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史密斯夫人打来了电话。事情处理的速度比奈美预想的要快。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都忘记您是来旅游的了。您的时间如此宝贵，我还拖了这么久才回复您。我已经催促我哥把信件复印好了。至于格林先生那边，一时半会儿是拿不到复原图了。他有急事飞去美国了，他说回国后，再把图给我寄过来。总之，我先把信件给您送去吧，正好我也去那边办事儿。如果您要是有事外出的话，我就把信件寄放在前台，反正不是很大件的东西，应该没问题的。”

奈美并没有打算外出，所以就跟史密斯夫人约好下午5点在酒店碰面。她们在大厅聊了十分钟，史密斯夫人把一个信封交给了奈美。

“我也是头一次看，我爸跟那个中国人的关系，我到现在才略知一二。”

“信里提到瓷器的事了吗？”

史密斯夫人点点头说：“是有提及，不过中间有些专有名词，我不是很了解，所以看不太懂。我已经按照时间顺序把信排列好了。果然，我爸是有备份的。”

“太谢谢您了！”

史密斯夫人离开后，奈美独自返回房间，拆开了信封。

第一封信的收信人处写着“亲爱的罗伯特·诺顿”，这是史密斯夫人父亲的名字，文末寄信人署名“WANG CHIN KUANG”。字写得还算规整，所以不难辨认。单看拼音，奈美不知道对应的汉字是什么，但可以猜出这个“WANG”应该就是“王”这个姓了，“WANG”也是一位有名的棒球选手的昵称。这位王先生的信都是用手写的，而诺顿先生的信则是用打字机打印出来的，唯独最后的署名是手写的。因为手里这份是复印件，所以看不出来是用什么纸张书写的。王先生的第一封来信，日期是1941年4月6日。

我来此地赴任，已有一个月的时日。本想早日与您联系，无奈琐事缠身，迟迟未有时间动笔，还望见谅。

奈美扫了一眼最后的落款，地址显示：IN KUNMING。奈美出门在外，随身带着一张世界地图。她在索引里找到了这个地名，写作昆明，是中国云南省的省会。听说那里风景秀丽。奈美盯着地图看了好一会儿，城市的位置都画了圈，圈着昆明的那块区域下面涂成了蓝色，表示近旁有一片湖泊。看来这个地方靠近缅甸，除此之外，奈美也看不出个名堂来，于是接着看信。

今日正值周末，难得的闲暇，所以有了写信的兴致。当地的职员们昨日就开始休假了，昨日是清明，在中国是扫墓的日子。对于我等背井离乡的人来说，清明是望乡的时节。我的故乡就在上海的近旁，如今被日本军占领，故土已无容身之处。我隔壁房间的刘教授夫妇也是远离家乡，搬到此处。一日，我打趣道，同样是望乡，您的身边还有夫人作陪，真叫人艳羡。刘教授一听，脸立马沉下来，眼眶都湿润了。我意识到自己这话不当讲，那为什么讲了呢？大抵是孤身一人久了，心生了妒忌亦未可知。家中有病重的老母亲，妻子只得留下照顾，跟随不了我这个做夫君的脚步。我的工作内容很简单，就是与被日军占领的地区进行消息互通，不过出于工作性质的原因，无法与家人相见。不过纵使我与妻子已有三年未见，但对彼此的心意是不会改变的。

至于那件事，我在信中也从未向妻子提起，没必要让她担心。在完全处理好之前，我都会三缄其口的。多亏了您，重庆那件事才得以平息，所以在告诉妻子之前，我先写这封信告知您。

奈美再次摊开地图，找到了重庆的位置。她知道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将根据地迁移到重庆。相较于昆明，奈美对重庆的印象要清晰许多。

若是说在通知妻子前，先给您写信是为了练练手，未免显得太不尊敬。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与妻子通信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您的事情。我太太专攻英国文学，在她心目中，您的地位堪比大侦探福尔摩斯了。总之，在这里诚心地给您报一声平安。

