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赤脚》讲述的是《青青校树》之前的那段岁月，即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时期——捷克被纳粹德国侵占并被更名的那段时期。我在2002年动笔写这个故事，在记忆的内存里搜寻一个个往事片段，令我惊讶的是，它们鲜活地留存在记忆里，呼之欲出。当我的捕获被我的导演儿子预订并且掂量一番之后，他断言那些故事过于单薄，尤其缺乏电影制作不容忽略的戏剧性拱门，仅凭一个童年经历的万花筒难以拍成一部引人入胜的电影。他建议我把童年的伙伴和亲戚当作电影角色，让他们共同参与演奏一场完整的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有序曲、主旋律和尾声。

在当时我对儿子的意见并不认同。我认为，作为编年史不应该改变真实发生的历史，我把那些人物存入电脑，让他们安睡了十年。当我在2012年重新把他们唤醒，连我自己都感觉在读一个陌生的故事。我豁然开朗，眼前这个故事它缺失什么，如何去修复和弥补，都了然于胸。而且，相比切割自己的肉，人们似乎更擅长切割别人的。我给原有的故事赋予了全新的形式。

我的童年故事于是变成那个羞怯的布拉格小男孩艾达·苏切克的故事，他跟随父母搬迁到乡下，在那里生活并且学会了赤脚走麦茬。

当头几行文字跃然于纸上，接下来就好写了。很久没有动笔的缘故，我如同一台长年没有润滑的造句机器，望着稿纸，殚精竭虑地寻找合适的辞藻填入。当我笨拙地合上闸，机器艰涩地启动起来，呈现的文字却索然无味。

我要记录下生命里那一段时光，它似短暂的间奏曲深藏于我的记忆。

在我七岁那年，一个小男孩，全家骤然搬离布拉格，到乡下生活，在乡村度过两年时间。当时那种全新的感觉冲击着我，至今它仍然浮游于记忆潜流里的某一处，如同蛰伏多年的大鱼，也许应该捕捞出水。对此我酝酿良久，然而心存疑虑。我一向如此，在我抓住某个通体发光的物体之前，这种感觉挥之不去。

为了潜心其中，昨天傍晚，我走向清冷的秋日田野散步，在泥泞的土路上我跪下去。在七八岁时我就拥有了跟现在同样的眼睛，只不过那时候距离地面更近。我在地上跪着，膝盖吱嘎作响，路沿的树木悠然生长起来，道路宽敞，延伸开去，眼前的地面上有树叶、树枝、砾石、拖拉机轮胎的痕迹。它们变得那么近，触手可及，我想把它们抓到手里。我的举止荒谬可笑，一个皓首老人跪在乡间原野，乞求回归童年时代。然而事实就是如此。

伦敦在呼叫

我们家收音机的调谐旋钮上，贴有一个边角折起的橙色警示标志，警告说：收听外国电台将被处以死刑。爸爸坐在收音机旁，尽管各种杂音干扰，有关前线战斗的报道依然顽强地飘出来，还有非常重要的神秘消息，因为播音员要重复两遍：“埃米尔将骑女式自行车到达，埃米尔将骑女式自行车到达。露西期待圣诞节，露西期待圣诞节。古斯塔夫，宴会被无限期推迟……”

“这些是给伞兵的加密信息。”爸爸解释道。

“它们是什么意思呢？”我问。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因此是加密的，让德国人无法破译。”

妈妈给我一个吻，道过晚安，她要我发誓：“你千万不能出去说爸爸收听伦敦电台的事，就是小伙伴也不行。”

我点点头。

躺在床上，在进入梦乡之前我悄悄学舌：“埃米尔将骑女式自行车到达，埃米尔将骑……”

发电厂

我们家住在布拉格郊区的发电厂里。所有人都这么说，电工出身的爸爸更内行，他对我解释说，其实我们是住在变电站里。从远程发电厂如埃尔维尼策或施杰霍维策一路绵延过来，汇集了数不胜数的电线杆。我们坐在火车上时，爸爸看着原野上一根根电线杆就会说：如果有一天你迷路了，只要沿着电线杆走，就能找回家。通过这些下垂的粗电线输送出来的电力会危及生命，因此它需要在我们变电站里转变为较弱的电流，虽然同样会危及生命，但没有那么危险了。如果没有我们的变电站，布拉格就没有电车行驶，夜晚将一团漆黑，跟钻在麻袋里似的。

致命的电流在被驯服的过程中，发出嗡嗡的响声，天天不绝于耳。每次有人来我们家做客，父母将他们领到花园里，客人们总会问：“你们不嫌烦吗，这么大嗡嗡的噪音？”爸爸回答说：“习以为常，我们已经听不到了。”

我们就像一个磨坊主，日子久了谁会留意磨盘发出的当啷声呢，除非它停下来。

我们住在电厂提供的员工公寓里，每家带有一个小花园。厂里还设有网球场和排球场。在网球场上打球的人都一袭雪白的运动装，那些人住工程师别墅。其他员工打排球，穿短裤和运动装，或者什么都不玩。

我们这个变电站很重要，所以周边设置有围栏，人们从两个大门出入，谁没有带钥匙，必须经过收发室，否则就进不去。我会用水果折刀开门，但不能让人知道，要不然谁都能进厂里来了。围栏后面是一排长条形房子，我们称为筒子楼，我可不想住在里面，走廊里都能闻见地窖里的气味。

赫拉斯特先生

发电厂里没有动物。只有住在一楼的赫拉斯特先生养的一条狗，取名菲尔达，不是纯种狗。它的血如何变脏的，我不得而知，据说不会传染。我们是好朋友。我还没到上学年龄，因此有大把的时间。在家里，我最喜欢玩纽扣。我把罐子里的纽扣倒在地板上，找出相同的扣子，排成几列。妈妈说：“别老在家里待着，出去走走。”于是，我沿着家门口的围栏区域四处闲逛，用脚来回踩踏在灌木丛里生长的白球球，踩得噼啪作响，白球球的学名叫忍冬雪果。

当菲尔达来我们家门口的楼梯上晒太阳取暖时，我就坐到它身边，伸出手在它两只耳朵之间揉搓，它惬意地闭上眼睛。但它不睡觉，只要一听到主人的声音从一楼窗户传过来，立刻竖起耳朵，睁大眼睛。赫拉斯特先生的声音很容易辨认，因为他口吃。倒不是说他结巴，只是他说话的时候常常被一个词卡住，急得说不出来。例如他问我们：“你有没有看见我家的菲菲菲菲……菲菲菲菲？”看到他被憋得使劲摇晃脑袋，我替他感到难过，于是我说：“是菲尔达吗？”他回答说：“对对。”

排球

我喜欢看大人们打排球。打球时重要的官员们也像孩子一样蹦蹦跳跳，露出毛茸茸的肚皮，兴奋地喊叫个不停。他们的妻子也一样，变成爱弹跳的小女孩。轮到谁发球，都会先喊一声“看球”，然后手里的球发过网。我们小孩子不允许进球场，但是我总要钻进去，在大人们的腿之间跑来跑去。今天是我们公寓楼和旁边大楼打比赛，场外还有一些观众。跑得汗流浃背的爸爸几次气喘吁吁地命令我走开，别在球场上添乱。但我喜欢在网下跳来蹦去，也在打球似的。在我又一次妨碍爸爸错失接球之后，他扇了我一巴掌，一把将我拎到场外，就像提一只兔子那样。众目睽睽之下，我摔倒在地。我委屈得涕泪横流，恼羞成怒之下我喊出了我所知道的最可怕、最有杀伤力的秘密：“我要说！我要说出来，你收听伦敦电台！”

比赛停止了，全场鸦雀无声。爸爸脸色煞白。他一把抓起我的手，把我拽到大楼拐角处，在极度的绝望和愤怒中咬牙切齿地说：“你这浑蛋！你这兔崽子！你自己的亲爸！蛇蝎心肠！”

爸爸找不到更解气的咒语。

恳求宽恕

“爸爸，请你原谅我，我再也不那样做了。”我穿着睡衣站在爸爸的床边恳求。

“如果爸爸被抓走被枪决了，都是因为你！”妈妈在双人大床的另一边火上浇油。

回到自己的床上，我蒙住被子痛哭起来，哭得收不住。

我是个懦夫，是个告密者。

国旗

我独自在家，用小橡皮士兵玩打仗游戏。然后我听到外面传来口令声。我趴到窗前，透过玻璃往外看。在发电厂的院子里，两旁竖起了巨大的木桩，上面缠着粗电缆，那些守卫我们发电厂的德国士兵在进行军事演习。根据指挥官铿锵有力的命令，他们把步枪扛到肩膀上，然后再放回脚边。

我跑向橱柜。我知道后面藏着一件危险的东西。我伸手去后面掏，拉出来一根沾满尘土的长杆子。展开蓝色布料，直到红色和白色出现。这是一面安在条纹桅杆上被严禁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旗。

我又跑去观察了一眼德国士兵，他们仍然在军事演习。我的心怦怦跳起来，像有一把锤子在胸口锤击。然后，我把旗帜从窗台悄悄伸出去，将旗帜展开在窗前晃悠一个来回。接着又晃悠一回。

我小心翼翼地探出脑袋，看敌人如何反应。没有动静，那些人继续在操练，将武器扛上肩再放下去。我双手哆嗦着将旗子沿轴卷起来，塞回到橱柜后面。

我坐在地板上大口喘气，仿佛刚完成了一场比赛。

被女孩子一顿臭揍

我上一年级了。放学后我背上书包准备回家。学校教学楼的墙上倚着一个脸上长满雀斑的女孩。当她看到我时，挡住了我的路。她比我大两岁的样子，她来自斯拉蒂尼区，那一带全是歪七扭八的用杂料搭建起的破旧小房。她一脸愤世嫉俗，身上的T恤污脏不堪。

“那是贝切克的姐姐。”我身后有同学低声嘀咕。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停下脚步，预感将有好戏登场。

“据说你想找抽？”女孩对我说。

“没有！”我如实回答，感觉膝盖开始颤抖。

“你嫌弃我兄弟身上很臭，对不对？”

“没有！”我怯懦地嗫嚅。昨天我确实对贝切克说了这句话。

“但你说了，他闻起来很臭！”姐姐邪恶地笑着走近我。

“有时他身上是有味儿，因为他不洗……”我刚想说，一拳打过来，我眼前一阵发黑。我的鼻子大概被打掉了。我伸手去摸，手指上全是血。

“还击，给她一拳！”有人给我助威。

我握紧小拳头，泪眼蒙眬中在那张布满雀斑的脸上寻找下手的地方，还没等我选好，我的左右脸颊各挨一记耳光。然后，她一推搡，我仰面倒在地上，我书包里的木制铅笔盒发出叮当的响声。

“狗屎！”贝切克的姐姐往地上啐了口唾沫，扬长而去。

“他挨女孩揍了，胆小鬼！”围观的学生一哄而散时，这句话送进我耳朵里。

我哭着朝家走去。

该怎么办

我想成为勇士，我要学会打架，可是家里没有人指导我。妈妈每天反复叮咛：“自己要小心，不要招惹任何人，你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万一你出了什么意外，我也不想活下去了。”妈妈边说边用一块手帕擦拭玻璃镜框，里面是我五岁的哥哥，他头戴一顶小白帽，正对我们微笑，因为他并不知道自己将在半年后死去。而且，我还有一个弱点，我不仅担心自己，我还不敢往别人的脸上动手，害怕伤着对方，万一对方的眼珠子掉出来可怎么办。

晚上临睡前，我反复思量这件事，我知道我应该怎样去做了。那个女孩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我可以战胜她。明摆着她的双臂像芦柴棒一样。最重要的是，我的两腿不能发抖。这始终是我的软肋。我必须变得粗暴起来。如果我当时足够强硬蛮横，结局就会是这样——

“据说你想找抽？”女孩说。

“你想抽我，对吗？”我一脸鄙夷。

“你嫌弃我兄弟身上很臭，对不对？”

“就像一只臭鼬，因为他不洗！”

女孩挥拳朝我鼻子打来，但是我一闪身，一把抓住她细棍似的手臂，反拧到她背后。

“哎哟！”贝切克的姐姐惨叫起来，我腾出另一只手揪住她很久没洗的油腻头发。

“今天回去就给你兄弟好好洗一洗，省得在我旁边臭气熏天！”我对着她的雀斑脸下令。

“没问题，我会用板刷给他搓洗！”女孩唯唯诺诺，我放开了她。

“借过！”我说罢，在众人敬仰的点头哈腰中昂首走回家去。

父母亲

我的父母看起来并不般配，但他们彼此相爱。爸爸要比妈妈矮两厘米。两人一起出门时，爸爸总要戴一顶礼帽，这样能显得个头高一点。爸爸也戴眼镜，但有时他会两眼模糊一片。比如冬天从寒冷的室外走进厨房时，爸爸会因为水汽什么都看不清。因此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摘下眼镜，摸索着靠近妈妈身边，撩起她的围裙擦去镜片上的水汽。

妈妈有一头美丽的秀发，爸爸却是秃顶。在那片光秃的头皮上有一个突起的伤痕。

起因是当年修建埃尔维尼茨[位于捷克北部的小镇。]发电厂时，爸爸爬上高高的吊车去维修，脚下一打滑从高处摔下来，脑袋撞在煤堆上。因为这个事故留下了伤疤，爸爸没有能应征入伍。

当妈妈给我讲述这段往事时，她感叹道：“真应该庆幸，你爸爸摔下来没有丧命。”

如果爸爸因此而丧命，那将是巨大的损失，因为爸爸心灵手巧，样样精通。他钳工出徒，还觉得不够，又学成了电工。他也研究收音机。当时所有人都必须卸掉短波才能收听广播，省得听到外国电台。但爸爸自己发明了一个称作丘吉尔的零件，就是以英国人丘吉尔的名字命名的，那人是希特勒的对头。收听广播时，爸爸就把这个零件插到收音机背后的电子管里。新闻播完后，再把它藏到妈妈的针线筐里。爸爸擅长讲笑话，每次赫拉斯特夫人来我们家做客，爸爸总要讲一些我听不太明白的笑话，而赫拉斯特夫人总笑得前仰后合，满脸通红。

沃尔肖维策桥

我觉得罗森海姆就是个淘气鬼，我们俩结伴从博赫达莱茨一路走到沃尔肖维策。跟往常一样，在天桥上经过车站岔道时，若底下没有火车经过，我们俩总要停留一会儿。一列火车正驶过，罗森海姆出主意说，往火车货车车厢顶棚撒尿。为了不显得像个包，我也掏出鸡鸡开始撒尿。出乎意料的是，桥下突然出现一节没有顶棚遮盖的车厢，里面坐满了德国军人。那个正在吹口琴的士兵直接被罗森海姆的尿柱射中，而他身边那个正在唱歌的同伴被我的尿柱射了个正着。谁都知道尿一旦撒起来是无法立刻止住的，因此好几个德国人受到了同样的“洗礼”。士兵们逐个抬起头往上看，其中一人朝我们咆哮一通之后，抓起步枪朝我们瞄准。太吓人了！罗森海姆撒腿向后逃去，我头脑一片空白，等回过神来，发现自己也在狂奔。

像被猎人追赶的野兔那样，我飞奔了一公里，跑到家门口才停下来。在狂摁一通门铃之后，妈妈拉开门，我顾不上搭话，上气不接下气地绕过她扑进门里。爸爸正为几个客人展示装在酸黄瓜瓶子里的家酿醋栗红酒，我也没有理会。身上的衣服也顾不得脱，一头钻到床上，用被子蒙住了脑袋。

我就那么躺着，牙齿咯咯作响，想象货运车站上正在发生什么——

我仿佛听见疯狂的汽笛声，火车停了下来。德国士兵们蜂拥着往桥上爬。在天桥上，德国指挥官果断下令，将士兵分为两队。一队朝沃尔肖维策去搜查罗森海姆，另一队直奔我家而来。士兵们咔嚓拉开枪栓，把子弹推上膛……

成绩单

我放下后背上的书包，把一年级成绩单交给妈妈。

我们称之为成绩单，其实上面是分别用德语和捷克语写的学校报告。

“全是1分[捷克学校评分制度，1分是最高成绩。]！”妈妈激动地嚷道，“快来看，孩子他爸。”

“嗯，真让我感到高兴。”爸爸说。

妈妈幸福地亲了亲我的额头。

“女老师也亲我了。”我炫耀说。

“什么！她就亲了你吗？”妈妈一脸惊讶。

“她亲了所有得一分的学生。但老师的吻和你的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感觉更棒。老师的吻更柔软，更湿润，时间长。”

爸爸和妈妈交换了一个被逗乐的微笑。

“来自胡斯多列索娃老师的吻，更柔软，时间长，嗯，我也会那么说的。”爸爸说。

“你，你说什么呢。”妈妈嗔怪。

一辆黑色轿车

有人在摁门铃。我打开门，气喘吁吁的姆林科娃夫人闪进屋里：“看窗外！你们快看窗外！”

在敞开的院门后面，停了一辆黑色轿车。司机在车旁绕圈，脚尖不时踢一下轮胎，抽着烟。

“这是谁？”妈妈问。

“盖世太保！”姆林科娃叹了口气。

我全身不觉收紧了。

“他们是来抓赫拉斯特的！”我听到邻居在说。

不说我们也已经看到，赫拉斯特被押出来。他身后紧跟着两个人。一个穿风衣，另一个穿皮大衣。

个头都比不上赫拉斯特先生。我想象中的盖世太保应该人高马大的。

他们走下楼梯到大门口时，脸色苍白的赫拉斯特先生转过身来，向某个人挥挥手。我猜是赫拉斯特太太吧。然后，司机拉开轿车后门，让赫拉斯特上车。先生正上车，这时传来我熟悉的犬吠声，我们看到菲尔达跑下楼梯，跳进车去找主人。司机抓起狗项圈一把将它扔了出去。但是在车门被撞上之前，菲尔达再一次扑进赫拉斯特先生怀里。赫拉斯特先生安抚着小狗，大概在告诉它让它回家等候，然而他口吃，他的话哽在喉咙里说不出来。穿皮大衣的男人显然不耐烦了，司机跑过来帮忙。两个人各执菲尔达的尾巴和皮毛一把扔出去。然而那条狗不明白为什么总把自己扔出来，它想跟赫拉斯特先生一起出门。当菲尔达第三次跳向主人身边时，司机猛地撞上车门，夹碎了它的脑袋。汽车开走了，我们看到赫拉斯特太太双手抱起小狗的尸体，转身朝向整个大楼，她绝望的眼神望向我们的窗户。

我受不了了，我把头藏进妈妈的围裙里哭起来。我听到妈妈在擤鼻涕，问：“他做了什么，要逮捕他？”

“有人告密说他听外国电台。他自己也太不小心，逢人便说他听到的消息。”

“是我们的人告的密？”

“我们的人。”

“不是我。我没有！”我在围裙里拼命对妈妈喊。

“我们下楼去吧。楼下就她一个人。”妈妈说。

搬家令

那天下午，我一如既往箭一般地飞奔回家。

“我又渴又饿。”站在门垫上我就叫嚷，然后我注意到妈妈的眼眶湿润，厨房里烟雾弥漫，爸爸没少抽烟。桌子上放了一张纸，就在装满烟蒂的烟灰缸旁边，我意识到是它造成了这场混乱。妈妈将纸张递给我。

“我们刚收到的，你读一下。你已经认字了……”妈妈呜咽着。

是的，只是一年级的小学生能认几个字。我看着打印在公文纸上的字母，逐字读出了爸爸的名字。

“看这里。”妈妈指向重要的一行，我一字一句读起来：

“……在十四天之内腾出您位于92号楼的公配住房……”

我没有明白。

“什么叫腾出？”我问。

妈妈搂过我坐到她膝盖上说：“我们必须搬家了。”

“我们不在家里住了吗？”我绝望的双眼扫过电炉、瓷砖壁炉，还有摆放了花盆的窗台。

“所有人都必须搬走吗？”

“只有我们家。”妈妈边说边擤鼻涕。

我向孩子们解释

“为什么恰好是你们家呢？”尹德拉问，双脚倒挂在地毯架顶部的横梁上。

两个女孩抱着洋娃娃，坐在下面的木排上。

“因为我爸爸不愿意行纳粹礼。”

“我爸爸也不愿意。”小女孩说。

“新来了一位德国主管。”我给他们解释说，好似眼前出现了那个场景——

身穿皮大衣、头戴礼帽的德国人走进变电站的转换门。

他走向操纵台。三名员工，其中包括我爸爸，站起身来。新主管停下步子，脚跟一并，朝前伸出右手。两个捷克人举手还礼，只有我爸爸站着不动，双臂下垂。德国人朝爸爸走近一步，再次行纳粹礼。然而爸爸固执地摇摇头。德国人严肃地点了下头，仿佛在说：“有你的好看。”

