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长安  作者:张明扬

马嵬驿之变的主体参与者是禁军,直接策划和指挥者是禁军最高长官陈玄礼,兵变不是一次单纯的军士自发行动,以上这三点在今日几成定论。大的争议在于,陈玄礼背后还有无其他同谋,甚或幕后主谋?

一种猜想是高力士为主谋,马嵬驿之变是内廷宦官和外朝宰相之间的政治斗争。[参见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226页。]

首先,依照高力士主谋说,禁军在开元时代就已被高力士控制,连陈玄礼都唯他马首是瞻,因此他具备了幕后操纵兵变的能力。还应考虑到,军队基层的主导价值观之一就是朴素的忠奸意识,高力士、陈玄礼以诛奸相为口号斩杀杨国忠是一呼百应之事。

其次,高力士对杨国忠弄权早有不满,具备了发动兵变的动机。

仅在天宝十三载(754),高力士在李隆基面前就至少两次竭力攻讦杨国忠:一次是二度征伐南诏惨败之后,李隆基还踌躇满志地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高力士忧心忡忡地回应:“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谓无忧也!”李隆基以自己还需思量为由叫停了高力士的进谏。还有一次是关中发生水灾,杨国忠专拿好庄稼给李隆基看,还说“雨水虽多并未伤害庄稼”,不放心的李隆基对高力士说:“淫雨不已,卿可尽言。”高力士直言不讳:“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李隆基听完默然以对。

可以看出,高力士与杨国忠的矛盾,固然可能主要是内廷宦官和外朝宰相争宠弄权,但其中也不无高力士忧虑朝政日趋败坏的公心使然。当高力士发现通过进谏已无法扳倒杨国忠,特别是已到了弃长安的国家兴亡关头,他在非常之时选择兵谏来攘除他认定的祸乱之源,也在忠君报国的大逻辑之中。

再次,从马嵬驿之变的全程来看,高力士的身影时隐时现,关键时刻则是“冲”在第一线的。杨国忠被杀时,御史大夫魏方进和宰相韦见素都曾制止或亲临现场,唯独高力士泰然自若地待在驿亭里,没有闻乱而出。高力士是不是早知“剧情”,因此才稳坐钓鱼台,或者说至少是不反对兵变的[参见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版,521页。]?乱军在杀掉杨国忠之后仍聚集不退,出面与陈玄礼等禁军高层“交涉”的是高力士,给李隆基带回禁军坚持必杀贵妃信息的还是高力士,这很可能也在高力士和陈玄礼的预先谋划之中,但也可能是审时度势之举。而后,说服贵妃接受必死现实的是高力士,缢杀贵妃的也是高力士,他是现场唯一的见证人甚至动手者,可能只有他在场才能让兵变集团真正定心。

但高力士主谋说也有两个问题。其一,没有人比高力士更清楚李隆基对贵妃的深情,杀杨国忠也就罢了,仅仅作为“预防”措施便缢杀贵妃,可能招致数倍的政治报复力度,对于李隆基的身边人高力士而言,真的是理性行为吗?即使李隆基当时忍下了,时过境迁,就真的不会报复吗?毕竟,帝王将复仇怒火倾泻在权力来源全然依托于皇权的宦官身上,是最具可操作性的。

其二,如果高力士是兵变主谋,那为什么他和李隆基的关系在马嵬驿之变后几乎完全未受损害?从马嵬驿到成都,再到一年多后返回长安,高力士和陈玄礼始终还像之前的近臣一样与李隆基融洽无间。回到长安后,李隆基被肃宗李亨的亲信李辅国逼迫迁居到西内太极宫,此时站出来护持李隆基的还是高力士;为此,高力士得罪了李辅国,被流放黔中道。如果高力士是主谋,李亨此时是不是应该站出来稍稍帮助高力士?毕竟,没有马嵬驿之变,就没有他的灵武称帝。

除了高力士主谋说,还有一种猜想是李亨主谋说,部分立论也可以得到史料的支持。[参考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225—235页。]

无论是《旧唐书》《新唐书》,还是《资治通鉴》,都可以找到陈玄礼在发动兵变前与太子秘密联络的记载,比如《旧唐书·杨贵妃传》中就有“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的明确说法。《资治通鉴》中还多了一个“太子未决”的细节,这其中自然是司马光为尊者讳的春秋笔法,将李亨在兵变中的责任定义为“被动”,但还有可能是,李亨未决的并不是早已商量好的是否杀杨国忠,而是怎么杀、何时杀杨国忠这些细节。

那么,就如同刚刚分析高力士主谋说一样,李亨有无作为兵变主谋的动机和实力呢?

