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由于方才一直在谈论年轻时的旧事，恍惚间竟让人觉得佐藤夫人的面容也散发出青春的活力。夫人津津有味地喝着第二杯红茶，意味深长地说：“我这个秘密可不得了，是辉子的独家秘闻哦。在中国的时候，我们跟左邻右舍相处得都很融洽。从我家二楼的阳台上，能看到一户人家的厨房一角，还有一个小院子，旁边是狭窄的石阶。有时眼神对上了，对方会向我们招手，并笑眯眯地问：‘吃饭没啊？’他们家住的是靠里的小楼，也有两层，但比起佐藤府是要小多了。朝里的房子有两栋，背靠着背修建，分别住着张家和白家。这样的人家在上海属于中产阶级，不过在那个年代大部分人经济条件都很落后，所以那时的中产跟现在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佐藤家的前院十分宽敞，后院的一排围墙紧挨着旁边的建筑，围墙外就是其他人家房子的后部。站在二楼外阳台上用正常音量讲话，对面人家可以听得一清二楚。

“这两家人家庭成员非常多，大部分人的脸我都认不熟。当时的中国提倡人丁兴旺，几世同堂，但听父亲说这两家是形势所迫才选择一大家子住一起的。”

“形势所迫？是为了要躲避战乱吗？”奈美问道。

佐藤辉子点点头：“不错，有这方面的原因。还有就是，农闲时不少人从乡下来大都市谋个营生。再加上像祖先的忌日或者过冬至之类的节庆的时候，大家会从各处赶来，回到由长子继承的祖宅来团聚，所以上海的人口流动性很大。张家跟白家的当家都碰巧身为长子，逢年过节家中自然热闹。记得白家的亲戚里有位姑娘跟我年纪一般大，日语说得可厉害了。我们就在那阳台上聊了不少，一问才知道她跟自家哥哥一同去日本留过学，难怪日语说得这么好。她说家住得不远，明天回去了，随时可以再过来。”

这话题扯远了，芙美有些捺不住性子，便催促似的问：“您跟她关系很好吧？”

“是啊，和她很聊得来。倒不全是因为交流起来没有障碍，就觉得这姑娘心眼儿好。只是没想到她已为人妇了，并且先生还比她大五岁，这让我有些吃惊。”

佐藤辉子说这话时，想必还没意识到那时的自己也早已到了适婚年龄，跟她年纪相仿的女性大多步入了婚姻。况且在旧时的中国，女孩子更是早早就被许配出去。

对面那姑娘名叫白珠璃，佐藤辉子平日里都用中文的发音唤她珠璃。

“井崎大尉失踪快一个月时，我有一天偶然碰见了珠璃……”其实那次邂逅并非偶然。佐藤辉子从家里出来，白珠璃就一直偷偷跟在她身后，直到走了好一段距离，才装作偶遇的样子，上前去打招呼。

辉子惊讶地问：“真巧，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在跟踪你。”白珠璃倒也坦然。

“为什么？”辉子凝视着白珠璃的脸，发现她的双眼里闪着泪花。

“你怎么了？”辉子轻轻抱了抱她。

白珠璃用一口标准的日语小声回答道：“我哥哥被抓了。”

“什么？怎么会呢？抓哪儿去了？”佐藤辉子有些慌乱无措，完全搞不清状况。

“被日本军抓走了。”

“为什么要抓他呢？”

“因为井崎大尉。”

“井崎大尉？”佐藤辉子感到颇为意外，一个邻家亲戚怎么会知道井崎大尉的名字。虽然军队里展开了大范围搜查行动，但都是秘密进行的，并且宪兵也要求知情人三缄其口的。“你别慌，慢慢说。”辉子说着，放在白珠璃肩头上的手也不由得握紧了些。

“其实当时我才更慌张呢，”辉子笑笑说，“人家来找我，肯定是都做好了准备的，要说什么心里有数，我劝人家别慌，不是说反了嘛。当我从她嘴里听到井崎大尉的名字时，早就六神无主了。”辉子优雅地饮尽了杯子里最后一口红茶。

“我再去沏一壶吧？”芙美问。

“那麻烦你了，我这故事才刚起头呢。”佐藤夫人趁芙美泡茶的这会儿工夫，歇了口气。见芙美回来了，佐藤夫人又开启了话匣子：“想来也蠢，我居然问珠璃怎么知道井崎大尉的。她哥哥被日本军抓了，井崎大尉不就是抓地下工作者的吗，原因不是显而易见吗？珠璃跟在我后面，一直走到人少的林荫道才把我叫住，为的就是掩人耳目。她提议说假装我们在散步，这样讲话更方便。我们尽可能地保持平静，缓步向前，只是说到伤心处，她还是忍不住抽泣起来。在林荫道漫步时，珠璃给我讲了她哥哥的故事……”

