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迪亚兹五兄弟（Díaz 5）。一年出生一个，亲密无间，长相都随爸爸，块头结实，体格一样，发型一样，就像五胞胎。

五兄弟不仅外表相似，连生活也过得差不多：一起在家乡波特雷里约斯（Potrerillos）的尤文图斯（Juventus）俱乐部踢球，都娶了自己青梅竹马的女友，早早当上了爸爸，在郊区盖房，又相继加入父亲的生意：一家以他们的妹妹“苏珊妮”（Susany）的名字命名的巴士公司。

他们活得谜之同步，也过上了在洪都拉斯这种地方所能获得的最和谐安稳的日子。

五年前，两样东西闯入并一点点地击碎了他们有序的人生：街头黑帮MS-13和美国移民政策。

如今，五兄弟中一个死了，一个残疾，一个在逃，一个被驱逐出境，还有一个住在被毒枭控制的地盘上。

迪亚兹一家的命运在洪都拉斯算不上特别，这儿人人都因为残暴嗜血的黑帮MS-13和18街黑帮（Barrio 18）痛失过挚爱，人人都曾送过亲人冒死逃向3000公里外的美国。

然而不寻常的，是厄运降临在他们头上的剧烈程度，还有这些兄弟们是如何为彼此牺牲的。他们是一个国家政府缺位的受害者，又成为另一个国家政府侵扰的受害者，他们身处今日世界核心问题的震中：那些为性命担忧的人们能去哪儿？谁能接纳他们？

我们历时18个月，在三个地点追踪迪亚兹兄弟的故事：从他们的家乡波特雷里约斯到得克萨斯州边境外，从新泽西州的拉美裔社区到亚拉巴马州的监狱，再到洪都拉斯毒枭的偏远地盘。

洪都拉斯

改变了他们人生的那场巨大灾难，其发生时间可以精确到具体的小时。五年前的2013年11月2日下午3点，50岁的一家之主亚历克斯·迪亚兹（Alex Díaz）被传唤到黑帮MS-13总部，领回小儿子奥斯卡（Oscar）。黑帮头目抓走了奥斯卡，声称他对他们的一名毒品运送员无礼。

MS-13与其说是个帮派，不如说是超级黑手党，一个活跃的跨国犯罪集团。它有几十个地方分会，和政府、司法系统的最高层都有来往。他们在靠近加勒比海的波特雷里约斯等地建起了一个“国中之国”，政府和警察都知道，但默许了他们的存在。这儿遵循着古老但最近重新流行的法则：势力最大、最有权和最暴力者说了算。

爸爸迪亚兹想跟黑帮头目谈谈，毕竟他在镇上也算个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是个成功的商人，世代居住此地，有六辆中巴车，他和五个儿子开着它们往返波特雷里约斯和圣彼得罗苏拉（San Pedro Sula）。他一向准时给MS-13交保护费，每月3000美元，在这个三万人口的城市，这是最高级别的缴费额。

他在克拉瓦辛（Clavasquín）山区的黑帮指挥部找到了被吓坏的儿子，24岁的奥斯卡。在一个所有居民都能看见的运动场上，黑帮头目詹卡洛（Giancarlo）随便审问了几句就做出裁决：打死。他唤来九个马雷罗（marero，这是他们对帮派分子的称呼）“处理掉”（他们的用词）迪亚兹家最小的儿子。

奥斯卡是五兄弟里最安静的。妈妈最喜欢他。一个心地柔软的大块头，同时继承了爸爸强健的体格和妈妈温柔的心肠。

“他们拿枪指着我的头，”爸爸迪亚兹回忆道，“我不得不全程眼睁睁看着，心里清楚：我要失去他了。对父母来说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

马雷罗们遵照命令用刀柄和枪托连揍带踢地折磨奥斯卡。他们轮番上阵，隔三分钟换三个人。奥斯卡被要求双手背在身后，不许防卫，连把身体蜷起来都不行。有那么几分钟他无法呼吸，昏死过去。爸爸迪亚兹之后这样回忆那几分钟：“我看见了‘死亡’。他们就是要让我看这个。”

奥斯卡能活下来是因为迪亚兹家的邻居——一个年纪大些的马雷罗——最后说他们该停手回去干活了。他们把半死的奥斯卡留在尘土飞扬的地上，撂下狠话，“我们会杀光你全家”。

爸爸迪亚兹拍的伤痕照片根本看不出那是个被虐待的人，更像是一堆肿胀的肉：伤口遍布身体，胸部变成了青紫色，骨头断了数根，脑袋肿到找不到眼睛。两天后奥斯卡开始咯血，这些都被警方记录在了编号0511538-2013的档案里，后来这部档案在迪亚兹五兄弟的人生中扮演了事关重大的角色。

