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长安  作者:张明扬

克复两京没多久,李亨就又得到了一个来自范阳的天大喜讯。

至德二载(757)十二月二十二日,史思明的使者从范阳抵达长安,向李亨献上降表:河北十三郡和八万大军,即日起归顺朝廷。

李亨大喜,封史思明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并将他的七个儿子全部封为高官。李亨给了史思明一项任务:配合朝廷大军讨伐安庆绪。

说起来,史思明的反正,除了唐军的军事压力之外,安庆绪亦有贡献。安庆绪派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率军五千赶赴河北,名为征兵,实则是猜忌、防范史思明。有亲信顺势献计史思明:“如今唐室再造,安庆绪不过是树叶上的一颗露珠,转瞬即逝,将军又何苦为他陪葬呢?”

于是史思明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吞掉了安庆绪的五千人,而后宣布易帜。

史思明降唐有可能只是权宜之计。在李光弼的劝说下,李亨决定派人到范阳秘密除掉史思明,谁料谋划败露过早,反而逼得史思明于乾元元年(758)六月再举反旗。只能说,如果李亨君臣能够再耐心一点儿,等到剿灭安庆绪集团之后再着手解决史思明问题,势必会更从容些,也就不会触发之后战局的惊天逆转。

史思明的降而复叛,起初也没有得到李亨君臣的足够重视,他们的战略重心都在大燕皇帝安庆绪身上。弃守洛阳后,安庆绪率千余残军逃奔邺城,元气渐而恢复,占据着七郡六十余城。安庆绪将兵权尽付崔乾祐,委任他为天下兵马使,但崔乾祐虽是完败哥舒翰的名将,却“愎戾好杀,士卒不附”,并非帅才。

乾元元年九月二十一日,李亨下诏令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安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等九大节度使出兵攻打邺城,共集结步、骑兵二十余万人,掀开了邺城之战的序幕。

李亨可能认为此战必胜,便又开始摆弄互相制衡的帝王权术,以“子仪、光弼皆元勋,难相统属”为由,并没有为二十余万大军设置一个总领兵权的元帅,而是任命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这是一个李亨设立的全新职位,相当于天子特使,权力比边令诚担任过的监军还要大,权限几乎等同于元帅,可让一个宦官承担元帅的角色,真的不会有问题吗?

唐军渡过黄河后,连克获嘉(今河南省新乡市获嘉县)和卫州(今河南省新乡市卫辉市),击败了安庆绪亲率的七万大军,安庆绪仓皇逃往邺城,陷入了二十余万唐军的重围。

安庆绪自忖无力与唐军相持,便遣使向史思明求救,并声称愿意让出大燕皇位。史思明虽与安庆绪龃龉不断,但无论是出于唇亡齿寒,还是帝位的诱惑,他亲统十三万大军从范阳南下;基于畏惧唐军、保存实力及等待战机的多重考虑,大军主力按兵不动于离邺城有段距离的魏州(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

乾元二年(759)正月,李光弼担心围攻邺城时腹背受敌,便向鱼朝恩提议:分兵北上,防范史思明的主力,“彼惩嘉山之败,必不敢轻出”,为大军攻取邺城赢得时间窗口。鱼朝恩拒绝了李光弼的作战方案,李亨设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的恶果此刻开始集中显现。

从乾元元年十月到次年二月,唐军攻邺城四个月不克,用了水攻之策仍破城无望。趁唐军师老兵疲时,史思明率领大军进至距离邺城五十里处扎营,又是袭扰战,又是劫粮,“诸军乏食,人思自溃”。在此期间,香积寺之战的头号功臣李嗣业攻城时死于冷箭之下,“如墙而进,人马俱碎”的陌刀传奇几成绝响。

时至乾元二年三月,史思明感觉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终于率军进抵邺城城下。三月初六,邺城大战爆发。此战史思明军只有五万,而唐军人数据称有六十万之多——人数多少有水分,但很显然,李亨是打算毕其功于一役了。

邺城之战的特殊性在于,唐军并没有直接败于史思明之手,更接近于一哄而散,准确说是,开战后没多久,大风忽起,天昏地暗,两军都被吓得各自溃散,“官军溃而南,贼溃而北”。

但就唐军攻取邺城这个战略目的而言,唐军更算是邺城之战的落败方,以六十万人的大溃退草草收场。细究个中原因,除了天气因素之外,恐怕还是要归咎于“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的设立,由此导致唐军作战时各自为战,群龙无首,一乱便不可收拾。

