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人们来了……善良的人……没有想到会见面，一点儿征兆也没有。平常，如果我手心瘙痒，那就是要来客人了。而今天，完全是意料之外。一只夜莺整夜都在歌唱——阳光明媚的一天。哦！我们的女人们马上就会跑来。娜佳已经飞来……”

“我们经历了一切，熬过了一切……”

“我不想回忆，太可怕了。士兵把我们赶出来，他们开着那种越野大军车进来，还有自行火炮。一个老人躺在地上，他快要死了。他们要让我们到哪儿去？‘我这就站起来，’他哭着说，‘我自己走到墓地，自己走。’他们给我们的家园赔偿了什么？赔偿了什么？您看，这里多美！谁能赔偿这里的美丽？这里是度假区啊！”

“飞机，直升机，后面挂着拖车的大卡车，整天都吵得要命……还有士兵。我心想，我们要和中国人或者美国人打仗了。”

“当家的从集体农场会议回来说：‘明天我们疏散。’我说：‘那地里的土豆怎么办？还没挖呢。’邻居来敲门，我们坐下来喝酒，一边喝一边骂集体农庄的主席：‘我们就是不走。我们经历过战争，现在面对的是辐射。’就算把自己埋进土里，我们也不离开！”

“一开始，我们以为两三个月后就会死——他们就是这样说的。他们拼命宣传、恐吓我们。谢天谢地，我们还活着。”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没有人知道，另一个世界什么样。这个世界更好……更熟悉。正如我妈妈常说的：你要打扮漂亮，要开心，要任性。”

“我们去教堂，去祈祷吧。”

“我们要走了……我从妈妈的墓地挖了一些土，放进小袋子里。跪下来：‘原谅我，我们把你留下了。’我夜里去墓地，但一点儿也不害怕。人们把自己的姓名留在自己的家园，写在墙上，围栏上，写在沥青路上。”

“士兵们射杀狗。砰——砰！从那以后，我再也受不了动物的叫声。”

“我当时是集体农庄的队长，四十五岁……大家很尊重我……我们带着自己的亚麻去莫斯科参展，那是集体农庄派我们去的。我们得到了一枚徽章和一张红色证书，人们都很尊敬我：‘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我们的尼古拉耶维奇……’而到了新地方我是谁？我只是一个戴皮帽子的老头儿。我在这里等死，女人给我一点儿水喝，帮我把屋子弄热。我觉得大家真是可怜啊……晚上，女人们唱着歌从田里回来，而我知道，她们什么报酬也得不到。她们只有记着工分的凭据，可她们还在唱歌。”

“在我们村子里，大家都在一起生活。共同生活。”

“我做了一个梦，我已经住在城里儿子家。是梦……我在等死，等死。我嘱咐儿子：‘把我带到咱们家的墓地，哪怕就在我们的祖屋旁边待五分钟也好。’我在天上看到，儿子们正在把我带到那里去……”

“就算受了辐射的毒害，这里也是我们的家园。我们哪里也不要去。就连鸟儿也有自己的巢啊。”

“我来说说……我儿子住在七楼，我走到窗口，向下看去，在空中画一个十字。我仿佛听到马在叫，公鸡在叫……我好难过。有时候我会梦到自己家的院子：我正把奶牛绑住，不停地挤奶……然后就醒了……我不想起床。我真希望还在梦里。我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梦里。”

“我们白天住在新地方，夜里又回到自己家——在梦里。”

“冬天夜晚很长，我们时常就坐在那里，心里算着：今天又有谁死了？”小镇上许多人死于紧张过度与精神崩溃。难道说，四五十岁就该死了吗？可我们还活着。我们每天在向上帝祈祷，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健康。

“正如常言所说，人生在哪里，哪里就该是他的故土。”

“我们当家的倒下已经两个月了……一声不响，也不回答我的话，就那样憋着。我从院子里进来：‘孩子他爸，你觉得怎么样？’他用眼神代替声音告诉我，好多了。就算是躺着，不能说话，毕竟还是在家里。人要死的时候，是不能哭的。死神要带走他，你一哭，他又要花好大力气挣扎。我从柜橱里取来一支蜡烛，放在他手里。他拿着，喘着气……我看着他浑浊的眼睛……我没有哭，只是对他说：‘到那边问我们的女儿和我亲爱的妈妈好。’我祈祷让我们一起走……有一些人会这样恳求上帝，但他没有赐我死。我还活着。”

“我不怕死。谁也不会活两次。树叶落了，树也会倒下。”

