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后退两步！往后退两步，不然我谁都不理！往后退两步！”

普里皮亚季市政府的总经济师爬上一条板凳，开始收集人群信息。这帮吵吵嚷嚷的家伙挤满了这间小房间，又一直涌到走廊里，在楼梯和外面的街道上排成了长龙。平时性情温和、总带着一丝微笑的斯韦特兰娜·基里琴科，已经这样孤立无援地被困在波列什科（Polesskoye）好几天了。这是一个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西边50公里外的小镇，街道上车辙纵横，有个不大不小的广场，还有个列宁纪念碑。她和几个普里皮亚季市执行委员会的留守人员，在波列什科市政厅设起了一间办公室，直面那些背井离乡的市民们的怒气和困惑。愤愤不平的人群蜂拥而上，要求跟市长见面，把哇哇大哭的孩子放在她的办公桌上，打听如何安置生病的爷爷奶奶，什么时候才能领到工资。除此之外，他们还想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4月27日，星期日，等到夜幕降临时，至少有21,000人从他们位于普里皮亚季城中的现代公寓仓皇离开，被巴士撂在乌克兰西北部湿地平原上的50多个小镇和乡村中。他们被告知仅需准备离家3天所用之物，但很快，这些被连根拔起的家庭携带的食物、现金和干净衣服便用光了，他们随即发现，即便是之前认为干净的那些东西，也并非如此。波列什科镇医院外面的街上，一位放射剂量测量师搬来桌子，设了个临时的监测站。他前面排起了一长队被疏散的群众，队伍移动得很快，却永远不见缩短。这位测量师一边用监测设备轻触人们的衣服、头发和鞋子，一边慢悠悠地用他疲倦而单调的声音念叨着：“干净的……污染的……污染的……干净的……去下风口抖抖你的衣服……干净的……污染的……污染的……污染的……”

一开始，许多接纳疏散人员的农户都很和善，对他们热情相待，而这些人也充分利用了这种善意。维克托·布留哈诺夫的妻子瓦莲京娜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她被安置在罗兹瓦日夫（Rozvazhev）一个村庄的集体农场实验室负责人家中，帮忙挤牛奶。但在疏散过程中，瓦莲京娜与怀孕的女儿和自己的母亲失散了，她对自己的丈夫究竟遭遇何种命运、家人到底身在何处一无所知，而且也根本没有地方去打探消息。

30公里之外，纳塔利娅·谢甫琴科和她两岁的儿子基里尔与1200名难民一道，暂住在卢戈维基（Lugoviki）的土坯草房中，这是乌日河边上一个偏僻的居住点，连一部电话都没有。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丈夫亚历山大时，他在普里皮亚季医院的病房中向她挥手示意，告诉她回家把窗户关上。从那时起，关于他究竟被带到了哪里，现在的情况如何，她一点消息都没有。这母子俩与在普里皮亚季城中住一栋楼的另外两家邻居一道，住在一对年老的农民夫妇家中，房子很小，他们让出了自己的卧室，让这些新来者居住。谢甫琴科一家和其他家里有小孩的人一起睡在床上，其他人只能睡地板。星期一，那位老汉带着孩子们去钓鱼了，但基里尔还在生病，屋子里也潮乎乎的。

到星期二的时候，已经没有足够的食物喂饱三家人了，纳塔利娅也几乎花光了身上的钱。她跟以前的邻居恳求：“谢尔盖，让我们离开这儿吧。”于是两个人凑了些现金，刚够买去基辅的巴士票。抵达后，她带着基里尔去了机场，登上一架飞往摩尔多瓦（Moldova）的飞机，去投奔住在那里的父母，以及只有一街之隔的亚历山大的爸爸妈妈。到摩尔多瓦后，她再次开始搜寻丈夫的下落。

到星期三时，对于这场事故的官方消息仍在封锁中，即便是那些在其他原子能电厂工作的人，也被蒙在鼓里。但一些细节开始透露出来，两个家庭借助各种关系，尽可能地寻找线索。通过一位住在莫斯科、在军队中有认识人的叔叔，纳塔利娅得知，核电厂伤势最严重的那些人，已经被送进莫斯科一家附属于卫生系统第三总局的特种医院，那里专门收治苏联的核工业工人。纳塔利娅和她的婆婆当天上午飞到了莫斯科，发现整座城市显然对乌克兰的那场危机一无所知，人们都在忙着准备第二天的五一劳动节庆典。

两个女人对于到哪里才能找到亚历山大产生了分歧。纳塔利娅拿到的医院地址，是在苏联生物物理研究所的地界上，那里戒备森严，限制出入。亚历山大的母亲却打听到另外一个地方，卡希拉高速公路边上的一家癌症研究中心，处于城中另外一个区，她坚持她的信息来源才是可靠的。纳塔利娅不想跟她争辩。当癌症中心的员工告诉她们，那里没有一个名叫亚历山大·谢甫琴科的病人时，两个女人叫了辆出租车，穿过整座城市前往第六医院。

等她们到达目的地，已经是下午两三点了，但只看了一眼，纳塔利娅就立即知道，自己找对了地方。那是一栋极其朴素的9层褐色砖楼，被草坪和铸铁篱笆墙包围。虽然自身看起来十分不起眼，但四周的景象却远非如此：所有的进口都被严防死守，带着辐射监测设备的技术人员，对每一个进出大楼的人的鞋子和裤子都要进行检查。

一大群人已经守在正门的检查站外面。在那些挤挤挨挨的面孔中，纳塔利娅认出了许多来自普里皮亚季的熟人。所有人都和她一样，困惑而惊惶，但谁都不准进入医院。就在纳塔利娅站在那里打量情况的时候，一名医生从前门走了出来，开始大声朗读一份切尔诺贝利电厂的患者名单和他们的当前状况。人群中嘈杂混乱，焦虑不安，彼此推搡着、叫喊着提出问题。当有人听不清到底说了些什么的时候，这位医生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即便如此，努力从嘈杂中分辨他的话语的纳塔利娅，还是没听到任何有关她丈夫的消息。最后，她用手肘撞开人群，挤到了前列。

