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那天，天还没亮时，谢尔盖·扬科夫斯基就赶到了事故现场。他有点儿疑惑不解，干嘛要折腾这一趟。这位刚刚三十而立的、基辅地区检察长办公室的总检察官，身材修长，有点儿龅牙，在检控这个行当已经干了将近6年。他负责那些“针对个人的犯罪”：强奸、人身侵犯、持械抢劫、自杀和谋杀，还有玩忽职守。尽管克格勃忙着把那些讲勃列日涅夫笑话的人关进监狱，但非意识形态领域的犯罪应当只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扬科夫斯基却发现自己总是有得可忙。

尤其是伏特加，简直就是暴力死亡事件或猝死的大马力发动机。婚礼和葬礼往往以打成一团、拔刀相向告终。冬天，男人们经常倒在街头昏睡过去，第二天早上发现时已经冻得全身僵硬。致命的工伤屡见不鲜。在扬科夫斯基辖区的一个集体农庄，五名联合收割机司机午饭时狂饮了一番伏特加，之后就醉倒在了麦田里，完全不知道第六个人还残存着几分清醒。当这人最终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时，他的五位同志已经在他驾驶的联合收割机的割刀下粉身碎骨。光是1981年这一年，扬科夫斯基便将230具尸体送进了停尸间。

那天凌晨两点，他被顶头上司、负责案件调查的地区副总检察长瓦列里·丹尼连科的一通电话叫醒。20分钟后，这位长官已经等在了扬科夫斯基位于基辅的公寓外面。他坐在该部门的移动犯罪调查实验室中，这是一辆设备齐全的小巴，外漆内务部警察的专属颜色，闪着红蓝警灯，响着警笛。他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火灾，他们要去调查一下。

通往核电厂的路显得特别空旷，一路穿过宁静的乡间，看着树木和高压输电塔在地平线上勾勒出的浓墨般的阴影，他们花的时间比预想中少得多。如果看见其他车辆，司机便会拉响警笛。接近电厂时，他们加速超过了一连串也在向同一方向赶去的消防车。

然而，当他们赶到核电站，在离四号反应堆200米处把车停下时，眼前却是一片十分诡异的宁静景象。天还没完全亮起来，扬科夫斯基能看见建筑物上方悬着些许烟雾。但没有火苗。消防车虽停在那里，可是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里发生了一场浩劫。这位检察官看到，有人站在暗地里，悠闲地抽着烟，看着水像瀑布一样从废墟中流淌出来。

“嘿，这儿怎么了？”扬科夫斯基问道。

“噢，不知啥玩意儿被炸飞了。”那个人回答道。表情很轻松，好像这种事随时都在发生。

这些本地人就能把这事搞定，扬科夫斯基想着。

“为什么他们把我们叫来？”他对丹尼连科说，“为什么他们这么早就把我们叫起来？”看起来简直就是浪费时间。

“等等——等一会儿，”丹尼连科说，“这儿有点儿不对劲。”

他们一起向核电厂的主行政办公大楼走去。该地区的主要领导人都已经到了那里。从基辅赶来的党内大头目马洛穆日正在听取汇报。

“你来这儿干嘛？”马洛穆日问两位检察官，“我们可以自己处理这事。火已经扑灭了。机组很快就会重新投入运行。”

但驱车前往普里皮亚季时，他们发现，警察局中已经挤满了乌克兰内务部的大头目。更多的信息开始传了进来：有人被送进了第126医院，身上有烧伤，还在呕吐；克格勃把守在核电厂外边，搜查着蓄意破坏者。很明显，发生了某些严重的事情。丹尼连科和他的上司地区总检察长开了个会。与此同时，本地警察给扬科夫斯基安排了一辆车和一间办公室。

丹尼连科回来的时候，大约是早上6点。这位地区检察长已经做出决定。

“我们要立案，”他告诉扬科夫斯基，“我们得起诉。”

