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月25日，普里皮亚季，一个日丽风和的星期五下午，天气暖和得更像是夏天而非晚春。几乎所有人都在期待五一劳动节前的这个长周末。技术人员正在为市里一座新游乐场的盛大开幕做准备，家家户户都往冰箱里塞满过节的食物，还有一些人，追着最近风靡全城的装修热，在自家公寓里大贴壁纸和瓷砖。室外，空气中浮动着苹果花和樱花的香气。新洗好的衣服挂在正对列宁大道的阳台上。在维克托·布留哈诺夫家的窗下，他喜欢的玫瑰正在盛开，一片姹紫嫣红。

远方，天际线处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原子能电站闪着耀眼的白光，从那里延伸出的电线杆，架着通往交换站的高压电缆，织成了一张巨网。在拉扎列夫中士大街（Sergeant Lazarev Street）一栋10层公寓楼的屋顶上，朝向中央广场的那一侧，有一排用巨型白色装饰字体写成的乌克兰文标语，那是能源与电气化部甜蜜动人的宣传口号：“让原子成为工人，而不是战士！”

像往常一样，忙于工作的布留哈诺夫早上8点就离开家前往办公室。他开着一辆公家配给的白色伏尔加，从俯瞰库尔恰托夫大街（Kurchatov Street）的自家公寓开到电厂，只是很短的一段距离。瓦莲京娜已经做好安排，这天下午要跟她所在的电厂建设办公室请个假，陪陪开车从基辅过来度周末的女儿女婿。利利娅已经怀孕5个月了，天气又这么好，他们三个决定去距离白俄罗斯边界几公里处的河畔小镇纳罗夫拉（Narovlia）玩上一天。

在切尔诺贝利电厂四号机组值守夜班的反应堆部门高级机械工程师，亚历山大·谢甫琴科，这天白天是和两岁的儿子基里尔一起在普里皮亚季城中度过的。亚历山大在电站刚工作了3年。他瘦长矫健，几乎有两米高，高大的身量全拜高中时代在苏联加盟小国摩尔多瓦的蒂拉斯波尔市（Tiraspol）参与赛艇运动的经历。13岁时，他就已经是该市赛艇俱乐部的第一批成员，那里的教练只挑选个子最高、体格最强壮的男孩子，然后在第聂伯河的激流中对他们进行考验。16岁，他便成为摩尔多瓦的少年组联赛冠军，他所在的赛艇队，进而在汇聚全苏联高手的全苏青年锦标赛中获得亚军。

亚历山大在物理和数学方面也很有天分。17岁时，他不得不面对一个痛苦的抉择：是该上大学，还是从事竞技体育？最后，还是教练的反对令他选择了学术生涯。1978年，他被敖德萨国立理工大学（Odessa National Polytechnic University）的核物理专业录取。学校离他的家乡只有不到100公里，仅仅隔着乌克兰边界。亚历山大年轻且充满热诚，他决定献身于一项充满未来主义色彩的宏伟事业——在核电站工作。

如今，24岁的亚历山大已经是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共青团副书记。尽管工作占据了他大量时间，每年冬天，他依然喜欢和电站的朋友一起在城里浇成的冰场玩冰球。春天到来时，他和妻子纳塔利娅会跟邻居借上一艘小摩托艇，全家人在普里皮亚季河上游玩，悠闲地在平缓的棕色河水中顺流而下，漂过被馥郁芬芳的谷中百合铺满的林间沼泽，最后停泊于空阔无人、苍松环绕的细白沙滩上。

亚历山大和纳塔利娅打小就认识，在蒂拉斯波尔市，两人上同一所学校，是同班同学。12岁时，亚历山大的个子已经比所有其他男孩都高，显得有些笨手笨脚。纳塔利娅则是一个在家里深受宠爱的苗条小姑娘。她的爸爸妈妈都是“在册干部”：忠诚的共产党员，在当地工业部门担任高级管理工作。她爱把黑发编成两条辫子，垂在纤细的后背。随着情绪变化和天气转换，她蓝灰色的眼睛似乎会改变颜色。亚历山大立时就注意到了她。然而，虽然纳塔利娅对他也有好感，但却没有表示出来。

