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中（当然做梦的我并不知是梦），我和加纳马耳他对坐喝茶。长方形房间又长又宽，可以从这一头一眼望到另一头。里面井井有条地排列着大约超过五百张四四方方的餐桌。我们坐在正中间一张。这里除我们俩别无一人。天花板——令人想起寺院的高高的天花板上有无数粗大的横梁，所有梁上都悬垂着吊盆植物样的东西，很像假发，但定睛细看，原来是真人的头皮，因为内侧沾有黑乎乎的血渍。肯定是刚刚剥下来吊在梁上风干的。我不由胆战心惊，怀疑我们正用的茶杯中落有尚未干透的血滴。实际上也有活像漏雨似的滴血声四下传来，声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听来异常之大。但我们桌子上方悬吊的头皮似乎血已干了，不必担心血滴落下。

茶热如沸水，碟上羹匙旁放着三块浓绿浓绿的砂糖。加纳马耳他拿两块投入杯中，用羹匙慢慢搅动，但怎么搅也不溶化。不知从何处来了只狗，蹲在我们桌旁。细看之下，狗的脸却是牛河的。一只敦敦实实的大黑狗，仅脖子往上是牛河，头和脸也同身上一样长满乱糟糟短巴巴的黑毛。“嗬，这不是冈田先生吗？”以狗形出现的牛河说话了，“喏，好好看看！如何，脑袋毛茸茸的吧？跟你说，一变成狗立时生出毛来，真个十分了得。连阳物都比以前大多了，胃也不再一顿一顿地痛，眼镜都没戴是吧？衣服也不用穿了，天大的好事！也真是奇怪，以前我怎么就没悟出来呢？怎么样，冈田先生，当一回狗如何？”

加纳马耳他拿起剩下的一块方糖，猛地朝狗脸掷去。方糖出声地打在牛河额头，顿时淌出血来，染黑了牛河的脸。血黑如墨。但牛河好像不怎么疼，依然嬉皮笑脸，不声不响摇着秃尾巴去了哪里。其睾丸确乎大得异乎寻常。

加纳马耳他身穿有腰带的双排扣短大衣，领口在前面合得严严实实，而大衣里却一丝不挂——这我看得出。微微有股女人的裸肤味儿。无须说，她戴一顶红塑料帽。我拿起杯子啜了口茶。茶索然无味，唯热而已。

“太好了，您总算在！”加纳马耳他以释然的声音说道。很久没听她说话了，语声较以前多了几分欢快。“这几天给您打了好多次电话，您大概一直不在，也不知前后情况，担心出了什么事。您好像还很有精神，这就比什么都好。听到您的声音就放心了。不管怎么说，实在好久没联系了。具体过程或来龙去脉一一道来难免话长，况且又是电话，只简单说几句好了：其实我长期旅行来着，一个星期前才总算回来。喂，冈田先生……您听着吗？”

“喂！”我应道。原来不知何时我竟手握听筒贴在耳上，加纳马耳他则在桌对面拿着听筒。电话声听起来很遥远，仿佛音质差劲儿的国际电话。

“那期间我一直远离日本，在地中海的马耳他岛——一天我突然觉得应重返马耳他岛留在那个水旁，到时候了！那还是我最后一次给您打电话后的事。记得吗？电话里我说克里他下落不明来着。不过坦率地说，我并没有如此长期离开日本的打算，准备两三个星期就回国的，所以才没有特意跟您联系。我几乎谁也没告诉，就穿着随身衣服上了飞机。可实际到当地一看，就再也离不开了。冈田先生您去过马耳他岛么？”

没有，我说。记忆中几年前和同一对象谈过大体同样的话。

“喂！”加纳马耳他呼道。

我也“喂喂”两声。

我想我应该有什么要对马耳他说，却横竖想不起来，歪头沉思半天总算想起来了，于是握好听筒道：“对了，有件事一直想告诉你——猫回来了！”

加纳马耳他沉默了四五秒。“猫回来了？”

“是的。你我两人本来是为找猫相识的，所以我想最好告诉你一声。”

“猫回来是什么时候的事？”

“今年初春。那以来一直守在家里。”