黑帮只暗示了行凶的真正原因：爸爸迪亚兹这次没有立即支付涨价20%的保护费。近十年来，这位一家之主每周为每台车交5000伦皮拉（lempira，洪都拉斯货币单位）保护费，是他给政府纳税的10倍。

城里的所有生意都得交保护费，面包店、银行、理发店。你不交，黑帮马上杀了你，这种私刑已成了洪都拉斯的日常，目的就是为了规训其他老百姓。说白了，活在这里就得拿钱买命。

这也是当时洪都拉斯的谋杀率居全球首位背后的原因——每10万人中就有79人被谋杀，同比数字在德国是0.8人。

袭击后第二天一早，亚历克斯·迪亚兹把他的七个孩子召集到一起，宣布了一个他们早已预料到的决定：五个儿子逃难去美国。不带妻子和小孩，由他支付蛇头、交通和食物的费用。

2013年12月3日，奥斯卡刚恢复些，五兄弟就跟妻儿道别——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见面——开始了3000公里的亡命之旅，经由危地马拉和墨西哥前往达拉斯，他们在那儿有亲戚。

他们五个人是：

奥斯卡，24岁，迪亚兹5号（最小的），有三个孩子，重伤在身。

安吉尔（Angel），25岁，迪亚兹4号（第二小的），比兄弟们块头稍小，有四个孩子。

小亚历克斯（Alex，Jr.），26岁，迪亚兹3号，有三个孩子，家里最机灵、最有商业头脑的。

米格尔（Miguel），28岁，迪亚兹2号，有四个孩子，除了当司机，还在学平面设计。

路易斯（Luis），29岁，迪亚兹1号，有三个孩子。他其实是老亚历克斯最小的弟弟，被他当儿子带大了。

两个妹妹苏珊妮和金伯丽（Kimberly）留下。“我亲自保护她们，”这成了爸爸迪亚兹铭刻在心的信条，“我必须权衡各种可能性：留下，她们会被黑帮威胁，但逃亡，会在途中被蛇头强奸。”

逃亡

五兄弟坐大巴从波特雷里约斯出发，到危地马拉边境时已经是第三天，他们遇到了第一个阻碍：边境官要收1000美元才能放行。这类腐败很常见。移民大流动已成了一桩10亿美元的生意，交易链条上除了蛇头，还有警察、边境巡逻队和收容所。

父亲最初的话一语成谶。在边境上的一间暗室，小亚历克斯（迪亚兹3号）目睹了一个移民女性被“土狼”（蛇头，甚至可能就是人贩子）强奸。这只是女性难民面临的重重危险之一——很多人最后都会失去自由，被强迫卖淫。回忆这幕惨剧时，小亚历克斯所说的话让人心下惨然：“我决定不插手。我不能拿我们的目标冒险。逃难时每个人都只能靠自己。”

五兄弟从危地马拉继续向北，经过韦拉克鲁斯（Veracruz）和坦皮科（Tampico），这是毒品、黄金和难民的运输线——我们这个时代的丝绸之路。10天后，他们在临近墨西哥湾的雷诺萨（Reynosa）到达美国边境。

在3200公里的漫长边境线上，这里是最重要的逃生通道。2017年有13.8万移民在这儿被捕。墨西哥毒枭——在本案中是洛斯·泽塔斯（Los Zetas）——向过路难民额外收取“通行费”，每人1000美元。

“我们和另外30人在一间旧酒吧等了一周，”米格尔回忆，那是个“藏匿屋”，也用来存放毒品和武器，“蛇头在等待穿越格兰德河（Rio Grande）的最佳时刻，美国那边的线人会提供情报。”

米格尔记得那种反常的寒冷，饥饿的小亚历克斯，还有一有情况就紧张的路易斯。因为怕咳嗽声可能引起边境官的注意，感冒的移民会被留下。在浓雾弥漫、没有月光的第7天午夜，他们划着充气橡皮艇穿越格兰德河，穿过一个红外摄像监控区，顺利地到了对岸。他们穿着迷彩服，用布包起鞋子以免留下脚印。蛇头有夜视设备和加密通信器以确保通信安全。

但最困难的部分刚刚开始。为避开通路上的边境巡逻队，他们必须在沙漠中徒步三天，每人只带5升水。这是一年中最冷的日子。

起初五兄弟能应付，连负伤的奥斯卡也行，毕竟他们是尤文图斯队的主力运动员。之后，最瘦的安吉尔开始出问题，第三个夜里他喘着粗气说，“你们走，别管我”。但兄弟们扔掉了些补给（玉米罐头和饼干），以便在一些路段背上他走。