几年后，亚历山大和家人搬进苏维埃大街（Sovietskaya Street）的一间公寓，正对着纳塔利娅家的独栋别墅。他们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约会，经常分手，和其他人谈起恋爱，但却总是兜兜转转又回到一起。最后，1982年8月，分开整整一年后，他们结婚了。纳塔利娅那时21岁，亚历山大只有20岁。基里尔出生于一年后。

和所有初出茅庐的苏联专业人士一样，亚历山大在1983年毕业后，不得不从政府指定的岗位中挑选一个。但他的选择几乎没有任何悬念。切尔诺贝利核电厂是整个苏联最好、最著名的核工业部门，又在乌克兰，紧挨着基辅，地处宁静秀美的乡间。最重要的是，他听说，移居到普里皮亚季城的已婚夫妇可以分到一套公寓。亚历山大希望他刚成立的小家庭能在一年内就拥有一个自己的家，这在苏联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

儿子出生时，纳塔利娅还有一年才能读完俄罗斯哲学学位。她留在敖德萨，亚历山大则搬进了普里皮亚季的单身宿舍，开始在电厂工作。1983年12月她第一次去那里看他时，一丁点儿也没有见到这座城市引以为豪的美丽。灰蒙蒙的冬日里，普里皮亚季显得暗淡无趣，在光秃秃的田地和刷锅水一样浑浊晦暗的天空的映衬下，极其荒凉压抑。唯一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城市入口处那座混凝土纪念碑，以巨大粗犷的字体拼成了“普里皮亚季1970”的字样。第二年，他们家就分到了一间顶层公寓，公寓大楼位于刚完工的城中新区，就在建设者大道（Stroiteley Prospekt）上。他们8月时搬了进去。这间两居室的公寓宽敞得简直就像王宫一样。从阳台上，谢甫琴科夫妇能够将普里皮亚季河和远处的森林尽收眼底。凉爽的微风从厨房的窗户吹进。他们在客厅贴上鲜艳的粉色花朵图案墙纸，里面摆满了纳塔利娅的妈妈运用关系从她任职的木材合作社搞到的家具。

在这样一个以理工为主的原子城，哲学系毕业生的专业派不上什么用场，于是纳塔利娅开始在学校里当老师。拥有两千多名学生的第四学校，规模相当庞大。纳塔利娅在那里教授俄语和文学，还担任四年级班主任。她经常琢磨，为什么不得不把时间花在照看其他人的孩子上，却任由自己的儿子在托儿所里无人关心。1986年春天，亚历山大已经从循环泵操作员提升为四号反应堆部门的高级机械工程师。3月底，他被叫到普里皮亚季党办，组织上提议由他出任普里皮亚季市共青团第一书记。与在电厂共青团担任的兼职工作不同，这是一个全职的政工岗位，意味着他必须辞去在四号机组的工作。亚历山大拒绝了。他们坚持向他发出邀请，他再度拒绝，并引用了恩格斯的名言。组织这次放他回家了，但亚历山大知道，他不能一直拒绝下去：没人可以拒绝党的要求。与此同时，赚着两份工资，又有一个自己的小家，谢甫琴科夫妇感觉拥有了需要的一切。他们开始考虑，再生一个孩子。

然而，没有家人在身边帮忙，生活并没有那么容易。4月下旬，基里尔得了一场重感冒。一开始，纳塔利娅请假照顾他。但病情一直缠绵不愈，当她不得不回学校给学生上课时，两口子开始轮班照顾孩子。轮到亚历山大在电厂值夜班时，白天看儿子的任务就落在了他头上。4月25日下午，纳塔利娅下班回到家中，她从公寓的窗户望下去，发现丈夫把基里尔放在自行车横梁上，正带着他在街上兜风。前一天晚上，亚历山大从午夜一直工作到早上8点，又陪了儿子一整天，几个小时之后，他又得回到电厂上下一个班。纳塔利娅意识到，他这会儿一定累坏了。尽管外面阳光灿烂，儿子兴奋的叫声一路传将上来，一团疑虑的阴影却笼罩住了她。

