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离家出走的妇女为研究中心，力图阐明底层妇女的生活经历，特别是她们在战时北平的挣扎和生存手段。书中立足刑事档案等，展现妇女一旦离开丈夫和家庭后所做的一系列选择，她们可能试图寻求建立新的且稳定的婚姻关系（尽管她们并没有与前夫离婚），或者选择同居、卖淫等各种临时安排。一旦这些妇女被警察逮捕或接受讯问，她们通常会在官方的案件记录中讲述无望的挣扎和无尽的痛苦。她们常常用夸张的、动情的证词把自己描绘成陷入困境的受害者，丈夫“不养”，或饱受家庭虐待。在很大程度上，她们也认为城市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是导致她们在家庭中承受痛苦和做出绝望选择的关键原因。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平经济长期衰退的背景之下，家庭内部手工生产衰退，工资收入不稳定。妇女依靠配偶和家庭供养的习俗越来越难以为继，同时也不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她们还抱怨战争、军事占领和战时的恶性通货膨胀等，致使她们无法拥有稳定的工作和婚姻关系，甚至不得不做有伤风化的事，这些都违背了当时政府官员与社会领袖所推崇的新理念。

然而，如果对妇女的经历做进一步的审视，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底层妇女，视她们为男性剥削和家庭压迫的受害者，或者是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等毁灭性力量的受害者。从妇女策划弃夫潜逃到离家出走等一系列行动中可以看出，她们往往以创造性的方式应对挑战。通过利用她们的性能力和生育能力，通过将个人利益与区域市场捆绑在一起，通过将男性主导的社会规范为己所用，通过利用城市控制系统的漏洞，女性成功地在男性、婚姻、家庭和社区之间辗转生活。

妇女在离家出走过程中，所依靠的最重要的资源是大杂院群体以及它所建立的邻里关系。在大多数案件中，涉案离家出走的妻子都没有稳定的正式工作，因此，她们与女工、女学生、职业女性、女战士等女性群体非常不同。这些有固定职业或有组织的女性群体成员，可以通过集体行动来谈判和提高自己的利益；而离家出走的妇女，以及生活在战时北平大杂院内的无业妇女，只能依靠自己。因此，她们找到了能够为自己提供切实有效帮助的来源，通过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活动，从随意串门到一同做针线活、交换小道消息等，妇女与邻居建立起了联系。于是，一个有效的社交网络形成了，它满足了多种需求，其中既包括休闲娱乐，也可能有更复杂的关系或纠葛，还可能导致弃夫潜逃以及建立新的婚姻关系。

此外，大杂院的日常生活是围绕已有的行为规范和社会观念来进行的，这些规范和社会观念在妇女离家出走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赋予其意义。将养家糊口看作丈夫应该承担的责任，以此为理由，妇女因贫困而离家出走的行为能够被社会所接受。传统的婚姻允许妇女绕过官方程序，建立一种得到社会承认的婚姻。同样重要的是，非正规经济和性交易使妇女能够在家庭和家庭生产领域之外利用其生产能力、生育能力和性能力获得直接的报酬。妇女的生活经历中，包括了合法行为、非法交易和各种关系。这些经历使妇女能够寻找到机会摆脱困境，让以男性为主导的城市经济和社会结构为己所用，与此同时，不需要屈从那些力图定义和规范大众观念与行为的改革派言辞和革命话语。

在对五四时期自由妇女活动家的口述史研究中，王政认为在有关妇女解放的女性主义话语中，弃夫潜逃可以是一种激进的行为，象征着妇女解放的女权主义话语向前迈出了令人振奋的一大步。她的一位受访者朱苏娥律师的经历，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用朱苏娥自己的话来说：

有知识的人是不同的；他们不受父母控制。如果你为我安排婚姻，我会离家出走……我离家到上海上学后，父母不敢干涉我的生活。他们包办了我姐妹的婚姻，却没有包办我的……他们知道如果为我牵线搭桥，我就永远不会回家了。他们知道我的性格，所以他们甚至都没去试一下。[Wang Zheng（王政），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pp.193-194.]