“女人们，别哭！我们是多少年的先进工作者，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我们熬过了斯大林时代，熬过了战争年代！假如我们不会笑，不会快活，那我们早就去吊死了。两个切尔诺贝利女人在聊天，一个说：‘我听说，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会得白血病？’另一个说：‘胡说八道，我昨天割了手指，流的血还是红的。’”

“在自己家里就像是在天堂一样，而在陌生的地方，太阳也没有这么明亮。”

“我妈妈告诉过我，要拿一幅圣像，把它倒过来挂三天。这样，就算你不在家里住了，你也会回家的。以前我有两头奶牛和两头小牛，五头猪，还有鹅、鸡、狗。我两手抱着头，走在院子里。院子里有苹果树，结了好多苹果！都掉了！呸！”

“我打扫了房子，刷白了炉子……还把面包留在餐桌上，还有盐、碗和三只汤匙。汤匙是家里三个人的……总归是要回来的……”

“因为辐射，鸡冠变成了黑色，而不是红色。奶酪做不出来了，我们一个月都没有奶渣和奶酪。牛奶没有变酸，而是凝固了，变成了白色粉末，还是因为辐射……”

“我的菜园子里也有这些辐射。整个园子都是白色的，白花花的，就像是被撒上了什么东西，一块一块的……我心想，也许这是从山林里过来的，风吹来的。”

“我们不想离开。哎，就是不想离开！男人都喝醉了，躺在车轮下面。当官的走进每家每户动员说服，他们下命令说：‘什么东西都不许带！’”

“连续三天，没有给牛喂水喂食。就是这样！一个报纸记者来采访：‘怎么样？疏散准备得怎么样？’喝醉酒的挤奶女工差一点儿杀了他。”

“主席带着当兵的围着我的房子转圈……他们恐吓说：‘赶快出去，我们马上就要把房子烧掉！拿汽油罐来！’我慌了，又要拿毛巾，又要拿枕头……”

“你现在告诉我，根据科学，受了辐射会怎么样？你说实话，我们会不会很快就死掉？”

“你以为明斯克就没有辐射？它是看不见的。”

“孙子带着的那条狗……名字就叫镭，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辐射之中。现在我的镭跑出去了，平时它就在我身边。我担心，它跑到村外会被狼吃掉，那样的话，就只剩我一个人了。”

“战争期间，整晚都是噼里啪啦的枪炮响声。我们在森林里挖土窑掩体。轰炸，轰炸，没完没了的轰炸。到处都在燃烧，别说房子，就连菜园子也在燃烧，樱桃树也在燃烧。就算没有战争……我还是怕它！”

“有人问亚美尼亚电台[20世纪60年代，苏联民间开始流行“亚美尼亚电台回答听众提问”形式的政治笑话，并非真正的亚美尼亚电台节目。——编者注]：‘切尔诺贝利能不能种出苹果？’回答：‘有，不过核子要深埋地下。’第二个问题：‘七乘以七等于多少？’回答：‘任何一个切尔诺贝利人都会用手指算出来。’哈——哈——哈！”

“他们给了我们一处新房子，石头房子。您想象得到吗，我七年没有在房子里钉过一根钉子。那是异乡的土地！一切都是陌生的。我们当家的哭了，哭了。周一到周六，他在集体农庄开拖拉机，等着星期日，而到了星期日，他就躺在墙边，哭了。”

“谁也别再欺骗我们，我们哪里也不去。没有商店，没有医院，没有照明，我们坐在煤油灯和松明旁边。但这样就挺好！我们是在自己的家里。”

“到了城里，儿媳拿着抹布跟在我后边，擦洗门把手、椅子……那都是用我的钱买的，所有的家具和‘日古利’轿车。钱用完了，连老妈也不要了。”

“我们的孩子把钱都拿走了，本该用在房子、果树和过日子上的钱……剩下的一丁点儿，也让通货膨胀吃掉了。”

“我们一样也有快乐……亚美尼亚电台问：‘什么是无线阿姨？’‘就是从切尔诺贝利来的老奶奶。’哈——哈——哈……”

“我走了两个星期……把自己家的牛赶过来。他们不允许人进屋，我只好在森林里过夜。”

“人们害怕我们，都说我们会传染。上帝为什么要惩罚我们？他发怒了吗？我们的生活不像人的生活，我们不守上帝的律法。我们在互相杀戮。”

