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项目事务上有意见分歧，我们——我所说的“我们”可不仅仅指科学委员会成员——还是结成了一支非常团结的队伍，共同面对新来的人。各处都能听到他们被称为“五角大楼的傀儡”，可以肯定，我们会对他们带来的论文拔刀相向。虽然我对他们也颇有微词，但不得不承认，勒纳以及陪同他的年轻生物学家（他自称“天体生物学家”），确实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工作。熬过了历尽艰辛、绞尽脑汁的一年之后，我们很难相信还有谁能对“其主之声”提出全新的假设。然而事实恰恰如此。这些假设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而且它们互不相同，并受到了一个构造良好的数学过程的支持（尽管在数据方面不是很有力）。更重要的是，尽管这些新想法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排斥，人们却可以构建某种中庸之道、某种新颖的妥协方式，把它们统一起来，效果还不错。

巴洛因给我们的一千多名员工组织了一场演讲会。也许是因为他觉得与平行项目的人会面时不适合搞我们老一套的“贵族政治”结构——几个无所不知的精英和其余毫不知情的小卒。或者又只是因为他相信我们将要听到的汇报将如天启一般。即便勒纳和西尔维斯特知道聚集而来的这群人的敌意，他们也没有表示出来。不管怎么说，他们在待人接物方面无可挑剔。

勒纳在汇报中强调，他们的研究纯粹是理论性的；除了恒星代码和“蛙卵”的一般信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细节信息。他们的目的根本不是搞“平行实验”，也不是与我们竞争，他们只是想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研究“其主之声”，因为他们知道会有意见冲突，正如现在所发生的那样。

他并没有停下来等待掌声。这也无妨，因为根本就不会有人给他鼓掌。他直截了当地谈正题，解释得相当清楚。他的演讲和为人都使我折服。从观众席上的反应来看，他也赢得了其他人的认可。

作为一名天体物理学家，勒纳利用哈勃变量和早川修正研究宇宙起源。（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早川修正也可以称为霍格思修正，尽管我只是做了一些数学上的工作，提供了容器，好让早川往里面倒新酒。）下面我要试着介绍他的论文梗概，但是干巴巴的总结缺少论文原有的魅力，所以如果能力允许，我也会试着还原这次讲座的气氛——讲演多次被听众的评论打断。当然，我略去了运算过程，尽管它也起了一定作用。

“我是这么看的，”他说，“宇宙在脉动，每隔三百亿年就收缩、膨胀交替一次……当它处在收缩阶段时，最终会达到坍缩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空间本身就解体了，折叠起来，不仅像史瓦西半径[史瓦西半径，由德国天文学家卡尔·史瓦西发现的临界半径特征值。如果特定质量的物质被压缩到该半径值之内，该物质自身的重力会把自己压缩成一个奇点。对黑洞来说，该半径也就是其视界，光和粒子均无法逃离这个球面。]那样锁住恒星，而且会锁住所有粒子，包括基本粒子！由于原子间的‘接合’空间不复存在，显然，我们所知的物理现象也会消失，其定律也会发生变化……这个零空间集群进一步收缩，然后就好比整个里外翻转，进入了禁能状态的领域，进入了‘负空间’。所以它不是虚无，而是比虚无更少——至少在数学上是这样。

“我们的世界没有反世界——也就是说，它们周期性地出现，三百亿年才有一次。在我们的世界里，‘反粒子’只是那些灾难留下的痕迹，它们是古老的遗迹，当然也是指向下一次灾难的箭头。但是——让我们继续这个比喻——我们的世界里仍然存有一个‘脐孔’，其中仍搏动着未灭物质的残余、垂死宇宙的余烬；这‘脐孔’就是正在消失的、属于我们的‘正’空间与另一个‘负’空间之间的裂缝……裂缝始终是敞开的，它既不变宽也不闭合，因为是辐射——中微子辐射——维持了这种开启状态！它就像篝火中的最后一点火花，下一个阶段也将从它开始。因为，当‘被逆转的宇宙’达到了它‘里外翻转’扩张的极限时，就会创造出一个‘反世界’，并使之扩展。然后这个世界再次开始收缩，反向穿过裂缝，首先就是中微子辐射，它是最有力最稳定的，因为那时还没有光，只有中微子辐射和超高伽马射线！一束扩散的球状中微子波开始再次膨胀，并形成不断扩展的宇宙。这束波同时也是所有粒子的创造矩阵，这些粒子将会占据即将诞生的宇宙；中微子波携带着这些粒子，但只是潜在地，因为它有足够的能量，能在新的宇宙中使之实体化！

“当这个宇宙充满活力，当星云宽广无垠的时候，正如我们现在的宇宙，其中仍然有中微子波的杂散回声，这就是其主之声！正是它使宇宙成形。从‘裂缝’中吹来的阵风中，从中微子波中，原子、恒星和行星、星云和总星系诞生出来；这就根除了‘群星来信之谜’……没有什么文明用‘中微子电报’给我们送来任何东西；另一端没有人，也没有发射器，只有那‘裂缝’发出的宇宙脉搏。它是由纯粹物理的、自然的、完全无人参与的过程产生的，因此没有任何语言学特征、内容和意义……这束中微子辐射在相继的宇宙之间提供了一个永久的连接，把即将结束的世界和新创造的世界连在了一起；这种连接是能量上的、信息上的；由于它，连续性得以保留，所以才有非偶然的、定期的重复；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微子流是下一个宇宙的‘种子’，这是一种世代交替，被宏观时间分隔开。这个类比中当然没有生物成分。中微子之所以免于衰变，只是因为在所有粒子中，它们是最稳定的。它们的不可摧毁性保证了创世的循环回归和不断重复……”