“猫外表没有什么变化？没有同失踪前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说，秃尾巴的形状倒好像跟以前有点不一样……”我说，“猫回来摸它的时候，蓦地觉得过去秃尾巴好像卷得更厉害。也可能是我记错，毕竟快一年多不见了。”

“不过猫肯定是同一只猫吧？”

“那没错。养那么久了，是不是同一只猫还是看得出的。”

“倒也是。”加纳马耳他说，“不过很抱歉，实话跟您说：猫真正的秃尾巴在这里呢！”

言毕，加纳马耳他将听筒置于桌面，一下子脱掉大衣亮出裸体。果然她大衣里什么也没穿。她有着与加纳克里他同样大小的乳房，生着同样形状的阴毛。但她没有摘去塑料帽。加纳马耳他转身把背对着我。她屁股上的确长着一条秃尾巴，为了同她身体尺寸保持平衡，固然较实物大出许多，但形状本身则同青箭的秃尾巴一般模样。尖端同样弯得毫不马虎，弯法细看之下也比眼下青箭的远为现实而有说服力。

“请仔细瞧瞧，这才是猫失去的那条真尾巴，现在猫身上的是后来做的假货。乍看一样，细看就不同了。”

我伸手去摸那秃尾巴，她一甩躲开，依然赤身裸体跳往另一张桌面。“吧嗒”，一滴血从天花板掉到我伸出的手心里。血鲜红鲜红的，活像加纳马耳他的红帽子。

“冈田先生，加纳克里他生的孩子名叫科西嘉。”加纳马耳他从桌子上对我说，秃尾巴急剧地摇个不停。

“科西嘉？”我问。

“所谓人非岛屿啦！”黑狗牛河不知从哪里过来插嘴道。

加纳克里他的小孩？

我一身大汗醒来。

实在许久没做过如此鲜明如此有头有尾的长梦了，何况又这般奇妙。醒后好半天胸口都“怦怦”大声跳个不止。我冲了个热水淋浴，拿出新睡衣换上。时间是半夜一点多，睡意却没了。为了平复心情，我从厨房壁橱里拿出一瓶老白兰地倒一杯喝着。

之后，进寝室找青箭。猫在被窝里弓成一团睡得正香。我撩开被，把猫的秃尾巴拿在手中细细端详。我一面回想尾端卷曲的形状一面以指尖确认，猫一度不耐烦地伸了下腰，又很快睡了过去。我开始没了信心，闹不清青箭的秃尾巴是否同“绵谷·升”时代的完全相同。不过加纳马耳他屁股上的的确确有很像真正的“绵谷·升”的秃尾巴，我可以历历记起梦境中的颜色和形状。

加纳克里他生的孩子名叫科西嘉，加纳马耳他在梦里说。

第二天我没远出。早上去车站附近自选商场买了一堆食品回来，站在厨房做午饭。喂了猫一大条生沙丁鱼。下午去了一次好久没去的区营游泳池。大概快年末的关系，游泳池人不太多。天花板扩音器传来圣诞节音乐。慢慢游到一千米时，趾尖开始抽筋，遂作罢上岸。游泳池壁贴着很大一张圣诞节装饰画。

回到家，信箱里居然有一封很厚的信。不用翻过来看寄信人姓名也知道信是谁寄来的。写那笔漂亮毛笔字的，除间宫中尉别无第二人。

∗　∗　∗

久疏函候，深以为歉，间宫中尉写道。语气依然那么谦恭那么彬彬有礼，读之我倒有些歉然。

久怀唯此必写必说之念，无奈碍于诸多缘由而始终无力对案提笔，迟疑不决之间今载亦将倏忽逝去。自己也马齿徒增，此身已随时可入死境，再无法久拖下去。此信或许意外冗长，但愿不多扰清神。

去年夏天去府上递交本田先生纪念物时我向您讲述的蒙古之行的长话，坦率地说，还有下文待续，称之为后话亦未尝不可。去年提起时我之所以未能将后半部分一并推出，里面有几点原因。其一是因为集中说完话未免过长。不知您是否记得，当时我不巧有急事要办，没有时间全部说完。而与此同时，心理上我也没有完成将后半部分向别人如实说出的准备。