“珠璃第一句话就说自己哥哥是个爱国主义者。”佐藤夫人接着说，“对于爱国主义者，我的理解是当祖国遭遇入侵时，那些竭尽全力将外敌赶出属于我们的疆土的人。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我怎么也无法将这个事情与珠璃的哥哥联系到一起。所以听她讲完，我在那儿愣了好一会儿。珠璃看我没反应，继而又表示她自己以及她的丈夫都是爱国人士，所以认识井崎大尉并不稀奇。我当时条件反射似的问了句为什么。”

奈美觉得她能够体会辉子的心情，毕竟井崎大尉差点儿就成了自己的丈夫，现下从站在对立面的爱国人士口中听到他的名字，一时间无言以对也实属自然。

“她问我知不知道井崎大尉是做什么的。这个问题让我很犯难，我只能告诉她，我知道井崎大尉是在军队里做事，因为工作内容对外保密，我也就没多问。然后她说，既然如此，那便由我来告诉你吧。说完还笑着耸了耸肩，可眼里却写满了悲伤。珠璃解释之前，还铺垫了一句，‘对于日本人来说，可能只是奉命行事而已’。不行啊，珠璃对我说的话，我不能透露给你们。我只能告诉你们一点，在那个特殊时期，日本军对抓到的地下工作者的确实施了惨绝人寰的暴行。”

奈美点点头，虽说自己的想象力谈不上多丰富，但想想“人间地狱”大抵可以用来形容那些狰狞的画面了吧。

“珠璃的哥哥作为杀害大尉的犯罪嫌疑人，被抓进了‘地狱’。她哥哥叫黄亮，是不是本名，珠璃不肯透露。在中国，女性结婚不用从夫姓，既然是珠璃的亲哥哥，也应姓白才是，可见这‘黄亮’是化名。想必是为了家人不受其牵连，才隐姓埋名的。”

“既然是隐姓埋名，那珠璃为什么会知道她哥哥的事儿？就算知道哥哥被宪兵抓走了，那她怎么知道这事儿跟井崎大尉有关？”奈美问。

“你这孩子心倒是细，我那会儿都还没意识到呢。后来想想大概因为珠璃也是地下组织的成员之一，再不然就是听哥哥的同伴讲的。但是地下组织的情报是不能外泄的，即便是家人也要严格保密，所以可以断定她也是其中一员了。这女孩子可不一般啊！这之后她丈夫去了重庆……”

说到重庆，奈美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王教授。因为日军入侵，战区与租界被划分开来。为保周全，家人分离的例子不在少数。信中的壶与盘就差不多是在此时登场的，奈美预感终于要讲到正题了。

“听说珠璃的婆婆有病在身，不宜远行，所以珠璃才留在上海照顾的。”

奈美一听这话，就知道故事对上了。珠璃肯定就是王教授的妻子！王教授就是在重庆得诺顿先生相助的。

“我们在林荫道继续漫步前行。珠璃说到哥哥会受刑，眼里满是痛苦，她时而哽咽的样子让我揪心。我环顾了下四周，觉得一切已然天翻地覆，世界再不像从前那般多姿多彩，转而化成凝重的黑与白……”佐藤夫人看向大海，对岸的淡路岛逐渐模糊了起来。她把眼睛眯成一条线，好似沐浴在强烈的阳光下。“珠璃讲得那样真切，让我置身其中，仿佛是我在严刑拷打她的哥哥。我心里难受极了，竟下意识地对她说了声对不起。说完，珠璃抱了抱我。”

伴着佐藤夫人的口述，奈美闭上双眼，想象着四十多年前，上海的那条林荫道。奈美从未去过上海，但那种着法国梧桐的林荫道，如同黑白电影般清晰地映入眼帘。树下相拥的两位女性正在窃窃私语。

佐藤夫人用珠璃的口吻讲道：“日本军营里也不全是黑心肠。他们来到中国，虽说只是按上级指示做事，但逐渐有一部分人看清真相，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疑问，可是仍不得不服从命令。他们思考怎样才是真正的正义，面对当下的形势，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我们称这样的军人为‘军中良心’，而井崎大尉就是其中之一，再加上他拥有过人的才智，所以我们是断断不会伤害他的。”

佐藤夫人讲述时用了“我们”这个字眼，想是已经默认珠璃为地下组织的成员了。

林荫道很快就走到了尽头，前方被一栋豪宅挡住了去路，二人只好原路返回。

“日本的宪兵挺有本事的，能查出我哥哥与井崎大尉有过接触。”