王先生的第一封信结束了。第二封是诺顿先生的回复，收信人处写着“王教授”。想必这位王先生是在昆明的大学里任教的老师。

收到您的来信，得知一切安好，甚是欣慰。纷乱刚刚平息，还望不要过度操劳。已拜托在上海租界的朋友，争取与尊夫人取得联系，但碍于国际形势敏感，身为英国人也不得不避嫌。日军对于机关单位还有报社，都擦亮了眼睛死死盯着，一点儿风吹草动，也可能引起轩然大波。如果贸然行动，定会给尊夫人带去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此时，万万不能打草惊蛇，还是多加谨慎为妙。

重庆一事，算是彼此都多了一个教训，结果被尊夫人当成福尔摩斯，真是抬举了。至于通过香港的关系与您家人取得联系，还望再三斟酌。日本的势力已逐渐向香港蔓延，信件内容切记不要出现过激的词语。您应该清楚，我的担忧不是忋人忧天。滞留在日本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都陆续回国。在上海的更是收拾好了行装，准备随时撤离。看来都是预感到了暴风雨将至。

近日接到通知，我即将从仰光转移到加尔各答，本以为可以更靠近昆明，谁想是离得更远了。人生无常，只能道声彼此珍重！

---6月25日书

第三封信依然是诺顿先生写给王教授的，内容只有短短两行。

此前说到去加尔各答就职一事突然提前，今日就得启程，住址已另附说明。指不定哪日会指派我去往上海出差，届时有力所能及之处，请尽管开口，乐意效劳。

---6月30日书

1941年6月，距离日本向英、美宣战还有半年时间。罗伯特·诺顿先生可能原本是在英国政府供职，后被指派到中国做政府的顾问。记得史密斯夫人提起过，父亲曾负责从缅甸到中国的物资运送。奈美猜想，王教授在重庆时，应该是被卷入了什么麻烦中，最后因诺顿先生出手相救，最终化险为夷。诺顿先生就此成了救命恩人一般的存在了。把诺顿先生比作福尔摩斯，想必他一定有过人的洞察力以及推理能力。此后两人告别，一个离开重庆，去昆明开辟新天地；一个几经辗转，去往加尔各答赴任。

第四封信是从昆明寄往加尔各答的。

愿上苍眷顾，在您动身去上海之前，能收到此信。

王教授在信件的开头就表达了如此迫切的愿望。当时的信件邮寄自然不如现在便利，时有错过也不足为奇。奈美接着往下看。

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各方已同意我与您继续保持书信来往。我已将写给妻子的信件交给了香港的熟人，只望对方能早日进入上海租界。我最为担心的还是母亲的病情，前阵子听说有好转的迹象。上海就在近旁，以此为由，前往上海的医院治病，应该不会引人怀疑。

---7月8日书

那时日本在中国盘踞已久，上海在战争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日军试图策划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来打破僵局。如今四十年过去，历史清晰可见，但对于当时身陷桎梏的人们来说，却只能战战兢兢地艰难度日，不知道明天还会不会到来。短短的几行书信，满溢着紧迫感。第五封信的日期是9月7日，距上一封已时隔两个月。

已收到罗林松转交给我的信。

看来这两个月的时间他们依然在保持联络。当时加尔各答与重庆之间定期会有航班进行信件运送，不过令人不解的是，诺顿先生为何要通过他人之手将信转交给王教授？难道说除了书面内容以外，还有口述的信息？然而在所有的复印件里，并没有找到诺顿先生交给罗姓人士的那封，不知道是忘记复印了，还是故意没有备份。

两日前，通过香港的关系，终于收到了妻子从上海寄来的家书。妻子在上海承蒙您照顾，不胜感激！中国古时一位思想家提出，人世间有五大重要关系，被称之为五德。在封建时代，君臣关系为首要；其次是父子关系，因为儒教社会里，母亲在家庭中的分量是不如父亲的；其三，是兄弟姐妹的关系；其四，是夫妇的关系；最后是朋友的情谊。