那些得不到帮助的只能掉队，比如两名来自萨尔瓦多（El Salvador）的孕妇，五兄弟再没见过她们。这些人很可能命丧沙漠，加入边境地区年均400人的死者队伍。但这也没法证实了，因为美国国土安全部和《亮点周刊》（Stern）后来联络到的蛇头都拒绝谈这个。

“这一次，我还是没插手，”小亚历克斯后来说，“一旦开始逃亡，你就从人变成了动物。只有最强壮的能活下来。”

到了法夫里亚斯（Falfurrias）郊外，五兄弟被几辆小货车接上，藏进后座底部，载到休斯敦的一座仓库。他们交了第二笔钱。但蛇头又说，“因为成本上升了”，每人必须再交1000美元，不交就一直关在这儿，不给衣服和手机，以免他们跑掉。

“这是绑架。”米格尔说。

“随便你怎么说。”蛇头回答。

五兄弟联系爸爸，爸爸凑凑钱，又借了些，通过西联汇款转给蛇头。西联汇款是偷渡生意中获利最大的机构之一。钱到账后，五兄弟被送到了休斯敦的一个工业区。

终于，在他们踏上亡命之旅的四周后，洪都拉斯的家人收到了让人松口气的消息：“我们成功了。而且我们还在一起。”

美国

在得克萨斯，和妻儿分开的前几周最难熬。兄弟们原本各有房产，现在全住在小亚历克斯的岳父母家里。九个人挤在两居室里，五兄弟挤一间。他们不懂英语，但在他们住的这个地方，人人都说西班牙语。他们带着这样的认知生活：我们失去了很多，但我们至少还活着。

兄弟们习惯了过去在洪都拉斯时每天干14个小时的苦力活，所以很快就找到专门给“非法移民”准备的、也是维系社会运转的必要工作：割草、洗车、打扫旅馆房间。这就是美国人爱说的“双赢”：新来的难民赚到在一个中美洲人眼里相当不错的6.5美元时薪，企业则得到干劲十足的临时工，还用不着给他们交社保。

经济上说，他们不是难民，是企业求之不得的大量廉价劳动力。

法律上说，他们属于“非法移民”，一种对逃命者的讽刺称呼。在入境时没申请庇护，这可能有违程序，但他们担心在边境处就直接被赶走。

政治上说，他们是21世纪人们面临的挑战。这些人的存在，就是抵抗战线形成、民族主义者集结、政府分裂、国土概念重构的原因：如今，一共有6850万这样的人流落于世界各地。

美国对“黑户”的政治立场十分明确：一旦被捕就会遭到拘留，然后驱逐出境。即使在奥巴马时代也是这样，直到他修改法案，为逃离臭名昭著的“北部三角”（洪都拉斯、危地马拉、萨尔瓦多）的未成年人提供临时保护。

在新国家过了四周之后，五兄弟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分开。他们担心突击检查，怕被集体抓捕。米格尔奔向寒冷地区，投奔他们在新泽西的叔叔。小亚历克斯在达拉斯干理发。奥斯卡在郊区卖玉米。路易斯搬到佛罗里达打零工。安吉尔去了休斯敦。他们人生中第一次离开彼此，从此重聚无期。

安吉尔——迪亚兹4号

在安吉尔眼里，休斯敦显得不大真实——这个美国第四大城市的街道像从制图板上抠下来的，轿车跟货车那么大——但他很快安顿下来。他在洗车行和建筑工地两班倒，不到6个月就攒够了妻子苏莉亚（Suria）和三个孩子的偷渡费：寄给蛇头8000美元，另有2000美元应对途中可能发生的绑架、贿赂或勒索。

安吉尔是五兄弟里最古怪的，精瘦结实，精力充沛，代谢水平堪比青少年。他把胡子修理成一条细线状，身上文满跟战争有关的图案。

安吉尔为他在休斯敦的苦干付出了代价。因为他老在两份工作之间赶路，警察在一次道路突击检查中抓到了他：一个无证“黑户”。在多数州，他只会被罚款，因为警察无权向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报告。但这是得克萨斯，美国最保守的州，警察通知移民局并拘留了他。

安吉尔在休斯敦监狱蹲了两个月。兄弟们请了律师，花掉4000美元。安吉尔申请了政治避难，编号0511-538-2013的文件显示，他确实性命堪忧，原本必须在入境时申报才行。2015年6月，安吉尔被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驱逐超过200万人，多过他之前所有总统）未经审判就遣返回洪都拉斯。

