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下面这番话会让许多读者感到震惊，但我坚信，我有责任把它们说出来。我从没写过这样的书；而且照惯例，数学家介绍自己的作品时不用附带一篇个性宣言，我本可以省却这麻烦。

由于情势超出控制，我被卷入了一系列事件中，我想在此谈论的正是此事。为什么我要用一种忏悔式的话语开始讲述，稍后便不言自明。谈到我自己时，必须选一个参照系，不妨就选择哈罗德·约维特教授最近为我写的传记吧。约维特称我有“最高水准的头脑”，因为我选择的课题永远是现有全部课题中难度最大的。他在书中写道，我的名字总是出现在旧的科学大厦崩塌、新的概念升起之处——比如数学革命、物理伦理学，以及“其主之声”计划。

阅读那本传记时，我看到某一处的主题是“毁灭”，在提及我有悖传统的偏向之后，我期待他做出更深入、更大胆的论断，我以为我终于找到了一位合适的传记作者——这并不令我特别喜悦，因为剖析自我是一回事，被别人剖析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是，约维特像是被他自己的敏锐吓到了，他又生硬地绕回去，将我描述为已被广泛接受的那副样子——一位执着而谦虚的天才，他甚至还抛出了几则关于我的老生常谈的趣闻逸事。

所以，我可以把这本书放到书架上了，和别人为我写的其他传记放在一起。这么做时我十分平静，还稍稍想象了一下，我很快就会被那些擅长奉承的肖像画家列入待画人物的名单。同时，我还注意到那个书架上已经没有多少剩余空间了。回想起我曾对伊沃尔·巴洛因说过，等这个书架填满，我就该死了。他以为这只是个笑话，我也并未反驳，但是我说这句话时是有些认真的，并非完全随口胡扯。所以，咱们回到约维特的书上，我又一次成功了，或者也可以说我失败了——六十二岁时，已有二十八本图书专门研究我这个人，但依旧无人能理解我一星半点儿。这么说公平吗？

约维特教授在描述我时所依据的规则不是他自创的。并不是所有公众人物都享有同样的待遇。伟大的艺术家们，没错，可能会被冠以偏狭小气之名，有些传记作家甚至似乎认为艺术家的灵魂必然是卑下的。但是，对于伟大的科学家，陈旧的刻板印象依然无可动摇。我们把艺术家看作被肉体拴住的灵魂；文学评论家可以自由地讨论奥斯卡·王尔德等人的同性恋取向，但是你很难想象，有哪个科学史研究者会用类似的方式谈论物理学的那几位奠基人。我们必须认为他们是刚正不阿的，是完美无缺的，而历史中的诸多事件不过是他们人生中的过眼云烟。政客可以是邪恶之徒，这不影响其出色政治家的身份，然而邪恶的天才——这种说法本身就是矛盾的。邪恶与天才相互抵消了。今天的规则就是这样。

的确，有一群来自密歇根的精神分析学家试图挑战这种情况，但他们落入了过于简单化的谬误。物理学家们确实热衷于提出各种理论，而那些专家将之归咎于性压抑。精神分析学说旨在揭露每个人心中的那头猪，一头驮着道德心的猪；灾难性的后果是，猪在那位虔诚骑手的压迫下过得很不舒服，而骑手的状况也没好到哪里去，因为他的使命不仅是驯服那头猪，还要让它彻底消失不见。这种观念认为我们心中有一头背负着现代理性的古老野兽——这是对各种原始神话的杂烩似的反映。

精神分析学家提供的是一种幼稚的、小学童式的真相，我们浮光掠影地从中学到一些令人震惊的东西，被吸引了注意力。有时这种情况确实会发生，比如这里，对真相进行廉价的简化，其价值并不高于一句谎言。又一次地，我们眼前呈现出魔鬼与天使，或是摩尼教里的野兽与神；又一次地，人类宣称自己并不应该受到谴责，因为每个人都不过是一块战场，注入其体内、使之膨胀的两股力量在这战场上角逐，在皮肤之下此消彼长。因此，精神分析的主要问题是见识肤浅却自命不凡。它用那些耸人听闻的故事来向我们解释人类的本质，这一整出关于“存在”的戏剧，其张力只存在于两者之间：兽性，文明之力对兽性的净化。