但同您分手之后，我以为还是把眼下的事统统放下，连同真正的结局毫不保留地如实讲给您听为好。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我在海拉尔郊外激烈的攻防战中给机枪子弹打中倒地之际，被苏军T34坦克的履带碾去了左臂，昏迷不醒中被运往赤塔苏军医院，在那里做手术留得一命。上次我也说过，我是新京参谋本部兵要地志班的人员，上边已决定一旦苏联参战立即撤往后方。但我宁愿一死，志愿转入边境附近的海拉尔部队，率先手持地雷朝苏军坦克队扑去。但如本田先生曾在哈拉哈河畔向我预言的那样，我未能轻易死去。命未失掉，只失掉左臂。估计我率领的连队在那里无一生还。虽说是依令行动，实质上无异于无谓的自杀。我们使用的小小的手提地雷，在大型T34坦克面前根本无济于事。

我之所以受到苏军周到的治疗，是因为我昏迷不醒时用俄语说了梦话——是我后来听说的。上次也说过，我有一定的俄语基础，在新京较为空闲的参谋本部服役期间又不住地磨炼，到战争末期已经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了。新京城住有不少白俄人，又有年轻的俄国女侍，不愁找不到人练习口语，结果人事不省时顺口说了出来。

苏军一开始就打算占领满洲后把俘虏的日本兵送去西伯利亚进行强制劳动，一如欧洲战后对德军采取的做法。苏联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经济由于长期战争而面临严重危机，所有地方都有人手不足问题，首要任务之一就是确保作为成人男性劳动力的俘虏，为此势必需要很多翻译，但数量远远不够。唯其如此，才优先把我送去赤塔医院，以不让可能会讲俄语的我死掉。假如我不冒出俄语梦话来，肯定被扔在那里不管很快一命呜呼，连个墓标也没有就埋在哈拉哈河边。命运这东西委实不可思议。

我作为翻译要员受到严格的身份审查，又接受数月思想教育，之后被送往西伯利亚煤矿。那期间的详情就不细说了。学生时代我偷偷看过几本马克思著作，总体上并非不赞同共产主义思想，但现在若要我全面信奉，我则受阻于我所见过的太多东西。由于我所属的部门和情报部门的关系，我十分清楚斯大林及其傀儡独裁者在蒙古国内实行怎样的血腥镇压。革命以来他们将数以万计的喇嘛地主及反对势力送进收容所无情地除掉了，在苏联国内的所作所为也完全如此。纵然对于思想本身我可以相信，但也无法信任将这一思想和大义付诸实践的组织和人。我们日本人在满洲干的也不例外，在海拉尔秘密要塞设计和修建过程中，为了杀人灭口，我们不知杀害了多少中国人！这点你肯定无从想象。

况且我曾目睹苏联军官和蒙古人活剥人皮的地狱场面，其后又被逼进蒙古一口深井，在那奇妙而强烈的光照中半点不剩地失去了生之热情。这样的人如何能相信什么思想什么政治呢！

我作为翻译在下矿干活的日本俘虏兵和苏方之间充当联络员。西伯利亚其他收容所情况如何我不知道，但我所在的煤矿每天都有人死去。那里的死因无所不有：营养失调、剧烈的体力消耗、塌顶事故、冒水事故、卫生设施不足造成的传染病、难以置信的冬日严寒、看守暴行、对于轻微反抗的残酷镇压，还有日本人之间的致命殴打。人们有时候相互憎恨相互猜疑、战战兢兢、悲观绝望。

每当死者增加、劳动力数量渐渐减少之时，便有新兵不知从哪里由火车悄悄拉来。他们衣着褴褛骨瘦如柴，其中两成受不住煤矿剧烈的劳动，不出几个星期就死掉了。死后统统被投进废弃的深竖井中。几乎所有季节都冰天雪地，掘墓也掘不了，锹尖根本插不进土。废井于是成了最佳墓场，又深又暗又冷，一点味儿都没有。我们时常从上面洒石灰。快填满时，便从上面封顶一般扔土扔石块。接下来便是另一个竖井。

不仅仅死去的，为了杀一儆百，有时连活人都被扔进去。苏军看守把采取反抗态度的日本兵拉到外面，装进麻袋打断四肢，然后投进黑洞洞的地狱。我至今仍能听到他们的惨叫。简直是人间地狱。

