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四载（755）十二月十九日，也就是洛阳失陷后第七天，高仙芝和封常清被杀第二天，李隆基在长安召见了哥舒翰。哥舒翰虽是河西和陇右双料节度使，但这一年二月在入京述职途中，洗澡时突发中风，昏倒很久才苏醒过来，之后半身不遂的他一直在长安休养。

李隆基想起用哥舒翰，让他接下平叛主帅的关键位子。哥舒翰对此百般推辞，他这样一个病废之人确已不适合带兵上阵，更何况高仙芝和封常清殷鉴在前，这是一个前有安禄山后有李隆基的高危职位。

但李隆基主意已定。

李隆基为何坚持要用哥舒翰？原因大概有三点。

第一，在高仙芝和封常清被杀之后，哥舒翰已成为大唐军界硕果仅存的宿将，他在大唐西北军中的威望甚至还要高于高仙芝和封常清，值此天下糜烂之刻，李隆基尤其需要同时借重哥舒翰的帅才和威望。这可是在民间都被作为大唐军神传颂的哥舒翰，“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第二，在李隆基看来，举国之中能有足够实力对抗安禄山东北军集团的，只有大唐西北军这一系了。西北军主力一向是哥舒翰麾下的河西和陇右两大藩镇，何况在更广义的西北军中，郭子仪和李光弼的朔方军还未一展峥嵘，似乎尚在河东方向自顾不暇，安西和北庭军不仅人数本来就相对少，且在万里之外，当下能作为机动军团驰援长安方向的也只有编制总兵力十五万人左右的河西和陇右两军了。既然河西和陇右两军是平叛主力，那不用他们的主帅哥舒翰又能用谁？

第三，哥舒翰和安禄山早已形同陌路，李隆基不用操心哥舒翰的战意，更不必担心哥舒翰与安禄山私相授受。李隆基当年曾想做和事佬，特意让高力士设宴款待两人，让他们以兄弟相称。安禄山在席间向哥舒翰示好说：“我父亲是胡人，母亲是突厥人，你父亲是突厥人，母亲是胡人，我们的血统如此相近，怎能不亲近友爱？”谁知道，哥舒翰不冷不热地掉了一句书袋：“古人说，野狐向着自己出生的洞窟嗥叫，是不祥的征兆，因为它已忘本。你既愿意与我亲近，我怎能不尽心呢？”态度暧昧倒也罢了，安禄山误以为哥舒翰用野狐讽刺自己是胡人，大骂说：“你这个突厥人竟敢如此说话。”哥舒翰正要起身回骂，高力士向他连使眼色，他这才作罢，装醉结束了酒局。调解失败，从此两人关系反而愈加判若水火。

李隆基之后就没再管这事，从根本上，东、西军两大主帅交恶固然是个麻烦，但从军权制衡而言，总好过沆瀣一气，李隆基也就听之任之了。

自杨国忠天宝十二载（753）位极人臣后，他和哥舒翰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安禄山，结成了政治盟友。为抗衡安禄山，杨国忠还通过政治运作将哥舒翰封为西平郡王。现在宿敌安禄山已兵临潼关城下，照理说，这本应是一次将相勠力同心、同仇敌忾的绝佳合作机会。

但是，大敌当前之际，这对盟友的关系却走向了决裂。

那么，从哥舒翰就任平叛主帅，到潼关被破的这半年时间里，杨、哥二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神秘的原因导致他们反目成仇？