离别

几个邻居和一群孩子看着搬运工往车上装进最后一件家具，关上后车门，车门上标有“科维尔卡搬家公司，布拉格—努斯莱”几个大字。

（为什么我还记得？当时对著名的霍朗搬家公司没有来，我深感失望。）

妈妈流着眼泪跟邻居们告别。爸爸扶她进入驾驶室，然后把我举上去。我跟小伙伴们挥手告别，他们的身影越来越远。

拥挤的房屋

我的新家位于卡尔瓦绍夫[位于北捷克州。]，爸爸出生在这里。他说，这儿既不是城市，也不是乡村，而是一个小镇。我们房屋前有一条从布拉格通往伊钦[位于北捷克州。]的国道。在后面，就在谷仓后面，是墓地。我不喜欢墓地。从楼梯上的窗户可以看到林立的墓碑、坟墓和十字架。除了这些，老家的房子还是很漂亮的，只是有点小。我不知道我们一家如何挤进去，因为房子里住着爷爷和奶奶，哈维尔卡姑父和姑姑以及一个小男孩，名叫卢杰克。现在加上我们三个，总共八口人。算上那只猫咪，有九个。

爸爸也很为难，晚餐时他说：“把大家挤得有点像沙丁鱼。我实在没辙了。原以为等我退休之后才会来这里住，没想到一下子提早了这么多。”

“别担心。”爸爸的妹妹卢德米拉姑姑从灶台冲他喊，吓了我一跳。很快我发现，姑姑说话就是大嗓门，但没有恶意。“这就是你的房子，你能去哪里呀。我们将就一下就行。”

她的丈夫、姑父韦诺斯在铁路上工作。在家里经常穿一条旧的铁路吊带长裤。他个子小，体形敦实，笑起来嗓音又高又刺耳。

“我倒是担心我们的家具在谷仓里受潮，因为那里漏水。胶合板湿了的话，就只能扔掉。”他说。

“我们把屋顶的瓦片换一下，就不会漏雨了。”爸爸说。

“你有什么打算，大舅子？”姑父称呼爸爸大舅子。

“法诺什心灵手巧，他不会有问题的。”角落里传出奶奶细弱的声音。枯瘦的奶奶总在挑拣东西。她现在正挑拣豌豆。

“等糖厂启动了，他可以去糖厂上班。应聘是十拿九稳的事。”姑姑嚷道。

“这孩子的鞋子该擦一擦了。”爷爷用手里的拐棍尖戳了戳我的凉鞋。他长得高大威严，不苟言笑。我看不出他是否喜欢我。

“我问过铁匠了。或许我可以去铁匠铺帮忙。”爸爸说。

“可别被马尥一脚，大舅子。相比电击，马踢起人来也毫不逊色。说起马，哎，那可不像电线啊。”姑父说着，坏坏地笑起来。

“公羊，公羊，撞！”我试着跟小卢杰克交朋友，小男孩却一咧嘴哭起来。

“别怕呀，艾达从布拉格来。他会跟你交朋友一起玩。”姑姑把小男孩抱入怀里。

这可难说。我想把那只猫咪抱入怀里。猫却一下子溜到了桌底下。

让他出来

在院子的储藏间里，卢德米拉姑姑有一台熨衣服的滚轧机。储藏间里很暖和，弥散着洗涤过的内衣和床单的气味。那个带木辊的滚轧机隆隆作响，我百看不厌。转动手柄时，上面的板条箱在滚筒上慢慢地来回摇晃，箱子里放置了方石块，为了增加分量。姑姑的乳房比妈妈的丰满，在干活时乳房有节奏地晃动，汗湿的乳沟时隐时现，看得我目不转睛。

“你怎么不出门去跟小伙伴们玩啊？”姑姑吼我。

我摇摇头。

“去把洗衣篮拿来，在中庭里。”她使唤我。

我倒是愿意去，可我不知道中庭在什么地方。

“中庭在哪里？”我问。

“什么？我没有听错吧！”姑姑爽朗地笑起来，领我进了一条连接街道和后院的凉爽的走廊，地面铺着砖块。

“这是中庭。”姑姑拿起洗衣篮，“那你怎么称呼这个地方，嗯？”

“走廊，或者通道。”

“在布拉格你们有通道，这里只有中庭。”姑姑喊道，正要离开，这时她听到了从街上传来的呐喊声。

“哈维尔卡太太！”男孩子的声音。

“哎，怎么啦？”姑姑回应。

“让他出来！出来露一脸给我们看看。那个布拉格人。”

姑姑放下洗衣篮，从墙上的钩子取下一把钥匙，打开了那扇我不想迈出的家里的大门。

“那里有你的新朋友。”她说，“去吧，你别整天赖在家里。”

“不去。我谁也不想认识。”我倔强地回绝。

“你去认识一下，然后不就熟悉啦。你们在一起可以玩打仗游戏。”姑姑拉起我的手。

“布拉格人——猪！”有人在门口喊，其他人都笑起来。这下我更不愿意去了。

无奈干体力活的姑姑力大无比。她把我从门缝里一把推到大街上，咔嚓撞上了门。

第一次出门

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睛。我把后背紧紧贴在被太阳烤热的大门上。

有三个人在等我。第一个是个小个子，第二个是个胖子，第三个头上戴一顶司机皮革帽，带有亮闪闪的徽标和皮带，他的年龄比我大。他们三个上下打量我，好像翻开一块石头，总算在下面发现了蚯蚓。

“你叫什么名字？”小个儿问，眼神粗野。

“艾达。”

“艾达！”他咯咯笑起来，胖子附和他。

“你这脑袋上戴的，是什么？”说着，出其不意一把从我头上扯下十字头套，那是妈妈为我编织的，以防头发罩住额头。

“十字头套。”我说。

“在布拉格时兴戴这玩意儿？”他戏谑地往自己头上扣。

我点点头。戴司机帽的那个男孩拿走了十字头套，把它还给我。

“你是来这里度假，还是一直待着了？”他问。

“一直待着。”我说。

小个子弯腰捡起一块石头，在手里来回倒腾。看来，我今天要挨石块砸了。但随后他把石块扔出去，击中了电线杆。

他递给我一块。

“击中它。”

我十分希望我能击中，然而当然打偏了，被他们一通嘲笑。

“大概在布拉格没有石头！”那个坏小子嘿嘿笑着。

“你们在布拉格有洞穴吗？”大男孩问。

“洞穴？应该没有吧。”我承认。

“那么走吧。”他发出邀请。我跟随他们一起走了。

洞穴

他们仨都打赤脚。我的两条腿白白的，穿着袜子和凉鞋，跟他们肮脏的晒得乌黑的腿脚夹在一起，显得扎眼。

他们带我沿墓地围墙走着。墙尽头是一个小砖房。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太平间，存放尸体的地方。”小个子做了个鬼脸。

太平间后面围着木栅栏。那个大男孩环顾四周，然后扒开两个木板条，只有顶部的钉子连着。

“钻过去！”他命令我。

我进入了洞穴。在幽暗中我看到，这是一个挖出来的洞穴，陈旧的葬礼花圈堆放在四周。天花板上有几个孔眼，昏暗的光线透射进来。我闻到了松针烧焦的闷热气味。

“没见识过吧？”小个子说着，一屁股坐到花圈上。

我四下打量，看到在洞穴的墙壁上是各种蜡纸花，嵌在用松果制作的花圈上，飘下的丝带上写有金银色的铭文：

那个大男孩从花圈堆里抽出来一个递给我，上面写着“我们怀念”。

“你坐这个。”他说。

我们在洞穴中围坐成一圈。这个地方真美。

后来得知，最大的那个男孩名叫奥塔，是将军。最小的那个，大家叫他小子，他是中尉。胖男孩萨基克是上校。

“上校？准确的表达应该那样说。”我纠正他。但是换来奥塔一通呵斥：作为士兵，无权教训军官。

弗拉斯基克

我们爬出洞穴，回到阳光下，一个少年骑一辆很别致的三轮车迎面而来。

“嘿，弗拉斯基克！你好啊，弗拉斯基克！”我的新朋友们大老远招呼他。

弗拉斯基克点点头，双手旋转车把上的两个手柄加快车速。他在我们身边停下来，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对我微微一笑，看得出来，见到我他很开心。

“这是艾达。刚从布拉格搬来。”奥塔介绍。

“啊，这样。”弗拉斯基克频频点头。我迅速扫了一眼他的腿部，不消一秒钟就发现，那里什么也没有。我把目光转向前车轮锃亮发光的钢丝。

“火车。”弗拉斯基克笑着对我说，指了指他膝盖上端缝合的裤腿。

我会意地对他一笑。

“这里有一个引擎，”奥塔向我展示安在两个后轮之间的螺纹气缸，“容量50立方，佳娃摩托[捷克斯洛伐克摩托品牌。]系列。只是弄不到汽油，引擎管个蛋用。”

我内行地点点头。

狼

我和爷爷沿公路朝我们家的地里走去。我拉一辆手推车，那种前轮小后轮大的小拉车。爷爷走在我身边，用拐杖做着运动，每次在拐杖落地之前，他就优雅地提起来。爷爷的胡子黄黄的，被烟斗熏黄的。他个头很高，走路时腰板挺得直直的，我从未见过他手提或拉什么东西。据说他年轻的时候是农场的管家，手下管很多人。现在他管我。所有人都必须尊称他，包括我爸爸——他的儿子，对他也以“您”相称。

苹果树长在草木茂盛的河岸边。我们捡拾那些从果树上掉落到地面的苹果。爷爷用包着金属头的拐杖指向哪里，我就跑去把苹果捡到篮子里。

从我们地里可以看到一个独门独院的农舍。一个男人正在院子里把一根小棍扔给自己的狼狗。爷爷用棍子指着他，告诉我：“遇见这个人你不要问候，永远不要跟他说话！”爷爷说着啐了口唾沫。爷爷总不停地啐唾沫，只是没有唾液。

“他是谁？”

“狼。”

“狼是他的名字吗？”

“他和你同姓，也叫苏切克。但他不再属于这个家庭。别朝那边看了，捡苹果。”

“为什么叫他狼？”我问。

“因为他差一点掐死你奶奶。”爷爷说。

“他是我们的亲戚？”

“他是你父亲的哥哥。”爷爷啐了口唾沫。我一脸错愕，忘记了捡苹果。

“他是您的儿子？”我惊讶地小声问，为了不让狼听见。

“曾经是。”爷爷的拐杖尖头扎入一个腐烂的苹果，把它抛向远处的田野。

恐怖的消息

妈妈用擀面杖在擀一张薄薄的面皮，她要做面条，同时给我透露了我们家族的秘密。

“在他结婚之前，需要一笔钱用来盖房子。而奶奶，就是他的母亲，不愿意把钱给他。这下他在谷仓里对奶奶大吼大叫，说他有权利要这笔钱，如果不给，他会杀了她。”

“我们的奶奶吗？”我问，下巴磕在案板上。

“他自己的亲生母亲啊，你想象一下。据说他扼住了奶奶的脖子。你爸爸说，当他和卢德米拉姑姑赶过去把狼拉开时，两人以为奶奶已经死了。据说很长一段时间奶奶说不了话。大家以为她变哑巴了。”

我顺楼梯往下走，进了厨房。

奶奶坐在角落里的老地方，在筛面粉，把筛子上的块状物挑走。

“你在做什么呢，奶奶？”

“面粉里长虫了。”奶奶笑眯眯地看着我，她年老无神的蓝眼睛里充满了阳光。

铁匠铺

爸爸成了莫拉维茨铁匠铺的帮手。他穿上工作服，心灵手巧，很快适应了新工作。爸爸给我看了铁炉，并允许我拉一拉风箱。炉子里的火炭烧得红通通的，风箱一吹，它们烧得更旺了。等到铁条烧得通红，变得透明时，爸爸便把它夹到铁砧上，用锤子敲打，好像铁条是面团做的一样。爸爸把铁条弄弯，再把它泡到水桶里。铁条发出嘶嘶声，害怕地缩一下，然后变成黑色。

咣，咣，咣。铁匠铺里光线昏暗下来，一匹马堵住了门口，马车夫克利奇卡先生牵马来钉马掌。我真希望有一位像克利奇卡先生这样的祖父。他嘴里叼一根烟斗，快活地冲我眨了眨眼，说：“怎么样，布拉格小伙子，怕不怕马？”

“不怕。”

“那过来摸摸吧，先摸马的嘴巴。”他向我建议。

我还是有一点胆小。站在这个庞然大物面前，马用它的大眼睛居高临下地打量我。我小心翼翼地把手掌放到它的两个鼻孔之间，感受到温暖、天鹅绒般的柔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如此美好，所有的恐惧瞬间烟消云散。我抚摸着马鼻子上柔软的绒毛，它好像也喜欢我这么抚摸它。我又伸长了身子，摸了摸马的脑袋。这感觉太好了！

我一点也不惧怕马。我，一个连贝切克姐姐都打不赢的懦弱的小男孩，现在不怕马了！

“它叫什么名字？”

“那匹牝马吗？她叫福克萨，因为她的毛色像狐狸。”克利奇卡先生叼着烟斗说。

“福克萨！”我对着马耳朵呼唤她的名字。

爸爸也不怕马。他把马的一条腿夹在两个膝盖之间，用铁锉打磨马脚。

围着皮围裙的铁匠莫拉维茨拿来了马蹄铁。马蹄铁用火钳夹着，烧得通红。他把马蹄铁按在了马脚上。上帝啊！马蹄铁发出嘶嘶响声，散出难闻的焦臭，我不得不用手捂住鼻子。这样的恶臭我还从来没有闻到过。

“她不会疼吗？”我担心地问。

“不会，那只是角质层！”爸爸安慰我。

然后，他们往福克萨脚掌上钉钉子，像往木头里钉钉子一样。

在马车座驾上

我看到克利奇卡先生把福克萨套到一匹同样毛色的红鬃马旁边。

“吁。”他一声吆喝，福克萨退后一步。当克利奇卡先生站到它身后时，福克萨甩了一下尾巴，把他手上的烟斗甩到了地上。

“你看到了吧，很讨厌的！”他把烟斗在裤子上蹭一蹭，爬上马车座驾，朝我眨眨眼睛，示意我坐到他边上。我当然满心愿意。

我生平第一次坐到马车座驾上。更幸运的是，好心的爷爷把缰绳递到了我手里。如果你没有经历过，是无法体会其中的快乐的。在我前面，两个巨大的马屁股在摆动，当皮绳吱嘎一勒，马匹的肌肉瞬间一绷，便使劲拉动起马车来。然后其中一条美丽的马尾巴鬃毛突然扬起。它要干吗？马尾巴下面出现一个皱巴巴的孔，孔慢慢张开，越开越大，隆起，有东西从里面爬出来……一个甜甜的面包圈！又一个。

“它在排便便！”我开心地朝克利奇卡先生咧嘴笑起来，他再次冲我眨眨眼。

然后，他握住我的双手，用缰绳轻轻拍打在马背上。

马儿得意地小跑起来。马车轻轻摇晃，马鬃毛在风中荡漾。您知道是谁在驾驶整个马车吗？是我！

眼前出现了农庄，马厩就在眼前。到了敞开的绿色大门前，克利奇卡先生接过缰绳。在过道里，我们的马队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隆隆嘶鸣。

“妈妈，我知道我将来要做什么了。”在家里我郑重声明，“我要成为一名马车夫。”

麦茬地

一双赤裸的脚跟在弗拉斯基克的三轮车后面走着，旁边有第二双，还有第三双乳白肤色、曾经套着袜子的脚，尽管在柏油马路上走得小心翼翼，如同走在热炉板上。那是我的双脚。

“不烫吗？”我问。

“不烫。你习惯了就好了。”奥塔回答。

我的双脚尝试踏上滚热的柏油马路，整个脚掌踩上去。

小伙伴们说得对，只要你一咬牙，它可以忍受。

然而，还有另一个艰难的考验在等待我：麦茬。每个人都走在麦茬地里，仿佛一点儿也不扎脚。我刚迈出几步，忍不住尖叫起来，联想到我那死于破伤风的哥哥，因为他的脚踩上了一枚锈铁钉。我赶紧穿上了皮鞋。

“苏切克士兵，把皮鞋脱了！”奥塔将军严肃地下令，“否则，你将永远是一个娘儿们似的布拉格人。”

我只得再次把皮鞋脱下来，战战兢兢地踏入麦茬地。

“我已经记不太清楚。”无腿的弗拉斯基克在三轮车上给我出主意，“尽量滑动你的双脚，不要抬起来。”

于是我的脚在麦茬上蹚过，像在滑冰似的朝前走去。脚底没有那么刺痛了。它根本就不痛！我学会了赤脚走麦茬。

背叛

距我们的洞穴几步之遥是一台变压器。三级水泥台阶通向它紧锁的带报警闪光灯装置的钢铁门。我们在台阶上坐下来，敲打白色、黄色和橙色的砂岩石，直到它们变成一堆彩沙。或者我们吹风笛。我喜欢玩扑克，奶奶却不让我碰扑克牌，说那是魔鬼的图像，无论谁跟它们打交道，都会慢慢走向地狱。但我看不厌那些国王和五颜六色、稀奇古怪的植物图片。那张象征死亡的橡子除外，还有那个红羽毛、蓝耳朵的怪物也让我胆战。如果说某张牌是由恶魔所绘，唯独就是它了。

本来我们可以在洞穴里玩扑克，但是弗拉斯基克的三轮车进不去，而弗拉斯基克是玩扑克的高手。

“可怜啊可怜，我连一张国王也没有。”尽管他哀叹连连，但我知道，这是他的伎俩，最后他总是赢我们。

“今天萨基克去哪儿了？”他打听今天没到场的胖子。

“不清楚。”奥塔说，他必须抓很多张牌，因为手里没有大牌管别人。在等奥塔把手里的扑克按颜色码成扇形的工夫，弗拉斯基克做了件令我百思莫解的事，他在三轮车车胎的钢丝上，用双手弹奏出一曲《假如你有一百只羊，我的姑娘》。他的手指头在两个轮子上来回飞舞，宛如在弹奏竖琴。

“太酷了！”我发出赞叹，“你还会弹别的曲子吗？”

“会啊，但是这个钢丝太滑了。”弗拉斯基克说着从兜里掏出一把蝴蝶改锥，把钢丝拧了拧。

“等我弄到了汽油，我就去找我姐姐。她会拉小提琴。跟小提琴合奏，那音色才美妙呢。”他说。

“要等战争结束了才会有汽油……”小个子摆了摆手。

“你姐姐住在哪里？”我问。

“从洛士伽罗维策[布拉格以东80公里的小镇]过去。在林子里。她嫁给了守林员。”

此时，在国道拐弯的地段响起了歌声。

“哈依利，哈依拉，哈依利！哈依利，哈依拉，哈依利！”德国人铿锵有力的嗓音。

我们也听到了队列行进的步伐，在歌曲段落间隙，传来步枪枪托撞击刺刀和水壶的声音。队伍一共有三排。头排士兵高大魁梧，金发或红发长腿。后排的士兵短腿，臀部干瘪。最后一排全是小个，他们已经不是士兵，而是一群捷克傻瓜，几个小男孩，大概是在广场上加入游行队伍练走步的。奇怪的是我们这几个赌徒也站了起来，假如弗拉斯基克腿脚健全的话，他肯定也会站起来，因为在那几个傻瓜当中，突然看到了我们的“上校”。他像白痴一样摆动双手，得意地对我们挤眉弄眼。

“蠢不蠢？”小个子说。

“别理他！”奥塔说。

法庭审判

花圈环绕的洞穴里笼罩着类似葬礼的气氛。奥塔、小个子和我三人都坐着，“上校”作为被告必须站着。由于洞穴的天花板低矮，站立时他的下巴紧贴胸口，这增加了他的负罪感。

“那么你是和德国人站在一边的，对吧？”小个子质问。

“我没有！”他胖胖的脑袋使劲摇晃，松针从头上簌簌往下掉。

“你是捷克人，还是什么？”奥塔问。

“捷克人！”萨基克吼道。

“愚蠢至极的捷克人，我认为！”奥塔说。

被告沉默。

“嘿，说话啊，你是什么人？”奥塔敦促他。

“愚蠢的捷克人！”被告承认。

“因为只有愚蠢的捷克人才会在大街上和德国人一起游行并且唱歌。”

“我没有唱歌！”萨基克否认。

“废话！”小个子吼他，“你跟他们一起唱‘哈依利、哈依拉、哈依利’来着！”

“我没唱！就参加了游行！”

“那都是一回事儿。无论你唱了或者没唱，这都是背叛。”奥塔总结，“看到这些，我感觉耻辱。中尉你怎么看？”

“莫大的耻辱！”小个子说。

“士兵苏切克呢？”