“亚历山大·谢甫琴科怎么样了？”她问道。那位医生看了一下名单。

“你，”他说，“跟我进来。”

4月27日，星期日，天亮之后不久，从核电厂送来的第一批病人就被送到了莫斯科。一群穿着PVC围裙和防护服的医生，以及几辆座椅上包了聚乙烯膜的巴士，已经在伏努科沃机场（Vnukovo Airport）等着他们。第六医院的专家们已经空出整个病区等待他们的到来。这家有600张床的机构，特为收治中型机械制造部的核工业员工而设，有两层楼专门留给放射医学科。这些病患中有人仍穿着爆炸发生时的衣服，许多人身上满是放射性尘埃。他们刚抵达医院，人们便发现运送他们的那些车辆已经严重污染，超出了除污处理的极限。运送第一波病人的飞机被拆卸销毁了，一辆巴士被送到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校园，开进一个大坑里，然后被填埋。

到星期日晚上，一共有207名病患住进了医院病房，绝大多数是电厂的操作人员和消防员，也有在燃烧的机组边值守的保安、在放射性尘雾中等公交车的建筑工人，以及在冷却水通道旁边垂钓的人。115人被诊断为急性辐射综合症，其中有10个人受到的辐射剂量非常大，医生们立刻认定，他们几乎已经不可能活下来。

第六医院临床部门的负责人，是62岁的安格林娜·古斯科娃医生。早在三十多年前，苏联核武器项目最初启动时，她便开始从事放射医学研究。1949年，她刚刚成为一名神经病科医生，便领命前往乌拉尔山脉以南的封闭小城车里雅宾斯克-40（Chelyabinsk-40），治疗在马亚克生产联合体的产钚工厂中工作的战士和古拉格犯人。被派到整个苏联最敏感的保密位置之一，就算是古斯科娃这样的专业人士，也对自己要去哪里一无所知，而一旦到了地方，他们会被禁止离开或与外界通信。古斯科娃在马亚克待了两年还没返回，她的母亲甚至以为她被逮捕了，正关在克格勃的地牢中。然而，就在她的母亲给秘密警察写信，请求将她释放时，这位年轻的医生却在条件艰苦的生物物理前沿阵地，闯出了一片事业上的新天地。

在马亚克，古斯科娃遇到了她的第一批急性辐射病受害者：13位因恶心呕吐而来到她诊所的古拉格犯人。因为对他们的症状缺乏了解，这位医生误以为是食物中毒，治疗后便打发他们回去继续工作了。直到这些人再次就诊，抱怨高烧和内出血时，她才发现，他们在二十五号放射化学工厂（Radiochemical Factory Number 25）附近已经被放射性核素严重污染的土地上挖沟时，被暴露于恐怖的辐射场之下，而且至少有一个运气不太好的犯人已经受到了致死剂量的辐射：600雷姆。

后来，那些在工厂机床前工作的年轻女性开始得上另一种怪病，虚弱、头晕、浑身剧烈疼痛，一个患者甚至疼得直想要“往墙上爬”。古斯科娃是有史以来第一批记录下这种新病症状的医生。这是一种由于长期低剂量接触放射性同位素而导致的慢性辐射病（chronic radiation sickness），简称CRS。她设计了一整套筛查和治疗此种疾病的方法，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并向她在中型机械制造部的上司进言，只要小心控制，工人不会因辐射暴露导致太大损伤。为此，她迅速得到提升。她曾前往坐落于哈萨克大草原、占地数万平方公里、被称为“多边形区”（the Polygon）的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秘密武器试验基地，目睹了苏联的第一批原子弹试验，并为那些爆炸后马上冲进引爆区拍摄照片的摄影师提供治疗。古斯科娃后来还成为原子弹之父伊戈尔·库尔恰托夫的私人医生。1957年9月，马亚克第十四号核废料罐发生爆炸后，她就在那里为苏联第一起核灾难的受害者提供紧急救治。同一年，33岁的她被派往莫斯科生物物理研究所新设的放射医学专科工作。

之后30年里，新组建的中型机械制造部统辖之下的核帝国疯狂扩张，大踏步地朝着预想中的世界末日决战跃进，没有给安全问题留下多少考虑的时间。前进的代价，便落在了那些不幸的反应堆技术人员和被辐射的潜水艇艇员身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悄然倒下，不是被秘密埋葬，便是被送到莫斯科第六医院古斯科娃负责的部门接受检查。事故本身依然严格保密，而且在事后，那些幸存下来的病人，也被禁止向外透露让他们患上那些可能余生都会为其所困的疾病的真实原因，但古斯科娃和她的同事收集了大量关于放射性对人体危害的临床证据。震惊于中型机械制造部一直拒绝承认与原子能产业迅猛发展相伴随的危险，1970年，她写了一本书，描述了在一座民用核电站发生严重事故后可能出现的种种后果。但当她将手稿呈交给苏联卫生部副部长时，他勃然大怒地将其扔出了办公室，禁止她出版此书。此后一年，她将历年来治疗中的临床发现编纂为《人类辐射病》（Radiation Sichness in Man），并因此获得了列宁奖（Lenin Prize）。

到1986年时，古斯科娃已经主持这所全苏联最大的放射性损伤专科十余年之久。她诊治过一千多名严重辐射暴露者，对于核事故的了解，可能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医生都多。作为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苏联医疗行政体系中为数不多的一名女性高级干部，她的作风十分强硬，深为手下员工所惧怕，但她对自己为保护苏联人民和国土安全所做的工作深感骄傲。她独自一人住在第六医院所在地的一间公寓中，床边的电话会随时将核紧急事件发生的消息告知给她。

