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迷路了。”我母亲说。

她踩下刹车，从方向盘上方探出头，细瘦、沧桑的手指紧紧抓着方向盘。一个半小时以前，我们离开家来到这一带，这是我们最喜欢的居民区之一。这里的房子宽敞漂亮，但都是土路，昨天下了一整晚的雨，现在路上遍布泥泞。

“你非得停在烂泥里？现在我们怎么出去？”

我打开车门，想看看轮子在泥地里陷得有多深。情况不容乐观，非常不乐观。我砰的一声关上门。

“你到底在干什么，妈？”

“什么叫我在干什么？”她仿佛真的不明白。

其实我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但我忽然意识到对话的奇怪之处。我母亲仿佛不明白我的问题，但她却回答了，说明她对我在问什么心知肚明。

“我们来看看房子。”她回答。

她眨了几下眼睛，厚厚的睫毛膏在睫毛下忽闪着。

“看看房子？”

“看看这些房子。”她指了指街边的房子。

这里的房子都建得又高又大。它们矗立在新修整的草坡上，在黄昏的余晖下闪闪发亮，气派极了。我母亲叹了口气，重新靠回椅背，双手依然紧紧抓着方向盘。她没有再说什么。也许她也不知道还能说什么。这就是我们在干的事。出来看房子。出来看别人的房子。我很确信，自打我有记忆以来，母亲就一直在这样浪费我的时间，一点一滴地试图从对陌生人的房子的解读中积攒起什么。令我意外的是，母亲率先恢复了行动：她重新启动了汽车，车轮在泥泞中打转，不过最后还是驶了出来。我回头看着背后的十字路口，看着我们的车在沙土上留下的一片狼藉，心中暗暗祈祷不会有人注意到昨天我们也在两个十字路口以外干过同样的事，还有另一次，是在接近出口的地方。车继续向前走。我母亲沿着街道右侧行驶，没有在任何大房子前逗留，也没有对那些栅栏、吊床或遮阳篷评头论足。她既没有再叹气，也没有哼小曲；既没在记路，也没看我。我们又驶过了几个街区，路边的房子变得越来越普通，草坡没有之前宅子里的那么高，也没有那么考究，连人行小径也没有。从刚才那条土路到这块平平整整的地面都有绿茵覆盖，仿佛地面上一汪绿色池水。车向左转了个弯，又向前驶出几米。我母亲大声自言自语：“这里没有出口。”

前方还有几幢房子，之后，一片树林切断了道路。

“地上都是泥，”我说，“掉头吧，别熄火。”

我母亲皱紧眉头看了看我。她驶向右侧的草坪，想从那边掉头。结果惨不忍睹：车子一个大转弯，一头冲上了左侧人家的草坪，停了下来。

“该死！”她说。

她试图加速，但车轮陷进泥里了。我朝后看了看，想搞明白我们陷入了什么境地。有个小孩在花园里，在一户人家的门边。我母亲猛踩油门，终于倒车成功。这就是她干的好事：穿过街道，将车倒上了别人家的草坪，两道带着泥泞的车辙在人家新修剪的宽敞草坪上画出两条半圆形的轨迹。车在这户人家的一排大窗前停下了。那个小孩一脸惊讶地看着我们，手里还拿着塑料玩具卡车。我举起手，做了个手势，想表示歉意，让他小心，但那男孩扔下手里的卡车，跑进了屋里。我母亲看着我。

“快把车开出来。”我说。

轮胎开始转动，但车纹丝不动。

“当心，妈妈！”

一个女人出现在窗边，掀开窗帘透过玻璃窗看看我们，又看看她的花园。那个男孩紧挨在她身边，对我们指指点点。窗帘重新合上了，车则在我母亲的操作下越陷越深。女人从房子里走出来了。她想往我们这儿走，但又不想踩踏自家的草坪。她先沿着上过漆的木地板铺就的小路走了几步，随后调整方向，穿过草坪，几乎是踮着脚尖地朝我们走来。我母亲又低低地骂了一句“该死”！她松开油门，然后，终于松开了方向盘。