所以，我真的应该感谢约维特教授，感谢他用经典的方式描绘我，而不是借鉴密歇根精神分析学家们的研究方法。不是说我对自己的评价要高于他们对我的评价，而是漫画像与肖像真的有所不同。

也不是说我认为传记的描述对象要比传记作家更了解自己。传记作家们所处的位置更便利一些，因为他们对有些内容拿不准是由于缺乏信息，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只要描述对象还活着并且愿意配合，他就可以为作家提供所需的信息。而描述对象本人，他对自己的了解也无非是一些假设罢了，这些假设作为其思维活动的产物或许具有重要性，却不一定能填补那些信息缺失之处。

只要有充足的想象力，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人生书写成一系列各不相同的版本。这就像是许多集合组成的一个并集，而交集中的唯一元素是那些板上钉钉的事实。年轻人，甚至聪明的年轻人，由于不谙世事缺乏经验，会认为我的这一想法是愤世嫉俗的犬儒主义。他们错了，因为这个问题无关道德，而是关乎认知。世上有多少种不同的哲学观念，一个人就会对自己有多少种不同的认识——这些看法可能是在他人生的不同时期形成的，有时候甚至在同一时期，人都会对自己有不同的认识。

所以，我能提供的只有我对自己的一些认识，它们是在大概四十年的时间跨度里形成的。这些看法的唯一独特之处就是，我并不自吹自擂。我的不自夸并不限于“揭开自己的真面目”——这是精神分析学家们唯一的把戏。举个例子，说某位天才在品德方面是个浑蛋，这未必能击中他的羞耻心。说某人的头脑“已经触碰到了年龄的天花板”——这是约维特的说法，此人也未必在乎这种评价。一位天才或许会因绞尽脑汁仍一无所获而感到羞耻，或许会为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有多么不确定而烦恼。最重要的是，天才总是在怀疑自己。但是，在那些屈服于社会压力的伟大天才中，没有任何一人推倒了别人为自己树立的丰碑，从而导致自己陷入怀疑。

作为一个已被数十位见多识广的传记作家正式认证过的天才，我想我有资格就智力巅峰这个话题说一两句。很简单，清澈的思维是无穷无尽黑暗中的一个发光点。与其说天才的头脑是一盏灯，不如说它始终都能意识到周围的阴暗。而其典型的懦弱之处就是，它只沉浸于自己的光华中，并尽可能地避免向界限之外张望。无论它蕴含着多少真实的力量，都有相当一部分仅是那种力量的假象，这是无可避免的。

我认为我的三大基本人格特点是懦弱、恶毒和傲慢。事实证明，这种“三头统治”确实掌控着某种天赋，它们利用这种天赋隐藏自己，表面上改造了自己，而智力在此过程中帮了大忙。一旦智力认为这种改变是值得的，它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掩盖天性的手段。四十多年来，我一直谦逊有礼、乐于助人，在专业方面也从不傲慢，因为长久以来我坚持不懈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但是，回溯童年，打我记事起，我就是个追求邪恶的孩子，尽管当时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

我的邪恶是各向同性的、无偏见的，并且是完全不受私人动机影响的。在一些庄严肃穆的场所，比如教堂里，或是陪伴在令人敬仰的大人物身边时，我总喜欢思考一些禁忌的话题。那些想法既荒唐且幼稚，但这毫不重要。我只是在可操作的规模上开展一些实验罢了。我不记得自己是何时开始做这些实验的，我只记得若干年后我深深地感受到伤害、愤怒和失望。因为后来我发现，一个脑袋里充满邪恶思想的人，无论如何都是不会遭到雷劈的，不论他身在何种场所，与何人为伴。即便离经叛道也不会招致任何惩罚，绝对不会。

如果可以这样谈论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我希望那道闪电能劈下来，或是有其他形式的可怕报应。我曾召唤它，向它发起挑战，随着逐渐长大，我开始鄙视这个世界，鄙视我的存在之所，因为它已向我展示，包括邪恶在内的一切行动和思想，都是徒然。因此，我从不折磨动物，连脚下的小草都不愿伤害；另一方面，我冲着岩石、沙土发泄，我毁坏家具，虐待流水，我精神上把群星撕成碎片，作为它们对我无动于衷的惩罚。越是这么干，我的狂怒就越是无助，因为我的见识逐渐增长，我已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有多么荒唐可笑。