他是第一个被迫离开的迪亚兹，但不是最后一个。

在过去近两年的时间里，波特雷里约斯的局势持续恶化。现在迪亚兹家不光欠MS-13保护费，还欠Barrio 18的，迪亚兹家的巴士终点站——工业城市圣彼得罗苏拉落入了这个黑帮手中。没交钱的人运气好的话会收到警告——但下次就是子弹了。已经有12名公交司机被杀害。

像安吉尔这样在美国待过的人被看作有钱人，得交“移民保险费”，每月多加300美元。

尽管如此，最小的弟弟奥斯卡决定回来陪安吉尔。“不祥的预感笼罩着我，”他回忆，“我是我们五个逃亡的原因，现在安吉尔却独自变成了黑帮的目标。”此外，奥斯卡想亲自接妻子和三个小孩。他不放心他们单独踏上偷渡去美国的危险之旅。

安吉尔又开始为家里的生意跑车。为了赚到足够的钱回美国与妻儿团聚，他不停地工作，一周7天，每天14小时，直到7月13日，一个星期一，爸爸跟他说：“今天别干了。你需要休息。”

“今天不行，”安吉尔回答，“周一上班高峰赚得多。”

当晚7时30分，安吉尔在暮色中驶过拉斯布里萨斯（Las Brisas）附近，快到终点站，准备交班。最后一个乘客下了车。三个男人走近中巴车，朝里瞥了一眼，开枪射穿了侧窗。三枪分别击中安吉尔的腹部、肩膀和脖子。

在终点站等着他的爸爸仅仅三分钟后就赶到了，爸爸先是试着唤醒他，然后把他搬到后座，开车去红十字会。奥斯卡也赶来了，“（中弹的）应该是我，他们搞混了，我们迪亚兹家的男人看着都一样。”

被遣返四周后，晚上7点45分，安吉尔死在父亲怀中，五兄弟中第一个离世的。现在只剩四兄弟了。

后来奥斯卡说：“我不得不永远带着哥哥为我而死的事实活着。这叫人怎么活下去呢？”

爸爸迪亚兹

一块抛了光的石板覆盖在坟墓上。塑料花插在可乐瓶里，十字架上用精致的字体刻着：安吉尔·亚历山大·迪亚兹·莫拉莱斯（Angel Alexander Díaz Morales），2015.7.13。

这是2018年初的一个炎热的暑天。爸爸亚历克斯弯下腰，把花理了理。“我想你，儿子。”他低声说。

他脸色阴沉，额上皱纹很深。亚历克斯·迪亚兹是个大块头，肌肉和脂肪一半一半。他话很少，工作和小孩就是他生活的全部，刚五十岁，却似乎已经命不久矣。安吉尔的周围埋着的，也都是死于谋杀和黑帮斗争的年轻人。这是洪都拉斯最常见的死因。墓地里到处都是男性，女性死于黑帮之手的很少。“女人都争着勾搭那些马雷罗，”爸爸迪亚兹厌恶地说，“他们是大人物，跟摇滚明星似的。”

他是在含沙射影地说安吉尔的遗孀苏莉亚·洛佩兹（Suria López）。丈夫遇害后，她开始跟一个马雷罗约会。“她遭到报应了，”老亚历克斯低吼，“那个马雷罗被杀了，现在她又找了下一个。”

我悄悄去见了苏莉亚。她很苗条，一头长长的黑色卷发，脸上写满恐惧。她起先编了些借口，后来承认了，“我是为了孩子。与那些掌权的人交往是最安全的。”

她顺从了一个叫人不安的逻辑：杀害她丈夫的凶手可以保障她的生活。

这是片法外之地，圣彼得罗苏拉往南30公里，全世界凶杀犯罪率最高的城市之一。波特雷里约斯被城市化糟蹋了，它在一条公路干线上，周围是甘蔗田和低薪工厂（也就是出口加工工厂）。每个商铺门口都站着武装警卫。每一栋房子，不管多破，都围着高高的栅栏。每条街都曾是犯罪现场。银行建得像堡垒。洪都拉斯的国内新闻充斥着操纵选举、谋杀环保人士之类的内容。在这个可以说是已经陷落的国家，生活就在世界末日的边缘。

爸爸迪亚兹开车来到案发现场，一条玉米地和废弃工厂间的荒路。他每天都来。他在脑海中还原犯罪现场，想象那三声枪响，好像还在努力理解发生了什么。他掏出被杀害的儿子的照片——上面是安吉尔防腐后的脸——那样子就像他久久地溺在儿子们遭受的暴力中。

你想过复仇吗？

“经常。我想过雇杀手，但马雷罗会杀光我的孩子。”