纳塔利娅·谢甫琴科只花了很短的时间，便通过了检查站，走上五级石阶，穿过第六医院的门口。但在麻木与恐惧之中，这段时间感觉上却仿如永恒。完了完了，她想着。

当医院巨大的木门在身后关上时，纳塔利娅才发现真相。她之所以被从人群中挑了出来，不是因为自己已经成了寡妇，而是因为家里的背景赋予了她某种特权。

纳塔利娅的叔叔通过他在中型机械制造部认识的人，搞到了一张特别通行证，可以让她进入医院。那天上午，他已经在里面等了她几个小时，心中疑惑，为什么她花了这么长时间才过来。

纳塔利娅钻进一个窄窄的电梯，只够容纳两名乘客和一位电梯操作员。医院里光线昏暗，破破烂烂，地上铺着镶木地板，天花板很高。乱糟糟的电线从墙上的孔洞中露出来，东一处西一处地垂在那里。所有的工作人员，无论是正在走廊擦地板的战士，还是医生和技师，全都穿着一式一样的白色或蓝色袍子，头上戴着帽子，口罩遮住了嘴巴鼻子。每个房间的门口都铺着一叠湿布，保证放射性尘不会四处飘散。电梯突然停在8楼，纳塔利娅打开门，左转进到801病房中。亚历山大就在那里，和一个她不认识的男人，消防员普拉维克，合住一间。他原本浓密的、总是梳不服帖的头发，已经被剃短到紧贴头皮。

“操！”他说，“看我成了什么怪样子！看看这脑袋！”

自打最后一次见到他，经过如此惊惶不安的几天之后，纳塔利娅的心中只有喜悦。不管那天晚上在核电厂究竟发生了什么，她所熟悉的那个萨沙就在这里，看上去，他一点儿都不像住进专科医院的那种病号。

星期一早上，当他们在医院的病床上醒来，谢甫琴科和其他核电厂操作人员，包括副总工程师佳特洛夫、班组长亚历山大·阿基莫夫和年轻的高级反应堆控制工程师列昂尼德·托图诺夫，已经不再能感觉到辐射病的急性反应。在星期六早些时候困扰他们的眩晕和呕吐，已经消失不见。当晚投入救火的消防员们，都是些大个子的健康小伙子，他们也恢复了活力，吵吵嚷嚷地坐在病床上打扑克。一些人感觉好得不行，医生们所能做的只是勉力将他们留在医院。余下的症状看起来也十分轻微：一些人头痛欲裂，没有食欲，嘴巴发干，喝多少水都不管用；另外一些人发现他们的皮肤开始变红，接触过γ射线、被放射性污水溅到或衣服被水浸湿的地方，微微肿了起来。

亚历山大刚到这里，脑袋就被护士剃个精光。这是在马亚克灾难后制订的标准治疗方案的一部分，因为那些重度辐射暴露的患者，在事故几星期后发现自己的头发成团掉落时，一个个都吓坏了。某些切尔诺贝利操作人员头发中的放射性，现在已经高达正常值的1000倍，剃下来之后，被收集在一个塑料袋里填埋了。萨沙看起来心情不错，已经可以开自己光头的玩笑，而且看起来也一切正常。还会有什么问题吗？

他对纳塔利娅说，他不想在房间里说话，“咱们出去抽根烟。”

作为一种因人类的不智之举而导致的疾病，急性辐射综合症来势汹汹，病情复杂，存在许多未解之谜，挑战着现代医药的极限。引发急性辐射综合症的辐射暴露，可能只发生在几秒之间，而且没有任何初期反应，但它的破坏性效果却会立刻显现：高能射线、α粒子、β粒子和γ辐射将DNA链齐齐斩断，遭辐射暴露的细胞开始死亡；出现恶心和呕吐的症状，其速度和剧烈程度与暴露剂量成正比；皮肤可能会变红，但恶心最终会减少；在18个小时之内，除了那些最严重的烧伤，所有烧伤之处都会褪去颜色，病人会进入一段相对舒服的潜伏期。根据各人的辐射暴露严重程度，这种带有欺骗性的浑若无事，可以持续几天甚至几星期，这之后，急性辐射综合症进一步的症状才会显现出来。暴露剂量越低，潜伏期越长，恢复的可能性越高——假如得到正确治疗的话。

从切尔诺贝利来的病人，辐射暴露的途径花样百出：爬上三号机组屋顶的消防员们，吸入了释放α和β粒子的烟雾，身上落满放射性坠尘，而且整个身体都被散落身边的燃料芯块和堆芯碎片释放出的γ波击穿。他们的暴露剂量与所站立的位置有很大关系。几米之遥，可能就是生死之间。在四号机组内部奋力减轻事故损失的那些操作人员，被爆炸产生的尘雾和破裂管道释放出的放射性蒸汽包围，又被含有大量β粒子释放颗粒的水浸湿，在搜寻过程中更是在遍布反应堆堆芯瓦砾的废墟中反复穿行。一些人吸入了放射性的氙、氪和氩，这些半衰期很短，但放射性极强的气体，灼伤了他们嘴巴和呼吸道中的软组织。另外一些人的皮肤大面积烧伤，原因或是γ射线，或是落在皮肤上、浸到衣服里的β粒子。一些人的暴露时间只有几分钟，另一些人则要长得多。阿基莫夫曾和托图诺夫一道在齐脚踝的放射性污水中，徒劳无功地试图冷却已经炸碎的反应堆，在莫斯科下飞机的时候，他仍穿着当天穿了一整晚的脏兮兮的工作服。他的皮肤被这些衣服上的放射性物质连续辐照超过24个小时，最后才由第六医院的分诊护士脱了下来。

