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元二年（761）春，时任尚书右丞的王维向李亨上《责躬荐弟表》，请求削去自己的全部官职，放归田园，换取弟弟王缙得以从蜀中还长安。

三年多前，正是王缙请求“削己官位以赎兄罪”，助有变节陷伪史的哥哥王维逃过一劫。这次，轮到哥哥请求削官换弟了。

当年的苟且偷生成为王维晚年一再闪回的梦魇，在短短的《责躬荐弟表》中，他就自我拷问了两遍：“顷又没于逆贼，不能杀身，负国偷生，以至今日……臣即陷在贼中，苟且延命”。

上表数月后，也就是上元二年七月，王维去世，终年六十一岁。有一种说法是，王维死于懊悔与自责，或至少促其早亡。

临终前，他仍在写信辞别王缙等平生亲故，“停笔而化”，葬于辋川以西，这里“当待春中，草木蔓发，春山可望”。

王缙此时正走在回长安的路上。王维去世时，王缙已至凤翔，但他终究没有见到哥哥最后一面。两年后，王缙将他编选的《王维集》进献给唐代宗，之后还成为大唐宰相。

宝应元年（762）冬，与王维同龄的李白正在当涂养病，他的族叔李阳冰在这儿当县令。三年前，因永王案被流放夜郎的李白至白帝城遇赦，立即返舟东下江陵，途中快船快意地写下了《早发白帝城》。

上元二年（761）春天，李白一路将宗夫人护送至庐山修道，寻找她的师父李腾空，写下《送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二首》。但李白并没有跟着上山修行，他与宗夫人很可能就在此时做了“情投意合的最后诀别”[参见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0月第一版，49—50页。]。

宗夫人醉心隐逸，李白暮年壮心不已。送别宗夫人后没多久，六十一岁的李白听说李光弼出镇临淮，便又动了从军之念，投军途中，因病半道而还金陵。李白在诗中自比鲁仲连、李左车和剧孟等古代名将豪杰，欲以从军一雪永王案之耻：“愿雪会稽耻，将期报恩荣。半道谢病还，无因东南征。亚夫未见顾，剧孟阻先行。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

一出长安、二出长安、附逆永王……这么多的困蹙悲泣，都无法湮灭李白的用世之心。

日暮途穷的李白只能去当涂投奔族叔李阳冰。宝应元年十一月，六十二岁的李白病重死于当涂，临终前“枕上授简”，将一生诗作托付给李阳冰。李白还留下了绝笔诗，感叹自己这只大鹏鸟再也飞不起来了：

关于李白之死，除了“病死说”之外，还有“醉死说”和“溺死说”。按照最浪漫的“溺死说”，李白是大醉后跳入水中捉月而死。

李白去世后一年，一封朝廷诏书姗姗来迟：任命李白为左拾遗，即刻进京。对于一生都求仕无门，“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李白而言，这一迟来的官位或足以慰风尘。

乾元元年（758）六月，在房琯案中得罪了李亨的杜甫被贬华州（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杜甫此时可能还没意识到，他的政治生涯实际上已就此终结，从此再无机会重返长安。

杜甫的求仕之心未必就比李白淡泊，“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一生的政治理想。杜甫在凤翔的从龙经历曾令他有机会接近这个终极目标，但仅过了一个多月，杜甫御前的仗义直言就毁掉了他的政治前途。对于杜甫而言，这既是求仁得仁，也是本真与仕途之间的二选一。杜甫做出了自己的抉择，让自己回到了仕途侘傺的既有人生路径，失意并非是杜甫的本意，但正直却是。

乾元二年（759）年底，弃官南下的杜甫一家抵达成都，在西郊盖了一所草堂。这一年，杜甫最大的成就是，在离乱中写下了定义安史之乱和他自己的“三吏”“三别”。

在蜀地，杜甫重逢了来此赴任的高适。同样是旧友，高适之前拒绝营救李白，但对落魄的杜甫却是尽力照拂，“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杜甫《酬高使君相赠》）。

上元二年（761）正月初七，高适给成都草堂寄去了一首诗，怀乡思友感时忧国：

杜甫当时并没有看到这首诗，大历五年（770）正月，他才在书卷中偶然发现，顿时“泪洒行间，读终篇末”，写下了血泪之作《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以向秀思嵇康，宋玉思屈原，比己之思高适。此时，距离高适寄诗已过去了八年，而五年前，高适也已在“心怀百忧复千虑”中去世。

广德元年（763）春天，杜甫在蜀地听闻安史之乱平叛成功的消息，惊喜欲狂，“生平第一快诗”喷涌而出：

杜甫在巴蜀漂泊了八年多，他自况为“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唐代宗大历三年（768）正月，杜甫全家离开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出峡顺江东下，经江陵、公安、岳阳、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和衡州，流离无定，有英雄失路之悲，“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大历五年（770）冬，五十九岁的杜甫病逝于潭州行往岳阳的小舟中，有绝笔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国事、家事缠绕牵拽在一块，虽絮语叨叨，但追思历历。

就杜甫之死，除了病死孤舟说之外，最流行的可能就是“醉死说”了。杜甫在耒阳时，因路遇洪水而至少五天没吃饭，县令亲自乘舟救下杜甫，用牛肉和“白酒”[不是现代概念中的白酒，唐代白酒多指浊酒，酒度偏低，酒液浑浊。唐人常以酿酒原料为酒名，凡用白米酿制的米酒，就称之为白酒。]招待他，杜甫大醉，“一夕而卒于耒阳”。看上去，杜甫更像是猝死于久饥之后饱食的消化不良。这种说法最早出自唐人笔记《明皇杂录》，后经《旧唐书》和《新唐书》传播，几成定论，但很可能与事实不符，杜甫或许在耒阳遭遇了被困无食，但并非死于如此戏剧化的场景之中。[参见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5月第一版，310页。]

杜甫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魂梦所系之地仍然是长安。在气象万千的《秋兴八首》中，最忆是长安，“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

长安是盛世怒放之都，是乱世离散之城，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猝不及防。

长安是念念不忘，是求之不得，是心底最深处的炽烈欲望，杜甫、李白、王维，至死也没有抵达他们梦想中的长安。

杜甫是最后一个殒命的盛唐诗人：王昌龄死于至德二载（757），王维化于上元二年（761），李白逝于宝应元年（762），储光羲没于宝应二年（763），高适亡于永泰元年（765），岑参约卒于大历四年（769），杜甫殒于大历五年（770）。

杜甫死后，文学史意义上的盛唐也就此完结了。

诗人、盛唐与长安，一起凋零，失落在唐诗与历史记忆之中。

在大时代的丕变中，帝王、宠妃、储君、宰相、边将、诗人、宦官、枭雄、叛将、贰臣……每个人都深陷于走不出的盛世困境，每个人都在寻路突围，每个人都付出了自己的代价。

每个人都回不到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