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监国被贵妃哭没了，但在李隆基的推动下，李亨的政治崛起已无法阻挡。

哥舒翰上任时，有一个重要头衔是“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有一种大胆推测是，“说明潼关守军已在名义上归属太子控制、统领了，这也说明皇太子借局势巨变获得了在政治上崛起的时机”，“李亨拥有对守关大军的控制权，不仅对整个潼关战局的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且太子与杨国忠之间权力斗争的格局也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杨国忠不再拥有碾轧式的优势。[参见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217—218页。]

按照以上的精彩逻辑推演下去，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李亨在马嵬驿之变中的暧昧角色，特别是兵变后自立称帝，都与李亨半年前染指了兵权，哪怕是名义上的兵权，是关系万千的。

问题是，如果哥舒翰不配合，李亨的兵权可能也只会停留在名义上。但是，哥舒翰选择了主动向太子靠拢。

哥舒翰之所以“敢”这么做，最主要的原因是李隆基的默许甚至推动。毕竟，有当年大唐军界头号人物王忠嗣的前车之鉴——他仅仅因为莫须有的“与李亨交好”，就遭到了李隆基无情的政治清算。李隆基应该清晰地判断出，此时对皇权威胁最大的是安禄山，而不是他从前最忌惮的东宫；时移势变，他给予太子更多的政治空间，不仅可能有“上阵父子兵”的考虑，其中还不无以放权来修补自身在安禄山造反当中严重受损的政治威望之考量，同时也不能忽视，私心之重如李隆基也有在危机中优先捍卫李唐天下的公心一面。

让太子掌权，或者说部分控制兵权，可以理解为李隆基制定的战时体制。

既然不用格外顾虑遭到皇帝的猜忌，哥舒翰主动向李亨靠拢就不难理解了，甚至是相对最佳的理性选择，顺应了李隆基最新的战时政治安排。就像本书多次强调的，太子代表了未来，即使是垂垂老矣的哥舒翰也是在乎未来的。

可以这么说，哥舒翰不是在皇帝与太子之间冒险选择了太子，他并不用进行这样高危的站队；哥舒翰只是在杨国忠与太子之间，高度理性地选择了太子。

如此就可以理解，哥舒翰和杨国忠这对政治盟友为何会遽然走向反目。他们虽然有共同的敌人安禄山，但杨国忠却将李亨崛起视作如临大敌、生死攸关，必倾全力地负隅顽抗；而作为李亨“兵权代理人”的哥舒翰，势必会成为杨国忠的重点打压对象，直至两败俱伤。

如果说前线战事千钧一发也就罢了，杨国忠和哥舒翰多少会因为大敌当前相忍为国，但问题是，自高仙芝和封常清被杀之后，安禄山出于称帝和河北不稳等多重因素，对潼关的战略压力减弱，一直处于无意西进的低压态势。

前线无战事，正是将相内斗白热化的最佳时间。

杨国忠开始将前盟友哥舒翰视作大敌，很可能始于安思顺被杀。之前提过，曾任朔方节度使的安思顺是安禄山无血缘关系的名义上的堂兄，但与安禄山长期不睦，还多次密报安禄山的反迹。李隆基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以策万全还是剥夺了他的兵权，让他回长安当户部尚书。

而哥舒翰不仅与安禄山不和，与安思顺也长期关系紧张，缘于同在西北军时和安思顺维持了为期数年的正副职状态。天宝十五载二三月间，哥舒翰让人伪造了一封安思顺写给安禄山的密信，李隆基阅后勃然大怒，未经深入调查就贸然杀掉了安思顺。

这自然是一件挟私报复的冤案，但问题是，杨国忠出于某种隐情很想救安思顺。他可能找过了他从前的盟友哥舒翰，可能也在李隆基那里为安思顺求了情，但最终还是没有救下安思顺。我们无从得知杨国忠为何要救安思顺，但同样重要的是，杨国忠很可能通过营救失败发现了两件事：第一，哥舒翰和他不是一条心，他已明确表达了想救安思顺，但哥舒翰还是不愿意高抬贵手，这表明哥舒翰正和他对着干，最低限度也是渐行渐远，哥舒翰已经抛弃了和自己的政治联盟，选择了站队太子；第二，他想救的人竟然救不了，自己的政治能量受到了全面上位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哥舒翰在李隆基那里的话语权正处于快速扩张中，其背后站着的李亨更是如此。

对此，《资治通鉴》很是言简意赅：“杨国忠不能救，由是始畏翰。”就是说，安思顺事件是哥舒翰和杨国忠盟友关系正式撕裂的标志。

在杨国忠看来，这一事件甚至可以理解为，哥舒翰正作为李亨的代理人向自己全面宣战，且通过冤杀安思顺宣示了自身强大的政治能量。

哥舒翰的部将甚至表现得比他本人更为激进，很有些太子亲军的自觉感。哥舒翰的骑兵统领王思礼密信给哥舒翰，请求他向李隆基请旨诛杀杨国忠，哥舒翰不答应；王思礼又请求用三十名骑兵将杨国忠劫持到潼关，再行杀之，哥舒翰说：“如果这样做，就是我哥舒翰谋反，和安禄山又有什么区别。”

唐人笔记《安禄山事迹》还记载了一种说法是，哥舒翰曾接到这样的进言：“既然安禄山起兵的口号是杀杨国忠，我们何不将计就计，留两万人在潼关，大军主力由您亲率回师长安，诛杀杨国忠？”

如果这一说法是真的，那么就无异于密谋兵谏了；如果哥舒翰听从了这一计谋，那么就几乎等同于马嵬驿之变提前了几个月上演，且涉及兵力更多、规模更大。由此也可以看出，以王思礼为首的军中少壮派，不仅敌视乱国的杨国忠，而且政治立场亲近太子，他们也在推动哥舒翰和杨国忠交恶。军中此种“亲太子”和“诛杨”的政治倾向，可能并不是哥舒翰一军所独有，至少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此时就有了诛杀杨国忠的意图，这些多少都会成为影响马嵬驿之变的变量。

杨国忠从密探那里得到了哥舒翰军中的这些异动和密谋，惊恐万状，特别是有人警告他说：“今朝廷重兵尽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于公岂不危哉！”

杨国忠立即觐见李隆基。他此时很可能并没有汇报哥舒翰诛杨之谋，他的说辞是：“兵法说‘安不忘危’，潼关大军虽盛，但缺乏殿后的后援军队，如果潼关战事失利，长安就危险了。我建议招募三千新兵，加紧训练以备不测。”之后，杨国忠又奏请再招募一万人屯兵长安以东的灞上，由心腹杜乾运统领。这两条，李隆基都允准了。

这是杨国忠的第一次反击。《资治通鉴》一针见血地指出，杨国忠募兵之举“名为御贼，实备翰也”。

截至此时，杨国忠的这些举动还远不是什么奸臣作祟的不可理喻，他只是想自保，通过抓兵权自保，更没有对唐军坚守潼关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侵害。

但是，哥舒翰的迅速反击却将两人的交恶升级至无法收拾的境地。哥舒翰上表请求将灞上的军队纳入潼关的统一指挥；六月初一，又以商讨军情为名，将杜乾运骗到潼关大营，不仅杀了杜乾运，还吞并了杨国忠这支军队。

可以说，哥舒翰此举彻底逾越了杨国忠的底线，将潜于水下的政治阴谋升级为兵戎相见。杨国忠一边对儿子哀叹“我将死无葬身之地”，一边酝酿第二次反击，更大强度的反击。而这次无底线的反击不仅将吞噬哥舒翰，还有杨国忠自己，甚至连李隆基都在劫难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