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这本书的前言给一位同事看了。他评论说，我之所以抹黑自己，是为了之后能无拘无束直言不讳，既然我已经先为自己冠上污名，等我批评他人时，对方就不能再轻易指责我。虽然这番话是同事半开玩笑说的，但其中的见解令我心神一震。我从没构想过这么阴险的招数，但我们对心智的运转规则十分熟悉，我们知道“从没构想过”之类的抗议是毫无价值的。同事的评论很可能是正确的，我的潜意识里有只狡猾的老狐狸在运筹帷幄。我将自己的恶意与丑陋公之于众，并剖析其根源，就是为了令自己与之决裂——但我仅能在语言上做到这一点。

同时，它又鬼鬼祟祟地渗透了我的“良好意愿”，并且一直引导着我的笔尖。于是我就像一位传教士，召唤天火与硫黄来净化人类的邪恶，一边描绘自己不敢积极参与的事情，一边享受其中隐秘的快感。我本以为我必须谈一谈自己的品性，这是由本书主题的重要性决定的。但是，从这个完全相反的角度来看，这种并不愉快的必要性才是我的首要动机，而主题本身——其主之声计划——反而只是一个方便的借口。这番推论的构架就像旋转木马，原地转圈，前提和结论不断互换位置，而这正好能用来概括其主之声计划的本质。我们的思想必须与某种坚硬的、由事实构成的焦点发生碰撞，这个焦点能够吸收并纠正我们的思想；一旦失去了这种矫正物，思想就容易变成对个人缺陷（或美德，这无关紧要）的一种反映，并被投射到研究对象之上。如果将某种哲学体系缩减成其创立者传记般的人生盛衰记录（我对这方面颇有些了解），我们会认为这种做法既没什么价值又不太道德。但是，在哲学的核心之中——在一段给定的时间里，哲学想要说的东西总是多于其可能说的，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在封闭的概念网络中“捕捉世界”的努力——即使是在最杰出思想家的作品中，也隐藏着一种严重的脆弱性。

人类对知识的追求是一出不断扩展的系列剧，其极限是无穷。哲学则试图一蹴而就，利用确定的、完整的、不可改变的真理来造成短路，一举获得这个极限。同时科学迈着平缓的步子前进，常常慢得像在爬行，有时甚至原地踏步，但最终它将抵达由哲学思想挖掘出的各种终极壕沟。按说这些阻拦在智慧之前的障碍是无法被跨越的，但科学会毫不在意地继续前行。

这怎能不令哲学家们绝望呢？这种绝望的形式之一就是实证主义。其敌意不同寻常，因为它表面上扮演着科学忠实盟友的角色，但实际上却试图消灭科学。科学这玩意儿危害了哲学，摧毁了哲学，抹杀了哲学的伟大发现，现在它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而对科学下判决书的正是实证主义这个伪友——它要证明科学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新发现，因为科学不过是一份人类经验的速记记录罢了。实证主义想要扼杀科学，想要强迫科学承认自己无法解决任何先验性的问题（然而，正如我们所知，实证主义并没有成功）。

哲学史就是一部层出不穷的撤退史。哲学先是试图发现世界的终极类别，接着是理性的绝对范畴；而随着知识的积累，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哲学的弱点：因为每个哲学家都非得把自己看成全人类，乃至众生万物的模型。但超越了经验限制、摧毁了昨日思维范畴的，恰恰是科学。昨天，绝对时空观已被推翻了。而今天，在命题的分析与综合之间，在决定论与随机性之间，永恒的“非此即彼”的情况正在崩溃。但不知怎的，我们的任何一位哲学家都没有想过，从自己的思维模式中推断出适用于整个人类的法则，推断出从原始石器时代到太阳燃尽之日都始终适用的法则，这可能有点儿……温和地说，这可能有点儿过于轻率了。

一开始就将自身等同于全人类的范数——一个未知数——坦率地说，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而为其辩护的理由之一是哲学家有永不停止的试图理解“一切”的渴望——这种渴望只具有心理学价值。因此，哲学花费许多篇幅谈论人类的希望、恐惧和向往，要远远多于谈论这个完全冷漠的世界的本质。只有在新闻媒体上，这个世界才是一个永恒的、遵循法则的常数。

