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绝对权力

切尔诺贝利的祭祷  作者:S.A.阿列克谢耶维奇

我不是一个人文学家,我是一个物理学家。因此,我只相信事实,在我这里只有事实……

迟早要有人为切尔诺贝利负责……就如同一九三七年一样,这一时刻必然会到来,哪怕要等上五十年!那些人已经老了,有些已经死了……但他们还是要负责,他们是罪犯!(沉默)应该把事实留下来……事实!它们会派上用场的……

……那一天,四月二十六日……我当时在莫斯科出差。我在那里听到发生事故的消息。

我打电话给在明斯克的白俄罗斯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尼古拉·斯柳尼科夫,我打了一次,两次,三次,一直没有人接。我就去找到他的助手(他和我很熟):

“我是从莫斯科打过来的。请你为我联系斯柳尼科夫,我有紧急消息。紧急!”

我的电话是通过政府专线打出的,但是他们封锁了一切消息。只要一说到事故,电话马上就会中断。他们在严密监视,很显然,他们在监听!某些组织……国中之国……况且我是在给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打电话……我是谁?我是白俄罗斯科学院核能研究所所长、教授、科学院通讯院士……但他们还是要封锁我的电话……

两个小时后,我终于联系上他了。斯柳尼科夫本人拿起来话筒。我报告说:

“事故很严重。根据我的计算(我已经在莫斯科与一些人谈过,但他们在欺骗我),辐射云正朝着我们飘来,朝白俄罗斯飘来。我们需要立即对居民进行碘剂预防,立即疏散核电站近处的所有居民,一百公里以内的人和牲畜必须撤出。”

“我已经收到报告,”斯柳尼科夫说,“那里发生了火灾,但已经扑灭了。”

我忍不住了:

“这是欺骗!这是明目张胆的欺骗!任何一个物理学家都会告诉你,石墨在以每小时五吨的速度燃烧。你想一想,这要燃烧多少时间?”

我乘坐最近的一班火车连夜返回明斯克。那是一个不眠之夜。早上回到家里,我测量了我儿子的甲状腺,辐射量达到每小时一百八十豪伦琴!当时甲状腺就是理想的剂量测量位置。我需要碘酸钾,就是普通的碘。需要在给孩子的半杯果冻里加入两到三滴,给成人三到四滴。反应堆燃烧十天,就要这样做十天。但没有人听我们的!没有人听科学家和医生的。科学服务于政治,医学也被他们拖入了政治。当然!我们不应当忘记,所有这一切是在什么样的意识背景下发生的,我们在十年前那一时刻是什么样的人。那时克格勃还在工作,在秘密侦查,“西方的声音”被阻断,有上千种禁忌,还有党和军队的秘密……指令……所有的人都被灌输了这样的思想: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不会有危险,就像使用煤和炭一般。我们是被恐惧和偏见束缚的人,我们把迷信当成信仰……但是事实,终究还是事实……

就在那一天……四月二十七日,我决定去白俄罗斯与乌克兰接壤的戈梅利州调查。我到了布拉金、霍尼克、纳罗夫里地区的中心,这里距离核电站只有几十公里。我需要完整的信息。我带着仪器,对环境进行了测量。测量结果是:布拉金的环境辐射量是三万毫伦琴/小时,纳罗夫里是两万八千毫伦琴/小时……当时人们还在播种、犁地,准备过复活节……染红鸡蛋、烘烤糕点……辐射是什么?怎么回事?他们什么命令也没有接到。上级只会问他们:播种进行得如何,进度怎么样。他们盯着我,就像盯着疯子一样:“你是从哪里来的?你在说什么,教授?”伦琴,毫伦琴……外星人的语言……

我们回到明斯克。人们照常在大街上卖馅饼、冰淇淋、肉饼、糕点。就在放射性的尘雾之下……

四月二十九日,那天每件事情发生的时间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早上八点,我就来到了斯柳尼科夫的接待室。我等呀,等呀,他们没有见我。我一直等到下午五点半。五点半的时候,一位白俄罗斯的著名诗人从斯柳尼科夫的办公室走出来,我认识他。

“我和斯柳尼科夫同志讨论了白俄罗斯文化问题。”

“很快就没有人发展白俄罗斯文化了,”我打断他的话,“如果我们现在不迁出切尔诺贝利的人,不去救出他们,再也不会有人读你的书了!”