“什么接触？能说明白点儿吗？”辉子问。

听到这儿，奈美的脑内小剧场正将画面调成慢速播放。

“井崎大尉身处机密部门，才能出众。作为参谋，他制定的作战计划让无数地下工作者栽了跟头。随着被抓捕入狱的中国爱国主义者日益增多，井崎大尉内心的煎熬与矛盾也越发强烈，良知也正经受着莫大的考验。这时我哥哥觉察出了端倪，进而想方设法与大尉进行了接触。”珠璃把声音压得很低，不过依旧能感受到她的满腔热血。

“为什么你哥哥会觉出端倪呢？”辉子有疑问实属自然。

“哥哥有两个同伴渗透进了井崎大尉的工作地点。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日本人。中国人在基地里负责打扫以及收拾餐具。为了防止有人毒害大尉，给他送餐的都是日本兵。虽然不能直接接触大尉，但就算是收拾残羹剩饭，也可从中了解到大尉的精神状况。那位日本的同伴则负责整理图书室，图书室里有一大堆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书籍，他就借着这些书，跟大尉聊起了时下的局势。大尉也是从这位同伴口中得知，如果他脱离军队，会有愿意吸纳他的组织，这便给了他离开的信心。其实日本军方也在暗中派人监视大尉，不过在他去你家时，会稍稍有所松懈。”

“为什么？”

“你们不就差办婚礼了吗？”

“还没说到那份儿上呢。”辉子否认了。

“可大家都是这么传的。有谁会拒绝陆军大学的优等生呢？毕竟这世道，军人才是人上人。”

“随他们怎么想吧。”

“去佐藤府对井崎大尉来说是个难得的机会，终日被人盯梢，要是笑眯眯地说去未婚妻那里，也能让那些眼线稍稍放松警惕。”

“你的意思是说，井崎大尉已经脱离日本军方了？”

“没错，可以说是舍名弃利了。”

辉子惊讶得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即便珠璃言之凿凿，辉子对她的说辞也未必全然相信。

“井崎大尉没有死，我哥哥作为杀人的犯罪嫌疑人被逮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那你哥哥直接这样讲不就能出来了吗？”

“当然不行，如果被人知道我哥与大尉暗中接触，并把他送进了反战联盟，那他肯定就死在狱中了。只有让日本宪兵相信井崎大尉是自愿脱离军队，无人帮衬，我哥哥才有可能逃得出来。在此之前，万万不能提跟井崎大尉的关系，否则我哥哥定人头不保。”

“嗯。”辉子觉得真相的迷雾似乎被一层层拨开，可还是有些令人费解的点。

“我们得救哥哥性命！”

“那是自然。”辉子想也没想就应了这话。这个名叫黄亮的人，于辉子而言只是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就是逢年过节，在白家也没见着有这号人物。且不说这，救人性命肯定是当务之急。

珠璃停住脚步，双手合十，对辉子说：“请帮帮我！”

“可我能做什么呢？”

“要井崎大尉用电话向日军坦白是自愿脱队，这根本不太现实。说是为了和平离队，但日军肯定会把他当成叛徒处置，再说现在大尉身边也不可能有电话。所以还得麻烦佐藤姐姐你了。”

“我没听明白。”

“也就是说，我想请姐姐告诉日军，井崎大尉给你来过电话，坦白了真相。”

“什么？为什么他会给我打电话？”

“因为你是他的未婚妻啊！给爱人留下最后的信息，不是很自然吗？这样做是最稳妥的。”

“听完珠璃的话，我沉默了。据她描述，井崎大尉厌倦了战争的血雨腥风，不想再做杀人的指挥官，于是投身和平事业，放弃了军衔。井崎大尉活着，而她的哥哥却被冠上了杀人犯的罪名，经受着严刑拷打。珠璃现在一心只为救哥哥出狱。”

奈美应道：“这不就是捏造事实吗？”

芙美也表示：“这不摆明了让您撒谎吗？”

佐藤夫人辩解说：“不过听珠璃的口气，井崎大尉心中确有此意，只是无奈无法跟外界联系，才出此下策。”

“那您最后按珠璃的意思去做了吗？”芙美问。

“我就站在那儿，一直盯着珠璃的眼睛。那双明眸圆溜溜的，还不时闪着光。那时，我倒觉得自己的眼眶湿润了。但可不能让泪水模糊了双眼，不然怎么能看得清她的真心呢！我就这样凝视了她好久，珠璃丝毫不闪躲，自觉自愿地敞开心扉与我对视。”

