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嵬驿之变的主体参与者是禁军，直接策划和指挥者是禁军最高长官陈玄礼，兵变不是一次单纯的军士自发行动，以上这三点在今日几成定论。大的争议在于，陈玄礼背后还有无其他同谋，甚或幕后主谋？

一种猜想是高力士为主谋，马嵬驿之变是内廷宦官和外朝宰相之间的政治斗争。[参见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226页。]

首先，依照高力士主谋说，禁军在开元时代就已被高力士控制，连陈玄礼都唯他马首是瞻，因此他具备了幕后操纵兵变的能力。还应考虑到，军队基层的主导价值观之一就是朴素的忠奸意识，高力士、陈玄礼以诛奸相为口号斩杀杨国忠是一呼百应之事。

其次，高力士对杨国忠弄权早有不满，具备了发动兵变的动机。

仅在天宝十三载（754），高力士在李隆基面前就至少两次竭力攻讦杨国忠：一次是二度征伐南诏惨败之后，李隆基还踌躇满志地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高力士忧心忡忡地回应：“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谓无忧也！”李隆基以自己还需思量为由叫停了高力士的进谏。还有一次是关中发生水灾，杨国忠专拿好庄稼给李隆基看，还说“雨水虽多并未伤害庄稼”，不放心的李隆基对高力士说：“淫雨不已，卿可尽言。”高力士直言不讳：“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李隆基听完默然以对。

可以看出，高力士与杨国忠的矛盾，固然可能主要是内廷宦官和外朝宰相争宠弄权，但其中也不无高力士忧虑朝政日趋败坏的公心使然。当高力士发现通过进谏已无法扳倒杨国忠，特别是已到了弃长安的国家兴亡关头，他在非常之时选择兵谏来攘除他认定的祸乱之源，也在忠君报国的大逻辑之中。

再次，从马嵬驿之变的全程来看，高力士的身影时隐时现，关键时刻则是“冲”在第一线的。杨国忠被杀时，御史大夫魏方进和宰相韦见素都曾制止或亲临现场，唯独高力士泰然自若地待在驿亭里，没有闻乱而出。高力士是不是早知“剧情”，因此才稳坐钓鱼台，或者说至少是不反对兵变的[参见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版，521页。]？乱军在杀掉杨国忠之后仍聚集不退，出面与陈玄礼等禁军高层“交涉”的是高力士，给李隆基带回禁军坚持必杀贵妃信息的还是高力士，这很可能也在高力士和陈玄礼的预先谋划之中，但也可能是审时度势之举。而后，说服贵妃接受必死现实的是高力士，缢杀贵妃的也是高力士，他是现场唯一的见证人甚至动手者，可能只有他在场才能让兵变集团真正定心。

但高力士主谋说也有两个问题。其一，没有人比高力士更清楚李隆基对贵妃的深情，杀杨国忠也就罢了，仅仅作为“预防”措施便缢杀贵妃，可能招致数倍的政治报复力度，对于李隆基的身边人高力士而言，真的是理性行为吗？即使李隆基当时忍下了，时过境迁，就真的不会报复吗？毕竟，帝王将复仇怒火倾泻在权力来源全然依托于皇权的宦官身上，是最具可操作性的。

其二，如果高力士是兵变主谋，那为什么他和李隆基的关系在马嵬驿之变后几乎完全未受损害？从马嵬驿到成都，再到一年多后返回长安，高力士和陈玄礼始终还像之前的近臣一样与李隆基融洽无间。回到长安后，李隆基被肃宗李亨的亲信李辅国逼迫迁居到西内太极宫，此时站出来护持李隆基的还是高力士；为此，高力士得罪了李辅国，被流放黔中道。如果高力士是主谋，李亨此时是不是应该站出来稍稍帮助高力士？毕竟，没有马嵬驿之变，就没有他的灵武称帝。

除了高力士主谋说，还有一种猜想是李亨主谋说，部分立论也可以得到史料的支持。[参考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225—235页。]

无论是《旧唐书》《新唐书》，还是《资治通鉴》，都可以找到陈玄礼在发动兵变前与太子秘密联络的记载，比如《旧唐书·杨贵妃传》中就有“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的明确说法。《资治通鉴》中还多了一个“太子未决”的细节，这其中自然是司马光为尊者讳的春秋笔法，将李亨在兵变中的责任定义为“被动”，但还有可能是，李亨未决的并不是早已商量好的是否杀杨国忠，而是怎么杀、何时杀杨国忠这些细节。