后来我意识到，我这种严重的不快乐状态对自己毫无用处，因为它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之前说了，我的怨恨是无偏见的，我首先将之发泄在自己身上。我在镜子里看见自己胳膊、双腿的形状，看见自己的五官特征，镜中的影像令我恼怒，正如通常他人的模样会引得我们生气或厌烦一样。等我又稍长大了一些，我明白自己无法一直这样生活下去，于是我做出了一系列决定，并拿定主意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从那时起，我便不断照着既定计划努力——真的，虽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结果。

在自传的开头就把懦弱、恶毒和傲慢列为自己的基本心理品质，从决定论的角度来看，这有逻辑错误。如果说关于某人的一切都是注定的，那么我对自己卑劣内心的反抗也是注定的，于是，我与其他更好之人的区别就仅在于局部行为源的差异。那些更好之人自发做出善举，几乎不用付出什么意志努力，因为他们不过是遵循自己的天性行事，而我却得与自己的天性对着干，因此我的善行是不自然的。但是，对我的行为发号施令的正是我自己，所以，从整体上来看，也可以说我注定拥有金子般的心灵。就像德摩斯梯尼含着石子克服口吃一样，我在自己的灵魂中深深埋入钢铁，使其正直。

不过，将我与更好之人等量齐观，正是这一点揭示出了决定论的荒谬。有的人愿意向善并能够行善，有的人愿意向善但做不到，有的人压根不愿意向善，按照决定论的观点，这三种情况都一样是事先注定的。就像一张刻有天使般歌声的唱片，在道德上丝毫不比刻有谋杀惨叫的唱片更优越。但这是一种虚像，因为唱片上刻着的战斗声效并不等同于一场真正的战斗。我知道自己付出多少努力才克服了恶念，所以我敢说我挣扎着一心向善并不是做做样子的。决定论只是简单地把完全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物质与符合物理学推演的作用力，这两者之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比方说，我们可以把一桩犯罪行为用物理学语言描述为原子跃迁概率的振幅，但这并不能将罪行洗白。

有一件事约维特绝对没说错：我总是追求难题。那些可以让我自由放纵天性之恶的机会，我往往会拒绝，因为它们没难度。这可能听起来很奇怪，甚至完全没道理，但我压抑天性中的恶并不是因为我把“善”视为更高的价值标准，相反，我压抑恶正是因为恶的存在使我充满活力。对我而言有价值的是对恶的不断抵抗和忍耐，而这与对道德品行的算计毫无共同之处。倘若我的本质天性是向善的，那我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我真的说不好。试图抛弃已有的特性来设想另一种自我，此类推演一向是不符合逻辑规则的，必然很快受挫。

只有一次，我没能避开邪恶，那段记忆与我母亲漫长而可怕的死亡有关。我爱她，但同时，我以一种反常的热情急切地关注着她被疾病摧毁的过程。当时我九岁。母亲极其镇定，堪称力量与宁静的化身，她躺在挥之不去的苦痛中，是医生们延长了这苦痛。昏暗的卧房里充满了刺鼻的药味，我陪在母亲身旁时，尚能控制住自己；可一旦我离开她，从身后把门关严，一旦我身边没有其他人，我就会朝向她病榻的方向欢快地吐舌头，这还不够，我还要跑进自己房间，气喘吁吁地在镜子前面上蹦下跳，攥紧拳头扮鬼脸，满怀喜悦地咯咯傻笑。满怀喜悦？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母亲正在死去；从那个早晨开始，我就陷入了绝望，那种绝望之情与被压抑的咯咯傻笑一样真实。我记得那笑声吓到了我自己，但同时它也带我超越了已知的一切，在这有悖常情的行为中，我受到了一种炫目的启示。

那天晚上我独自躺着，试图理解已发生的事情，但我做不到。我努力激起对自己、对母亲的合乎道德的悲悯之情，眼泪流淌，直到我入睡。我认为这泪水是一种赎罪。但是后来，我无意中听到大夫们把越来越坏的消息告诉父亲，于是之前那一套罪孽又重演了。我不敢回自己房间，而是刻意与他人待在一起。因此，人生中第一个令我避之唯恐不及的人，就是我自己。