黑帮怎么没杀你？

“他们知道杀我的孩子对我更要命。”

警察调查过吗？

“他们都是一伙的。警察会传信给黑帮。所以我从没起诉过。这件事确定无疑：我只想要一份罪行记录，不会起诉。”

他没有选择。他必须沉默。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条不成文的箴言：Mire y callese（睁大眼，闭上嘴）。

以及继续送你的儿子们，往北方去。

奥斯卡——迪亚兹5号

安吉尔遇害的第二天，奥斯卡立刻带着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离开波特雷里约斯，逃到了200公里外的一个乡下棚屋。他们计划从这里继续逃往美国。两年前那场毒打的印记还在——他的背伤没好，精神创伤也没有平复。家族决定让他带上哥哥小亚历克斯的9岁儿子史蒂文（Steven），以免男孩被征入MS-13少年组。

送六口人逃亡需要2.4万美元。父亲已经两手空空。奥斯卡卖了房子，在美国的三兄弟也汇来他们的最后一点钱。迪亚兹家在逃亡上花的钱已超过8万美元。

他们算条件好的难民了。许多家庭一到边境就没钱了，被困在墨西哥难民营。

2015年8月，奥斯卡和妻子茱莉亚（Julia）带着四个孩子半夜开始北上。这次他们经由墨西哥城和蒙特雷（Monterrey）去雷诺萨。但他们没有五兄弟那次的运气好。美国边境现在守备更加森严，有20,000名边防警卫，还有直升机、无人侦察机和骑马的巡逻队。刚渡过格兰德河他们就被边防官抓了。他们要求准予避难，举证了安吉尔被谋杀和奥斯卡被谋杀未遂的事实。

移民局这时采取了一个新做法，即家庭拆分。起初只是在几个地方试点，后来被特朗普政府系统性地推广，作为一种威慑手段——如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所描述的。塞申斯把那些带着孩子的移民称作“贩运儿童者”，他说：“如果你想把小孩贩运入境，我们会起诉你，并把小孩和你分开。”

在美国400年的移民史上，政府第一次明确采取了损害儿童福利的立场。

迪亚兹家就被政府官员拿来为新政策树立了先例。奥斯卡的妻子茱莉亚和三个孩子登记后，在避难申请审核完毕之前可以留下。但9岁的史蒂文作为“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大哭着被送进移民安置办公室（Office of Refugee Resettlement），和其他2300多个儿童一起。三天后，他被转移到3000多公里外的纽约收留所。民权人士谴责这是国家实施的绑架行为。迪亚兹一家对他的下落一无所知。

奥斯卡被登记为A208376104号非法移民，送进迈阿密监狱。他可以交15000美元保释，但迪亚兹家已经没钱了。

这次逮捕也给史蒂文的爸爸（五兄弟中排在中间的小亚历克斯）带来了大麻烦。他开车从达拉斯到纽约移民儿童收留所（这是全美100多个收留所之一），拿出文件证明自己是史蒂文的爸爸。但官员们问他要更多材料：收入证明、公寓租赁合同、良好行为证明。他们跟国土安全部交换信息，存档了小亚历克斯在达拉斯的住址，把他登记为“非法外国人”。从今往后，移民局随时可能会来敲门。

小亚历克斯从洪都拉斯死里逃生，但他在如今这个避难所里面临的新危机是：怎么从美国政府的魔爪下救出儿子？

与此同时，他的弟弟奥斯卡在移民法庭听证会前被保释出狱，但他必须佩戴电子脚铐。跟其他12500名难民一样，他的位置被实时追踪，数据记录在他的身份号码KROS-16-00015下。他得在未来两年内付清15000美元保释金，利率是15%，外加每月420美元的电子脚铐使用费。最终花费会超过2.8万美元。讽刺的是，倘若他留在洪都拉斯的话，他需要交给黑帮的钱跟这差不多。

从本案中牟得暴利的，是有200名员工、年收入3000万美元的“自由联结”（Libre by Nexus）公司，它为成千上万的移民安排债券支付。它是一堆从美国严苛的移民政策之中获利的私人公司之一，这些公司中好多是特朗普的积极支持者——税表就是明证。“西南基”（Southwest Key）公司同样，靠给那些被从父母身边带走的移民儿童开收容所，拿到了9.55亿美元的政府订单。国防企业“通用电力”和曾装备了驻伊拉克美军的安保承包商MVM也在其列。