这位检察官坐在一台打字机前，将一张纸装进滚轴，开始在键盘上敲打起来。

对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四号机组事故原因的调查，在4月26日凌晨便已分兵两路展开。第一个方向是犯罪调查，随着这一天慢慢过去，这场灾难的影响慢慢变得明显起来，它的幅度迅速扩大，重要性也不断提升。到午饭时，扬科夫斯基和几名同事分头前往普里皮亚季城和核电厂，对医院中的操作人员进行讯问，并查封核电站控制室中的文件。这已经不再是一次地区性的调查，而上升到了乌克兰共和国的级别。然后，就在天快黑之前，苏联的副总检察长带着新的指示，从莫斯科赶来。他下令在苏联检察长办公室第二分部内部成立一个特别调查小组，该分部是专门针对苏联封闭性军事和核设施中发生的犯罪而设的。整个调查自此被划定为最高机密。

就在同一个晚上，普里皮亚季的政府委员会也启动了一场技术和科学调查行动，委托瓦列里·列加索夫院士具体实施，但由最初设计了该反应堆、大权在握的中型机械制造部副部长梅什科夫负责监管。梅什科夫迅速得出结论，事故原因一定是操作人员的失误：水泵超过了负载，备用的冷却系统被切断，反应堆在缺乏冷却剂的情况下运行，于是导致了某种爆炸。这是那种令人担忧却可以预见的最大设计基准事故，每个操作人员都被培训过，本应该知道如何防范。

但第二天早上，两位库尔恰托夫研究所RBMK反应堆专家，从莫斯科飞到了基辅，开始对反应堆数据进行法医分析。在从朱利阿内机场（Zhuliany Airport）赶往普里皮亚季的路上，两位科学家被来自对面方向的巴士长龙阻住了，直到当晚才抵达目的地。第二天，他们去到核电站地下的掩体，收集四号机组的工作日志、反应堆诊断登记系统的计算机打印输出，以及录下了爆炸发生几分钟前操作人员对话的录音带。当他们检查这些数据时，物理学家发现了一系列导致事故的事件：反应堆在低功率下运行，几乎从堆芯抽出了所有控制棒，含糊不清的说话声和一声“快按按钮”的高呼，以及AZ-5紧急系统的启动。最后，他们看到，描笔式示波器绘出的显示反应堆功率的曲线开始急剧升高，直至突然变成一条向上的直线，一直冲破页面顶端。

对于两位专家中毕生致力于RBMK项目的亚历山大·卡卢金来说，所有一切看起来都熟悉得令人不寒而栗。两年前，他在负责反应堆设计的苏联能源技术科学研究与设计院参加了一次会议，会上有人提到，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下降的控制棒可能会取代堆芯底部的水，导致反应性骤然提升。那时候，该研究所的科学家都认为，这种情形几乎不可能发生，犯不着为之担心。如今，当卡卢金绝望地凝视着四号反应堆计算机打印输出上那个令人恐惧的几何图形时，看上去，那全部都是可能的。

但在细致分析这些数据之前，卡卢金的想法只不过是一种令人困惑的理论而已。与此同时，专家们把初步分析的结果打电话汇报给了列加索夫。4月28日，星期一下午，一封电报打到了莫斯科的中央政治局：事故原因，难以控制的反应堆功率浪涌。（CAUSE OF ACCIDENT UNRULY AND UNCONTROLLABLE POWER SURGE IN THE REACTOR.）

然而，关于到底是什么触发了功率浪涌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答。寻找理想替罪羊的行动却马上开始了。

到5月第一周结束时，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反应堆专家团队，已经回到莫斯科的学院中，开始解读从四号机组记录和诊断系统中取回的装满了一个又一个麻袋的文件、穿孔卡片印张、操作手册和磁盘中的信息。研究所中的每一台计算机都被征用于完成这项任务，开始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解码数据，重建反应堆最后几小时的模拟模型。与此同时，检察长办公室的调查人员和克格勃仍在第六医院的病房中穿行，讯问着核电厂的工程师和操作员，即便他们已经开始陷入休克，濒临死亡。

回到核电站。厂长维克托·布留哈诺夫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表面上，他一如既往地冷漠淡定，但实际却经受着员工接连死亡的打击，感受着周遭的一片浩劫，背负着沉重不堪的责任。他早已精疲力竭。每一天，他都尽自己的最大能力，保证政府委员会的指令得以执行，但找人接替那些已经住进医院，或因遭到过多辐射暴露而无法继续在核电厂工作的专业人士，花去了他的全部精力。每一天结束时，他返回到童话少先队营地，和那些高级别的同僚一道，住在营地图书馆的架子床上。晚上，躺在书架之间，他们会聊起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场巨大灾难，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几乎彻夜无眠。

