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日，星期五，晚上8点刚过，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乘坐空军一号降落于东京羽田机场，这是他对整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为期10日的外交访问的最重要一站。他此次日本之行，是为了与英国、法国、德国和加拿大等国首脑一道，出席七国集团（G7）的首次会议，但从一开始，这次旅行便被发生在世界另一边的核灾难笼罩了一层阴影。

关于瑞典上空监测到辐射存在的第一批报告，在里根周一乘坐总统专机离开夏威夷时，便已经传到他的耳中，之前安排好的一天假期被打断，转为听取美国情报部门汇报所掌握的切尔诺贝利电厂的消息。从那时起，苏联对事故的掩盖，已演变为一场全球性的外交和环境危机。在从乌克兰上空拍摄的高清间谍卫星图片中，可以看到许多微小的细节，比如顺着电厂周围反应堆冷却河道的方向铺开的一条条消防水带。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员知道，这场灾难的严重程度远比莫斯科承认的要高。此外，美国核管理委员会（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的官员也开始怀疑，在切尔诺贝利，其他反应堆中至少有一个此时正面对四号机组的持续危机的威胁。然而，莫斯科断然拒绝了里根公开提出的医疗与技术援助，那座严重受损的核电厂到底正在发生些什么，美国的核专家只能猜测。

与此同时，苏联试图阻止更多事故细节外泄的努力，正在被瓦解。在5月3日提交给戈尔巴乔夫的机密报告中，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警告说，继续对外保密于事无补，而且，这样不仅会在西欧播下不信任的种子，就连像印度和古巴这样本来准备拥抱苏联核技术的友好国家，如今也开始疑虑重重。谢瓦尔德纳泽写道，采取传统办法应对这场事故，也会危及戈尔巴乔夫与美国达成历史性的销毁核武器协议的梦想。西方的报纸这时都在质问，对于一个不肯说出核事故真相的国家，又如何相信它会对自己到底拥有多少枚核弹保持诚实？

5月4日，星期日早上，里根总统在大仓饭店（Hotel Okura）的套间中进行每周一次、面向全美的广播讲话。他谈到了在东南亚参加的首脑峰会、扩大自由贸易的必要性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的问题——此前，利比亚在幕后策划了对一家位于柏林、经常有美国士兵光顾的迪斯科舞厅的恐怖爆炸袭击，作为回击，美国空军F-111轰炸机近期空袭了的黎波里（Tripoli）的卡扎菲上校驻地。

里根再次表达了他对事故受害者的同情，又一次提出愿意施以援手，但他的语气随即变得强硬起来。他将“自由国家”向国际社会告知共同面对的灾难风险时秉承的公开原则，与苏联政府的“神神秘秘、顽固拒绝”做了一个对比。“一起导致好几个国家被放射性物质污染的核事故，可不只是件家务事，”里根操着他大咧咧的乡下口音说道，“苏联人欠整个世界一个说法。”

当天，放射性雨落在了日本，随后被一股向东行进的急流裹挟，以每小时160公里的速度于海拔9000米的高度穿过太平洋，直奔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海岸。第二天下午，5月5日，星期一，一个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代表团在苏联政府的邀请下抵达莫斯科。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汉斯·布利克斯率领的这个团队得到了苏方承诺，答应会向其完完整整、诚实无隐地披露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件经过。

在他们抵达的几小时前，中央政治局在克里姆林宫内再次碰头讨论这场危机。这一次，围坐在一起的24个人中，包括鲍里斯·谢尔比纳、年高德劭的核能领军人物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和中型机械制造部脾气暴躁的大头目叶菲姆·斯拉夫斯基。瓦列里·列加索夫则从切尔诺贝利飞来，当面递交他的报告。

要讨论的事情很多。前景并不乐观。

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在发言中对情况进行了细致分析，描述了他在两天前访问事故区时的所见所闻。扑灭大火的直升机行动进行得很成功，他说，在废墟内部发生新的链式反应的危险已经消除，但苏联和乌克兰地方当局对事故的回应却暴露出种种缺陷与不足。“这些极端情况事实上表明了（我们）在某些方面拥有高度组织性，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则彻底无能为力。”他说。

