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嵬驿之变的过程，史书的记载给人一种几笔带过的感觉，缺乏宫廷政变中理应弥漫的悬疑感。

马嵬驿之变按照时间线可以分作上下两个半场：诛杀杨国忠、缢杀杨贵妃。

兵变的主体是禁军，他们为何要杀杨国忠？正史里没有争议的部分是：饥疲交加的禁军到了马嵬驿就再也不愿意走了，也就是所谓的“六军不行”，群情激愤；禁军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便与诸将商量，将今日的大败局都推在了杨国忠身上，即所谓“天下崩离”“社稷不守”，于是提出诛杨以谢天下的方案，顷刻间得到了军中上下的拥护。

但这里可能存在一个小的争议：杀杨国忠究竟是以禁军的自发意愿为主还是陈玄礼的挑唆推动为主？比如《旧唐书·杨国忠传》和《新唐书·杨国忠传》中都有陈玄礼“惧乱”的说法，似乎他提出杀杨国忠是为了因势利导平息禁军愤怒，言语中甚至有点儿不得已的意思；但《资治通鉴》更倾向于认为诛杨是由陈玄礼主导推动，没有提“惧乱”，而是直接说“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

但等到杀杨国忠的那一刻，直接理由却不是之前的“社稷不守”，而变成了“杨国忠与胡虏谋反”。当时的情景大致是这样的：陈玄礼带着禁军准备发动兵变诛杨之前，偶然发现杨国忠被二十多个吐蕃使者拖着说事，吐蕃人应该只是因饥饿讨要食物，但禁军们很可能觉得“杨国忠勾结吐蕃谋反”这个临时加上的诛杨理由更加有煽动力，就高喊着这句话发动了马嵬驿之变。

杨国忠被杀时几乎未经任何抵抗，但他应该是在试图逃跑时被乱兵杀死的。《资治通鉴》的描写已经足够血腥，又是碎尸，又是砍头，“国忠走至西门内，军士追杀之，屠割支体，以枪揭其首于驿门外”，但《新唐书》更是多了一个乱兵吃杨国忠肉的可怖情节，“争啖其肉且尽”。

在唐人笔记《安禄山事迹》中，杨国忠死前还留下一句话，大意是“你们这些人难道想效法安禄山，做逆贼造反吗”，乱兵们回应说：“你就是个逆贼。”《安禄山事迹》还特意记录下了诛杨英雄的名字，“骑士张小敬先射国忠落马”，马伯庸就凭着这仅有的一句话，惊才绝艳地给张小敬创作了一本书：《长安十二时辰》。

即使在兵变的上半场，死的也不止杨国忠一人。贵妃的姐姐韩国夫人、杨国忠的长子杨暄当场被杀；时任户部侍郎的杨暄死得很惨，据说是逃跑时坠马，“身贯百矢”；御史大夫魏方进才说了一句“汝曹何敢害宰相！”就被乱兵杀掉；左相韦见素也差点儿被杀，他只是出屋子看了看，就被乱兵打得血流满面，所幸人群中有人高喊“勿伤韦相公！”并出手相救，韦见素才逃过一劫。

最冤枉的是那二十多个吐蕃使者，只是因为饥肠辘辘求助于杨国忠，就在兵变中被当作谋反同党悉数斩杀。杀使事件有没有引起吐蕃方面的震怒，特别是与吐蕃军队这年年底大举攻唐夺回石堡城之间有没有联系，虽未看到史书上有明确记录，但至少作为出兵借口是很符合逻辑的。

但杨国忠被杀一点儿都不冤枉，他不仅是李隆基时代二十六位宰相中最差劲的一位，而且他的“逼反”构成了安禄山起兵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杨国忠前期的盲目乐观，以及潼关失守后的张皇失措，特别是因为内斗逼迫哥舒翰出关导致近二十万大军尽没，如果不考虑李隆基，杨国忠是无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人。杨国忠被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安禄山起兵的首要理由就是“诛杨”，无论这个说辞多么虚妄，但“杨国忠是引发战乱的罪魁祸首”这个政治叙述已经深植于大唐军民心中，只待像陈玄礼这样的有心人去操纵、去点燃。

李隆基第一时间就得知了杨国忠被杀的消息，震惊之余，他没有时间去哀伤，即时下决心“弃子”。李隆基召见陈玄礼等高级将领，拄着手杖亲自出面宣慰乱兵，意图无非是在事后追认诛杨的合法性，让禁军上下宽心。他甚至临时编瞎话外加许愿：“朕虽然长期被杨国忠蒙蔽，但最近也醒悟了，本来就计划一到剑南即公开处斩杨国忠。现在将士们受神明的引导，提前帮朕实现了这个愿望，朕一定会不吝奖赏你们的忠勇行为。”

但李隆基的低姿态完全没有起到预想中的安抚效果，禁军拒绝了要求他们收队回营的圣意。

禁军们还想要什么？

李隆基让高力士去找陈玄礼沟通，得到的回答是：“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按照兵变参与者的逻辑，杨贵妃不死，就是“贼本尚在”。