然而，在他们于事故发生一整天后到达莫斯科时，207名患者中，只有伤势最严重的那些人出现了疾病表面症状。

来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消防站、普拉维克中尉手下的消防队员，以及从普里皮亚季市消防站前去增援的那些消防员，除帆布制服外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帮助他们抵挡γ波辐射。其中6个人短时间内吸收了剂量巨大的辐射，在到达第六医院时，脸色已经由红润变得如同蜡一般灰白，他们皮肤的最外一层已经完全被辐射灭活。内伤虽然一时难以确认，但最终表明程度同样严重，身体中细胞自然分化速度最快的那些部位，尤其是肺和呼吸道、肠道及骨髓，受到的影响尤剧。对于那些受影响的器官，可用的治疗方法仅限于输血、用抗生素对抗感染，以及在最坏的情形下进行骨髓移植。最后一个选项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治疗手段，伴随着众多并发症和副作用，本身便可能致命。

古斯科娃医生和她的团队知道，急性辐射综合症的表面症状，比如肿胀、皮肤烧伤和坏死、便血和大出血、骨髓细胞大量减少、呼吸道和消化系统侵蚀等出现时，他们已经是回天乏术了。此外，缺乏对受害者辐射暴露具体情况的了解，也很难确定他们的辐射剂量，更不用说找到对症的治疗方法。即便是在规模最小、情况最确定的核事故中，对病人进行鉴别分类也几乎完全出于猜测。在四号反应堆爆炸后的一片混乱中，没有几个事故受害者知道，他们是如何以及在哪里遭受的辐射暴露。核电站负责监控的员工已经不知所措，消防员根本就没有配备辐射计，特别行动人员也只佩戴着简陋的、仅供在电厂内每日使用的徽章式剂量计，最高测量值只到2雷姆。那些从入院员工脱下来的防护服上取下，并小心装进袋子、用飞机运到莫斯科的剂量计，也在清除污染的过程中被粗心大意地毁掉了。

然而，古斯科娃凭借着在辐射病理学领域的数十年工作经验，开创了一种生物剂量测定法（biological dosimetry），根据问诊和化验结果来估测暴露情况；该种方法将首次出现呕吐症状的时间和白细胞读数都考虑在内。由骨髓制造的白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的基础，也是判断急性辐射综合症效应的最可靠生物标记。通过测量病人的白细胞读数和白细胞减少率，医生可以相应估测出每个人受到的辐射量。这是一个极其耗费人力的过程。缺乏西方血液病医生诊所中常见的自动血细胞计数器，临床医生不得不在显微镜下用肉眼计数。前者只需20秒就能完成，后者却要花上半小时。

要为每位病人提供尽可能准确的诊断，白细胞化验只是一系列分析检验的一部分。病人们很快便习惯了每天都要从指间或静脉取血的生活。医生们还会提取标本测量他们皮肤中的锶和铯污染量，检查尿液中的钠24，它的存在预示着病人曾暴露于核裂变下，从而整个身体都变成了放射性的。然而，在判断谁能够活下去，而谁几乎肯定无法幸存这一点上，血液化验是最关键的。

当纳塔利娅向医生打听亚历山大的病情时，他们说，她只能等。

“在头三个星期里，我们就会知道的，”他们告诉她，“做好最坏的准备吧。”

到5月1日，古斯科娃的团队已经鉴定出那些伤势最轻的病人，并将那些需要深切治疗的人送进了单独的病房，以避免交叉感染。当一位医生来到彼得·赫梅利的病房跟他讨论检查结果时，他看上去十分困惑，因为这位年轻的消防员体内各项指标都表明，伤害程度相对很轻，虽然起初全身发红。他问赫梅利，最近有没有到阳光充沛的地方度假。这位医生似乎认为，对于他的病人身上的黑红色，度假时不慎晒伤是比暴露于燃烧反应堆的γ辐射下更合理的解释。他的白细胞数目之所以显得如此健康，只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

“要么就是你不在现场，要么就是你喝了酒？”这位医生说，“跟我说实话。”

担心医院将自己执勤时喝酒的事报告上去会有什么不良后果，赫梅利局促不安地承认说，那天他的确出去聚会了，喝了很多伏特加。“那天是军官日嘛。”他说。

医生笑了，拍了拍他的肩膀：“干得漂亮，中尉。现在我们会帮你恢复的。”

此时，伤员的亲属已经开始赶到医院，他们不仅来自普里皮亚季和基辅，还有从苏联其他地方远道而来的。普拉维克中尉的母亲，是最早到这里的一批人中的一个，从那时起，她几乎片刻不离儿子的床边。医生们建议这些妻子和父母带些食物过来，帮助他们心爱的人恢复体力，还特别推荐了鹅汤或鸡汤。在病床上，普拉维克给年轻的妻子和刚满月的女儿写了封语气轻快的信，在信中，他还为自己的拙劣笔迹和不在家中表示歉意。

“亲爱的，你们好。”他写道，“一个外出度假偷懒耍滑的家伙向你们问好……我实在是个不称职的爸爸，没有尽到照顾小娜塔什卡的责任。这里一切都好。他们把我们安置在诊所里方便观察。你知道，之前在那儿待过的人现在都跑这儿来了，所以有一大帮人陪着我呢。我们会出去散步，晚上可以看见莫斯科的夜景。唯一的缺点是我们只能隔着窗户看。而且可能接下来一到两个月都会是这样。没办法，规矩就是这样。他们完成评估之前，都不能放我们出院。”

