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迎太上皇回銮一事上，李亨自作聪明地走出一个昏招。

李亨告诉李泌：“朕向太上皇请求，一旦銮驾回京，朕就还像从前一样，回东宫继续当太子。”李泌听后愕然失色，急忙问：“奏表还追得回吗？”李亨答：“信使已经走远了。”李泌当下断定：“太上皇不会回长安了。”李亨不解地询问原因，《资治通鉴》只记录了李泌一个玄乎的回答：“理势自然。”

既然信使追不回来，李泌当即给出了补救方案：“以百官的名义再上一份奏表，陈述从‘马嵬请留’到‘灵武劝进’，再到今日‘光复长安’的种种情势和不得已而为之，然后表达陛下思念上皇，盼望上皇从速回銮的孝心，这就可以了。”李亨赶紧让李泌起草奏表，读后怆然泪下：“朕原本怀着至诚之心，希望将大政奉还给上皇，现在听了先生之言，才知道朕这种想法是多么的不妥当啊。”

这段对话的机锋隐藏在文字背后：退位当太子也绝不是李亨的真实想法，可以理解为李亨的政治试探。当然，李亨和李泌之间很可能是坦诚的，但他们的对话内情并没有被史书完全记录下来。

如李泌所料，李隆基收到第一份要求他归位的奏表时，“彷徨不能食，欲不归”。这也并不是李隆基不想当皇帝，而是担心会因此打破业已确立的皇帝—太上皇的二元政治格局，进而引起父子之间实即皇权之间的冲突与政局的更大动荡，伊于胡底。[参见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280—281页。]

说白了，李隆基既担心回京引发父子政治冲突，甚至顾虑性命之忧，也操心父子争位的冲突会搅乱大唐政局，破坏平叛大局。公心和私心搅在一起，增加了此事的复杂性。

而李亨放心不下的是，李隆基长期在蜀等同于“另立中央”，形成了与长安相游离的第二政治中心。现在趁着收复长安的政治利好，自己的皇位愈加稳固，让太上皇回銮，放在自己眼皮底下，他的皇位才坐得安心。

还是如李泌所料，李隆基收到第二份奏表后，“乃大喜，命食作乐，下诰定行日”。李隆基深知复辟皇权已不现实，徒增烦恼，与其为了皇位与李亨纠缠不清乃至交恶，还不如立足于太上皇的政治地位进行博弈，才可保得平安、尊严及部分政治空间。

李泌这件事办得让李亨遂心如意，但李泌觉得长安既已克复，自己出山有成，也到了激流勇退之时。

李泌突然向李亨请辞：“臣报答了陛下的恩遇，现在到了再度归隐的时候了。”李亨毫无心理预期，惊诧地说：“朕与先生忧患与共有一段时日了，如今刚刚才可以共富贵，先生怎么就走了呢？”

李泌的态度很坚决：“臣有五条不可留的理由，愿陛下准许臣离开，让臣免于一死。”接着他就一一摊出：“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

李亨欲以困倦为由搁置李泌的请辞，但李泌却不依不饶：“陛下今日与臣在同一卧榻，这么私密的场合尚且不同意臣的请求，何况他日在御案之前？陛下不让臣归隐，就是杀臣。”

李亨痛心疾首：“没想到先生会如此疑朕，朕这样的人又怎么可能会伤害先生呢？莫非先生将朕当成了勾践那种对功臣刻薄寡恩的君王？”

“正因陛下尚未杀臣，臣才能提出请求，若真到了那一天，臣哪还有机会说话？”李泌连忙解释说，“杀臣者非陛下也，而是臣方才说的五条‘不可留’。陛下待臣一向如此恩遇，臣有些事尚且不敢言，天下大定之后，臣就更不敢说什么了。”

李亨沉吟不语良久，才问：“先生说的是朕没有听从你的北伐之谋吧？”李泌说不是，这才道出了他对李亨的最后进谏，力陈建宁王李倓被杀是冤案，以武则天之子李贤的《黄台瓜辞》为例，劝告李亨以史为鉴，不要一错再错，继冤杀建宁王之后，再纵容身边人对广平王不利，所谓“黄台之瓜，何堪再摘”。

李泌这番话的背景是，李亨宠幸张良娣，这位未来的张皇后很有政治野心，与李辅国勾结，先是除掉了建宁王，又想对广平王下手，以为将来自己儿子夺嫡做准备。当然，李泌言语中刻意撇清了李亨在其中的责任。

事实上，李泌的归隐也与忌惮张良娣和李辅国谋害有关，他毕竟是深谙道家出世保身之道的高人。但更深一层的考量可能是，李亨杀子也让李泌感到了这位主子骨子里的凉薄，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逼宫父皇、追杀亲弟李璘、赐死皇子，很难说下一步屠刀会不会转向李泌。毕竟，李泌与建宁王不仅平叛政见接近，且有私交。