很多女权主义者都赞同朱律师的观点，把妇女离家出走的行为视为一种反抗的举动，表明妇女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通过追求教育、就业和政治参与的机会，让自己成为平等的社会成员。在20世纪初的中国妇女运动中，这种有关解放的话语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隐喻，得到了来自各个政治派别女性改革者和革命者的热烈支持。海伦·杨（Helen Young）对几十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做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例子。对于许多红军女战士来说，为了不做童养媳，或逃离她们“不愿接受的包办婚姻”，是她们在光荣的革命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Helen Praeger Young, Choosing Revolution: Chinese Women Soldiers on the Long Mar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1, p.4.]

然而，本书所描述的弃夫潜逃妻子的经历，并不符合改革派或革命派所推崇的离家出走的女性形象。本书中的大多数妇女是迫于经济压力逃离家庭，对她们来说，最好的结局是找一位有经济能力的丈夫，然后重新回到家庭生活依附者的角色。许多妇女在用尽自己有限的资源后，欣然再次逃离家庭或是回到原来的家庭。离家出走的妻子们的生活经历表明，改革运动倡导者关于妇女解放的华丽辞藻，在很大程度上与20世纪40年代居住在北平大杂院里人们的日常挣扎无关。底层妇女围绕着一种不同的行为准则来组织和解释她们的生活，这种观念因袭传统，她们使用性能力和生育能力的方式可能并不符合任何革命话语。“地方性知识”的概念被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描述为一种“自我认识、自我感知和自我理解”的模式，对于解释弃夫潜逃妻子的选择，“以及这些选择成为可能，并为人们所接受的社会规范和文化倾向，是非常有用的”[Clifford Geertz（克利福德·格尔茨），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85, p.232.]。在大多数情况下，弃夫潜逃是一个人面临机遇和威胁时所做的自发的反应。虽然“地方性知识”推动并界定了妇女的行为，但它并不代表另一种能与改革派的观点相抗衡的意识形态，也不能颠覆改革派努力消除现有的社会和文化规范。它仅仅为女性提供了一种工具，使她们在一个由男性设计和管理的世界里，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定义婚姻和家庭，定义邻里和城市。“地方性知识”引起了战时北平官员对道德和安全的担忧，而且，正如妇女们意识到的那样，在1949年以后的新社会主义秩序中，这些问题仍然存在并面临惩罚。

在国民党接管北平3年零4个月后，这座城市再一次陷入了包围。1948年12月中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兵临城下，深陷重围的不仅有国民党守军，还有160万市民。有些人害怕战争中可能出现的杀戮，也有些人则秘密地准备迎接共产党接管政权。无论市民心境如何，这座城市已经陷入瘫痪，人民再次面临苦难，大多数市民只能在恶性通货膨胀、饥饿和死亡中苦苦挣扎。1949年1月22日，国民党军队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接受改编，北平和平解放。随着国民党军队放下武器并移交城防，北平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北平本地居民对中共领导的军队知之甚少，因此谣言迅速传播开来，“如八路军不许穿好衣服、吃好饭，配给妇女，小孩子都收归国有”等[“几个运动：三八妇女节”，来自中共北京市第五区委，40-2-55，“第七区妇女工作半年总结”，1949年。]。在公众的焦虑和好奇中，解放军于1949年1月31日进入了北平。当时，美国学者德克·博迪（Derk Bodde）以富布赖特学者的身份留在北平，他目睹了这一历史时刻，并记录了共产党接管城市，以及市民迎接新政权的第一印象：

游行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来自全市各学校和组织的数千名学生和工作人员。……一些著名的大学教授也参加了游行。一些团体跟着锣鼓节奏的“秧歌”跳舞——一种简单的传统农民舞蹈，由一大群人齐声表演，由于共产党对民间艺术的普遍重视，民间艺术在这里已经非常流行。我更熟悉的是一群踩高跷的，穿着五颜六色服装的人在人群的头顶上欢快地蹦蹦跳跳。其他队伍由宣传队指引着，当他们行进时高喊着毛泽东著名的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Derk Bodde（德克·博迪），Peking Diary: A Year of Revolution（《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New York: Henry Schuman,1950, p.103.]