在鱼朝恩的卸责与构陷下,郭子仪成了邺城之败的替罪羊,被李亨猝然从洛阳前线召回长安,由李光弼接任朔方节度使之职。“吾之家国,由卿再造”,李亨收复两京时对郭子仪的感激之言犹在,但凉薄本就是君王本色。

乾元二年三四月间,史思明以替安禄山报仇为由设计杀掉了安庆绪,自立为大燕皇帝,改范阳为燕京,这也是历史上北京第一次正式使用燕京这个名称。和安庆绪一起被杀的,还有他的四个弟弟,以及高尚、孙孝哲、崔乾祐这些跟随安禄山起兵的股肱之臣。

邺城之战半年后,也就是乾元二年十月,史思明发兵南征,兵不血刃地拿下了空城洛阳,严重打击了李亨朝廷的政治威望。身在洛阳的太子妃沈氏再度陷于城中,从此下落不明,生死未卜;李唐皇室苦苦寻访了四十六年,一直到805年,沈氏曾孙唐宪宗李纯即位,才最终认定沈氏已死,为其发丧。

洛阳失陷后,安史之乱不仅时间过半,也结束了“高光时刻”,进入了冗长的“垃圾时间”。再也没有哥舒翰失潼关、马嵬驿之变、灵武称帝、睢阳之围、克复两京这样牵拽人心的大事件,这一时期的史料读之甚至使人昏昏欲睡,唯一让人记住的可能只有史思明、史朝义父子的两次非意外死亡了。

上元二年(761)三月十三日晚,史朝义在鹿桥驿(今河南省洛阳市洛宁县东北)发动兵变,囚禁了逃跑未成的史思明。次日,史思明被史朝义的部将勒死,用毡毯裹尸,由骆驼运回洛阳,终年五十九岁。史思明被杀前一个月,刚刚在邙山之战的正面对决中击败了克星李光弼,雪耻未久,便遭横祸。

史朝义与安庆绪弑父的原因几乎一样,那就是作为长子,不被父皇器重,眼见幼弟立储在即,遂铤而走险。

宝应元年(762)十月底,唐军在仆固怀恩的率领下于洛阳北郊大败史朝义军,第二次收复洛阳,唐军这次依然得到了回纥骑兵的助战。

宝应二年(763)正月,史朝义和他的大燕朝都已进入了最后时刻。睢阳节度使田承嗣、邺郡节度使薛嵩、恒阳节度使张忠志、燕京留守李怀仙等纷纷降唐,众叛亲离的史朝义最后走投无路,在一片树林中自缢而亡。正月三十日,史朝义被传首京师。

相比安禄山、安庆绪和史思明这三位死于宫廷政变的大燕皇帝,自缢的末代皇帝史朝义已经算是死得最体面的一个了。

随着史朝义身亡,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终告结束。

唐军征讨史朝义的平叛最后一战如此顺遂,很可能是因为仆固怀恩采用了一种新战略:将打击目标缩小到史朝义一人身上,穷追不舍,但对田承嗣和李怀仙这些河北地方实力派采取绥靖政策,只要名义上归顺朝廷,不再公开与长安政权作对,就一概保留他们的既得地盘和军队,于是唐军所至,争先迎降。[参见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343页。]

为笼络河北安史旧部,张忠志(后被赐名李宝臣)、薛嵩、田承嗣和李怀仙这四人又都被封为节度使,河北遂成长安政令不通之地,藩镇之祸滥觞于此。

《资治通鉴》说重建河北藩镇是仆固怀恩“恐贼平宠衰”,即所谓的养寇自重;《新唐书·藩镇传》说是“君臣皆幸安”,即所谓的养痈遗患。仆固怀恩和唐代宗李豫或许都要负上各自的责任,然而,更根本的原因可能正如黄永年先生所说,“这是当时河北安史余党势力尚强大下不得不采用的一种策略,舍此更无妥善的办法”[参见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344页。]。

而安史余党势力为何难以削弱,当年李泌“直捣范阳覆其巢穴”的献策言犹在耳,还不是因为李亨急于光复长安、巩固帝位,才为后世子孙招致今时今日的尴尬,不知伊于胡底。

在李宝臣、田承嗣和李怀仙这三人的运筹下,成德、魏博和范阳日后成为威震中晚唐的“河朔三镇”,即《新唐书·藩镇传》中所谓“一寇死,一贼生,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也即陈寅恪先生所说,“安禄山之霸业虽不成,然其部将始终割据河朔,与中央政府抗衡,唐室亦从此不振,以至覆亡”[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译林出版社,2020年3月第一版,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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