对如今已经扩大到核电厂半径30公里范围内区域的疏散，仍在进行中，10万人已经被强制撤出包括两个白俄罗斯辖区在内的这片土地。但初期行动的后果一片混乱：“有5000—6000人不知所踪，”雷日科夫说，“根本不知道他们现在身处何处。”

民防部队和卫生部严重未能履行其职责，不是指令不清，就是计划欠缺，离开疏散区的人甚至没有接受辐射暴露水平的血液检测。如此混乱的局面，对苏联长达数十年的核战争后续准备工作，简直就是一场嘲弄。“我能想象，一旦发生了更严重的情况，将会是何种场面。”这位总理气愤地说道。

到这时为止，超过1800人，其中包括445名儿童，已经被送进医院，预计还会有更多患者涌入。高度放射性覆盖了苏联西部南至克里米亚半岛、北到列宁格勒的大片地区，其中大多数地方超出自然背景辐射5—10倍。苏联化学部队司令已经在疏散区内集结了2000人，受命展开除污计划。雷日科夫已经下令，要围绕事故现场建起一座30公里的堤坝，防止春雨将10公里禁区中的地表污染物，冲刷到普里皮亚季河和第聂伯河中。他建议军方工程师在48小时内完成这一任务。

不过，这位总理向他的同事们解释道，现在他们需要面对一个最大的威胁：反应堆熔毁。关于那团正在一点一点向四号机组地下室啮噬而去的熔化核燃料，科学家们向他提交了两种可能的预测。一种可能是放射性衰变产生的热量会逐渐自己消耗光。根据他们的计算，这可能需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

但由列加索夫院士和亚历山德罗夫提交的另一种可能结果，就要灰暗得多了。韦利霍夫担心，当温度达到2800摄氏度时，熔化核燃料与抑压池中的水相互作用，会导致足以摧毁四号机组残骸，并夷平整个三号机组的蒸汽爆炸。除此之外，两位院士还警告雷日科夫说，还有必要考虑另一种可能性：“一场后果更加不堪设想的灾难性核爆炸。”

接下来轮到谢尔比纳发言，其后，列加索夫也逐一列举了他们所面临的的各种技术挑战：辐射释放、燃烧的石墨、熔化堆芯不断升高的温度以及对快速反应的急迫需求。亚历山德罗夫从旁附议。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发生了一些争论。

“别发火嘛。”戈尔巴乔夫的保守派副手利加乔夫对谢尔比纳说。

“你把伦琴和毫伦琴搞混了。”乌克兰共产党负责人谢尔比茨基对水文气象部副部长说。

苏军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主张，应当使用空心装药破甲弹（hallowcharge shell）炸穿抑压池的墙壁。煤炭部长夏多夫则表示，这种办法太危险。他提议，如果能把水泵出来的话，他的手下可以通过填充混凝土的方式对空间进行加固。“如果有必要，”他说，“我们可以在建筑物下方挖出一条矿道来。”

列加索夫表示赞同，他们应当在反应堆下方挖出一条通道，向其中泵入氮气，从下方对其冷却。他向戈尔巴乔夫保证说，现在还没有必要向西方紧急求助。如果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疏散区最多也不过扩大到核电站半径250公里的区域。

但戈尔巴乔夫已经和留守在切尔诺贝利的韦利霍夫通过话，这位总书记现在相信，他们正在迎来一个恐怖的结局：假如再发生一次爆炸，他们将需要把疏散区扩大到半径500公里的范围。这意味着要对苏联人口最稠密地区之一的大部分区域进行疏散，重新安置居住在明斯克（Minsk）和利沃夫（Lvov）这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特大城市中的所有居民。而在基辅，这个拥有200万人口的苏联第三大城市，共和国当局已经开始暗中起草疏散方案，但不敢设想真正实施时的情境。他们预料会发生巨大的恐慌，商店、住宅和博物馆都将遭到洗劫，可能会有数百人在火车站和机场因拥挤踩踏而死亡。

