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每天早晨起床……开始自己的一天……

他思考的不是永恒，他思考的是每天的面包。而你想让人们思考永恒。这是所有人道主义者的错误……

什么是切尔诺贝利？

我们到了一个村子里……我们有一部德国小面包车（是他们捐赠给我们基金会的），孩子们围着我们：“阿姨！叔叔！我们是切尔诺贝利人。你们带什么来了？给我们点儿什么吧。给我们一点儿吧！”

这就是切尔诺贝利……

在路上的隔离区，我们遇到一位身穿节日绣花裙子、围裙，背着小包的老奶奶。

“奶奶，您要去哪里？去做客吗？”

“我要去玛尔卡……我自家的院子……”

可是那里的辐射有一百四十居里！而且要走二十五公里才能到。她打算当天去当天回。她要把已经在她家围栏上挂了两年的一只三升罐子带回来，顺便看看自家的院子……

这就是切尔诺贝利……

我还记得开始那些日子吗？当时的情况？但应该去回忆……要谈我自己的生活，还是要从童年开始。这样……我有自己的起点。我记得似乎是另一件事……我记得胜利四十周年纪念日。当时在我们的莫吉廖夫市第一次燃放烟花。正式庆祝活动照常结束后，人们没有散去，突然之间，大家开始唱歌。我记得我们是那样默契。那时战争已经过去四十年了，所有的人还在谈论、在回味战争。如今我们也从切尔诺贝利的战争中活了下来，并且逐渐恢复，生儿育女。因此我们都和切尔诺贝利联系在一起……我们返回这里，它能带给我们更深的思考。它成为一个圣地，一面哭墙。但还不是公式。不是公式！没有想法。居里、贝克、希沃特——这些不是思考，这些不是哲学，不是世界观。我们，人，或者拿着武器，或者拿着十字架，走过整个历史……而没有过别的人……还没有……

……我妈妈以前在市民防总局工作，她是第一个得知事故消息的。所有设备都启动了。根据规程——它们就挂在每个办公室里，必须立即通知居民，发放口罩、防毒面具等。他们打开秘密仓库——打着火漆印密封的仓库，眼前却是一副可怕的景象，器材存放的年头太久，已经无法使用了。防毒面具还是战争前的款式，大小也不适合学校儿童使用。一些设备超出了量程——谁也无法理解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还有一些设备根本无法打开。妈妈在自责：“如果战争爆发，我们知道该怎么办，有相应的规程。可是现在该怎么办？”是谁在领导我们的民防？是退役将领和上校，在他们看来，战争应该是这样开始：政府在无线电里发表声明，然后发动空袭，炸弹和燃烧弹落下来……但下个世纪还没有到来。我们的思维方式无法适应这些……于是就有了……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安然坐下来，喝着节日的茶……说说笑笑，而战争已经在进行……我们甚至没有发现，我们正在消失……

而民防，就是这样一个游戏，是成年人玩的游戏。他们负责排练，演习……耗资数百万……我们可以三天不去上班，也不需要请假，就去参加军事演习。这个游戏称为“发生核战争”。男人是士兵和消防队员，女人是义务医疗队员。他们会发给你工作服、靴子、装有绷带的袋子和一些药物。怎么样？在敌人面前苏联人民够体面的。还有保密地图和疏散计划，这一切都保存在密封的防火保险箱里。根据这些计划，在警报响起的几分钟内就应该召唤人们，转移到树林里，转移到安全地区……警笛呼啸……警报！战争……

接下来就是颁发奖杯、锦旗，还有庆功宴会。男人们为我们未来的胜利歌唱！当然，也为妇女们歌唱！

不久以前……城市宣布进入警戒状态。警报！防空！这是一周前的事……现在人们恐惧的内容已经变了，已经不是美国人的入侵、德国人的入侵，而是那里——切尔诺贝利？会不会再发生什么？