煤矿作为重要战略设施，由党中央派来的人进行指导，由军队严加警备。处于最高领导地位的政治督导员据说和斯大林是同乡，年轻气盛，野心勃勃，严厉冷酷，脑袋里装的只有煤矿产量的数字，至于劳动力消耗根本不在他考虑范围之内。只要产值上去，中央就会将这里视为优秀煤矿，作为奖赏而优先补充足够的劳动力。所以，即使死人再多，也不会减员，缺多少补充多少。为了提高成绩，他们一个接一个开采一般不会开采的危险煤矿，事故当然有增无减，但事故全然不以为意。

冷酷的也不全部是上边的人，现场看守本身几乎全是犯人出身，没受过教育，残忍至极，报复心重得令人震惊，在这些人身上几乎找不到同情友爱之心。天涯海角般的西伯利亚严寒，天长日久简直把他们变成了人以外别的什么生物。他们在哪里犯了罪，被关进西伯利亚监狱，在那里服完长期徒刑，早已没了归宿没了家庭，于是娶妻生子在西伯利亚安顿下来。

被送来煤矿的不单单是日本兵，还有为数众多的俄国犯人。他们大多想必是遭到斯大林清洗的政治犯和前军官，其中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气质高雅不凡，也有——尽管数量不多——妇女和儿童，估计是被拆得天各一方的政治犯家属。妇女儿童做饭扫地洗衣服，年轻姑娘甚至被迫从事卖淫之类。也不仅俄国人，波兰人匈牙利人以及皮肤微黑的外国人（大概是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也被火车运来。居住区分成三个。一个是集中住有日本俘虏兵的最大居住区，一个是其他犯人和俘虏居住区，此外便是非犯人居住的地带。在煤矿劳动的一般矿工、专家、警备部队的军官、看守及其家属或普通俄罗斯市民都住在这里。车站附近另有一大片兵营，俘虏或囚犯禁止从那里经过。居住区与居住区之间拦着几道铁丝网，端着机关枪的士兵往来巡逻。

不过，我因为具有翻译联络员资格，也有事天天要去总部，只要出示通行证，基本上可以在各区之间自由通行。总部附近有铁路车站，站前有一座小镇，镇上有卖日用品的门面寒碜的商店，有酒馆，有中央来的官僚和高级军官专用的宿舍。有饮马池的广场上飘扬着苏维埃联邦的巨幅红旗，旗下停有一辆坦克，全副武装的年轻士兵经常一副百无聊赖的神情靠在机枪上懒洋洋站着。那前面有一所新建的医院，门前照例立着约瑟夫·斯大林巨大的塑像。

我碰见那个人是在一九四七年春天，记得雪终于融化了，应该是五月初。我被送来这里转眼一年半过去了。那个人身穿俄国犯人的囚服，和十多个同伴一起从事车站维修工程，拿锤子把石头打碎，用来铺路。四下里回荡着捶击硬石的“当当”声，我去煤矿管理总部报告完回来，从那站前通过。监督施工的下级军官把我叫住，命令出示通行证，我从衣袋里掏出来递给他。身材高大的中士满脸狐疑地看了半天，但他显然认不得字，于是叫来一个正在干活的犯人，叫他念通行证上的字。此犯人与他身边干活的其他犯人不同，显得颇有教养。但他就是那个人。一看见他，我顿时面色苍白，呼吸都几乎停止，就像溺水时透不过气一样。

居然是那个在哈拉哈河对岸让蒙古人剥山本皮的苏联军官！他瘦了，头发一直秃到头顶，门牙少了一颗。衣服不再是一道褶都没有的军装，而是脏兮兮的囚服，脚上不再是光闪闪的长筒靴，而是开着窟窿的布鞋。眼镜片污损得一塌糊涂，镜腿也弯了。但他无疑是那个军官，不可能认错。对方也重新盯视我的脸，大概对我过于茫然呆然的伫立不动感到诧异。同九年前相比，我想自己也同样瘦了，老了，头上甚至夹杂着白发。但看样子他终于记起了我，脸上浮现出惊愕——他肯定以为我早已在蒙古井底化为粪土了，作为我也做梦都没想到居然会在这西伯利亚的煤矿小镇碰上身穿囚服的那个军官。