那么，就如同刚刚分析高力士主谋说一样，李亨有无作为兵变主谋的动机和实力呢？

先说动机。在公心上，作为大唐的储君，李亨想杀杨国忠的理由与高力士、陈玄礼并无二致，即为国除奸，澄清天下。在私怨上，杨国忠在李林甫时代就全程参与了倾覆东宫的三次冤案，从此与李亨便势同水火；安禄山起兵后，杨国忠更是先动员杨家势力搅黄了李隆基关于太子监国的动议，继而与李亨的“兵权代理人”哥舒翰恶斗，直至哥舒翰被逼兵出潼关，全军尽没：对于这样没有底线的政治对手，李亨自是除之而后快。

与高力士相比，李亨杀杨贵妃的私人动机要合理及充分得多。且不说李亨对杨家人素无好感，在太子监国被搁置一事上，贵妃对李隆基的以死请命可能是关键的砝码，是她十几年宫廷生涯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次干政，而这可能也令耿耿于怀的李亨对贵妃第一次动了杀机。

李亨策划兵变的更强动机在于，这是一次对李隆基进行全面政治反击的良机，他自从当上太子之后在政治上已被父皇压制了十几年。从马嵬驿之变后李亨的分兵自立来看，杀杨国忠不仅等同于断李隆基一臂，而且李隆基的政治威信在兵变后也降至冰点，这为李亨的政治崛起，进而谋求最高权力扫清了政治障碍。

可以看出，仅就发动兵变的动机而言，高力士的动力明显不如李亨。前者只是除掉政治对手及为国除奸，为此冒丧命的风险，说服力似有不足，但后者在同样具备了这两点的同时，还多了一个更为关键的皇位之争的理由。试问，在古代，还有何种渴望能强过君临天下呢？

再说实力。就政治及广义的兵权来说，在李隆基的主动推动下，李亨自安史之乱以来已处于政治崛起的上行线，在名义上可能还被赋予了监抚平叛大军的权力；在对禁军的掌控上，李亨一方面在诛杀杨国忠的问题上与陈玄礼取得了共识，另一方面，从兵变后李亨得以带着两千人以上的后军分兵而行等迹象可以看出，李亨在兵变时很可能就部分地控制了这支禁军的精锐甚至大部，掌控力度之强甚至超过了陈玄礼及高力士。[参见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229—231页。]

从动机和实力两端来看，李亨作为兵变主谋的可能性都要高于高力士。毕竟，对于高力士通过陈玄礼掌握禁军兵权的“猜测”，没有之后李亨带着禁军大部分兵力北上的“事实”更有说服力。

不过，李亨主谋说也存在一个有待弥补的逻辑漏洞。从兵变的前后流程来看，看不出李亨和陈玄礼之间有什么特别的私人联系。尤其是在兵变后，陈玄礼一路追随李隆基入蜀，回长安后也一直陪在李隆基身边，且被解除了兵权，就是一个侍奉太上皇的闲人而已。如果陈玄礼与李亨在兵变时真的有过“深度合作”，李隆基又怎么还会容他侍奉左右多年，陈玄礼为何会甘于无权无势地留在李隆基身边而不改投新帝李亨？李亨又怎么会不近人情到不给“有功之臣”任何政治酬劳，由得他自生自灭呢？

对于以上疑问，可能有两个未必充分的说法可以稍稍做出解释。其一，李亨在兵变时是通过李辅国与陈玄礼取得联系的，李辅国出身于“飞龙小儿”，在禁军中存有人脉和故旧，作为李亨和陈玄礼的中间人是够格的；其二，李亨在策划兵变时，起初“并不是以夺取最高权力为现实目标”[参见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233页。]，更谈不上危及李隆基的性命，这是他与陈玄礼合作的政治基础，也就是说，陈玄礼仅仅是在诛杨一事上与李亨进行了有限结盟，兵变尘埃落定后就即刻停止合作，“回归”了李隆基阵营，因此，这一合作并不意味着陈玄礼会在政治上倒向太子这一边，至少在他看来这并不妨碍自己对李隆基的政治忠诚。站在李亨的立场，他与陈玄礼的合作是浅层次甚至一次性的，更不涉及他之后的称帝布局，不值得他在时移世易后还给予陈玄礼特别的恩宠。更何况，陈玄礼还自命是李隆基的忠臣，他又何必多此一举？从某种程度上，陈玄礼在马嵬驿之变后没有选择追随太子，可能还让李亨极为不快。

讨论辨析了这么多，可以看出，无论是高力士主谋说还是李亨主谋说，都自成逻辑，也都有着各自的细节漏洞，但相对而言，李亨主谋说应是可能性更大的那一个。

重要的是，马嵬驿之变几乎不可能是一次激愤之下的禁军自发兵变。“六军不行”虽然是一个重要变量，但主要还是为幕后主使者所驱使利用。

当然，在群情汹汹之下，兵变的走向是不可控的，偶发事件迭出，很可能也超出了主谋的事前设想。预谋不可能完美，也正因此，马嵬驿之变中的各种逻辑漏洞或许反而是“有预谋”的完美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