“娜佳，你读这封信的时候肯定在哭。千万别——把眼泪擦干。一切都很好。我们会长命百岁的。而且我们可爱的小闺女还会比我们长寿三倍。我非常非常想念你们两个……妈妈在这儿陪着我。她急匆匆地就赶了过来。她会给你打电话告诉我感觉如何的。我现在很好。”

高级反应堆控制工程师列昂尼德·托图诺夫的父母听到儿子所在的核电站发生事故时，正在塔林郊外的别墅度假，随后，他们迅速赶回家里。星期二，他们收到了一封列昂尼德发来的电报：“妈妈，我在莫斯科的医院，感觉还好。”后面附着地址，告诉他们到哪里去找他。薇拉和丈夫坐上了从爱沙尼亚起飞的第一架班机。第二天他们就赶到了第六医院，二人被领上楼，顺着一条窄窄的走廊一直走，直到列昂尼德从病房中走出来迎接他们。穿着短小的白色病号服，带着一顶配套的帽子，看起来一切都好。他可以自己行走，坚持说感觉好极了。“一切都很好！别担心，妈妈，”他微笑着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但当她往下看去时，薇拉看到的一切都告诉她，他的情况一点儿都不好。在列昂尼德病号裤的裤脚末端，露出了他的皮肤，一些恐怖的事情已经发生：那是一种丑陋的乌青色，就像眼睛被打过后第二天留下的黑眼圈，他的腿脚表面整个淤青一片，仿佛在某种腐蚀性液体中泡过。

罗伯特·盖尔医生是一个做什么事都喜欢定时定点的人。每天早上，妻子和三个孩子仍在梦乡时，他便早早起身，刮干净胡子，在家里的游泳池中游个泳。他的房子位于圣莫尼卡山脚下的贝莱尔区（Bel-Air），草木芬芳，风景宜人。之后，他开始给纽约和欧洲的同事打电话，因为时差，那边的人都已经开始工作了。4月29日那天，第一次听到事故发生的消息时，他还在浴室里，听着广播。但直到那天上午，他才获悉，切尔诺贝利核电厂有人伤亡，这时他想到，或许自己能帮上点儿忙。

40岁的盖尔，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医学中心的一名血液病医生和骨髓移植专家。他喜欢穿一双在梅尔罗斯大道（Melrose Avenue，洛杉矶著名的购物街）定制的木屐，宽领带上装饰有鲸鱼或绵羊图案，热爱慢跑，每天中午拿冻酸奶当午餐，行事颇为张扬，不介意被人当成独持异议的怪咖。他还是国际骨髓移植登记库委员会主席，该机构的共享研究资源被公认为对于拯救急性辐射综合症患者的生命至关重要。盖尔知道，苏联已经正式拒绝美国国务院提议的医疗援助，但他计划采取另一条途径：通过他的朋友和资助人阿曼德·哈默。那天早上9点30分左右，他拿起了电话。

身为美国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oleum）的董事长，阿曼德·哈默是一位著名的慈善家和艺术品收藏家。他生于纽约，父母均是热忱的共产主义者。他在1921年中断医学学业后首次访问苏联，声称是去那里打理父亲的医药公司的苏联业务。在莫斯科，他见到了列宁，列宁给了哈默贸易特许权，这成为他发家致富的基础，同时也开启了一条延续了约70年的与苏联领导人直接联系的通道，被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美国著名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曾被评为“全美国最受信赖的人”。译者注。]称为“连接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道独特桥梁”。

1978年，盖尔在前往苏联参加在莫斯科国立大学举办的一场医学会议时，初次遇到哈默，后来，因为参与哈默倡导的寻找癌症治愈方法的行动，两人渐渐熟识起来。要向切尔诺贝利的受害者施以援手，他再想不到比哈默更好的沟通渠道了。

盖尔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家酒店中找到哈默，跟他解释了骨髓移植对拯救辐射暴露受害者的重要意义。那天晚些时候，哈默给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信，代盖尔进言，并将这封信电传到了克里姆林宫。星期四下午，这位医生已经手持机票，在一群摄影记者的包围下，大步流星地穿行在洛杉矶国际机场中，准备前往莫斯科。

在第六医院，核电站的操作人员聚在一起，聊着天，抽着烟，谈论着困扰每个人的那桩神秘事件：令他们置身此处的那场事故，到底因何而起。克格勃官员和苏联检察长办公室的检察官逐个房间在病床边开展调查，消防队员和工程师们做出了各种大胆猜测，但没人真正知道，爆炸到底是如何发生的。那些接受过核工程和反应堆物理培训的人，包括副总工程师佳特洛夫、阿基莫夫、列昂尼德和谢甫琴科在内，仍无法理解所有的一切。

“任何想法都可以提出来，小伙子们。”佳特洛夫跟那些当晚听从他指令的年轻技术人员说，“别担心，任何异想天开的想法都可以说出来。”

即便当他们的情况开始恶化时，他们也从未讨论过到底应当怪罪谁。在儿子的床边，列昂尼德的父母都很小心提及有关事故的话题。毕竟，是列昂尼德按下了AZ-5按钮，而这触发了爆炸。但最终，薇拉鼓起勇气，坦率地问起了这个问题。

“儿子，”她说，“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

“妈妈，我什么都没做错，”他说，“我做的一切都是按照操作规程来的。”

医生随即打断了他们，示意她不要再打扰她的儿子。此后，他们没有再讨论过这起事故。

5月1日，星期四早上，卢德米拉·伊格纳坚科被叫到安格林娜·古斯科娃位于6楼的办公室，这位医生跟她解释说，有必要为她的丈夫进行骨髓移植。瓦西里·伊格纳坚科是普里皮亚季市消防站的中士，单位里的头号运动健将。在三号机组的屋顶上，他曾与普拉维克中尉一道灭火。现在，需要一名直系亲属捐献骨髓，拯救他的生命。古斯科娃解释说，这位近亲已经在赶赴莫斯科的路上了。