母亲死后，我沉湎于儿童应有的绝望之中，未受良心不安的困扰。那种痴迷随着她的最后一次呼吸消散了。我的焦虑也随着母亲一道死去。这件事情令我疑惑不堪，我只能提出一种假设：我已经见证了“绝对”的崩溃——那只是一种错觉；我也见证了一场可耻可憎的挣扎，在那过程中，“完美”像块烂糟糟的破布一般七零八碎。这就是生命的秩序在践踏蹂躏我们。尽管前人已经向我传授了他们所知的生命秩序的全部伎俩，即便是再凄惨压抑的状况都有回避的手段，但这些经验全部加起来还是不足以解释已经发生的事情。一个人无法以体面优雅的仪态在苦痛中号叫，正如他也不能这样在狂喜中忘形。在一团乱麻般的失落中我感觉到一丝真相：也许，我在混乱之中看到了更强大的那一方，于是我就站到了那一边，因为那一边占据了上风。

我的窃笑与母亲遭受的实际痛苦没有关联。对于那种痛苦，我只感到恐惧；我能理解的是那种无法逃避的、随时相伴的生命终了。如果我有能力，我会将她从那种痛苦中解救出来。我既不渴求她的死亡，也不想要她受折磨。在一个真实存在的杀人犯面前，我会像任何孩子一样，痛哭流涕，恳求对方放过自己的母亲，但事实上并不存在这么个人，所以我只能吞下这沉重打击中蕴含的残忍背叛。在病中，母亲的身体肿胀起来，变成了一幅怪物般的对自己的讽刺漫画像，那身躯还蠕动着讥笑她。我只有一个选择：要么随着母亲被一同摧毁，要么嘲笑她。当时的我是一个懦夫，我选择了背叛的窃笑。

我不知道当年的情况是否真的如我所诉。在看到毁灭过程的那一刻，第一次发作的窃笑就攫住了我。如果母亲以一种更美的方式迎接生命尽头——比如安静地陷入永眠，这是人们非常想要的死法——也许我就不会有这番窃笑的经历了。但是，情况并不是这样，我被迫相信自己亲眼所见之事，毫无防备。如果是在从前，家里很快就会雇一支哀歌合唱队，以歌声淹没母亲的呻吟。但随着这一传统的衰落，种种魔法般的手段减少到了仅剩修饰遗容这一项。丧事承办人向父亲建议——这是我偷听到的——可以把母亲僵硬的痛苦面庞重做成种种表情。接着父亲离开了病房，有那么片刻，我感到一股孤独的战栗，因为我能理解他。后来我又多次想起那种终有一死的痛苦。

把我的窃笑视为背叛，这种想法似乎是不完整的。背叛是一种清醒的、意志的决定，但又是什么令我们滑向了毁灭的深渊？这毁灭中藏有什么样的黑色希望，在召唤众人？它的全然无用摈弃了一切理性解释。曾有数不胜数的文明想压制住这种渴望，但都是徒劳。自我们用二足行走以来，这已不可逆转地成了人性的一部分。有些人追问个中缘由，却无法忍受任何一种设计论假说，无论这种设计来自上帝还是恶魔。对这些不信鬼神的理性主义者而言，替代选项就只有统计学了。因此，这条小径始于一间充满腐败气息的昏暗病房，最终将我带入了数学的人类起源学的殿堂。我试图用随机变量的种种公式来解开那个邪恶的诅咒，但这也不过是一种猜测而已，只是心灵的自卫反应。

我知道我写下的这些内容，只需稍微调整一下重点，就有可能变成褒扬我的材料——未来的某个传记作家准会这么干。他将这样展示给读者：靠着智力，我克服了人格缺陷，取得了伟大成就，并因为渴望赎罪忏悔而刻意诽谤自己。这番苦功夫追随的是弗洛伊德的脚步，弗洛伊德现在已经成了心理学界的托勒密，借他之名，人人都能解释人类现象，只要提出一重又一重的本轮[本轮（epicycle）是托勒密在地心说体系中为了解释行星“逆行”而引入的概念。]就行：这种构建对人类颇具吸引力，因为它符合审美需求。他把原本田园牧歌般的模式转化成怪诞十足的模样，没有意识到自己仍是美学的囚徒。好像目标就是要把人类学中的歌剧替换成一出悲喜剧。