事实日益清晰：难民的绝望是一桩十亿美元级的生意。在墨西哥那边，这个繁荣产业是蛇头和勒索者打造的；在美国这边，则由“难民猎人”和政府官员构筑。

奥斯卡和家人住在达拉斯郊外的一个开发区。毫无生气的装配式板房随意盖在草原上，周围环绕着公路干线和快餐厅，一派阴郁荒凉。现在是2018年3月，冬天，气温10℃，奥斯卡往赌场走，他在那儿当保安。

这就是2018年的美国，各种偏执和仇恨纠集的结果是：一个非法移民，带着枪和警棍，干警卫工作。

他的妻子茱莉亚在一家假日酒店干保洁，担心被突袭，下班回家不敢坐班车。奥斯卡上班也避开主街，生怕被拦下。他把电子脚铐藏在牛仔裤和高筒袜底下。他们轮流照顾孩子，整日整夜地工作，来偿还9000美元的律师费和高息债券。移民局判定他们证明了“可信的对酷刑/迫害的恐惧”，但他们的遣返程序已定于2019年进行。到他们被驱逐出境那天，美国将从他们的逃亡中赚走超过5万美元。

这是典型的美式智慧：哪儿都能制造生意，哪怕从最弱势者的困境中。

奥斯卡的三个孩子从泛黄的窗帘后望着车道。他们已经适应了这个特朗普时代。不断有人被驱逐。隔壁男孩被接走了。穿着米色或蓝色衣服的移民官挨家挨户敲门。他们检查雇主家、旅馆、家禽养殖场，还突袭加油站。

在特朗普蛊惑人心的煽动下，普通居民也开始向当局举报外国人，要不就带着武器和望远镜搜寻“唐克斯”（Tonks）——这是当时的移民局头头汤姆·霍曼（Tom Homan）贬损难民的绰号，灵感来自移民官拿手电筒敲打难民脑袋时发出的响声（“唐克”）。

更令人吃惊的是人们的排外热情。因为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非法越境人数已降至历史低点。被捕人数从2000年的160万下降到2017年的30万。在这个很多人把发怒当成默认行为模式的年代，事实输给了情绪。

奥斯卡的孩子们遵从简单的规矩：不外出，不开门。不久前警察来敲门。“我们没开，”11岁的小奥斯卡用实事求是的语气解释道，“他们不能强行闯入房子。这附近没人会开门。”

小奥斯卡抓起一本教科书，和8岁的妹妹艾希礼（Ashley）练习英语。他们都在班上名列前茅。他们说英语时没有口音。用移民行话说，他们是“梦想者”，是有希望获得永久居留权的移民子女。特朗普也想打碎他们的梦（因为有80万入境移民是儿童），但他还没得到国会对这项政策的支持。

他们新的家庭成员将在9月出生。这个孩子一出生就会是美国人。移民行话叫“锚宝宝”，指为移民目的怀上的孩子。住在达拉斯北部小房子里的一家六口有四种身份：奥斯卡是“黑户”，妻子茱莉亚是寻求庇护的避难者，孩子们属于奥巴马的“梦想计划”。腹中宝宝将是美国公民，但不被许可在没有父母陪伴的情况下留在美国。

“我在考虑继续逃跑。”奥斯卡疲惫地说。岁月消磨了他的精神，他看上去被掏空了，被威胁和官僚机构击垮了。“得州的情况越来越糟。”在那些投票给特朗普的州，在总统那些“强奸犯”“入侵者”“杀人犯”等煽动性言论的刺激下，移民局已经开始更猛烈地打击移民。

可是去哪儿呢？

也许去新泽西州的特伦顿（Trenton）。他最近琢磨去找哥哥米格尔，去一座不热衷于驱逐移民的“避难城市”，也许留下的机会更大。

在避难所里寻找避难所。

米格尔——迪亚兹2号

“底部”（The Bottom）是南特伦顿（South Trenton）一个勉强够得上中产的拉美裔小社区。节奏强劲的萨尔萨舞曲和雷鬼音乐从木房子里传来，玉米粉蒸肉和玉米卷的香气从厨房飘出。但世界已经改变：生活在屋里，危险在门外。这是2018年，新时代来了。

对迪亚兹家的二儿子米格尔来说，特伦顿代表了美国梦的反面。他住在一个漏风的木房子里，租金很贵，要1200美元。他不得不放弃在洪都拉斯的学业，靠打零工、铲雪和清理院子赚钱。逃亡让他的生活处境变差了。但至少这儿没人想要杀他。

这是一个阴天的早上6点，预报说从五大湖吹过来的暴风雪会带来降雪，米格尔半睡半醒地开着他的四轮驱动车去上班了。零工们像妓女一样站在街角，等着被人选中。拉美裔工人们一年到头不停地为那些高级社区干活：割草、修剪树篱、喷洒除草剂。他们夏天照料花园，冬天清扫积雪。其他季节没多少活儿，除了在风暴过后打扫现场。