芙美与奈美面面相觑，似乎都明白这气氛是容不得两姐妹插嘴的。两人尽可能地想象当时的场景，但无论如何脑袋里都出不来那画面。因为实在难以把平日里温和柔美的佐藤夫人，与“目光凌厉”这个词联系到一块儿。

佐藤夫人补充道：“我当时必是眼神犀利，让人浑身难受吧。那样死死盯着她看，估计让人感觉我面目狰狞、形同夜叉。”说完，她放下茶杯，将双手置于膝盖上。

两姐妹未置可否。过了半晌，奈美才开口：“我觉得可以理解。”

珠璃拜托佐藤辉子撒谎，以救哥哥性命，辉子是在考量其中的轻重利害。若是瞒过了日军，或许珠璃她哥哥就能无罪释放。可如果珠璃关于大尉的那套说辞是全然虚构的，那辉子决不能贸然答应此事。要是在辉子联系了日军以后，井崎大尉的遗体就被找到了，那该如何是好？最糟糕的是，井崎大尉的遗体在辉子去电之前就已被发现，那谎言不就不攻自破了？事关军队里的最高机密，辉子很可能因此被捕，一番严厉审讯肯定也是免不了的。再者，即便辉子的父亲在日军心中地位不低，此事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轻饶的。佐藤辉子虽是温室里的花朵，但起码的防范意识还是有的。平日家里也请了老师教授辉子英文，所以除了日本的新闻之外，辉子也会读读英文的报刊。较之普通的日本滞留者，她对于时局的认识要深刻得多。

日本正把全部精力放在应对时局变故上，与英美的关系亦日趋恶化，这些情况辉子心里都有数。辉子心想自己要是被捕，要如何交代此事呢？把白珠璃给供出来？那岂不是会牵连无辜的白家一家老小？若真如辉子猜测，白珠璃是地下组织成员，那在当局介入之前，珠璃定当跑得无影无踪了。她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自保，也同样是为了保全家人。不过于辉子而言，便是四面楚歌了。即便珠璃没走，被抓去经受住了严刑拷问，也难保在意识迷糊间不会吐露出同伴的名字。起初，这样的例子辉子曾在茶余饭后听朋友闲聊过，却不曾想自己有朝一日竟可能会走进这个令人闻之色变的世界。

“亏得珠璃眼神坚定。倘若我在她目光中看出一丝一毫的犹豫，我必然不会为她冒这个险。”

芙美附和道：“那是自然。”

佐藤辉子接着讲：“结果，还是我不敢再直视她的眼睛了。”

“是吗？”说着奈美看向佐藤辉子的眸子，大概辉子是察觉到了奈美投来的目光，索性闭起了双眼。

“在这场对峙中，我输给了珠璃，先笑出了声。”佐藤夫人微笑着睁开双眼，一双大眼睛明亮动人。

奈美把视线移向了别处。

四十多年前面临的抉择，就算是换成现在，佐藤夫人也会做同样的决定吧。

“我对珠璃说了，跟你一起不管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我都奉陪到底！”佐藤夫人两眼放空，思绪像是已飘到旁人到不了的远方。

奈美脑海里不禁浮现出林辉南的模样，试问自己能否为了这个人，出生入死都不怕呢。奈美觉得故事的主角仿佛变为自己，在台下听戏的她，此刻站在了聚光灯下。辉子的经历里本应该没有奈美这号人物，但这两段看似平行的故事线，似乎迟早会有相交的那一天。

芙美在一旁问：“听您这么说，珠璃肯定很高兴吧？”

“我记得那时候，梧桐树叶的影子刚好洒在珠璃的脸上，所以她的表情我看不真切。我想与其说是高兴，倒不如说她一开始就料到了我会答应。珠璃回答我说：‘我要带你去的地方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就是真实存在的人间。而我也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努力想要活得有个人样。’”

芙美有些吃惊地问：“珠璃真这么说的？”

“当然。”佐藤夫人自说自话似的应道，“虽然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但她说的一字一句我都牢牢地记在了心里，那场景恍如昨日。珠璃最后那句‘人样’还是用英语讲的，human being。这个发音我到现在还清晰地记着，仿佛依旧在耳畔回响。毕竟那是我一生中唯一的秘密，记忆如此深刻也不足为奇了。现在想来，那段日子是我漫漫人生路上最为闪光的时候了。”佐藤辉子说这话时的语气，就像是一个正值芳华的女学生。