当然，他对这一切的解释要更确切，可能的时候还用计算来支持。演讲期间大厅里变得非常安静；等他一讲完，攻击开始了。

一个个问题砸了过来：他要如何解释信号的“促进生命”的特性？信号最初是如何产生的？在他看来，这难道是“纯粹的意外”吗？最重要的问题——“蛙卵”又是从哪儿来的？

“是的，我想过这些问题。”勒纳回答，“你们问我是谁策划、编写、发送了这束信号。如果不是信号有促进生命的属性，银河系中的生命会是极其罕见的现象！但是，现在我反过来问：水的物理性质呢？假如水在四摄氏度时比在零摄氏度时轻，假如冰不会漂浮，那么地球上所有的水体都将从底部冻结到顶部，任何水生生物都无法在赤道以外的区域生存。如果水的介电常数比现在低，蛋白质分子就不能在其中形成，因此就不可能有基于蛋白质的生命。然而，在科学领域，有人会问是谁伸出了援助之手吗？是谁给了水现在的介电常数，是谁让冰比水轻的？没有人会这样问，因为我们认为这样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水有另一套物理属性，那么非蛋白质形式的生命就会出现，或者根本没有生命出现。同样地，我们不能问是谁发出了那束促进生命的辐射。它增加了大分子存活的可能性，正如同水‘有利于生命’，你可以说这是意外，也可以说这是必然。我们应该把整个问题翻转过来看：多亏了水具有这些物理特性，多亏了宇宙中存在着稳定生命起源的辐射，生命才更高效地产生并对抗熵增……”

“‘蛙卵’！”有些人高喊道，“‘蛙卵’！‘蛙卵’！”

大厅里的气氛热烈得像看拳击比赛，我觉得随时可能爆发出集体大合唱。

“‘蛙卵’？你们比我更清楚，把所谓的‘信’作为整体来解读并没有成功，你们只解读了它的‘碎片’——‘蛙卵’就是从这些碎片中诞生的。这说明‘信’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只存在于你的想象之中。‘蛙卵’只是对中微子流中固有信息提取的结果，这些信息当然可以被我们利用来做些什么。通过‘两个世界之间的裂缝’，也就是垂死宇宙和新生宇宙之间的裂缝，迸发出一个中微子辐射球，它像肥皂泡一样鼓起来；这束波有足够的能量使下一个宇宙‘膨胀’，而波前充满了从已结束的阶段继承下来的信息。正如我前面说过的，在这束波中存在着创造原子的信息，以及有利于生物发生的信息。此外，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中还有一些毫无用处、毫无价值的部分。前面我提到水具有一些物理性质，即‘有利于’生命的性质；水同样也具有一些与生命无关的性质，例如它是透明的。水也可能是不透明的，这与生命的出现与否没有什么关系。正如我们不能问：‘是谁让水透明的？’你也不能问：‘是谁写了“蛙卵”程序？’这是现有宇宙的特性之一，我们可以研究这种特性——就像研究水的透明度一样——但它并没有超越物理学之外的含义。”

大厅里一片喧闹。最后，巴洛因提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解释信号会循环重复；二是为什么天空中其余所有的中微子辐射都是普通噪声，而只在那个孤立的频段中隐藏着如此多的信息。勒纳随即做出了解释。

“这很简单，”宇宙起源学家答道，他似乎从众人的骚动中得到了快乐，“最初整束辐射都集中在那个频段，因为正是在频谱的这一点上，辐射被‘世界之间的裂缝’削尖了，它被压缩，被调制，就像一股水流从一个狭窄的开口里滋出来。一开始只有针那么细的频段，仅此而已！然后，由于弥散、散射、去同步、衍射、偏转、干扰，越来越多的辐射开始漫射、模糊，直到最后，在我们的宇宙存在了数十亿年后，原始信息产生了噪声；从清晰的焦点处产生了一束较宽的能量谱，与此同时，中微子的‘次级’噪声发生器——恒星——已经被激活。我们所收到的‘信’，只是‘脐孔’的残余，是那些尚未被溶解的残存信息，还没有和无数的反射束、粒子流完全融合在一起——它们出现在总星系的各个角落。目前无所不在的常态是噪声，而不是信息。但是，在我们的宇宙开始存在的那一刻，在它猛烈诞生的那一刻，那个中微子气泡中包含了即将产生的物质的全部信息；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遗迹，这个时代除了这一个点以外，没有留下任何明显的痕迹，正因如此，在我们看来，它与‘正常’物质和辐射现象有着惊人的不同。”