扬科夫斯基在医务室中找到了布留哈诺夫，他是前来讯问这位厂长在事故中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操，”布留哈诺夫告诉他，“我太信任福明了。我觉得这就是一次电力测试。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位检察官戏仿了俄罗斯诗人谢尔盖·叶赛宁自杀时留下的一句诗，向他表示嘲弄：“或许明天，医院的病床会带给我永恒的安宁。”

那之后没多久，核工程师和作家格里戈里·梅德韦杰夫便访问了事故现场，并在切尔诺贝利镇上的政府委员会总部大楼走廊中，遇到了来来回回踱着步的布留哈诺夫。韦利霍夫和列加索夫两位院士与苏联核能部长共用走廊尽头的一间办公室，他们仍在那里费尽心机地试图平息“中国综合症”的恐惧。布留哈诺夫穿着核电厂操作人员的白色工作服，两眼通红，皮肤惨白，沮丧之意深深地嵌进了他脸上的皱纹。

“你看上去气色不太好。”梅德韦杰夫说。

“没人需要我，”布留哈诺夫说，“我就像一橛屎一样在这儿晃悠着。我对这里的任何人都没屁用。”

“福明在哪儿呢？”

“他疯了。他们把他送去疗养了。”

两个星期后，5月22日，布留哈诺夫向核能部长阿纳托利·马约列茨递交了一份申请，请求批准他请个假，探望一下被疏散到克里米亚的妻子瓦莲京娜和儿子奥列格。马约列茨批准了他的请求，布留哈诺夫飞到南方，休了一个星期的假。

他离开后，核能部长阿纳托利·马约列茨做出安排，永久性地把布留哈诺夫从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厂长的职位上撤了下来。

调查继续进行，苏联领导人在公开场合表示，这起事故是由操作人员引发的，一连串几乎不可能发生却不幸凑在了一起的事件所导致的。“原因显然出在主观领域，是人的错误，”中央委员会成员、未来的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对一位西德电视台的通讯员说，“我们正在采取措施，确保这种事不会再次发生。”

“这起事故是由一系列极其不可能发生的技术因素凑在一起而导致的，”苏联国家原子能利用委员会主席安德拉尼克·彼得罗相茨在发表于《洛杉矶时报》的一份声明中写道，“我们倾向于认为，操作人员犯下的错误令形势复杂化了”。彼得罗相茨承诺说，一旦调查完成，关于这起灾难起因的完整报告会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维也纳总部的国际会议上公布。

率领苏联代表团、审核大会报告及对其加以润色以适合大众阅读的任务，被指派给了瓦列里·列加索夫。这意味着他将史无前例地窥见一座最神秘的苏联科学堡垒的内情。中型机械制造部中的强硬派反对这项任命，担心可能会难以被控制他。5月13日，这位院士第二次从切尔诺贝利返回家中，整个人都已经变了个样子。他的手和脸都因放射性暴露而变黑了，思想信念也发生了动摇。他眼里含着泪水，对妻子讲起这场事故是多么令人身心俱疲，而在保护苏联人民免受灾难后果影响的问题上，他们又是多么缺乏准备：洁净的饮用水、未被污染的食物，还有稳定碘片，所有这些都供应不足。在第六医院接受的身体检查表明，反应堆的荼毒在列加索夫的体内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医生在他的头发、呼吸道和肺部发现了一系列核裂变产物，其中包括碘131、铯134、铯137、碲132和钌103。他的健康状况受到了严重损害，头痛、恶心、消化系统疾病和慢性失眠折磨着他。然而，列加索夫依然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整理报告材料的工作中，他需要汇编数十位专家的著作和数百份文档。他在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办公室中夜以继日，回到家中也依然忙个不停。他和同事互相比较各自的统计数据，直到确定全部准确。在他位于步兵大街26号的别墅中，起居室的地板上摊满了纸张，一直蔓延到走廊里和楼梯上。