我十分钦佩一位名叫谭嗣同的爱国志士。19世纪末，他为国献身，英年早逝。他曾经说过，在这五德中，最有价值的当属友情。此番大胆的言论受到不少保守派人士的抨击，但我认为这个观点不无道理。君臣、父子都是上下级的关系，是不平等，同样是不自由的。而就现状来看，夫妇之间能够做到平等的，也是少之又少。在中国，男女平等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唯有朋友之间，才可能真正实现平等、自由的相处模式。这样说或许有些牵强，但自从遇见您之后，我才切身体会到友谊的珍贵，能与您成为朋友，是在下的荣幸。

提笔起书，忍不住真情流露。情之所至，倒有些伦理说教的意味了，让诺顿先生见笑了。昨日是旧历的七月十五，人们都忙着祭奠先祖。传说，身在极乐世界的亲人们会在这个时候回来看望在世的家人，可以说是亡灵的假期。根据地方不同，风俗会有些许差异。不过，一般来讲都是七月初一迎进门，月末再把祖先的灵魂送回去。七月半正是月中，家人会准备好饭菜，让亡灵享用。隔壁的教授夫妇俩亦不例外，昨日也用心备好了宴席。这一次，我不再羡慕了，因为有您的帮助，我与妻子也能够互诉衷肠，由此也能一解离别之苦了。

更让我欣喜的是，妻子在上海交到了一位朋友。这位朋友虽然是侵略我国的日本籍的女子，但妻子说这位日本友人对她关照有加。您的来信又让我更加具体地了解到事情经过，您眼见为实，必定是错不了的。面对这位日本女性提供的种种帮助，家妻不知如何回报。胡乱买些礼品相赠不但显得不真诚，而且会削弱这份可贵的友情。因此妻子在信中向我提议，我俩分别时，各自都带了不少物件在身边，如遇知己，便把这些随身珍藏的物品一一送出。妻子的密友已收下了她的礼物，我已托罗林松给您送去了瓷盘与瓷壶各一只，以此作为友谊的见证，还望您笑纳。

看到这里，奈美不自觉地两眼放光。信件里终于提及她朝思暮想的壶与盘子了！她满心雀跃地拿着信纸，深吸一口气，调整好情绪，继续往下阅读。

那壶与盘子是家传的藏品，本来各有两件。我与妻子分别时，各持一盘一壶，凑成一对，意为夫妻同心，即使天涯之隔，此情依旧。两只壶并无二致，盘子互为镜像，可视作正反两面，但纹理是相同的。

远赴任职，所带之物本应越少越好，但这两件瓷器于我有特殊的意义，看着它们，心里也会充盈些许。尤其是在这样动乱的时代，这瓷器成了我们夫妇二人的心灵支柱。只要瓷器还在，日子就能撑得下去。

我与妻子经受了巨大的考验，这点您再清楚不过了。当时在重庆发生的事情，您是参与者之一。现在妻子在上海的经历，您亦是亲耳所闻、亲眼所见。我虽不是基督教徒，但在此也想对造物主道一声感谢。正是上帝送了您这么一个善良而又睿智的朋友给我，所有的难题才都得以解决。不光是我，我的妻子也收获了弥足珍贵的友谊。两位贵人都是来自不同国家，如此情谊，送任何礼物都显得苍白，我夫妻二人无以为报啊！

转念一想，那对壶与瓷盘，对于我夫妇二人意义重大，绝不是可以用金钱衡量的物品。将之送给恩人，已是一种精神上的馈赠，其中的分量不会单薄。妻子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果然是心有灵犀，王某不胜感动。

这份心意，您能收到就好。我将瓷器托付给了一位英国人，他是空乘人员，可以在昆明与印度自由出入，交由他负责应该不会有差池。只期望物品能安全送达加尔各答。

这四件藏品，虽然不能在我家继续传承下去了，但王某并不觉得遗憾，反而颇感欣慰。此举是为了报答恩情，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若是送去鉴定，恐怕鉴定家不会认为这有多大的艺术价值，不过，这壶与盘的价值本就不在瓷器本身，因此旁人是无法看见的。