而且，即便我们能发现这样的法则，不会被未来的进步所取代的法则，我们也没有能力将之与那些终将被摒弃的法则区别开。基于这个原因，我只能尊敬地把哲学家看作被好奇心驱使的人，但永远无法将他们尊为真理的提出者。当他们提出那些什么“定言令式”[定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是德意志哲学家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一书中提出的伦理学概念。]或是思想与感知的关系时，他们可曾首先认认真真地询问过大量人类研究对象？没有。他们永远只咨询自己。他们反反复复地自我加冕，心照不宣地将自己视为智人典范。正是此类做法总令我恼火，让我读不下那些“深刻”的著作——因为在这些书中我很快就会发现，作者眼里理所当然的事并不适用于我，此后他就只是在自言自语罢了，他只对自己讲述，也只能吸引他自己。他已没有权利代表我表达见解，更不用说代表其余居住在这个星球上的二足行走生物了。

一些论断令我发笑，比如说，有些哲学家断定所有思维都是以语言形式呈现的。他们不知道自己无意中创造了一个人类的子集——没有数学天赋的人的集合。有种情况已经在我一生中发生过许许多多次：灵光闪现般获得新发现之后，尽管我的构想扎实而难以磨灭，但我却不得不花费好几个小时，绞尽脑汁地为这个想法穿上一层语言的外衣。因为我要阐释的东西就诞生在我心中，超越了所有苍白的语言，不论是自然语言还是形式语言。

我把这种现象称为“浮现”。这一过程无法描述，因为产生于无意识中的那个东西要缓慢地、艰难地为自己找到语言的巢穴；但在进入巢穴定居之前，它已然成形了；而我无法给出任何指示或提示，也无法精确地解释这种非语言的、前语言的意识产物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只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我对它的期待不会是徒劳的。如果一位哲学家不能从自省中认识到这种状态，那么就大脑中某些机制的质量而言，他和我就不是一种人；我和他可能确实属于同一个物种，但是他跟我的差异要远远大于此类思想家所希望的。

哲学家的论调中满是漏洞，并为自己招致巨大的风险。而面对眼前的核心问题，其主之声计划相关人员的情况与那些哲学家何其相似。当年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什么？一道谜题，一片由无数猜测构成的丛林。我们从谜题上凿下一些闪着银光的事实碎屑，但这种碎屑并没有越攒越多，其数量并不足以构成任何牢固的大厦以匡正我们提出的种种假设，于是那些假设逐渐占了上风。到最后，我们只是游荡，迷失在一片由层层叠叠的猜想构成的荒原之上。我们的构建变得越来越受灵感驱使，越来越大胆，越来越偏离已有知识积累的仓库。我们已经做好准备要把那座仓库夷为平地，要在废墟中供奉物理学或天文学中最最神圣的法则——前提是人类破解了那道谜题。而我们确实觉得自己能办到。

有的读者一路披荆斩棘读到这里，已逐渐失去耐心，但仍等着被领入那个著名谜团的内部至圣之所，希望我会用种种紧张刺激的情节取悦他们，就如同观看一部恐怖电影。对于这样的读者，我建议你们把书放下吧，因为你们会失望的。我写的可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故事，我要讲述的是人类文明如何受到了宇宙——或者至少是地外世界——的考验，以及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从项目开始之初，我就认为其主之声计划正是一项这样的测试，而不是通过我和伙伴们的研究活动能获得哪些预期收益之类的问题。