“我的几个孙子夏天来了……头几年没有来，他们也害怕……现在他们带着食品来这里探望我，你给的东西他们都要。他们问：‘奶奶，你读过《鲁滨孙漂流记》吗？’他一个人生活，和我们一样，离开了周围的人们。我随身带了半包火柴，还有斧头和铁铲……现在我有了猪油、鸡蛋、牛奶，都是我自己的。只有一样东西，白糖，你种不出来。土地要多少有多少！哪怕你要一百公顷也可以，谁也不会管你。没有人会来干涉你……这里没有上级领导……一切都随你。”

“猫，狗，和我们一起回来了。一起回来的。当兵的不放我们进去，他们是特警。所以我们只好在林子里的小路上过夜……就像游击队员一样……”

“我们不要国家的任何东西，我们自给自足。只是不要伤害我们！不需要商店，不需要公共汽车。如果要买面包和盐，我们就步行二十公里去外面……我们自己解决。”

“我们从安置地回来了，三个家庭一起回来了。……家里一切能拿走的都被拿走了：炉子砸坏了，窗户破了、房门被卸走了，地板、灯泡、开关、插座，都没有了。一样能用的东西也没留下。一切都得动手重新装上，还能怎么办呢？”

“野鸭子在叫，春天要来了。播种的时候到了。我们家空空如也……只有屋顶是完好的……”

“警察在呼喊，他们开着汽车来了。我们都躲进森林里，就像当年躲避德国人一样。一次，他们和检察人员一起来找我们的麻烦，威胁说要判我们的刑。我说：‘那就判我一年，我去服刑，完了再回来。’他们又喊了一气，我们没有作声。我有康拜因先进工作者奖章，而他竟然还叫着：‘依照《刑法》第十条一样可以判你刑……’”

“每天晚上，我都会梦到我的家：我回了家，又是修理菜园，又是收拾床铺……我总是在找什么东西，要不就是拖鞋，要不就是小鸡……谢天谢地，总算回来了……”

“夜里我们祈祷上帝，白天给警察说好话。如果你问我：‘你为什么要哭？’我也不知道我在哭什么。我现在感到高兴，因为我住在自己家里……”

“我们经历了一切，熬过了一切……”

“我给你讲一个笑话……政府出台给切尔诺贝利人的优待政策：给生活在距离电站二十公里的人的姓名前面加一个字‘冯’[在德语中，人名中的“冯”（Von）表示贵族身份。——编者注]；对生活在距离电站十公里的人，要称呼‘殿下’；对生活在电站近旁的人，要称呼‘阁下’。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殿下……哈——哈——哈……”

“我去看大夫：‘亲爱的，我的腿不能走路，膝盖动不了。’‘大娘，奶牛必须上交，不能养了，牛奶是有毒的。’我哭了：‘不，我的腿动不了，膝盖动不了，我不能没有奶牛。它养活了我啊。’”

“我有七个孩子，他们都住在镇上，就我一个人在这里。我每天对着他们的照片发呆……独自一人……自言自语。我一人把房子油漆了一遍，用了六桶油漆。我一个人养大了四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丈夫早就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

“有一次我遇见一只狼，它就站在我对面。我们对视着，它朝旁边一跳……跑了……我吓坏了。”

“动物都怕人。你不去惹它，它也会绕开你。以前，走在森林里，听到人的声音，会跑去找，而今却要躲着别人。上帝保佑，在森林里可千万别遇到人。”

“一切都写在《圣经》里，一切都会兑现。《圣经》里写了我们的集体农庄……写了戈尔巴乔夫……出现一个前额上有胎记的最高领袖，伟大的帝国会崩溃，然后就是上帝的审判……城镇里的人都会死去，村里只留下一个人。这个人看到地上有人的脚印都会高兴！不是看到人，只是看到他的脚印……”

“我们用煤油灯照明。奶奶事先已经告诉过我们。我们杀了野猪，就拖到地窖里或者埋在地下，肉可以在地下存三天。我们有自己家粮食酿的酒，烧酒，还有果酱。”

“我有两袋盐……没有了国家，我们也能生存！这里木材充足，四周就是森林。小屋里很温暖，油灯明晃晃的。日子挺好！我有一只小羊，三只小猪，十四只鸡。土地多的是，青草也很多，井里有的是水。应有尽有！太好了！这里没有集体农庄，这里是公社，是共产主义了！我们还需要买一匹马，这样我们就再也不需要别的人了，只要一匹马……”

“一名记者对在那里看到的感到新奇，他觉得我们不是回到了家里，而像是回到了一百年前。我们还在用镰刀收割，粮食直接就在柏油路上用连枷打谷脱粒。当家的在编篮子，我在冬天缝衣服、织布。”