按照中国自谦的老话，送礼当说“小小意思，不成敬意”。在此，我愿摒弃这不合时宜的谦虚，真诚地说一句：“唯有此物最表真情，还望您能欣然接受。”

这封信，奈美读了两遍。那盘子与壶果真原本就有两对。王教授夫妇二人为报恩，送给了各自的贵人。诺顿先生把瓷器作为结婚礼物，转赠给自己的女儿。而王教授夫人的那对，赠予了哪位贵人就不得而知了。在来往的书信中，王教授夫妇二人遭遇的事件内容并没有具体说明，毕竟双方都是当事人，没有必要再费笔墨说明事情经过了。而王教授夫人的遭遇，诺顿先生与夫人本人皆已写信告知过他，因此在王教授的回信里，更是无须赘述。从王夫人把瓷器送给了一位日本女性可以推测出，现在摆在奈美娘家的壶与盘，便是当年王夫人手里的那对。信件中未提到这位日本女性的名字，只知道她当时人在上海。那么这位女士与今川家到底有何关系呢？

奈美在家里五个孩子中排行老幺，父母均已离世，想要查清楚瓷器的由来，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奈美的母亲礼子一辈子都没踏出过国门，她还颇引以为傲。

昭和十六年，也就是1941年的时候，奈美的母亲三十三岁。奈美的父亲当时经营着家族的生药产业。无论是在战前还是战时，都经常去中国进货。奈美小时候总听父亲说起上海的种种，比起他去英国留学时的见闻还要多。每当这时，母亲便会在一旁嘀咕：“你爸走了，留我一个人看家，这样也不错啊，多好。”

王夫人的恩人是位女性，那自然就不是父亲了。况且父亲热爱艺术，收藏这对瓷器的时候，不可能对它们的来历漠不关心。奈美还曾猜想，是不是父亲去英国留学时，在伦敦的拍卖会上竞拍下了这两件藏品，而另一对瓷器原本就是在史密斯医生的府邸的。现在了解了史密斯医生家瓷器的来历后，这段猜想也就不攻自破了。父亲去英国留学，是在昭和十年之前，而诺顿先生收到礼物是在昭和十六年。但是这瓷器应该与今川家是有关系的，奈美知道这对藏品与父亲的喜好不符，所以当时还特地问过他觉得这东西好在哪儿，父亲只是笑着回答：“它跟我有缘。”奈美深受感动，因此至今印象深刻。

奈美的父亲坚守这样一个信条：有缘不是我寻物，而是物自到我身边来。

这两件瓷器几经转手，最终到了父亲身边。或许这就是有缘之人赠予父亲的礼物，不存在买卖关系？又有可能是熟人遇到了经济上的困难，父亲想要助人一臂之力，才买下了这与喜好相悖的瓷器？这样一来就不是单纯的买卖关系，而是带有援助的性质，并且此人跟父亲的关系匪浅，不然父亲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慈善呢？

各种猜想萦绕在奈美的脑海里，这样猜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奈美决定将此事先放一放，继续读信。这封是诺顿先生写给王教授的。

壶与瓷盘我已经收到了。对于易碎物品，搬运人员都特别注意轻拿轻放。我一个不懂东方艺术的俗人，这么好的东西可惜我不会欣赏。但是看着这两件瓷器看久了，心中会升出一股暖意，真是不可思议。我真真切切地从这瓷器中感受到了您的心意。

不知道我是否有殊荣受如此大礼，心里诚惶诚恐。本想将您的传家之宝送还给您，但送出去的礼哪有被退回来的道理。收到您的赠礼，我不胜荣幸，也再次向您保证会好生珍藏。这瓷器温暖了我的内心，我虽然不懂艺术，但也可以肯定此作必属珍品。