一直紧跟着我思路的读者可能注意到了，通过把“旋转木马般的推论”从“我与主题之间的关系”转移到主题本身（也就是科学家与其主之声计划的关系），我让自己摆脱了一个尴尬的局面，扩大了“不愿公开灵感来源”的指责范围，直到将整个其主之声计划涵盖其中。但早在我听到这种批评之前，这就一直是我的意图。为了解释清楚我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要打一个夸张的比方：在研究过程中（很难说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怀疑“那封来自群星的信件”或许只是一项心理联想测验，一项特别复杂的罗夏测试，针对的正是我们这些试图破译它的人。对一个罗夏测试的被试者而言，他相信自己在彩色墨迹中看到了天使或不祥的鸟类，其实这是把他头脑中模模糊糊的东西展示清楚了。我们也是一样，透过那层不可理解的符号面纱，我们试图辨别出存在于自身内部的最重要的东西。

这种怀疑阻碍了我的工作，而且现在迫使我坦白一些我不太愿意谈及的事情；但我意识到，一个挣扎到如此地步的科学家不能再将自己的专业能力视为一个孤立的腺体或一颗臼齿；因此，即便是最尴尬的私人问题，我也不应该有所隐瞒。对于给花朵分类的植物学家，没有什么研究领域能用来投射他的幻想、奇思，或是不甚光彩的激情。而古代神话的研究者则要冒更大的风险，因为他的每一个选择都可能更多地反映了弥漫在其非科研思绪或梦境中的东西，而不是构成了神话本身结构常量的东西。

其主之声计划的参与者被迫采取下一个鲁莽的步骤——接受风险，这种风险的本质与上文提到的哲学家的风险是相同的，但这是多大尺度、多大规模的风险？至今仍不得而知。也就是说，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只是一项客观分析的工具，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人类文明（一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受其塑造，二是我们在全社会中有多典型），以及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在多大程度上只代表自己？我们对那封信的内容提出了各种假设，这些假设的灵感有多少来自自己的心灵——在不受控制的地带里，某个可能已然疯癫或受伤的心灵？

当我表达这种疑虑时，许多同事视之为纯粹的“胡话”。他们可能会用其他词语来形容，但确实就是这个意思。

我完全理解他们。其主之声计划开创了一个先例，像俄罗斯套娃一般，先例中又有其他先例。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在物理学家、工程学家、化学家、核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信息理论家的手中，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研究对象：这不仅是一道关于物质的谜题——因此也就是关于自然科学的——而且也是某个具有人格的主体有意制造并传播出来的东西，其意图一定还考虑到了潜在的收信者。而由于科学家们惯于与自然进行所谓的游戏——从任何允许的角度来看，自然都不是一个具有人格的对手，所以他们无法赞同这种可能性：在研究对象的背后存在着一个主体；若要熟悉这个对象，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通过推理论证，逐渐接近这位完全匿名的创造者。因此，尽管他们理应知道也坦率地承认存在这么一位“发信者”，但他们毕生受到的专业训练和掌握的专业知识全都反对这一点。

一位物理学家永远不会认为是有人故意设置了电子的轨道，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在电子排布的问题上绞尽脑汁。因为他知道，在物理学中完全没必要提出存在“轨道设置者”的假说——不仅没必要，而且还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但是，在其主之声计划中，这种不可能成了现实；物理学以从前无能为力的姿态袖手旁观，因此痛彻心扉。我认为我的这些言论应该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在其主之声计划内部，我处于一个相当孤立的位置（在研究思路上和一般意义上，当然不是行政职务上）。

我一直被指责为“帮倒忙”，因为我总是不请自来地乱提意见。我在他人的论证过程中这么横插一脚，导致他们难以继续；同时我又极少贡献自己的力量，也不怎么提“某人可以在某方面做些什么”之类的建议。尽管如此，巴洛因在那份国会报告中对我评价很高（希望这不仅仅是出于我们的友谊），部分原因可能源自他的职位（既有行政职位，又有科研职位）。每个研究小组中都存在不同的观点，经过一段时间的震荡，这些观点汇聚成统一的集体意见，但任何一位科学委员会成员（巴洛因正是其中之一）都清楚地知道，各个小组之间的意见往往是截然相反的。其主之声计划的组织结构是不同小组之间相互隔离，我认为这是明智的，因为这可以预防任何种类的“错误流行病”。然而，这种信息隔离检疫亦有其负面影响。下面我要开始讲述细节了——尽管仍有些为时过早，但已经到了继续介绍事件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