但他很快掩饰住惊愕，对脖子上挎着机枪的不识字的中士以沉静的声音朗读通行证：我的姓名、我的翻译身份、我的可越区通行资格等。中士将通行证还给我，扬了扬下巴说可以了。走了一会我回头看去，对方也在看我，脸上似乎浮现出浅浅的微笑——也许是我的错觉。好半天我都两腿发抖走不好路，当时的恐怖场景刹那间历历复苏过来。

我猜测他大概因为什么垮了台而被作为囚犯送来这西伯利亚。这在当时的苏联绝不稀罕。政府内、党内、军内斗争愈演愈烈，斯大林近乎病态的猜忌也使得斗争变本加厉。下台的人只粗略经过一下审判便马上被枪毙或送入收容所，结果哪个更好只有天晓得了。因为纵免一死，也无非落得从事严酷至极的奴隶性劳动，一直干到死为止。我们日本兵是战时俘虏，活下来尚有返回祖国的希望，而被驱逐的俄国人则几乎没有生机。那个人想必也将在这西伯利亚大地上化为一抔黄土。

然而有一点我放心不下：现在他已掌握了我的姓名住所。战前我同山本一起参加了——尽管自己也蒙在鼓里——秘密作战，渡过哈拉哈河，潜入蒙古境内进行间谍活动。万一这一事实从他嘴里透露给谁，我势必处境不妙。但他终究没有密告我。事后得知，那时他正在悄悄制订更为长远的计划。

一星期后我又在站前看见他。他依然身穿满是污垢的囚服，脚戴铁链，用铁锤敲石头。我看他，他也看我。他把锤子放在地上，像穿军装时那样伸长腰对着我这边。这回他脸上浮现出了无可怀疑的微笑。尽管笑得极其轻微，但笑毕竟是笑，只是那笑里边含有足以使我脊背冻僵的冷酷，那便是他观看给山本剥皮时的眼神。我一声不响走了过去。

苏军的司令部里边，仅有一个和我亲切交谈的军官。他是列宁格勒大学毕业的，和我一样学的是地理，年龄也不相上下，同样对绘制地图感兴趣。由于这样的关系，两人经常借题发挥谈论绘制地图方面的专业性话题，以此消磨时间。他对于关东军绘制的满洲作战地图怀有个人兴趣，他的上司在旁边时当然不能谈，不在时便趁机畅谈共同的专业。他不时送食物给我，还把留在基辅的妻子相片给我看。在我被苏联扣留的漫长时间里，他是能让我多少感到亲切的唯一的俄国人。

一次，我以无所谓的语气问起在车站干活的那伙犯人，说其中有一个人看气质不像普通囚犯，说不定以前地位很高，并详细介绍了其相貌特征。他——此人名叫尼古拉——神情肃然地看着我。

“剥皮鲍里斯！”他说，“为了自身安全，最好不要对那个人怀有什么兴趣。”

我问为什么，尼古拉看样子不大想说，但若我有意的话，可以也曾经为他提供若干方便，于是尼古拉终于很不情愿地把剥皮鲍里斯被送来煤矿的原委讲给我听了。“我说的对谁也不要讲哟！”尼古拉说，“不开玩笑，他那个人的确非同小可。我也是一丝一毫不想和他沾边的。”

据尼古拉讲，情况是这样的：剥皮鲍里斯原名叫鲍里斯·格洛莫夫，果不出我所料，是内务部秘密警察，NKGB的少校。在乔巴山掌握实权出任部长会议主席的一九三八年，被作为军事顾问派往乌兰巴托，在那里依照贝利亚领导的苏联秘密警察模式组建了蒙古秘密警察，在镇压反革命势力当中大显身手。人们被他们驱赶集中，投入收容所，受到拷问。大凡有一点嫌疑的以至多少可疑的人，全被干干净净地干掉了。

诺门坎战役结束，东面危机得以暂时缓解之后，他立即被召回中央，这次被派往苏联占领下的波兰东部，负责清洗旧波兰军队，在那里他得到了“剥皮鲍里斯”外号。因为拷问中他将从蒙古领来的汉子活剥人皮，波兰人当然怕他怕得要死，凡是目睹剥皮的人无不统统坦白。德军突然突破国境线、抗德战争开始后，他从旧波兰撤回莫斯科。很多人因涉嫌有组织地里通希特勒而遭到逮捕，或被稀里糊涂地杀害或被关进收容所。这期间他也作为贝利亚的得力心腹滥用其拿手的拷问大发淫威。斯大林与贝利亚为了掩饰未能事先预测纳粹进攻的责任并巩固领导体制，不能不捏造出这种内奸之说。在严刑拷打阶段很多人便被无谓地杀害，据说——真伪不得而知——那期间鲍里斯及其手下的蒙古人至少剥了五个人的皮，鲍里斯甚至把剥下的皮挂在房间里加以炫耀。