自事故发生，已经过去了6天，对于那些被辐照得最厉害的患者，急性辐射综合症最初的潜伏期结束了。瓦西里已经打上点滴，不间断地接受着注射。那天晚上，他给了卢德米拉一个惊喜：他求护士帮他偷偷带了一束花进来，送给卢德米拉，夫妻二人一道在他位于医院8楼的病房里看了五一劳动节的烟花。瓦西里还能站起来，两人看向窗外时，他用双臂搂着她。但他的情况已经逐渐恶化，无法再饮用她给他带来的鸡汤。医生建议试一下生鸡蛋，但他还是无法下咽。

为病情最严重的急性暴露患者确定骨髓捐赠者十分困难，他们的白细胞读数下降得十分迅速，无法找到足够的细胞来完成组织配型分析。对那些检验结果表明可以成为理想捐献者的亲属，捐献过程本身也是一种折磨。50岁的薇拉是第一批实施骨髓捐献的。全身麻醉后，医生在她的臀部切开两个切口，将粗大结实的6英寸长针刺入她的髋骨，抽取骨髓，一次只能取一茶匙那么多，大约要90分钟才能完成200次穿刺，获取装满一个烧杯的一夸脱（quart）粉红色液体。技术人员将其过滤，去除脂肪和骨头碎片，在离心机中处理，放到一个袋子中，然后再将其输入她儿子手臂上的静脉。再然后，就只能等待这些骨髓细胞进入他的骨髓腔，开始制造健康的新血细胞。

当瓦西里·伊格纳坚科听说，他的小妹妹纳塔利娅是最理想的捐献者时，他坚决不同意。“我是不会接受纳塔利娅的骨髓的！”他说，“我宁可死！”即便他的妻子跟他解释，这不会给妹妹带来任何长期伤害，伊格纳坚科依然坚持己见。最终，换成他的姐姐柳达来完成捐献程序。

到第一周结束时，第六医院的血液科负责人亚历山大·巴拉诺夫医生已经为病情最严重的患者进行了3起骨髓移植，托图诺夫和阿基莫夫都在其中。但还有3位患者，他们遭到了极其严重的辐射，身体里已经没有可以用来配型的白细胞了。对于这些人，苏联医生尝试了一种新的实验性移植技术，使用死产或流产胎儿的肝脏细胞进行移植。这种疗法的成功率比骨髓移植还要低，但古斯科娃手下的人知道，除了这个，他们已无计可施，回天乏术了。

到那个时候，生物剂量测定法的局限已经变得十分明显。古斯科娃最初的计算表明，一些人只受到了低剂量的辐射，甚至低于某些接受标准放射治疗的癌症患者。然而，这一分析结果只显示了γ射线对骨髓的影响，没有将吸入放射性烟雾、粉尘和蒸汽，或吞进放射性粒子导致的内部辐射带来的伤害考虑在内。此外，当β烧伤的外部特征缓慢出现在受害者的皮肤上，医生们被其覆盖面积与严重程度惊呆了。5月2日，巴拉诺夫医生估计，他的病人中大约有10人不可能活着走出第六医院。没过多久，他便将这个数字增加到了37。

即便如此，患者和他们的家人仍然抱着很高的期望，因为他们听说，一位据说医术十分高明的美国医生即将赶来，还带着能救命的外国神药。

两位在5月初飞往莫斯科帮助治疗事故受害者的美国血液病专家，与他们的苏联同行摄于第六医院：理查德·钱普林医生（Dr. Richard Champlin）、罗伯特·盖尔医生、亚历山大·巴拉诺夫医生和安格林娜·古斯科娃医生（由左至右）

星期五晚上，罗伯特·盖尔住进了红场边上的苏维埃饭店（Sovietskaya Hotel），第二天一早，他就起来了，套上件绘有“USA”字样的背心，在莫斯科的街上跑了8英里。这之后，他和亚历山大·巴拉诺夫一起在酒店用了早餐。脸庞瘦削、顶着颗光头的巴拉诺夫，是最早在苏联开展骨髓移植的外科先驱，但他的神色总是忧心忡忡的，有着一张目睹许多病人在万般痛苦中死去的人的脸。他的烟瘾极大，经常一根接一根地抽，而且习惯随手撕张纸凑合着当烟灰缸，抽完一根烟后再团起来扔进垃圾筐。早餐后，两人开车前往第六医院，巴拉诺夫在那里将盖尔介绍给了安格林娜·古斯科娃。她很热心，但见到这个男孩子气的美国医生随身只带了一个小包，并没有任何她此前期待的昂贵西方设备，未免有些失望。之后，巴拉诺夫带着他探访了住在8楼的病人。

这所医院的无菌病房就设在这里，接受移植的患者手术后在这里恢复。从移植的骨髓细胞稳定下来，到开始制造血液成分，这一过程可能需要两个星期到一个月，其间患者的免疫系统完全处于无用状态，使他们对于出血、小感染乃至于自己肠道致病菌的攻击，没有任何抵御之力，任意一种情况发生都可能会导致死亡。

在无菌病房中，盖尔发现了四名身处“生命岛”（life islands）中的患者。这是一种密封的塑料气泡装置，在医生努力延长患者生命、等待移植的骨髓细胞发挥作用的战斗中，它是一道至为关键的防线。病人们呼吸的空气或是经过过滤，或是必须通过一个管子接受紫外线消毒。为了进一步防止感染，只有那些双手和衣服都经过消毒的医务人员才能接触他们，要么就只能戴着塑料手套透过操作口操作。因为医院的生命岛数量不够，患者的使用是有配额的。在此前从来没有见过β粒子烧伤的盖尔看来，那天下午他检查的这四个病人看上去的确有病，但并没有十分吓人。那之后不久，他参与了自己在这里的第一例移植手术，协助巴拉诺夫从一位捐献者身上抽取骨髓。