记得我上大学时，好奇心使然去听了一堂美术史的课。当时也没怎么用心，讲的内容几乎都忘光了。唯独记得一点，教授在讲台上清了清嗓子，特别强调道：“总之，杰作是能够让人为之动容的作品。如果你站在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前，没有被感动，那你是不能跟风说这就是杰作的。”而您的瓷器对我来说就是杰作。得此宝物，却不清楚其中的典故由来，岂不遗憾？您若是得闲，可否简短地介绍一下？不胜感激！

诺顿先生一定未曾料到，四十年后，还有一个人想要了解这瓷器的故事。这封信写于11月6日，就在12月6日，王教授写了回信，中间正好间隔一个月。奈美看了看日期，突然意识到时间正是日本向英、美宣战的两日前。当然，写信的时候，王教授不可能会预料到此事的发生。诺顿先生收到信时，各地已是硝烟弥漫了。在开战两日后的马来亚海战中，日方空军击沉了两艘英国皇家海军战列舰，分别为“威尔斯亲王号”战列舰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距离前线较近的加尔各答，此时恐怕也是人心惶惶。

得知您收到了瓷器，心中不胜欢喜。就在您的信送达的那日，我正巧也收到了妻子的来信。她信上说，那位日本友人已安全回国，并寄来了问候卡。那对壶与盘终于不用再奔波，我悬着的心也算是放下了，真是感慨万千。听说有一位著名的英国收藏家收藏了不少中国古代的瓷器珍品，诸如青瓷、白瓷、彩绘瓷等，均有涉猎。那对壶与盘跟这些绝品自然是没得比的。它们本身就不是古董，最多也就有个百余年历史。听家父说，那是曾祖父的朋友差人制作的。我不清楚具体缘由，但据说只要满怀爱意地盯着这瓷器看，就能从中看见自己的心爱之人。如您所见，瓷器的纹样复杂多变，长时间观赏大抵会出现幻觉，仿佛其中会有什么端倪显现。

若是心有所思，睹物思人也不局限于这对瓷器；再者若是心有所思，即使闭上双眼，对方的音容笑貌亦是历历在目。诺顿先生大可不必当真。

要说那瓷器，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它们一直被装在一个巨大的箱子里，家里人都管它们叫“相思青花”。说来也奇怪，有人想要那箱子，父母就卖给他了。我还鲜明地记得当时母亲摩挲着我的脑袋，对我说：“这都是为了让你上学。箱子里面的东西都还好好留着，我们不会做愧对列祖列宗的事情。”

当年祖父事业失败，家里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危机。但即便如此，家里人还是尽可能地留着祖辈传下来的东西。在我的印象里那箱子非常大，大到可以容下一个人，不过当时我尚且年幼，所以感知和实际大抵是有出入的。那箱子是什么材质的我不清楚，但总之卖了可以换些钱。父母说这箱子里面的东西才是传家宝，箱子本身并无关紧要。可是后来我听亲戚说，箱子里面的一部分东西被卖给了某个富豪。从家里的老用人口中得知，除了那壶与盘子，原本还有花瓶、陶枕之类的物件。

不过，家道中落的状况所幸仅持续了短短数年。我父亲费尽心力，终于重振了家业。不然那对壶与盘子也早就被转手于人了。

在此，我想说我丝毫不后悔将瓷器赠予您。在这动乱的时代，国难当前，家庭摇摇欲坠，这藏品也算是为了一家人的安危挺身而出了。有灵性的杰作是能超越国界的，个人或家族不应长久独占，是时候把它们送到该去的地方了。而现在您那里就是它们的归属，我的心中只有满足感，又怎会后悔呢。况且妻子与我也是同样的想法。

这对瓷器饱含了我的诚意，您若是装饰在家里，王某将倍感欣慰！

下一封信写于次年的3月28日。

不得不告诉您，我又将启程赴任了。这是作为政府工作者的义务，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战火越烧越旺，不过换个角度看，为了早日结束战争，这个过程是必然的。