与此同时，在莫斯科一道道紧闭的大门之后，一场官僚主义大战已经打响，而由头，是准备提交给中央政治局的一份阐述事件经过的保密联合报告《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机组事故原因报告》（Report on the Cause of the Accident in Unit Four of the Chernobyl AES）。在备忘录、会议记录和众多的中期汇报文档中，苏联核工业的大佬们——科学家和相互存在竞争的各个核工业控制部门的大头目——争先恐后地推卸着自身责任，希望在最终报告呈交给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之前，把自己洗脱干净。

这场冲突很难说势均力敌。一方阵营是中型机械制造部、苏联能源技术研究与设计院（NIKIET）和库尔恰托夫研究所，每个部门的负责人都是年逾八旬的苏联科学界元老、久经考验的保守派官僚：作为骑兵参加过十月革命的叶菲姆·斯拉夫斯基，第一台苏联反应堆的设计者尼古拉·多列扎利，以及体型硕大、秃着脑袋的原子大佛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这些人设计建造了RBMK反应堆，但也在十余年中忽略了关于其缺陷的众多报警信息。而另一方阵营，是以56岁的核能新秀阿纳托利·马约列茨为代表的能源部。他负责的这个部门建造了核电厂，负责反应堆的运行，因此要对把反应堆搞爆炸了的那些人员的培训和处罚负责。

5月5日，爆炸发生10天后，随着政府委员会关于灾难原因的初期报告完成，争执便几乎立刻开始。出于斯拉夫斯基在中型机械制造部的副手梅什科夫的授意，报告毫不意外地将事故的罪责归到了操作人员的头上：他们停掉了关键的安全系统，无视操作规程，而且在没有征求反应堆设计师意见的情况下就擅自进行试验；高级反应堆控制操作员列昂尼德·托图诺夫在惊慌失措中按下了AZ-5按钮，徒劳无功地想要在事故已经发生的情况下阻止其恶化，这起事故完全是由他和他同事的无能而引发的。托图诺夫和班组长亚历山大·阿基莫夫不可能对这个版本的事件经过表示异议，两个人都将在10天之内恰逢其时地死去。

但能源部的专家拒绝在这份联合调查报告上签字。根据自己的独立调查结果，他们另行出具了一份单独的附件。他们认为，不管操作人员犯了怎样的错误，如果不是设计上存在致命缺陷的话，四号反应堆永远都不可能爆炸，而这些缺陷就包括正空泡效应，以及会导致反应性增加而非降低的错误的控制棒设计。他们详细的技术分析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按下AZ-5按钮，而不是按照正常操作规定安全地停闭反应堆，或许才是导致爆炸的罪魁祸首。

作为回应，亚历山德罗夫在核工业的多机构协作科学与技术理事会（Interagency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Council）内部召开了两次特别会议，对事故原因进行分析。但在这个徒有其名的理事会中，满当当地都是中型机械制造部的职员，以及RBMK反应堆的前鼓吹手，而其主席更是拥有RBMK设计专利的亚历山德罗夫本人。会议一开就是几个小时，然而，亚历山德罗夫祭出了他的全套本事，去打压那些关于反应堆设计缺陷的讨论，再把话题一次又一次地转向操作人员的错误。当企图受挫时，斯拉夫斯基，扮演大长老角色的“阿亚图拉”，索性向那些他不想看到的持异议者大喊大叫，让他们闭嘴。国家核监管机构的代表甚至从始至终都没有获准发言，提出他设想中的旨在改善反应堆安全性的设计改进报告。

但马约列茨的副手、能源部主管核能事务的根纳季·萨沙林，拒绝承认失败。在第二次多机构协作理事会的会议上，他起草了一封给戈尔巴乔夫的信，列出了事故的实际原因，并描述了亚历山德罗夫和斯拉夫斯基如何试图掩埋关于反应堆设计缺陷真相的各种举动。萨沙林承认核电厂员工的确有操作失误，但他主张，仅仅关注这些失误，不过是揭露了核电厂缺乏组织纪律性：“它们不会帮我们找出这场灾难的真正原因。”此外，这位副部长还解释道，不管他们多么费尽心机，依然不可能永远地将真相掩埋。考虑到这场灾难造成的全球影响，国际科学共同体一定会要求知悉事故后的所有技术细节。在信中，萨沙林警告说：“或迟或早，这些真相一定会为我国和国外的一大群反应堆专家所知。”