得到姐姐捐献的骨髓之后，瓦西里·伊格纳坚科被转移到8楼，安置于生命岛中。医务人员试图将他的妻子挡在外面，但卢德米拉还是想办法溜了进去，把手伸进气泡装置中为他湿润双唇。如今进到他病房中的，不是护士，而是年轻的小战士，他们戴着手套，为他注射，处置流出的血和血浆。没人想要再待在病房里了，卢德米拉想，或许他们是怕被传染吧。一些医务人员，尤其是年轻一点儿的，变得毫无理由地畏惧那些病人，他们认为辐射病是会传染的，就像瘟疫。

伊格纳坚科很快便从移植手术中恢复过来。但他的总体情况却已经开始急剧恶化。他的样子每一分钟都在发生改变：皮肤变了颜色，身体肿胀不堪。他无法入睡，于是，医务人员在他每天需要服用的几十粒药丸之外，又增加了镇静剂。他的头发开始掉落，人也变得暴躁易怒。“这一切怎么回事？”他问道，“他们说我也就不舒服两个星期！看看现在多长时间了！”

慢慢地，他越来越难以自主呼吸。手臂上裂开了一个个口子，腿部肿胀青紫。最后，连止痛药也失去了作用。5月4日，星期日，他已经不能站立。

第六医院中病情最严重的患者，受到了来自体外和体内的双重折磨。随着白细胞数量急剧减少，感染开始在那些年轻的操作人员和消防员的皮肤上蔓延。他们的嘴唇上和嘴巴里，因感染单纯疱疹病毒而起的黑色水疱结了厚厚的痂。牙龈因为假丝酵母菌感染而红肿，上面覆了一层窗纱般的假膜，皮肤也开始脱落，看起来就像是一块块鲜红的生肉。手臂、腿和躯干上被β粒子烧伤的地方，生出了疼痛的溃疡。和纯粹由高温导致、会随着时间缓慢愈合的热烧伤不同，辐射烧伤会逐渐恶化。他们体表的β粒子烧伤气势汹汹地向外扩张，从那些接触过放射性物质的地方，渐渐侵蚀入下面的组织。这些人的体毛和眉毛全都掉光了，肤色也逐渐暗沉，先是红色，然后是紫色，最后变成棕褐色，像纸一样一层层卷起脱落。

在他们体内，γ辐射将他们的肠道内膜吞噬殆尽，肺部也遭腐蚀。阿纳托利·柯尔克孜曾在爆炸发生后，奋力关闭通往反应堆大厅的气密门，整个人都被蒸汽和尘土包围，体内的铯元素含量极高，令他本人成为一个危险的辐射源。现在，他开始出现狂暴、难以控制的痉挛发作，烧伤专家安热莉卡·巴拉巴诺娃医生不得不躺倒在他身上，用自己的体重把他压在床上。柯尔克孜病房周围的辐射值最终变得非常高，该部门的负责人不得不把她就在隔壁的办公室，搬到医院的其他地方。病房外大厅中的镶木地板也被严重污染，必须取出另铺。

事故后的头12天，亚历山大·巴拉诺夫和罗伯特·盖尔做了14起骨髓移植手术，阿曼德·哈默和山德士公司（Sandoz Corporation）安排了价值数十万美元的药物和设备从西方空运到莫斯科，盖尔也得到苏联官方允许，从纽约和洛杉矶召来更多同事帮忙。但医生们知道，他们的许多努力可能都不过是徒劳。事后，在莫斯科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盖尔宣布，他们的移植患者中，约有3/4可能都难逃一死。

曾被来自四面八方的高能γ射线轰击了几个小时，又在放射性污水中蹚过的班组长亚历山大·阿基莫夫，移植自孪生兄弟的骨髓丝毫没能减缓他的生理机能全面崩溃的速度。光是他被污染的工作服，就令他受到了10戈瑞（grays）的辐射，相当于1000雷姆，由此导致的β粒子烧伤几乎覆盖了全身，只有腰部扎着厚厚的军用腰带的一块地方未受影响。然而，阿基莫夫的肺部还另外受到了10戈瑞的辐射，这导致了急性肺炎。他的体温开始升高，肠子开始解体，随着血便排出体外。有一次他的妻子卢巴探望他时，回头从窗口看去，发现她的丈夫正在一丛一丛地揭下自己的大胡子。

“别担心，”他跟她说，“一点儿都不疼。”

阿基莫夫知道，他或许没办法活着离开医院了，在还能说话的时候，他告诉一位朋友，如果可以活下来，他希望可以追随自己狩猎的爱好，成为一名猎场看守人。卢巴建议说，他们可以和两个儿子住在河上，照管浮标，为船只导航，就像副总工程师佳特洛夫的父亲以前那样。不管发生了什么，阿基莫夫确定了一件事：“我再也不回核工业领域了。我什么都可以干……我可以从头来过，但绝对永远不再回反应堆了。”

基辅检察长办公室的首席检察官谢尔盖·扬科夫斯基，来到阿基莫夫的病房，就事故向他提问。这位工程师的身体已经肿胀不堪，几乎已经说不出话来。医生们没空跟这些检察官浪费时间，质问扬科夫斯基，为什么要折磨一个奄奄一息的人。他们跟他说，阿基莫夫挺不过几天了。这位检察官的调查工作徒劳无功。

离开前，扬科夫斯基在这位垂危的核工程师的病床前，俯下身去说：“如果你记得什么，就写下来吧。”