女人朝我们走来，把头凑到车窗前和我们说话。她质问我们在她的花园里干什么，语气很不客气。那个男孩抱着门边的一根柱子，偷偷地探头张望。我母亲说了好几次抱歉，非常抱歉，但女人置之不理。她只顾盯着自己的花园，盯着轮胎在草坪上留下的车辙，不断质问我们在干什么，为什么我们的车会陷在她家的花园里，问我们知不知道自己造成了多大的破坏。于是我开始解释。我说我母亲不会在泥地里开车，说她状态不太好。这时，我母亲一头猛撞在方向盘上，随后便一动不动，也不知道她是死了还是昏过去了。她的背脊颤抖着，随后开始哭泣。女人看着我，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我摇晃着我母亲的身体。她的额头依然死死地抵在方向盘上，双臂无力地垂在两侧。我从车里出来，再次向女人道歉。她一头金发，像那个男孩一样身材高大，眼睛、鼻子和嘴巴挤在一张大脸上。她看起来和我母亲差不多年纪。

“谁来赔偿这个损失？”她问。

我身上没钱，但我跟她说我们会赔的。我又道了歉，并承诺我们一定会赔偿她的损失。我的话似乎使她平静了一些。她把注意力转回我母亲身上，与此同时留神注意着自己的花园。

“女士，您还好吗？您怎么了？”

我母亲抬起头看了她一眼。

“我感觉糟透了。请帮我叫一辆救护车。”

女人看起来不太确定我母亲是认真的还是在开玩笑。她当然是认真的，但她并不是真的需要救护车。我对女人做了个手势，想让她等等，但她没有看到。她向后退了几步，看看我母亲那辆锈迹斑斑的旧车，又看看她站在不远处、一脸惊讶的儿子。她肯定不想我们继续待在这里，希望我们尽快消失，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拜托，”我母亲说，“在救护车来以前，能给我一杯水吗？”

女人迟疑了一会儿，看起来她并不放心留我们单独在她的花园里。

“好。”她说。

她拽着男孩的衣角，拖着他一起离开了。两人走进屋里，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能解释一下你在干什么吗，妈妈？快从车里出来，我得想办法把车开出来。”

我母亲在座椅上直起身，慢慢地挪动双腿，准备走出来。我环顾四周，想找根不大不小的树干或者几块石头垫在轮胎下，好把车开出来，但周围的一切都干净整洁，收拾得井井有条。环视四周，只看见花花草草。

“我要去找几根树干，”我指了指道路尽头的树林，对我母亲说，“你别乱走。”

我母亲正要跨出车门，呆了一下，又一次跌坐到车座上。我开始担心，天马上就要黑了，我不确定自己能否摸黑把车子开出来。树林就在两幢房子后面。我在树丛中搜寻，很快就找到了需要的东西。但等我回来时，我母亲已经不在车里了。外面空无一人。我走近那幢房子的正门。小男孩的玩具卡车就扔在门垫上。我按了按门铃，女人来给我开门。

“我叫了救护车，”她说，“我不知道您去哪儿了，您母亲又嚷嚷说她马上又要晕倒了。”

我心想，她什么时候晕倒过？我抱着树干走进门，我找到了两根，每根都有两块砖头那么大。女人带我走进厨房。我们穿过两间宽敞的、铺着地毯的起居室，随后我立即听到了我母亲的声音。

“这是白色大理石吗？你们怎么买到的？你爸爸是做什么的，亲爱的？”

我母亲坐在桌边，一手拿着茶杯，另一只手拿着糖罐。男孩坐在她对面，看着她。

“我们走吧。”我指了指怀里的树干，对她说。

“你看到这个糖罐的设计了吗？”我母亲说着，把手中的糖罐送到我眼前。看我不为所动，她又加了一句：“我真的感觉很不舒服。”

“那只是个装饰品，”那男孩说，“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糖罐。”