晚饭后，纳塔利娅打发基里尔上床睡觉后，坐下来看由欧文·肖的畅销剧本《富人，穷人》（Rich Man，Poor Man）改编成的苏联热门电视剧。亚历山大通常会在10点半左右离家上夜班，但他那天显得躁动不安，特别精心地为工作做准备。他花将近一个小时泡了个澡，然后穿上一身崭新的工服：一条宽松长裤，一件被很多人艳羡的芬兰制造的防风夹克衫。那样子就像是要去参加派对，而不是到核电站工作。他独自在厨房给自己倒了杯咖啡，但他又想找人做个伴儿，于是把纳塔利娅叫了过去。

她离开电视，两人闲聊了几分钟。最后，他该走了。

离谢甫琴科家几百米外，体育大街（Sportivnaya Street）上正对大型游泳池的一间公寓里，亚历山大·科罗尔正躺在沙发里看书，他的朋友列昂尼德·托图诺夫便在这时轻轻走了进来。自打在核工业城市奥布宁斯克的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分院同窗共读时起，两位核工程师的友情已经保持了近十年。如今，他们住在同一栋大楼，只有一层之隔。这栋大楼由几乎一模一样的一居室所组成，里面住着医生、教师和其他年轻的单身核工程师。两人都有彼此的钥匙，随时可以进出对方的公寓。

科罗尔是物理教师之子，列昂尼德则是参与苏联太空项目的某位高级军官的独生子。两个人的身体里都流淌着科学的血液。他们出生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时，苏联工程师经常以出其不意的漂亮举动令西方震惊。列昂尼德的父亲曾身处苏联高度机密的技术世界核心，负责位于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Baikonur Cosmodrome）的火箭设施的建造工作。1957年，就是在那里，人造地球卫星（Sputnik）横空出世。外人眼中的一个由粗手大脚的庄稼汉组成的帝国，第一次粉碎了美国对自身技术优越性的傲慢偏见。

3年后，列昂尼德出生于高度保密的太空城列宁斯克（Leninsk），呱呱落地后第一眼就能看见拜科努尔的发射台。在他成长过程中，身边的叔叔阿姨，正是将人类送入太空轨道的那些工作者，他们不仅深受生活在航天发射场附近的孩子们崇拜，更是全苏联人的偶像。列昂尼德的爸爸喜欢跟人夸口，尤里·加加林在没有成为地球上最有名的那个人之前，就曾经看护过还是小婴儿的列昂尼德。1961年4月的某个清晨，加加林乘坐的东方1号（Vostok 1）火箭从发射台上腾空而起，7个月大的列昂尼德就在现场，目睹着耀眼的火箭尾焰消失于大气平流层中——一名苏联飞行员，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类。

列昂尼德13岁时，他的父亲被任命为塔林（Tallinn）市迪维德切（Dvigatel，俄语中意为“发动机”）火箭发动机工厂的军方代表，全家人因此移居爱沙尼亚。三年后的7月，列昂尼德前往莫斯科参加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的入学考试。他性格内向，做事专心，一直是一个数学成绩不错的好学生。不过，在苏联“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大力支持下创立的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可是苏联核工程与核物理的最高学府，入学考试出了名的难，每4个学生中仅录取1名，有些人一考再考才最终被录取。列昂尼德在试卷上奋笔疾书，他的父亲就坐在考场外面的长凳上耐心等待。这个年轻人走出考场时，已是精疲力尽，浑身发抖。列昂尼德只考了一次就被录取了，但当他给母亲打电话报喜时，母亲却请求他不要去。他是她的独生子，一想到核能，她就深感惊恐。她恳求他留在塔林，就在那里读大学。

但列昂尼德对这个波罗的海边上的小城里死水一潭式的生活全无兴趣。17岁的他离开家庭，热诚地投奔到“原子人”——和平原子的信徒的队伍中来。

列昂尼德·托图诺夫是在1977年认识的亚历山大·科罗尔。那时，他俩是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奥布宁斯克校区原子能电厂工程学的一年级新生，整个年级共30多名学生。对于这些心怀远大抱负的十几岁的工程师来说，这个被16所其他研究机构包围、与两座小型研究反应堆近在咫尺的综合体，是一个激动人心、处处新奇的地方。学业很难，要从最基本的学科，数学、技术制图和化学学起，也要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为了取得好成绩，学生们需要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课程：研究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以及由马克思创立，被列宁和勃列日涅夫加以发展，预计将在2000年引领苏联走进“真正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法律。

