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德元载（756）九月，永王李璘抵达江陵。两个月前，尚未退位的李隆基出于多种考虑，封李璘为领四道的节度大使，坐镇江陵。如获至宝的李璘立即就从蜀地启程，朝着权力飞奔而去。

一到江陵，李璘就花费巨资招募了数万军队。当时江淮地区的租赋都要通过江陵中转，堆积如山，李璘只要扣下这笔钱，军费又岂在话下？

李璘虽然权欲熏心，但因为长于深宫，其实并无政治权谋可言。但以谋士薛镠为首的左右幕僚本着奇货可居的心态，再加上李璘之子襄城王李偒野心膨胀，他们都极力怂恿李璘起兵自立，割据江南。在他们看来，“今天下大乱，惟南方完富，璘握四道兵，封疆数千里”，应该抓住机会进军金陵，效仿东晋在江南开基立业。这话的潜台词是，永王也可以“如东晋故事”，像东晋第一位皇帝司马睿那样称帝江南。

这一幕，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数月前朔方官员积极迎接直至劝进李亨的场景，一样的是对拥立之功的孜孜以求，不一样的是，李亨是大义在手的太子，而李璘只是居心叵测的藩王。

李亨当然无法坐视不理李璘集团拥兵自重甚至割据自立的野心，说起来，这个弟弟还是他一手带大的，幼时“常抱之以眠”。国难当头，李亨起初也不想把事情闹大，颁布敕令命李璘“归觐于蜀”，即命他回到太上皇身边，不要再做他的司马睿迷梦了。

但欲望一旦被撩拨，心中猛虎一朝出笼，又岂能被一道敕令遏止？李璘自然拒绝服从，继续在江陵整军备战。自行其是的李璘很可能认为，自己此行奉的是父皇之命，办的是父皇之事，得到了父皇的幕后支持，自然不必听命于李亨这个皇位得之不正的皇兄。

江陵长史李岘不想与李璘沆瀣一气，快马赶往行在凤翔报信于李亨。李亨对江陵的局势忧心如焚，又召来高适一起商讨对策。高适在御前慷慨陈词，分析了江东的各种形势利害后，断言李璘必败。

李隆基弃长安后，早先并不在逃亡队伍中的高适半道加入，到了成都后，因敢言被提拔为谏议大夫。李隆基颁布命诸王分镇天下诸道的诏书时，高适曾激切谏言反对，很可能也正是出于这层关系，李亨之后想办法把高适调到了自己身边，参谋永王起兵诸事。

李亨被高适的慷慨激昂感染，随即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周密部署。这年十二月，李亨任命高适为淮南节度使，领广陵等十二郡；任命来瑱为淮南西道节度使，领汝南等五郡；再命两人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共同配合，以三路节度使之力围堵有不臣之心的李璘。

但三大节度使的军事压力并没有成功吓阻李璘，也是在十二月，李璘率水军“东巡”，顺长江而下，“军容甚盛”。

李璘“东巡”打出的旗号是收复河南，显然这是他为了掩盖割据意图的冠冕堂皇之语。不过，一旦李璘稳定了江南，他很可能也会挥师北上，与安禄山叛军决战于河南，这不仅是李隆基当初分封的意图，也是他与李亨争夺平叛大功进而夺位的必经之路。据说张巡据守睢阳初期，还曾写信给令狐潮称，永王大军将由南方北上收复河南，“窃料胡虏游魂，终不腊矣”。张巡之语虽不无虚语恫吓叛军之意，但也说明当时永王收复河南的宣传是鼓舞人心的，让张巡看到了希望。[参见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第一版，399—401页。]

也正因此，李璘起兵才如此富有争议性，定性为“叛乱”的证据并非那么充分。毕竟，李璘既想与李亨朝廷争夺江南治权，也欲北上参与平叛。同理，李亨之所以对李璘集团如临大敌，固然是担忧其割据江南，也是不欲李璘建功河南，独占平叛首功，从而威胁自己的皇位。

高适此时可能已经知道，旧友李白也在永王军中。安禄山起兵后，李白和妻子宗夫人辗转南下，在庐山隐居。后经李璘谋士韦子春三次延揽，五十七岁的李白不顾宗夫人的强挽，决意入幕永王。求仕心切的李白似乎丝毫没有体察到此行所蕴含的政治风险，心气直追十四年前的二入长安，幻想来日像苏秦一样拜相归家：