与德克·博迪和他的中国仆人一样，大多数本地居民与解放军战士最初接触后印象深刻，觉得这些战士纪律严明、士气高涨、心地纯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北平市民逐渐发现了他们的解放者的雄心、决心和敏捷的行动力量。

1949年2月至11月，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一届人民政府雷厉风行，实施了一系列新措施：接管并解散原有市政机关和法院系统，登记遣散军人和国民党特务人员，废除保甲制度，改革户籍制度，停止国民党货币的流通。到了11月，前几任政权花了几十年时间建立和完善的大部分治安措施和管理制度，在新政权的领导下，或被废除，或被修改。尽管这些制度不再执行，但它们留在了本地居民的记忆中，困扰着他们，并成为政治动员的素材。

有这样一个例子，主人公是45岁的苏大妈。她“从小家里很苦，父亲死得很早，母亲给人家当老妈子”。1923年，19岁时她嫁给了一个饭铺的学徒。结婚后丈夫一直当厨子，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很艰苦。为了贴补家用，苏大妈“给人家缝过皮子，锁过扣眼，纳过底子，还在协和医院洗过衣服”。对于旧社会的回忆不仅包括生计困难，苏大妈还生动地讲述了另外两件可怕的事情。一件事是她给儿子娶亲办酒席，“苏大妈娶儿媳妇，高兴得在家里预备了一桌酒菜招待亲友，日本兵从门口过，踢开门闯进来，气汹汹地把一桌酒菜全弄翻了，还打苏大妈，说：‘为什么你们请客不请皇军？’一屋子人全吓呆了，喜变成悲。苏大妈把仇恨紧紧地记在心里”。第二件事情是发生在北平解放前夕，“走了虎又来狼，国民党来了，还是把老百姓踩在脚底下，征兵纳税压迫穷人，解放军围城的时候，国民党疯狂抓兵。苏大妈白天夜里提心吊胆，把门关得紧紧的，心里念佛，盼望儿子渡过这一关。一个刮大风的夜里，狗叫个不停，抓兵的来了，苏大妈赶快叫儿子上了房，总算逃过了危险”[“苏大妈事事能带头”，源自北京市妇女联合会，84-2-6，“北京市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会刊”，1949年11月29日。]。按照苏大妈自己的总结，旧社会给了她“两个纪念品”:“一个是日本人踢坏了的大门，一个是这只狗，它救了我儿子的命。”当苏大妈回忆起日本宪兵队搜查和国民党军队抓壮丁的过往时，她已经不再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家庭主妇，而是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她是1949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市妇女代表大会371名女代表中的一员。苏大妈与工人、农民、学生、教师、社会领袖、共产党高级干部，以及来自法国、印度、伊朗、朝鲜、越南和荷兰的国际友人坐在一起，大家齐聚一堂，庆祝共产党的胜利，并绘制红旗下妇女运动的蓝图。在会后，她接受了一位正在为党代会准备时事通讯的记者的采访。11月29日，一篇以采访为基础的专题报道得以发表，人们也因此有机会了解苏大妈的故事。[“苏大妈事事能带头”，源自北京市妇女联合会，84-2-6，“北京市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会刊”，1949年11月29日。]

苏大妈在政治上的积极性和她在革命时期北京的政治明星身份显示，在共产党领导下，人们依旧记得先前那些压迫民众的治安部队和管理系统，以及经济困难和社会混乱。妇女被要求在工厂、学校和街道参加“诉苦会”，在那里她们得到培训，公开讲述自己的故事，并在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的框架下重塑自己生活中的日常细节。共产党的政府机构组织了这些活动，希望用政治意义和意识形态重新整合妇女那些非常个人和支离破碎的经历。干部们强调，妇女在过去遭受的苦难不是一个凶恶的警察或一个腐败的保甲长造成的，而是这些人所代表的反动政权对妇女的迫害。这样的革命言辞可以使干部们达到两个目的。首先，把国民党的国家机器谴责为一个剥削、镇压且必须被废除的反革命政权的象征。第二，对过去的苦难有着共同感受和对旧政权的仇恨，为妇女提供了一种切实的方式，让她们对共产党所主张的提供自由和安定生活产生感激之情；反过来，这种感激之情可以培养一种集体革命意识，有助于妇女团结起来，超越政治倾向和社会经济背景造成的分裂。