“我希望冬天一个劲儿下雪，夏天一个劲儿干旱。我希望有极端天气。”米格尔说，气候变化是移民的朋友。

米格尔是五兄弟中头脑最聪明的，也是唯一继续学业的。这在工人家庭挺少见。他长得像父亲（看上去一点都不比父亲年轻），100公斤重，他自嘲说，脸上的褶子都是“工作和忧愁的印痕”。

特朗普当选后世界变得太快。现在当司机要被重重夹击。“看到上面那辆车没？”米格尔说，“那是州警察，他们就爱检查拉美裔的证件，一下就抓到你。移民局探员的车上没有警徽，在我们社区有内线，他们刚抓走了我的危地马拉朋友。只剩本地警察不查我们的身份。”

美国有200个城市（几乎都由民主党执政）宣布自己是“避难城市”。他们通过拒绝协助驱逐难民来反抗共和党总统。迪亚兹家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在两大政党的战线之间，也在社会分化的两极之间，在进步主义的沿海地区和保守的“中部腹地”之间——而在更大的全球尺度下，他们生活在全球化和民族主义之间，在开放包容的自由主义文化和坚持孤立的新民族主义之间。

一年前，米格尔把妻子杰西卡（Jessica）和两个孩子接来了。当时全家面临一个沉重选择：杰西卡只能带走四个孩子中的两个，不然旅途就太贵也太危险了。

“我们决定带年龄最小和最大的孩子。”他说。

为什么？

“最小的，因为她最需要我们。最大的，因为她的年龄：她13岁了，有被黑帮强奸的风险。”

另外两个呢？

“他们留下，跟亲戚在一起。那以后我们再没见过他们。”

这个决定让夫妻俩饱受煎熬。从两人的沉默中能感受到。那天晚些时候，他们膝上放着餐盘，沉默地坐在客厅。全家福挂在墙上。冷风呼啸着从墙缝往屋里钻。

“特朗普成功了。”米格尔冷不丁地说。“现在所有人都害怕，包括在这住了40年的移民。你在家害怕，工作害怕，买东西害怕。去哪儿都害怕。”

2018年5月，特朗普不顾600名宗教领袖的反对，把洪都拉斯从保护名单中撤掉。人道组织将此举解释为“判处死刑”。有约9万洪都拉斯人曾因在国内遭受威胁，获准留在美国。

在米格尔看来，五年来他从未停止逃亡，无论在洪都拉斯还是美国。

如果当局把他们扫地出门怎么办？

“那我们就消失，搬去另一个州。”

如果被驱逐出境呢？

“那我们就再回来。”

如果特朗普在边境筑了那堵墙呢？

“如果‘矮子’[El Chapo，墨西哥著名毒枭，在美墨边境地下修建了多条有照明、通风、液压电梯和铁轨运输系统的贩毒隧道。——译者注]能建造长隧道，你最好相信我们也能。在洪都拉斯等着我们的是死神。”

停顿了一下，米格尔又说：“我更担心路易斯。他要被驱逐出境了。”

路易斯——迪亚兹1号

2018年初的这个时候，他的哥哥路易斯被关在1500公里外的阿拉巴马监狱，和每年约22万移民一样，等待被驱逐。他和别的移民还有罪犯关在一个牢房，那些罪犯里甚至有MS-13成员。

这是个吊诡的安排：在洪都拉斯时，马雷罗是他的死敌。现在他们就在他隔壁的囚室。他逃了3000公里，反而离他们更近了。

路易斯在迈阿密和南卡罗来纳州工作，当保镖、建筑工人、保安和屋顶工。是他和他的兄弟们在全球金融危机后重建了美国。是他们“使美国再次伟大”。

从佛罗里达开车去得克萨斯时，他在阿拉巴马碰上常规路检，警察在路易斯的车里发现了他一个同事的毒品。但他们不相信路易斯，将他以涉嫌贩毒罪名登记在案。于是他变成了特朗普口中的“动物”[2018年5月，特朗普在加州立法者和警察出席的会议上重申对移民的极端立场，“有很多人正在进入我们国家或准备进来……你们不敢相信这些人有多坏……这些不是人，而是动物”。——译者注]。特朗普经常把移民等同于罪犯，尽管统计显示，移民的犯罪率低于美国公民。