“我们必须加快脚步，不分昼夜地连轴转。”戈尔巴乔夫说，“时间正在流逝。”他们不仅应当想象自己正在经历一场战争，而且还要把这当成一次核打击。

他们还在讨论接下来该如何行动的时候，谢尔比纳收到了来自四号机组下方的消息：兹博罗夫斯基大尉的泵出积水行动已经开始了。

兹博罗夫斯基已经带着从整个地区的民防企业和消防站招募来的20个人出发前往核电厂。他们到达现场后发现，一片诡异的寂静，仿如荒原，只剩下几个仍在照管一号、二号和三号机组的骨干操作人员。在四号反应堆附近的瓦砾废墟周围，到处是弃置不用的设备。一个多星期前他们的同事留下来、因遭到过于强烈的辐射而无法回收利用的消防车，被安托什金麾下直升机部队误投的铅和沙袋砸中，如今已是处处凹痕，遍体鳞伤。空投已经暂时停止，一条细细的烟柱或气柱仍从废墟中冉冉升起，直入空中。石墨碎片散落了一地，仍保持在被爆炸抛射而出时的位置上，在炽热的太阳下闪烁着微光。

在他们位于基辅的基地中，消防队曾试着从直升飞机上向地面布设消防水带，从而减少消防员在反应堆附近高辐射区域停留的时间。但这些试验都失败了。这些人不得不用手牵拉那条长达1.5公里的消防水带。他们演习了一遍又一遍，操练路线，分秒必争地减少组装和接驳时间，从而可以最快地将消防水带接到特制的ZIL消防车上。这些车上安装有高功率水泵，每秒可以泵110升水。

一开始时，兹博罗夫斯基大尉一点儿都不担心可能遇见的状况。不管怎样，他想，他的指挥官不会交给他一桩明知会让他送命的任务。直到进入核电厂，他才开始对自己面对的威胁有所了解。那里的员工已经见过许多被飞机送到莫斯科的特殊诊所接受治疗的朋友们，看着他们的时候，就像是在看一个死人，带着怜悯。

留下来值守核电站的那些电厂专家和管理人员，仍然接受着厂长布留哈诺夫和曾经夸下海口的总工程师福明的日常指挥。这两人每日继续坐在灯光昏暗的核电厂地下掩体的电话旁，等待从政府委员会发来的指示。但他们早已因体力消耗、辐射暴露和震惊过度而精疲力竭。福明已经在掩体中待了5天，休息时只能蜷缩着身体睡在通风室日夜轰鸣的设备旁边。从普里皮亚季疏散那天起，布留哈诺夫和其他的操作人员便被送到了离核电厂30公里外、以“童话”（Skazochny）为名的一个少先队营地居住。

“童话”坐落于密林深处，由一栋栋小型砖木结构宿舍组成，四处点缀着怪模怪样的雕塑，有龙、海怪和斯拉夫神话人物，是核电厂员工子弟打发漫长暑假的一个夏令营。现在，这片树林和周围的林地堆满了救护车、小轿车、消防车和军车。大门口处设了一个辐射检查点。整个营地里，从围栏到食堂的窗户上，到处都张贴悬挂着小纸条：核电厂员工以手写字条寻找妻子和儿女的下落，普里皮亚季的被疏散家庭将他们落脚村庄的地点广而告之，恳请大家提供线索。

兹博罗夫斯基大尉一群人正为泵出积水行动做准备，其他旨在阻止堆芯熔毁的措施也在同时展开。首先，地铁工程师从基辅赶来，在三号反应堆旁边的地面上挖了一个大坑。使用日本制造的专门的钻孔设备，他们开始朝着四号机组的方向水平钻探，试图在其地基下钻出一系列140米长的平行孔道。工程师们希望，这些孔道可以将装有液氮的窄管送入，冻住地层，防止熔化的核燃料下行至地下水位。

与此同时，核电站的技术人员开始实施列加索夫的方案，用氮气扑灭反应堆。这个思路需要使用核电厂现有的管网，将氮穿过地下室送入反应堆大厅的废墟中。事故发生前，这些管网在电厂维护检修期间被用来输送多种气体。从一开始，执行这一任务的核电厂员工便意识到，这是徒劳之举：反应堆下方的管道几乎可以肯定已经被破坏了，而且，即便能通到反应堆大厅，也不能指望氮气可以熄灭着火的氧气，因为这栋建筑已经没有屋顶，氮气无法在燃烧的石墨附近集聚以取代火焰周围的空气，反而只会白白地飘入大气。但命令就是命令。