5月底，前往克里米亚探望家人的维克托·布留哈诺夫回来了。一到基辅，他就给核电厂打了个电话，请求派一辆车到机场接他。电话中是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他知道，事情有些不对头。到核电厂之后，布留哈诺夫上楼前往自己位于行政办公大楼三楼的办公室。他发现，办公室所有的窗户都被铅皮盖住了，另外一个人坐在他的办公桌后。对于这位身陷重围的厂长，这是他即将遭遇的众多公开羞辱中的第一个：甚至没有人愿意费工夫去通知他一声，他已经不在位了。

“我们拿布留哈诺夫怎么办？”新上任的厂长问他的总工程师。两人决定为他虚设一个职位，工业技术部门的二把手。这是一个非业务部门的闲差，让他可以在等待宿命降临时有点事可忙。他们都知道，等不了多久，他就要为自己的罪行承担责任。

苏联检察长办公室第二分部的总部，位于莫斯科格拉诺夫斯基大街（Granovskogo Street）一栋对外保密、戒备森严的大楼中。审讯正在里面继续进行。谢尔盖·扬科夫斯基的调查范围，如今已经扩展到了设计建造RBMK反应堆和监督其运行的设计师和科学家，许多德高望重的院士，就像普通人一样被传讯审问。反应堆设计师尼古拉·多列扎利，也在扬科夫斯基的讯问对象之列，这位年高德劭的核能大佬跟这位检察官保证，爆炸的罪责完全在那些操作人员的头上，他的设计没有任何问题。

到夏天结束时，对反应堆设计师的调查被剥离出来作为单独的刑事案件审理，而对核电厂操作人员的调查则加大了马力。扬科夫斯基往返奔波于苏联各地，搜寻信息。他飞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在制造四号机组使用的巨型主循环水泵的工厂没收了许多文件，并对员工进行讯问。他在高尔基（Gorky）与因为倡导人权运动而遭内部流放至此的核专家安德烈·萨哈罗夫一起待了整整10天，随身带着反应堆计算机系统的穿孔卡片打印输出，希望萨哈罗夫可以帮助分析它们。此外，回到乌克兰后，扬科夫斯基还拜访了其他的核电厂，收集关于以往事故的证据。每到一处，都有克格勃官员像影子一样跟着他，以确保他调查发现的每件事继续对外保密。

7月2日，星期三，维克托·布留哈诺夫被叫回基辅。有人递给他一张飞往莫斯科的机票，他需要出席明天在那里举行的一场中央政治局会议。离开前，他去和地区党委副书记马洛穆日告别。以前，这位副书记对布留哈诺夫从来都是冷脸相对，现在却突然给了他一个大拥抱。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但此时，这位已遭罢免的厂长已经认命了。

第二天上午11点整，中央政治局成员齐聚于克里姆林宫三楼一间光线阴暗的会议室中。房间里摆满了小桌子，布留哈诺夫发现自己身处一群德高望重的苏联核工业头目之中，其中包括亚历山德罗夫、斯拉夫斯基和列加索夫，他们全都像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一样坐在那里。挂在他们头顶上的庄严肃穆的列宁像，仿佛在盯着他们看。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宣布会议开始，然后让谢尔比纳宣读政府委员会对灾难原因做出的最终报告。

“这起事故是操作人员严重违反规定维护计划和反应堆严重设计缺陷所共同导致的结果，”这位委员会主席开门见山，“但这些原因的严重程度是不同的。委员会认为，引发事故的关键在于操作人员的错误。”

这是更合中型机械制造部胃口的表述。然而，谢尔比纳接下来指出，反应堆的缺陷也是广泛存在且无法推卸的。RBMK反应堆没有跟上当下的安全标准，而且就算是在事故发生之前，也永远不可能在苏联境外获得运行批准。他说，事实上，此类反应堆潜在危险极大，他手下的专家甚至建议，所有建造更多这种反应堆的现有方案都应当被推翻。