闲暇时间，这些待在奥布宁斯克的大学新生和其他地方的学生没什么两样。他们喝啤酒，玩扑克牌，看电影和演出。那个时候，模仿电视节目“机智开心果俱乐部”（KVN）的喜剧小品比赛特别流行，虽然这个节目很早便已经被苏联的新闻审查机构禁止播出，但却依然以备受全苏联大学生欢迎的现场表演形式继续存在。表情羞涩、戴着眼镜、婴儿肥犹存的列昂尼德，对自己男孩子气的外表十分不满。他蓄起了胡子，希望让自己看起来成熟一些。留着一蓬棕色大胡子、笑容迷人的他，颇有女生缘。

在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列昂尼德开始练习空手道，在当时的苏联，这项运动是官方禁止，但却没有明文界定的一长串外国思想和行为之一。关于空手道的相关信息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存在着，列昂尼德从这些非法流通的个人印制的小册子中，学会了拳法和腿法。他还开始练习拳击，尽管好几位导师规劝他说，这可能会造成视力损伤，妨碍他们日后在核工业的前途。虽然最终他的视网膜经历拳击场的洗礼后安然无恙，但鼻子却真的骨折了，留下了经常流鼻涕的慢性后遗症。有一晚下课后，列昂尼德和一位盛气凌人的热力学导师喝醉后吵了起来。两人越吵越凶，最后在浴室里打成一团。列昂尼德把那位导师的眼睛打青了。这之后，他收到了开除的警告，但出于某种原因被延缓执行，最终还是留了下来。

在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学习四年后，列昂尼德和科罗尔开始着手毕业设计。科罗尔关注的方向是一种隔离故障燃料棒的技术，而列昂尼德则致力使用声学检测反应堆表现不正常的地方。毕业研究需要他们在苏联核电站实习6个月，两个人都选择了切尔诺贝利。他们非常喜欢那里，于是1983年从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一毕业，二人便选择回到切尔诺贝利全职工作。列昂尼德和科罗尔到来之时，正赶上切尔诺贝利四号机组完工，这是整个核电站最新也最高级的RBMK反应堆。

和所有其他新上岗的工程师一样，他们必须从基层干起，在学习电站及相关设备的操作和布局期间，从事那些与自己学历不相符的低级工作，比如拎着油桶巡视工厂、检查机器是否过热、用拖把擦干污迹。这些年轻的专家很快便发现，明白反应堆工作原理是一回事，明白实际操作又是另外一回事。当班时间结束后，他们会在核电站继续待上几个小时，花额外的时间亲手摸清那些巨大的蒸汽管道和线缆的走向，在黑暗中找到巨型门阀的位置，逐个操作间、逐层楼地跟踪不计其数的管线连接。此外，为了多学点儿知识，快一点儿升职，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实习工程师随时回到电厂从旁观察日常操作和特殊测试，也是家常便饭。

1983年的夏天和秋天，在四号反应堆最终组装期间，这些新的实习生受命负责质量控制。随着容纳反应堆“活性区域”（active zone）的巨大圆柱形混凝土坑室浇筑成型，数万吨充当慢化剂的长方形石墨砌块被慢慢地填入其中。在这个过程中，列昂尼德、科罗尔和其他实习操作员需要费力地爬进坑室，检查施工进展。他们会将组装团队的工作与设计师的图纸相对比，寻找石墨堆中的漏隙和裂缝。他们会监督冷凝水循环管道的焊接工作，这些窄孔不锈钢管围绕着堆芯布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管网。最后，坑室全面填满，管道也完工后，1983年12月13日，他们亲眼见证了反应堆在加注燃料后被封装起来，第一次进入临界状态。