“怎么会?他们已经把火扑灭了。”

我终于还是冲到了斯柳尼科夫跟前,把我昨天看到的情况描述给他。必须赶快救人!乌克兰已经开始疏散了(我已经给那里打过电话)……

“你的剂量检测人员(我研究所的人)怎么在城里到处跑,四处散布恐慌!我已经咨询了莫斯科的伊林院士。我们这里一切正常……军队、军事装备已经投入现场。政府检察机关的委员会已经在核电站开展工作,他们会弄清楚……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正处于冷战之中,四周都是敌人……”

我们的土地上散布着数千吨的铯、碘、铅、锆、镉、铍、硼,还有说不清有多少的钚(切尔诺贝利使用大功率槽式铀-石墨反应堆,可以制造生产原子弹所需要的武器级钚),总共四百五十种放射性核素。它们的总量相当于三百五十颗投在广岛的原子弹。我们应该谈论的是物理问题,物理定律。他们却在谈论敌人,在寻找敌人。

迟早有一天,有人要对此负责。“你可能会辩解说,”我对斯柳尼科夫说,“你是一个造拖拉机的(他原来是拖拉机厂厂长),不懂得辐射,但我是物理学家,我知道这件事的后果有多严重。”这算怎么回事?几个教授,一些物理学家,胆敢教训党中央?不,他们不是一帮匪徒,他们只是无知和盲目服从而已。他们的生活原则,他们的职业信条就是:保持低调。斯柳尼科夫马上就要高升去莫斯科了。就是这样!我想,那时克里姆林宫给他打了电话……戈尔巴乔夫的电话:“你那里要注意,不能让白俄罗斯人发生恐慌,让西方发出噪音。”而这里的游戏规则就是,如果你不迎合上级,他们就不会提升你,就不会发给你休假许可证,不会给你别墅……你应该知足。如果我们仍然是一个封闭的制度,还在铁幕之后,那么人们至今还会生活在核电站旁边。一切都会被封锁起来!请记住克什特姆[克什特姆,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北部城市。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那里的核废料存储容器发生爆炸,爆炸中释放的放射性总量,相当于切尔诺贝利事故释放的量级。——译者注]、塞米巴拉金斯克[塞米巴拉金斯克,哈萨克斯坦东北部城市,塞米巴拉金斯克州首府。该地设有核试验场,是苏联最主要的核试验场,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译者注]……斯大林主义的国家,仍然是斯大林主义的国家……

在关于应对核战争的指示中这样写着:在遭遇核事故、核攻击的威胁时,应立即对人群进行碘预防。在遭遇威胁时?这里的辐射量已经达到了三千毫伦琴/小时……他们担心的不是人民,而是权力。是权力的国家,而不是人民的国家。国家优先是不可否认的,而人类的生命价值被降低到了零。方法就在手边!我们提议,无须声张,无须惊慌,只要把碘制剂加入到饮用水的水库,加入牛奶中就可以。人们也许会感觉水的味道不太对,牛奶的味道不太对,仅此而已……在这个城市已经预备着七百公斤的药物,就存放在战备仓库中。他们害怕上级发火胜过害怕原子。每个人都在等电话,等指示,但自己什么也不去做,害怕承担个人责任。我在公文包里带了一个剂量检测仪……为什么?他们不会放我进去,我也讨厌那些打官腔的人……于是,我掏出剂量检测仪放到女秘书的甲状腺上,放到坐在接待室的私人司机的甲状腺上。他们被吓坏了,有时候就会帮助我,放我进去。他们说:“教授,你看起来简直是歇斯底里,对吗?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在关心白俄罗斯人。人总归是要死的,或者是因为抽烟,或者是因为车祸、自杀。”他们嘲笑乌克兰人——他们在克里姆林宫跪着乞求资金、药物和辐射剂量检测设备(这些设备确实不够),而我们(斯柳尼科夫)只用了十五分钟报告情况:“一切正常。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对付。”他们赞扬说:“好样的,白俄罗斯兄弟!”