等到谢尔比纳讲完，戈尔巴乔夫已经是怒气冲天。自从这场浩劫突然发生，他的怒火和怨气已经积了好几个星期。他费了很大的力气去寻找关于事件来龙去脉的准确信息，而他在西方——作为一个改革者和可通融的合作伙伴——的个人声誉，也因那些拙劣的掩盖真相的举措而蒙污。他现在开始指责斯拉夫斯基和亚历山德罗夫，认为他们大搞秘密的国中之国，有意对他隐瞒事故之所以会发生的真相。“在30年的时间里，你们跟我们说，一切都绝对安全。你们觉得我们应当把你们当成神。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所有这一切，为什么最后会以灾难告终。没有人能控制这些部委和科学中心，”他说，“而且就算到了现在，我也没看出你们得出了必要的结论。事实上，看起来你们只不过是在试图把所有这一切掩盖起来。”

会议在激烈的争执中持续了几个小时，很快就过了午餐时间。戈尔巴乔夫问布留哈诺夫，他是否知道三里岛事故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历史，这位厂长对总书记表现出来的谦和有礼十分惊讶。斯拉夫斯基继续指责着操作人员，而戈尔巴乔夫的强硬派副手利加乔夫则紧紧抱着苏联的国家骄傲这块船板不放。“我们向整个世界表明了，我们能够应付这一切，”他说，“谁都不许小题大做。”能源部的代表承认，他们事前已经知道反应堆存在问题，但亚历山德罗夫和斯拉夫斯基依然坚持不停地扩张核能项目。

在某个时刻，梅什科夫不明智地坚持认为，如果严格遵照规章制度操作的话，反应堆依然绝对安全。

“你真是吓到我了！”戈尔巴乔夫回答说。

随后，瓦列里·列加乔夫承认，科学家令苏联人民失望了。“这是我们的错，确然无疑，”他说，“我们应当对反应堆保持警惕的。”

“这场事故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没有发生在此时此地，也会发生在其他某个地方。”总理雷日科夫说。他认为，落在亚历山德罗夫和斯拉夫斯基手中的巨大权力冲昏了他们的头脑，导致他们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在走向这个结局。”

晚上7点，一刻不停地争吵了近8小时后，戈尔巴乔夫发表了他的总结发言，提出了对所有他认为负有罪责的人的惩罚方案。这些内容被写进了决议草案，其中包括一个25点计划，并将在11天后提交给中央政治局投票表决。在决议中，这些党内领导人指责布留哈诺夫和总工程师福明纵容核电厂内部的违反规章行为和“玩忽职守犯罪”，而且没能为那次中途发生事故的测试做好安全准备；批评了能源部的管理不力、忽视员工培训以及对其管辖下核电厂中发生的大量设备事故漠不关心；最后，他们也抨击了国家核监管机构对其缺乏有效监督管理。

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也坦率承认了导致四号反应堆毁灭的那场事故的真正源头。决议指出，这场浩劫，“是因为RBMK反应堆建造中的缺陷，它没有满足全部安全要求”。此外，尽管叶菲姆·斯拉夫斯基深知这些缺陷并收到了无数的警告，他依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解决反应堆设计中的漏洞。

中央政治局对那些中层干部施加了最严厉的惩戒。中型机械制造部副部长梅什科夫、能源部主管核电的副部长萨沙林和能源技术科学研究与设计院的副院长，被解除了职务。维克托·布留哈诺夫被开除出党，在耻辱中被送上返回基辅的飞机。

他们也提议，对那些因这场事故而被曝光的工业及组织的缺点和错误进行彻底整改。决议命令，内务部和国防部为军队和消防员配备必要设备并重新训练，以应付放射性紧急事故和清除污染的工作；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能源部应当重新审视他们的长期核电预期发展目标；训练和安全标准应当接受全面修订，而对核能的监管工作将划归新组建的原子能部统一管辖。最后，在默认了所有错误都出在反应堆本身后，党内领导人下令，所有现存的RBMK核电厂都应当接受整改，与现行安全标准保持一致。建造更多RBMK反应堆的计划也当即被停止了。