西拉耶夫主持的政府委员会发出命令，征集乌克兰境内所有的液氮，用卡车和火车转运到切尔诺贝利。用于将液氮转为氮气的两台巨型汽化器，原本位于敖德萨的深冷机械制造公司（Cryogenmash）工厂，此时也空运到了切尔尼戈夫机场。与此同时，在核电站的行政办公区附近，建起了容纳这两座机器的特殊工具棚。安托什金手下的两架巨型米-26“飞牛”直升机将它们运抵现场时，人们才发现，机器太大，无法通过工具棚的门。操作人员不得不用锤子砸出一个更大的进口。晚上8点，技术人员向西拉耶夫报告说，一旦液氮到场就可以开泵。那些液氮本应当晚抵达，然而直到第二天早上还不见踪影。操作人员们等了整整一天。直到深夜11点，布留哈诺夫才接到西拉耶夫的电话。

“去找液氮，”这位委员会主席说，“不然你就等着被枪毙吧。”

在一支特遣小分队的陪伴下，布留哈诺夫在60公里外的伊万科夫（Ivankov）找到了那些液氮罐车队。司机们一个个显然都被辐射的恐怖景象吓坏了，他们把车停了下来，拒绝继续前行。士兵们端着机关枪在车队尾部各就各位，最终在枪口的劝说下，司机们同意继续完成他们的送货任务。

5月6日（星期二）晚上8点，“驼鹿”兹博罗夫斯基率领的一伙人，终于穿上了军用呼吸面具和L-1防化服（为核战争中的战斗人员设计的厚重橡胶防护服），驱车前往四号反应堆。兹博罗夫斯基已经完成了辐射调查，计算出了需要从哪个方向进入，以及停留多长时间。γ辐射场的变化幅度很大，在一号机组附近的一些地方不过50伦琴，但在那些最危险的区域，距离四号机组不到250米远的地方，暴露值可达800伦琴。这些人将卡车停在运输走廊内，这是反应堆下方的一条大型通道，可供向核电厂运输新燃料的有轨机车通过。只用5分钟——只是规定时间的1/3——他们就铺设好了消防水带，然后开始泵水。让发动机保持在运行状态，他们离开时，将运输走廊的门一重重关上，然后飞奔进入最近的掩体。终于，地下室中的水位开始下降了。在核电站下面值守的布留哈诺夫和福明给西拉耶夫打电话，西拉耶夫随后又将消息上报给莫斯科。

每隔几个小时，三个人便会冲出去为卡车加气加油，另外两个人则每60分钟被派出去一次，读取辐射值和水温。星期三凌晨3点，两名消防员跑进掩体，报告了消防水带破裂的消息。一个在夜色中进行辐射侦察的化学部队小队，开着装甲运兵车从水带上压过，压断了20处，而且连接消防水带的垫圈也都被压坏了。放射性污水喷涌到距离反应堆仅有50米的地面上。两名中士赶紧跑出去修补断掉的地方，但他们需要20段全新的消防水带，每一段都需要2分钟才能重新接续上。操作的时候，他们就跪在释放着γ辐射的水塘中。L-1防化服的两指橡胶手套又笨拙又闷热，他们便把它脱下扔在一边，赤手空拳地继续干。一个小时后，任务完成了，这些人退了下去，精疲力尽，嘴巴里泛着一股酸苹果的怪味。

泵水行动持续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白天。连续14个小时的不间断操作后，一辆卡车的发动机停止了运转，必须马上更换。但兹博罗夫斯基的手下都已被吓坏了：一个手下被打发回切尔诺贝利消防站拿一箱包治百病的伏特加，但半路上便已吓破了胆，就此一去不返。另一个人开始满口乱嚷嚷，呕吐着被送进了医院。轮到“驼鹿”出去读取辐射值时，他命令一名消防员大尉跟他一起去，以防他万一晕倒或迷路。这位军官拒绝了。

“别把我惹毛了啊，你个杂种！”兹博罗夫斯基吼道，“不然我就让我手下人把你捆起来扔到四号机组旁边去。在那儿待上个一刻钟，包你屁话都说不出来一句。”

