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一切都回到了以前的样子，只是在科学委员会会议上出现了一张新面孔，那就是休·芬顿。他被称为“幽灵”芬顿，亦称“隐形人”，因为他似乎仅存在于微观世界中——不是说他个头小，而是他一直躲在阴影里。冬天意味着频繁的风暴，不过是沙尘暴，不是暴雨。这里几乎不下雨。对我们来说，重新回到以前的工作中去并不困难——更确切地说，是回到以前的生活中去。我又去拉帕波特屋里聊天，有时还会在那儿碰到迪尔；对我而言，这个项目似乎就是我的生命，前者会随着后者结束。

唯一的新变化是有了每周研讨会，会议是非官方的，其间依次讨论各种话题——比如智能生物的自动进化（即受控进化）前景等。

这些话题对我们又意味着什么？照理说，这将使我们进入解剖学、生理学研究的正轨，进而研究发信者的文明。但是，在一个已经达到与我们类似发展水平的社会中，如果出现了长期对立的趋势，其远期结果是无法预见的。一方面，已经形成的技术对现有的文化施加压力，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们主动服从于运作中的工具的需要。这样就有了智慧人类与机器互相竞争的迹象，也有了两者之间各种形式的共生关系。而心理学和生理解剖学工程都发现了人类有机体中的“薄弱环节”，或者说低劣的参数，自此，这条路通向了一个大方向，即设计一些必要的“改进”。从这一趋势中还产生了制造“赛博格”的想法，这些半机械人是专门为深空作业和行星探索而设计的，那里的环境与地球环境截然不同。同时产生的还有将人脑与机器内存直连的想法，在机械和/或智能层面上制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人机结合设备。

人类在生物学上的同质性目前仍完好无损，但这一整串的技术压力可能会将之撕裂。在这些变化的影响下，不仅是全人类的单一文明，甚至是人类的普遍形体都可能变成一段逝去历史的遗迹。实际上，人类可能会把自己的社会改造成一种灵生代的蚁群。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工具技术领域也可能受到文化和社会习俗的影响。这可能导致生物技术延伸到某些人文层面，例如，决定时尚的因素。时尚方面的技术目前还没有超越人类皮肤的界限。虽然有些人认为，技术对时尚已然有了更深的影响，但这只是因为在不同的时期，拥有不同生理特征的个体被认为是尤其具有价值的范本。只要想想鲁本斯理想中的女性与当今的女性之间的区别就知道了。假如有一个关注人类事务的外部观察者，他可能会发现，根据以往时尚风潮的要求，女性（她们显然更乐于遵守时尚的规定）有时把肩膀垫宽，有时把臀部垫宽，有时崇尚乳房丰满，有时又喜欢胸部小巧，有时双腿结实粗壮，有时又纤细修长，等等。但是，这种时尚的盛衰消长只是一种幻觉，它们终究是从一整套各种各样的体型中选择出来的，它们获得了当时社会的认可。这种状态有可能受到生物技术的修正。然后，基因控制将使种族多样性的范围朝着期望的方向转移。

当然，与大量能创造文化的改造相比，对纯粹的解剖学特征进行基因选择似乎是一件很轻佻的事情，但与此同时，出于审美的原因（有机会使躯体美普遍存在），它也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情。而且我们说的只是另一条发展路径上的第一步，对此路径，我们可以贴上这样一个标签：服务于欲望的理性。人类头脑的绝大多数物质产品都被用于追求奢侈逸乐。构造巧妙的电视机到处散播知识垃圾；先进的交通技术造福了堕落的人，使他们不在自家后院撒酒疯，而是打扮成游客，改在圣彼得大教堂旁边喝得醉醺醺。如果这种倾向继续下去，技术发明入侵了人体，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的想法是要将感官愉悦的范围扩展到最大限度，除了性爱、毒品和美食，甚至还可能开发出其他目前未知的感官刺激和满足。

如果我们的大脑中有一个“快感中心”；如果我们造出了合成的感觉器官，它们经过特别的设计，能触发多相的狂喜极乐，以达到神秘和非神秘的高潮状态，那么，又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把“快感中心”连接到这些感觉器官上去呢？这样一种自我进化的实施将导致文化和道德的最终终结，也将导致我们从所有涉及地外的事务中撤出。这将是一种极其愉悦的智力自杀形式。

毫无疑问，科技的进步必然会使我们发明出能同时满足两种发展路径的设备。可在我们看来，这两种路径虽然表现方式不同，但都相当可怕，而且并没有什么意义。

对这种改造的负面评价是毫无根据的。只有当个体的满足同时意味着损害他人的利益时（或者损害他自己的身体、灵魂，比如吸毒成瘾），“不应过度放纵自己”这一指令才是合理的。如果该指令表达的是一种必然性，那么我们最好无条件地服从它；但是，技术的突飞猛进恰恰是要一个接一个地消除那些会给任何行为带来限制的必然性。有些人说，文明总是要面对某些必然性的，其表现形式就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这些人实际上信奉着一种天真的信仰，他们相信在创世之初智慧生物就被安排了“适当的责任”。这实际上是《圣经》训令的一种普遍延伸，即每个人都要用劳动的汗水换面包。那些天真之辈往往认为这是一个伦理判断，但这显然是一种存在论判断。“存在”作为我们的栖息地，以这样一种方式呈现：无论通过什么样的发现，一个人都不能享受到“成功带来的眩晕”。

但我们不能把如此原始的信仰作为长远预测的基础。如果不是出于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的理由，人们表达出这样的情绪有时是出于对变化的恐惧。这种恐惧是许多科学争论的内在基础，这些论点都反对很多事情，首先就是制造“智能机器”的可能性。略显绝望的境况尽管并不舒适，人类却觉得这样最轻松自在：这种调味料不能给身体带来安慰，却能安抚灵魂。但是，只要“智能机器”还不能有效地取代科学家，“一切力量和储备都要为了科学前沿”的呼声就会不断激荡。

对于这两条路径——扩张性的禁欲主义和内包性的享乐主义——的真正本质，我们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来。一个文明可以任选其中一条：向宇宙进军或者切断与宇宙的联系。那束中微子信号似乎至少证明了某些文明并没有把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绝。

对于一个像我们这样在技术和经济上“铺展开”的文明——前锋线上的人群富得能在钱堆里打滚，而垫底的人还在因饥饿垂死挣扎——这种铺展方式已经指出了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首先，落后的人群将试图在物质财富方面赶上领先的人群，仅仅因为他们还没有得到同样的财富，似乎就能证明这种努力追求是正当的；反过来，作为嫉妒对象和竞争对象的繁荣社会，也会因此肯定自己的价值。如果有人模仿你，那么显然你的所作所为不仅是好的，而且是非常棒的！该过程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循环，这一正反馈循环推动了前进的步伐，政治上的相互对立也刺激了前进的步伐。

此外，之所以很难提出新的解决方案，是因为给定的问题中已经包含了一些解决方案。美利坚合众国，不管它有多少糟糕之处值得批评，它显然存在得好好的，它还有高速公路、暖水游泳池、超市以及其他一切闪闪发光的东西。在一个内部异质的文明中，即便有人能构想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幸福与繁荣，那也必须是在文明整体不甚贫穷的背景下。一个因达到了高平等状态而变得同质化的文明，对我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那将是一个能够满足其所有成员基本生物需求的文明；只有到那时，其国家部门才可能开始寻找更深入、更多样化的道路，以通往一个现已从经济限制中解放出来的未来。然而我们可以肯定，当地球的第一位使者在行星间行走时，地球上的另一些人类之子梦想的并不是这样的探险，而只是一块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