一九八六年……我们是谁？技术手段造成的世界末日如何降临在我们身上？我？我们？我们是当地知识分子，我们有自己的圈子。我们有自己独立的生活，远离周围的一切。我们有自己的抗议方式。我们有自己的规则：不看《真理报》，但是会传阅《星火》杂志。只要他们刚刚放松缰绳，我们就陶醉其中。我们会读地下出版物，好不容易终于落到我们手中的地下出版物。我们会读索尔仁尼琴、沙拉莫夫……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我们互相请客，在厨房里说个没完，饥渴地诉说。诉说什么？那里生活着演员、电影明星……我也要像凯瑟琳·德纳芙[凯瑟琳·德纳芙（Catherine Deneuve，1943—），法国著名女演员，出演过《白日美人》《最后一班地铁》《印度支那》等。——编者注]那样……给自己披上愚蠢的外衣，用与众不同的姿势甩动头发……我们渴望自由，渴望那个未知的世界……陌生的世界……我们把这当作自由……但这也是一个游戏，一个逃避现实的游戏。有人脱离了我们的圈子，有人酗酒，有人入了党，攀上了仕途生涯的阶梯。但没有人相信，克里姆林宫的高墙会被打破，会崩溃……至少我们的有生之年不会，这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是这样，我们不会在乎你那里发生什么，我们生活在这里……生活在我们的幻想世界中……

切尔诺贝利事故……大家的第一反应都一样：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让当局去操心吧……这是他们的切尔诺贝利……那是离我们很遥远的地方，我们甚至连地图也懒得去看。没有兴趣。我们已经不再需要真理……当时牛奶瓶上出现这样的标签：“儿童牛奶”和“成人牛奶”……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有迹象了——啊哈！某种东西已经迫在眉睫……没错，我不是党员，但无论如何还是苏联人。人们开始恐慌：“今年的萝卜叶子，怎么像是甜菜的？”但是晚上打开电视：“不要轻信挑拨离间！”所有的疑虑便消散了……“五一节”还游行吗？没有人会强迫你去参加游行，我们可以做出选择。但我们没有去选择。我不记得哪一年的“五一节”游行会有那么多人，会有那么高兴。是有一点儿令人不安，当然，在人群里，大家都挤在一起……就很想骂几句领导、政府、共产党……现在回想……我在寻找，寻找那个思想发生断裂的地方……断裂出现在哪里？而断裂一旦出现……我们的不自由暴露出来……自由思想就胜利了：“可以吃萝卜，也可以不吃？”我们内部的不自由……

我是希姆沃洛克诺工厂的工程师，这里有一个德国专家组。当时我们正在安装新设备。我看到了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如何看待自己，看待别人……他们得知发生事故后，立即要求医生到位，发放辐射剂量测量仪，并检查食品。他们从收音机中听到了他们国家的信息，知道应该如何应对。当然，我们什么也没有为他们提供，于是他们收拾好自己的旅行箱，准备离开。你们给我们买票！送我们回家！我们要离开，因为你们无法保证我们的安全。他们罢工了，发电报给自己的政府……总统……他们在为自己的妻子、孩子而斗争（他们是带着家庭来我们这里的）。为了自己的生命！而我们呢？我们是如何对待自己的？噢，看这些德国人，歇斯底里！懦夫！他们还要测量菜汤、肉饼里的辐射剂量……他们根本不敢上街……真是可笑！看我们的男人，那才是真男人！俄罗斯男人！毫不畏惧的男人！他们在与反应堆战斗！他们置性命于不顾！他们戴着帆布手套，手臂赤裸着爬上熔化的炉顶（我们在电视上已经看到）！而我们的孩子举着小旗子去街上示威！还有退伍老兵……老近卫军！（沉思）但这也是野蛮之举，表明自己无惧于辐射威胁……我们总说“我们”，而不是“我”：“我们要发扬苏联的英雄主义。”“我们要彰显苏联的品格。”我们要向全世界表明！但我是我自己！我不想死……我害怕……