一切或许可以从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十六日说起。这一天，李隆基再度下令亲征。

亲征不是什么新鲜事，以李隆基七十一岁的高龄，即使他是动真格的，亲征也更多是仪式性的，目的无非是激发唐军斗志。

但是，李隆基下亲征令时，还附加了一个很关键的信息：太子监国。无论是《旧唐书》《新唐书》还是《资治通鉴》，“太子监国”都赫然在目。

读者应该还记得，在李林甫时代，打压太子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政治主题，李林甫先是配合李隆基废掉了前太子李瑛，然后又一马当先地谋求倾覆太子李亨。李林甫打击太子特别是太子身边的势力，契合了李隆基防范储君的政治诉求，但李隆基并不想真正废掉李亨，李亨这才自李林甫的连环政治追杀中幸免。在倾轧李亨的过程中，杨国忠曾是李林甫的马前卒，这也间接促成了杨国忠的政治崛起，但也让他和李亨很早就成为政治对手——当然，储君与宰相的交恶，也一向是李隆基所乐见的。

经过了李林甫时代的腥风血雨，李亨在杨国忠时代的政治地位相对安全和稳固，至少没有什么大的政治运动发生。但是，李亨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他已经成为一个极其低调和边缘化的政治存在，除了给父皇提醒几句警惕安禄山造反之类的话，他对朝政的影响力已远远低于大唐东宫的历史权力均值。当然，这既是一种韬晦，也是因为茕茕孑立的李亨已经丧失了继续被打压的价值。

但如果被任命为监国，至少是给李亨谋求政治崛起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甚至可以这么说，安禄山的叛乱，给了李亨一次扩张并做实东宫权力的良机[参见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207页。]。很大程度上，这些本来就是太子理应享有的权力。

杨国忠知道可能让太子监国的消息后，大有如丧考妣之感，其震惊程度甚至远远高于知晓安禄山起兵时。安禄山起兵时，杨国忠甚至有些预言兑现的炫耀感，归根到底，杨国忠根本不认为安禄山有触动他的核心政治利益的能力，更别说是取他性命。

但李亨监国却真正让杨国忠处于六神无主中。他深知，当年替李林甫构织的那些东宫冤狱，桩桩致命，这已经决定了他与李亨未来几乎没有任何政治和解的空间。李亨或许代表了未来，但杨国忠要尽可能地迟滞未来。

芒刺在背的杨国忠深知，唯有对杨氏外戚集团总动员一条路，才可能扭转乾坤。杨国忠警告虢国夫人和韩国夫人：“太子厌恶我们家的专横久矣，如果监国一旦成真，我等死在旦夕。”杨国忠悲观地揣测，太子监国之后，李隆基可能还会直接将皇位“内禅”给李亨。

杨国忠之所以没有直接找杨贵妃，很可能是因为他和贵妃的关系平平，贵妃也不太喜欢卷入这些政治事务。不过，虢国夫人的政治能量并不在贵妃之下，她和杨国忠有私情，无论于家于私，都会鼎力相助。

虢国夫人和韩国夫人随即进宫，泣不成声地把“死在旦夕”这些话告诉杨贵妃。政治经验不多的杨贵妃被成功说动，或者说，是被“吓”动。按照《旧唐书》中的说法，贵妃找到李隆基“衔土请命”，也就是以死相逼，李隆基才被迫放弃太子监国的动议。至于两人互动的其他细节，李隆基为何会被杨贵妃劝阻成功，已成了历史之谜。

杨贵妃此次以死请命，是她十几年的宫廷生涯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次干政，可以说也是唯一一次卷入皇权和太子的权斗，是权欲寡淡的她一次打破常规之举。她固然暂时迟滞了李亨的权力之路，但很可能也彻底得罪了李亨，这也为七个月后她在马嵬坡之变中的缢死埋下了伏笔，或者说，埋下了祸端。

贵妃既然卷入了杨家的政治阴谋，哪怕是被迫，哪怕真的只有这么一次，那么她日后被权力斗争所反噬也就没有什么冤屈可言了。而太子将来无论是对杨家动手，还是对贵妃出手，也就更无所谓有什么伤及无辜的道德负累了。

那此时仍未出场的哥舒翰呢？按照唐史学者任士英的说法，太子监国一事的翻覆，只是安史之乱中杨国忠与太子斗争的第一回合。[参见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211页。]

第二回合就轮到哥舒翰出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