在永王军中，李白写下了《永王东巡歌十一首》，盛名不下于骆宾王的《讨武曌檄》，为李璘鼓与呼。李白一方面被李璘收复河南的平叛目标所振奋——这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他为何入幕永王——但另一方面，李白对李璘的野心也并非一无所知，甚至还作诗暗指李璘有称帝之志，而这在永王集团内部也是隐而不宣之事：

在另一首同样争议性很大的诗中，李白不仅以谢安自况，倨傲地认定自己身负谈笑间澄清天下的政治才略，还将当下乱局比作东晋南渡，这显然附和了永王集团最偏爱的割据政治叙事：

李白在这些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忘乎所以、昧于大势，与起兵前后的李璘惊人地相似，这对“君臣”从本质上，都是政治抱负严重超越政治才华而不自知的悲剧人物。

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太守李希言觉察到了永王的异动，写信责问李璘擅自带兵东下的企图；信写得很不客气，指名道姓，“平牒抗威”，也就是根本不把李璘当作藩王来尊敬。被激怒的李璘遂兵分三路，命大将浑惟明率军进攻吴郡，大将季广琛率军进攻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自己亲率主力进军当涂（今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

李璘首战告捷，广陵和吴郡派出来的阻击部队或败或降，“江淮大震”，李璘离金陵仅有一步之遥，大有席卷江淮之势。

败军之际，高适、来瑱和韦陟三大节度使紧急带兵会合于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市），“结盟誓众以讨之”。兵马未至，攻心为上，高适写下《未过淮先与将校书》，晓谕李璘军中将领认清形势，早日归顺朝廷，“使绝永王，各求自白”。

高适的攻心计可能真的打到了永王军的七寸。首战告捷之后，虽未再打什么大仗，但永王军就陡然陷入了无心恋战乃至士气瓦解的神秘状态之中。叛军的心理始终处于各种强压之下，春秋大义、天命去留、人心向背、兵力多寡，哪一个都可能是压倒士气的最后一根稻草。强横如安禄山集团，起兵后都屡屡人心浮动、进退维谷，更何况李璘这个全然由野心和投机推动构建的小集团呢？写一封既往不咎的劝降信，或是故旧之间的暗通款曲，再许下几个官位，永王军可能就不战自溃了。

至德二载（757）二月，唐军进驻长江北岸的战略要地瓜步（今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县东南），人数只有三千，但“广张旗帜，列于江津”，显然是想用疑兵之计先声夺人，挫伤李璘军的士气。

岂止是挫伤，数万李璘军就这么被三千疑兵弄崩溃了。先是李璘和儿子李偒登城隔江远望，“始有惧色”；大将季广琛很可能也看到了高适的劝降信，深知大势不可为，尤其是难以实现北上河南平叛这个唯一的破局方案，于是召集诸将大放厥词：“我们一路跟随永王，本来就不是为了反叛，现在既看不到永王天命所归的迹象，也看不到有定鼎江南的希望，不如趁此兵锋未交之时，尽快各奔前程，否则一旦死于战阵，还要永远背负逆臣的恶名。”众将都觉得很有道理，割臂为盟，当日便各自领军四散而去。李璘知道后，不甘心就此作鸟兽散，仍想做最后一搏，派骑兵追击逃奔广陵的季广琛。季广琛对追兵说：“我感念永王之恩，不忍带兵与王决战，只是自行离去，但如果你们苦苦相逼，现在何不来一决生死？”追兵只得离去。李璘当初的一切谋划已然化为乌有。

就在李璘彷徨忧惧之际，当天夜里，江北唐军沿江列阵，夜燃火把，故意让每个士兵“人持两炬”，再加上倒影，显得唐军兵多将广，有投鞭断流之势。李璘怀疑朝廷军队即将大举渡江，带着家小和亲信连夜遁去。次日清晨，李璘发现无人渡江，才知道自己中计，遂入城收拾散兵，还想有所作为。

但就在此时，江北唐军是真的渡江追击了。李璘派儿子李偒率军阻击，但双方刚一交战，李偒就中箭受伤，本就士气低迷的李璘军一哄而散。李璘众叛亲离，身边唯一的部将就只剩高仙琦，他们带着所剩无几的残军，想一路经江西南逃至岭南。二月下旬，江西采访使皇甫侁带兵在大庾岭堵截到李璘，混战中李偒被当场格杀，而李璘则是中箭被俘，很快就在驿馆中被杀。