繁忙的工作几乎没给他们的业余爱好留下多少时间，但列昂尼德还是想出办法忙里偷闲。和科罗尔刚到普里皮亚季时，列昂尼德就在宿舍楼下组织起了一个健身俱乐部，甚至支起了一组瑞典产的肋木架，供大家使用。随后，又在城里一群接受他的数学和物理课外辅导的高中生中搞了个健身小组。而且，他还有个在普里皮亚季医院第126医疗卫生中心当护士的女朋友。此外，他还喜欢钓鱼。核电站周围的人工河道网和巨大的冷却水池里，鱼儿众多，它们繁衍于其中的水作为冷却剂流经核电厂的反应堆，然后被排放到河中，仍然带着放射性，但温暖宜人。

在实习期间参与建造这座他有朝一日将工作于其中的反应堆之后，列昂尼德离正式成为高级反应堆控制工程师又近了一步。这可能是整个核电厂中要求最高的一个岗位，因为在8小时的当班期间，男人们，即便是在宣扬男女平等的苏联，从事这项工作的也永远是男人，需要一分钟都不能溜号地控制着反应堆的居大能量。这个位置对学习成绩和实践经验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操作人员说着内部的代码语言，各种佶屈聱牙的缩写词满天飞，形成一种新的语言：ZGIS、MOVTO、BShchU、SIUR、SIUT、SIUB……然后，还有成堆厚厚的操作手册和规章制度需要专心记牢，并参加一连串在核电站核安全部门举行的考试。此外，还需要通过体检，以及由克格勃执行的背景调查。在某次安全考试结束后，列昂尼德和科罗尔坐在一起，跟他提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RBMK反应堆的众多文档中，有提到在某些情况下，反应堆的控制棒反而会加速反应性，而不是令其放慢。

在所有这些学习和实践操作结束后，列昂尼德才获得许可，在控制室的反应堆操作面板前，站在一位现任高级反应堆控制工程师身后，观察他如何工作。最后，列昂尼德终于获得许可，在密切观察和监视下，亲手按动按钮，切换操作面板开关。

1986年4月25日的那个深夜，当列昂尼德·托图诺夫开门走进亚历山大·科罗尔的公寓时，他已经在两个月前正式成为一名高级反应堆控制工程师。依然担任助理工程师的科罗尔比他落后了一步，但也有望很快转为四号机组反应堆部门的高级工程师。列昂尼德发现老朋友躺在沙发上，正在阅读新一期俄文版《科学美国人》上一篇关于最新在美国发现的艾滋病的文章。列昂尼德告诉他，那天晚上，在他当班期间，会按计划对涡轮发电机进行电气测试。这值得一看。

“咱们一起去吧。”列昂尼德说。

“不了，我这次就算了，”科罗尔回答说，“我正看着这篇有意思的文章呢。”

当晚还差几分钟11点的时候，列昂尼德动身前往几个街区外库尔恰托夫大街上的车站，那里有班车接送在电厂上班的工人。他顺着体育大街一直走到头，在喜庆家居服务商店（Jubilee home services store）黑魆魆的橱窗前右转，经过邮局和技工学校，穿越中央广场，直到列宁大道的尽头。这是一个有些闷热的晚上，墨蓝的天空中群星闪烁。

在班车上，列昂尼德·托图诺夫见到了和他一起在四号机组值夜班的同事：在控制室工作的高级机组控制工程师鲍里斯·斯托利亚尔丘克和班组长亚历山大·阿基莫夫，还有反应堆部门的一群工程师，其中便包括列昂尼德的朋友、穿着一身新衣的亚历山大·谢甫琴科。车程并不远。10分钟后，他们就到了核电站主行政办公区的台阶前。

这栋4层楼高的办公楼，看起来就像是一艘巨型集装箱货船的桥楼。它位于整个核电站的最东边，西边是4座反应堆，以及一个混凝土筑成、又细又长、延伸出去将近1公里的涡轮大厅。在行政办公区里面，是维克托·布留哈诺夫和其他高级员工的办公室，以及几个卫生间（sanitary locks）。这几个卫生间是核电厂两个主要辐射控制点之一，它们隔开了电厂中的“清洁”区和可能存在放射性危险的“脏”区。