在共产党取得压倒性胜利之后，在为深化和扩大革命做准备的过程中，负责妇女工作的干部向共产党市政机关汇报，北京绝大多数妇女都被个人生计和物质利益的实际问题所束缚。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战时北京政治不稳定和长期贫困的受害者，这些苦难使得她们不喜欢也不信任无能而又残忍剥削人民的国民党政权。同样，对于革命政权行动迅速，为这座饱受战争摧残的城市带来和平与秩序，大多数妇女对此印象深刻。但是，妇女基本上对进一步的政治革命没有强烈的兴趣，而且她们在群众运动方面几乎没有实际经验。此外，基层报告认为，妇女并没有形成一种集体的声音。社会和经济的划分决定了妇女的世界观、社会价值观、道德标准、政治忠诚、文化生活、经济地位，最终甚至决定了她们的生存手段。在北京，尚没有一个组织能够代表不同阶层和社会背景的妇女，也没有一个组织能够有足够的力量推动任何激进的政治变革。根据一份资料表明，相当多的本地女性，约占37%，处于主要的生产、教育和政治活动机构之外[北京市妇女联合会，84-2-4，“北京市妇女各界人数统计”，1949年。]。她们中的许多人来自底层居民社区。这个群体的巨大规模意味着，如果没有她们的参与和支持，共产主义革命仍将无法完成，也无法深入。

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用“多细胞有机体”来比喻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天津社会，这一比喻同样可以用来描述北京的情况——“它需要复杂的合作形式才能发挥作用，但同时也允许细胞壁从整体中筛选出除了最基本的东西以外的所有微小部分。”[Kenneth Lieberthal（李侃如），Revolution and Tradition in Tientsin,1949-195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p.27.]共产党下决心引入新的代表手段和设计新的动员策略，去打破“小圈子”，消除社会和经济障碍，并使年轻人和老人、富人和穷人、受过教育的人和文盲、无业者和有职业的人联合在一起，相互交流，共同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正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妇女经历所具有的意义，特别是她们在战争和反革命政权下所遭受的痛苦，被永远地改变了。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重塑了妇女苦难的政治意义，正是通过这些政治化的记忆和记忆的政治，这个新生的共产主义国家试图在妇女的个人经历和更大的革命进程之间建立持久的联系。此外，将妇女过往经历政治化的过程，以及在革命话语中解读妇女生活事件的技巧，为妇女提供了参与并支持革命中国政治进步的策略。

生活在红旗下的底层妇女会发现，革命政治不仅改变了她们对过往经历的解释，也改变了她们谋生的方式。接管政权之后，为了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共产党政府进行了数次职业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北京的大多数成年女性没有工作。例如，对内一区第十派出所管辖的大方家胡同住户的调查表明，该胡同有成年男子（16岁以上）331人，成年妇女358人，小孩353人；其中未婚妇女73人，已婚的285人。“有职业的知识妇女10人，靠劳力生活劳动妇女5人（佣工2人、接活到家3人）”，其余的都是无业[“调查结果”来自北京市妇女联合会，84-2-24，“内一区妇女重点调查的初步总结材料”，1950年。]。通过这些深入胡同的基层调查，共产党干部认为，大多数妇女对家庭收入贡献甚少，在经济上只能依赖其他家庭成员。同时，这些调查也确定了大量潜在的生产劳动力，这是革命国家重建城市经济，帮助个人摆脱贫困和获得匮乏的关键资源。需要明确的是，政府制订的长期经济计划是要将北平从一座“消费城市”转变为“工业城市”，社会主义首都的经济未来将建立在强劲的工业部门之上。然而，这个伟大的工业前景无法在短时间内实现，目前在温饱边缘上挣扎的妇女需要立即得到帮助。在这种相当不确定的经济情况下，政府将以街道为基础的合作社视为一段时期内可行的方案，然后才能把妇女顺利分配到生产工作中去。