勒纳为我们演示了一个既聪明又漂亮，并且逻辑上自洽的结构。然后是数学部分；他展示了“世界之间的裂缝”需要具备哪些特征，所以它作为一个“矩阵”可以精确地对应于中微子光谱中那束辐射（或者我们所说的“恒星代码”）的位置。这是一项出色的研究；他引入了共振理论，他甚至能在演讲中解释为什么这个信号不断地重复，为什么“信”是从小犬座发出来的。

然后我站起身发言。我说，其实勒纳把这件事颠倒了过来，他改造了整个宇宙来适应这封“信”，他只是简单地规定了这道裂缝的“规模”，好让它能与给定的信号能量相一致。他甚至改变了这个临时定制的特殊宇宙的几何形状，所以“信号”的发出方向才会具有偶然性。

勒纳微笑着承认，在某种程度上我说得对。但是，他补充说，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裂缝”，相继的世界就会相互没有关联；每一个宇宙都不同——也就是说，可能是不同的；或者宇宙可能永远留在“反世界”中，处于零能量阶段，那将是所有创造的终结，所有可能世界的终结。我们将不复存在，我们头顶的群星也不复存在，也没有人会为并未发生的事伤脑筋……但是，这一切已经发生了。这封“信”的复杂程度可以这样解释：“死亡之痛”难以想象的浓缩程度导致垂死的世界“放弃”了它的信息，就像一个人放弃了灵魂；这些信息没有遭到破坏；相反，由于我们所不知道的法则——因为在那种压缩、不连续的状态中，在那种分解的空间中，物理学一定不成立了——信息融合了仍然存在的东西：“裂缝”里的中微子节点。

主持会议的巴洛因问我们是想当场开始讨论，还是想先听听西尔维斯特的报告。我们选择了后者，当然是出于好奇。勒纳我还算认识，我在早川那里见过他一两次，但西尔维斯特这个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是一个面色苍白的小个子年轻人——当然其外貌无关紧要。

他一开始的风格与勒纳惊人地相似。宇宙是一个脉动的实体，蓝色的收缩阶段和红色的膨胀阶段交替出现，每一个阶段大约持续三百亿年。在红色阶段，星云彼此远离，物质充分分散，行星体冷却，生命在其上形成，有时还会产生智慧物种。当膨胀结束，宇宙开始向内聚合，逐渐地，在蓝色阶段产生了超高的温度和越来越强的辐射，摧毁了所有的生命物质——在之前的二十亿年里，这些生命物质成功地覆盖了行星。显然，在红色阶段——我们就诞生于这个阶段——存在着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文明。而且一定存在一些在技术上出类拔萃的文明；这些文明掌握了包括宇宙起源学在内的先进科学，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未来以及宇宙的未来。这些文明——或者，为方便起见，我们姑且说有这么一个文明——位于某一特定的星云中，他们知道宇宙的发展过程将越过顶峰，而普遍毁灭的过程将开始，热量将不断增加。如果这个文明比我们拥有更多的知识，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有可能预见到世界在“蓝色终结”之后会发生什么。如果他们能进一步丰富自己的知识，那么这个文明将能够影响未来的状态……

大厅里又是一阵嘈杂。西尔维斯特提供的竟是一种关于控制宇宙演化过程的理论！

这位天体生物学家和勒纳都认为“二冲程的宇宙发动机”是完全不具有确定性的。因为特别是在压缩阶段，主要的不确定性来自随机的质量分布的变化和多变的湮灭过程。因此，从下一次收缩中会出现什么样的宇宙“类型”是无法准确预测的。我们在微观尺度上了解这种困难——我们无法预测或计算湍流现象的过程，也就是那种引起旋涡的现象（比如水流冲击在礁石上）。因此，每一个由“蓝色宇宙”产生的特定“红色宇宙”，彼此之间千差万别，目前实现的这一宇宙（在我们这个宇宙中，生命是可能存在的）可能只是一种短暂的、无法重复的状态；在我们的宇宙之后，可能只跟着一长串毫无生气的脉动。

永世像一片永恒坟墓，时冷时热，这样的星象图景或许不合那种高级文明的心意，因此，他们可能会着手通过适当的天体工程来改变其面貌。这个文明会为终将到来的灭绝做准备，他们可以给一颗恒星或一套恒星系统“编写程序”，从根本上改变该系统的能量学状态，把它变成一台准备发射的中微子激光器——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有当引力的张量、温度、压力等参数超过特定最大值时，只有当这个给定宇宙的物理学本身开始崩溃时，它才会变成这样的激光器。然后，这个垂死的星座将完全转化成一道黑色中微子闪光——它以最大的精度和细致程度编程，被“触发”后将释放其累积的全部能量。作为辐射中最有力、最具惯性的一种，这束单调的中微子波不仅会成为宇宙消亡的丧钟，同时也会成为下一阶段的种子，因为它将参与新的基本粒子的形成过程。此外，“印在恒星上”的指令将具有“亲生性”——能增加生命诞生的机会。

于是，在这幅生机勃勃的画面里，“恒星代码”从之前的宇宙被发送到我们的宇宙中。因此，发信者至少已经逝去三百亿年了。他们把“消息”调制得如此之好，甚至能让它在宇宙毁灭的时候幸存下来；他们的信息与随后的创造过程融合在一起，启动了行星上的生命进化。我们也是他们的孩子……