“我们家族有十七个人死于战争。我的两个兄弟被杀了……妈妈整天哭啊哭啊。一个老太婆来到村里乞讨，‘你悲伤吗？’她对妈妈说，‘别伤心了。为别人牺牲生命的人，就是圣人。’我可以为祖国奉献一切……但是我不能去杀人……我是教师，我教导孩子们：你们要爱别人。善一定会战胜恶。孩子们现在还小，心灵是纯洁的。”

“切尔诺贝利……战争之上的战争。无论在什么地方，你都无法得到拯救。无论是地上，水里，还是天上。”

“无线电立即被关闭了，什么消息都得不到，但我们还在平静中生活。我们并不愤怒。到这里来的人说：到处都在打仗，苏联解体了，我们要生活在资本主义时代了，沙皇要回来了，这是真的吗？”

“有时野猪会从森林里跑到园子里，有时是驼鹿……人寥寥无几。还有几个警察……”

“你去我家坐一坐吧！”

“去我家吧。我家好久没有来客人了。”

“我画了十字，祷告……上帝！警察来过两次，砸坏了我的炉子……用拖拉机拖走……可是我又回来了！他们不会放过你，除非你用膝盖爬回家。全世界都在传播我们的悲痛。只有死人才被允许回来，他们会被运回来。而活人是夜里偷偷溜进来的，从树林里来的……”

“祭祀日大家都要跑回来。无一例外。每人都想为自己的亲人祈祷安息。警察根据名单放行。未满十八岁的孩子是不能回来的。大家回来，站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站在自家的苹果树下，就会感到很开心……他们先到墓地里哭一场，然后在自家院子里没完没了地散步。他们在院子里哭泣，祈祷。他们把蜡烛挂在院子围栏上，挂在墓地的栅栏上，还要把花环摆放在房子一旁，再把毛巾挂在围栏的小门上……神父会诵读祈祷词：‘兄弟姐妹们！请你们隐忍！’”

“他们把鸡蛋和面包带到了墓地……也有人拿了许多薄饼代替面包。人人都有食物……大家坐在自己亲人旁边。呼唤着：‘姐姐，我来看你了。一起来吃午饭吧！’‘妈妈，亲爱的妈妈……爸爸，亲爱的爸爸……’他们呼唤着天上的灵魂……今年去世的亲人，他们会哭，之前去世的亲人，就不哭了。他们诉说着，回忆往日的生活。大家都在祈祷，连平时不会祈祷的人，这会儿也在祈祷。”

“晚上，我们不会为死者哭泣。太阳一下山，就不会再哭了。主啊，请记住他们的灵魂，愿天国为他们降临！”

“你不来参加，你就哭吧……一个农妇在市场叫卖大红苹果。她喊着：‘快来买苹果，切尔诺贝利苹果！’有人对她说：‘你不知道吗，阿姨，那是切尔诺贝利苹果。没有人会买的。’‘你算了吧！会有人买的！有的人送丈母娘，有的人送老板！’”

“一个人被大赦，出狱后也回来了。他是邻村的人。他的妈妈死后，他们的房子被人拆了。他找到我们家。‘大婶，给我一块面包和猪油吧。我给你们劈柴。’他就这样靠乞讨过日子。”

“国家乱了，人们都跑到这里来。他们是为了逃离人群，躲避法律，独自生活。大家都是陌生人，彼此十分冷漠，眼里没有一点儿温暖和问候的意思。他们喝醉了会纵火。我们夜里睡觉会把草叉子和斧头放在床头，门口的台子上还放一把锤子。”

“去年春天，跑来一只疯狐狸。因为它疯了，所以变得很温顺。但是它不能看见水。只要在院子里放一桶水，它就跑了。”

“他们来了……来拍我们的电影，而我们一直没有看到过。我们这里既没有电视，也没有电。我们只有一件事可干，就是看窗户。当然还有祈祷。从前是共产主义取代了上帝，现在这里只剩下了上帝。”

“我们都是为国家效过力的人。我当过一年游击队员。我们彻底打败敌人的时候，我就在前线。我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德国的国会大厦上：阿尔秋申科。我脱下军装，又去建设苏联共产主义。而现在苏联共产主义在哪里？”

“我们这里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像兄弟姐妹一样生活在一起。”