这位军官只好乖乖地钻进橡胶防化服，依令而行。

140公里之外，核电厂事故的细节开始渗入基辅。消息通过人们的口口相传而扩散，这些消息出自那些卑鄙的“敌台”——英国广播公司（BBC）、瑞典广播电台（Radio Sweden）和美国之声（Voice of America）——向苏联境内广播的俄语节目，也来自那些克格勃鞭长莫及之处。一波又一波的谣言和随之而来的紧张焦虑，令整个城市动荡不安。内务部（MVD）的舆情监控部门报上来的民间对事故伤亡人数和空气水源污染的猜测，到了荒唐离谱的地步。一位情报员听见某个出租车司机天花乱坠地说，普里皮亚季城疏散时一片混乱，暴徒四处劫掠，甚至连政府军队也无法控制。据说，一位政府部长也在遇难者之列，怀孕的女性被迫引产，第聂伯河已经完全被放射性物质污染。

苏联当局仍在向公众信誓旦旦地保证，核电厂的威胁局限于30公里半径区域内。但基辅的街道已经连续几天都在释放γ辐射，来自反应堆的放射性坠尘中的热粒子，慢慢地熔入沥青路面。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谢尔比茨基知道，城里的放射剂量水平已经急剧增长。第聂伯河流域水体中的放射性碘也已经达到正常值的1000倍。

与此同时，乌克兰克格勃的负责人发出警告说，莫斯科和基辅电视台中广播的事故伤亡人数彼此矛盾。但他的同事却在如何以及何时告知公众的问题上拖拖拉拉。

5月6日，星期二，也就是危机发生十日之后，乌克兰卫生部长在当地广播电台和电视上出现，警告基辅市民采取措施防范辐射：留在室内、关闭窗户、避免饮用井水。然而那时，流言已经传遍，说是党内高官都已经悄悄地将自己的子女和孙辈，送到了安全的少先队营地和南方的疗养院。几天前，在一家位于基辅市中心、经常有乌克兰中央委员会成员光顾的药店，医生兼作家尤里·谢尔巴克发现，一群显然日子过得不错的退休人员排起了长队，静静地等待购买稳定碘片。更糟糕的是，关于核电厂可能发生致命的二次爆炸、政府已经秘密制定了全城疏散预案的谣言，也传了出来。许多人认为，苏联政府发布的那些官方保证，不过是空洞的政治宣传而已。

那天晚上，火车站前人潮汹涌，数千人试图逃离这个城市。为了保住位置，排队买票的人晚上就睡在火车站大厅中。苏联的内部护照制度使得绝大多数公民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无法离开自己的户口登记区，于是许多工人忙着申请度假，一些人在遭到拒绝后，索性破釜沉舟地辞掉了工作。一辆接一辆的桔黄色街道清扫车很快出现了，开始不间断地清洗城市街道上的热放射性坠尘。城里的银行外面也开始拥满了人，一些银行刚开门几个小时就不得不停止营业，还有一些则设下了每人只能取100卢布的限额。到下午时，许多银行的现金都被取光了。药房里的稳定碘片卖光后，人们开始喝本来只能当成外用消毒剂的碘酒，结果把喉咙都烧伤了。酒类专营商店外面的队伍长度，增加到了以往的4倍，挤满了那些指望红酒和伏特加可以帮助自己抵抗放射性的人，乌克兰卫生部副部长不得不出来发表声明：“酒精有助于防辐射纯属不实谣言。”

到星期三的时候，紧张万分的基辅人开始成群疯抢出城车票，自从1941年德军发动闪电战向东突进以来，还从来没有过如此多的人试图逃离。在火车站，人群中不分男女，个个手里都攥着一大把卢布，直接往列车员手中塞钱，四人座的隔间中塞进了10个人，甚至有人爬到了行李架上。另外的一些人则试着从公路逃离，基辅城南边的道路挤得水泄不通：在一天之中，便有近20,000人开车或坐巴士离开。政府在机场增设航班，并将从基辅开到莫斯科的火车班次增加了一倍，身在莫斯科的西方记者目睹一节节装满无人陪伴孩童的车厢开进车站，那些孩子双眼圆睁，鼻子都在车窗玻璃上压平了，他们的亲戚朋友在站台上焦急地等候着他们。