李泌交代完最后的谏言，便对朝政再无眷恋，李亨再三挽留不果后，只得放李泌回衡山归隐去了。

当李亨与李泌就去留与否纠缠之际，唐军正挥师东进，直指东都洛阳。

唐军在长安只休整了三天，李俶和郭子仪就再度出征了。出师之初，郭子仪先在潼关一带追击叛军，斩首五千级，然后又相继攻克了华阴、弘农（今河南省灵宝市）二郡。

洛阳是燕政权的都城，绝无可能不经血战就轻易放弃，悬念只是这一战会在哪里打。安庆绪和严庄商议后，便调集洛阳的一切兵力，命严庄率领，火速增援陕郡，同从长安一路溃退至陕郡的张通儒合兵后，步骑竟也达到了十五万人之多。这已经是安庆绪的全部家底了，他准备在陕郡放手与唐军做殊死一搏。

十月十五日，广平王李俶率军进至曲沃（今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郭子仪亲自带兵突进，在陕郡西面的新店与叛军迎个正着，即刻展开激战。叛军依山布阵，唐军仰攻时渐渐不支，被步步赶下山去，眼看叛军就要转守为攻，占据上风。

与香积寺之战一样，此时扭转战局的还是迂回的回纥骑兵。战前就埋伏在南山的回纥骑兵从背后偷袭叛军，出击时间选择得非常精准，正好是叛军杀下山空出侧后方之际。

叛军先是发现身后卷起了漫天沙尘，继而沙尘中射出了十几支箭，惊惶失措的叛军知道，他们的克星回纥骑兵又杀来了，未经接战便已望风而逃。这一战况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八百余年后的一片石之战，李自成军也是在漫天扬尘中，遭遇八旗铁骑的突袭而溃败。

可以看出，回纥骑兵已经成了叛军闻之色变的终极恐惧，叛军起兵之初赖以横行天下的曳落河精骑已成回纥人的背景板。回纥骑兵之所以予取予求，无往而不利，除了强悍的战斗力之外，更重要的可能是其迂回突袭、出其不意的战术，次次都是唐军主力居前，回纥骑兵选择战局最胶着的时刻迂回突击。

新店之战规模虽然浩大，但激烈程度却远不如香积寺之战，骑兵最擅长的作战场景就是追击战，不用付出正面攻坚的巨大战损就可以轻易取得全胜。严庄在这一战中几乎败掉了安禄山留下的全部家底，十五万大军“僵尸蔽野”“伏尸三十里”“庆绪之党，十歼七八”。

十月十六日，安庆绪在洛阳看到惊魂未定的严庄和张通儒，心知大事去矣，连夜与严庄等人逃出洛阳，朝着河北方向奔去，残军只剩下一千步兵和三百骑兵。

至德二载十月十八日，洛阳光复。广平王率军入城时，还在操心着如何兑现“金帛、奴婢皆归回纥”的约定，却惊喜地发现洛阳百姓已提前为回纥人准备好了一万匹锦缎，回纥人笑纳后也就没再纠缠到底。以上这个暖心的说法出自《资治通鉴》，但《旧唐书·回纥传》的版本是，回纥人还是在洛阳开抢了，而且一抢就是三天，抢完府库，抢商铺、民居，“财物不可胜计”。比较合理的推论是，回纥人的确先自行抢了，然后广平王从洛阳民众那里凑了一大笔赎城费，给了回纥人，才停止了抢掠。

在洛阳，广平王个人最大的收获是：他寻回了王妃沈氏，也就是民间以讹传讹的“沈珍珠”。一年多前逃离长安时，仓促之间，广平王没来得及带王妃一起走，沈氏被叛军俘虏后押送至洛阳。这对夫妇失散了一年四个月之后，终于重聚。

三天后（十月二十一日），叛军中接连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是陈留郡军民杀掉了叛军守将，宣布全郡反正。陈留守将就是尹子奇，此时距离他攻陷睢阳、杀害张巡（十月初九），连两周都不到，这算是天道循环吗？

其二，叛军中有人来降，接洽时唐军才发现竟然是严庄。这个参与密谋起兵的安禄山顶级谋主、谋杀安禄山的策划者、安庆绪的头号重臣，竟然在穷途末路之时也降了，反得干脆，降得也利落，倒也是奸雄本色。《安禄山事迹》中还有个充满戏剧性的段子：严庄先派妻子薛氏假扮永王十一女，见到广平王和郭子仪时才和盘托出自己的身份，提出的投降条件是当众颁发免死铁券。广平王和郭子仪一商量，如果严庄这等叛军大员归降，再招降其余人想必就顺利多了，于是应允了颁发免死铁券的条件，还让他去长安觐见李亨。

严庄到长安不仅没获罪，还授封司农卿，从三品职衔，大唐对反正的叛臣不能更宽大为怀了。但是，对于那些原为唐臣的附逆者，等待他们的命运裁决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