市政府当局通过各区政府，将居住在同一街道的妇女团结起来，集中资源制作手工业产品，并提供其他类型的服务。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成千上万生产香烟、鞋底、刺绣、麻绳、火柴盒和牙刷等产品的合作社。还有服务型的合作社，例如为士兵浆洗和缝补棉衣。各区政府不仅通过其强大的宣传机器推动合作社项目，而且还协助其日常运作，并为其带来工作订单。例如，第五区政府派干部接管了位于紫禁城午门的国民党仓库，在那里他们发现了数千套全新的国民党军装。区政府决定把它们拆改加工成为共产党士兵和干部的制服，然后把缝改这些制服的合同分给该区的几十个合作社[中共北京市第五区委，40-2-116，“第五区妇女工作总结”，1950年5月15日。]。政府也为合作社提供资金。例如，1950年2月，内七区妇女组交付按院胡同做鞋合作社打麻绳的工作，“由民政科贷救济粮一袋面作为资金，买纺车五辆，由按院胡同合作社领麻十斤”，完成生产任务[“三月份审查工作情况汇报”，来自中共北京市第五区委，40-2-55，“内七区妇女三月份审查工作情况汇报”，1950年3月14日。]。一些合作社还寻求政府帮助销售产品。虽然政府尚不能支配市场，但它偶尔也会尝试为妇女生产的产品提供市场需求。有时，政府会让工作人员用自己的津贴回购那些在市场上无法吸引普通消费者的产品。[“第七区妇女工作半年总结”，同上，1950年6月。]

需要注意的是，街道合作社很难实现政府为其制定的经济发展目标，因为合作社缺乏自主经营与自我发展的能力。有些合作社没有能够提供机会让妇女接触到广阔市场来增加就业；还有一些合作社在妇女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竞争之前，就把她们推向了市场。考虑到街道合作社存在时间短暂，很难评估街道合作社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了妇女的物质生活。然而，合作社不仅仅是一种商业运作，它们也是政治运动的一部分。虽然在经济上许多合作社失败了，但它们实际上实现了共产党的许多政治承诺。最重要的是，合作生产让政府开始重新安排城市的街道经济。政府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合作社是否能够运营以及能够运营多久，共产党干部和政府官员非常清楚自己在分配合同和关键资源以及控制市场方面所拥有的影响力。来自特定背景的女性，如出身工人家庭、军人家庭、革命烈士家庭的女性都会受到特殊的照顾[“妇女审查情形”来自中共北京市第五区委，40-2-55，“第七区妇女工作半年总结”，1950年6月。]。通过对主要支持者的补偿和奖励，国家试图激励她们为全市重建作出新的贡献。在这方面，街道合作社最初是以会员制实践开始的，妇女可以自由加入，并根据她们的需要和倾向设立合作社。然而，她们的日常运营越来越依赖于政府的补贴和目标，这给了国家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影响力来组织妇女从事生产劳动，并为政府的倡议进行服务。当干部取代了邻居，政府扶持取代了邻里互助，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开始渗透到普通妇女日常的经济生活之中。

合作社是新中国所设计的基层运动之一，旨在为妇女创造一个空间，指导她们通过投身群众运动来学习探索新的政治声音和身份。但是，与那些镇压反革命敌人、接管城市工业、整顿市政府的大规模运动不同，这次运动没有要求妇女远离她们家庭去工作，也不需要特殊的政治训练或掌握新的工业生产技能。它把那些曾经在战时帮助贫困妇女谋生的日常邻里生产活动和经济交易，变成了新政权争取妇女支持的政治行动。除了参加街道合作社的活动外，政府还动员妇女参加妇女班、夜校，以及参加劳军、防疫等活动。通过这些街道层面的政治活动，新中国希望妇女能够表达自己的热情和政治信心；更重要的是，这场革命将长期处于城市政治边缘的妇女，置身于建立社会主义基层治理的政治运动的中心。