他拿出另一个木制的糖罐给我母亲看。但她视若无睹，从椅子上站起来，冲出厨房，看起来好像是要去呕吐。我无可奈何地跟在她身后。她进了过道旁的一个小卫生间，关上了门。女人和她的儿子看着我，但并没有跟上来。我敲了敲门，问她能不能进去，随后就在门口等着。女人从厨房里探出头。

“救护车十五分钟后就到。”

“非常感谢。”我说。

卫生间的门开了。我闪身进去，关上门，把怀中的树干放在镜子边。我母亲正坐在马桶盖上哭泣。

“妈妈，怎么啦？”

她撕下一张卫生纸，擤了擤鼻子，回答道：“这些人是从哪里得到这一切的？你看到了吗？他们起居室的每个角上都有楼梯。”她把脸埋在手掌中：“这太令我伤心了，我简直想死。”

有人在敲门。我想起救护车已经在路上了。女人隔着门问我们是否还好。我下定决心，必须把我母亲拖出这幢房子。

“我去把车弄好，”我说着，重新拿起那两根树干，“你过两分钟出来。最好直接到车边来。”

女人正在走廊里打电话，看到我出来，她挂断了。

“是我丈夫，他马上回来。”

我很想知道她丈夫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要来帮她把我们赶出房子。但那女人什么都没透露。我走出房门，走向我们的车。听到这家的小孩跟在我后面跑，但我没说什么，把树干垫在车轮下，在我母亲可能会放车钥匙的地方寻摸了一番。我发动了汽车，试了好几次，终于凭借垫在轮胎下的树干让车动了起来。我关上车门，那男孩赶紧跑开，以防被车轧到。我继续向前开，沿着那道半圆形的车辙把车开回路面上。她不会自己出来的，我心想。我怎么能指望她会听我的话，像个正常的母亲一样离开那房子呢？我关掉引擎，回去找她。小男孩跟在我后面跑，怀里抱着那两根沾满泥的树干。

我没敲门就进了屋，直奔卫生间。

“她已经不在卫生间了，”女人说，“拜托，请带您母亲离开我们的房子。她有点太过分了。”

她带我走上二楼。屋里的楼梯宽敞明亮，地上铺了一块奶油色的地毯。女人走在前面，对我在每一级台阶上留下的泥脚印视而不见。她指了指一间房间。门是半开着的，我进门时只稍微打开了一点，好保留一些隐私。这是一间主卧室，我母亲正脸朝下趴在一块地毯上。她摘下了自己的手表和手镯，放在一个柜子上，那个糖罐也在这些东西旁边。她大张开双臂和双腿，有一瞬间，我不禁怀疑我母亲是不是想用这种方式来抱住这所有的一切。她叹了口气，坐起身，整理好头发和衣衫，朝我看过来。她的脸现在没那么红了，但脸上的妆容早被眼泪弄得一塌糊涂。

“又怎么了？”她问。

“车好了。我们得走了。”

我偷偷朝门外望了望，想看看那女人还在不在。但我没有看到她。

“可是，我们拿这些东西怎么办呢？”我母亲指着周围说，“得有人来跟这些人好好谈谈。”

“你的钱包在哪儿？”

“楼下，起居室里。第一间起居室里。他们还有另一间起居室，更大，对着一个游泳池。还有另一间起居室，在厨房边，对着后花园。他们有三间起居室，”我母亲从牛仔裤兜里抽出一条手帕，擤了擤鼻子，又擦了擦眼泪，“每间起居室都有不同的用途。”

她抓着床头的护栏站起身，走向卧室自带的浴室。

床单上有一道折痕，怎么看都是出自我母亲之手。床底下塞着一堆东西：一个黄色的床罩，上面是漫天繁星的图案，还有十来个小靠垫。

“上帝啊！妈妈，你动了他们的床？”

“你提都不要跟我提那些靠垫。”我母亲说。随后，她从浴室里探出头，好让我能更清楚地听到她讲的话：“还有，我希望我走出浴室的时候，那个糖罐还在，你别给我做傻事。”