一个多么巧妙的概念！“信号”根本不是一封“信”；它的“赐予生命”的属性并不是相对于“内容”的另一个方面。只是我们按照自己的习惯，总想把无法分割的东西分割开。那束信号——或者更确切地说，那束有因可循的脉冲——首先对重新复苏的宇宙物质进行“调谐”，目的是让新产生的粒子具有理想的性质（当然是那个文明的“理想”）。当天体开始形成，行星也开始形成的时候，其他结构特征变得“活跃”了，脉冲一开始就具备这些特征，但直到现在终于有了“收信者”；直到这时，信号才开始展现其协助生命诞生的能力。与指导、控制物质基本组成部分的形成相比，增加大分子生存的总体机会要更“容易”一些，所以我们只发现了第二种“促进生命”的效果，并认为它是独立的、“非语义的”；而对于第一种效应，也就是促进创造原子的效应，我们称之为“信”。

我们没有读懂“信”，因为对人类而言，以我们的物理学和化学知识，想完全破解它是不可能的。然而，根据脉冲中记录的知识片段，我们找到了一份“蛙卵”的配方！因此，信号的作用是指导和管理，而不是告知信息；它是发送给宇宙的，而不是写给任何生物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通过研究信号本身——就像我们研究“蛙卵”一样——来丰富我们的知识。

西尔维斯特讲完以后，大家陷入了惊愕。这又是一个“丰富的窘境”！这束信号要么是自然现象，是垂死宇宙的“最后一声和弦”，被世界和反世界之间的“裂缝”敲出，形成一束中微子波，波前是一个临终之吻；要么这是一个已然消逝的文明的最后遗嘱。一道令人惊叹的选择题！

这两种观点都有听众支持。有人指出，在普通的（也就是自然的）强辐射中，有一些成分可以加快突变的速度，从而加快演化的速度，而其他成分并没有这种作用。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前者有意义而后者没有。有那么片刻，人人都想各抒己见。我觉得自己就站在一个新神话的发源地旁边。一份最后的遗嘱……我们就是他们亡故之后的继承人……

因为大家都想听我说点儿什么，所以我站起身发言。我先给出了一个观察——通过平面上任意数量的点，可以画出任意数量的曲线。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提出不同的理论，因为一个人可以提出的理论的数量是无限的。与其为了解释这段信号而特意定制我们的宇宙及先前的宇宙，还不如简单地承认，比如说，我们的接收设备太简陋了，简陋得就像一台选择性太低的收音机。这样的收音机会同时接收好几个电台，结果我们听到的是一大堆重叠的杂音；但是，如果某人听不懂这些广播节目使用的任何一种语言，他可能会录下所有内容，并为此绞尽脑汁。我们可能也是这样一个技术性错误的受害者。

也许这封所谓的“信”同时记录了好几段信号。如果我们假设银河系中的若干自动发射机都精确地在那个“频率”上工作，而我们把该频段当成了单一的信道，那么我们甚至可以解释这些信号为什么重复出现。

它们可能是隶属于某“文明集合体”的各个社会使用的信号，目的是使某些技术装置（可能是天体工程装置）保持系统同步。

这种假设可以解释信号的“循环性”，但不能很好地解释“蛙卵”；不过稍微调整一下，我们也可以把“蛙卵”的合成塞进这个方案中。无论如何，这一假说比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两种宏大想象要更温和，也更合乎情理。信号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谜题，那就是为何信号“只此一家”。这样的粒子束应该有很多才对。但是，如果通过重新塑造整个宇宙来解释这道谜题，那就是一种我们无法承受的奢侈了。嘿，你何不宣称“信号”是一种“天体音乐”、一首赞美诗、一段中微子的嘹亮号角，高级文明会用它来迎接，比如说，超新星的爆发。这封“信”也可以是使徒式的：此处，我们将“道”化成了“肉身”。与“蛙卵”相对的，我们还有“蝇王”——黑暗的产物——这意味着信号和世界的摩尼教善恶二分属性。我们不应该允许人们对此类诠释做更深一步的探讨了。基本上，这两种观点都很保守，勒纳的尤其保守。勒纳的假说归根结底是一种防守，一种对经验主义立场的绝望的防守。勒纳不想离开精密科学的传统观点，这类科学从一开始就研究自然而不是文化，因为不存在文化的物理学或化学，而只有“宇宙物质”的科学。勒纳不愿意放弃传统，他始终把宇宙当作纯粹的、没有“意义”的物理对象。他这像是把一封手写的书信当成地震仪记录下的震动图来研究。因为说到底，人的笔迹就和震动图一样，只是许多复杂的曲线而已。

在我看来，西尔维斯特的假设试图回答一个问题：相继不断的宇宙是从上一个宇宙继承下来的吗？在他提供的答案中，我们的“代码”虽然仍是人工制品，但不再是一封“信”。我总结说，根据他们二人提出的假设，又能凭空造出更多的假设，而且数量多得令人难以置信：在收缩阶段的底部，物质的“反脐孔”被压缩成了这束信息——看，这就是一个新假说；波前带有“原子生成”的烙印——这些假设永远都不可能得到证实，因为从定义上看，这些过程应当发生在没有任何生命，也没有任何物理学定律的地方。这像是一种关于来世的讨论，不过用科学术语加以修饰罢了。或者说，这是一种“哲学幻想小说”——相对于科学幻想小说。这是一个用数学长袍掩盖的神话，从中我只能看到“时代的神迹”[原文为拉丁文signum temporis，语出《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16章第3节“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仅此而已。

