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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长安 | 收藏 |
五
弃长安 作者：张明扬
至德二载十月二十三日，唐肃宗李亨回到了阔别一年四个月的长安。上次离开时他还是为各种不确定性所困的太子，归来时已是中兴大唐的天子。
圣驾回銮，长安百姓踊跃出城迎驾，队伍一直排到了二十里外，人人高呼万岁，有人手舞足蹈，有人喜极而泣。
此种盛大祥和的场景可能只是李亨回銮的一个面相，针对“附逆者”的政治清算正磨刀霍霍。
就在李亨回长安这一天，御史中丞崔器将那些投降叛军的变节官员集中到一起，命他们脱下冠帽鞋袜，赤足立于大明宫正殿含元殿前，捶胸顿首请罪于天子。这些官员周围环立着监视他们的士兵，跟随李亨从凤翔回到长安的官员也被命令来到含元殿前围观附逆者如何受辱。
两天之后（十月二十五日），以伪宰相陈希烈为首的三百多名附逆官员也从洛阳被押回长安。崔器让他们又上演了一次两天前的示众仪式，然后把他们关进狱中。
按照崔器的意思，这些贰臣按律皆应处死，李亨本准备同意这一大规模处决的清算方案，但宗室李岘此时及时站出来劝谏说：“贼陷两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这些附逆者都是陛下的亲戚或勋旧子孙，现在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处死，恐怕有违于圣人的仁恕之道。”李岘这里说的是道义，接下来他更多谈到了利害，“现在河北未平，叛军那边的附逆官员还很多，如果对附逆案件从轻怀柔处理，就会让他们产生重新归顺朝廷的想法；如果杀尽附逆者，那些还没反正的人就会顽抗朝廷到底了”。
李岘话里话外，透露了当时流行于士大夫中的一种舆论，所谓“天子南巡，人自逃生”，就是暗喻李隆基抛弃百官离京“实际上率先背弃了君臣之间的契约，因此臣下可以自寻出路”。也就是说，在士族社会余音犹存，家族与国家孰轻孰重尚未有定论的思想背景下，臣对君的“忠”不是一项无限责任，君主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同时，臣子除了恪守职责之外，并不一定要承担以身殉国的道德义务。[参见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第一版，74—77页。]
李岘的观点固然更宽仁中正，也更契合当时的平叛实际，但是也应该考虑到，“李岘代表的是宗室、功臣等既得利益群体，他们与不少附逆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参见胡平《未完成的中兴：中唐前期的长安政局》，商务印书馆，2018年5月第一版，40页。]。也就是说，单纯从政治道德出发对哪一派观点进行批判，可能都是失之偏颇的。
崔器和李岘这两派争论了很多天，李亨几经斟酌，最终选择了李岘的“从宽论”。但有迹象可以看出，如果不是因为“河北未平”，李亨的本心是从严不从宽的。
相比全部处死的原方案，新方案将数量众多的陷伪官员以六等定罪，详加甄别，“重者刑之于市，次赐自尽，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贬”。
安禄山亲封的两个宰相达奚珣和陈希烈是这批附逆官员中最受关注的，另一个宰相张垍或许是幸运的，他很可能在唐军收复洛阳前就一命呜呼了。达奚珣被判定为一等罪，连同其他十七人被斩于城西南独柳树下，李亨还令百官围观；陈希烈被定为二等罪，和其他六人被赐自尽于大理寺。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三等罪的“重杖一百”，在这次定罪行刑中实际上等于处死，达奚珣之子达奚挚等二十一人被杖时死于京兆府门。[参见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第一版，56页。]
京兆尹崔光远的人生经历很奇特。李隆基弃长安时，被指派留守的崔光远是大唐的京兆尹；叛军还没进长安前，崔光远就已派儿子主动联络安禄山，被委任继续当大燕的京兆尹；叛军内乱时，崔光远从长安跑到灵武投奔李亨，还平叛有功，因此李亨进长安时，崔光远又作为从龙功臣当上了大唐的京兆尹。
这三个“京兆尹”背后，是崔光远一贯快人一步的政治抉择，他没有像哥舒翰那样在死战之后，才投降安禄山，也没有像达奚珣、陈希烈那样在唐军光复两京后，做了大唐的俘虏。
投降与反正，也是一个需要高超操作技巧的技术活儿。
凭借弟弟王缙的“削己官位以赎兄罪”，以及那首著名的《凝碧池》，同在陷伪者之列的王维逃过了一劫。
还有一种说法是，甄别初期，王维曾和郑虔、张通一起被关在宣阳坊。宰相崔圆看中三人都长于绘画，便让他们在自家墙壁作画，三人为了减罪便借这个机会极力请求崔圆出手相救，最后如愿以偿。
大劫之后，王维当上了他这一生仕途顶峰的尚书右丞；又与至友裴迪共同寄情于辋川山居，那里有柳浪、幽篁、白石滩和辛夷花；其晚期诗作已充满了佛教的遁世感，被后世称为“诗佛”。这首公认的禅诗处处表现禅理：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终南别业》
但仕途、山水、至友、诗名和佛经都无法抚平王维内心的极度痛苦，“他晚年的文章中翻来覆去反省自己为何不能自杀殉国，其自我贬责、自我作践的程度，让人不忍卒读”[参见黄晓丹《诗人十四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7月第一版，6页。]，甚至有“生无益于一毛，死何异于腐鼠”这样的自污：
当贼逼温洛，兵接河潼，拜臣陕州，催臣上道。驱马才至，长围已合，未暇施力，旋复陷城。戟枝义头，刀环筑口，身关木索，缚就虎狼。臣实惊狂，自恨驽怯，脱身虽则无计，自刃有何不可。而折节凶顽，偷生厕溷。纵齿盘水之剑，未消臣恶；空题墓门之石，岂解臣悲？今于抱衅之中，寄以分忧之重。且天兵讨贼，曾无汗马之劳；天命兴王，得返屠羊之肆。免其衅鼓之戮，仍开祝网之恩。臣纵粉骨糜躯，不报万分之一。况褰帷露冕，是去岁之缧囚；洗垢涤瑕，为圣朝之岳牧。臣欲杀身灭愧，刎首谢恩，生无益于一毛，死何异于腐鼠？
——《为薛使君谢婺州刺史表》（节选）
与一般印象不同，在安史之乱平定前后，朝廷中弥漫着对王维这类陷伪者的同情，舆论将崔器等主张严惩的大臣视作“酷吏”。毕竟，盛唐时“忠”的观念还未像北宋以降那样转化为“无限义务”，因此朝野才会公开地对“贰臣”表达同情以及理解，也因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此种同情和理解表达了强烈不满，“朝廷待忠义之薄而保奸邪之厚邪”。[参见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第一版，70—73页。]
可能还是同样曾被叛军俘虏的杜甫最能理解王维的处境，他虽未降敌，但最知道此间的种种款曲和身不由己：
中允声名久，如今契阔深。
共传收庾信，不比得陈琳。
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
穷愁应有作，试诵白头吟。
——《奉赠王中允维》
安史之乱以来，杜甫似乎一直都在为人鸣冤，除了王维，他为李白卷入永王逆案鸣不平，为房琯罢相鸣不平……不平则鸣，穷而后工，这就是诗吧。
张巡的以身许国与人相食，王维的忍辱偷生与不得已，在盛世崩坏的天裂地坼之时，或许都可以视作人性在极端状态下的不同面相。对争议英雄固然不宜以今度古、求全责备，而对大时代中的挣扎者、求存者，能给些同理心就给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