低沉的潦倒十年。此后他无论如何挣扎，如何屈意卖力地献诗权贵，都无从扭转失意的仕途。很多年后，杜甫仍然耿耿于怀：

终究意难平。

杜甫的怀才不遇感，李白、高适、王昌龄……大多数盛唐诗人都感同身受过，似乎只有终生不仕、“风流天下闻”的孟浩然在中年以后成功跳脱。

李林甫的嫉贤妒能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资治通鉴》说：“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但李林甫没有预料到的是，他真正的掘墓人就藏在自己身边。

在李林甫打击政敌的行动中，特别是针对太子的“天宝三大案”，有一个叫杨钊的狠人一次不落。

杨钊此时并未更名为杨国忠，还只是一个中级官僚。李林甫为何赏识、拔擢杨钊，其原因可能有三个：杨钊是杨贵妃的远房堂哥，和宫廷有密切联系，但两人的关系其实挺疏离，也找不到什么证据表明杨贵妃对杨钊的仕途有显性帮助；第二，杨钊这个人在底层混过，又是个赌徒，敢说敢干，心狠手辣，不怵东宫，很适合干打手；第三，李林甫其实看不上杨钊，觉得这个人粗鄙无文，没有大本事，更别提能对自己构成什么威胁，李林甫最忌惮的人，要么是张九龄这样的文坛领袖，要么是李适之这样的宗室英才，要么是皇甫惟明和王忠嗣这样的边帅，而像杨钊这种玩阴谋诡计的人，不过是关公面前耍大刀罢了。[参见蒙曼《唐明皇》，新星出版社，2016年10月第一版，354—355页。]

但李林甫显然低估了杨钊的政治能量。天宝九载十月，李隆基一下子给了杨钊两项大恩宠：一是给杨钊的舅舅张易之兄弟平反，为则天皇帝的这两位面首恢复名誉，也等于洗白了他的家世；二是亲自给杨钊赐名“国忠”——还有什么比皇帝亲自认证为忠臣更能显示荣宠？

此刻，这个改名杨国忠的外戚已是帝国政坛的第三号人物，仅次于右相李林甫和御史大夫王 ，权势甚至高于左相陈希烈。考虑到王 介于李林甫的心腹与盟友之间，杨国忠此时可以说是唐帝国唯一有资格与李林甫分庭抗礼之人。

而杨国忠只是在伺机而动。

杨国忠只等了两年。天宝十一载（752）四月，王 一头撞进了一桩谋反案中。说起来王 多少有些冤枉，他的弟弟王銲结交了一个自命有王者之相的妄人，这人自不量力地想发动政变。政变自然毫无悬念地失败了，却将王 兄弟牵连了进来。尽管杨国忠声称王 是政变的知情人，但一开始李隆基也没太当回事，因为这个所谓的政变实在是太儿戏了，再加上李林甫的力保，李隆基完全不相信自己宠爱的王 会参与密谋，但他希望王 主动将弟弟交出来认罪，作个大义灭亲的姿态好平息物议。但谁知王兄弟情深，竟流着泪拒绝了皇帝的保全之意，引发了李隆基的震怒。

李隆基登时指派杨国忠和陈希烈审讯王 兄弟，牵扯出了更多的不可言说之事，兄弟二人被指控为“内怀奸诈，包藏不测”。结果是，李隆基勒令王 自尽，王銲杖毙，诸子皆诛。据说长安有个僧人曾预言“王 一家尽成白骨”，竟一语成谶。

王 败亡，杨国忠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凡王 所绾使务，悉归国忠”，而失去了一个强力政治盟友的李林甫则元气大伤，颓势已成，步入了政治下行线。

杨国忠并没有打算见好就收，欲一举扳倒李林甫取而代之。杨国忠将王 逆案与同期发生的蕃将阿布思叛唐事件罗织整合，指控李林甫与这两大恶性政治事件关系万千重，还拉来陈希烈和哥舒翰做证人。李隆基虽然将信将疑，但对李林甫的信任大不如前。