然而，那些从一开始就主控着整个项目的核工业巨头们，却几乎完全逃脱了公开的指责。当时已经在监督“石棺”建造项目，试图将被毁的反应堆永远埋在地下的斯拉夫斯基，还有亚历山德罗夫，都只不过被提点了一下，要求他们尽职尽责确保和平原子的安全。尼古拉·多列扎利的名字则根本就没有被提及。

在这次马拉松式的会议结束时，戈尔巴乔夫强调了这起灾难事件的深远国际影响。它给苏联技术的声誉抹了黑，而现在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国际社会的密切注视之下。他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将所发生的一切坦然相告，不仅是那些社会主义盟国，还有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整个国际社会。“公开对我们更为有利，”他说，“如果没有按照应当去做的那样公开所有真相，我们会吃苦头的。”

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此表示同意。第二天，克格勃第六总局的官员就开始发布一份与切尔诺贝利事故相关、被定为不同保密级别的话题清单。这份足有两页打印纸的文件总共列出了26项内容，处于最上方、标为“机密”的是第一项：“关于四号机组事故真实原因的相关信息。”

一回到基辅，维克托·布留哈诺夫就被带到了列宁格勒宾馆，第二天早上，他被传唤到公诉人办公室提供事实陈述。检察官给了他一张问题列表，布留哈诺夫用笔写出答案。这份陈述最终满满地写了90页，写完后，他被开车送回了童话少先队营地。

7月19日，星期六晚上，中央政治局最终决议的官方版本在《时代》节目中播发。措辞毫不含糊，口气严厉尖锐。播音员说，通过政府委员会的调查，“业已证实，该事故是由这座原子能电站员工的一系列严重违反反应堆操作规程的行为所引起的……缺乏责任感、玩忽职守和无视纪律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这份声明中包括了一份遭撤职的部长名单，最后以布留哈诺夫已被驱逐出党的消息结尾。苏联总检察长办公室已经启动调查，法庭审判会在随后进行。完全没有提及任何反应堆设计缺陷的事。

第二天早上，这条新闻出现在《真理报》《消息报》和所有其他苏联报纸的头版显著位置。随后《纽约时报》全文转发了中央政治局的声明。那天，在莫斯科，一位《加拿大环球邮报》（Canadian Globe and Mail）的记者找到了一个正在清洁列宁像的女人，问她对于那些有罪之徒怎么看。“他们全都应该被丢进监狱。”她说。

在塔什干，布留哈诺夫的年迈老母与他三个弟弟妹妹中的一个住在一起。消息公布之时，她正在家中看电视。得知大儿子颜面扫地的下场，她颤颤巍巍地走出公寓，来到大街上，随后心脏病发作，当场死亡。几天后，在基辅，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下达了自己的判决，总工程师尼古拉·福明因为下令进行那场导致了爆炸的测试，以及“在工作中极端明显的错误和疏忽”而遭驱逐出党，核电厂党委书记谢尔盖·帕拉辛也遭撤职。

8月的第二周，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参加母亲葬礼的维克托·布留哈诺夫已经返回。他和几百名其他的核电厂员工及清理员一道，被分配到了11艘停泊在风景如画的第聂伯河弯道旁的航船中，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约40公里。8月12日，去基辅出差的核电厂副总工程师返回时，带来了一份有布留哈诺夫名字的传票，上面命令他于次日上午10点到位于基辅城中屠夫大街的检察长办公室205号房间报道。在那里，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审讯，以及一个小时的午餐休息，布留哈诺夫被正式起诉和逮捕，依照的是《乌克兰刑法典》第220条第二款“在易爆炸工厂及设施违反安全管理条例”的罪名。两名身着便衣的人带着他从后门走出，随后，他被开车送到了一个克格勃拘留所，一直在那里待到第二年。

两个星期后，8月25日，一身灰色西装、扎着条纹领带的瓦列里·列加索夫，走上了在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部召开的一场特别技术会议开幕式的主席台，他的脸肿着，厚厚的眼镜片后面神情憔悴。会场气氛紧张肃穆，装饰着木墙板的会议大厅座无虚席。来自62个不同国家的600位核专家，以及列席的200多位新闻记者，专门为寻找这场震惊世界的事故的真相而来。列加索夫身上的担子无比沉重，这不仅关乎苏联科学的集体荣誉，也关乎全球核工业的未来。这场灾难表明，人们无法信赖苏联的技术人员建造或操作自己的反应堆，而且，这项技术本身也似乎带有与生俱来的危险性，即便在西方，核电站也应当被关停或逐渐取代。