先说动机。在公心上,作为大唐的储君,李亨想杀杨国忠的理由与高力士、陈玄礼并无二致,即为国除奸,澄清天下。在私怨上,杨国忠在李林甫时代就全程参与了倾覆东宫的三次冤案,从此与李亨便势同水火;安禄山起兵后,杨国忠更是先动员杨家势力搅黄了李隆基关于太子监国的动议,继而与李亨的“兵权代理人”哥舒翰恶斗,直至哥舒翰被逼兵出潼关,全军尽没:对于这样没有底线的政治对手,李亨自是除之而后快。

与高力士相比,李亨杀杨贵妃的私人动机要合理及充分得多。且不说李亨对杨家人素无好感,在太子监国被搁置一事上,贵妃对李隆基的以死请命可能是关键的砝码,是她十几年宫廷生涯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次干政,而这可能也令耿耿于怀的李亨对贵妃第一次动了杀机。

李亨策划兵变的更强动机在于,这是一次对李隆基进行全面政治反击的良机,他自从当上太子之后在政治上已被父皇压制了十几年。从马嵬驿之变后李亨的分兵自立来看,杀杨国忠不仅等同于断李隆基一臂,而且李隆基的政治威信在兵变后也降至冰点,这为李亨的政治崛起,进而谋求最高权力扫清了政治障碍。

可以看出,仅就发动兵变的动机而言,高力士的动力明显不如李亨。前者只是除掉政治对手及为国除奸,为此冒丧命的风险,说服力似有不足,但后者在同样具备了这两点的同时,还多了一个更为关键的皇位之争的理由。试问,在古代,还有何种渴望能强过君临天下呢?

再说实力。就政治及广义的兵权来说,在李隆基的主动推动下,李亨自安史之乱以来已处于政治崛起的上行线,在名义上可能还被赋予了监抚平叛大军的权力;在对禁军的掌控上,李亨一方面在诛杀杨国忠的问题上与陈玄礼取得了共识,另一方面,从兵变后李亨得以带着两千人以上的后军分兵而行等迹象可以看出,李亨在兵变时很可能就部分地控制了这支禁军的精锐甚至大部,掌控力度之强甚至超过了陈玄礼及高力士。[参见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229—231页。]

从动机和实力两端来看,李亨作为兵变主谋的可能性都要高于高力士。毕竟,对于高力士通过陈玄礼掌握禁军兵权的“猜测”,没有之后李亨带着禁军大部分兵力北上的“事实”更有说服力。

不过,李亨主谋说也存在一个有待弥补的逻辑漏洞。从兵变的前后流程来看,看不出李亨和陈玄礼之间有什么特别的私人联系。尤其是在兵变后,陈玄礼一路追随李隆基入蜀,回长安后也一直陪在李隆基身边,且被解除了兵权,就是一个侍奉太上皇的闲人而已。如果陈玄礼与李亨在兵变时真的有过“深度合作”,李隆基又怎么还会容他侍奉左右多年,陈玄礼为何会甘于无权无势地留在李隆基身边而不改投新帝李亨?李亨又怎么会不近人情到不给“有功之臣”任何政治酬劳,由得他自生自灭呢?

对于以上疑问,可能有两个未必充分的说法可以稍稍做出解释。其一,李亨在兵变时是通过李辅国与陈玄礼取得联系的,李辅国出身于“飞龙小儿”,在禁军中存有人脉和故旧,作为李亨和陈玄礼的中间人是够格的;其二,李亨在策划兵变时,起初“并不是以夺取最高权力为现实目标”[参见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233页。],更谈不上危及李隆基的性命,这是他与陈玄礼合作的政治基础,也就是说,陈玄礼仅仅是在诛杨一事上与李亨进行了有限结盟,兵变尘埃落定后就即刻停止合作,“回归”了李隆基阵营,因此,这一合作并不意味着陈玄礼会在政治上倒向太子这一边,至少在他看来这并不妨碍自己对李隆基的政治忠诚。站在李亨的立场,他与陈玄礼的合作是浅层次甚至一次性的,更不涉及他之后的称帝布局,不值得他在时移世易后还给予陈玄礼特别的恩宠。更何况,陈玄礼还自命是李隆基的忠臣,他又何必多此一举?从某种程度上,陈玄礼在马嵬驿之变后没有选择追随太子,可能还让李亨极为不快。

讨论辨析了这么多,可以看出,无论是高力士主谋说还是李亨主谋说,都自成逻辑,也都有着各自的细节漏洞,但相对而言,李亨主谋说应是可能性更大的那一个。

重要的是,马嵬驿之变几乎不可能是一次激愤之下的禁军自发兵变。“六军不行”虽然是一个重要变量,但主要还是为幕后主使者所驱使利用。

当然,在群情汹汹之下,兵变的走向是不可控的,偶发事件迭出,很可能也超出了主谋的事前设想。预谋不可能完美,也正因此,马嵬驿之变中的各种逻辑漏洞或许反而是“有预谋”的完美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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