我的下一个工作地点在澳大利亚，想必这次也不会滞留太长时间。新闻上已有报道，麦克阿瑟将军从菲律宾撤退后，迁移到澳大利亚。因为要建立联合军的事务所，我被任命提前到此做好准备。上头说等他们安置妥当后，便立刻返回加尔各答。我的宿舍依旧会保留原样，所以瓷器我就不带着一同奔波了。抵达澳大利亚后，再告知您具体地址。

继这封信之后，有一年的空白期。在这一年内，或许他们是没有互通书信，又或许只是那些信件没有被保留下来。真相如何，亦未可知。在这之后的几封信都十分简短。

诺顿先生出发前，在加尔各答写下了一封信。时间为1943年8月30日。但此后没有一封从澳大利亚寄出的信件，至少奈美并没有发现相关的复印件。信的末尾写道：

这是在加尔各答的最后一晚。

信中只说了要离开，却并未说明具体去往何处。大概即使是联合国之间进行通信，也不宜透露过多的个人信息。然而，诺顿先生接下来的言论就显得颇为大胆了。

我想，印度受英国支配的时间不会持续太久了。我在印度就任期间，发生了一件特别戏剧化的事情：圣雄甘地入狱。甘地因这次被捕事件，由他发起的反英运动在民众中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印度人民渴望独立的呼声怕是要压制不住了。

在此之后，又有数封信件互道珍重。这期间，诺顿先生从开罗转移到了伦敦。王教授在寄往伦敦的信中写道：

代王某向尊夫人与令郎令爱问好。

而从伦敦寄出的第一封信上说：

那对壶与盘，终于可以安心地放在家中的书房里了。

诺顿先生从开罗寄出的信中说道：

正巧遇见了您昔日的同事李氏，便聊了聊您的事情。

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谈中，中国也有代表出席。王教授的昔日同事可能就是出席人之一。

在这一叠复印件里，王教授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946年1月9日。而就在前一年的8月15日，战争便已经结束了，寄信人地址也由昆明变为重庆。

战争终于结束了！香港被日本占领后，虽然能够找到途径与妻子取得联系，但一直没机会见面。如今时隔六年，总算是盼到了再会的一天。听闻母亲的病情好转，我恨不得立马赶回去陪在她身边。但无奈还有公务在身，在返回上海之前，还得去一趟重庆。

一到重庆，脑海里就浮现出当年您出手相救的情景，着实感慨万千！妻子在信中说，在上海生活绝非易事。但是看着那些即将前往上海的重庆人，幸福得就跟要去天堂似的。如果他们觉得在重庆吃了太多苦、去到上海就能够补偿回来的话，那这想法错得也太离谱了。

前路未必是一片光明的，但我愿意着眼于好的一面。在我最乐观的设想里，在不远的将来，我就能去往英国拜访您以及您的家人。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个设想会变为现实。

最后附上我在上海的住址。

诺顿先生的最后一封回信是寄往上海的。

此刻，我正望着书架上的瓷器给您写信。它们作为我们友谊的见证，一直安静地陪伴着我。不知何故，我那还不谙世事的小女儿，看到那对瓷器也甚是喜欢，时常进到书房，细细端详。一问才知，原来是我某日饮了太多威士忌，迷迷糊糊地对小女说，倘若一直盯着这瓷器看，就能看到你未来夫君的模样。事后，还因此被妻子狠狠斥责了一顿。

您此前提到的来访英国一事，不管能不能兑现，我怕是先要去一趟中国。虽还没板上钉钉，但外交部已有这个意向了。此次前去是为了替日后两国能够和平共处打下基础，为此我也须尽绵薄之力。

伦敦的严冬已去，周围开始展露出春景，就如同我们的内心，终于迎来了生机。

期待与您再会！

来往的书信，到此结束。至于王教授与诺顿先生有没有再会，谁也不知道。瓷器的由来在信中并未说得十分明确，大概王教授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这位制作瓷器的友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当时是抱以怎样的心情制作的呢？不过奈美觉得，自己能看到这堆书信，暂时也可以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