鲍里斯一方面生性残忍，一方面又是个极其小心谨慎的人。正由于小心谨慎，他才得以避过所有的阴谋和清洗。贝利亚对他喜爱得一如亲子。然而或许有点过于得意，一次他干过了头。那是一次致命的失败。他以在乌克兰战役中私通纳粹德国党卫军坦克部队的嫌疑逮捕了一名坦克部队的部队长，审讯当中予以杀害——将烧红的烙铁伸进身体各个部位（耳穴、鼻孔、肛门、阴茎等等）折磨致死。不料这名军官是身居高位的某共产党干部的侄子。事后红军总参谋部通过周密调查，查明该军官纯属无辜。不用说，那名共产党干部大发雷霆，伤了面子的红军也不肯忍气吞声，这回即使是贝利亚也无力包庇了。鲍里斯当即被解职押上法庭，同蒙古副官一起被判以死刑。但NKGB全力为其争取减刑，结果鲍里斯被送往西伯利亚收容所强制劳动（蒙古人则被处以绞刑）。贝利亚那时给狱中的鲍里斯悄悄捎去口信，叫他自己设法在那里存活一年，那期间贝利亚往红军和党那里打通门路，一定恢复他往日地位——至少据尼古拉说来是这样的。

“知道吗，间宫，”尼古拉压低嗓音说，“这里普遍相信鲍里斯早晚会重回中央，说贝利亚很快就会把那家伙救出去。不错，这个收容所目前由党中央和红军管理，贝利亚不便贸然下手。但也不能因此麻痹大意，风向说变就变。要是现在让那家伙在这里受苦受难，到那时候肯定会遭到骇人听闻的报复，这是明摆着的事。世上固然傻瓜不少，但自己往自己死刑判决书上签名的却是一个也没有。所以他在这里被奉为上宾，生怕碰他这个肿包。住宾馆让人侍候毕竟不可能，为摆样子也得让他戴脚镣干些轻活，但即使现在也给他住单人房，烟酒随便受用。若让我说，那家伙跟毒蛇没什么两样，留着对国家对谁都没好处，有人半夜里一下子割断他的喉咙该有多好！”

一天，我从车站附近路过，那个大个子中士再次把我叫住。我取出通行证给他看，他却摇头不接，而叫我马上到站长室去。我莫名其妙地跟到站长室一看，是身穿囚服的鲍里斯·格洛莫夫在等我。他正坐在站长桌前喝茶。我呆呆地站在门口不动。鲍里斯没再戴脚镣，他招手让我进去。

“哎呀，间宫中尉，好久不见了嘛！”他和颜悦色地笑道，并劝我吸烟，我摇头拒绝。

他自己叼支烟擦火柴点燃，说道：“一晃不见九年了，或者八年？反正你还好端端活着就谢天谢地。故友重逢，一大喜事啊！尤其是在那场残酷的大战之后。不是吗？对了，你到底是怎么从那眼混账井里出来的？”

我闭紧嘴保持沉默。

“也罢，算了。总之你是侥幸从那里出来了，并且在哪里丢了一条胳膊，还不知不觉讲上了一口流利的俄语——再好不过了！胳膊少一条无所谓，重要的是活着。”

我回答说自己并非想活才活着的。

鲍里斯听了放声大笑。

“间宫中尉，你真是个非常风趣的人。不想活的人如何会安然死里逃生？实在有趣至极。我这双眼睛可不是那么好蒙骗的哟！一个人逃出深井又过河跑回满洲，一般人万不可能。不过别担心，我不打算讲给任何人听。