在我死后要为我写传记的作者，不劳您费心了。我不需要他人替我辩解。我所有的努力都是出于好奇心，完全不受愧疚影响的好奇心。我想要理解这个世界——仅仅是理解，别无其他。因为邪恶是公正无私的，这是对人类的神学争论的唯一支持；神学回答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一种品质，其根源既不在自然中，也不在文化中，那它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一个完全沉浸在人类经验中因而秉持人类中心主义的头脑，最终可能认为创世只是一出恶心的恶作剧。

造物主只管自己开心，不顾世间的苦难——这是个很有吸引力的想法。但这会使我们陷入一个恶意满满的循环：我们把祂想象成一个虐待狂，并不是因为祂把我们造成这样子，而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这样子。同时，科学告诉我们，人类在宇宙面前是那么渺小而微不足道，这使得摩尼教神话中光明与黑暗二元对立的概念显得如此原始粗陋，微不足道。让我换一种说法：如果确实发生过一场创世（我个人并不相信），那么试想创世需要什么级别的知识，其中必然是容不下恶作剧之类的东西的。因为——这是我个人信仰的全部信条——像“邪恶的智慧”这样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我的理智告诉我，造物主不可能是个区区小恶棍，不可能是一个讥诮地玩弄所造之物的幻术师。我们坚信惨剧是鬼神之力恶意干预的结果，其实唯一说得通的解释是，那是一次普通的计算错误，一个失误。可我们已深陷于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神学——认为诸神都会犯错。但是，这些神学对世间种种做出的具体解释跟我毕生研究的领域——统计学——并无二致。

每个孩子都在不经意间有一些发现，吉布斯[约西亚·威拉德·吉布斯（1839—1903），美国科学家，统计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和玻尔兹曼[路德维希·爱德华·玻尔兹曼（1844—1906），奥地利物理学家，统计力学的奠基人之一。]的世界就从这些发现中诞出。因为在一个孩子看来，现实就是大量可能性的叠加，每一种都可以单独取出并且非常容易地发展起来，容易得好像自然生长一样。一个孩子被许许多多虚拟世界包围着；对他而言完全陌生的是帕斯卡[布莱兹·帕斯卡（1623—1662），法国科学家、哲学家、神学家。]的宇宙——一具僵硬的躯壳，做出均匀的、时钟般精准的运动。人成熟后的僵化条理将摧毁最初的丰富性。如果你要说这幅童年图景是片面的——比如，儿童内心的自由其实源于无知和不做选择——好吧，我要说每幅图景都是片面的。随着想象力的死亡，我继承了其残渣——对现实的永远的异议。不过与其说这是一种否认，不如说更像一种愤怒。我童年的窃笑就已经是一种否认了，甚至可能是一种比自杀更有力的否认。我以六十二岁的年纪承认这一点。而选择数学只是这种态度的后续。数学是我的第二次弃世。

我的话里有很多隐喻，但是请仔细听取。我背叛了垂死的母亲，背叛了所有人。通过发出那几声窃笑，我选择了一个力量比他们更强大的东西。尽管它丑恶可怖，可我当时看不到其他出路。后来我了解到，对于我们的敌人——世间一切都是敌人，它还将巢穴筑在我们身上——我也一样可以背叛，至少是某种程度上的背叛，因为数学是独立于世界之外的。

随着时间流逝，我看到自己犯了双重错误。要真正地选择死亡从而与生命作对，或选择数学从而与世界作对，都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行的选择是一个人的自我寂灭。不管我们做什么，都是在自己的生命中进行的；而根据我的经验，数学也不是完美的退隐之所，因为数学栖于语言之中。语言这棵信息之树已经将根扎在了这世界之中，扎在了我们心中。这番比喻一直都陪伴着我，甚至在我有能力用形式化证明的语言将之写下来之前，它就已经在我脑海里了。

我在数学中寻找童年时代珍视的东西——世界的多重性，它切断了与强加给我们的那个世界的联系。但这种割裂是如此温柔，仿佛后者已经被剥夺了力量。这股力量也潜伏在我们内心，却隐藏得很深，足以使我们忘记它的存在。后来，像所有数学家一样，我惊讶地了解到，这种活动一开始很像游戏，但其实它是多么不可预测，并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适应性。一个人骄傲地走入数学王国，他不带任何歉意，毫不含糊地将世界拒之门外；用无可争论的、堪比创世的任意命题，他最终又合上了那扇门。这是为了把我们从被迫生活其中的旋涡中分离出来。