“也是耻辱。”我严肃地回答。

“我建议，撤销上校军衔并禁止进入洞穴。”奥塔宣布裁决。

“当然，我们绝不会跟叛徒待在一个洞穴中。”小个子表示同意。

我什么都没说，虽然我很同情萨基克，我还是点了点头。

前上校抹去脸上的泪水。

奥塔默默把头冲洞穴的出口一甩，那个罪人从幽暗中爬向白昼的光亮。他回过头来，哭着对我们喊：“我没有唱歌！”

等候胖子们

我的奶奶，很让我吃惊的是，她会采人血。她自己说她在给人拔罐。那些人千里迢迢坐着火车来我们家找她，个个都胖墩墩的。那天，奶奶烧好大浴间里的锅炉，浴室地面是平整光滑的水泥层，还有一条沥血的下水槽。每次奶奶都打发我去火车站守着，说只要看到胖子，就把他们领到我们家来。那天我在站台上等候时，看到一个肥胖的妇女背对我，正吃力地一步接一步从车厢的铁梯子上往下挪，我赶紧上前用双手扶住她肥大的臀部，让她没有顾虑地迈下铁梯最后一级，也是距地面最高的一级。

“您是去找苏切克太太的吗？”我问她。

她满脸通红，像翻倒的火车头一样喘着粗气说：“对啊，对啊！”

“那我带您去吧。”

胖子们走起路来步态缓慢，半途不时停下来喘口气，歇一歇。

“天哪，孩子，你这要带我去哪里啊？”她显然被吓着了，当我领着她走到墓地后门口时，铁门上别着一条短短的铁链子，为了不让铁门敞开，这样自行车或手推车就进不去了。

“穿过墓地去我们家，这是一条近道。”我给夫人解释，边说边使劲把卡在狭窄门缝里的胖女士一把推了进去。

拔罐

透过熨衣间靠近天花板的小窗，可以把蒸汽氤氲的浴室一览无余，但需要站到桌子上，脚下再垫上大石块。窗玻璃被水蒸气熏得朦朦胧胧，但依然可以看到一些东西。

奶奶的病人先在热水浴缸里沐浴。然后，再把一身肥肉和脂肪挪到木板上躺下，肚子朝下趴在那里。接下来是特别有趣的奇观。奶奶拿起一个看似理发师用的剪发器那样的银色玩意儿，但比发剪要危险多啦：奶奶把它放到胖子的皮肤上一摁，发剪一划，血珠子冒出来了！就在那一刻，奶奶抓起一个黄铜罐，里面装满酒精的小金杯，她点燃一根火柴，蓝色的火焰霎时冒出来。奶奶迅速把燃烧的铜罐底朝上扣在皮肤伤口上，往下按一按，空气就没有了。这样的吸罐，奶奶在胖子的后背上码了十个。他们躺在那里，发出哼哼声，等待着。

“体内的坏血必须放出去。”奶奶在说。

她把罐子从病人的身体上拔下来，有的罐子自己脱落了。

“瞧瞧血的颜色多黑，这些都是坏血。”奶奶说着把它们倒入了下水槽里。

被抽了坏血的人在门外的长凳上休息一段时间。

“呼吸都畅快多了！”他们很满意。

“是吧？”奶奶笑眯眯地说，淡蓝色的眼睛周围布满了皱纹。

“这花钱都买不到啊。”病人感叹。

“可以花钱啊。一共四十克朗。”我的娇小的祖母应声而答。

纵火犯

过道中庭里响起门铃声。我打开门。外面是气喘吁吁的小个子：“跟我走！你一起去看看吧！”

我跟着他跑起来。当我们跑过变压器时，我看到了变故，我们的洞穴在一片火海之中。奥塔和弗拉斯基克都在。我们眼巴巴看着亮闪闪的花圈在大火中化为灰烬，火星和烟雾从我们心爱的密室里飞出来，直冲天际。

“你心里有数吗，是谁干的？”奥塔问我。

我摇摇头，摸不着头脑。

“你会知道的。”

我们走着，在路上我幡然醒悟我们要去哪里。

“我建议将他终身开除出我们这个团伙！”奥塔说。

“当然，直到死！”小个子同意。

“我不知道，伙伴们，这个是否有点过火了？”弗拉斯基克说，毕竟他比我们年长几岁，多一些生活阅历，“也许等他到五十岁时，我们这个团伙已经不复存在。”

我刚想说有道理。小个子抢先表态：“我会至死在我们的团伙里。”

因为他挑衅地睥睨我，于是我赶紧说：“我也是。”

在萨基克家的栅栏边，小个子用手指打了个呼哨。萨基克手里举着一个咬开的奶油松饼，从屋里走出来。当他看到我们几个阴沉着脸，停下了脚步。

“你站着干吗？到这里来！”奥塔说。

萨基克于是走到栅栏边。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是谁干的吗？”小个子先开炮。

“你指什么？”

“因为不允许你去那里了，所以你就点一把火，浑蛋！”奥塔骂道。

“你指什么？”萨基克佯装一脸不解，几乎让人信以为真。

“你已被终生开除出我们的团伙！”奥塔宣布结论。

“等你八十岁时，拄着棍，你拄着棍来乞求我们接收你回归团伙吧，你这个臭大粪！”小个子添枝加叶。

我们转身决然离去，留下纵火犯呆呆地站在那里，手里举着奶油松饼。

军团

对前线的战况进展，我还是比较了解的。爸爸每天往粘贴在硬纸板的地图上插上若干小旗帜，平时那张地图藏在双人床底下。到了晚上，爸爸把地图拿到桌上，然后根据伦敦电台广播、美国或者莫斯科的报道，不时挪动那些旗帜。旗帜靠我们越来越近了。

“某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大舅子，”姑父韦诺斯想象，“我们向窗外望去，将看到哥萨克士兵正用我们家水箱里的水饮马。”（水箱，您不会知道，它是一个圆形铁水槽，安在我们家房屋前，紧挨公路，通过管道接入饮用水。）

“也有可能美国人更早到达。”爸爸挪动西线战场的旗帜，像一个指挥官似的。

“我不这么认为。俄国人，依我对他们的了解，会抢先到这里。”姑父坚持己见。

姑父韦诺斯确实了解俄罗斯人，因为他曾在俄罗斯军团服过役，在前一次战争中跟红军打过仗。他在地图上指给我们看西伯利亚和一条长长的红线，那是铁路线，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为了回家，必须在铁路沿线阻击红军。

“它有几千公里长，艾达，一直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我们都要防御。”

“你会说俄语吗，姑父？”我问他。

“只记得几句了。但以前我会说俄语。我还记得如何打招呼。”

“怎么说？”

“你好！或者我还记得：你怎么不觉得羞耻呢！[原文为俄语]”

“那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你真无耻！”

“你好！你真无耻！”我跟着姑父重复了一遍，我喜欢这两句。

姑姑像铜号那样插话道：“韦诺斯还保留着一件军团制服。他穿上时，可帅了……”

“你穿上吧，姑父。”我恳求。

“不行。不到时候……”韦诺斯说。

“但现在的红军跟你参与阻击的那一拨不一样，对吧？”我安慰自己，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韦诺斯那么盼望敌人到来。

“它现在是我们的盟友。”爸爸替姑父回答。

“但军队是一样的，”韦诺斯姑父叹了口气，“只不过是布尔什维克针对希特勒。我们感到万幸的是他们没有跟希特勒联手。否则那将是世界末日。”

“什么是布尔什维克？”我想知道。

“去睡觉吧，”妈妈拿来我的睡衣，结束了聊天，“你不需要什么都明白。”

蜜蜂

因为我们现在是农民，爸爸决定，不仅饲养母鸡和兔子，还要放养蜜蜂和鸽子。他订阅了一本《桥头堡顾问》杂志，里边包含所有的实用性指南。根据那些指南，爸爸制作了两只蜂箱，我们一起给它们涂上颜色，一只红色，另一只蓝色，两只箱子的边缘都涂上白色，这就是我们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旗色。当然，这是秘密，我们不会跟任何人明说。

妈妈为我和爸爸缝制了防护纱罩。当我们俩戴上纱罩去看蜜蜂时，看起来更像准备出击决斗的剑客。“关键是见到蜜蜂不要怕，”爸爸告诫我，“因为蜜蜂能从汗水中闻到你害怕的气味，然后刺伤你。”

一揭开蜂箱盖，拉出一板巢框，嗡嗡声扑面而来！数以百计的蜜蜂蜂拥而起，开始扑向我们的防护纱罩，直接在我的眼前爬行，沿着妈妈给我们缝制的防蜂网，我近距离看到了蜜蜂的屁股和那根随时准备蜇人的刺。我感觉，因为恐惧我的额头冒出了汗，我暴露了自己内心的恐惧。“你千万不要害怕！”爸爸重申，他全身被蜜蜂包裹住了。当他想用一根鹅毛将蜜蜂扫进蜂房时，突然那板蜂巢框掉落在地，他戴着养蜂手套的双手一下子护住下腹。

“哎哟！”他一声哀号，从蜜蜂包围中往谷仓方向狼狈逃去。

我紧随他逃脱。在脱粒机上，爸爸脱下裤子，数了数，直接在裆部有三四处蜇伤。

“我们到底是新手。”他慨叹。第二天，他不得不去看医生。

爸爸手拿药膏回到家里时，他告诉妈妈和姑姑卢德米拉说，鲍迪士医生和女护士在诊室里乐不可支，因为爸爸跟他们说：“解除痛楚，请保留器具原尺寸。”

虽然我不太明白爸爸说的话，但我也跟着乐起来。

鸽子

根据《桥头堡顾问》指南，爸爸靠灵巧无比的双手制作了一个美丽的鸽子窝。假如我是只鸽子的话，我愿意马上搬进去住。最先我们养了两只鸽子，那是铁匠莫拉维茨送给我们的。它们全身雪白，我提议给两只鸽子取名为彼得和彼得鲁斯卡。

“杂志上写了，我们先要在鸽子窝前面做一个铁罩，让它们慢慢适应。”爸爸照本宣科。他说得有道理。整整十天里，彼得和彼得鲁斯卡站在铁丝网后面，悲伤的小眼睛从囚禁的牢房里望向天空，它们渴望飞翔。

然后是胆战心惊的第十天。我爸爸顺梯子爬到上面说：“我不知道那个指南写得有没有道理。万一鸽子飞走了，那本杂志我就不再订阅了。”说罢，摘下了铁丝网罩。

刚开始鸽子们一动不动，然后爬出了鸽子窝，坐着，仿佛根本没有意识到它们自由了。甚至当我们拼命拍巴掌吓唬它们时，也没有动弹。然后，有一群麻雀低低地飞过屋顶。呵呵！这下奏效了。对，就那样！我们家的两只白鸽悄声用自己的语言交流，有一会儿它们迈开小爪走几步，确认一下自己也长有翅膀。首先展翅的是彼得，彼得鲁斯卡紧随其后。它们在院子上空盘旋了两圈，鸽子翱翔时翅膀摆动的声音真是悦耳啊，然后它们消失在屋脊后面，飞走了。

很长时间谁也不说话。爸爸点燃一支烟，紧张地看着手表上的秒针。指针绕行三圈了，鸽子杳无踪影。

“《桥头堡顾问》！”爸爸啐了口唾沫，“这是什么狗屁顾问。”

我看出来了，爸爸真的很难过。

不许流泪，我给自己打气，双手紧紧握住大拇指[捷克习俗：将大拇指握在掌心举起手，表示祝对方成功。]，祈求彼得和彼得鲁斯卡回到我们身边。

应验了！最先，院子里掠过它们的投影，影子再落到鸽子窝上，然后我们的两只鸽子回到了窝里。

“耶，耶！”我欣喜若狂，一把抱住了爸爸。

“它们找回家了！”

火灾真相

墓地墙的一侧矗立着一座墓碑，上面刻着雅罗斯拉夫·赫鲁贝克的名字，生前是储蓄银行的职员，墓地墙的另一侧就是我们的兔子窝。机缘巧合，在我给母兔和它六只美丽的红眼睛卷毛兔崽喂食时，听到了掘墓人库德纳和寡妇赫鲁贝克娃之间的重要对话。

库德纳：哎，我看你新买了一个花圈呀。

赫鲁贝克娃：哦，是的。到时间就得买啊。

库德纳：很精致。有些人压根儿不整理墓地。

赫鲁贝克娃：不可能吧。哦，我以为是火灾的事呢。太平间边上堆了那么多老花圈。

库德纳：对啊。我已经把它们烧掉了。不然多得没地方放了。

听到这里，我再也无心逗弄兔子了，撒腿跑去找伙伴们了。

升职

我们坐在变压器前的台阶上。只有萨基克站着。

“算你走运。”奥塔一本正经地说，“多亏了艾达，由此他将提升为下士，他留神听到了掘墓人的对话，否则每个人都认为是你点火烧了洞穴。”

萨基克低垂的脑袋点了点，好像表示对这来之不易的幸福他心知肚明。

“对我们来说也是幸运，如果没有艾达，我们至死都冤枉了萨基克。”轮椅上的弗拉斯基克提醒道，他道出了我的心里话。奥塔虽然很聪明，但在许多事情上，他远不如弗拉斯基克。

“诸位，今天我们所有人相聚在此，可以说是幸运。”奥塔纠正道，“既然是掘墓人点的火，那我们就撤销对你的终身除名。”说完这几句话，他向萨基克伸出手去，我们也一一效仿。出现这样的结果令我喜不自胜，而且我成了下士，所以当轮到我上前握手时，我说：“恭喜你如愿归队！”

“那，以后我能去洞穴吗？”等现场气氛和缓一些了，萨基克惴惴地问。

“不能！”中校给他驳回，“那是因为你和德国人一起游行，我们没有冤枉你！”

“不允许你进洞穴，其实密室也不存在了，这个惩罚已经没有意义。”将军总结。

“等几个体面的葬礼过后，洞穴依然会出现的。”小个子希望。

“但必须是非常体面的葬礼，而不是几束花和一个可怜兮兮的花圈过场。”奥塔已动手在洗牌。

“牧师先生说了，在星期日将有一个隆重的葬礼。”祭坛助手萨基克透露好消息，“一个来自霍莱尼策的庄园主，有三个儿子。他本人是消防指挥官。”

“那敢情好！”奥塔感谢他，“消防员们送的花圈，每个儿子再送一个，加起来就不少了。我拿红色。”他开始出牌。

母鸽

我们家的鸽子让我久久提不起兴致，感觉沮丧。两只鸽子只剩下了一只母鸽彼得鲁斯卡。爸爸认为另一只飞走了，也许找到了别的母鸽，待在一起不回来了。我不这么认为。当它们俩停在烟囱上相依相偎时，每个人都能看出来它们亲如一家。姑父哈维尔卡觉得，彼得被猫咪或者貂鼠吃掉了。但不会是我们家的猫，因为家里没有发现羽毛的残迹。心里最难受的是我和我妈妈。有时她会唱“白鸽飞起来，邂逅神的天使”这首歌，嗓音里透出深深的忧伤，我总说：“不要唱啦。”

现在，我们家那只白鸽，每天独自停在烟囱上，它始终翘首以盼。

“我可怜的小姑娘，多么凄清孤单，我真心同情你啊。”妈妈喃喃地说。她对我感慨：“你看到了吧，动物比人重感情。”

炉灶

漫长的夏天我们家卧室不用烧暖气，但眼下晚上阵阵寒意袭人。于是妈妈从炉膛里扒拉出一些煤灰，给房间添加一丝暖意。她在掏煤灰时对爸爸说：“法诺什，去看一眼管道，感觉里边有东西在吱吱叫。是不是有老鼠或者德国女孩？”我已经知道，在乡下硕鼠被称为德国女孩，于是我的心激越地跳起来。

“哪来什么老鼠啊？拜托。”爸爸摇摇头，但为保险起见还是把脑袋贴到管子上倾听。我也把一只耳朵贴上去。的确，管道里有动静。

“我真傻！”爸爸说着从管道孔里抽出钉子，把管道拔离了炉灶，然后把手伸进去。他刚伸进去，吓得立刻缩了回来。

“里边有东西。”

管子里的沙沙声越来越大，一些烟灰扬出来了。

“手套！”爸爸下令，我把煤筐里的手套递给他。

“当心咬着你，法诺什！”妈妈神色紧张。

爸爸戴上手套，大无畏地把手伸入管道。

“不是老鼠。是一只鸟。”他轻声说，我们看着他从管道里慢慢拉出来一只黑鸟。

“乌鸦！”我喊起来。

“哪里是乌鸦啊，”爸爸笑了，“是黑彼得！”

你无法想象我有多么开心。因为我看到，我们丢失的白鸽不仅变黑了，而且还活着！它张开嘴巴在深呼吸。

“水！赶紧，拿水来。它一定渴坏了！”妈妈激动地催促我们，立即把彼得捧到手里，轻轻地摩挲。

我在厨房里接了满满一杯水，凑到鸽子嘴边。

刚开始它不喝，但是当我把它的脑袋浸到水里时，它就喝起来了，跟鸟儿喝水一样，像是在漱口。嘴巴浸入水里，低下脑袋，然后吞咽。一次又一次，没完没了。然后它一拍翅膀，开始打量我们，仿佛回到了家里。

“哎，可怜的小家伙，在里面受了多久罪啊？”妈妈感慨，手指头抚摸着鸽子的额头。

然后是有趣的一幕。妈妈把黑鸽带到后院，张开了手掌。她刚一松手，彼得立刻振翅腾飞而起，烟尘甩了我们一头一脸。它在我们的院子里盘旋一圈，你们说它会去哪里？它箭似的飞向彼得鲁斯卡。母鸽已经望眼欲穿，苦等数日，可是它没有认出彼得来，因为来者通体漆黑，它受惊飞起。我徒然地对它呐喊：“那是彼得，你这个傻瓜！它是你老公呀！”

直到晚上，我们那只母鸽才认出了彼得，让它回到了自己身边，进入它们美丽的鸽子窝。

摇蜂蜜

我们在浴室里提取蜂蜜，三个汗流浃背的男人：我，爸爸和姑父哈维尔卡。提取蜂蜜要求高温，否则蜂蜜成不了液态。还不允许开窗通风，省得蜜蜂飞来，生气地扑到窗户上，在玻璃上爬来爬去，因为它们辛劳了一整个夏天，产下蜂蜜，却被我们坐享其成。

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巧取豪夺。按照《桥头堡顾问》杂志里的建议，爸爸组装了一个采蜜桶。如同机关枪扫射子弹，采蜜桶用来提取蜂蜜。那是一个内部安置了旋转木马的金属桶。小心地将酿满浓稠蜂蜜的蜂巢板插入木马，缓慢地转动曲柄，木马就旋转起来，随后便听到下雨一般的声音。并没有下雨，那是一滴滴蜂蜜洒落到采蜜桶壁时发出的声响。曲柄不是谁都能转动的，必须是行家。爸爸说我有这个天赋。但我不确定，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否因为他不喜欢摇曲柄。爸爸用叉子剥离蜂窝的盖子，他秃头上的汗滴在高温下闪闪发光。哈维尔卡姑父赤裸上身，专门盯着蜂蜜流过凹槽流入以前装酸黄瓜的玻璃瓶里，瓶口套了一个过滤筛子。

摇曲柄让我的手酸痛起来，但我能挺住，因为在干活时我知道了许多趣事。“你不会相信，艾达，差一点儿我就出生在俄罗斯了。”爸爸说。

“怎么可能？”我惊讶地放下了手柄。

“摇你的，别住手。在你爷爷举行婚礼之前，一个在莫斯科郊外酿酒厂当主管的堂兄捎来一封信，说为爷爷谋了一个好职位，而且路费马上就寄来。奶奶不想去莫斯科，可爷爷说一不二的秉性我们都了解。因为要背井离乡了，为此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告别宴会，持续整整两天，直到把寄来的路费喝光花尽告终。”

姑父韦诺斯舔了舔手指上的蜂蜜，哈哈大笑着说：“爷爷就那样，要么不庆祝，要么绝对大手笔。”爸爸叹了口气。

我转动着曲柄，听着蜂蜜雨，满心欢喜爷爷搞了那场隆重的庆祝，要不然爸爸就会在俄罗斯给我找另一个妈妈了，我可不愿意。

启动

随着秋天临近，大家都在说用不了多久启动即将开始。我不知道将要开始什么，有什么值得期待。现如今我知道了。在我们镇上只有一家工厂，是制糖厂。这家糖厂全年都是死的，它的存在都属多余。但突然有一天它会复活，高高的烟囱里冒出烟雾。烟雾就像旗子，告知天下：启动开始了。