“撒个要命的谎，还成了最闪光的回忆？”芙美这话问得倒也有趣。

佐藤辉子捂着嘴，咯咯地笑起来：“你以为撒谎容易啊？没有切实的把握，怎么敢胡诌呢。我跟井崎大尉要不是恋爱关系，也办不了这事儿。再者，你还得有点儿演技吧，不然人家怎么可能会买你的账。要说演，姑娘家或多或少都会的，平日里吹个牛满足下虚荣心总是有的吧，太老实的姑娘就显得太呆板无趣了。不过这件事可不只是添油加醋那么简单。我一遍遍地告诉自己：“你必须融入角色中去，让人真的以为你深爱着大尉，最好是把自己都骗到。”

芙美傻傻地问：“那您告诉自己的话念出声过吗？”

听得一旁的奈美都忍不住扶额了。不过，佐藤夫人还就是喜欢儿媳妇那股子傻劲儿。

辉子微笑着摇摇头：“那倒不至于。或许我嘴里也时不时碎碎念叨两句吧。我当时拼命地想把这个角色塑造好，到了近乎狂热的地步。可是，我越是强迫自己演，越是力不从心，在一些细节上老是感觉别扭，然后就越发不自信起来。我刚才说没有把话念出来，可能不太准确。我记得好像那会儿，对自己一个劲儿地讲‘喜欢他’之类的话，想象小鹿乱撞的感觉，调动起自己的情绪。这是最开始的准备阶段，第二步是想好拨电话时要怎么说。因为这是大尉对自己爱人的留言，我还得假想自己是大尉，站在他的角度去遣词造句。”

“真是不容易，演员、编剧都让您一个人承包了。不过，妈这么有才华，肯定没问题的。”芙美说道。

奈美一直默默地听着，任由芙美问傻问题，这样辉子还能讲得更详细些。

“不是有没有才华的事儿，我觉得既然答应了，就得尽可能把事情办好。在跟军队联系之前，我必须先告知父亲。这事儿才更让我为难，毕竟是父亲举荐的人，他知道了心里肯定不好受。”

芙美轻轻晃了晃脑袋，噘噘嘴说：“我跟奈美虽都是战后出生的，但可以想象军人擅自离开部队这种事儿肯定是要命的。”

“你们知道‘非国民’这个词吗？不承认你是一国之民，就意味着不把你当人看，直接贬为畜生，或许更甚，连畜生都不如。我要是告诉父亲，您给女儿选的好女婿是个非国民，他会怎么想，是伤心还是震怒？我猜都不敢猜。面对父亲，我多有不忍，本来有好多次提起的机会，都让我白白放走了。可是一想到珠璃的哥哥还在牢狱中受苦，我这一耽误，或许会让他性命难保。最终还是鼓起勇气，告诉了父亲。就在我与珠璃一同漫步林荫道的两日后，也就是珠璃来电的第二天。”佐藤辉子说到此处停下了。

事情要做就全套，不能露出破绽。珠璃的来电便是为了让戏更加真实可信。白天，辉子的父亲会外出工作，但家里还留有几个帮佣，不煞有介事地打个电话，怎么能糊弄过去呢？珠璃早就想好了要用这一招，在林荫道漫步时，就吩咐辉子第二天早上守在电话旁，铃声一响立马就接起来。本来珠璃想当天就拨的，不过时间已近傍晚，辉子的父亲在家定会率先拿起听筒，只好作罢。父亲身为一家之主，但凡在家都不会让旁人接电话的。某一日，辉子的母亲接听了电话，却忘了将别人委托的事转达给父亲，因此父亲破天荒地责骂了母亲。从那以后，母亲就十分排斥电话，若非不得已，绝不会拿起听筒。珠璃与辉子约好上午联系，此刻母亲大多会在厨房，用正常音量讲话是不大可能听见的。

电话铃在上午10点响起。熟人都知道主人白天不在家，所以一般不会上午来电。挑这个时间段拨过来，辉子的母亲也多少会留有印象。挂了电话后，辉子还得表现出异常的情绪，让母亲觉察出她的烦恼。

辉子来到母亲面前，捂着脸摆出一副郁郁寡欢的模样，母亲果然注意到了，并关切地问：“你怎么了？”

“有点儿头疼。”

母亲见状眉头一紧：“是不是感冒了？”

辉子条件反射似的补充道：“不是感冒，就是有点儿头疼而已。”

母亲似乎松了口气。身为人母，子女身体抱恙，不可能不担心的。没什么大毛病，单是头疼的话，过段时间就会缓解，年近五十的母亲也犯不着操心了。到这里铺垫得差不多了，辉子也稍稍放松了些。

佐藤夫人用手指敲了敲窗户玻璃，接着说道：“我告诉父亲后，他并没有惊慌失措，当然惊讶还是有的，随后只是一脸凝重地轻声低语着‘无奈啊’。”