瞧，这种否认，这种最激进的断绝，将我们精确地引向万物的核心。最后发现这趟逃离之旅反倒使我们有所得，遗弃其实是一种欣赏，断绝则是一种和解。我们发现自己的逃离只是表面上的，因为我们又回到了我们要逃离的地方。敌人变成了盟友；我们得到了净化；世界默默地让我们理解，只有以它为手段，我们才能征服它。在这个特殊的避难所里——它最深的内部与唯一世界的表面是相交的——我们的恐惧就这样被驯服，变成了喜悦。

数学从来不在任何程度上揭示人性，也从来不用人类其他领域的方式来表达人性：数学对人类肉体自我的否定程度是无法与任何学科相比的。谁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可以看看我的文章。在这里我只说这一点：世界在人类语言诞生之初就将其模式注入了语言；数学沉睡在每一句话语中，它只能被发现，无法被发明。

构成数学冠冕的东西，亦不能与数学的根本割裂。因为数学不是从三百年或八百年的文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通过数千年的语言演化产生的：在人类与外界环境的相遇之处，从逐水而居的部落时代开始。语言比我们任何人的头脑都聪明，正如运动中的躯体比任何构成它的器官、部位更具有洞察力。在生命进程的潮流中，躯体有了自我意识，也更多面化。生物演化和信息语言演化的遗产尚未被我们开发耗尽，但人类已经梦想着跨越这两者的界限。我的这些话可能在哲理性上表达得很差，但这并不影响我的论证——数学概念起源于语言。换句话说，数学概念既不产生于事物的可穷举性，也不产生于理性。

毫无疑问，促使我成为数学家的因素很复杂。但是，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天赋，如果没有天赋，我在职业生涯中所能取得的成就，顶多就像一个驼背参加田径锦标赛取得的成绩。抛开天赋不谈，我不知道那些与我性格相关的因素，在我打算讲述的故事中是否起到了作用。但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这件事本身太重要了，天然的谦逊或骄傲不用考虑。

通常，当记录者觉得必须讲述关于自身的重大事件时，他们会变得极其诚实。而我却相反，在诚实的前提下，我谈及自己时说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也就是说，我被迫陷入了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唠叨。这仅仅是因为我不知道统计学上无据可循的人格构成在哪里结束，而人类行为学的管辖范围又从哪里开始。

在不同的领域，一个人可以获得真实的知识或者仅提供精神安慰的知识，而且这两种知识不需要达成一致。想在人类学中区分这两种知识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最了解自己，一定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不断地更新自己对不存在的知识的需求，比如说，人类是由什么创造的。与此同时，我们又预先排除了纯粹偶然与最深刻的必然性相结合的可能性，并且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曾经给一位朋友的实验写过一段程序。实验的想法是在计算机中模拟一些中立的生物群体；它们能够认知周围“环境”并实现同态调节，但在初始时，它们没有任何“情绪”和“道德”品质。这些生物开始繁殖（当然了，是在计算机环境里繁殖，门外汉会将之形容为“算术上的繁殖”），经过几十个“世代”之后，每一个“样本”都不断地、反复地表现出一种相当于“攻击性”的属性。这令我们完全无法理解。我那位朋友对计算过程进行了许多次核查，均痛苦而毫无结果。最后，他无计可施，只好随手乱抓救命稻草。他开始检查实验环境中最琐碎的参数，竟然发现是某个继电器对空气中的湿度变化产生了反应，这一系列变化暗暗导致了整个系统的偏差。

