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复两京没多久，李亨就又得到了一个来自范阳的天大喜讯。

至德二载（757）十二月二十二日，史思明的使者从范阳抵达长安，向李亨献上降表：河北十三郡和八万大军，即日起归顺朝廷。

李亨大喜，封史思明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并将他的七个儿子全部封为高官。李亨给了史思明一项任务：配合朝廷大军讨伐安庆绪。

说起来，史思明的反正，除了唐军的军事压力之外，安庆绪亦有贡献。安庆绪派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率军五千赶赴河北，名为征兵，实则是猜忌、防范史思明。有亲信顺势献计史思明：“如今唐室再造，安庆绪不过是树叶上的一颗露珠，转瞬即逝，将军又何苦为他陪葬呢？”

于是史思明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吞掉了安庆绪的五千人，而后宣布易帜。

史思明降唐有可能只是权宜之计。在李光弼的劝说下，李亨决定派人到范阳秘密除掉史思明，谁料谋划败露过早，反而逼得史思明于乾元元年（758）六月再举反旗。只能说，如果李亨君臣能够再耐心一点儿，等到剿灭安庆绪集团之后再着手解决史思明问题，势必会更从容些，也就不会触发之后战局的惊天逆转。

史思明的降而复叛，起初也没有得到李亨君臣的足够重视，他们的战略重心都在大燕皇帝安庆绪身上。弃守洛阳后，安庆绪率千余残军逃奔邺城，元气渐而恢复，占据着七郡六十余城。安庆绪将兵权尽付崔乾祐，委任他为天下兵马使，但崔乾祐虽是完败哥舒翰的名将，却“愎戾好杀，士卒不附”，并非帅才。

乾元元年九月二十一日，李亨下诏令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安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等九大节度使出兵攻打邺城，共集结步、骑兵二十余万人，掀开了邺城之战的序幕。

李亨可能认为此战必胜，便又开始摆弄互相制衡的帝王权术，以“子仪、光弼皆元勋，难相统属”为由，并没有为二十余万大军设置一个总领兵权的元帅，而是任命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这是一个李亨设立的全新职位，相当于天子特使，权力比边令诚担任过的监军还要大，权限几乎等同于元帅，可让一个宦官承担元帅的角色，真的不会有问题吗？

唐军渡过黄河后，连克获嘉（今河南省新乡市获嘉县）和卫州（今河南省新乡市卫辉市），击败了安庆绪亲率的七万大军，安庆绪仓皇逃往邺城，陷入了二十余万唐军的重围。

安庆绪自忖无力与唐军相持，便遣使向史思明求救，并声称愿意让出大燕皇位。史思明虽与安庆绪龃龉不断，但无论是出于唇亡齿寒，还是帝位的诱惑，他亲统十三万大军从范阳南下；基于畏惧唐军、保存实力及等待战机的多重考虑，大军主力按兵不动于离邺城有段距离的魏州（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

乾元二年（759）正月，李光弼担心围攻邺城时腹背受敌，便向鱼朝恩提议：分兵北上，防范史思明的主力，“彼惩嘉山之败，必不敢轻出”，为大军攻取邺城赢得时间窗口。鱼朝恩拒绝了李光弼的作战方案，李亨设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的恶果此刻开始集中显现。

从乾元元年十月到次年二月，唐军攻邺城四个月不克，用了水攻之策仍破城无望。趁唐军师老兵疲时，史思明率领大军进至距离邺城五十里处扎营，又是袭扰战，又是劫粮，“诸军乏食，人思自溃”。在此期间，香积寺之战的头号功臣李嗣业攻城时死于冷箭之下，“如墙而进，人马俱碎”的陌刀传奇几成绝响。

时至乾元二年三月，史思明感觉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终于率军进抵邺城城下。三月初六，邺城大战爆发。此战史思明军只有五万，而唐军人数据称有六十万之多——人数多少有水分，但很显然，李亨是打算毕其功于一役了。

邺城之战的特殊性在于，唐军并没有直接败于史思明之手，更接近于一哄而散，准确说是，开战后没多久，大风忽起，天昏地暗，两军都被吓得各自溃散，“官军溃而南，贼溃而北”。

但就唐军攻取邺城这个战略目的而言，唐军更算是邺城之战的落败方，以六十万人的大溃退草草收场。细究个中原因，除了天气因素之外，恐怕还是要归咎于“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的设立，由此导致唐军作战时各自为战，群龙无首，一乱便不可收拾。