佐藤夫人把关键的地方一笔带过，惹得儿媳妇有些不满：“妈，您到底怎么跟外公说的啊？”

佐藤辉子苦笑道：“你就这么想知道啊……我这辈子就编了这么一个剧本，讲讲也罢。内容大致是井崎大尉突然来电说：‘佐藤小姐，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想要坚守自己的底线，因而毅然决定离队。我与你两情相悦，可现如今已是逃兵身份，我断不能将你置于水深火热之中，此前共度人生的约定，就当我从没提起过。从表面上看，我背弃了国家，可我实则是在救国啊！为此我不惜选择了最为艰难的一条路。若是旁人不懂也罢，但我希望你可以理解我的用心良苦。我本想默默地离开，又怕你为我牵挂。最后容我道一句，各自珍重，后会无期。’我这样说着说着，就红了眼眶，泪珠大颗大颗地往下掉。那时候可真没在演戏，想来，我是被自己塑造出来的井崎大尉给感动了吧。”

“然后外公就说了句无奈？”芙美显然是要刨根问底了。

佐藤夫人再次苦笑着回道：“都过了这么多年了，哪儿还能记那么确切啊！反正我能回忆起的都说了，不能保证每句话都对，但大致是没错的。当时，你外公说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透露了些自己的看法，他说得断断续续的，所以我也只记得些片段而已。”

“他说了什么？把您记得的都告诉我们吧！”芙美不依不饶地催促辉子往下讲。

佐藤夫人看向窗边，又开始用指尖轻轻敲击玻璃，似乎在逃避儿媳妇与奈美的目光，但其实她真正不想面对的是与亡父的那段回忆。

“他说，可以理解井崎先生的心情。其实父亲在平日里的言语中也时常流露出对日本现状的担忧。父亲说，我与井崎先生的关系竟如此亲密，这让他很意外。他平时忙工作没留意，也没听母亲提过此事。若不是母亲太不敏感，就是我藏得太深了。”

“这可真是冤枉外婆了。”芙美道。

“是啊，怪可怜的。该讲的话都已告知父亲，我心中的石头也算落下一点儿了。更让我安心的是，父亲提出要替我转达给军方。现在想想，理应如此，可当时我傻傻地以为得自己去说，把自己吓得够呛。”

“这样最好了。”奈美自然而然地应道。

“是啊！”辉子接着讲，“父亲还鼓励我不要怕，叮嘱我说，军方来盘问时，一定要镇定自若，人家问什么，就老实交代。你问心无愧，堂堂正正地面对就是。”

“然后宪兵队的人就跑来做各种烦人的调查了吧？”芙美催着辉子往下说。

“来是来了，倒没我想象的那么难缠。可能是因为父亲早就提醒过我，所以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其实我感觉他们有意在规避一些问题，问来问去也就那几句。我就按写好的剧本说，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讲。我本无过错，或许在宪兵的眼里，我只是个被心爱之人逃婚的可怜人罢了。平日里都知根知底的，反而会同情我的遭遇吧。现在想来，他们的问题也确实没有刁难之意。”

宪兵问辉子：“井崎的语气跟平时有什么不同吗？”

“不知道他是在哪儿拨的电话，感觉信号不太好。为了让我能听清，他特意提高了音量讲话，所以听上去比平时声音更洪亮。”

“哦？会不会是有人假扮井崎，模仿他的声音说话，但音量没控制好？”

“不会，我很肯定是他本人。他说话结尾那语气我很熟悉，况且他还谈到了只有我们两人才知道的秘密。”

“什么秘密？”

“我们两人约好相伴终老。”辉子听了父亲的话，答什么问题都坦坦荡荡的。

“电话那头有没有杂音？”

“时不时会传来哗啦一声。”

“您说时不时，是指有规律的间隔，还是杂乱无章的？”

“这我倒没怎么注意。不过，仔细一想，好像还真是规律的。”

“还有其他的杂音吗？比如说机械的噪声？”

“没有了，就只有哗啦哗啦的响动。出现这个声音时，井崎大尉会偶尔停顿下来，我以为是信号不好，也没多想。”

“冒昧地问一句，您与井崎大尉私订终身，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正好是三周前的星期四。”

“从那之后，你们见过几次面？”

“三次。”辉子写的剧本果然周密，还好涉及这些问题，问答起来底气十足。

“具体时间呢？”

“这我不可能记得那么清楚，再说我平时也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我记得其中有一次是在家里见的，一次是一起看了午夜场的电影，还有一次是出去喝茶了。”

“井崎当时穿了什么衣服？”

“三次都是穿的便服。”

“看的什么电影？”

“卓别林的《摩登时代》。”

“你们见面都聊些什么？”