写本书时，我总会想起那个实验。社会演化把我们从动物王国里拎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走的是指数曲线——我们在根本上就没有准备好迎接如此迅速的提升？当人类的原子还没有表现出最初的凝聚力时，社会化反应就开始了。这些原子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生物材料，一种生来就为了满足典型生物学标准的材料，但是这种突然的运动，这种向上的推动力，抓住了我们，把我们带进了文明的世界。这样的开端怎么会不与生物材料的偶然聚合捆绑在一起呢？就像一个下降到海底的探测器在海床上挖掘，除了想要的东西，碎片和偶然的垃圾残渣也一样会被捞上来。我又想起了那台尖端的计算机里有个受潮的继电器。而产生了我们人类的过程——请问，为什么它就一定在各方面都是完美的呢？然而，我们和我们的哲学家都不敢考虑这样一个想法：虽然我们这一物种的存在异常稀有且已成为最终事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起源受到了一种完美性的庇护——正如这样的完美并不存在于任何人类个体的摇篮中。

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从来没有任何信仰承认，我们不完美的标记（也就是人类的标志）是由某些不甚稳定可靠的过程导致的；相反，几乎所有的宗教都认为，人的不完美是两种对立的完美之间的创世冲突的结果，两者都损害了对方的完美性。光明与黑暗的碰撞产生了人类，计划就是这样进行的。我的构想听起来很糟——如果它是错的，那自然很糟糕——但我们不知道它正确与否。我提到的那位朋友讽刺了我的想法；他说，根据霍格思的理论，人类就像一个驼背的人，无知地认为不驼背是不可能的，数千年来，人类一直在自己的驼背中寻找一种更崇高的必要性，因为他会接受任何理论，除了一种——说他的残疾纯粹是偶然的，没有谁把他的残疾作为宏大计划的一部分，他的驼背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是由一波三折的人类演化过程所决定的。

但是，借这个比喻，我想说的是我自己，而不是全人类。我不知道它从何而来，也不知道是什么产生了它，但即便是现在，在这么多年之后，我发现自己内心的恶意一如既往地强烈，因为我们最原始的冲动永远不会衰老。我令你们不悦了吗？几十年来，我就像一座精馏塔，不停地产生一种蒸馏物，它由我的文章和后续引起的文章组成——就像圣徒传记。如果你们说，你们对仪器的内部运作不感兴趣，我没必要地把它暴露在了读者目光下，那么请注意，在我赐予你们的纯净营养中，我看到了我所有秘密的不可磨灭的印记。

对我来说，数学不是世外桃源；更确切地说，数学是一处最后的避难所，一座我虽不信但依然进入的教堂，因为它提供了庇护。我主要的元数学工作被认为是破坏性的，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我对数学推导的基础和逻辑分析的概念进行了不可逆转的质疑，这也并非偶然。我把统计学工具用于推翻这些基本概念——直到它们最终崩溃。我不可能是隐藏在地下的魔鬼，也不可能是白昼的天使。我有所建树，没错，但那些成绩基于废墟之上，约维特是对的：我带走的真理比我给予的要多。

人们认为，这种负平衡是由时代造成的，而不应该怪罪于我；因为我只是跟随了罗素和哥德尔的脚步而已——前者发现了水晶宫殿的地基裂缝，后者彻底动摇了它。人们说我是本着时代的精神行事的。嗯，这话当然没错。但是，当一枚三角形翡翠在马赛克图画中充当人的眼睛时，它也仍然还是一枚三角形翡翠。

我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我出生于四千种所谓“原始”文化之一，我会变成什么样？这些文化出现在我们的文化之前，隔着八万年的时间鸿沟。因为我们缺乏想象力，甚至把这八万年压缩成历史的前景、等待真正历史登场的前厅。在某些文化中，我无疑已经死了；但在另一些社会中，谁知道呢，我可能会实现更大的个人成就，我会被视为一个通灵之人，能创造新的仪式、新的魔法，这多亏了我与生俱来的、善于结合各种元素的天赋。也许在没有束缚的条件下——在我们的文化中，束缚就是每一个概念实体的相对主义——我可以毫无困难地把放浪形骸和大肆破坏神圣化。因为在那些古老的社会里，人们有一种习惯，即周期性地暂时中止日常律法。这时他们会无视自己的文化（文化是他们生活的基石，是常数，是生活的绝对之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知道，即使是绝对之物也需要漏洞！），以发泄无法纳入任何成文制度的大量放肆无度的行为。而在道德的约束下，这些放肆行为只有一部分能够以战争面具和家庭化装舞会的形式表现出来。