在鱼朝恩的卸责与构陷下，郭子仪成了邺城之败的替罪羊，被李亨猝然从洛阳前线召回长安，由李光弼接任朔方节度使之职。“吾之家国，由卿再造”，李亨收复两京时对郭子仪的感激之言犹在，但凉薄本就是君王本色。

乾元二年三四月间，史思明以替安禄山报仇为由设计杀掉了安庆绪，自立为大燕皇帝，改范阳为燕京，这也是历史上北京第一次正式使用燕京这个名称。和安庆绪一起被杀的，还有他的四个弟弟，以及高尚、孙孝哲、崔乾祐这些跟随安禄山起兵的股肱之臣。

邺城之战半年后，也就是乾元二年十月，史思明发兵南征，兵不血刃地拿下了空城洛阳，严重打击了李亨朝廷的政治威望。身在洛阳的太子妃沈氏再度陷于城中，从此下落不明，生死未卜；李唐皇室苦苦寻访了四十六年，一直到805年，沈氏曾孙唐宪宗李纯即位，才最终认定沈氏已死，为其发丧。

洛阳失陷后，安史之乱不仅时间过半，也结束了“高光时刻”，进入了冗长的“垃圾时间”。再也没有哥舒翰失潼关、马嵬驿之变、灵武称帝、睢阳之围、克复两京这样牵拽人心的大事件，这一时期的史料读之甚至使人昏昏欲睡，唯一让人记住的可能只有史思明、史朝义父子的两次非意外死亡了。

上元二年（761）三月十三日晚，史朝义在鹿桥驿（今河南省洛阳市洛宁县东北）发动兵变，囚禁了逃跑未成的史思明。次日，史思明被史朝义的部将勒死，用毡毯裹尸，由骆驼运回洛阳，终年五十九岁。史思明被杀前一个月，刚刚在邙山之战的正面对决中击败了克星李光弼，雪耻未久，便遭横祸。

史朝义与安庆绪弑父的原因几乎一样，那就是作为长子，不被父皇器重，眼见幼弟立储在即，遂铤而走险。

宝应元年（762）十月底，唐军在仆固怀恩的率领下于洛阳北郊大败史朝义军，第二次收复洛阳，唐军这次依然得到了回纥骑兵的助战。

宝应二年（763）正月，史朝义和他的大燕朝都已进入了最后时刻。睢阳节度使田承嗣、邺郡节度使薛嵩、恒阳节度使张忠志、燕京留守李怀仙等纷纷降唐，众叛亲离的史朝义最后走投无路，在一片树林中自缢而亡。正月三十日，史朝义被传首京师。

相比安禄山、安庆绪和史思明这三位死于宫廷政变的大燕皇帝，自缢的末代皇帝史朝义已经算是死得最体面的一个了。

随着史朝义身亡，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终告结束。

唐军征讨史朝义的平叛最后一战如此顺遂，很可能是因为仆固怀恩采用了一种新战略：将打击目标缩小到史朝义一人身上，穷追不舍，但对田承嗣和李怀仙这些河北地方实力派采取绥靖政策，只要名义上归顺朝廷，不再公开与长安政权作对，就一概保留他们的既得地盘和军队，于是唐军所至，争先迎降。[参见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343页。]

为笼络河北安史旧部，张忠志（后被赐名李宝臣）、薛嵩、田承嗣和李怀仙这四人又都被封为节度使，河北遂成长安政令不通之地，藩镇之祸滥觞于此。

《资治通鉴》说重建河北藩镇是仆固怀恩“恐贼平宠衰”，即所谓的养寇自重；《新唐书·藩镇传》说是“君臣皆幸安”，即所谓的养痈遗患。仆固怀恩和唐代宗李豫或许都要负上各自的责任，然而，更根本的原因可能正如黄永年先生所说，“这是当时河北安史余党势力尚强大下不得不采用的一种策略，舍此更无妥善的办法”[参见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344页。]。

而安史余党势力为何难以削弱，当年李泌“直捣范阳覆其巢穴”的献策言犹在耳，还不是因为李亨急于光复长安、巩固帝位，才为后世子孙招致今时今日的尴尬，不知伊于胡底。

在李宝臣、田承嗣和李怀仙这三人的运筹下，成德、魏博和范阳日后成为威震中晚唐的“河朔三镇”，即《新唐书·藩镇传》中所谓“一寇死，一贼生，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也即陈寅恪先生所说，“安禄山之霸业虽不成，然其部将始终割据河朔，与中央政府抗衡，唐室亦从此不振，以至覆亡”[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译林出版社，2020年3月第一版，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