“什么糖罐？”女主人的声音从门的另一侧响起。她敲了三次门，但没有勇气进来。“我的糖罐吗？拜托了，那可是从我母亲那儿传下来的。”

浴室中传出浴缸水龙头被拧开的声音。我母亲走到门后，有那么一瞬间，我还以为她要开门让女人进来。但她关上了门，并暗示我压低声音。原来她拧开水龙头就是为了不让外面的人听到我们说话。这就是我母亲，我对自己说。与此同时，她正一个个打开柜子的抽屉，拨开衣服堆，只为了确认柜子底部的木料是不是也是雪松木。自打我懂事起，我们就这样四处偷窥别人的房子：我们从那些人的花园中拔掉不合时宜的花朵、挪走不合时宜的花盆；我们挪动喷灌器、扶直邮筒、拿走草坪上多余的装饰物。从我的脚可以够到汽车踏板的时候开始，我就负责开车，这令我母亲的行为变本加厉。有一次，她甚至搬走一户人家白色的木头长凳，放到了对面人家的花园里。她拆卸别人的躺椅，除掉别人的杂草。她曾三次从一张印刷粗劣、风格俗艳的海报上撕下“玛丽卢二号”这个名字。我父亲对她的行为略知一二，但在我看来，他并不是因为这些才抛下她的。父亲离开时，拿走了他所有的东西，只留下一把车钥匙，放在我母亲其中一摞家居装潢杂志上，此后数年，我母亲几乎就没有下过那辆车。她会坐在副驾驶座上，对窗外的风景评头论足：“这是狼尾草[原文使用斜体，后同。——译者注（本书脚注若非另行说明，皆为译者注）]。”“这个弓形窗不是美国式的。”“法国常青藤不能和黑色的春蓼种在一起。”“如果哪天我在前院种这种珍珠母色的玫瑰，拜托找个人把我杀了算了。”她花了很久才能够从车上下来。但是，今天下午，她的行为已经严重越界了。她坚持要自己开车。然后，她想方设法地混入这幢房子，这间主卧。这会儿，她回到浴室，往浴缸里倒了两瓶浴盐，拿起梳妆台上的什么东西，把它们扔进垃圾桶。这时，我听到外面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便从窗边探出头，朝后花园看去。天色已晚，但我还能看清：一个男人从车上下来，女人朝他走去，左手牵着孩子，右手打着各种手势。男人警觉地点点头，看向二楼。他看见我了。在他看见我的那一瞬间，我便意识到，我们必须赶紧离开。

“我们走吧，妈妈。”

她正在扯浴帘上的挂钩，我一把从她手中抢走那些挂钩，扔到地上，攥住她的手腕，推着她走向楼梯。我的动作相当粗暴，过去我从未这样对待过母亲。一股从未有过的无名火驱使着我。我母亲跌跌撞撞地跟着我走下楼梯。那两根树干就堆在楼梯底下，经过时我一脚将它们踢开。我们进了起居室，我拿上我母亲的钱包，跑出大门。

我们坐进车里，刚开到拐角处，我似乎看到另一辆车正从那幢房子开出来，它转了个弯，朝我们开来。我全力加速冲过之前那个泥地上的十字路口，我母亲问道：“这是在发什么疯？”

我想知道她这是在问我，还是在问她自己。她做了个抗议的手势，系上安全带，把钱包放在腿上，双手紧紧抓着门把。我告诉自己，冷静，冷静，冷静！我在后视镜中寻找另一辆车的踪影，但什么也没看见。我想跟我母亲谈谈，但一张口就忍不住咆哮。

“你到底在找什么，妈？所有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她一动不动，紧皱着双眉，径直望着前方。

“拜托，妈妈，为什么？我们到底在别人的房子里干什么？”

远处传来了救护车的笛声。

“你想要一间那样的起居室吗？你想要的是那个吗？还是大理石的厨房案台？那个被赐福的糖罐？那些无知的小孩？是那些吗？见鬼，你到底向往那些人家里的什么？”