列加索夫那个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汇编准备提交的材料上。为他提供协助的，是一个由23位专家组成的小组，其中半数来自库尔恰托夫研究所，也包括反应堆设计师、苏联环境和气象部门的负责人，以及作为辐射医学和清除污染专家的安格林娜·古斯科娃医生和弗拉基米尔·皮卡洛夫将军。

然而，不管搞不搞“开放性”那一套，苏联的国家喉舌并不比从前更情愿披露有关技术诸多失败的真相。当这份报告的一个草案最终呈交到中央委员会那里时，能源部的负责人被自己读到的内容吓呆了。他将其转给克格勃，附了一张纸条：“这份报告含有抹黑苏联科学声誉的内容……我们认为有必要让它的执笔者接受党的训诫，并被法院定罪惩罚。”

尽管他有关惩罚的提议听起来有些过于严厉，但这位能源部大员的恐惧并非没有缘由。向整个世界披露这场灾难的真正根源：反应堆的自身设计；苏联核项目中存在的系统性的、长期的失误，以及神神秘秘、凡事抵赖的文化；监督这个项目具体实施的高级科学家们的傲慢自大。这简直令人不可想象。如果这份报告承认了RBMK反应堆的设计缺陷，事故责任将可以一直追溯到总设计师和科学院院长。在一个科学取代宗教成为民众信仰的社会中，这些核科学大佬是最神圣的偶像，苏联的国之柱石，而允许他们被拉下神坛会损害作为苏联国家基础的整个系统的尊严和体面。他们不可以被发现有罪。

列加索夫的发言是大师级的。在翻译的帮助下滔滔不绝地讲了5个小时之后，这位院士让所有的听众都入了迷。他详细列出了反应堆的设计，承认有某些“不足之处”，但掩盖了那些不足为外人知的事实；以分钟为单位描述了事故发生经过，内容远比任何一个西方专家所能想象的更惊心动魄。发言结束后，他接受了长达数小时的提问，列加索夫和他的团队几乎回答了每一个问题。在被记者逼问他提到的反应堆设计上的不足时，列加索夫回答道：“这个系统的缺陷在于，设计师没能预见到操作人员的那些不可理喻的愚蠢行为。”不过，他承认，苏联14座现存的RBMK反应堆中，“将近半数”已经被关停并接受技术改造，“从而提高它们的安全性”。

被苏联科学家这种显然史无前例的坦诚所震撼，并得知这场灾难只不过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事件，与苏联之外的核安全没有什么关系，而它的健康和环境后果似乎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放下心来的大会代表离开会议厅时，对苏联原子能的未来，以及这个行业在全世界的未来充满信心。在周末离开维也纳时，大家的情绪都很轻松，甚至可以说是喜悦。对于苏联以及瓦列里·列加索夫本人，这场会议，用一位英国权威物理学家在《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上的评论来形容，简直就是“一次公关胜利”。

一回到莫斯科，列加索夫便直接去了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爬楼梯跑上三楼。“胜利了！”他向一个朋友喊道。

然而，许多问题仍萦绕不去。

大会进行到一半，在不向媒体开放的为期3天的会议茶歇时间，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理查德·威尔逊拉住了苏联代表团的两位成员，向他们提出了一个困惑已久的问题。在威尔逊拿到的那份美国能源部匆忙翻译成英文、满是各种表格和数据的报告中，有些地方的简单运算好像都出了错：标示苏联特定地区放射性坠尘的数字加在一起，与图表最后部分给出的总数对不上。两位苏联代表不得不承认，这些数字可能并不准确。几年后，威尔逊才得知，按照列加索夫的指示，关于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污染情况的6页数据，被从报告中删去了。他在总理雷日科夫的直接命令下，亲手篡改了这份报告。

“我在维也纳没有说谎，”两个月后，在苏联科学院做的一场报告中，列加索夫对他的同事说，“但我也没有讲出所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