沿着光可鉴人的大理石楼梯走向二楼，经过以鲜艳的红黄蓝色绘就真人大小人像的彩色玻璃幕墙，列昂尼德一干人等来到了男性员工卫生间的双层大门前。里面迎头摆着一条窄窄的长凳，上面有“请脱鞋！”的标识。他坐下，脱掉鞋子，双腿横跨过长凳，穿着袜子走进更衣室。他把衣服挂在窄窄的铁皮更衣柜里，仅着内裤穿过门进入“脏”房间。当他身后的门关闭时，想要再回到“清洁”的房间，便只有经过一个安装有α粒子和β粒子感应器的辐射监控装置。列昂尼德穿上刚刚清洗干净的白色棉布工作服，戴上手术室里的那种白棉布罩帽保护头发，最后套上白色帆布靴。

切尔诺贝利核电厂是在一种完全无视建筑学高尚情操的功利主义原则指导下建造起来的：形式服从于功能，以核电站设计师能想出的最因陋就简的方式达成目的。涡轮大厅中容纳着核电站8座巨型蒸汽涡轮机，首尾相连一长串排开，各自装在30米高、以瓦楞钢板为屋顶的棚子中。核电厂的4座反应堆，也沿着涡轮大厅的长度平行铺开：巨大的混凝土盒子按照建造次序排列，依次为一号至四号反应堆。前两座反应堆各自位于单独的结构中，但为了节约时间和金钱，三号反应堆和四号反应堆被建在一起，置身于同一屋顶下，共享通风和备用系统。在涡轮大厅和反应堆之间，是如同核电站脊骨的脱气走廊（deaerator corridor）。这条看起来无穷无尽的走廊，中间一道门都没有，也没有任何转弯，它与涡轮大厅保持平行，从电厂一边的主行政办公区一直延伸到四号反应堆的西侧，全长近1公里。

脱气走廊让电厂职工可以走到核电站的任何一个角落，其中就包括沿走廊分布的4个机组的控制室——每个反应堆有一个机组控制室。它也是这个庞大的综合体之内的一个关键定位点。这个阴暗且弥漫着机油味的地方，更像是一艘犹如庞然大物的潜水艇昏暗嘈杂的内舱，而不是一座普通的建筑物。电厂内部的许多地方只容猫着腰进入，要么就得在叮当作响、密布着长达数百公里的管道的楼梯井里爬上爬下，或是穿过厚厚的钢门。厂内布局也令人眼花缭乱，工人们通过字母和数字组合定位自己所处的位置：俄文字母的A到Ya表示一条轴线，数字1到68代表另外一条。与通常的楼层不同，厂内的楼层被纵向分成不同的高度符号，以距地平面的米数表示，并以红色大字写在走廊的墙上和楼梯平台上。从地下室里标记为-5的地方，爬到标记为+74.5的核电站的最高点——反应堆区的屋顶，高度超过了20层楼。

要去到四号控制室，列昂尼德·托图诺夫、鲍里斯·斯托利亚尔丘克、亚历山大·阿基莫夫和其他该晚当班人员，需要爬到标记为+10——比地平面高出10米的地方，然后穿过几乎整个脱气走廊，快走的话，大约10分钟能从这一头走到另一头。到脱气走廊末端，四号机组中央反应堆大厅的楼层还要再高一些，需要从控制室爬楼梯或坐电梯上到标记为+35的地方——离地面大约10层楼。在这里，穿过一扇可以隔绝辐射的沉重的密封门，四号反应堆亮闪闪的钢质盖子便呈现在眼前。

离四号控制室500多米远的地方，在紧邻核电厂的公路的另一边，第二民兵消防站第三班次的值班人员正在消防站外面打发时光。他们的香烟在温柔的夜色里明暗闪烁。这是安然无事的一天。临近午夜时，14名消防员已经值完了这一个24小时班的大半，并且轮流在待命室里睡了会觉。他们要到第二天早上8点才能交班回家。这个消防站是切尔诺贝利电厂附近的两个消防站之一。普里皮亚季也有自己的第六民兵消防站，那里的消防员就住在消防站旁边、列西娅·乌克兰卡大街（Lesi Ukrainki Street）尽头的一栋两层大楼中。他们这天晚上早些时候接到市公交车站屋顶起火的警报，已经出动过一次。但消防员只用了不到5分钟就将火扑灭，他们很快又回到了家中。

