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忠也将视线投向了潼关。哥舒翰大军的威慑力让他寝食难安，不反击就等同于坐以待毙。

但哥舒翰并不易对付。他手握近二十万大军，身后站着崛起中的太子李亨，还拥有李隆基的信任，杨国忠只能伺机而动。

焦灼的窥伺中，杨国忠收到了一则情报：崔乾祐在陕郡，兵不满四千，皆羸弱无备。

这则情报打开了杨国忠的思路。站在杨国忠的角度，如果催促哥舒翰早日大举出关，就可以尽快击败崔乾祐，进而解除叛军对潼关的威胁，那么届时解除哥舒翰的兵权就名正言顺了——毕竟半身不遂的哥舒翰并不适合承担直捣范阳的远距离流动作战。退一步说，即使哥舒翰率军横行河朔，这支军队也丧失了对长安和杨国忠卧榻之侧的威胁，兵谏之类的隐忧更无从说起。

对于杨国忠而言，无论是以上哪种结果，都比让哥舒翰长期耗在潼关的风险更可控。

当然，这里预设的是理性版的杨国忠，看起来甚至显得有些良善。

还有些分析预设的是非理性版的杨国忠，比如这一条，“杨国忠是估计到敌我双方实力，知道出关必败，其所以……催促哥舒翰出征，恰恰是将别人推入死亡的深渊”[参见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版，498页。]。

杨国忠或许没有多少忠君爱国之心，某些行径甚至可以定义为邪恶，但他绝不会愚蠢到为了除掉哥舒翰而不惜同归于尽。说同归于尽或许过了，但杨国忠不可能装作不知道，潼关失守就意味着长安不保，而长安不保则会一次性打开帝国倾覆的潘多拉魔盒：安禄山的骑兵追杀，李隆基的皇权失位，大唐的江山易主……

别忘了，杨国忠一直看不上安禄山，自他知道范阳起兵的第一天起，就偏执地认为叛军不堪一击，安禄山不日授首。也正因为这样，他才把哥舒翰和太子视作头号大敌。

杨国忠出关决战的想法得到了李隆基的大力支持，更准确地说，这事本来就是李隆基一力推动的，只是“碰巧”符合了杨国忠隐秘的政治诉求，得到了杨国忠的积极襄助。

李隆基为何如此想让哥舒翰出关决战？原因也并不复杂，他朝思暮想的不仅是平叛，更是尽快反攻，哥舒翰赴潼关上任时带的任务就是“会攻洛阳”，郭子仪出兵河北时接到的旨意也是“进取东京”。

只有尽快平叛，才能挽救李隆基日渐流失的政治威望；只有尽快平叛，才能令开天盛世恒久远；也只有尽快平叛，李隆基才能将盛世之君的神圣人设安放在苍穹之上……

李隆基比杨国忠更真诚地相信，安禄山已是四面楚歌，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潼关大军出关之日，便是叛军全面溃败之时。更何况，数月以来唐军在各大战场上的捷报频传，也可以佐证李隆基的军事乐观主义。

那么，潼关守军的真实状况如何？

从兵力来看，潼关守军号称二十万，且不说这个数字有多少水分，最重要的是，这是一支缺乏训练和整合的杂牌军，有新兵，有诸蕃部落兵，有从洛阳、陕郡撤下来的残兵。诚然，这支军队的战斗力要强于封常清和高仙芝两军，河西和陇右两镇的勤王之军已陆续到位，这些都是哥舒翰的老部队，调度起来也顺手；但是，这支军队的主要构成还是新招募的市井之徒，他们从军兴之初就成为唐军的最大软肋，一触即溃，一溃即散，用于守关或许还有一战之力，一旦出关野战，可能连叛军精锐骑兵随便一次正面冲击都经受不起。

更何况，哥舒翰本来就身患中风，和杨国忠的暗战又牵扯了太多精气神，已无法胜任日常军务，只得让王思礼主管骑兵，李承光主管步兵，偏偏王思礼和李承光又互不买账，致使军中号令不一，兵无斗志。

没有人比哥舒翰更知道手中这支军队的真实战斗力。面对李隆基的催战令，他赶紧上奏：“安禄山身经百战，不可能无备而来。说陕郡只有四千老弱病残，这一定是他们主动放出的假情报，意在诱使我大军出关。此时出关，正中了他们的圈套。而且叛军远道而来，利在速战；我军据险防守，利在坚守。时间站在我们这边，陛下何必急于一时，再等等其他勤王之兵吧。”

郭子仪和李光弼也看到了出关决战的巨大风险，上奏陈述个中利害：“现在安禄山的主力都在宛洛一带，其他军队都交给史思明防守河北了，我军只要击破史思明，便可以端掉安禄山的范阳老巢。到时候把留在范阳的叛军家小作为人质，用来招降叛军，贼必内溃。既然有这么稳妥的取胜之策，又何必在潼关进行无谓的冒险呢？一旦潼关战败，继而长安失守，那战局就不堪设想了。”