从糖厂延伸出一条条窄轨轨道，四面八方伸向遥远的田野。滑稽的小机车头拖着车皮每时每刻发出吼叫，车上满载还沾着泥土的甜菜头。

我们专门偷那些甜菜。

“人不应该偷窃，然而在战争期间则另当别论。我们借此削弱敌人的力量。”爸爸振振有词，手里忙着为我制作偷甜菜的工具。那是一根长棍，末端安上一枚张牙舞爪的钉子。

偷窃行动必须在暗夜里进行。我们这一团伙在窄轨轨道一侧冰凉的草丛里埋伏下来。奥塔很内行，知道我们为何选择在这个地段潜伏：“火车必须在这里暂停，等待厂里那列空车驶离。”

“如果有人看到我们，怎么办？”寒冷和恐惧让我的牙齿咯咯打战。

“你没长腿吗？”

“来了！”萨基克报告。

小火车从我们身边驶过去。战争期间不允许照明，所以机车司机根本注意不到我们。正如奥塔预测的那样，火车减速了，最后停下来。这是属于我们的时刻。我们几个从草丛里站起来，在黑暗中伸出我们的行窃长棍，魔爪扎向甜菜。咔嚓！

我扎中了一棵大球，几乎拖不动。我兴奋地打量着自己的战果。

“抛进壕沟里！”小个子建议我。

“动作要快，火车不会永久停在这里！”萨基克一把推醒我。

随着一声嘶吼，火车启动起来。我又成功地扎中一棵，总共两棵甜菜。大家把战果摆在一起，真不可小觑，小推车快装不下了。

我们在黑灯瞎火的小巷里推着车回家。

“萨基克，我决定恢复你的上校军衔。艾达将晋升为军士，因为你们在战斗中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奥塔在吱嘎作响的推车声里宣布。

之后，我们每个人将长棍扛到肩上，如同扛起一支长枪，放声唱道：“小偷，小偷，日夜游走，他们要偷你，玛瑞娜，你的饭煮好没有……”

我的情绪好极了，因为我证明了自己。

糖浆

卢德米拉姑姑教会了妈妈如何用甜菜熬制糖浆。先将擦碎的甜菜煮很久，煮成浓稠的棕色液体，把黑面包往里面一蘸，吃起来非常美味。假如没有我，就没有这美味糖浆。

“爸爸，尝一下嘛。”我让爸爸品尝。

“爸爸不吃甜食。”妈妈说。

“就尝一口嘛。”我恳求。

爸爸于是舔了一下。

“要不是我的话，德国军队就吃上这美味了。”我将另一块面包浸入金灿灿的甜菜蜜中。

“我们家出了个爱国窃贼呀。”爸爸表扬我的贡献，我的心里美滋滋的。

“但这位爱国人士的鞋脏得像一头猪！”爷爷用他讨厌的拐棍尖头指着我脚上的皮鞋。

偷糖行动

假如有人不知道蜜蜂在冬天必须喂糖的话，那我来给他启蒙。必须将大量的糖与水搅拌在一起，不然蜜蜂们会死去。然而在战争年代，糖是配给供应的，跟面粉和面包一样。什么都要凭食品券才买得到。

如果说我在偷窃甜菜时曾感到害怕，那它跟我被派去厂里偷糖那巨大的恐怖相比，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在启动的日子里，爸爸在制糖厂上班。萨基克爸爸也在那里工作。这使得我们晚上有机会被放进工厂里，因为我们要给爸爸送晚餐。

说起偷糖，首先你得有勇气，其次要穿一条肥大的灯笼裤。灯笼裤就是为这种行动直接缝制的。此外，妈妈还缝了两个系着绳子的布袋。出发之前，我妈妈和姑姑必须给我特别装备一番。

我钻进灯笼裤里，膝盖以下系上布袋，但先让它们的口敞开着。

“站直了，让我们量出正确的长度。”姑姑在我的肩胛骨之间扒拉，用一根绳子测量，从一个膝盖的袋子绕过我的脖子到另一个袋子，就像系在一根绳上的两只手套，以防丢失。

“天哪，孩子会被关押起来的！”奶奶在炉灶旁边悄声说，她在那里挑拣豌豆。

“别担心，妈妈，不会的。”姑姑喊道。

这些话可以从女人口中轻描淡写地说出来，但我感觉不舒服。

捆绑袋子的绳子长度合适了。布袋子垂在我两腿间，我可以把灯笼裤提到腰部了，挂上吊带。

“孩子在哆嗦啊。”妈妈发现。

“别哆嗦！”姑姑使劲在我背上拍了一把，“你不是孬种，对不对？”

我点点头，但要说我无所畏惧，那也不是。

制糖厂

糖厂即使在夜里也照常运转。现在是傍晚，车间的大窗户被堵得严严实实，防止工厂被美国空军发现，但这里和那里总有光束透出来，钻入黑暗之中，照亮从厂房各种孔眼、缝隙和烟囱里冒出来的丝丝缕缕的白色蒸汽。

厂房门口有一名德国士兵守卫，肩上扛一支步枪，头戴一顶罩住耳朵的帽子，还有一个捷克门房，是麦利哈列克先生。

“晚上好，麦利哈列克先生！”萨基克跟他打招呼，同时打开手里破旧的提兜，让门房往里扫一眼检查。

“你们好！”麦利哈列克先生回复，也看了一眼我的晚餐提包。

我们走进糖厂的院子里。“上校”领着我绕过成堆的正冒着热气的甜菜切片。糖厂里充斥着说不上香臭的气味。有些气味刚闻到感觉挺愉快，会说，嘿，真香，但闻第二次的时候，宁可屏住呼吸了。火车吼叫着又运来几车皮新的甜菜。好几辆马车在排队等候拉走那些热热的甜菜片，拿回去可以喂牲口。到处是泥泞，下不去脚。

我们跨过铁门走进车间。温暖和灯光顷刻间将我们裹住。在热乎乎、甜丝丝的空气中夹杂着嗡嗡噪音，还有嘶嘶声、敲打和咀嚼声。很快我发现，这些声音是那几条宽宽的履带发出的，它们在一个大铸铁轮和一个小铸铁轮上传送。跟小铸铁轮并排还有更小的轮子，由别的履带带动，机器就这样被驱动起来。

爸爸手拿一个油壶在给各种大小轮子和轴承加润滑油。当带刻度的玻璃壶中的油柱低下去时，爸爸就用油腻腻的大铁油壶往里添加。我们在金属扶梯和行人天桥上来回奔跑着玩，在天桥上能看到带栈桥的锅炉和带叶片的运输带，运输带不停地吐出金色的糖粒，形成一堆堆小山似的尖垛。这家糖厂不生产白糖，就制造金沙般的黄糖。在其中一座糖山边上，爸爸谨慎地四处巡视一番，说：“就这里。”

我知道自己该上场了。爸爸走开了，留下我一个人。我的心怦怦跳起来。我听见自己的小灵魂在抱怨：人啊，你们想让我做什么？我不是英雄。你们给我安排了什么样的任务啊？

但随后我看到爸爸正从天桥上注视着我。他的脑袋一甩，意思是说：怎么回事？

我双手哆嗦着解开了裤子，从裤腿里拉出第一个布袋，佝偻下身子将一捧捧糖填满了袋子。糖温暖而粗糙，大晶粒闪闪发亮。我舔了一口，味道不同寻常却非常好吃。第一袋装满了。我抬起头，爸爸颔首赞许。我做得很顺手。我的鼻子冒出了汗，因为这里太热的缘故。一双穿胶靴的脚朝这边走来，我一下子僵硬了。脚无声地走过我身边。我把第二个袋子装满，扔进裤腿里。现在，我可以系裤子了。我的脖颈上紧紧卡了一根绳子，表明我的负载很重。爸爸从楼梯上走下来，把提兜还给我。

“怎么样，还好吗？”爸爸拍拍我。

“好。”我笑着回答。

“那回去吧。”

我往回走，每迈出一步我膝盖边的负荷都在滚动。我暗自说，我必须装作若无其事。可是我的小灵魂不依不饶：你还没有赢呢，伙计，你等着门房搜身吧。

在铁门边，萨基克上下打量我。

“拿了吗？”他开心地问。

“拿了。”我低声嗫嚅，然后，跨过庭院朝门房走去。

德国士兵正抽着一支烟，在呵呵笑：“啊，我们的孩子！”

麦利哈列克先生看了看我们的空提兜，然后站到萨基克面前，双手在他身体上下摸索起来。哦，天哪，我吓坏了！门房现在站到了我的对面，以一种奇怪的意味深长的笑直视我的眼睛。然后，我感觉到他的手在往下摸索，再往下，接近膝盖了。别再往下了！我祈求神助。麦利哈列克听到了。恶心，走吧！

从门房出来，我们老实地走了一段路才放松地蹦跳起来。

别跺脚

“快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冒险家。”妈妈解开我灯笼裤的裤腰。

卢德米拉姑姑也好奇地伸手摸我的裤子，看里面是否有鼓鼓的内容。她这样做，也揭开了一个让我脸面尽失的事实。她用鼻子嗅了嗅气味说：“这里……好像……”

“有股骚味，对不对？”妈妈也说，看我的短裤。

“那人从上到下地搜身。”我给她们解释，“再往下一点点，就露馅了！”

“麦利哈列克吗？”姑姑哈哈大笑起来，“那人你根本不用害怕。你们往外拿糖，他都知道。”

“那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气愤地一跺脚，委屈地哭了起来。

“别跺脚，艾达，糖袋子会掉下去的。”妈妈安慰我，伸手去掏裤子里的糖袋。

“真棒！”卢德米拉姑姑掂了掂我的打劫战果，好在一点都没有弄湿。

“哎呀，差不多有一公斤了。可怜的孩子，他都吓尿了……”

家庭相册

我时常和妈妈共同翻阅一本称为相册的书。里面的纸张是黑色的硬纸板，纸板上面的照片嵌入透明的相角里。

我哥哥葬礼的照片占据了两整页。他梳中分发型，静静地躺在打开的棺材里，如同安睡。照片清楚地显示火葬场里去了多少个身穿黑色礼服的客人，带去了多少花圈和花束。我不喜欢这两页，因为妈妈每次都要把手伸进围裙口袋，掏出手帕。

我喜欢婚礼照片，照片上的爸爸那时还有一头浓密头发，妈妈美丽得像电影明星。还有爸爸和爷爷的合影，两人手里都牵着一根马缰绳。马儿们系在谷仓前面的台阶上。但那个谷仓比现在的大两倍。妈妈说爷爷曾经拥有一个大农庄，后来不得不卖掉了一半。那另一半就和我们一墙之隔，现在帕斯奇科娃大妈住在里面。

“为什么我们不再养马了呢？”我问。

“马也不得不卖掉了。”

“可是为什么呀？我可以驾驭它们。”

“说来话长！”妈妈叹口气。

相册里还有爸爸所有的兄弟和姐妹，一共九个。这就是我为什么有这么多叔叔和姑姑，我都分不清。其中有一张脸被铅笔涂黑了，脸部全是黑影。

“这人是谁？”我问。

“那是狼。”

邂逅狼

当一个小孩独自在田野里行走，遇见成年人时，我倒是想知道，为了避免问候那个成年人，您会怎么做。

我走在公路上，往前踢着一颗小石子，我的眼睛更多盯着地面，而不是朝前看。突然迎面走来了狼，跟他打招呼是被严禁的，因为他差点把奶奶勒死。他手牵一头流着哈喇子的牛，要去什么地方。没有地方可以躲避或藏匿。我身体里的血液冻结了。狼越走越近。爷爷的声音在耳边回旋：遇见这个人你不要问候，永远不许跟他说话。

狼和我近在咫尺，爷爷的声音越发凌厉：遇见这个人你不要问候，永远不许跟他说话。

不知道为什么我抬起了头，也许出于好奇，因为我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见过狼，我看到了狼的眼睛，和奶奶的一样，淡蓝色。

我几乎张开了嘴巴，懦弱地想问候他，此时牛发出了“哞哞哞”叫声。

牛为我解了围。我跟狼擦肩而过，没有问候。我做到了，对此我却慌乱无措。

农夫

我的沮丧情绪稍纵即逝，心情很快晴朗起来，因为一跳过壕沟，我发现自己落在一块耕地里，我最爱的朋友克利奇卡先生正在地里忙碌，他和我的心爱之物——两匹狐狸色的马儿在犁地呢。在它们身后是一群白色的鸥鸟，巧妙地俯冲向黑土疙瘩，叼出一条条蚯蚓和恶心的肥白幼虫。我向马儿直奔过去。克利奇卡先生对我眨眨眼，把手里的缰绳递给我。我朝没有犁过的地头走去，克利奇卡先生在后边的犁沟里跟着，扶住两个犁柄。犁铧哗哗耕着土壤，翻出亮光光、黑油油的土层朝向天空。汗湿的马身上散发出热乎乎的气味，我贪婪地嗅着。

在地头，我们停下来让马儿歇息。我走到前面，抚摩着马的脑袋。

“我的马驹呀！”我悄声低语，疲惫的马儿用鼻孔朝我吹出一股股热气。

克利奇卡先生背对着我解开裤口撒尿，口中断断续续吹着口哨。那股尿柱，我暗自想，耳边传来强有力的冲击声，就好像把水龙头拧到了最大。随后，我发现他吹口哨是为了暗示马也一起撒尿，其中一匹牝马往垄沟里尿出了缆绳一般粗的尿流。

“克利奇卡先生，听说这些马不属于您？”我问他。

“对。是我女婿巴尔托什的。我已经退休啦，孩子。”克利奇卡先生说着，往手指里擤了一把鼻涕。随后手指一甩，一串鼻涕便落在草叶上摇曳起来。这种擤鼻涕的方法很巧妙，省得用手帕。我也尝试了一下，却学不会。鼻涕都留在了手指头上。

我们继续回去犁地。那些在空中翱翔的鸥鸟，朝我们一次次俯冲下来。

在学校里

我们的菲特洛娃老师不像个布拉格人。我都不愿意让她亲我一下。她骨瘦如柴，胸部扁平，两片嘴唇也薄薄的。

“以后你也许能成为一名医生。”她站在我身后，一边看我写字，一边这么说，“你写的字没人能看明白。”

全班哄堂大笑。

她和我们说的话也奇怪隐晦，没人能听明白她到底想说什么：“孩子们，我要向你们宣布一个重要消息。德国军队，你们大概知道，在敌军面前节节后退。真是谢天谢地……但是这不是撤退，要说溃退也不尽然，还没到时候。德国军队，就像收音机里说的那样，撤退到了预先规划好的地方，在那里防御一阵，然后继续撤退到下一个防备点。这么一来，他们离我们就越来越近，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死者和伤员。伤员如此之多，孩子们，他们已经无处安置。所以，德军要把我们的学校改成军医院。”

“老师，什么是军医院？”小个子萨基克提问。

“孩子们，伤员就是病人，住在军医院里。所以到时候，我们学校里取代你们的，是那些德国伤员。”

“那我们去哪里呢？”我问道。

“我们嘛，孩子们，只能搬到老学校去，可是老学校容不下这么多学生，所以我们将轮流上课。这就是说，有些班级在上午上课，另外的班级安排在下午。”

“那个军医院会一直在吗？”

“不会，不会一直在，艾达，总有一天我们会回到自己的教室里，而我希望这一天尽快到来。”菲特洛娃老师将自己纤薄无肉的嘴唇抿成弧形，转过身去背对我们。再转过身来时，她没有表情地对我们说：“你们回家之后，把这件事转告你们父母。”

铃儿响叮当

雪铺天盖地而来！乡村的雪野比布拉格壮观多了。在布拉格，皑皑白雪第二天就覆盖上一层煤烟尘。在克里奇卡先生养老的巴尔托什农庄院子里，白色一片，仿佛盖上了一条厚厚的羽绒被。

我们从马厩里牵出两匹马来。一匹归克利奇卡先生，另一匹由我拉着。

“这么大的雪，你没见过，是吧？”我对手里的牝马说，冬天因为长时间待在昏暗的马厩里，马儿见到白色兴奋极了，不知道自己的马蹄踏进了哪里。

我已经学会套马车了。我看明白了，套雪橇跟套马车是一回事。在马屁股后面固定住皮带之后，我走向马头，套上连接马杆的马嚼子。克利奇卡先生用抹布掸去座驾上的灰尘和谷糠，铺上一条毯子。雪橇还没有上过雪地，一直摆在光裸的脱粒架上。我们在雪橇上坐下来，把双脚裹进毯子里。

“驾！”克利奇卡先生一勒缰绳，对马儿来说把我们拉出谷仓跟玩儿似的，虽然雪橇涩涩地摩擦着地面，磕磕绊绊。来到雪地里，我转身看到后面留下一道黑色的小径，然后是锈迹，然后锈色越来越浅，变成两条洁净的白色轨道。马儿自己嘚嘚小跑起来。

“需要转几圈热热身，一冬天了，让它们舒张一下血脉。”克利奇卡先生对我嚷道，因为他习惯于让自己的嗓门盖过马车的轰隆声。然而在这里他用不着高声大气，因为雪橇行驶在雪地上悄无声息。乘坐雪橇时最美的就是这种寂静。你听不到马蹄铁，听不到雪橇，只有车辕和挽具之间的摩擦和马匹不时打出的快乐喷嚏。

“喂！你们好！”萨基克、奥塔和弗拉斯基克朝我们喊。

“克利奇卡先生，把他们捎上吧！”我开口请求。

克利奇卡一把拉住缰绳，男孩们没等雪橇停稳就跳上来，四仰八叉瘫坐到后边庄园主的座椅上。我们无法捎上弗拉斯基克，只能朝他挥挥手。我暗自希望克利奇卡先生能把缰绳递给我，因为这会让我在伙伴面前挣足面子。

我看着他，他心领神会，把缰绳递到我手里。

我幸福极了，马儿们同样。这种轻松的出行遛弯，马儿们难得一遇，它们从来都是负重前行。所以这次出游让它们兴致盎然，欢快驰骋，昂着脑袋，鬃毛飞扬，鼻孔呼出的水汽如同机车蒸汽一般。

跑出小镇很远我们才停下来，克利奇卡先生将手伸到雪橇座驾底下的木箱里，掏出一样东西，拿着走到前面，挂在左驾牝马的轭上，然后在右边的轭上，我们车夫称之为右驾，也挂上一个。是一对儿铃铛！

回程途中，双驾牝马每迈出一脚，铃铛就叮当作响，跟我在收音机里听到的童话故事一样，叮当声欢快。

一次军事访问

当我们的雪橇驶进巴尔托什农庄院子时，看到他们家来了客人。巴尔托什先生和一位德国军官从马厩往外走。他指着里面，德国人点头。然后他指了指克利奇卡先生，德国人再次点头。我们觉得很纳闷。然后两人握手，德国人离开了。

“他们要寄存一匹马在我们马厩里。您需要带它出去遛。”巴尔托什先生说。

“我吗？”克利奇卡先生问。

“对啊。”巴尔托什回答。

克利奇卡先生往手指里擤完鼻涕，一把甩进雪地里。

鹅绒羽毛

作为在城里长大的孩子，我从来不知道羽绒被是怎么做成的。在卢德米拉姑姑熨烫被单的那间屋子里，暖气烧得热热的，谁的手闲着，都来我们家帮忙拔鹅毛。只有爷爷不参加，他说这种活不是爷们儿干的。此外，他需要休息。拔鹅毛是个细致活，非常耗工夫，因此会请左邻右舍来帮忙。大家围桌而坐，用手指头拔下鹅毛管上的细软绒毛，放到自己面前的一堆里。干活时不能打喷嚏，不能咳嗽，不能使劲呼吸或大笑，否则那一团团柔软的羽毛会升到天花板上去。所以干活时悄声聊一些严肃的话题，我喜欢听。他们说，让我拔鹅毛就如同让一只狗去放牧，所以我干脆跟猫咪蜷缩到那张旧毛绒扶手椅上，平时坐在扶手椅上休息的都是那些刚让奶奶拔完罐放了血的胖子。我闭上眼竖起耳朵。他们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没有。

来我们家帮忙的有隔壁的帕斯奇科娃大妈，还有对门的克利奇科娃老太太，她俩挨着坐在一起，看上去像双胞胎，因为乡下所有的老妇人都围一方头巾，整张脸上只露出鼻子和皱纹。

“都是卡尔班[一种扑克赌博游戏]坏的事儿。”克利奇科娃老太太说。

我以为她在说油漆匠卡尔班先生呢，但后来听出说的是扑克牌。

“他中了邪似的，上瘾了。”我奶奶低声说，“我曾经跪着求过他，求他作罢，然而枉费口舌。这就像是得了病，每天晚上必须上酒馆去。”

“奶奶，难道您不知道他已经输得一文不名，还借了赌债？”我听到妈妈的声音。

“我哪里知道啊，孩子？”