第二消防站是为了保护切尔诺贝利核电厂而设的，但需要他们出动的机会向来不多。数以千计的工人在综合体内部日以继夜、加班加点地完成建造工作时，有时候会引发一些小规模的火灾：电焊工的火花引燃了一堆垃圾，或是不小心打翻了一大桶热沥青。离核电厂和建筑工地都不远的消防站，里面设有办公间、食堂、安装有电视的待命室和摆着一张乒乓球台的娱乐室。在一号反应堆和二号反应堆之间，外涂红白相间条纹的通风管道，正对着消防站的几扇玻璃大门。门后面，停着4辆消防车：紧凑型的ZIL-130s和大块头的6轮ZIL-131干粉消防车。干粉消防车可以携带2400升水和150升泡沫，用于扑灭电气设备起火。在这栋建筑物后身，还有一个单独的盛放特种消防设备的库房，里面停着一辆每秒钟能泵水40升的乌拉尔移动消防水罐车。

消防站的第三班次纪律颇为涣散，净是些不喜欢守规矩的老油条。许多人来自周边农村，彼此沾亲带故。这里面有来自白俄罗斯的两兄弟伊万·夏维和列昂尼德·夏维，以及55岁的“老爹”格里戈里·赫梅利（“Grandpa”Grigori Khmel），他的两个儿子也是消防员。所有这些人都出生在核电站所在地方圆10公里内的小村子里。班次负责人弗拉基米尔·普拉维克中尉只有23岁，是一名喜欢摄影、绘画、诗歌的大学毕业生和忠诚的共青团员。他的妻子在普里皮亚季的一所幼儿园教音乐，几个星期前的3月底，刚刚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女娃娃。

那天早上，普拉维克本来打算请假，和他的朋友、第一班次的负责人彼得·赫梅利调个班。他们两人都毕业于切尔卡瑟（Cherkasy）的一所消防安全学院。彼得是赫梅利老爹的小儿子，身材魁梧，性情温和，只有24岁，也是一名中尉。普拉维克的女儿出生后，彼得经常跟他调班，那天早上，彼得又一早穿好制服准备上班。然而，消防站的副站长不同意调班。“捷利亚特尼科夫少校周一就度假回来了，”他跟普拉维克说，“他会批准你调班的。”

赫梅利回到家，休息了一会儿，为星期六上班做好准备。而普拉维克只好再一次接过管理问题重重的第三班次的工作。

回到普里皮亚季，彼得决定好好利用一下这个不用值班的晚上，于是，他和消防站的3名军官在城里新开的购物中心的一家餐馆吃了晚饭。尽管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当时正在全苏联范围内展开禁酒运动，他们还是搞到了一瓶伏特加。喝光伏特加后，他们又开始喝起了“苏维埃香槟”（Sovietskoe Shampanskoye），一种当年由斯大林下令研发生产的大规模制造、价格低廉的“人民香槟”。大约11点钟，他们一起来到赫梅利家里。这是一间一居室公寓，位于与普里皮亚季消防站一街之隔的几栋老旧的矮楼中。他们还邀请了几个女孩来一起开派对。直到午夜过后，赫梅利的客人们才散去，在厨房桌子上留下了一些巧克力和半瓶苏维埃香槟。

累了也醉了的赫梅利冲了个澡，准备上床睡觉。

核电站这边，高级机械工程师亚历山大·谢甫琴科已经来到他的岗位上：这是位于三号机组反应堆大厅和四号机组反应堆大厅之间，处在标记高度+12.5上的一个巨大的、没有窗户的夹层空间。他在这儿有一张办公桌，存放他的文件和一个装满设备及原料的金属箱。尽管已经24个小时没合眼了，但他认为这个晚上不会有太多事发生。当天早些时候，在对涡轮进行了一系列早就该做的测试后，反应堆按照计划实施了一次维护停机。他以为，到他上班的时候，四号机组已经停止运转了。他和其他值夜班的人所要做的，只是监视着反应堆慢慢冷却而已：小菜一碟。

然而在下面的控制室里，计划却发生了变化。测试比预定时间晚了12个小时，现在才正式开始。核电站副总工程师的耐心正在耗尽。而当从四号反应堆传来的数据显示异常时，对于如何回应，意见分歧正变得越来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