“战争开始那年，蘑菇没有了，浆果也没有了。你相信吗？连土地都感受到了灾难的降临……那是一九四一年……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不会忘记那场战争的。听说，他们要把我们的俘虏送到这里来，只要你说他是自己家人，就可以领回家。于是，我们女人都跑来了！晚上，有的把自己的男人带回了家，有的把别的男人带回了家。但是，有一个混蛋……他已经结了婚，还有两个孩子。他跑去告诉德国指挥官说，我们带走了乌克兰人。瓦西卡、萨什科……第二天，德国人骑着摩托车来了……我们跪下求他们，但他们还是把人带到村外，枪杀了。九个人，都还年轻，多么年轻的人啊！瓦西卡、萨什科……”

“再不要有战争。我害怕战争！”

“有一次，一个官员来了，对我们大吼大叫，我们只是装聋作哑。我们什么都经历过，什么都能忍耐……”

“我要说的是自己的事……我一直在想自己的事情……在墓地，有些人大声哭诉，而有些人默默无语。还有一些人会说：‘开门吧，黄沙。开门吧，黑夜。’在森林里你会等到人，在沙里却等不到。我会轻声问上一句：‘伊万……伊万，我该怎么生活？’而他什么都不说，好话不说，坏话也不说。”

“而我……我什么也不怕：不怕死人，不怕野兽，什么人也不怕。儿子从城里来，嚷着：‘你一个人待在这儿干什么？有人掐死你怎么办？’他们想要我什么东西？我只有几个枕头……家里全部财物就是几个枕头。如果强盗敢爬进来，他的头一伸进窗口，我就会用斧头砍下他的头。要我看，在我们这个村子……也许没有上帝，也许还有别的什么，但高处一定会有神……而且我还活着。”

“冬天，爷爷在院子里把杀好的小牛吊起来。正好外国人来了：‘老人家，你在做什么？’‘我在赶走辐射。’”

“有人告诉我……丈夫埋葬了妻子，他身边还有一个半大孩子。一个男人……借酒浇愁……孩子的泪水浸湿了枕头。到夜里，他妻子——不知道是她本人，还是她的灵魂，总会出现。她洗好衣服，晾干，收拾到一个地方。一旦他看到她……叫她一声，她立即就消散了……成了空气。于是，邻居来指点说，影子一闪现，你就用钥匙锁上门，也许她就不会很快走掉了。但是，她再也不来了。那是怎么回事？来过的人究竟是谁？

你不相信？那你说，这故事怎么会有的？可能就是真的。你是有文化的……”

“切尔诺贝利为什么会爆炸？有些人说是科学家的错。他们抓住了上帝的胡子，现在他笑了，而我们遭了殃！”

“我们从来没有过上好日子，从来没有一个平静的生活。战争之前，他们来抓人……他们开着黑色的车来了，从田里带走了我们家三个男人……到现在也没有回来。我们一直生活在恐惧中。”

“我不爱掉眼泪……我爱听新的笑话：切尔诺贝利地区生长烟叶，工厂就用这些烟叶生产香烟。每一包香烟上都写着：‘卫生部最后一次警告——吸烟有害健康。’哈——哈——哈……我们的爷爷们一直在抽烟……”

“我有一头牛，我可以把它交出去，只希望再不要打仗。我怕战争！”

“杜鹃啼叫，喜鹊嘁喳，小鹿在奔跑。它们会不会继续繁衍后代，谁也不知道。早上我去园子里的时候，几头野猪正在那里乱拱，糟蹋庄稼。野兽就是这样。人可以搬迁到别处，驼鹿和野猪却不会。水也可以不顾堤岸四处流淌，流到地上，流到地下……”

“家里不能没有人。动物也需要人。它们也在寻找人。鹳飞来了……甲虫在爬。它们都很快乐。”

“疼！大妈们……啊呀，好疼！要轻一点儿……棺材要轻轻地抬……小心……不要碰到门或床，不要碰到或者撞倒任何东西，否则就要倒霉，等来下一个死人。主啊，记住他们的灵魂，愿你的国降临。我们在埋葬他们的地方哭泣。这里是我们家所有人的墓地。四周也是墓地……自卸卡车和推土机在轰隆作响，房子消失了。工人在埋葬，埋葬……学校、村委会、浴室，都被埋葬了。世界还是这样的世界，但是人已经不是那些人了。有一点我不知道，人究竟有没有灵魂？它是什么样子？它们在另一个世界的什么地方？

爷爷要死了，这两天，我都躲在炉子后面，静静地看守着：我要看灵魂是怎么从他的身体飞出去的。后来我去挤奶……听见喊声后跑回家，他睁着眼睛躺在那里……灵魂已经飞走了，也许，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我们将来又如何相见？”

“神父向我们保证，我们会得到永生。我们祈祷。主啊，赐予我们力量，让我们熬过这苦难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