我猛捶了一下方向盘。救护车的呼啸声越来越近，我死死地抓着方向盘，指甲几乎嵌入其中。我想起，在我五岁的时候，有一次，我母亲把一户人家花园里的马蹄莲全摘了，她走的时候忘了我还坐在花园的栅栏上，之后又没有勇气回来找我。我坐着等了很久，直到一个德国女人挥舞着一把扫帚从家里冲出来，才拔腿就跑。而我母亲开着车在两个街区间不停地兜圈子，我花了好久才找到她。

“都不是。”回答时，我母亲依然看着前方。在回程的路上，她没有再说一句话。

救护车在我们前方不远处拐了个弯，继续全速前进，与我们擦肩而过。

半个小时后，我们回到家。我们把东西放在桌上，脱下沾满泥的鞋。家里很冷，我进了厨房，看见我母亲闪身避过扶手椅，走进房间，坐在床上，探身去够取暖器的开关。我把水壶放在煤气上，准备泡点茶。我现在需要的正是这个，我对自己说，一点热茶。我坐在旁边等着。在我往茶杯里放茶包时，门铃响了。是那个女人，那个有三间起居室的大房子的女主人。我打开门，看着她。我问她是怎么知道我们住哪儿的。

“我跟着你们来的。”她说话时低头看着自己的鞋。

她的态度和在自己家中时不同，更怯懦，也更有耐心。我拉开纱门让她进来，但她犹豫着，不敢跨出第一步。我看了看街道两侧，没有看到一辆她这样的女人会坐的车。

“我没钱。”我说。

“不，”她说，“您放心，我不是为钱来的。我……您母亲在吗？”

我听到房门关上的声音。关门的声音很响，不过在街上是听不到的。

我摇摇头。她又低头看了一会儿自己的鞋。

“我能进来吗？”

我指了指桌边的一把椅子。她的鞋跟踩在地砖上，发出与我们的鞋跟不同的声响，她小心翼翼地移动着：我们家的空间比她家局促多了，女人似乎有些坐立不安。她坐了下来，交叉双腿，把手提包放在腿上。

“您想喝茶吗？”

她点点头。

“您母亲……”她开口。

我递给她一杯热茶，心想，她会说“您母亲又来我家了”，或者“您母亲问我，我怎么能付得起给所有椅子套上皮面的钱”。

“您母亲拿走了我的糖罐。”女人说。

她露出几乎带着歉意的微笑，搅动着手中的茶。她看了看那杯茶，但没喝。

“这听起来有点蠢，”她说，“但是，在我们家所有的东西里，只有这一件是我母亲留下的，而且……”她发出了一种奇怪的声音，听起来像在打嗝，她的眼中已经盈满泪珠，“我需要这个糖罐。请把它还给我。”

我们都沉默了一阵子。她躲避着我的视线。我望向后院，看到了她，我的母亲，于是，我试图转移女人的注意力，以防她也看见。

“您想要回您的糖罐？”我问。

“它在这儿吗？”女人说着，立马站起来，扫视着厨房案台、起居室和更远一些的房间。

但我仍忍不住想着刚才看到的那一幕：我的母亲跪在地上，藏在晾着的衣服后面，正把那个糖罐塞进院子新挖的一个洞里。

“如果您愿意，您可以自己找找。”我说。

女人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她花了几秒来思考我说的话。随后，她把包放在桌上，慢慢走远。她在躺椅和电视机间磕磕绊绊地走着，在堆在各处的一摞摞箱子之间穿梭，完全不知该从何处开始下手寻找。这时，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想要她翻乱一切。想要她移动我们的东西，一一检视、挪移、拆分。想要她把盒子里的一切都拿出来、移动、践踏、扔到地上，然后大哭。我想要我母亲进来。因为，要是我母亲此刻进来，要是她把新的战利品埋在地下，回到厨房，就会看到一个不像她一样有着多年窥探经验的女人，在一座没什么值得窥探的房子里到处翻找。这也许能给她带来一点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