真是有意思，我们今天都在追寻自我，追逐自我的感觉。位置已经变换了，这值得分析一下。很久以前我就发现了自我的真实存在，我开始更加关注我周围的世界，关注世界与自己的关系。在切尔诺贝利事件刚发生时，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学会了说“我”：我不想死……我害怕……而当时呢？我开大电视机的音量：他们把红旗授予社会主义竞赛的优胜者——挤奶女工。这不就是我们这里的事吗？这不是莫吉廖夫附近，那个成为铯污染中心的村子吗？他们正在迁移的村子……的确是，的确是……播音员说着：“人们无私地奉献着，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勇气和英雄主义的奇迹”，哪怕面对洪水，我们也要迈出革命步伐！是啊，我不是共产党员，但还是苏联人。“同志们，不要轻信挑拨离间！”一天到晚，电视机都在高喊。疑惑又消散了……

（电话铃声响了。半小时后，我们继续谈话。）

我对每个新人都感兴趣。所有人都在思考这些……

切尔诺贝利作为一个哲学理念，等待我们去理解。这是被铁丝网隔开的两个国家：一个是隔离区，另一个是其他地区。围着隔离区的腐朽木柱，就像十字架，上面挂着白毛巾……那是我们的习俗……人们来到这里，就像是来瞻仰墓地……工程学之后的世界……时间倒退了……这里被掩埋的不仅是他们的家园，而是整个时代。信仰的时代！对科学的信仰！对一个公正社会的理想！一个伟大的帝国四分五裂，已经坍塌了。首先是阿富汗，接着是切尔诺贝利。帝国崩溃，只剩下我们自己。我害怕说出这一点，但是我们真的……真的爱切尔诺贝利。我们爱上了它。它是我们生活的又一个意义……是我们痛苦的意义。如同战争。世界了解我们，了解白俄罗斯，是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它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朝向欧洲的窗子。我们既是它的祭牲，又是它的祭司。我害怕说出来……我是最近才意识到这一点……

就在隔离区……那里寂静得没有一点儿声音……当你走进房子，就像走到睡美人身边一样。假如没有遭遇掠夺，照片、器皿、家具……人们应该都在附近的某个地方。我们有时候会找到这些房子的主人……但是他们不会谈论切尔诺贝利，他们说，他们被欺骗了。他们在意的是，是否会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是否会得到其他更多的东西。我们的人民总觉得他们被骗了。在他们的思维中，一端是虚无主义，否定一切；另一端是宿命论。他们不相信当局，也不相信科学家和医生，而事实上，他们什么行动也没有采取过，他们无辜且无动于衷。在苦难之中你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的意义，其他似乎都不重要了。当你行走在这里的大地上——一块块高辐射土地……人们在犁地——而这里的辐射有三十居里、五十居里——拖拉机手坐在开放的驾驶室里（十年过去了，拖拉机至今还是没有密闭的驾驶室），呼吸着放射性灰尘……十年过去了！我们是谁？我们生活在这块污染的土地上，犁地、播种、生儿育女。这就是我们痛苦的意义？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有这么多痛苦？就这个话题，我与我的朋友有过很多争论。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因为在隔离区里，这里不是贝克，不是距离，也不是毫伦琴，而是人民，我们的人民……切尔诺贝利“帮”了濒死的体制……它再次启动紧急状态……分配任务、发放口粮。就如以前灌输进头脑的“假如没有战争”，现在也可以灌输一切对切尔诺贝利的描绘。“假如没有战争”，含情脉脉的眼睛，马上充满了悲痛。拿来！拿给我们！都分给我们。饲料槽！避雷针！