李林甫小觑了杨国忠，而杨国忠也低估了李林甫。李林甫看似败局已定之时，却出人意料地启动了绝地反击。

天宝十一载十月，南诏寇边，剑南告急。李林甫趁机奏请李隆基，力荐杨国忠亲赴一线坐镇，借机将他排挤出中枢。杨国忠岂能不知这是李林甫的阴谋，但战事吃紧，身兼剑南节度使的他实在无从推辞。杨国忠临行前对着李隆基泣不成声：“臣这一走，必为李林甫所害。”连平日极少为杨国忠说话的杨贵妃也站出来求情，李隆基当场允诺杨国忠：“你暂且先到剑南处理军务，朕很快就会召你回朝，届时便是你入相之时。”

可以说，李隆基这一处理方案还是很高明的，既优先考量了前线战事，也给李林甫留了足够的面子，又以入相之诺极大安抚了远行的杨国忠，可谓一举三得。毕竟，李隆基只是想渐进地用杨国忠换掉李林甫，但至少在此刻他对李林甫还是念及旧情的，希望好聚好散。

眼见自己寄予厚望的最后一搏落空，李林甫深悉大势已去，气结于胸，很快就病倒了。不久后，李林甫抱病随驾华清宫，病情急转直下。有巫师说，只要能面见皇帝，李林甫的病情就可以好转。巫师说的可能颇有些道理，李林甫病由心生，忧惧不已的是君心难测、圣宠不再。

李隆基起初已打算亲自探病，却被左右侍臣劝止，原因大概是会导致某种不吉利现象。李隆基的折中方案是，令李林甫的家人将他抬到庭院中，面朝华清宫，自己则登上华清宫的制高点降圣阁，朝着李林甫的方向挥舞一条红手帕，见红手帕就等于看到了李隆基。但李林甫此时已病得卧床不起，又或许绝望于侍奉了半辈子的皇帝薄情到吝于一面，总之只能让家人代拜谢恩。

李林甫在政治上已先于肉体死亡。其实李林甫病情甫一恶化，李隆基已派人快马召还赴蜀途中的杨国忠，就在挥舞红手帕的次日，杨国忠赶到华清宫见李林甫最后一面，谦恭地拜于病榻前。

李林甫将后事托付给杨国忠，欲以乞怜为家族求得脱祸，老泪纵横地说：“林甫死矣，公必为相，以后事累公！”杨国忠听后“汗流覆面”，连称不敢。垂死时刻，李林甫仍然让杨国忠忌惮不已。

几天后，也就是天宝十一载十一月二十四日，李林甫病逝，终年七十岁，长达十六年的李林甫时代至死方休。李林甫足以自辩的是，他死于盛世之巅，当时谁能料及大乱将至，而所谓“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也不过是后见之明。

关于李林甫之死，唐人笔记中丛生着各种咎征。《明皇杂录》说李林甫家中出现了两条由老鼠变成的大黑狗，“雄目张牙，仰视林甫”；《开天传信记》中说李林甫在家中看见了一个毛人，“遍体被毛，毛如猪立，锯牙钩爪三尺余”。极其相似的两个结局是，李林甫看到怪物之后不到一个月就死了。这两个传说自然于史无征，但从中可以看到的真实时代氛围是，李林甫在中唐以降的政治形象已极为不堪，被视作与怪物为伍的政治动物。

李林甫或许也知道人世间还有一种东西叫超脱，他在贺知章致仕时赋诗送别，似有所悟：

但贺监的旷达不羁和清谈风流，李林甫终究一点儿都没学会。右相死前还想最后伸手抓住那一去不返的圣宠和权力，不知道闭眼那一刻他是否感到陡然轻松。

李林甫死后仅五天，杨国忠就被任命为右相，是为杨国忠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