举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韦亚芳是第七区第九派出所所辖境内的积极分子，她丈夫是吹鼓手，派出所认定她“政治上无问题”“作风好”“工作积极”。自从共产党接管这座城市以来，她每天都非常忙碌与兴奋，竭尽全力做着各种工作，比如她担任了“妇女代表、卫生组长、宣传队员、抗美援朝支会委员”等。当然，职务和代表资格意味着责任和义务。作为卫生组长，她接受民政干事和警察的领导，将各种指示传达给街道的群众，负责监督街道清洁、接种疫苗和公共卫生的培训。作为妇女代表，她代表邻居大约40户妇女向政府建言献策，其他任务包括（但不限于）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组织妇女健康和儿童保育的讲座、解释新婚姻法以及调解家庭纠纷。宣传工作要求她组织街道政治会议，准备墙报，以及领导一个街道剧团。她还是抗美援朝支会的一员，负责组织示威、学习会、“控诉大会”、征集当地居民的“和平宣言”签名，以及起草“爱国公约”。[“积极分子概况”来自北京市政府，2-20-947，“第七区第九派出所群众组织概况”。]

自1949年初接管以来，北京市政府创建了大量街道治理组织。特别是劳动阶级的成员被招募进来管理社会项目和社区服务。他们的参与、支持，以及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主动性和领导力，为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街道管理结构中赢得了长期而牢固的地位。但随着妇女被卷入繁忙的政治和行政活动，干部们开始感到担忧。这样的街道组织实在太多了，总数超过了20个[“街道组织的混乱现象”来自中共北京市委，1-9-250，“关于城区街道组织的情况与改进意见”，1952年10月14日。]。各种报告发现，大多数参与活动的人担任着三四个职位，有些甚至担任了七八个职位，在一个极端的例子中，妇女积极分子所担任的职位多达10个。[“街道组织的混乱现象”来自中共北京市委，1-9-250，“关于城区街道组织的情况与改进意见”，1952年10月14日。]

从1950年到1952年3年多的时间里，各级党的政策研究小组和政府机构密切关注基层政权的建设工作。这些机构编写的报告都指向了同一组问题：冗余、效率低下、缺乏重点和协调，这些问题最终导致了1952年的行政改革。此次改革的核心是精简现有的街道组织，设立居委会。改革以后，除了少数在独立的妇女委员会任职外，积极分子通常只担任一个职务。在革命时代的北京，新的机构加强了街道作为一个主要为妇女寻求政治声音和探索政治可见度的空间，招募了大批妇女担任街道行政职位。一项对4个区19个居民委员会所做的调查显示，妇女占居委会成员的44%（157人中有69名妇女），占居民代表的69%（833名居民代表中有578名妇女）[“东单、宣武、西单、东四等四个区始建街道委员会情况统计表”，1953年1月1日，来自北京市政府，2-5-63，“东单、西单、东四、宣武等四个区始建街道居民委员会的情况及存在的问题”。]，这些妇女往往也领导着其他团体。以兴盛胡同居民委员会为例，妇女在居民水站、合作社、街道红十字会和妇幼保健会中担任领导职务[“兴盛胡同居民委员会情况”，1953年，来自北京市政府，2-5-63，“东单、西单、东四、宣武等四个区始建街道居民委员会的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当干部们读到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和统计资料时，她们为自己在妇女参与政治进程中的作用而感到自豪。她们指责国民党政权拒绝为妇女提供在政治上的发言权，摧毁她们的阶级意识，并以此来压迫妇女。对这些共产党干部来说，推翻旧政权的任务还包括改变性别的观念。正如王政所指，革命通过让妇女作为党在基层街道管理中的排头兵，“使公共领域女性化”。随着妇女成为“地方行政中的重要角色”，共产党在“居民日常生活中创造社会主义国家效应”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Wang Zheng（王政），“Gender and Maoist Urban Reorganization”，in Gender in Motion: Divisions of Labor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edited by Bryna Goodman（顾德曼）and Wendy Larson, pp.189-210.]