多少人的生命换来这一句赞语?!

我掌握的信息表明,他们(领导人)都服用了碘。我们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进行检测后发现,这些人的甲状腺都是干净的。如果没有服用碘,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同样把自己的孩子从辐射中拯救了出来。因公务外出的时候,他们也都佩戴了专用的口罩,而别人根本没有这些装备。在明斯克郊区就有专供他们用的牲畜,这早已不是秘密。每头母牛都有编号,进行单独管理,专用的土地,专用的温室……专门的监测……最恶心的是……(停顿)没有人对这件事负责……

他们不再接见我,不再听我说话。我开始给他们写信,给他们寄去报告的副本。我散发图片和数据,送到各级机关。我整理了二百五十页的文档,共四个文件夹,这里面只有事实……我复制了两份副本,以防万一,一份放在我工作的办公室,另一份放在家里,交给妻子藏好。我为什么要备份?我们都知道以前发生过的事情……我们在这样一个国家生活……我的办公室始终是上锁的。但是,有一次我出公差回来,那几个文件夹不见了,四个厚厚的文件夹都不见了……我生长在乌克兰,我爷爷是哥萨克,我有着哥萨克人的性格。我继续写,继续发出声音。必须救人!必须尽快迁移!我们不停地在各处活动。我们研究所画出了第一张污染地区地图,在这张图上,整个南部都是红色的……南部在发光。

这已经成为历史。犯罪历史……他们把研究所所有的辐射剂量检测设备都拿走了,没收了,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威胁电话打到了我家里:“住手吧,教授,别吓唬人了!否则我们就要打发你去连马卡尔都不会去的地方[俄罗斯谚语,意为驱逐。——译者注]了,你猜都猜不到。忘了?很快就会被遗忘的!”他们也给研究所的同事施加压力,恐吓他们。

后来我写信给莫斯科……

我们科学院的院长普拉托诺夫把我叫去:

“白俄罗斯人民会永远记得你,你为他们做了许多事。但是很糟糕,他们向莫斯科打报告了。非常糟糕!他们要我解除你的职务。你为什么要写那些东西?难道你不知道倒霉的是谁吗?”

污染地图和数据,都在我这里。他们有什么?他们会把我送进精神病医院——他们就这样威胁过我,也可能让我遭遇一场“意外”车祸——他们也警告过我,还可能把我作为反苏分子,立案起诉我,或者借口我领了一盒钉子,却没在总务主任那里登记……

最后我被他们起诉了……

他们的目的达到了。我犯了心脏病……(沉默)

一切都在文件夹里……里面都是事实和数字……关于犯罪的数字……

事故发生后第一年,仍然有上百万吨受污染的粮食被加工成混合饲料,给牲畜食用(而肉类随后就到了每个人的餐桌上)。他们把含有大量锶的骨粉当作饲料喂给了鸟儿和猪……

村庄已经被疏散,土地却还在耕种。根据我们研究所的资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三分之一的土地都被铯-137所污染,而污染密度常常超过十五居里/平方公里。农业产品吸收的辐射剂量无法估量,人在那里甚至无法长时间停留。锶-90已经扎根在很多地方的土地上……

在农村,人们靠农舍旁边的土地养活自己,但是这里没有经过任何检测。人们都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学习过核事故后该如何生活,甚至连这样的计划也没有。上面对他们唯一要过问的是能够运出多少……给莫斯科,完成给俄罗斯的国家采购任务……

我们对选取的农村儿童进行了检查……有数千个男孩和女孩。他们身上的辐射量有一千五百毫伦琴,两千毫伦琴,三千毫伦琴,还有超过三千毫伦琴的。这些女孩都已经无法生育,她们的基因发生了变异……

多少年过去了……有时夜里我还是会突然醒来,辗转反侧……拖拉机在犁地……我问陪同的区党委工作人员:

“至少应该让拖拉机手戴上防毒口罩吧?”