担心发生大规模的恐慌，对核电厂酝酿中的危机心知肚明的乌克兰总理，开始考虑有组织地疏散城市中的每一个儿童。但切尔诺贝利的政府委员会并没有就这件事发布任何指示。乌克兰共和国的党政高官也都不愿意为采取如此激烈的措施而承担责任，只要走出这一步，就不可能隐瞒或压制相关消息，这等于向整个世界大声宣告，局势已经恶化到令人恐怖的地步。这位总理需要专家建议。他请求克里姆林宫的辐射医学专家列昂尼德·伊雷因和气象学主管官员尤里·伊兹拉埃尔赶到基辅，提供紧急咨询。

在莫斯科，来自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事实核查团队，成员包括总干事、瑞典前外交官汉斯·布利克斯和美国的核安全主管莫里斯·罗森，已经得到亲自参观核电厂的批准，成为苏联以外第一批得以访问事故现场的官方人士。他们将于5月8日星期四飞往基辅。韦利霍夫听到这个消息时，惊呆了。这位院士请求副总理西拉耶夫给戈尔巴乔夫捎个口信：“告诉他，这儿就是个污物四溢的大茅房，他们得做好爬过一座粪山的准备。”

直到星期四早上4点左右，001走廊中阀门隔间的龙头才开始从辐射污水下方露出来。副总理西拉耶夫坚持要求派人立即将其打开。但地下室遍布着数公里长的管道，所有的阀门看起来都一模一样，四下一片漆黑，只有对这些狭窄黑暗的房间中的管道网络极其了解的人，才有希望完成这一任务并全身而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三名员工被选中执行这一任务，其中两人负责打开阀门，一人负责在万一出意外时将他们护送出来。他们拿着发放的湿式潜水服，由乌克兰副总理亲自开车送到核电厂。他们手里紧抓着扳手和手电筒，胸口别着铅笔式辐射计，蹚着及脚踝的污水，走进了三号机组和四号机组共用的地下室。

核电厂值班总经理鲍里斯·巴拉诺夫走在最前头，后面跟着两位工程师亚历克谢·阿纳年科和瓦列里·别斯帕洛夫。在楼梯间中向负三层走去时，巴拉诺夫停下来测量了一下四号机组下方走廊中的读数。他将DP-5辐射计的伸缩臂拉到最长，将传感器探入黑暗中。辐射计马上全方位爆表。没什么好说的了。“快走！”巴拉诺夫说。三个人跑了起来。一位工程师边跑边忍不住向后看了一眼。他瞥见一个巨大的混着一团团混凝土碎块的黑色锥形物，那是从上方残破的建筑漏进走廊的。他的舌头刺痛，一股液体辐射分解的金属味道。

向下通向001走廊入口的路线，之前已经由一位放射剂量测量师拿着DP-5辐射仪考察过一次，他的最后读数是在走廊的水面上直接测取的。在那以外，地下室依然是一个危险的神秘所在。没人知道里面到底有多少水，也不知道再往里面深入的话，放射性到底会变得多强。在这条通道中每多待一刻，辐射暴露都会激增。每一秒都生死攸关。

当两位工程师走进去时，巴哈诺夫为他们把风。整个空间一片寂静，甚为诡异。踩水行进时发出的声音，被低矮的天花板反弹，回荡不绝；他们的耳朵听到的，是自己努力透过潮湿的“花瓣”面具呼吸的喘息声。但他们随即发现，水如今仅及脚踝，而且找到了一根与地面平齐、半径极大、粗到足以让人在上面行走的管道。阀门本身完好无损，而且标识清晰可见，4GT-21和4GT-22轻而易举地便被打开了。没过多久，阿纳年科便察觉到了头上抑压池传来的咕噜噜的水声。

5月8日拂晓，反应堆下方发生第二次劫难性爆炸的即时危险已经解除。很快，一位穿着便服的军官，在掩体中找到了正在当值的“驼鹿”兹博罗夫斯基，递给他一个来自政府委员会的信封，里面有1000卢布现金。