李隆基曾下令将李璘“降为庶人，徙置房陵”，可以理解为是想留李璘一命的意思。李璘被杀，显然与太上皇的本意不符，皇甫侁将李璘家小送到蜀地时，李隆基“伤悼久之”。

皇甫侁为何要杀李璘？他是收到了太上皇的诰命，还是擅自杀掉李璘，甚或是得到了李亨某种斩草除根的授意，史书中都缺乏更详尽的记载。

李亨得知李璘横死，郁闷地说：“皇甫侁既然生俘吾弟，为何不送往蜀地而擅杀呢？”随即撤了皇甫侁的职，并永不起用。从皇甫侁的结局来看，他杀李璘很可能是为了逢迎李亨而自作主张，不太可能是得到了李亨的直接授意，但李亨对李璘之死的态度可能是暧昧的，既有长舒一口气的如释重负，也有担心被太上皇及朝野舆论视作幕后策划者的怨怒。因此，将皇甫侁废而不杀，或可理解为李亨与李隆基的一个政治妥协。

李隆基在逃亡途中分封永王，其中自然有制衡太子之深意，甚至可以这么理解，“在肃宗掌握了朔方军的情况下，玄宗唯有也控制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武装，方可与之抗衡，并进而重掌最高统治权”。按照这个逻辑，永王败亡对李隆基的政治布局构成了致命一击，“这场军事对抗实际上是玄宗和肃宗间的最后摊牌。李璘的失败使玄宗在同肃宗的斗争中失去了最有份量的筹码。至此，胜负已成定局，因此不难理解，何以李璘死后‘上皇伤悼久之’”。[参见贾二强《唐永王李璘起兵事发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一期。]

并且，经由永王事件，李亨也彻底丧失了对李隆基的信任，为日后父子还都长安的龃龉埋下了伏笔。[参见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第一版，432页。]

从至德二载（757）元月下山入幕，到二月永王败亡，李白追随李璘起兵的时间也就在一个月左右。但这一个月的政治投机，却让李白身陷囹圄，甚至有性命之忧。

李白在李璘兵败后本想逃往庐山，但却在途中被官府捕获并投入浔阳（今江西省九江市）狱中，他曾在诗中记录过这段南逃旧事。直到此时，李白仍将永王军称为“王师”，可见其执迷不悟，更可见政治头脑之糊涂：

在狱中，李白仍未意识到自己涉入的是高度敏感、讳莫如深的皇室内争，坚信自己的清白无辜，积极写信给各路友人及权贵以求脱罪。在这些人中间，高适和李白相交最深，他们两人和杜甫的“梁园之行”也是文坛佳话，而且此时贵为淮南节度使的高适参与平定永王叛乱，对李白案应该有一定的话语权。

李白托人带给高适一首欲言又止的诗，或是希望老友能出手相救，又或是抱怨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高适没有回应李白的诗，更没有救李白，固然可以说高适冷酷无情，但他若是担心被李白逆案牵连也是人之常情。更何况，高适的政治性格本就偏严肃冷峻，对李白卷入逆案很难产生同情心。李白案的特殊之处在于，他虽然只是永王集团决策层之外的一介文士，但却是永王阵营中唯一举国皆知的名士，萧颖士和孔巢父等人都清醒地拒绝了永王的招揽[参见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第一版，432页。]。当然，这更能说明李白的政治认知是何等之幼稚，宦途追求是何等之热切。

盛唐诗人多仕途坎坷，只有高适凭借平定永王之乱乘风而上，官至节度使，如《旧唐书·高适传》所言：“有唐已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高适不救李白，自然杜绝了引火烧身之忧，确保了仕途的安全，但同时可能也付出了自外于“诗人共同体”的代价。

很多与李白并无深交的人都积极参与了营救，在宰相崔涣和御史中丞宋若思的援手下，李白不仅幸免于死罪，还一度获释并加入宋若思幕府，其间还重燃出仕之雄心，但终被判罪长流夜郎（今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

《新唐书·李白传》中还有一种有争议的说法是：郭子仪早年曾为李白所救，为了报恩，他这次也为从宽处理李白出了大力。

流放行前，宗夫人和弟弟宗璟赶到浔阳为李白送行，这有可能就是一次生离死别。

杜甫也在挂念流放中的李白，不顾利害地为他发声：

李白、杜甫、高适，这三人的命运都为这场皇室内争所深刻改变，或流放，或贬斥，或显达。

但若走出内斗叙事，放眼平叛大局，可以分明看见，此刻张巡和许远正伫立在睢阳孤城上，残阳如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