自然，台下讨论得热火朝天。接近尾声时，拉帕波特突然站了起来，说：“我还有一个假说。”他的设想是如此新颖，我非得在这里说说不可。拉帕波特的论点是，“人工”和“自然”之间的区别不是完全客观的、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并且依赖于认知参照系。我们一般认为，生物在新陈代谢过程中的排泄物是自然的产物。如果我吃了大量的糖，多余的糖就会通过肾脏排出。但尿液中的糖是“人工”的还是“自然”的取决于我的目的。如果我故意吃那么多的糖，就为了将它排泄出来，而且我了解其中的机理，并能预测我的行动效果，那么我尿液中的糖就是“人工”的；但是，如果我吃糖仅仅是因为我特别爱吃糖，而没有其他原因，那么尿液中糖的存在就是“自然”的。我可以论证上述判断。假如有人要检验我的尿液，并且我提前跟此人商量好了，他就可以通过糖的存在情况获取信息。比如说，检出糖表示“是”，而未检出糖表示“否”。这种符号性的信号传递过程再“人工”不过了，但只存在于我们两人之间。倘若不知道我们之间约定的规则，那么无论谁都无法从尿检中了解到这份信息。所以说，在“文化”和“自然”之中，唯有“自然”现象是真正存在的；而只有在我们以某种明确的方式，通过协议或行动把自然现象联系起来的时候，“人工”才成为“人工”。只有奇迹是“绝对人工”的，但它们并不可能发生。

说完这番前言之后，拉帕波特重拳出击。让我们假设生物演化可以走两种途径：一是创造出独立的生物体，然后从中产生智慧生物；二是在另一个分支上，演化可以创造出“非智能”但同时又高度组织化的生物圈。让我们姑且称之为“血肉之躯的森林”，它们是另一种类型的植被，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甚至可能掌握核能。然而，这种植被掌握核能的方式，不同于我们对核弹或反应堆技术的掌握，而是类似于我们的身体对新陈代谢过程的“掌握”。在这种情况下，新陈代谢的产物将会是一种放射性现象。在后来的演化阶段，甚至中微子流都可能只是此类行星上生物体的“排泄物”，并正巧被我们接受为“恒星代码”。在这一假设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全自然的过程，因为那种生命形式不会有意地把任何东西发送给任何人，它们也没有交流的意愿，而那束引发争议的中微子流只是它们新陈代谢活动的必然结果，一种“排泄性辐射”。但是，其他行星生物也有可能通过遗留在太空中的“痕迹”了解到它们的存在。然后两类生物之间有可能构建一种信号。

拉帕波特补充说，他的假设符合科学的研究范畴，因为科学没有把世间万象分为“人工”的和“自然”的，所以他是符合科学规则的精神的。至少在原则上，这个假说是可以被检验的（人们可以探寻或仅仅是理论上论证“中微子生物”的存在），因为它没有牵扯到“其他宇宙”。

这一假说不仅仅是拉帕波特在展示自己的智慧，但不是每个听众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从理论上讲，以物理学和化学为手段，我们就有可能预测和计算任何生命类型的新陈代谢；然而，同样以物理学和化学为手段，想预测或计算一种有智慧生物能书写并发送“中微子信件”的文化是不可能的。因为第二种现象属于另外一个非物理的层面。如果不同文明以不同语言相互交流，而且它们在发展程度上差异很大，那么知识水平较低的一方最多只能从接收到的交流信息中提取出物理信息（也就是说“自然”的信息）。他们无法再理解更多了。事实上，如果不同文明之间的差距太大，即使是在两种文化中都起作用的同样的概念符号，也会指向完全不同的含义。

此外，会议还讨论了另一个问题：“发信者的文明”——它要么仍然存在着，要么（根据西尔维斯特的说法）已经成为过去——是否理性？我们怎么能说一个关心三百亿年之后“下一个宇宙”的文明是理性的呢？即使对一个极其富有的文明来说，要成为宇宙的领航者，必须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啊！这代价是仍活着的成员的命运。类似地，这个问题也适用于“促进生命”的效果。有人可能会说，也许对那个文明而言，这么做就是理性的。或者说，不同文明之间没有一致的“理性”标准。

会议结束后，我们十几个人聚集在巴洛因的房间里，聊到深夜。不管西尔维斯特和勒纳有没有说服我们，他们肯定是给过去的争论火上浇油了。关于拉帕波特提出的假说，大家又展开了讨论。拉帕波特补充了几句，又澄清了一番，从他的描述中，一幅奇诡的画面浮现而出：利维坦般庞大的生物圈向宇宙“进军”，却意识不到自己在做什么；它处于内稳态的高级阶段，我们对其原理一无所知；关键过程的合并利用了核能，在新陈代谢转换中，它们开始拥有等同于恒星的能量。它们的“中微子排泄物”具有亲生性，表现出一种与植物完全相同的效果。植物的活动使地球的大气层充满了氧气，从而使其他不进行光合作用的生物体得以生存。当然了，青草是在无意之中给了我们生存的机会！在拉帕波特的假说中，“蛙卵”和“信”的全部“内容”部分成了新陈代谢的产物，该过程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蛙卵”是一种排泄物，是一种灰烬，其结构来源于行星级的代谢。