院士们因排空抑压池水而如释重负的情绪，并没有维持多久。尽管战士和工程师们的努力，阻止了后果可能不堪设想的蒸汽爆炸，但对地下水位的威胁却还继续存在，而且科学家们担心，“中国综合症”恐怕会因此而变得更厉害。一些估测结果现在表明，如果四号机组的地基被熔穿，炽热的燃料可能会深入地底3公里处才停下来。来自基辅的地铁建筑工人已经开始向着反应堆的方向钻孔，希望用液氮冻住土壤，但大雨、灰尘和高放射性瓦砾令他们力不从心，进展缓慢。他们屡屡遇到核电厂蓝图上没有标记出来的巨大地下障碍物，比如核电站建造过程中使用的起重机基座，珍贵的钻头也遇阻折断，他们不得不停下来，在更深处从头开始。

与此同时，西拉耶夫发下命令，开始向蒸汽抑压池中泵入氮气，同时向地下室派入更多人手，等到水排空后立即用液态混凝土将其填充。到这周末，中央政治局已经批准采取了迄今为止最无奈的举措：据报道，苏联外交官接触了西德的首要核工业组织德国原子论坛（German Atom Forum），请求援助。苏联大使馆没有提供需处理问题的任何细节，但表示，他们迫切需要得到关于“如何对付某些极度高温、可能熔穿核电厂底部的东西”的指导意见。

在莫斯科城外的实验室中，韦利霍夫手下的科学家继续昼夜无休地研究着熔化二氧化铀的各种特性，来自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要求他们做出堆芯熔毁的最保守后果预测。物理学家们和两组数学家齐头并进，数学家没日没夜地坐在计算机旁边，演算物理学的理论——完整地演算一遍某个实验算法，需要10—14个小时，因此每个数学家旁边都要坐着一位同事，在他犯错的时候予以纠正，或是在他打瞌睡的时候将其叫醒。只有两组计算结果完全一致时，他们才对自己的结论抱有信心。

他们被得到的那些结果惊呆了。如果熔化的燃料扩散到一个足够大的区域，形成一个不到10厘米厚的燃料层，它们便会迅速冷却，失去熔化土壤或混凝土的能力，最终停止移动，自行固化。但他们也发现，这些从熔化的反应堆堆芯中不断流出的新成分——二氧化铀混合沙、锆和铅后形成的一种人造放射性岩浆（corium），会表现出某些难以预料的行为。如果从上方加以覆盖，比如覆以数千立方米的液态混凝土，放射衰变的热量便会被困住，但这种放射性岩浆可能会以更快的速度向下熔去。此外，尽管在理论上，使用一系列管道冻住熔化燃料下方的土层可以阻止其继续前进，但计算机模型却显示，只有在严格的条件限制下，这种办法才能奏效。如果冷却管道彼此之间的距离超过4厘米，放射性岩浆便会化作几条火舌，继续在管道之间的空间烧下去，然后在管道的另一端合并为一体，像是某种原始却潜力十足的新生命体，继续无休无止地向地下烧去。科学家们意识到，那些地铁工程师的行动注定只能以失败告终，而试图用混凝土填充抑压池的行动也必须被立刻终止。

这些科学家们不再视自己为身处纯物理象牙塔、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是挺身站在切尔诺贝利的一群无知蠢货和一场全球浩劫之间的唯一力量。将点阵打印机打印出的计算机模拟结果塞入行李箱，实验室负责人维亚切斯拉夫·皮什米尼坐上了最近的一班飞机，一架雅克-40行政专机，赶往基辅。

5月8日，星期四早上，就在四号反应堆下方蒸汽抑压池中的水排空几小时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汉斯·布利克斯和莫里斯·罗森从莫斯科动身，前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他们在基辅机场与叶夫根尼·韦利霍夫会面，然后一起乘坐直升机向西北方向飞去。

机舱中很热，穿着绿色防护服的他们全都汗流浃背。核电厂越来越近。在美国核工业部门有多年行政管理经验的罗森问韦利霍夫，他应当将自己的辐射计设在哪一档。

“一百左右吧。”韦利霍夫回答道。

“毫伦琴？”

“不，伦琴。”

罗森露出不安的神情。他的设备并不是为如此高的辐射暴露而设计的。但韦利霍夫安抚他说，不会有问题的，他自己的苏制辐射计轻而易举就能测量这一档的辐射。此外，这条航线他每天都会飞一次。