“只是，不幸的是我已失去原来地位，如你所见，成了在押的一个囚犯。可是我无意永远在此天涯海角拿锤子敲什么石头，即使在如此沦落的现在，也还在中央堂堂正正保存力量，并且凭借那力量在这里日日养精蓄锐。跟你是开诚布公，实际上我很想同你们日本俘虏兵保持良好关系。不管怎么说，这煤矿的成绩来自多数日本俘虏兵诸君辛勤的劳动，无视你们的力量无论如何无法开展工作，而在开展工作之际，我希望你助我一臂之力。你曾服役于关东军谍报机关，胆大敢为，俄语也好。如果你肯居中斡旋的话，我想我可以对你和你的同胞提供最大限度的方便。这提议绝不算坏！”

“我以前没当过间谍，以后也不想当。”我断然回答。

“我也不是说让你当间谍，”鲍里斯安抚似的说，“不要误解。知道么，我是说准备给你们提供尽可能的方便，提议开创良好的关系。跟你说间宫中尉，我甚至可以把那个不干好事的格鲁吉亚混账政治督导员从椅子上打翻在地！不骗你。如何，你们不是对他恨之入骨吗？把那家伙驱逐之日，就是你们赢得部分自治之时。你们成立一个委员会，自主地进行组织。这样，至少可以不必像以前那样遭受看守的无端虐待。你们不是一直怀有这种愿望的么？”

确如鲍里斯所言，长期以来我们几次向当局提出这样的要求，均被一口回绝。

“对此你要求怎样的回报？”我问。

“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笑眯眯地说，“我需求的只是同你们日本俘虏兵诸君有个密切而良好的关系。为了将若干看来很难沟通的同志从这里驱逐出去，需要你们日本兵的协助。我们的利害有几个部分是共同的。如何，我和你们携一次手好么？也就是美国人常说的‘give and take’[（在同等条件下）交涉、互让、妥协，（友好）协商。]。如果你们协助，不会让你们吃亏，我绝对无意蒙蔽利用你们。当然喽，我知道自己没有资格请求你们喜欢，我们之间多少有过不幸的回忆，但别看这样，我还是个讲究信义的人，讲定的事必然履行。所以过去的事情就付诸东流好么？

“几天内请对我的建议给予实实在在的答复。尝试一下的价值我想是有的，更何况你们应该没有什么再可失去的东西，对吧？记住，间宫中尉，这话只能极端保密地告诉给真正可靠的人。实在说来，你们当中混有几个协助政治督导员的告密分子，千万不要传到那几个家伙耳朵里。一旦泄露，事情很可能遇到麻烦。这方面我的力量还不能说很充分。”

我回到收容所把情况悄悄讲给一个人听。此人原为中校，有勇有谋，是死守兴安岭要塞直到停战都没举白旗的部队的部队长，如今是整伙日本俘虏兵的幕后领导，俄国人也不得不对他另眼看待。我略去哈拉哈河山本一事，告诉他鲍里斯原是秘密警察的高级头目，说出了他的建议。中校看样子对赶走现任政治督导员取得日本俘虏自治权的可能性颇感兴趣。我强调说鲍里斯残忍危险，长于阴谋诡计，不可轻易相信。“或许是那样，但确如他所说，我们没有任何可失去的。”中校对我说。给他如此一说，我也无言以对，觉得无论因此发生了什么事，情况也不至于变得比现在更糟。然而结果我犯了个大错误，地狱这东西真是个无底洞。

几天后，我设法选中一个避人耳目的地方安排中校和鲍里斯单独见面，我作为翻译参加。三十分钟后达成秘密协议，两人握手。至于后来过程如何，我就不晓得了。为不引人注意，他们大概避免直接接触，采用秘密联络手段频繁交换密码文字，因此我再没机会介入其间。中校也好鲍里斯也好那期间采取的都是彻底的保密主义，但这对我是求之不得的。可能的话，我不想再次同鲍里斯发生关系。当然事后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约一个月后，如鲍里斯向我讲定的那样，格鲁吉亚政治督导员被中央调离，两天后派来了新的督导员。又过两天，三个日本俘虏兵在同一晚上被勒死。为制造出自杀假象，早上他们被人用绳子吊在棚梁——毫无疑问是其同伴即日本俘虏兵本身干的。三人大约是鲍里斯所说的密告分子，但事件没受到任何追究和处分而不了了之。那时，鲍里斯已基本上把收容所实权握在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