“谁也不会想到的。”卢德米拉姑姑说。

“这样的人，还不少呢。”帕斯奇科娃大妈悄声说。

“如果你想提那个忘恩负义的狼，大妈，您还是换个话题为好！”卢德米拉姑姑厉声吼道，我赶紧睁开眼睛，看到她面前那堆绒毛漫天飞舞。

“我已经闭嘴啦。”大妈叹口气，双手小心翼翼地把自己那堆羽毛转移到帆布袋里。

这一回我了解到，我的爷爷曾经有过好几匹马、四头牛和大片田地，因为玩扑克输掉了全部家产。

银草甸

雪刚刚落过，一条条银线又从天而降，撒满大地。老一辈都没有见识过，草甸子能变成一片银色。我们跑出门去捡，怀里抱回一堆闪光铮亮的银丝带。

“这是美国人空投的。”弗拉斯基克给我们解释，他什么都懂。

“为什么？”小个子好奇。

“为了干扰德国人的雷达。雷达是用来探测飞机的。美国人在空中抛撒这种锡纸，为了迷惑德国人，让他们以为探测到了炸弹。”

“哇！这招太绝了！”奥塔惊叹。

“跟猴子一样聪明。”弗拉斯基克顺手捡起美国的银丝带，说道，“你们知道美国飞机有备用油箱吗？”

所有人都摇头，表示不知道。

“因为轰炸机需要消耗大量汽油，所以在机翼下方垂挂一个悬浮油箱。空气动力学原理。”

我们纷纷点头表示认同，仿佛除了空气动力学，其他都是无稽之谈。

今晚我必须问爸爸，空气动力学是什么意思。

学校搬家了

士兵们从学校里搬出课桌椅，放进了铁架子床、折叠床和各种箱子。我们好奇地观望。他们在学校院子里还搭起一个野外厨房。

他们砍来木材，烧起了锅炉。这时一个叫施卡罗德的男孩朝我走来，说：“你是不是想找抽？”

我不明白为什么总有人这么想，好像我理应受到这种待遇。

“为什么？”我反问。

“我已经注意你很久了。你以为你来自布拉格，头戴这么一顶愚蠢至极的帽子，就不该挨揍吗？”施卡罗德猛地一拽我的帆布帽帽檐。平时我总戴帆布帽，避免中暑。感觉眼前一黑时，我赶紧一闪腰，以为他会打我。然而我没有被揍，却听到了好朋友奥塔的声音。

“有什么误会吗，施卡罗德？”我们的老大心平气和地问。

“下次再找你算账！”那个白痴边威胁边开溜了。

从学校院子里款款走出一匹健壮俊美的白马，身上镶嵌着几处黑斑。马身后拉一辆平板车，车上载着几个水桶，还有灰色的军用集装箱。马车因为安上了轮胎，静静地走着。你们知道谁是马车夫吗？是我亲爱的克利奇卡先生。

他朝我眨了眨眼睛，拍拍身旁的座位，示意我坐上去。

但他错看我了。

我摇摇头，用非常冷漠的眼神望着他，让他知道，他愿意为敌人效劳，而我绝不苟同。

“做得对！”奥塔称道，“去他的吧！”

失去了这样一位好朋友，我感到惋惜。然而，我感到欣慰，因为我问心无愧。

施卡罗德

“三包卷烟纸。”我对烟草店小窗口的女士说。

我走在广场上，一边打量手里粉红色扁平盒子上的蜻蜓图案。这时，我撞到一个人身上，卷烟纸掉到人行道上。是施卡罗德，显然他是故意挡在我前面的。他邪恶的眼睛眯成一条细缝。

“你撞谁呢？”他气势汹汹。

“我没有留意到你。”我捡起地上的卷烟纸。

“在我们这儿，走路时你得长点儿眼睛，跟在布拉格一样，亲爱的。”施卡罗德挡在我面前教训道。我想躲闪开，他却跟着我的身体移动。

“我不想碍你事，让我过去！”我尽量尝试和解。可他却说：“看样子，你想找抽啊……”

我想起了贝切克姐姐和那次失败的教训：躲开第一击，然后发起进攻。施卡罗德出师不利，第一巴掌从左边扇过来时，没有打中，因为我敏捷地猫腰躲开了。我应该立刻转入反攻，却做出了令自己都意外的举动，我发现自己在逃跑。似乎有个声音在提醒我说，走为上策，没有人能阻挡你。

施卡罗德在我身后紧追不舍。我跑出了惊人的速度：你甭想追上我，施卡罗德，跑步我可在行，尤其在我害怕的时候。我撒开腿猛跑，不时回过头去看他离我多远。这下好了。我锁上墓地的后院门，选择在小教堂边上的沙道拐弯。我身后施卡罗德的脚步声突然停止了，我惊恐地看到他在坟墓之间迂回，想抄近道截住我。但这让他付出了代价，因为他在一块墓地边上摔倒了，这帮我赢得了时间，赶在他前面钻出墓地的前大门。

距我们家门仅几步之遥了。但愿大门没有锁上。姑姑习惯锁门，爸爸不锁门。是爸爸！家里的那扇大门如同通向救赎洞穴的门户，一口将我吞没，我迅速转身拧上了门锁。

我靠在大门上，气喘如牛。听到门的另一边传来施卡罗德的喘气声。

“你跑不出我的手掌心。等着瞧！”他声嘶力竭地喊道。

进攻

爷爷坐在院子里。

“你慌里慌张跑什么？”爷爷问我。

“我必须跑！”边说我边跑上楼梯，想上阁楼去观察施卡罗德是否还在门口守着。阁楼上的房梁之间，有张开的无线电天线，还有晾晒烟叶的绳子，因为爸爸自己种植烟草。我钻过绳子，扶住横梁走近半开的天窗。施卡罗德在下面等着呢。他走过来又走过去。当我抓住一根房梁时，有样东西落到地板缝的煤渣里，阁楼的地板填了不少煤渣。掉下来的东西很长，用布满尘土的纸包着。从裸露的那一截条纹桅杆我认出来，是爸爸秘密藏在阁楼上的我们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旗。我把国旗放回梁上，然后心生一计：用煤渣袭击施卡罗德。

我挑了一块瓷实的，瞄准施卡罗德砸下去，击中他的肩膀。

他一惊，往旁边一跳，抬起头来骂道：“你这个胆小鬼！娘娘腔的布拉格佬！有你的好看！你给我记着！”

“你在这里嚷什么？”爷爷突然从门里走出去，用拐棍指着他说，“滚回家去，小浑蛋！”

撒谎

“你跟施卡罗德有什么过节？”爷爷盘问我。

“我们在广场上碰到了……然后就比赛跑步，看谁先到这里。”我说，因为事实差不多也是这样。

“你先到了这里。”爷爷干吐了一口痰。

“是的。”

然后，爷爷走到木墩子前，抓起斧头。

“你过来。”

我迟疑地走过去。爷爷把一截不怎么粗的木桩放到树墩子上，把斧子递给我说：“把它劈开。”

我试着砍了下去，斧子卡在木柴里，动弹不了了。

“那里有结节[“结节”和“苏切克”的捷克语发音一样。]。”爷爷说，“它很硬。告诉我你姓什么？”

“也是苏切克。”我嗫嚅。

“所以不要辱没我们的名字！”爷爷啐了口唾沫，把木桩扔了回去。

我下定决心绝不辱没我们家的名字。我要强硬起来。

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表现出我愿意挨揍。

在爸爸的工作台上，那里从来都是难以置信的一团杂乱，在各种铁钉、电线和锡块之间，我找出一对生锈的哑铃。我需要它们，就像人类需要盐。哑铃很沉。我把它们举起又放下，注视自己瘦弱的胳膊上的肌肉是否绷紧了。

自制卷烟

因为爸爸是个烟鬼，而在战争期间纸烟是配给的，于是他自己动手，用自种的烟草自制卷烟，取名“家乡”牌。他攒成了一台带长柄的特殊机器，能把干烟叶切成细长条，再用刀切成短小的碎片，然后将它们倒入神奇的卷烟机中。卷烟机看上去像一个银色的烟盒，里面有一块小布，在上面铺上软软的卷烟纸，撒上烟草，在纸的边缘蘸上唾液，当银盒关闭时，一根卷好的纸烟就从中滚落出来。

到了晚上，爸爸和哈维尔卡姑父就一边自制卷烟，一边收听伦敦电台。我在旁边欣赏一会儿，然后被赶走，上床睡觉，但他们允许我半掩房门，这样卧室里不至于太冷。我听到外国电台的声音，被禁的频道越来越远，直到消失在静默之中，之后再次清晰起来，就像一阵风刮来似的。播音员突破电磁波干扰的丛丛灌木，我重又听到那些神秘的消息：贝德里赫，我们在第二站台等你。贝德里赫，我们在第二站台等你。夏娃不怕亚当……

哈维尔卡姑父说：“嗯，大舅子，这是你的房子，你来做决定。”

“我心里很清楚，非常清楚。”爸爸若有所思地回答。

“这需要一个小时，他准备好，然后发送……”

“这我清楚，非常清楚。”爸爸重复道。

“在被发现之前他就得离开。必须在午夜前后。我会在外面望风，如果有情况出现，我会给出信号，他可以穿过墓地消失。”姑父说。被灯光照亮的门缝向我透入了一个危险的秘密。

炸弹

大家都知道我会牧鹅。我们家只有两只鹅，我们的女邻居、庄园主帕斯奇科娃大妈听说我这个牧鹅小童挺可靠，就把自家的一只鹅也交给我去放牧。

要是有人觉得鹅很笨，那他就想错了。鹅比母鸡聪明多了，也许是因为鹅脑袋更大，装得下更大的脑子。如果您想赶着三只母鸡沿公路走到草坡上，那是不可能的。可鹅就不一样，只需扬起两只手驱赶，它们马上能明白您的意图，乖乖地，摇摇摆摆走在您面前。当它们跟人熟稔之后，还会成群结队跟在人后面，像训练有素的军队。

我的那几个死党正坐在变压器前的台阶上打扑克。

“嘿，小鹅倌儿！”弗拉斯基克在三轮车上跟我打招呼，“你穿了条新裤子呀？”

“嗯。”

“我看，像灯芯绒的。”

“用我爸的裤子改的。”我回答。

所有人用手搭起凉棚朝天上看，阳光强烈。

“那是什么？”我问。

“美国人。少说得有一百个。”萨基克说。

我也往天上看，但什么也没瞧见。我把鹅们赶到草地上，让它们自己吃草。远处传来奶牛哞哞的叫声。我瞥见了被禁止问候的大伯狼，正把奶牛往草甸里引。我在天幕上徒劳地搜寻。

“他们在哪里啊？”我大声问小伙伴们。

“在特别高的地方。比一万米还高，枪都射不到的地方。”弗拉斯基克回答我。

我躺倒在草地上，寻找那些美国人。此时才听到远处低沉的轰鸣声，然后我终于发现了——一大群银色的小十字架在万里无云的蓝天里缓缓前行。

“我看见了。”我朝伙伴们欢呼。

那些带翅膀的小别针飘浮在天上，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就在我盯着它们看时，突然觉得好像有银色的细长东西从飞机上掉下来。我甚至听到了坠落的声音。骇人的呼啸声越来越尖厉，那些东西朝我们袭来。

“是炸弹！”萨基克惊恐地喊起来。

巨大的恐慌将我淹没，因为炸弹直冲我们而来。鹅也吓坏了，它们嘎嘎乱叫，胡乱扑棱着翅膀，半跑半飞地朝公路奔去。

我一骨碌翻转身体，迅速脸朝下趴进草地里。

呼啸声先是朝我的脑袋逼近，随即是金属片发出空洞的咣当声，然后是无边的寂静。

那些吓傻了的鸟儿先回过神来，重新展开歌喉。我的鹅也都回来了。

“在小溪里！”我听见奥塔在说，“谁都别过去！那还没爆炸呢！”

我坐起来，看见自己的手和腿在瑟瑟发抖。

我听见弗拉斯基克说：“那不是炸弹，哥们儿，那只是普通的汽油箱。当燃料用完之后，被随手扔下来的。”

还好弗拉斯基克懂得这些，我松了一口气。

大家朝小溪跑去，那东西像一条陷在淤泥里的银光闪闪的大鱼。

“这真的是油箱吗？”奥塔手里撅着柳条，不放心地问。

“嗯，确实是。”弗拉斯基克平静地回答。

奥塔用手指头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那鱼雷似的玩意儿。听起来里面空空的，也许真的是一个空油箱。

“可以用它做一条美丽的小船。”小个子建议。

大家已经不再害怕，一起出手把它推倒，拖到岸上。但油箱里还有东西在晃荡。

“我看里面至少还剩有二十升油。”奥塔推测。

我迎来了我的辉煌时刻，因为是我最先想到的。

“汽油可以给弗拉斯基克！”我说。

所有人扭过头来盯着我，像注视一个天才。随后，奥塔俨然司令官那般环视大家，下令道：“把它藏到花圈堆里！”

我们扑向这铝制的鱼雷，把它拖到太平间里。太平间里没剩下几个花圈，做不成一个洞穴，但足够掩藏我们的汽油箱。

待一切都搞定之后，我四下搜寻我的鹅们，它们若无其事，正自顾自吃着草呢。不妙的是，不远处一头奶牛也在吃草，奶牛旁边站了一个人，正朝我们这边张望。那个人什么都看到了，他是狼。

两个宪兵

男孩们坐在变压器前的台阶上，继续玩扑克，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不到一刻钟，来了两个宪兵，我们心里的石块落下了。原本来的也可能是德国人，而不是卡林纳先生和小猎人先生。

“小伙子们，”卡林纳问，“你们见到什么东西落在这里了吗？”

“见到了。”奥塔回答。

“落哪里了？”

“那我们就不清楚了。”

“它是从哪个方向掉下来的？”小猎人先生摘下头上的灰绿色毛毡头盔，擦了擦汗津津的额头。

“我们不知道。当它发出呼啸声，我们顺耳听到了。”萨基克煞有介事地说。

“我认为往那边去了。”奥塔指着花园说。

“我觉得是在那边。”弗拉斯基克指了指左边那一大片。

“你看，没个准信儿，伙计。”卡林纳对小猎人说，“我用脑袋打赌，它就落在附近某个地方。”

两人朝花园走去。

灌汽油

挨到晚上，我们几个才在太平间后面碰头，实施下一步行动。我们每人从家里带来一个空瓶子，奥塔拿来了漏斗、钥匙扳手和手电筒。那个巨大的油箱底部有排油孔。我们把它一拧开，一股航空汽油带着浓郁的芳香喷射到漏斗里，没完没了。

“流得多带劲儿，是吧？”小个子发出感叹，“这么多汽油，他们随手就扔掉了。”

“哥们儿，这么几升油对于轰炸机来说只是沧海一粟，就好比给牛喂覆盆子。”奥塔小声嘟囔，“但对于弗拉斯基克来说，就等同于给牛喂了成吨的覆盆子。”

“航空汽油，给他能派上用场吗？”我小声问。

“怎么会不好使，哥们儿。”奥塔安慰我，“他就需要注入汽油，他那辆车有二冲程马达。”

我们把灌满汽油的瓶子藏到花圈下面。随后，我们抓起那个排空了的油箱，把它扔回到小溪里。我们在溪水里洗手，甚至涂上难闻的河泥搓洗，仍然能闻到手上的汽油味儿。

“我们各自分头回家。”奥塔下令，“小个子沿那排菩提树，艾达穿过墓地。”

脚步声

我们家跟公墓一墙之隔。对我来说，夜里在公墓里穿行并非难事。然而这一次感觉诡异。您知道，墓碑在晚上比白天显得更大，那些用粗糙石块做成的墓碑黑乎乎的，而用光滑大理石制作的墓碑则在月光下闪着寒光。灰色的照片里，逝去的留着胡子的农夫们和围着头巾的老妪们，都冲你眨眼睛。孩童的墓碑矮一些，上面也贴着照片——扎着辫子的小女孩儿和翻着海军领的小男孩儿都在微笑。

这些都吓不倒我。但有别的东西，有人在尾随我，我能听见他的脚步声。我停下来时他也停下，四周是死一般的寂静。我重新迈开步子，那个人同样。公墓中央是一座礼拜堂，环绕它的白墙四周，我和那人的脚步声在沙道上清晰可辨。先是我的，然后是他的。我加快步子，他也加快。我害怕极了，心里那个小灵魂对我悄声说：“是狼！你那被禁的大伯！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看到了……”

我不敢回头，撒腿跑了起来。狼的脚步声也迅疾起来。我跑出了公墓，可他一直跟着我。

解释谜团

我冲进我们家中庭，砰地撞上身后大门。爸爸和韦诺斯姑父在抽烟。

“这是你的房子，大舅子。你必须决定。但那个人把今天指望上了。如果我们回绝他，那我们成啥了！”姑父说罢，一脚踩灭香烟，进了厨房。

“你疯跑什么？”爸爸问我。

“有人跟踪我！”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行了……”

“当我加快脚步，他也加速！”

“你走几步看。”爸爸吩咐我。

我在中庭里走起来，又听到了那个声音。

“这是灯芯绒裤的缘由。”爸爸笑起来，“以前我穿的时候也这样。”

我试着再走几步，的确如此，灯芯绒裤子互相摩擦，那是用爸爸的裤子改的，每走一步都有回声。我边走边笑，战前的物资真是让人一言难尽。

不平静的夜晚

成年人以为，小孩子不可能有烦心事。

但是小孩子也会面临好几次那么大的烦心事，甚至夜里难以入眠。我在卧室窗户下的沙发床上辗转反侧。妈妈在双人床上平静地呼吸，我盯着天花板。

我再次听到鱼雷坠落的哨声。我看到我们家的鹅在它面前拼命逃离。我看到奥塔在敲砸镀锡的汽油箱。宪兵在擦汗。汽油流入漏斗。我看到狼，他点点头说：“我什么都知道！我什么都看见了！”

爸爸的脚步声在中庭回响。现在是万籁俱寂的夜里，他一遍又一遍地来回踱步。我悄悄爬起来，穿着睡衣去找他。

“我睡不着。”我说。

“什么也别怕，灯芯绒裤子而已。”爸爸抚慰我，并不知道我对他的重大忧患心有所知。

“你也别怕，爸爸！”我说。

“好吧！”爸爸的手掌放在我睡得乱蓬蓬的头发上，推我回到床上去睡觉。

午夜客人

我躺在床上。但睡眠在远处游荡，我无法召唤它前来。

后来，听到大门传来短暂的敲门声。那么短暂，仅打扰了妈妈的呼吸，她侧过身又睡着了。我爬起来半跪在沙发床上，往窗外看。我看见韦诺斯姑父和一个头戴礼帽、拎手提箱的男人。然后，那个陌生男子从视线里消失，因为爸爸为他打开门，让他进入中庭。姑父四下环顾，手持一把水壶，走向马路对面的铁水箱，那个我们家的饮水池。在那里，他将水壶放入水箱里，等候。我看明白了，姑父是在外面望风。

我听到大门撞锁和两双鞋上楼梯的脚步声。然后是通往阁楼的木楼梯吱嘎作响，声音传递到天花板上。在我脑袋上方响起炉渣在脚底下破碎和摩挲地板的声音。

无线电报

我想象阁楼上正在上演的情景。

戴礼帽的男子坐在板条箱上，在他面前的旧椅子上，有一个打开的手提箱，箱子里是一台发报机。在按钮和各种开关之间，微弱地闪烁着一道红光和一道绿光。爸爸手举手电筒，把我们家天线上的电线插入发报机的插孔里。

男人在面前摊开一张纸，爸爸的手电筒照向那张纸。纸上有几行莫尔斯码字母的逗号和点号。那个搞地下活动的人盯着腕上的手表，指针距午夜还差五分钟。爸爸摁灭手电筒，打开烟盒，划一根火柴点燃两支烟。纸烟末端的火光在黑暗中一明一暗闪烁，他们在等待。午夜十二点整，男子开始用右手打出一条秘密消息：埃米尔骑女式自行车已经到达。这也许意味着：我们已经拿到武器。静悄悄的噼啪声，微弱的灯光闪烁。等一切弄停当，电报员将纸张撕毁，一半塞进自己嘴里吞下，另一半递给爸爸。爸爸把纸团揉成一团也吃下了肚。

我在这样的想象中，睡着了。

航空汽油的神力

我们一伙玩伴聚在变压器边上。

奥塔将汽油从带有瓷塞子的瓶子里倒入弗拉斯基克三轮车的油箱里。弗拉斯基克神情紧张，又按捺不住兴奋。他戴上了围巾和帽子，以防引擎万一发动起来，三轮车高速行驶时会着凉。奥塔拧紧油箱，弗拉斯基克先俯下身，按下一根辊轴，再用一个橡胶手柄猛拉曲柄，马达突突跳跃几下熄火了，他接着拉第二次，长期歇息的摩托车居然快乐地转动起来。