“都是些私人的事儿，聊聊家人的性格之类的。”

辉子与井崎大尉刚认识那会儿，井崎就表示可以入赘。辉子的母亲便问了问井崎的家庭情况，辉子本不关心，但还好当时听进去了，心里对井崎的家人有个大概的印象。辉子心想要是被宪兵问及此事，自己也不会乱了阵脚。不过，宪兵并没有深究。

“还有呢？是否聊到时局问题？”

“他提到日本与美国关系恶化，未来的时局会更加动荡。”

“关于此事，他有什么见解？”

“没详细说，只是言语间流露出要做好心理准备的意思。”

“您听他这么讲，做何感想？”

“我也说不好，只是迷迷糊糊地觉得，今后跟他成家了，每天都得听他这么念叨吧。”

宪兵听着辉子的话，苦笑着歪了歪脑袋。辉子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待嫁的少女，满怀心思地憧憬着婚后的生活。

宪兵问：“您是不是觉得有些不耐烦？”

“倒也没有，就是觉着怎么不聊点儿轻松的话题呢？”

宪兵突然严肃起来：“现今形势紧迫，他身为大尉，身上的担子很重，哪儿有闲工夫跟你聊风花雪月。”说完又恢复了平静。

宪兵之后反复问了两遍，井崎大尉有没有在电话中透露准备去何处、做什么。辉子一一否认，对方也不再追究。可见这宪兵也不是胡搅蛮缠的人。

“井崎既然下决心离开，那对自己的行踪自然是会缄口不语的。”

辉子感觉宪兵说这话，就是根本没指望能从自己口中套出什么有用的信息，只是例行公事问问而已。

佐藤夫人回忆道：“宪兵说还要再审讯我一次。当时总共就审了两次。”

芙美细细地问：“那第二次是传到机关里去审的吗？”

“没有，还是来的家里。之前来的人第二次也跟来了，还带了位年纪稍长的人。那个人穿着一身西装，但他肯定也是军人，因为他的额头上方没有被阳光晒过的痕迹。虽然常戴帽子的不只是军人，不过他的言行举止很明显就是军官的做派。”说着，佐藤夫人把放在额头上的手缓缓放下。

“军官的做派？就是说他很傲慢自大吗？”芙美问道。

辉子轻轻摇摇头：“正相反，他表现得彬彬有礼。他两鬓斑白，虽然有些秃头，但给人感觉高雅而又威严。我父亲尊称他为阁下，想必是个大人物。”

“应该是军官的头儿吧。”芙美信口一说。战后出生的女孩子，哪里懂军队的阶层头衔。

“在当时将官以上级别的才能称阁下，少将也可称阁下，但未必是指将官的头目。能当上少将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第二次审讯肯定比上次更严吧？”

“并没有。”

芙美天真地问：“不是说来了大人物吗？”

“正因为这样，才更不会严刑逼供了。现在也是如此，官衔越高的人做起事来越是稳重。”

“第二次审问，出什么新招了吗？”

“依旧老调重弹，只不过相比第一次，这回显得更轻松了。”

“那为什么还跑一趟，带个大人物来装腔作势？”

“肯定是上面的人不放心，想亲自过来确认才妥当。他看着一副和蔼平静的样子，目光可锐利呢！我说没说谎，仿佛都逃不过他那双眼睛。”

“笑里藏刀的人，想想都心里后怕。”芙美耸耸肩。

“我后来还时不时回想起当年的场景，但是那位阁下的名字却怎么也记不起来了。或许是大脑自动过滤掉了不好的回忆。说实话，我隐隐觉得，那人似乎已经觉察到了我在撒谎。”

“此话怎讲？”

“我只是猜测，直觉如此。也许是我做贼心虚吧。”

奈美插话道：“怎么会呢？就算婆婆是在捏造事实，但井崎逃走是确有其事啊，那位阁下真的能辨清孰真孰假吗？”奈美这会儿终于从自己的世界缓过神来，乖乖当起了辉子的听众。

“话虽如此。那时毕竟年轻，沉不住气。撒了谎，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

芙美接过话头：“我觉得未必都是假的。井崎逃走是事实，他心里有您，肯定也想过要联系您的。”

“你何出此言呢？”

“您看，您现在都这么标致，二十多岁的时候，还不美得跟个仙女似的！井崎大尉一定被您迷得不行，自己不方便拨电话才让那姑娘来代为转告的，就那个叫白什么圣诞来着……”芙美记不起白小姐的名字，还冷不丁冒出一句“圣诞”。

奈美小声提醒道：“人家叫珠璃。”