这显然逾越了李隆基的底线，但他心知兵变难息，在给了一个不置可否的答复“朕当自处之”之后，一个人拄着手杖，垂着脑袋，踽踽独行，之后又默默伫立了很久，沉吟不决。

但乱军们还能等多久？

危在旦夕之时，宰相韦见素之子、京兆司录韦谔站了出来，催促李隆基当断则断：“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韦谔深知犯了大忌，磕头到流血不止。

方寸已乱的李隆基试图做最后的挣扎：“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很显然，他还心存侥幸，希望能为贵妃留得一命。

这时候，高力士的一番话击破了李隆基最后的幻想，起到了一锤定音的效果：“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

是啊，你要让发动兵变的禁军心安，怎能不杀掉贵妃以绝后患呢？高力士这番话的最要害之处在于，“将士安，则陛下安矣”，几乎是明确表态，不杀杨贵妃，则李隆基性命难保。

李隆基其实已经没有了选择权，他最后只能接受现实，将杀贵妃一事全权交给了高力士。高力士将贵妃带到了佛堂，“缢杀之”。但贵妃究竟是自缢而死，还是高力士动的手，并没有准确的说法。

贵妃死前和李隆基有没有做最后的告别，贵妃有没有留下遗言，正史中对此语焉不详。野史《杨太真外传》倒是营造了一个凄美的临别场景，贵妃泣不成声，语不胜情，对李隆基说：“皇上保重，妾诚负国恩，死无恨矣。乞容礼佛。”黯然神伤的李隆基回答：“愿妃子善地受生。”这段话自然是事后渲染的成分更大，但至少逻辑自洽地解释了杨贵妃为何死在佛堂。

美国诗人W.H.奥登有一句诗挺适合贵妃：“他曾经是我的东，我的西，我的南，我的北……我的正午，我的夜半，我的话语，我的歌吟；我以为爱可以不朽：我错了。”

十六年前，也就是开元二十八年（740）十月，五十六岁的李隆基和二十二岁的寿王妃杨玉环在骊山第一次幽会，背后的安排者正是高力士；十六年后，又是高力士，将三十八岁的贵妃杨玉环从七十二岁的李隆基生命中抽离出去。

他们必须相爱，而后死亡将他们分开。

杨玉环断气后，高力士将她的尸体放在驿站的大堂中，让陈玄礼等禁军高层来做个见证，反复确认贵妃身亡后，这些人才卸甲向李隆基请罪。但万念俱灰的李隆基又能说什么呢？乱兵们知道贵妃已死的消息后，才渐渐散去。

高力士派人将贵妃用紫色的被褥包裹，草草下葬在马嵬驿西面的路边。一年多后，当李隆基秘密下令改葬贵妃，太监们发现贵妃“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将香囊呈给李隆基时，“上皇视之凄惋”，老泪纵横，往昔欢爱唯余一香囊。

据《杨太真外传》所载，安禄山知晓贵妃香消玉殒于马嵬驿的消息后，“数日叹惋”。当年宫中那些安禄山认贵妃为干妈、贵妃命宫女给安禄山“洗三”的荒唐事虽属逢场作戏，但情分终究是有的。

兵变发生时，虢国夫人及儿女，杨国忠之妻裴柔和幼子杨晞可能恰好不在现场，逃过了第一劫。这一行人逃亡至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市）时，被陈仓县令薛景仙带兵擒杀。还有一种更有戏剧性的说法是，虢国夫人和裴柔走投无路时决定自杀，虢国夫人先杀掉自己的儿女，再应裴柔的要求杀掉了她，之后自刎而未死，被投入陈仓监牢时还在问追杀他们的是何人：“国家乎？贼乎？”狱吏模棱两可地回答：“互有之。”其后虢国夫人因伤重死于狱中。有种推测是，虢国夫人一直到死前可能都不知道发生了马嵬驿之变。[参见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版，526页。]

马嵬驿之变中，杨国忠一家和杨氏家族几乎被灭门。杨国忠三子杨晓逃到了汉中，被汉中王李瑀捶击而死，再加上留在长安被叛军杀死的次子杨昢，杨贵妃三姐妹、杨国忠夫妻及四个儿子尽数被杀，大唐天宝时代最显赫的杨氏家族成为盛世破碎的人殉。

离马嵬驿之变还不到一年，至德二载（757）春，被叛军拘禁在长安的杜甫偷偷来到了城市东南角的曲江池，感怀昔日胜景和贵妃之死，写下了一首盛世挽歌：

长久以来，贵妃之死似乎是马嵬驿之变的中心事件，但如果撇去文人式的情怀，就政治谈政治的话，这样的结论可能更为公允：“事变的中心乃是宰相杨国忠的被杀，杨贵妃之死只是事变的一个惯性的必然结局。”[参见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2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