弗拉斯基克的眼睛冒出光，扫视我们一遍。消音器中冒出了白烟。

“太耗油了！”奥塔喊道。

“没关系！”弗拉斯基克一摆手，调整好速度一踩油门。

“开动啦！”萨基克跳起来。

弗拉斯基克没有言过其实，他曾声称他的三轮车能高速行驶。只见车子受惊似的蹿出去，如赛车一般将我们远远抛在身后。我们看到弗拉斯基克在草地上兜圈子，速度越来越快。我们看着恍若神奇，现在三轮车似乎飞离了地面，悬空而驶！它越飞越高！

“妈呀！”奥塔感叹，所有人张大嘴巴，仰头张望，因为弗拉斯基克在我们头上飞逝而过。

“这怎么可能？”我朝弗拉斯基克喊。

“这是航空汽油！”弗拉斯基克笑着说。围巾在他身后飘舞，他像飞行员一样向我们点头致意。

“航空汽油……”奥塔惊叹不已，“我们真没想到。”

“再见！”弗拉斯基克手舞足蹈，“我要去看我姐姐啦！”

车子一个大回旋跟我们告别，然后朝森林方向驶去，他姐姐嫁给了林区的护林员。我听到什么了？也许，弗拉斯基克在飞行途中，还会拨动三轮车车轮的钢丝弹奏一曲呢。

在护林员小屋前

在护林员小屋前的院子里，一位美丽的少妇在拉小提琴。弗拉斯基克拨动两个车轮的钢丝作为伴奏，像在拨动竖琴的琴弦。他们在演奏民歌《假如你有一百只羊，我的姑娘》。曲子美妙动听极了。护林员坐在板凳上，沉浸在音乐声中。他脚边蹲着家犬鹌鹑，它也竖起耳朵在仔细聆听。

这时有人敲门。乐手们停止了演奏。敲门声再次响起。大家面面相觑，门口会是谁。

苏醒

我妈妈曾听说，唤醒沉睡的小孩，最健康的方法是用手指头轻叩其额头，就像敲门那样。

“小艾达，起床啦！”妈妈柔声呼唤。

“可惜……”我叹了口气，睁开惺忪的眼睛。

“你一定做了个美梦吧！”妈妈猜测。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刚才你笑得像甜美的月亮。”

在吃早饭的时候，从院子里传来爸爸的歌声：“年轻人啊，像我一样，不要沉迷爱河……”

“你听到了吗？”妈妈把装咖啡的袋子放回橱柜，“看来今天你爸爸心情不错，嗓门这么嘹亮。”

我们室外厕所的门敞开着。爸爸坐在里面，把报纸撕成方块，一边唱着：“尽情去爱，去撩拨，然而爱情不要轻诺。尽情去爱……”

母鸡们纷纷歪着脑袋，用一侧的小眼睛望着他。

我最喜欢上阁楼去。那里摆满了老玩意儿。只有一个地方踩碎的煤渣较多，在那里我发现三个烟蒂。真是太粗心大意啦，留下这样的踪迹。我把烟蒂一一捡拾起来，从房顶的天窗一把扔出去。

报告发现物

我们带领宪兵走到小溪边，指给他们看我们发现的“炸弹”。一个德国下士跟他们一起来了。宪兵小猎人让我们在柳树边的安全距离内止步，柳树后边就是我们的航空油箱在闪烁。宪兵卡林纳和那个德国士兵小心地拨开树枝。

“不是炸弹！”德国人笑起来，“华孚储备油箱而已。”

“这是个储备油箱。”卡林纳先生转头给我们翻译。

士兵把耳朵贴到压瘪了的金属壳上，推开油箱。

“哎，美国人也节约燃油了。以前好多次里面剩余二十升！”

“他说，美国人也节约燃油了。多少次了，里面曾剩余二十升。”宪兵卡林纳继续翻译，我们都善解人意地点头。

在花匠家

妈妈递给我十克朗纸币，派我去花匠那里买黄瓜，今天中午我们要做黄瓜沙拉。炽热的太阳把国道上的沥青炙烤成软软的热面团，熏人的热空气裹着沥青的气味扑面而来。远处的路面上出现了虚幻的水洼。正值闷热的正午。我边走边观察那张十克朗纸币。自从把它拿到手里，我就忍不住翻来覆去地观察它。棕色，在一行德文和捷克文十克朗字样旁边，画了一个可爱的小姑娘，一头蓬松的金发，梳成的马尾从右肩上耷拉下来。她没有笑，而是直勾勾地看着我。花匠科什迦尔就有一个这样的女儿，名字叫米拉。

我走进花匠清水砖砌就的院子里，然而悄无人声。

科什迦尔太太不在，遗憾的是米拉也不在。小狗四肢舒展趴在狗窝旁边的阴影里，像一具尸体，都懒得看我一眼。苍蝇和蜜蜂嗡嗡地在花枝间享受自己的盛宴。几只白蝴蝶停在快被蒸干的水洼上吮吸着污脏的水，突然飞起，我被这个白色的无声爆炸吓了一跳。

“科什迦尔先生！”我呼唤起来。

没有回音。房屋的门大敞着，我迈进屋里，耳朵里传来低沉的鼾声，穿过走廊循声而去，来到一个大房间的门槛边。

眼前一张餐桌，桌上扔着几个盘子，盘里是吃剩下的骨头，几只苍蝇正在津津有味地啃着。房间里一张大躺椅和展开了的宽阔的沙发床。大躺椅上躺着花匠，面朝天，四仰八叉，沉沉的鼾声从他张开的嘴巴里冒出来。他的一只手边睡着一个光身小男孩，额头汗津津的，另一只手边蜷缩了一只猫。花匠夫人侧躺在沙发床上，一袭粉色睡衣，紧挨她的是仰面躺着的米拉。米拉十六岁的样子，长得真美。短袖衫下，她的胸脯随呼吸一起一落，短袖衫的腋窝处是深色的汗渍。

这还算不了什么，没想到的是，睡梦里她的裙子撩得那么高，让我看到了她的大腿和浅蓝色的内裤。

“你们好！”我打招呼，希望把他们吵醒。但是花匠一家，一上午太阳底下辛苦的劳作，加上午餐，睡得死沉死沉的。所有人惬意地躺着，假如科什迦尔先生不发出呼噜声，一家人看上去如同死了一样。

我再次打量了一眼遮掩小姑娘秘密的内裤，悄悄退到走廊上，空手回家了。

冒牌黄瓜

我沿着炎热的国道怏怏地往家走。突然间看到我的大伯狼在给院门刷油漆。我必须在五米的距离外远远绕开他。假如狼没有停下手里的活，没有转头看是谁在路上踽踽独行，那我是不会向他问好的。然而他转过身来，用他的跟奶奶一样的蓝眼睛望着我。

“您好！”我怯懦地打招呼。

“好！”狼回应，大概有点意外。

我继续往前走，但他又说：“他们在打鼾，对吧？”

“是的。”我停下脚步。

“他们在中午从来都午睡。天这么热。你需要啥？”狼用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沙哑嗓音问道。

“黄瓜，做沙拉用。”

“跟我来吧。”这个被禁止问好的大伯放下手里的棕色油漆罐。

“不行。”我坚定地摇摇头。

“别担心，你不跟任何人说就是了。”狼走进他的黄瓜苗圃，我跟着他，又转身看看有没有人看到我。万一爷爷知道了，他会用拐杖抡我。狼把手伸到瓜藤底下，把三根肥胖的黄瓜放进我的提兜里。我从短裤屁兜里掏出皱巴巴的十克朗。

“留着吧。”狼推着我走向院门。

“谢谢您！”我嗫嚅着，手提沉甸甸的黄瓜袋子，仿佛有千斤重，走回家去了。

好土壤

“科什迦尔的黄瓜真好吃。”爸爸盛着沙拉。

“你花了多少钱？”

“他没有零钱，说下一次再给。”我说着把十克朗纸币放到桌上。我讨厌撒谎，但我该怎么办呢？如果我告诉他们真相，他们要么把黄瓜扔进肥料堆里，要么我就得把黄瓜给狼还回去。这会闹得沸沸扬扬，我会被视为家庭的害群之马。也许，有时候只得说谎。

“是科什迦尔家的土壤好。”爷爷说。

拳击袋

我想出一个好主意。我用锯末屑装满一个袋子，把它挂在谷仓的房梁上。在布袋上我用粉笔写上大大的字母—（指施卡罗德）。每次我举完哑铃，会拿卷尺量一下自己的手臂，看肌肉增加了多少毫米。我绕过那个布袋子离去，对它视而不见，任它静静地挂在那里。直到有一天它突然用施卡罗德的声音说：“据说你想找抽……”

在那一刻，我攥紧拳头，不等它赘言，我怒吼道：“你想找抽啊，施卡罗德！”说着，给它太阳穴狠命的一拳。

“施卡罗德”的眼睛瞪起来了，而我变成一架脱粒机。我像一个疯狂的暴徒挥拳砸向它，我听到围观的人在喊：“太棒了，艾达！对这种人就得这样！毫不留情，揍这个浑蛋！”

“别疯闹了，喂兔子去！”妈妈打断我。

兔子

我喜欢兔子。它们让人抚摩，会跺脚，会用鼻子做一些滑稽的动作。兔子的红眼睛我也喜欢。

在我身后传来可恨的吱吱叫唤声。那只被我爸爸一榔头锤到脑壳的兔子，在绝望地呼救。兔子不会说话，一辈子只会发出一次呼喊。它垂死的哀鸣刺痛了我，我捂上耳朵。爸爸把死去的兔子两爪悬挂到杆子上，开始掏出臭烘烘的内脏。我又把鼻子捂上了。爸爸继续用锋利的弧形弯刀挖出兔子的眼睛，扔给母鸡们，那群无所不吃的蠢货立刻追逐起来。在母鸡抻脖啄食之前，我一把捞走了兔眼睛。

我把自己关进厕所里，手心里躺着被沙粒包裹的红红的眼睛。没准它们可以再活一会儿呢，我自语。我拨转兔眼，让它们正视我。

“小兔子，你还能看见我吗？”我悄声问。

小兔子的眼睛望着我。那些小沙粒晶体阻挡了它的视线，但是兔子能看见我：我整个身体都是红色的，渐渐变暗，成了紫色。等最后变成灰色，那已经不是我了，因为眼睛死去了。

麦穗

这是八月里炎热的一天。酷热难耐，全家人都坐在凉爽的中庭里。因为别处热得难以下坐。

“本该去捡麦穗的。”奶奶说，她甚至把厨房那把椅子挪到了这里，在怀里择豌豆荚。

“那走吧，我们去。”妈妈说。

“在这种大热天？”我站起身。

“我们去池塘边上的那块地里，可以下河洗澡呢。”妈妈修正了建议，递给我一个提兜，我们出发了。

在收割过的麦田里，整整齐齐矗立着一排排打成捆的麦垛。麦茬地烫得如灶台一般。我每迈出一步，都有蚱蜢在我面前蹦跳而过。我抓住一只，捏在掌心里。

“别玩了，快点捡，完了我们下河游泳去。”妈妈催促我。

捡拾麦穗的活毫无乐趣。我躲在麦垛的阴影下捡着，发现老鼠在里面修了通道和地道。我提兜里的麦穗所增无几。

“走吧。”妈妈扫了一眼我的提兜，她的已经装得满满当当。

在池塘边

科耶津池塘并不大，但是景色旖旎。平时人迹罕至，缘于它太过偏僻。我和妈妈一出现，青蛙们受到惊吓，纷纷跃入水里。池塘边只有我们俩。妈妈摘下头巾，解开了连衣裙，把它扔到草地上。妈妈身穿镶有白色蕾丝边的红色泳衣，风姿绰约，亭亭玉立。我喜欢妈妈此时的装扮，一下子从农村妇女变成都市美人。

我利索地脱光衣服。我们穿过芦苇丛中的小径，扑入水里。

太惬意了！

“吁！”当流水漫过妈妈的脖子，她愉悦地呼出一口气。然后，她托起我的腹部教我游泳。我像疯子似的撒欢蹬腿，因为喜欢水花飞溅的样子。可妈妈转过脸去，闭上眼睛，免得水花溅入眼里，她恳求我：“别乱踢腾了！要有节奏！”

上岸后，我们并排躺在草地上，眺望天空。在接近地平线的地方，我看到了乌云，而我们的头上一片蔚蓝。

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马蹄声，随后看到两匹黑马朝这里驰来。

一个晒得黝黑的年轻小伙骑在其中一匹马上，穿灰色运动裤，手里拽着另一匹马的缰绳。

“天气太热了，是吧，年轻的夫人？”他用这句话代替问候。

“是啊。”妈妈说着坐起来。我们看着这个黑头发的年轻人手牵两匹马下到水里。马不怕水，饥渴地饮起来。湿了的运动裤紧贴在他古铜色的胴体上。他游向芦苇丛，撅下一束芦苇，当作刷子刷洗起他的马。他肌肉隆起的手臂抹过马背和马脖子，同时我发现，他不断地多此一举地朝妈妈打量。他把刷子放入水里浸湿，抚摩着马屁股，眯起双眼，他并不看自己的动作，却始终盯着妈妈。我回头看妈妈，看她如何反应，却看到妈妈也凝视着那个年轻人，神情兴奋。

“马会游泳吗？”我问妈妈，试图将她唤醒。

她置若罔闻。妈妈的脸上浮现出一种无法名状的忧伤。此刻并没有悲伤的事情发生呀，这让我摸不着头脑。她望着那个汗毛发达的年轻人坐上了马背，眼睛黏在妈妈身上，用缓慢而轻柔的动作亲抚着湿漉漉的马鬃。

“妈妈，马到底会不会游泳呀！”我不依不饶。

妈妈无声地点了点头，我看到，泪水从她的眼睛里滚落。

请你们告诉我，这种事情如何让一个孩童来解释？我的脑中闪过一丝想法，随即又抛开了这种愚蠢的念头：妈妈似乎有一点儿遗憾，她已经嫁人了，有了我，无法骑上另一匹马和那个年轻人一起奔向森林。哎，我居然产生这样的想法，无稽之谈。

“你怎么了，妈妈？”我问。

妈妈咽了口口水，说：“我们回家吧。要下雨了。”

霎时狂风大作，田野里的尘土席卷而起。风掠过水面，压弯了芦苇和桤木的腰。

可怕的夏日暴雨

我们慌乱地穿过麦茬地往家跑。然而暴雨来得更迅捷。天空被深蓝和深灰色的云层罩住了，四下呈现不祥的昏暗，无声的闪电瞬间照亮了周边的麦垛，麦垛看起来像在燃烧。我们奔跑起来。

“下雷雨的时候不能跑！”我提醒妈妈。

她慢下来，气喘吁吁地哀叹：“天刚阴沉的时候我们就该离开的！我太大意了！”

一大滴冰冷的雨点滴落在我脸上。随后，天空立刻像裂开了口子，往我们身上倒下倾盆大雨。我们都无法看清眼前的路，寸步难行，因为迎面刮来猛烈的风。妈妈撩起裙子，护在她被雨淋湿的脸上。

“我们找个地方躲一躲！”我大声喊，拽着妈妈跑向一个麦垛。我拨开麦捆，钻进洞穴里，抓住妈妈的手把她拉到我身旁。这是我想出的好办法。麦垛里干爽而安全。妈妈搂住我的肩，我感觉她很庆幸有我在，因为恐慌写满她的脸。在这种时刻，女人需要男人的呵护，如同人需要盐一般迫切。然而此刻的风变成了风暴，刮走了麦捆顶上的罩子，更可怕的是，天上落下了巨大的冰雹。我惊讶地捡起一个，拿在手里，个头鹅卵石一般大，足以砸死人。

轰隆隆！雷鸣近在咫尺，地面都在战栗，我们随之颤抖。

“天哪！”妈妈紧紧贴着我，还有她湿淋淋的头发。

一阵强风掀走了我们藏身的麦垛，将它撒向田野。我们坐在被冰雹漂白了的麦茬地里，蜷缩起身子，看着身边的麦捆被狂风一个个卷走，滚远。我拽着妈妈跑向依然立着的一个麦垛。

“我们必须拽住它！”我嚷道，紧紧抓住背后的麦垛。

妈妈听话地照办了。

可是风暴呼地一下裹挟走了所有的麦垛，只留下了我们紧紧攥住的这一个。我俩孤独无依地坐在麦秆凌乱四散的田野里，浑身打战。

暴雨来得快，消失得也快。隆隆雷声远去了，风奔赴远处肆虐去了，太阳露头了，朝田野里张望，为了看一眼四下的狼藉。

我和妈妈看到一棵老梨树。雷电劈开了它的树干。树下的草地上，落满了厚皮的一颗颗小梨。

一堆衣服

当我们落汤鸡似的靠近第一栋房屋时，我在路上看到一个背篓，旁边一堆衣服。等我跑近一点，惊恐地看到那一堆湿衣服是我们的奶奶。她躺在地上，被暴风雨刮倒了，张开的嘴边一摊血。

“是我奶奶！”我拼命朝妈妈喊。

我看到韦诺斯姑父和爸爸跑来，爷爷跟在后面，手里拄着拐杖。

“奶奶！”我喊着，哭了起来。

“可怜的人！她出门迎咱们来了！”妈妈抽泣着说。

半空的背篓里几棵麦穗掉出来，躺在路上。

奔丧的客人

我们的房子里人头攒动，全是穿黑色丧服的人。我没有黑衣服，就穿上了白衬衣和黑套头衫。姨妈罗伊斯卡从宁布尔克赶来，我隐约记得她很久之前的一次做客，用裁缝卷尺给我量衣服尺寸。

“你怎么不早说，我可以给孩子量身定做。”她对妈妈说，“漂亮的小西装，配上西裤，就在这种隆重场合派用场。”

姨妈把我的衣裤尺码写在一张纸上，然后放过我。

韦诺斯姑父一直笑眯眯地看着，现在他用手指头招我过去。

“别担心。姨妈就量一下尺寸，不做衣服。她每次来，给所有人都要量一遍。”

我看到姨妈罗伊斯卡拿着卷尺找我爸爸去了。

街上的人穿过敞开的大门走进中庭。

“节哀顺变”，每个人都说这句话，表情肃穆，然后穿过厨房走进房间。我之前从没有听说过“哀悼”这个词。

据说奶奶就躺在房间里。

“来，你也去看看。”卢德米拉姑姑牵起我的手。

我摇摇头，挣扎一番。

“来吧，这是你最后一次见奶奶了。”

“我看到过。在马路上。”我为自己开脱，因为我害怕看到奶奶的尸体。

“随他去吧，这不适合小孩。”妈妈为我解围。

房间里传来一个邻居的哭声，悲恸欲绝的她被几个人架到外面。

爸爸在跟一个陌生人说话。

“可我们订购了四个花圈，不是五个。”他说。

“我这儿写着呢：安娜·苏切克娃——五个。”那人说。

“这我不知道：我们一家，韦诺斯一家，罗伊斯卡……”爸爸掰着手指头计算。

“爸爸，就要五个吧，让奶奶多一些花圈。”我晃动爸爸的手，说完，我就惭愧了，因为我这么说，并不完全为了奶奶，而是为了我们的洞穴，那里迫切需要花圈。

送葬队伍

萨基克手持十字架，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列，因为他是祭坛助理，在他身后是牧师。两匹戴着眼罩、耳朵后插黑羽毛的黑马紧随其后，拉一辆罩着玻璃罩、堆满花圈的灵车。在灵车之后是铜管乐队和乐队指挥卡达先生，他手持一根巨大的指挥棒，底下缀一个金色绒球。再后面是我们一家和亲戚，最后才是认识奶奶的乡亲。旁边经过的人们，也停下脚步，摘下礼帽或帽子示哀。

走到广场上，送葬队伍开始拐弯。在弯路口卢德米拉姑姑往身后转过头，悄声说：“他来了。你们瞧，他走在队伍的最后。他的良知过不去，杀人犯！”

我回头看到：在所有的陌生人后面，奶奶那个被诅咒的长子狼，手里拿着帽子，脑袋低垂走着。他的脸色格外苍白，因为今天他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

在墓穴之上

当躺着奶奶的棺材被放进墓穴时，所有人都失声痛哭。一向昂着头孤傲的爷爷，此刻双肩抽搐，泪水恣意流淌在他黑色天鹅绒外套的衣领上。韦诺斯姑父和我爸爸分别在两边搀扶住他。克利奇卡先生也泪流满面，因为奶奶还是小姑娘时他就认识。克利奇卡先生来了我很高兴，虽然我跟他不再是好朋友。我们全家在痛哭，所有的邻居，男男女女都在哭泣。唯独我，没有一滴眼泪。