他们的做法是明智的、合乎情理的。那些社会纽带及规则的割裂、群体的疯狂、被释放的混乱，在音乐节奏和酒精的麻醉下被强化。这是一个安全阀的开口，从中倾倒出毁灭的因素；通过这项特殊的发明，野蛮性适应了人类群体。人可以从犯罪中全身而退，疯狂可以逆转，社会结构中的沟壑可以有节奏地重复——但这些原则已经都被废除了。现在，所有这些力量都必须套上挽具，一起完成单调乏味的工作，穿着对它们来说束缚太紧、总是不合身的外套。所以它们腐蚀了一切日常事物；它们在每一个角落里藏身；因为任何地方都不允许它们匿名出现。从童年起，我们每一个人就都被固定在自己的某个部分上，这一部分是允许公开的，是经过选择和教育的，并且已经获得了一致认可；现在，每个人都精心培育这个碎片，擦亮它，完善它，一举一动全仰赖它，使它尽可能地发展；我们每一个人都只剩下了这一小部分，却都假装自己是一个整体——就像一截残桩声称自己是一整条枝干。

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任何伦理道德曾在我的感受中扎根。我冷血地为自己建立了一套人工的道德规范。但我需要为此找一个理由，因为在旷野中创立规则，就如同在没有信仰的情况下领受圣餐。并不是说我的人生规划就像我在此处展示的那样，是受理论指导的。我也没有反过来把我的行为追溯到什么公理上去。我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前进：起初是无意识的，事后才推断出自己的动机。

如果我认为自己本质上是个好人，那我就不太能理解邪恶了。那样的话，我就会相信人们犯罪总是有预谋的——也就是说，他们做了自己下定决心要做的事——因为我无法在我的个人经历中找到卑劣行为的任何其他来源。但是，我实际上对恶的了解要远多于此；我了解自己心中的恶意，也知道我无可指摘——无可指摘，因为我本来就是这样，在这件事上从来没有人征求过我的意见。

现在，一个奴隶勒死另一个奴隶，以满足两者固有的力量；一种无可指摘折磨另一种无可指摘，如果有一丝机会能抵制这种冲动的话——对我来说，这是违反理智的。我们生来就是自己，质疑自己被赋予了什么是徒劳的。但是，如果有哪怕是最微小的改变现状的机会，我们怎么能不抓住呢？这样的决定和行动，以及自杀的可能性，这些是人类的专属特性。这是自由的领域，在这里，我们背负的遗产备受蔑视。

请不要说我自相矛盾——前面我还认为在石器时代自己可以梦想成真。知识是不可逆转的；我们无法再回到甜蜜无知的黑暗中去。若生活在那个时代，我必然一无所知，而且也无法获得知识。我们必须利用自己已经拥有的知识。我知道是某个机遇造就了我们，让我们演化成现在的样子——那么，我是否就应该顺从地遵循那些从无穷无尽的彩票中盲目抽取出的所有指示呢？

我的人道主义原则有些奇怪，如果一个本质善良的人希望把这套原则应用到自己身上，根据“战胜自己的本性”的理念，他就不得不去作恶，以确认自己身为人的自由。因此，我的信条不适合广泛应用；但我也没必要为人类提供一种道德万灵丹。多样性、异质性是人类固有的；康德认为个体行为的基础可以成为普遍的道德准则，这意味着对人类施加不同程度的暴力；康德为了一种更高的价值——文化——而牺牲个人，这是不公正的。但我并不是说，人之为人，仅仅因为他是一个自我束缚的野兽。我只是提出了一个纯私人的论点，这是我自己的策略，但它并没有令我改变分毫。直到今天，我听到别人遭遇不幸时的第一反应仍是觉得好笑，我甚至不再试图抑制身体的抽搐，因为我知道自己控制不了那种愚蠢傻笑的根源。但我回应以抗拒，行为与自己的第一反应相悖，因为我能做到。

如果我真的打算写自传——与我书架上的几卷书相比，那应该是一本反自传——我就没有必要为这些自白辩护了。但我的目标并非如此。我下面要讲述的故事可以这样概括：人类偶然发现了一样东西，它是被另一个种族的智慧生物送入群星的黑暗中的。这种情况史无前例，我们应该会认为，有必要超出惯例允许的范围，更详细地披露在那次接触中代表人类一方的究竟是谁。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我的天才还是我的数学，都不足以阻止它结出有毒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