“没有,他们干活时都不戴口罩。”

“怎么,没有给你们送来防毒口罩吗?”

“怎么会没有!送来的口罩到二〇〇〇年也用不完。是我们没有发出去,那样会引起恐慌,人们就都跑了!”

“你们怎么能这么做?”

“教授,你说得轻巧!对你来说,如果他们把你赶走,你可以去另找一个工作。可是我们到哪里去?”

这是什么样的权力啊!这是一个人可以任意支配他人的绝对权力。这已经不是一场骗局,它是一场对无辜者的战争……

我沿着普里皮亚季河走……河边支着许多帐篷,人们和家人在那里休息、游泳、日光浴。他们并不知道,几个星期来他们一直是在放射性尘雾下游泳、晒太阳。我们被严格禁止与他们接触。但当我看到孩子们,我还是走了过去,向他们解释……他们却感到惊奇,莫名其妙:“为什么收音机和电视上都没说这个消息?”陪同我们的人——通常有地方政府和区党委的人,这是惯例——没有作声……我从他脸上可以看出,他很为难:该说,还是不说?同时,他也同情这些人!他毕竟是个正常人……但我不知道,根据我们的信念,该怎么做出选择:该说,还是不说?每个人都要做出自己的选择……(长时间的沉默)

我们仍然是斯大林主义的国家……还是过着斯大林主义人的生活……

我记得,在基辅的火车站……一列接一列装着受惊儿童的列车驶出,男人和女人在哭泣。我首先想到的是:谁还需要这样的物理学家?谁还需要这样的科学?如果要付出这样高昂的代价……现在通过阅读相关报道,我知道了,当时是以什么样的突击速度建造切尔诺贝利核电厂。我们是按苏联式的方式在建造。日本人完成这样一个项目需要十二年,而我们只需要两三年。这样一个特殊的项目,可它的质量和可靠性和一个畜牧业联合养殖场,和一个养鸡场差不多!事故发生了,他们便唾弃那个计划,再把那些负责项目的自己人替换掉。与此同时,反应堆顶部的沥青在流淌,消防队员在奋力扑灭大火。那么是谁在掌控核电站?领导层中没有一个核物理学家,只有动力工程学家、涡轮工、政治工作者,但没有专家,一个物理学家都没有……

人类发明了技术,但并没有做好全部准备,他们与技术并不匹配。能把一支手枪交到孩子手里吗?我们就是那些疯狂的孩子。我在克制自己的情感……

在地上……在地上,在水中,都存在大量放射性核素,有几十种的放射性核素。我们需要放射生态学家……但是白俄罗斯没有,他们要求莫斯科派人来。一直在我们科学院工作的切尔卡索娃教授,她从事的就是内部低剂量辐射问题的研究。在切尔诺贝利灾难发生五年前,他们撤销了她的实验室,理由是我们不会有任何事故,因为苏联核电站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好的核电站。对此你能说什么?什么小剂量辐射,放射性食物?实验室被裁撤后,这名退休的教授,在一个地方当看门人,卖大衣……

没有人会为此负责……

五年来……儿童甲状腺癌症患者的数量增加了三十倍。先天性畸形、肾脏和心脏疾病、儿科糖尿病发病率都在增长……

十年来,白俄罗斯人的平均寿命缩短到了五十五至六十岁……

我相信历史,相信历史法庭……切尔诺贝利还没有结案,它刚刚开始……

——瓦西里·鲍里索维奇·涅斯捷连科,前白俄罗斯科学院核能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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