我到底怎么了？我不想哭的时候，总能流出眼泪。现在我非常想哭，因为奶奶走了我很难过，可我的泪无影无踪。我盯着掘墓人库德纳和他的几个帮工，他们的鞋子在浅色的黏土堆上打滑，当他们用结实的绳子将棺材缓缓放入下面的大坑里，一个帮工的鞋底裂开了口。我数了一遍花圈，忍不住想，出现了这么多花圈，我的伙伴们不能把我们家的葬礼视为寒酸了吧。

“那第五个花圈是狼预订的。”我听到卢德米拉姑姑边哭边低声在说。我寻找狼，发现他远远地站在最后面，在别家的坟墓之间。

每个人抓起一把泥土，扔进奶奶身下的坑里。

其中有一些落在棺材上，发出钝响。我撒下的那把泥土，紧紧地落到棺材旁边。

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啊，在葬礼上不流一滴眼泪？

椅子

我第一个迈进家门。外面是快乐的队伍，在乐队伴奏下陆续离开墓地。

我走进厨房。墙上的挂钟嘀嗒作响。在大钟下面的角落里是那把破旧的椅子，奶奶经常坐在上面，挑拣着什么。

空荡荡的椅子唤醒了我的悲伤，掀起了释放的闸门。我抚摩着清冷的椅背，感觉脸颊上的泪水汹涌地流淌下来。

难民

径直从我们家窗户下穿过的那条国道上，突然间挤满了马车和一路跟随马车从伊钦前往布拉格的人流。有人后背上驮着大背包，有人拎着行李箱或用毯子包裹的东西。看上去都很穷困。

“你看到了吗？已经开始撤退了。”卢德米拉姑姑说，“这些都是来自西里西亚[位于今捷克东北部。历史地域名称，绝大部分地区属于波兰，小部分属于捷克和德国]的德国人，在躲避俄罗斯人。”

我跑出门去，为了近距离打量那些人。他们走得很慢。我心里说，就你们这样是跑不过俄罗斯人的。那些难民大多是妇女、孩童和老人。他们坐在马车上，挤在被窝、麻袋、鹅和各种杂物之间。在几辆马车后边还跟着山羊和绵羊。

我跑过这条活蛇般逶迤的人流，一直跑到狼的家门口。蛇在那里停住了，很快我看明白了。我那被孤立的大伯站在院门口，手提一桶水，用勺子把水舀进难民们的罐子里。他不时自己也喝几口，表示水里没有毒，然后继续舀。那些人饮完水，用德语致谢。有的人指指他的水井，问能否泵些水给动物饮用。狼点头允诺，马匹便从主人随身携带的水桶和盆里喝起来。马儿喝水不像狗那样，舌头似铁锨似的把水往口中一个劲儿扒拉。马儿将脑袋伸进桶里，一会儿水就不见了。

当狼在德国人人群中看到我，他说：“他们走一路渴了。”

在家里，我汇报了狼给德国人供水的事。

“他就这德行，”卢德米拉姑姑说，“假装仁慈。1938年当希特勒抢占了我们的边境，捷克难民们路过此地，他也这样干过。”

“这表明他的心肠没有那么坏。”妈妈说。

“水又不值钱。”姑姑回敬。

在我入睡之前，我一直想着狼，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洞穴里的小女孩

有一天，我们例外地把维拉·乌赫洛娃带进了我们的洞穴，她跟我同龄。在那里，我看到了小女孩的裤衩。她坐在花圈上正对我，裤衩毕现。维拉给我们讲了一个粗俗的笑话：“小约瑟夫和小安娜一起去裸浴，在游泳时两人吃起了小香肠。安娜手里的香肠没拿住，一滑掉入水里，她到水下去找。突然，小约瑟夫喊起来：‘安娜，你讨厌，那是我的！’”

起初，我不知道小伙伴们为什么笑。直到维拉·乌赫洛娃说：“你们知道，她摸到他的什么了吗？”我才恍然大悟。就如同被维拉的毒鞭抽了一道，除了笑声，它还在我体内引发了一股未知的浪潮，让我体验到一种莫名的热和难以置信的认知，原来女孩子可以跟我们男孩一样粗俗，这让我既诧异又兴奋。我的大脑里充斥了这些让人晕乎的混合物，维拉又在提议：“你们想不想去游泳？”

于是我们冲到桥下往河边跑去。八岁的维拉一言不发脱光了身上的衣服，同时看着我。男孩子们也脱光了。维拉的胸部长得和我们完全一样。我原以为她的胸部至少会像我们的胖上校那样，却蛮不是那回事。最后，我也脱下运动短裤，大家入水里。维拉向我游来，我赶紧躲到其他人后面，省得她对我下手。

在水箱边

虽然在我们家后院有一个水泵，但我们都到马路对面的铁水箱里去取饮用水，这是因为我们家的住房紧挨墓地，坟墓里的水会渗到井里。所以我们用井水洗碗和洗澡，但不喝它。

我在水箱边等着，等着水灌满我的水壶，这时维拉·乌赫洛娃拎一只坑坑洼洼的白水壶朝我走来。

她说：“当我们在学校里唱那首《在庄园边我们的维特在犁地》的歌时，你知道我怎么唱吗？”

“我不知道。”我说。

“我就唱‘在庄园边我们的艾达在犁地’。”维拉说，一边用狗一样的眼神瞟着我。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她的眼睛。我喜欢维拉身上的那种粗俗，对她本人我不感冒。突然间，我发觉她想让我成为她的男人。

一想到这个宽嘴巴、湿嘴唇、牙齿歪斜的维拉将成为我的妻子，我心生恐慌。我害怕自己将不得不娶这个女孩，因为她会纠缠不休，因为我是个懦夫，抵挡不过她。突然间我无比憎恨这个可怜虫维拉的表白。

“那你唱得可谓愚蠢至极！”说罢，我拎起满满一壶水扬长而去。我喜欢十克朗纸币上的小女孩和米拉·科什迦洛娃。

借酵母

妈妈的酵母用完了，打发我去跟帕斯奇科娃太太讨一些。在将我们两家院子隔开的院墙上，有一扇门能让我完成这项任务。我打开门，赶走一群在地上刨坑洗沙浴的母鸡。

“大妈！”我朝打开的厨房窗口呼喊，只是窗户上拉着窗帘，在清风吹拂下微微鼓起。

我径直走进廊子，到了厨房。厨房里响着收音机，却没有人。炉台上正烧着水，沸腾的水顶开了水壶盖。

我推开房间门，吓了一跳。一个陌生女人正坐在床上梳理及腰的银丝长发。

“我找帕斯奇科娃夫人。”我说。

“你想要什么？”女人用邻居夫人的声音问道，现在我才反应过来，认出她来。

“就是您呀？”我惊呼道，因为我从来没见过她头上不系围巾的样子。

“那你觉得我应该是谁？”夫人笑起来，就像童话里走出的仙女。

“我不知道您有头发！”我脱口而出，赶紧夸赞道，“这么美丽的头发。”

“年轻时长一头乌发，每天早上我把它们编成辫子，你看。”大妈取下床头柜上的相框，用袖子擦拭后递给我。

老照片上编着长辫的美貌女子笑眯眯地手扶耙子，她的身边站着一个小女孩，攥着她的裙子，另一边是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小男孩。

“这是你卢德米拉姑姑，”大妈伸出苍老的手指，指着说，“这是你大伯约瑟夫。”

“狼？”

“对啊。我做姑娘时就在你爷爷手下干活，照料奶牛，也看护孩子。你不知道这些吧？”

“不知道。”

“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事呢，也没有人讲给你听。约瑟夫是长子，长子就会继承农庄，你明白吗？可他在酒馆里输得精光，最后赊账欠债。那些人把他灌醉了，你知道吗，他醉得踉踉跄跄回到家里，对自己的母亲扬起手，嗯，扬起手，逼她说出家里藏的最后一笔钱，没有被赌徒输掉的那笔钱。酗酒是个恶魔啊，你明白吗？”

“我明白。”我深吸一口气。

“刚才你说要什么来着？”大妈把自己的长发盘成一个发髻，藏到头巾里。

“酵母。”我说。

鹅

三只鹅用粉红色的嘴巴在吃草叶。我躺在草地上，读一本汤姆·萨克和他的黑仆人比尔的侦探小说[《侦探之王汤姆·萨克》，德国科幻小说]，跟奥塔借的。当他发现我索然无味地在阅读小动物童话故事时，便说：“读这一本吧，你会爱不释手的。”他讲得没错。我沉入书中，忘记了一切，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汤姆·萨克最终能否发现并抓住凶手。

当寒意袭向草甸，我从草地上起身，往家走去，一边走一边手不释卷，都没有留意自己走过了家门口，因为黑仆人比尔陷入性命攸关的危险，因此浑然不觉自己在不停地走，走了多久，直到撞上一个人的手指头，它直戳我的胸口。

“你领着这几只鹅要去哪里，布拉格人？”是女孩的声音。

我从书上抬起眼睛，看到自己站在广场上，在我面前立着米拉·科什迦洛娃，手里举一个冰激凌，在我身后跟着三只精疲力竭的鹅。它们不属于广场，这辈子也从没有来过。

“你得转身往回走。”花匠家的女孩笑着对我说。我发现她比那张皱巴巴的十克朗纸币上的女孩美多了。

“你想吃一口吗？”在返回的路上她问我。我舔了一口她的覆盆子味儿的冰激凌。

鹅们乖乖地跟在我们后面，我浑身不自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低垂着头，望着她被晒成麦色的膝盖，在优雅地迈步。在其中一个膝盖上我看到一道疤痕，心想一定是她跪在花坛里拔草时划伤的。

我们默默地走了很久，不说话，只听得身后的三只鹅在嗒嗒嗒疾走。

“你在读什么书？”米拉开口问我。

“汤姆·萨克，”我回答，“如果你想读的话，等我读完就把它借给你。你一定会非常喜欢的。”

“是言情小说吗？”她问。

“故事紧张，很吸引人。”我告诉她，这时我们已经走到我家门口了。

我停下脚步，鼓起勇气第一次直视米拉的眼睛。微笑的时候，她的眼睛眯成一条缝。

“可惜，你年纪太小了。”说着，她把冰激凌纸杯揉成一团。

“那再见了。”我说，把鹅驱赶进了中庭。

我拾起米粒扔在地上的那个纸球，在手指间揉搓，望着米拉远去的背影。但她没有回头。

德国斑点马

滂沱大雨之后，在我们家门前沉积起细沙堆。在沙地上我建造了铁轨，轨道上行驶着我的小火车。那些小拖车都用抽屉里的空火柴盒连接而成。在玩得不亦乐乎时，我发现已经绝交的克利奇卡先生，从农庄拉出了那匹德国骟马。那匹马没有套上马车，就出来随便溜达，克利奇卡先生手持缰绳。在我们家门前，马蹄铁停止了在路面的嗒嗒敲击。我抬起头来。

“想不想上来骑一下？”克利奇卡先生问。

“骑马吗？”我明知故问，却没有回绝。

“我快交差了。他们要撤了。”他吸一口烟斗。

那匹马用悲伤的眼睛望着我。

“这匹老马听话着呢，你不必顾虑。”马车夫继续诱惑我，“我不会穿过墓地抄近道，让它带着你好好绕一圈。”

我无法抗拒这种诱惑。因为我从来没有骑过真正的马，就坐过旋转木马，那根本不能算数。克利奇卡先生把我举上去，我一下子骑在马背上了。

他轻轻一拍马屁股，斑点马嗒嗒嗒走起来。马儿如此强壮，坐在它宽厚的脊背上我几乎把两腿完全展开了。从高高的马背上，我越过马耳朵俯瞰我们家所在的街道，美妙得无法用语言描述。假如身下这匹善良的斑点马不是敌人的，我会更快活。我多么希望小伙伴们能看到我，同时又期盼没有人见到我骑在这匹马上。

“驾！”我对身下的马发令，轻柔地拉起马脖子右侧的鬃毛。驯服的老马乖乖地朝变压器方向拐去，沿墓地墙嘚嘚走着。独自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并驾驭它，这让我心里很满足，欢天喜地。我的大腿感受到马的体温，我的目光越过高耸的墓地围墙注视十字架林立的墓地，往另一个方向眺望有教堂、学校和制糖厂的我们的小镇。

克利奇卡先生在墓地后门口等我们。

在那里，他把我抱下马背。我的身体一落到地上，作为骑手的扬扬得意一刹那烟消云散，酸涩的感受涌上来，我不是一个爱国者，我是一介懦夫，没有立场骑德国马的捷克懦夫。

这时，我听到身后传来熟悉的引擎声。弗拉斯基克驾着三轮车上来了。他一定没有看到我骑马，不然不会朝我笑眯眯地驶来。

“你要去哪里？”我招呼他。

“去学校。德国人已经在搬家了！”

我抛下克利奇卡先生和那匹善良的德国马，撒腿往学校跑去。

收割机

我们学校里的临时军医院正在匆忙搬离。散架的铁床被扔在卡车的帆布帐篷底下，一堆篝火中是焚烧的绷带、破布条和纸张，拄着拐杖的伤员士兵蹒跚地走向摆了长凳的汽车，健康的士兵帮助伤员们爬上车。

“孩子们，别在这里添乱了。”我们的菲特洛娃老师喊道，她的脸因兴奋涨得通红，“我们不要耽误他们。他们赶时间！”

我们和男孩子们站在喷泉旁边，观看眼前的嘈杂忙乱。

这时我感觉到有人站在我身后，站得如此近，他的呼吸直扑我的脖子。我不知道依据什么判断出他是谁。所以当他在我耳边说：“有人找抽来了！”我丝毫没有感到惊讶。

我猛然转过身去，对着施卡罗德那张丑陋的脸，对着他冷漠的眼睛吼道：“是你找抽来了，施卡罗德！”

担心今天的自己再次成为懦夫，结局跟以往一样，即双腿不由自主地瑟瑟发抖并胆怯地临阵脱逃，这种恐惧把我变为一台活力四射的脱粒机。我开始凶猛地挥拳，砸向措手不及的施卡罗德，如同砸向谷仓里那个布袋。我的拳头砸向他的胃，他当即痛苦地佝偻起身子，砸向他的鼻子，他的下巴，他的耳朵，直到我把他击倒在地。

“住手，孩子们！你，苏切克！”我听到了老师的声音。

我收住手，但是被我意外突袭一时蒙了的施卡罗德，哪肯善罢甘休。他瞪着仇视的眼睛恶狠狠地从地上爬起来，使劲推搡我一把，我跌倒在学校的护栏上。我用手指紧紧抓住铁丝网眼，紧紧握住。施卡罗德想把我扯离铁丝围栏，但我像蜱虫那样死死咬住不撒手。当不堪忍受的疼痛袭来，我的手指头快被扯断时，我放开了手。施卡罗德没有预料，瞬间松开的力量将他往后推向喷泉边缘，那匹德国斑点骟马正在喷泉边饮水。施卡罗德仰天跌入水中，紧贴马嘴巴。

观看的孩子们爆发出热烈喝彩，这更加激怒了浑身湿透的施卡罗德，他从水里爬起来，一把掐住我的喉咙。

这时有人猛击他的手，是奥塔。

“我们不跟落汤鸡打架！”他呵斥道。我看到，面对施卡罗德我并不是孤军奋战，在奥塔旁边站着萨基克，还有小个子。

“我们走！”奥塔一甩头。我们一行离开了。我琢磨伙伴们没有出面，不是因为我软弱，而是我自己勇于和施卡罗德对峙了，我不再给予他们羞辱感。对我而言，这种感觉最爽不过。

士兵游戏

吹短笛或者扮演宪兵或劫匪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现在男孩子们热衷于玩“士兵游戏”[不规范的俚语表达]，在乡下都这么说。如果有人用标准捷克语表述，会令人生疑，或者觉得那人的脑袋进水了。我们雕刻木制步枪，看起来跟真的一样，因为那些本该是金属的部分被刷上了黑漆。我们的训练场设在狼房屋后面的田野里。因为弗拉斯基克无法参加训练，就在三轮车上给我们发号施令。大家会操练几个动作：扛枪！立姿持枪！致敬！举枪准备！瞄准！射击！

我们这支小分队，没有军衔职级之分，无一例外执行弗拉斯基克的命令。即便奥塔是将军，同样要服从仅是参谋队长的弗拉斯基克。奥塔的这一点让我欣赏。

我们训练正酣，突然听到身后一个沙哑嗓音：“休息一下吧！”

大家循声转过身，发现是狼。

“你们都过来，”他说，“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

每个人都好奇地朝他走去。我踟蹰地走在最后。在我经过院门时，那位被禁止靠近的大伯就站在门边，我闻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牛膻气。那些饲养奶牛的人身上都有这股味儿，养马的倒没有。狼的妻子坐在门廊里，在缝补麻袋上的破洞。

“您好！”我们跟她打招呼，而她仅抬头看我们一眼，没有回答。

狼走进屋子，我们在院子里止步，四下打量。我不得不承认，狼的院子比我们家的要井然有序。墙上挂着长柄镰刀、两把耙子和一套牛轭，还有一只消防员帽盔，一把斧头和一条皮带。下面依次排列着铁叉、锄头、铲子和铁锹。木柴堆码得四方齐整，顶上覆盖着一块硬纸板。

“你疯了吗？”狼的女人突然嚷道，我们看到狼手拿一支步枪，从门里走出来。

“气枪。”弗拉斯基克小声说。

狼走向谷仓，把靶子挂到谷仓大门上。

“你是没事找事吧？”我们听到狼的女人在埋怨。

“闭嘴！”狼说，这在乡下意味着“别发表意见”。他一把撅开步枪，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盒子。

“子弹！”上校悄声说。

“来吧。”狼朝我们一颔首，他距靶子迈开大大的十步。第一个上去射击的是奥塔，一个黑点出现在靶心圆圈外的白色边缘。

我的手在哆嗦，无法将步枪放进肩膀的凹槽里，可是在我发射后，击中了二环。

“太棒了！”狼哑声说，我兴奋地把汗湿的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弗拉斯基克射得最准，七环。

狼最后一个上场，直接击中黑色靶心。

“十环！”我们惊呼。

狼摩挲着下巴上的胡楂，说道：“以后有时间再来吧，军人们。”

我们的将军奥塔向他举手致敬，以军人的口吻说：“我以我们分队的名义感谢您对射击的指导！”

“好吧，好吧。只是不戴军帽是不必致敬的，”狼说，“这一点记住了。”

在我们接连跨出院门的时候，那只散发出牛膻味的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革命

从收音机里我们听到了五月革命[五月革命：1945年5月5日二战接近尾声，在布拉格爆发了反法西斯武装起义，即五月革命。几天后，苏联红军进入布拉格，德军溃退，布拉格被解放]。播音员还在不停歇地重复：布拉格请求帮助，希望人们前来保卫电台。然后，收音机里再次响起熟悉的旋律，用竖琴弹奏出的丁零弦音，接下来一个低沉浑厚的嗓音用俄语呼唤说：布拉格在呼叫，红军，紧急，我们急需武器，请尽快前来帮助我们。之后又用英语呼叫求助，语气非常恳切。广播里还传出大街上有枪击声。

我们周围也有枪声响起，是从车站方向传来的。韦诺斯姑父也去了火车站，皮带上插着枪又跑回家来，带回消息说，我们的宪兵和童子军袭击了运载弹药的军列。他抓起一个黑面包和一瓶鹅脂油，又赶去战场。卢德米拉姑姑冲他的背影喊道，自己多加小心，想着点儿家人。

晚上姑父回来，在后院的澡盆里一边清洗满是褐斑的身子，一边讲述振奋人心的消息。弹药车后边还挂了两节装载防空炮的车厢，只要连接上火车头，我们就有装甲列车啦。德国人在投降之前毁坏了大炮，但是我们的人，尤其是机械师日哈克，把它修好了。早上这辆装甲车就会出发，前往洛士伽罗维策。

我问姑父，他是否也会跟着去。

“不，我的任务是保卫火车站大楼。”他将插有手枪的皮带扣上之后，又想起来说道，“大舅子，整个仓库里都没有供电，那里囚着战俘呢，你能不能去看一眼？”

“好，我去。”平民身份的爸爸很激动现在可以投身战争。他走向工作台找工具去了，我也很兴奋，因为爸爸带着他的扳手和螺丝刀迎战去了。

装甲列车

我们这几个伙伴是不允许去火车站的。一大早，我们蹑手蹑脚地匍匐过草甸，靠近了轨道，急切地远眺火车。奥塔将军胆子最大，几次将耳朵贴在铁轨上，每次都报告说没有火车驶来。大约等了一个小时之后，车站上方喷出了烟雾，响起了机车激昂绵长的吼声。然后，火车出现了。