哥舒翰、郭子仪和李光弼三人的劝诫，都拦不住李隆基、杨国忠君臣二人轻于一掷的冒险冲动。更何况，杨国忠还是私心作祟，他一定会尽全力让李隆基坚持原议。

李隆基的信使络绎不绝地来到潼关，哥舒翰就像岳飞一样，在数道金牌的压力下，最终决定出兵。

天宝十五载六月初四，哥舒翰挥泪出关。就在三天前（六月初一），他刚刚诱杀了杨国忠的亲信将领杜乾运，但无人能料到，杨国忠的反击来得如此迅速狠辣。

六月初七，唐军在灵宝西原遭遇了据险布阵的崔乾祐叛军，这里南面靠山，北临黄河，中间是一条七十里长的狭窄山道。

初八是决战日。哥舒翰的兵力配置是，王思礼率五万精锐作为先锋，十万大军紧随其后，他亲领三万人作为预备队，在黄河北岸高处击鼓助势。崔乾祐示敌以弱，不仅出战军队不足一万人，而且队列不整，三五成群，有疏有密，前后不一，唐军顿生轻敌之心。十八万唐军对战数千叛军，压倒性的兵力优势让战前还忧心忡忡的哥舒翰放松了警惕，敦促大军进入隘道向前挺进。而叛军甫一接战即望风披靡，一路逃往隘道深处。正当哥舒翰觉得胜局已定之时，叛军伏兵突然杀出，居高抛下滚木礌石，挤在隘道中的唐军无处藏身，死伤枕藉。

哥舒翰见势不妙，急令用“毡车”开路，冲击敌阵，想凭借兵力优势生生冲出一条血路。毡车是一种用毛皮包裹、由马匹牵引的战车，可以抵御箭矢。崔乾祐早已预备了后手，用数十辆草车堵在毡车的必经之路上，放火焚烧，此时又刮起东风，一时间烟尘滚滚。唐军看不清目标，只知道朝着烟雾胡乱放箭，直到太阳西沉，弩箭用尽，唐军才发现敌人不在烟雾中。

日落时分才是崔乾祐的总攻时刻。叛军精骑绕道南山，陡然从唐军背后杀出，唐军腹、背、侧三面受敌，这支以新兵为主的军队顿时分崩离析，有的人弃甲逃入山谷，有的人挤落黄河淹死，惨叫声、呼号声响彻战场，据称仅淹死的唐军就有数万。

绝望的唐军把军械捆绑在一起当作小船，以枪当桨，奋力划向黄河北岸，最终上岸的士兵仅有十之一二。

乱战之中，哥舒翰已经丧失了有效指挥的可能性，只得自己带着一百多骑兵逃往潼关。但剩下的唐军就没这么好运了，他们逃过了战死和淹死，却死在了潼关城下。潼关城外挖有三条堑壕，均宽二丈，深一丈，逃回的唐军坠落无数，深沟须臾而满，后面的人踩踏在他们的身体上才跑回潼关。战后清点残兵人数，近二十万大军，劫后余生的只有八千余人。

惨败过后，惊魂未定的哥舒翰在关西驿收拾残军，本想固守潼关，但适逢崔乾祐率军杀来，哥舒翰麾下的蕃将火拔归仁等人眼见势不可为，就劫持了哥舒翰准备归降叛军。哥舒翰愤然质问，火拔归仁回答说：“公一战损失了二十万大军，还有什么面目去见天子！公难道忘记了高仙芝和封常清的下场了吗？”当哥舒翰硬气地表示宁死不降后，火拔归仁就将哥舒翰的双脚绑在马腹上，连同其他不肯投降的将领，一起带去敌营。

直至此刻，哥舒翰的表现都是颜杲卿级的：战前极力劝阻出兵，战败后重燃斗志整军再战，被挟持后拒绝苟且偷生。但是，几天后哥舒翰被送到洛阳见到大燕雄武皇帝安禄山的那一刻，他的意志瞬间就崩溃了，或许是“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又或者是安禄山称帝后自带王者之气，总之安禄山才问了一句：“你过去一直藐视我，现今又如何呢？”哥舒翰扑通就跪倒了，伏地叩首说：“臣肉眼不识陛下，以至于此。现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东平，鲁炅在南阳，只要陛下饶臣一命，我愿写信招降他们，可一举平定这三面唐军。”安禄山大喜，当场将哥舒翰封为司空，又以叛主为由，砍了火拔归仁的头。

哥舒翰的三封招降信没有取得任何积极反馈，回信都在痛骂他不为大唐死节。安禄山大失所望，索性把丧失利用价值的哥舒翰囚禁在洛阳，弃之不理。

一年后，安禄山之子安庆绪在兵败弃守洛阳之前，随手杀掉了哥舒翰。这一次，哥舒翰连一个跪地乞活的机会都没有，就毫无声息地死去了。死亡是一面镜子，反射出生命在它面前做的各种姿态是如此的徒劳。

李隆基获悉哥舒翰被俘的那个深夜，他与杨玉环正在通往马嵬驿的永诀之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