我和唐纳德回到宾馆，他说他觉得自己被骗了：我们就像拴着链子在跑圆圈，虽然现在链子已经加长了，但这并没有改变我们备受限制的状况。我们是观众，在欣赏一场智力的烟火表演，等烟花散去，我们空手而归。“也许——”他接着说，“我们非但无所得，甚至还失去了什么。”在此之前，研究人员一致支持“信”的概念，而且我们还在“信”中发现了一颗小沙粒（也就是“蛙卵”）。只要我们坚信人类收到了一封“信”，无论它多么费解，多么神秘，知道有一个“发信者”存在着，这本身就价值非凡。可现在，我们发现那东西也许并不是一封“信”，而可能只是毫无意义的乱涂乱写。除了那颗小沙粒，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即使那小沙粒是沙金，我们仍感到贫穷——我们甚至觉得自己被抢劫了。

独处的时候，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我试图弄清我内心的确定性从何而来，它使我能够摒弃其他观点，不管这些观点多么有说服力。我确信人类收到的是一封“信”。对我而言，向读者传达这一信念是非常重要的——信念倒在其次，最重要的是信念背后的论证。如果我不能把这些对读者讲清楚，我就不应该写这本书，因为这就是本书的意义所在。像我这样的人，长期以来一直在不断变化的科学前沿努力探索，试图破译“自然的密码”，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要远多于你能在我整洁的数学著作中找到的。

作为这种不可言传之识的权威，我坚持认为“蛙卵”——它蕴藏着丰富的核能，又具有“瞬移爆炸”效应——本应该在我们的手中变成武器，因为我们是如此努力、如此绝望地想要实现这一点。我们的失败并不偶然。在其他“自然”的情况下，我们往往都是成功的。我不难想象“发信者”的心态。他们对自己说：对于所有尚未准备好的人，我们要让这信号无法被解读。但我们必须更谨慎一些——即使信号被错误地解读，也不能给这些人提供任何他们正在寻求却不应得到的东西。

不管是原子、行星、星系还是我们的身体，都没有谁用这样的防护系统将之封锁，而我们要承担这种忽视所造成的所有惨烈后果。科学是文化中与世界不断摩擦的那一部分。我们从天地万物中抓挠下碎片并消化它们，不是按照对我们最有利的顺序——因为没有谁这么好心来仔细安排，而是按照仅由物质本身的阻力决定的顺序。原子和恒星并不跟人类讲道理；当我们按照它们的形象做出模型时，它们不会反对；它们也不会阻止我们获取可能致命的知识。人类之外所存在的，仿佛一具死尸：它们不拥有任何意图。但是，当理性之力而非自然之力直接向我们发出信息时，情况就完全改变了。“发信者”绝不可能对生命漠不关心。

从一开始，我最害怕的就是我们对信息的误读。我确信我们收到的不是一件屠杀工具；但一切都表明，我们收到的是对某种工具的描述——人类擅长用工具干什么，这众所周知。就连人也是另一些人的工具。我熟悉科学史，我无法想象有什么完美的方法来防止滥用工具。归根结底，所有的技术都是完全中立的，但我们可以把任何一种技术用于致人死亡。在那出无足轻重又令人绝望的“阴谋”中——那毫无疑问是愚蠢的，但出于冲动不可避免——我开始相信，我们再也不能指望“发信者”了，因为他们显然没能预见到人类会如何错误地处理这些信息。我可以相信，他们的防护措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设计出来的；但他们防不住我们的错误，也防不住我们用错误的替代品来填补信息中的空缺。四十亿年以来，大自然一直在指导生物演化如何避免“错误”，如何在所有可能的安全措施下运转。即便如此，大自然也无法顾及分子级的滑脱与扭曲，无法防止演化走上岔路、死胡同或在错误的地方转弯。大自然无法阻拦生命对演化进程的“误读”——证据就是在生物体发展过程中不计其数的恶化与退变，比如癌症。但是，如果“发信者”成功地防住了我们，这就意味着他们已经远远超越了完美的生物系统，令我们望尘莫及。但是，我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呢？——他们那种比生物系统更有效的系统具有如此普遍的确定性，是如此无懈可击：能够阻止不够资格的人擅自侵入。

那天晚上，在安置逆变器的大厅里，我俯身在潦草的稿纸上计算，突然感到一阵虚弱，一阵眩晕，眼前一片漆黑。不仅因为那几个星期笼罩在我脑中的恐惧出乎意料地消失了；更是因为在那一瞬间，我明显地感受到了“他们”的伟大。我明白了一个文明可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明白了一个文明可以是什么样的。当我们听到“文明”这个词时，想到的是道德价值和超越自身弱点的理想中的平衡状态，我们把“文明”和自己最好的一面联系起来。但它根本上是知识，这项知识能在各种可能情况下消灭某一类（对我们来说司空见惯的）文明：数十亿个体中最聪明的大脑致力于播种死亡，做他们不愿做甚至反对的事，因为他们没有其他出路。自杀并不是一种出路。假如人类双方互相残杀致死，我们是否就改变了一点未来的进程，避免了金属蝗虫从空中入侵？如果“他们”能预见这种情况，我唯一能理解的可能性就是，“他们”曾经——或者现在依旧——像我们一样。