“其实，我还真这么想过。是不是太自恋了？”辉子倒也不否认。

“没有的事儿。”芙美急忙摇摇头。

“我有时会觉得我同宪兵讲述的情况就是事实。但是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他真的已被人杀害。面对宪兵的审问，我太过镇定。若是某一天，井崎的尸体被发现了，我肯定会因为做伪证而被打入大牢。想想还是很可怕的。而且，那段时间珠璃没有与我联系，想必是知道我周围戒备森严，她不敢轻举妄动。否则要是最终没有救出她的哥哥，那我这场苦情戏不是白演了。”

“那最后救出来了吗？”芙美迫切想要知道下文。

“过了很久，我才得知她哥哥已经出狱。珠璃坦言，没有与我联系，一来是碍于戒备，二来她对我充分信任。”

“过了很久，到底是多久啊？”芙美在有些问题上还真是斤斤计较。

“差不多一个多月吧。我整日惴惴不安，心里感觉像是过了半年。事情都过去四十年了，当时的心境我到现在都能体会。反而是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倒记不清了。”佐藤夫人神情落寞地歪了歪头。

“这段往事是发生在1941年的春天吧。”奈美对这年份很是上心。

“是啊。那时候大概是早春时节，空气中还有些寒意。我记得上海比这边更冷一些。那时年轻火气足，倒也不觉得冷，也许是顾不上添衣加袄，挨了冻而不自知。”佐藤夫人半眯着眼，像是陷入了回忆。

芙美不合时宜地插嘴道：“那珠璃是用电话联系您的吗？”

佐藤夫人和蔼地说：“不是的。我记得那天穿了外套出门。本来还犹豫要不要穿呢，但似乎有些感冒的症状，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套上了。在参加完聚会回来的路上，觉得外套有些沉，准备找个没人的地方脱掉。我扭着身子，正要脱掉一边袖子，结果外套自己就滑下来了。我纳闷儿地转过头一看，原来是珠璃站在身后搭了把手。珠璃笑盈盈地看着我，我问她黄亮放出来了吗，她点点头，随后笑着的脸上挂满了泪珠。阳光照在她脸上，泪珠晶莹剔透的。我受珠璃情绪的感染，也不禁流下眼泪。我一边给她道喜，一边吸了吸鼻子，还傻傻地辩解说，我没哭，就是感冒了。珠璃一听，立马就要把外套给我重新穿上，我说不用。两个人就在路边说来劝去的。真是奇怪，这些小细节我都记得很清楚，但后来到底有没有穿上外套，我又记不得了。”

按照这个时间节点，应该是珠璃为表感谢，赠予了辉子那对壶与盘。本以为辉子的秘密就要告一段落了，没想到佐藤夫人还补充了一段内幕。

那时珠璃作为犯罪嫌疑人的妹妹，在哥哥出狱后，赠予辉子礼物，难免会使人觉得奇怪。宪兵队或许已经从别的途径，查出了井崎大尉生死与否，但也可能全盘接受了辉子的说辞。并且，宪兵是否知道白珠璃就是黄亮的亲妹妹还有待查证，所以万不能冒这个险。

恰好两年前，佐藤家有个中国籍的保姆辞职返乡了。她名叫亚灿，来家里做事都十六年了。她辞职时，辉子的家人都对她很关照。听说，亚灿因故离婚，在家乡待不下去了，才跑到上海来工作的。她家境殷实，人也耿直。这些背景，父亲在雇人之初就调查清楚了。亚灿称，出来这么多年，从前的事也没人去提了。家里的弟弟需要照顾，索性就辞职回浙江老家了。辉子小的时候，亚灿就一直跟在她身边，所以两人特别亲。离别之际，二人都泪眼婆娑。

“与珠璃相遇的五日后，我收到了亚灿的来信。信上说：小姐的婚期将近，特赠您吉祥之物聊表心意。正巧近日有亲戚要去上海，便托他代为转交。但其实那是珠璃送的东西。珠璃那日交代了，会用这种方式避嫌。邻居家时常来往的亲戚，亚灿自然也是认识的，况且二人还是同乡。想是珠璃跑去浙江求亚灿，给我写这样一封信。亚灿上过学，信还是会写的。之后过了一星期，一位面善的大叔给我送来了包裹，正是那对瓷器。大叔说，这是祝愿新人幸福美满的结婚贺礼，还用浓重的浙江口音解释了这瓷器的由来。我父亲中文虽好，也架不住方言的攻势，有一半内容都没听明白，但大体意思就是讲这瓷器饱含了丈夫对妻子的爱。这话我也听珠璃讲过，她希望我将来的丈夫也能像瓷器的主人那般疼爱妻子。这么美好的祝愿，我自然心存感激地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