在蒸汽机车的锅炉两侧猎猎飘扬着捷克斯洛伐克国旗，后面拖车上贴着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白色标语。在第一节车厢平台上装载了两个混凝土堡垒，罩着迷彩网，另一个看起来像架在枕木上的移动掩体。我们看到了列车的指挥官，身穿带肩章的军官制服，他正用望远镜在观察田野。其他战士穿着铁路或宪兵制服，有的只穿着毛衣。一个士兵戴着消防头盔和太阳镜，当他看到躺在草地上的我们几个时，露出牙齿，向我们敬礼，直到装满武器的装甲列车消失在弯道上。

“这是一名狙击手。”奥塔说，“他必须戴深色护目镜，以便在瞄准目标的时候不会眼花。”

牺牲的战士

下午，克利奇卡先生的马车停在了墓地门口。两匹俊美的牝马拉来了无可名状的货物，一群妇女围在马车旁。在残留有稻草的铁皮车板上，躺了三具身穿平民服的尸体，下巴高昂。掘墓人和克利奇卡先生一起把他们拖下马车，就像拖麻袋似的，挨着墓地墙排列在草坪上的阴影里。

我钻过人群，挤到了那几具尸体旁边。死者都是黑头发。有人说他们是希腊人，又有人说是南斯拉夫人。

“我们不妨看一下他们的口袋，没准装着证件呢。”掘墓人库德纳边说，边朝离他最近的那具尸体弯下腰去。

除了他，没有人拥有这种权利。

“别光看热闹，得翻他们的衣兜，我们得知道往墓碑上写什么。”库德纳推了我一把。

他可选对人了。我，去触摸死人！我回头往后看。女人们挥舞着手帕，伸长脖子好奇地观望。我看到了挤在她们中间的坐在轮椅上的弗拉斯基克，在他身后是奥塔。这下我没有退路了。我只得蹲下去面对那个死人，他脸色苍白，似乎在笑。我战战兢兢地把手伸进他灰色西装的胸兜里，上面撒了一些糠皮。口袋冰凉，里面空无一物。在另一个口袋里我触碰到了什么，是一张卡片。当我将卡片掏出来的时候，死者的脑袋突然一歪，露出了藏在头发里的一个红色的弹孔。我吓得跳了起来，但在场的人都以为我想尽快把卡片递给库德纳先生。

“我看不懂，”掘墓人研究着卡片，“这上面写的不是南斯拉夫文，就是希腊文。”

我向最后一名死者俯下身去。他穿一件沾满污泥的外套，里面的衬衫被血浸透了，头上戴一顶头盔，消防员戴的那种，脸上胡子拉碴。当我在翻找他的外衣口袋时，我发现了一副太阳镜。我嗅到一股熟悉的气味，是牛膻味。我再次打量那张长满胡楂的脸，我知道自己不必再去寻找任何证件。他是狼。

我浑身战栗。我站起来，钻过人群，往家里跑去。

熨烫

家里，收音机里的声音响彻房间，播放的是索科尔军乐队的《狮子力量》。院子里摆着一张铺了毯子的桌子，妈妈正在桌子上面熨烫我们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旗，这面国旗我们藏匿了六年。头戴草帽的爸爸帮妈妈把旗子从旗杆上褪下来，舒展开旗面的褶皱。爷爷坐在脱粒机的阴影里，用锤子敲击着镰刀，仿佛要跟上行军曲的节奏。

“总算可以见天日了，艾达，你看，我们的国旗！”妈妈开心地对我说。

“墓地里拉来了三具尸体，从火车站拉来的！”我气喘如牛地汇报。

“你在说什么？”妈妈停下手里的活儿。

“两个是希腊人或者南斯拉夫人，第三个是狼！”

爸爸的脸色立刻煞白，把手里的旗帜展开，一会儿又卷起来。然后，他把条纹旗杆靠在熨衣板上，摘下帽子站着。这期间，锤子敲击镰刀的声响没有间断。

妈妈眼里噙着泪水，把手放在爷爷的肩膀上，当敲击声停下来，四下静默时，妈妈说：“爷爷，狼死了。被他们枪杀了！”

我一脸严峻的爷爷，手拿锤子，一动不动，好一会儿，他另一只手伸到马甲口袋里，掏出怀表看时间。他久久盯着表盘，然后继续用锤子敲击起来。

悬挂国旗

我把我们的国旗从阁楼天窗伸出去，爸爸把旗杆固定在房梁上。我从三角窗口探出头去，看见街道上其他的楼房顶上都猎猎飘扬着捷克斯洛伐克国旗。这景象美不胜收。随即我又注意到，那些国旗突然缩了回去，转眼消失在屋顶上。我把脑袋向左一转，明白了个中缘由。国道上从伊钦方向驶来一辆德国装甲车，正朝我们缓缓逼近。

“德国人！”我向爸爸惊叫。

“他们早已经撤退了！”爸爸不信我的话，把我从天窗口推向一边，自己上去看个究竟。随即他把旗杆解开，将国旗撤了回来，可怜的国旗才刚刚露头。我们的街道挂上国旗的喜洋洋气息消散了。

奇怪的德国人

装甲车有两辆。两侧的十字架被石灰粉或其他什么东西弄白了。士兵们身穿德军制服，戴钢盔，然而他们不是德国人。姑父韦诺斯跟他们一起来了。在我们家的房门前，他从车上跳下来，对我们喊道：“别害怕，他们是俄罗斯解放军[二战期间向纳粹德国效忠的苏联伪军，其统帅是1942年7月13日被德军俘虏的苏军沃尔霍夫方面军副司令员兼第二突击集团军司令员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中将]。”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既然姑父和他们用俄语交谈，我便认为那些是俄罗斯人，只不过巧妙地伪装成德国人罢了。

“他们要去布拉格帮助我们。”韦诺斯姑父解释道，“现在他们迫切需要三色布带，你们知道的，三色国旗那种，省得我们的人对他们开枪射击。”

这群神秘的“德国人”浑身汗淋淋的，埋头直接在水箱里痛饮。

卢德米拉姑姑和妈妈在一台缝纫机上缝制一条长长的红蓝白三色布条。我把床单裁剪成长白条。红色部分由我们家所有的红短裤拼凑起来，卢德米拉姑姑一手拆的短裤。第三部分的蓝布条来自姑父的铁路制服衫和爸爸的蓝工装，工装还好，衬衫颜色太浅了。

“那些是装扮成德国人的俄罗斯人吗？”我悄声问爸爸。

“嗯……艾达，说起他们有点复杂，”爸爸解释说，一边拆着工作服，“他们是反俄罗斯的，所以德国人把他们武装起来，但现在弗拉索夫将军又掉头跟德军对着干了。”

我不喜欢那样。爸爸看出来了。

“那些人的做法愚蠢，确实如此。可是，既然他们要去援助布拉格，我们也不应该阻止，对吧？避免让他们无谓地流血吧。”

俄罗斯解放军在制服胸兜盖板上挂上了三色布条，头盔也缠上一条。其中一个人一直冲姑父韦诺斯在吼叫，我听不太明白，但抓住了几个词：“你，就像我一样！”他边说边用手比画，他们俩身高相仿。

“你给我平民服装，我给你这个。”他给姑父亮出掌心里的金戒指和手表。

姑父拿来了自己铁锈色的裤子、鱼图案的夹克，一件衬衫和领带，系好，用绳子打成一捆。

“戒指你自己留着吧，手表也一样。你会用得上！”韦诺斯说。

那个俄国人感激地握住姑父的手，离开时又想起来，说：“旗帜！你们的国旗，给我们！”

“他们想要我们的国旗。”姑父翻译说。

“你上阁楼去拿下来，艾达！”爸爸略一踌躇，随后命令我。

我把那面带桅杆的国旗交给了他们。

插着三色标志的俄罗斯解放军启动了装甲车，朝布拉格隆隆驶去，我们目送着他们。坐在司机旁边的那个人，举着我们家那面国旗，随着装甲车在加速，国旗迎风飘荡起来。

“假如他们不投奔美国人的话，斯大林绝不会放过他们，格杀勿论！”韦诺斯姑父说罢，往谷仓里走去了。

军团制服

在谷仓里，韦诺斯姑父打开一个积满尘埃的木箱，从箱底掏出他那身军团制服。在他套上裤子之后，发现裤腰显然扣不上了。上衣还好，勉强系上，甚至军用皮带也能围肚子一圈，只有裤子变小了。

卢德米拉姑姑看到之后，对姑父说：“脱下来吧，我在裤腰后给你接一截。”

“也只能这样了。这场战争依然让我有这样的改观。”姑父说。

隆隆坦克

从清晨起，隆隆声传来，没有间断，就好像远处某个地方有个巨大火炉在呼呼燃烧。人们纷纷走出屋子，到院门口倾听，响声越来越剧烈。然后，弗拉斯基克的三轮摩托也加入其中。

“他们来啦！”弗拉斯基克喊道，他在公路上华丽地掉转头，往回驶去。

在摩托车的消声器释放出来的芳香尾气雾团里，我们追随他的车，朝广场跑去。

人们云集在市政厅前。有些妇女穿上了民族服装。还有一支铜管乐队，没在演奏。乐手们刚开始热身，吹一吹乐管，交头接耳。除了乐器声还有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巨大的声响从那条自伊钦城通往广场的大道上传来。我们看到了第一辆坦克。它是如此开阔霸气，占据了整个路面。坦克上坐着灰头土脸的士兵，身上穿棉布制服。

乐队指挥查尔达先生抬起双手，音乐起来了。

人们热情地问候，嗓子都喊哑了，激动地痛哭失声。他们往坦克上扔丁香枝，当队列停下来时，人们纷纷把双手伸向士兵，抚摸他们的胳膊或腿。一位邮局女工作人员被士兵们拉了上去，她遍吻每一个人。

我以为在现场我是唯一一个能说几句俄语的人，我爬上第二辆坦克。一个眼睛又红又肿的士兵拉了我一把。

“你好！”我用俄语问候他，他喜出望外，用一只满是机油的手揉搓着我的头发。我看得出来，当我说出他们的母语，他掩饰不住地喜形于色。我又说出了跟姑父学会的另外一句：“你们怎么不觉得羞耻呢！”

“什么？”俄罗斯人的惊叫声盖过了铜管乐队。

我摇摇头，他拉我坐到他的腿上。

我坐在缓缓前行的解放者红军的坦克上，我疯狂地呼喊着胜利，因为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像疯子似的在呼喊。人们向我们挥手，喊叫着涌过来。一位女士递上来一杯蜂蜜和罂粟籽甜饼，她的脚差点儿被坦克履带碾压。这种状态下的坦克几乎在盲目行驶。我惊讶地发现，如果没有那个坐在坦克头上的士兵不时地往身下的小孔里打手势，指挥驾驶员往左或者往右，毫无悬念，坦克会冲入人行道上的人流里。

在我们家门口，我的全家人都在。韦诺斯姑父身穿军团制服，以敬礼向军队致意。爷爷拄着拐杖，在我看来并不合适，因为他看起来好像在威胁别人。妈妈站在卢德米拉姑姑旁边，围着白围裙，泪流满面。

“是艾达！”她快乐地把我示意给爸爸看，爸爸把我从坦克上抱到了地面。

妈妈把烤盘里最后一块苹果馅饼递给拉我的那位红眼睛士兵。

望不到尽头的坦克队伍在我们的国道上往布拉格浩浩荡荡驶去，一条条履带把柏油路压出了痕迹。

“战争结束了吗？现在？”我对爸爸喊。

“结束了！”爸爸回答。

“我们被解放了，是意味着自由了吗？”

“是的。再没有人能压制我们，我们不必再惧怕任何人。”

“姑父，我跟他们说俄语了。”我拽着韦诺斯的衣袖。

身穿俄罗斯军团制服的韦诺斯姑父，在这种喧嚣中并没有听到我的话。面对汹涌而来的胜利者军队，他那只敬礼致意的手始终没有放下。只是我看得出来，他并不像我们那样，对自由的到来满心幸福。

吸尘器

一整夜，在我们家窗户外，发动机和坦克履带的咆哮声，其次是分贝稍弱的大卡车引擎声此起彼伏，黎明时听到了拉着小型马车的嘚嘚马蹄声。车队的士兵们就在我们镇上驻扎了下来。

一天晚上，在我们家发生了一件事：

三个士兵来我们家做客。爸爸拿出他自己酿制的李子酒招待。他们围坐在厨房小桌旁，一直待到晚上，不住口地称赞李子酒：“你自己酿制的？”

“我自己。”爸爸捶着胸脯保证，一仰脖又喝下一大口酒。

突然，一只金龟子飞进了厨房，开始绕着亮闪闪的灯泡转圈。其中一个士兵，我喜欢他，长得像一个小男孩，举起冲锋枪瞄准金龟子，喊道：“飞机！日耳曼人！嗒嗒嗒……”与此同时，他拿起烟灰缸扔了过去，烟灰缸里堆满了美国和俄罗斯香烟的烟蒂。

“对不起，我是个傻瓜。”他表示歉意。

“没关系。”妈妈安慰他，拿来了我们家战前购置的小型LUX牌吸尘器。吸尘器在地板滑动几下，所有的垃圾都被吸进了吸嘴里。

士兵们看傻了，喜欢得不得了。每个人都用吸尘器试了一把。

“拿来吧。”最年长的那个士兵说，拔下了连着插座的电线。

韦诺斯姑父用俄语向他解释说，我们家需要吸尘器，他在军队里用不上吸尘器。俄罗斯人说他也需要，因为等他退伍之后，家里需要弄洁净。另外两名士兵没有帮我们说话，他们也许想过，但那人军衔更高，他们也无能为力。就这样，我们家失去了吸尘器。

客人们走之后，韦诺斯姑父说：“但他们不能这样肆无忌惮，这里不是敌占区。他们有明确规定，在我们国家如何行为处事。明天我们把这件事上报给军队司令部。”

我的微醺的爸爸却劝我们作罢，说就把吸尘器当作解放的礼物馈赠好了，为此他还提议跟韦诺斯姑父干一杯。但我的姑父对士兵的行为深恶痛绝，认为他们违抗军纪：“不，不能，大舅子，这事不能就此姑息。不久他们会得寸进尺，以为这里是他们的地盘。”

寻找肇事者

司令官下令把士兵押送到市政厅院子里，让他们排成一排，在太阳底下暴晒。我和妈妈还有姑父都去了，姑父当翻译。

那个粗壮的戴扁平肩章的司令官说了什么，韦诺斯姑父怔住了。

“他说，如果我们指证了那个人，他就下令把他枪毙。”

“枪毙？”妈妈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走！走！去看去！”他把妈妈推到士兵们跟前。

“就因为一个吸尘器？”妈妈回头望着姑父。

“好好看！”司令官把妈妈往前推。

我们围绕三个大汗淋漓的士兵走来走去，我拼命捏妈妈的手，不让她找出并指证任何一个，因为我的心脏或大脑会爆炸。士兵睥睨着我们，眼神不一，有些人冷漠，有些人悲伤，有些人绝望。我们认出来了。一只苍蝇爬过他的鼻子。他甩掉苍蝇，垂下了脑袋。我感觉到妈妈的手在我手里颤抖。

“他不在这里。”妈妈说，当我们把所有人打量一遍后。

我蹦起来拥抱妈妈。我从来没有这么爱她。

狼的葬礼

自从红军来到这里，在公路边到处扔满了长长的烟蒂，俯拾皆是。俄罗斯人不仅抽他们自产的软烟，也抽硬包装的美国烟，而且没等抽完就随手一扔，因为纸烟供应充足。我为爸爸的制烟机收集烟蒂。在家里我摊开一张报纸，切掉过滤嘴，将烟丝撒在报纸上。

今天，爸爸不说话。他在院子里来回踱步，前一根纸烟的烟头在鞋底下还未踩灭，另一根已经点燃了。他看见姑父韦诺斯穿着那身军团制服准备出门去。他肥肥的小腿肚上裹着一条褪色的布条，一只脚踩在长凳上，正用刷子把皮鞋擦得锃亮。

“你要去吗？”爸爸问。

“我必须去，大舅子。”姑父认真地回答，“你们也应该去。”

“你了解父亲。他发了禁令。”爸爸回答，“你是女婿，他不会怪罪你，但对我们，不会宽恕。”

“他可是为国捐躯的！”我听到姑父说。

“这我也知道！你以为我不清楚？你以为我愚蠢啊？”爸爸咆哮起来，越说越生气。

“随你便吧！”姑父戴上军帽，转身走了。

当大门在姑父身后撞上，我爷爷从厨房走出来，咔嚓锁上了大门。

“爸爸，我也想去。”我低声恳求，怕激怒他。

面色苍白的爸爸摘下眼镜，掏出手帕擦拭镜片，他望着我，走到木墩子前，操起斧子开始劈柴。这是愤懑的砍杀。他劈裂了一个又一个木桩，仿佛把自己的痛苦粉碎。

葬礼的哀乐传来了，慢慢朝墓地而去。在我们家后院，所有的葬礼都听得一清二楚。我走进厨房。妈妈和姑姑卢德米拉坐在餐桌旁，默不出声。一根大蜡烛在餐桌上燃烧。妈妈温柔地摩挲我的头发，示意我在一张空椅子坐下来。但我没有坐，我跑过中庭，跑向大门。我踮起脚尖，伸手去够挂在钩子上的钥匙。然而墙壁上钩子突兀着，钥匙不见了踪影。

音乐声已经到了我们家的谷仓后边。爸爸仍然不住手地劈柴。

我从爸爸身边绕过，直奔紧挨墓地院墙的兔子窝。兔子们簇拥到铁丝网门前，以为我要喂它们三叶草。我站到盛干草的板条箱上，想看到墓地的活动。

长长的队伍走到一个挖开的墓坑前停下来，音乐也止住了。

我看到肩膀上扛着棺材的四个汉子，停下脚步，将棺材架在土坑上面。

我看到身穿黑袍的上校萨基克，教区牧师把圣水洒向棺材。

我看到狼的遗孀，一袭黑色丧服，黑色的面纱遮住了她哀恸的脸。

我看到市长举着一张纸在讲话。

然后，我看到墓地的一条小径上，坐在三轮车里的弗拉斯基克，他身后是我们的将军奥塔和小个子。

我无法忍受了。我爬上墙，在那样的高度将整个墓地一览无余，包括墓地最后面。狼曾经手握礼帽站在那里，那是在我奶奶的葬礼上。

当国歌奏响的时候，我跑进了墓地。

站在一个杂草丛生的坟墓边缘，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军人仪仗队。一名手持冲锋枪的俄罗斯士兵、一名捷克斯洛伐克军官、一名消防员和一名军团士兵，那是姑父韦诺斯。

四个人立得笔直，敬礼。

我挺直身子，将手指并拢放到右太阳穴上，然后，从口袋里掏出我的针织十字头套，庄重地戴到头上。因为不戴帽子不能致敬，这有明文规定。

重返布拉格

一封来自布拉格的信函寄给了爸爸。信中说，布拉格中心发电厂迫切需要他回去，我们以前居住的公寓房将重新归还。这一次派来的是著名的霍朗搬家公司，真是让我倍感欣慰。然而我们返回布拉格，我并不开心。因为我不再属于那里，我不再是那个愚蠢的布拉格佬。我学会了骑马，敢于赤足踏进麦茬地。在这里我有一个洞穴，里面有一群死党，我向他们承诺要效忠至死。

我的小伙伴们，奥塔、萨基克和小个子，前来帮助我们搬运一件件小物件。当所有东西装载完毕，我跟每一个人握手道别，包括赶来的弗拉斯基克。

“你总会回来度假的，对吧？”

我使劲点头。

“那太好了，因为我们在这里会忍不住想念你的。”

他不该这么说，这句话让我难受得发不出声。假如读者们不知道摩尔达维亚风笛[摩尔达维亚，一种风笛状的原始乐器，引申为哭泣]为何物，那你们还是不要知道为好。因为当你拉开风笛时，它意味着你的喉咙开始发紧，你无法说出话来。

搬家车启动了，在场所有的乡亲向我们挥手告别。我那几个好伙伴、卢德米拉姑姑、韦诺斯姑父、没来得及成为玩伴的小卢杰克、爷爷、克利奇卡先生、铁匠莫拉维茨……是谁坐在变压器的台阶上为我啜泣？是牙齿歪斜的维拉·乌赫洛娃，那个擅长讲粗俗笑话并且爱我的小女孩。

是谁在村庄外的弯道里，在给地里的生菜浇水？她手提水壶目送我们的黄色搬家车远去，车越开越快。是美丽的米拉·科什迦洛娃，我心中惦记的姑娘。为了她，长大后我一定还要回来。

天哪，我已经无法承受了，往事历历在目。在乡下经受的磨砺，它让我变得坚毅、刚强。我拉开风笛，可是我没有哭泣。

---2002年11月14日—2013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