我不是在本书的开头说过吗？只有本质邪恶的人才知道行善时能得到什么自由。有某人寄出了一封信，它落到了地球上，就在我们脚边。它曾在一场中微子雨中不断坠落，那时中生代的蜥蜴正用它们的腹部在石炭纪森林形成的泥土中开路，那时被称为普罗米修斯的古猿正啃着一块骨头，并从中发现了第一根能用来打架的棍子。而“蛙卵”呢？在“蛙卵”中，我看到了投递这封“信”时所提供之物的碎片。这些碎片被我们的无能和无知扭曲了，成了一幅漫画。我们的知识也同样参与其中，它们总是被歪曲用于毁灭。我相信这封“信”不会像石沉大海一样被发送至黑暗中。它被构想为一种话音，一旦被听见、被理解，它的回声就会返回声源处。

可以说，如果信号接收恰当，副产品应当是一个返回信号，它通知“发信者”接触已经发生，同时告诉他们发生的地点。我只能模糊地猜测是什么机制在起作用。“蛙卵”在能量上具有自主性，它有能力指导自身的核反应，这特性只有一个用处，就是继续维持这种状态。这种能力恰恰证明了我们的错误，因为在进一步的侵入中，我们发现了一种既神秘又富于戏剧性的现象，“蛙卵”能够在各种完全不同的情况下释放、聚焦能量，并把巨大能量脉冲抛回太空。是的，如果代码得到了正确的破译，唐纳德·普罗瑟罗发现的TX效应就会被揭示为一个返回信号，一个指向“发信者”的答案。我之所以如此坚信这一点，是因为它的基本机制：这种行为能以极大的宇宙速度旅行，携带任何大小的能量，通过任何大小的距离。当然，这能量是用来传递信息的，而不是用来搞破坏的。但是，在实际合成过程中，我们扭曲了中微子流中记录的知识，这种扭曲又导致TX效应以一种破坏性的形式被我们发现。错误孕育了错误——没有其他的可能。虽然后续实验的失败是合乎逻辑的，但我依然对“发信者”防范措施的通用性感到惊讶，他们甚至可以阻止错误的潜在致命后果。于人类的情况而言，这不仅仅是错误，因为我们的努力是有预谋的，我们想把一件本就破破烂烂的工具打造成一片致命的利刃。

宇宙中挤挤挨挨着无数的灵生小群落。这些文明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的文明有所不同，但与人类文明一样，它们也四分五裂，陷入内部纷争，在自相残杀中消耗着自己的资源。几千年来，这些文明一直在——如今仍在一次又一次地——解读那份代码，和我们一样，他们始终未取得成功。和我们一样，他们也试图把努力解读所得的奇怪碎片转化成武器——和我们一样，他们也失败了。我坚信这就是真相，但这一信念是什么时候在我心中扎根的呢？很难说。

我只把想法告诉了我最亲近的人——伊沃尔、唐纳德；在离开研究基地之前，我又与话不饶人的拉帕波特博士分享了我的私人看法。奇怪的是，他们起初都点头称是，对我的解读很满意；但后来，经过一番思考后，他们评论说，就我们所被赐予的世界而言，我的想法太漂亮了，我描绘的画面太完整了。也许吧。我们对于比人类“更好”的文明又有什么了解呢？一无所知。所以，也许描绘这样一幅全景画是不合适的，在全景图的某个地方，我们就像是银河系中的一个污点，或者就像一个胚胎，在持续数个世纪的宫缩中始终牢牢粘着；最后，用拉帕波特的比喻，我们就像一个胎儿，刚成形的时候很漂亮，却被自己的脐带渐渐勒死。那条脐带就是文化的臂膀，它从自然的胎盘中提取知识这一至关重要的液体。

我无法提出无可辩驳的证据来支持我的信念。我没有证据。在恒星代码中，在其信息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是给优于我们的文明准备的。会不会仅仅是这样——因为长期为屈辱所刺痛，还被迫在奥斯特将军和奈伊之流的指挥下工作，于是我以自己的内心希望为形象，给自己编造了一个故事？这是我唯一可用的、神性的等价物：关于“天使报喜”和“天启”的神话，我当时出于无知和恶意拒绝接受这些，也该受责备。

如果一个人不再困扰于原子和行星的运动，那对他而言，这个世界就变得毫无防御能力，因为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解读。只运用想象的人也将在想象中灭亡。然而想象应该是打开世界的一扇窗户。我们花了两年时间研究一样东西——在它的目的地，从发往地球的最终结果中将它提取出来。而我建议我们从另一端来考虑这道谜题。在不陷入疯狂的前提下，我们有没有可能接收到的是某种智力测试，某种来自银河系的猜字谜游戏？在我看来，这样的观点是荒谬的：这段代码文本的难点根本不是要击穿其外壳。关键在于这段信息不是随随便便发给任何人的——这就是我的看法，而且我无法不这样看。首先，信息并不是传达给在纯技术进步的阶梯上位于低端的文明的，因为显然苏美尔人或加洛林王朝的人甚至都没注意到这个信号。但是，能否被列入“收信者”是否完全取决于技术水平呢？