5月6日，阿基莫夫度过了他的33岁生日。很快，他便陷入昏迷。

5月9日，星期五，这一天是标志着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彻底打败纳粹德国的胜利日。当天晚上，病人们再一次从医院的窗口观赏了空中燃放的烟花。但这一次，他们心中毫无喜悦之情。瓦西里·伊格纳坚科的皮肤已经开始脱落，身上流着血。他不停咳嗽，费力地吸气。鲜血从他的嘴巴里淌落。彼得·赫梅利则自己一个人躺在病房中，收到了来自好友普拉维克、由一位医生转交的加油打气的纸条：“恭喜放假！回头见！”自从12天前一起来到这家医院，赫梅利便没见过自己的老同学，现在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在大楼中的哪个地方。但他还是写下了一张答谢纸条。

第二天，死亡开始降临。第一个去世的是切尔诺贝利核电厂消防站的消防员，弗拉基米尔·季舒拉中士。爆炸发生几分钟后，他和普拉维克一道爬上了屋顶。5月11日，普拉维克和普里皮亚季消防站的指挥官基贝诺克，也因伤势过重而不治。后来，恐怖荒唐的谣言传到了普拉维克身在基辅的那些熟人耳中：据说他受到了极其强烈的辐射，眼睛都从棕色变成了蓝色，医生还在他的心脏里发现了水疱。同一天，亚历山大·阿基莫夫成为第一个辞世的核电厂操作人员，死的时候，双目圆睁，皮肤变成了黑色。

古斯科娃医生现在禁止病人们互通信息，将他们关在自己的病房中。窗外花开满树，天气简直完美。在诺维科夫元帅大街（Marshal Novikov Street）的围栏之外，整个莫斯科一切如常。那些幸存下来的人独自躺在病床上，打着点滴，接着换血机，就这样一个又一个小时地过去，常常只有护士陪伴着他们。透过亲戚的窃窃私语，朋友和同事接连死去的消息传到了他们耳中。运送遗体的轮床被推过医院的长走廊，发出令人心惊肉跳的声音。

当第一批在四号机组工作的战友被送往墓地埋葬时，对亚历山大·谢甫琴科的折磨才刚刚开始。正如医生警告过的，他身上的β粒子烧伤慢慢开始显现威力。最初，是红色的小点出现在脖子后面。接下来，更多的破损伤口在他的左肩胛、臀部和腿肚子上出现，他曾以这些部位顶住反应堆大厅的巨门，覆盖其上的那些释放β粒子和γ波的放射性核素黏液，浸透了他打湿的工作服。

谢甫琴科被转到了深切治疗部，在这一层楼中，连他在内，只有四个病情极其危重的人被安置于单独的病房中。住在隔壁的，是他的上司、反应堆班组长瓦列里·普列沃兹琴科。这位退役海军在进入反应堆大厅、直视燃烧堆芯时，受到剂量巨大的γ射线辐射，但他阻止了谢甫琴科往里看，从而令其免遭最恐怖的辐射。但即便如此，谢甫琴科身上的烧伤的颜色还是逐渐变深，开始扩散，皮肤变成黑色，脱落下来，露出下面柔软的婴儿皮肤般的粉红肌肉。此外，肩胛处起初像是被晒伤的那个地方，逐渐起了水疱，坏死，变成蜡黄，而辐射则向下侵蚀着骨骼。疼痛变得几乎无法忍受，护士就喂给他吗啡止痛。医生开始讨论截肢的必要性，并从列宁格勒调来特殊设备以确定他的胳膊是否还能保留下来。

5月13日，星期二，卢德米拉·伊格纳坚科坐着巴士来到莫斯科西北郊外的米季诺（Mitino）公墓。与她同行的，还有她的朋友纳迪娅·普拉维克和塔尼娅·基贝诺克，她们的丈夫已于两天前去世。当男人们的遗体落土下葬时，她就在那里看着。卢德米拉当天早上9点为此而离开了医院，但她嘱咐护士，只跟瓦西里说她不过是想歇息一下。等到她那天下午返回第六医院时，她的丈夫也去世了。来为他下葬的入殓师发现，他的身体已经肿胀不堪，无法穿进自己的制服。当他终于被安葬在米季诺公墓自己同志旁边时，这位年轻消防员的遗体，被密封装在两个厚厚的塑料袋中，木棺材外还套着一个锌盒子，就像是一个被辐射过的俄罗斯套娃。

同一天，瓦列里·普列沃兹琴科也伤重不治。纳塔利娅试着跟丈夫保密，但躺在病床上的亚历山大能听到，隔壁病房中医疗仪器发出的滴答声已化为静默。5月14日，又有三名四号机组的操作人员死去，其中就包括列昂尼德·托图诺夫。他的父母守在他的床边，直至最后一刻。这个年轻人全身90%的皮肤被β粒子烧伤覆盖，肺部也被γ辐射摧毁，但那天夜里，他一直醒着，挣扎着呼吸。在移植的骨髓发挥作用之前，他便死于窒息。最后，医生计算得出，他吸收了大约1300雷姆辐射，超过致死剂量3倍。维克托·普罗斯库里亚科夫，是跟着普列沃兹琴科一起上到起重台架上的两个实习工程师中的一个，他也看向了燃烧的反应堆，全身都被恐怖的烧伤覆盖，尤其是拿着谢甫琴科手电筒的双手。他又撑了3天，于5月17日夜里去世了。

到5月的第三周结束时，事故死亡人数已经达到20人，亚历山大·谢甫琴科变得害怕起来。他的白细胞数目降到了零，剩下的头发也都掉光了。什么时候才会轮到我？他琢磨着。独自躺在病房中，那些伤势最重的幸存者开始怕黑，于是在一些病区，灯几乎一直亮着。

作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谢甫琴科没有宗教信仰，也不知道如何祈祷。然而每天晚上，他醒着躺在床上，都会祈求上帝，让他再多活过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