在新政权下工作仅仅几个月后，底层妇女开始意识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不仅仅是从士气涣散的国民党到热情高涨的共产党的一种简单的政治力量更替，而是更具微妙和复杂的意义。共产党政府向北京居民承诺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这包括有效和负责的管理，更自由和更幸福的社会，使人民变得更好和更安全的生活，以及更有生产力和政治参与的生活方式。在努力实现这些理想的过程中，它一方面郑重宣告要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清除其设计者和执行者；另一方面，宣称在政治动员、政府领导和群众自愿相结合的基础之上，建立一种全新的政治和社会控制系统。人们期望这样一个系统能将伟大的革命志向转到可控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之中。随着各种各样的运动对日常生活的渗透，改变了街道的社会和文化构成，革命进程不仅使妇女直接面对新的政治场景、行为标准、语言和意识形态，也试图影响她们的信仰和行为。

妇女发现，在1949年后的政治话语中，她们过往的一些经验仍然具有关联性，甚至获得了革命性的意义。她们用痛彻心扉的方式讲述了家庭暴力、配偶遗弃和极端的贫困，这些叙述强化了人们对于过去那些掠夺成性政权的质疑，同时也增加了共产党接管北京的合法化。然而，妇女的许多生存手段并没有通过共产党的道德和安全审查。在新的社会主义秩序下，这些生存手段受到谴责，甚至被视为犯罪。例如，根据共产党的法律，买卖妇女是一种刑事犯罪。私自买卖粮食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将受到限制，随后被禁止，理由是这些交易行为有可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卖淫（包括正式和偶尔的形式）被视为一种社会恶习，因此被取缔。1949年11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到两个月，北京市政府在一夜之间关闭了所有的妓院。第二天早上，它宣布：新中国成功地结束了这座城市对妇女长期存在的性剥削和经济剥削制度。同样重要的是，还实施了相当严格的道德准则，即禁止婚外性关系。有此种行为的男女都被批判为不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乱搞男女关系”。在社会主义道德继续把婚外性关系打上烙印的同时，新政府坚定地相信劳动和纪律的价值，尽最大努力利用妇女的生产能力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新政府在北京发动了很多运动，并且建立了为数众多的基层组织。妇女被要求积极参加这些街道的活动和组织，学习新的共产主义行为规范、语言和思想。培训她们表达自己的热情，发挥领导作用，她们的参与和贡献得到了公开的承认和表扬。但这种新的政治秩序对妇女的选择和生存手段的影响是复杂的。王政的研究已经向我们阐明，共产党试图改造女权运动，并对女权运动的积极分子的著作进行审查[Wang Zheng（王政），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共产党有意将劳动妇女推到所有运动的前沿，将她们置于街道管理活动的聚光灯之下，她们因此被赋予了进行政治表达的渠道和动力。尽管如此，妇女积极分子还是和其他所有的妇女群体一样，必须学习如何在政府领导下表达自己的观点，开展政治活动。

在妇女所关注的问题和日常事务中，有一部分根植于她们的过往经历。有的时候，这些问题和事务确实会影响革命的速度、方向和策略。举例来说，妇女缺乏集体政治经验，又经常囿于家庭杂事，这就要求干部们把更宏大的政治场景包装成日常工作和面对面的交流形式，拉近政治与妇女的日常生活。但是，随着政府把它的权力延伸到北京的四合院中，将妇女生活置于社会主义经济和基层控制之下，曾经让底层妇女在协商和维护自身利益时所拥有优势的关系网络和习惯受到了批评。即使政府没有立即根除所有过往的做法，也没有把每位底层妇女转变为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它还是开始将妇女保持过往优势的尝试与革命政治严格区分开来，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基层运动标志着未来几年内，政府将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街道秩序，构建新妇女身份观念。革命政治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城市再次成为人口迁徙、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等进程的最前沿。这些进程再一次充分调动了妇女的各种劳动能力，也改变了妇女的个人生活。妇女再次游走于中国农村和城市，活跃于资本市场，接受国家的调控，她们的日常生活和生存手段，将再一次改变并重新定义北京和其他21世纪中国城市的社会秩序和道德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