让我们超越自身，观察这个世界。我被封闭在前核爆试验场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里，不禁想起墙外的大沙漠，想起悬在沙漠之上的黑色天穹。我想到整个地球被一条巨大而无形的粒子河流不断地冲刷，一小时又一小时，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直到万古。粒子流中携带着一束通信信号，它同样击中了太阳系的其他行星，击中了其他类似的天体系统，以及其他银河系。粒子流从一个未知的、过去的时间出发，穿越了一片片未知的港湾——这一切竟然都是真的。

我也是经过一番内心斗争才接受这些事实的，这与我已习惯的一切都格格不入。同时，我也看清了我们的工作：这群科学家受到了政府的暗中监视，而我们正是这个政府的公民。包裹在窃听器构成的网络中，我们的任务是与居住在宇宙中的智慧生物建立联系。而实际上，这关乎一场正在进行的全球竞赛；它成了赌注的一部分，并加入了无数假名、缩略词的行列——它们填满了五角大楼的混凝土五脏六腑；它被放在某个保险库某个架子上的某个文件柜里，文件夹上盖着“绝密”印章；然而，另一项冠以“其主之声”之名的项目，可以说在萌芽状态就注定要走向疯狂——项目试图隐瞒并囚禁一个已经在宇宙深渊中散播了数百万年的东西，目的是从中提取拥有致命力量的信息。

如果这还不叫疯狂，那世上就没有也永远不会有疯狂了。而且，“发信者”心中已有了特定的生物体、特定的文明，不是所有生物都能入选，甚至不是所有的技术文明圈都能入选。什么样的文明才是合适的“收信者”？我不知道。我只想说：如果在“发信者”看来，那段信息不适合我们学习，那么我们就无法掌握它。我对他们充满信心——因为他们没有让我失望。

话说回来，这一切难道不可能只是一系列巧合吗？绝对有这种可能性。难道中微子代码不是偶然被我们发现的吗？而这些代码难道不可能只是偶然产生的吗？难道它不可能只是偶然阻止了有机大分子的分解，偶然地复制了自己，最后纯粹偶然地产生了“蝇王”吗？这一切皆有可能。涨潮的时候海浪卷起旋涡，当潮水退去时，旋涡偶然也会在光滑的沙滩上留下一个人类足迹般的脚印。

怀疑主义就像显微镜，放大倍数不断增加：一开始看到的清晰影像最终会消失，因为我们根本无法看到“终极事物”，它们的存在只能被推断出来。不管怎样，项目结束之后，世界仍继续快乐地运转。科学家、政客和名人就宇宙智慧这一主题发表的言论已不再流行。“蛙卵”得到了很好的利用，所以数以百万计的预算没有浪费。代码文本公开出版，任何一个疯癫之人都可以为之绞尽脑汁——比如那些曾经发明永动机的人，用尺规作图解决三等分角的人。总的来说，任何人都可以在代码中找到他想相信的东西。如果你的信念和我的一样，没有什么实际结果，那就尤其如此了。它毕竟没有令我化为尘土，我还和加入这个项目之前一样，什么都没有改变。

最后简单说一下项目的其他成员。前面提到，我的朋友唐纳德已经不在世。他的细胞分裂过程遭遇了统计上的偏差：癌症。伊沃尔·巴洛因不仅仅是一位教授、一位系主任，他埋头于工作中，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多快乐。拉帕波特博士的情况我一无所知，几年前我寄给高等科学院的信被退了回来。迪尔在加拿大——我们俩都没有时间通信。

但是，这些话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于那些曾与我共事之人的隐秘恐惧、想法和希望，我又知道些什么？我永远无法克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动物的感觉只停留在当时当事，但人类设法脱离自己，去记住，去同情别人，去想象他人的思想和情感状态——幸运的是，这不是真的。在这种伪融合、伪移情的尝试中，我们做到的只是不完美地、阴暗地想象自己。如果我们能真正同情他人，感同身受，为他人受苦，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人类的痛楚、恐惧和苦难会随着个体的死亡而消失，那些起起伏伏、高潮和痛苦，都不会留下任何残余物——这是演化进程留给我们的一份值得称赞的礼物，它使得我们和动物一样。如果每一个不幸之人、每一个受害者的感情都能存留，哪怕只是一丁点儿，如果这感情能够世代相传，即便是微弱的火花，如果能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这世界将充斥着刺耳的、撕心裂肺的号叫。

我们就像蜗牛，每个人都困在自己那片叶子上。我畏缩起来，躲藏在数学的庇护下，如果还不够，我就背诵斯温伯恩那首诗[指英国诗人阿尔加侬·查尔斯·斯温伯恩（1837—1909）的诗歌《普罗塞耳皮娜的花园》（The Garden of Proserpine）。]的最后几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