这位院士并没有告诉他的美国同行的是，他对核电厂周围的辐射水平事实上所知甚少。韦利霍夫尤其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在他们离开四号机组时，辐射水平没有按预计情况马上下降，而是选择了一条违反平方反比定律的缓慢降落轨迹。后来，他才发现，在每次飞行中，他和他的科学家同伴都暴露于极其强大的γ辐射场中，它们不仅来自下方的反应堆，还来自散落于通风烟囱平台上的数十块燃料碎片。

不过，韦利霍夫有理由保持乐观。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尽管阻止反应堆下方熔毁的殊死搏斗仍在进行中，逸入空气中的放射性核素水平却已经突然开始下降，和它们在5天前开始激增时一样，幅度巨大，难以解释。

四号反应堆开始进入视野，罗森和布利克斯能够看见一道轻烟从废墟中袅袅飘出，放射性元素释放水平虽然仍很高，但在渐渐归零，而石墨大火也显然已经完全熄灭。反应堆表面的温度急剧下降，从2000摄氏度降到了只有300度。尽管苏联科学家无法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但至少从表面上看，危机开始13天后，或许终于要结束了。即便如此，罗森依然不想冒险。当直升机飞到离反应堆还有800米远时，韦利霍夫问，要不要再飞近些。

“不了。”这位美国人说，“我在这儿就能看得很清楚了。”

在第二天举行于莫斯科的新闻发布会上，罗森对记者说，石墨大火已经熄灭，而他们在直升机上测量的数值也表明，“那里的放射性已经相对很小”。他很自信，不会再有堆芯熔毁的风险。“局势已经稳定，”他说，“我可以说，一群很有能力，非常非常有能力的苏联专家正在现场工作。他们胸有成竹，此时此刻正各司职守。”

5月11日，星期天，莫斯科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来自30公里半径切尔诺贝利隔离区的第一条报道，其中包括一段视频，视频中出现了在路障旁边叫停车辆的戴面具的警察、废弃的房屋以及用塑料布封起来的井口。在城中心政府委员会总部大楼的楼上，韦利霍夫和副总理西拉耶夫接受了采访。这是一间响着回音的会议室，西拉耶夫坐在列宁像下的办公桌后，被一群身着白衣、手拿地图和笔记本彼此交谈的技术人员围在中间，虽然看起来有些苍白，但十分开心。“我们今天已经得出结论，主要的也是最重大的威胁已经消除了，”他从一叠反应堆航拍照片中翻检出一张当天拍摄的图像说，“这是最新的图片，大家可以看到，其中显示出完全平静的状态。看不见烟雾，显然也没有发光点。”

“这件事当然已经成为历史。外界所预测的那些情况，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报纸大肆张扬的那种迫在眉睫的末日浩劫，已经不再是一种威胁。我们确信，危险已经过去了。”

回到莫斯科，理论物理学家们继续坚持，仍在四号反应堆的某个深处流动的熔化放射性岩浆，依然是一种可怕的威胁。但对于他们的发现，存在十分激烈的不同意见。库尔恰托夫研究所和中型机械制造部的原子能专家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群缺乏核反应堆实际操作经验的学院派在指手画脚，妄发议论。他们宣称，几乎可以确定，放射性岩浆会在熔穿四号机组的地下室层前停下来，离烧毁整栋建筑物最下层的地基还有很远一段距离。而且，这些理论学家自己也同意，这种情形事实上是最可能出现的，虽然不能保证必然出现。他们计算得出，一团球形的放射性岩浆，可以烧穿反应堆下方所有4层1.8米厚的强化混凝土地面，而到达欧洲第四大河流的地下水位的几率，也高达十分之一。

在这些理论物理学家提交的正式报告中，他们建议只有一个，需要在人类能够想象的最危险条件下施工的极其大胆的建筑项目，能够绝对保证“中国综合症”不会出现。他们推荐在四号机组下方深处挖掘一个5米高、30米见方的空间，在其中安装一台专门定制的巨型水冷热交换器，对土壤进行冷却，对熔化的放射性岩浆进行中途拦截。为了说明他们所面临的巨大威胁，实验室负责人皮什米尼前往莫斯科中型机械制造部总部开会时，带上了一大块在试验中被熔化的混凝土，一个变形的二氧化铀芯块仍深嵌其中。

中型机械制造部的建筑工程负责人显然不需要更多证据来说服。

“盖吧。”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