切尔诺贝利已成历史。但这还是我的工作……生活……我走过这里，我观察这里……这曾是个古老的白俄罗斯村庄。白俄罗斯茅舍。没有卫生间和热水，但是有圣像，木头造的水井房，刺绣的毛巾和铺垫。人们热情好客。我们进了一户人家要水喝，女主人从一只很古旧的木箱里取出一条毛巾来，递给我，说：“送给你，这是我的院子的留念。”毛巾上面绣着森林、田野。那是家乡、自由生活残留的碎片。茅舍旁边就是土地、菜园、自家的母牛。他们从切尔诺贝利被迁到了“欧洲”——一个欧式风格的小镇。在那里他们可以建造更漂亮更舒适的房子，但是他们不能在一个新地方建造一个曾经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庞大世界。那是脐带！这是对人类心灵的一个巨大打击。是传统的断裂，是整个传统文化的断裂。当你来到这些新的城镇，它们给你的感觉就像是地平线上的海市蜃楼，就像画出来的一样。它们五颜六色，有淡蓝色的、蔚蓝色的、红黄色的，他们的名称有可能是五月村、太阳村。欧洲住宅要比我们的民居舒适得多，这是未来。但未来不能空降……我们也不是埃塞俄比亚人——他们坐在地上，等待飞机和汽车给他们运来人道主义援助。不，我们等来的是机遇：我们脱离地狱，有了自己的茅舍、清洁的土地和需要拯救自己的孩子，切尔诺贝利已经融入他们的血液里，基因里。他们在等待奇迹……他们走进了教堂。你知道，他们会向上帝祈求什么？不是奇迹，是祈求给他们健康和努力实现目标的力量。他们习惯了祈求……向国外祈求，向上天祈求……

他们生活在这样的小宅子里，就像在笼子里一样。他们在崩溃，在散落。住在隔离区的是不自由的人，遭遇命运捉弄的人。他们生活在悲痛和恐惧中，但这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他们想的是共产主义。他们在期待……隔离区需要共产主义……他们在所有的选举中都把选票投给了主张铁腕统治的人，他们怀念斯大林主义的秩序，军事秩序。对他们来说，这就是公正的代名词。他们就在军事管制下生活：警察值守，穿着军装的人来回巡逻，还有通行证制度和口粮制。人道主义援助由官员分配，箱子上用德文和俄文写着：“禁止交易。禁止出售。”但是就在人们眼皮底下出售，在每一个货亭……

这又像是一场游戏……广告秀……我带来一个人道主义援助车队。车队里都是陌生人……外国人……以基督的名义，还有以其他名义来到我们这里的。而我的族人站在积水里，在泥淖里，身上穿着简陋的棉衣……穿着人造革短靴……“我们什么也不要！反正一样要被他们拿走！”我从他们的眼神里读出这样的话语。但是旁边有人突然……想要拿走一个盒子，一个箱子——外国的东西。我们知道隔离区里一处大妈们住的地方……一个卑鄙的肮脏想法冒出来……我很愤怒！我突然说：“我这就领你们去看一看，我们发现了什么！你们在非洲也不会见到，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会见到的东西！二百居里，三百居里……”但我发现，他们已经偷偷调换了，现在眼前的这几个大妈，简直可以说就是“电影明星”。她们已经背会了台词，已经学会了在需要的地方双眼饱含热泪。表演。当外国人第一次来的时候，她们只是默默地站着哭泣。现在她们已经学会说话了。也许，这样她能拿到口香糖，或者一箱多余的衣服转交给孩子们……也许……这里含有深刻的哲学意味，含有他们自己这一刻对待死亡，对待时间的态度。而他们不肯离开自己的房子，不离开他们的乡村墓地，并不是为了德国巧克力……口香糖……

离开之前……我指着隔离区说：“多么美丽的土地！”那时夕阳正渐渐西下，它映照着森林、大地，它在与我们道别。“是啊，”团队里一个德国人用俄语说，“的确美丽，但是被污染了。”他双手捧着一个辐射检测仪。

可我明白，我对落霞视如珍宝。因为这是我的土地。

——纳塔利娅·阿尔谢尼耶夫娜·罗斯洛娃，“切尔诺贝利儿童”莫吉廖夫妇女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