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一载（752）的一个秋日，杜甫与岑参、高适、储光羲、薛据等五人在长安同登慈恩寺塔，也就是今天的大雁塔，五人相继赋诗。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盛事，其光彩夺目可能仅次于李杜相遇。杜甫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一开始就说，“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这被后世解读为“乱源已兆，忧患填胸”。杜甫除了高塔远景以外，还看到了“尘昏满目”，痛感时局飘摇、天下将乱，盛世转瞬即逝。[参见莫砺锋《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81—85页。]

盛世将逝未逝之时，风暴将起未起之刻，是局中人最为焦虑的时刻，这不是唱衰，这是恐惧。当然，这并不妨碍帝国的大多数精英还在纵情声色，或麻木漠然，或及时行乐。

杜甫登高塔远望时，杨国忠也正登向唐帝国的权力之巅。天宝十一载十一月，杨国忠接任去世的李林甫为右相和中书令，大唐政治进入杨国忠时代。

杨国忠上台后，有人劝陕郡进士张彖去找门路投靠新相，说什么见了杨国忠，富贵立可图。张彖不屑地回答说：“君辈倚杨右相如泰山，吾以为冰山耳。”太阳一出，冰山立化，到那时候投靠的人就失掉靠山了。

杨国忠这座冰山只伫立了三年半时间，就崩裂于马嵬驿之变。

就盛世的终结，杨国忠和李林甫谁的责任更大，《资治通鉴》各打五十大板：李林甫“养成天下之乱”，杨国忠“终成其乱”。

这一评价固然一如既往地夸大了李林甫的罪责——即使是号称安史之乱“激发者”的杨国忠，偌大一个盛世，又岂是他以一人之力便可以毁掉的？

用美国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在《八月炮火》中的话说就是：旧世界的太阳正在西坠，虽日华灿灿，但已奄奄一息，行将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