路易斯被关了20个月。兄弟们付了律师费，但作为亚拉巴马州（美国最保守的州之一）的无证移民，他没希望留下。在纽约这样的州，60%的庇护申请会被通过，而像阿拉巴马这样的州，只有5%。他举证了家人经历的死亡威胁。但有人问他，是否像联合国1951年标准说的那样，“有充分理由恐惧因种族、宗教、国籍或政见被迫害”——对于2018年全球数百万难民的实际情况来说，这些标准已经过时——他的回答是“不，我面临的是死亡威胁，黑帮就是这么说的。这是恐怖统治”。

又被羁押了几周后，路易斯最终被驱逐出境。他和其他200名洪都拉斯人，被送上飞往圣彼得罗苏拉的飞机。每周三次，这些载满人的美国空军机器，会降落在这个洪都拉斯的第二大城市。它们送回那些失败者，更确切地说，是那些重又面临生命危险的人。

爸爸迪亚兹和路易斯的儿子来机场接他。这是2018年1月的一个酷热的日子，热带风暴来临前夕的空气潮湿闷热。三人都流了眼泪，因为相见的喜悦，也因为失望和担心。路易斯看起来精疲力竭，这个大块头的皮肤已经很久没晒过太阳了。必须加快动作。爸爸迪亚兹领着他穿过入境大厅，从侧门出去上车，这样可以不被人看见。黑帮在机场安排了侦察分子，辨识敌人和从美国回来的人，后者将变成勒索对象。

爸爸迪亚兹给了大儿子一份日薪500伦皮拉（约合20美元）的驾驶工作。条件是路易斯必须尽量藏起来，只在天黑后出门，不能去酒吧和其他公共场所。“我们得存够钱让你赶紧回去。去更安全的地方，比如加利福尼亚。”

洪都拉斯的路边小贩开始兜售8500美元的偷渡服务。路易斯也可以自己越境，但有报道说，蛇头会杀掉独自越境者以威慑其他偷渡者。

用合法途径返美对这个家庭来说毫无可能。作为5月新规“零容忍政策”（Zero Tolerance Policy）的一部分，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发布了3929号临时决定，里面说，黑帮带来的暴力和强奸威胁不再作为庇护依据。此外，特朗普还向边境部署了数千名国民警卫兵，把移民官派往墨西哥警告企图寻求庇护的人：“美国没你的位置”。此举同时违反了美国法律和国际法。

2018年8月我们再次拜访了路易斯。如今他和一个女人合租了一套郊区公寓。他是五兄弟里性格最冲动的，和其他兄弟一样，这个壮实的男人因为干重活后背很宽。他沉默寡言（除非时间长了才能放松下来），对生人充满警觉，这些举止也都跟另外几个兄弟一样。

你现在能在城里自由活动吗？

“我不能关禁闭，”他说，“我是个自由人。这是我的城市。我不会再向犯罪团伙低头了。”

父亲坐在他旁边。他们喝苏打水，吃女人们端上来的猪排。

“你疯了。你现在有生命危险。”爸爸迪亚兹说。

“人人都这么说。”

“说错一个字，你就死了。”

路易斯环顾四周。他正坐在一间黑乎乎的房子里，这房子成了他的监狱。“我不能这么活着，”他说，“我才30多岁，人不能一辈子活在恐惧中。”

第二天，路易斯又开始开公交车。周五是交保护费的日子，他在圣彼得罗苏拉的终点站把钱交给Barrio 18的两名青少年成员，又在波特雷里约斯的终点站把钱交给MS-13。消息传开了：一个迪亚兹回来了。简直像路易斯把自己送上门的。

“我不能强迫他。他是大人了。”他父亲绝望地说。

“我想过正常的生活，”路易斯说，“要死，我也要堂堂正正地死。”

说完他出门找酒喝了。他准备喝一整夜。

小亚历克斯——迪亚兹3号

如果说五兄弟里有谁找到出路了，那就得是排在中间的小亚历克斯。他最会平衡，脑子也最灵活。

想找他，你得驾车开出波特雷里约斯，蜿蜒进山，等柏油路变成布满车辙的泥路（被如注的暴雨和运货的大卡车弄的）。咖啡树和香蕉树长在山坡上，种植园一望无际，从这里再开三小时才能到圣路易斯——这座小山城只有三条路。这是咖啡种植者的领域。

小亚历克斯和家人住在仿照美国南部风格建的房子里：平顶、美式厨房、美式冰箱，安乐椅摆在电视前。

三个月前他们回到洪都拉斯，因为在美国东躲西藏的非法移民生活快把他们逼疯了。“我从纽约接回了儿子史蒂文，”小亚历克斯说，“但那时他已经得了抑郁症。我们也一直害怕移民局上门，他们抓走我，然后孩子们又会被丢下。”

所以事实归结一下就是：他们既是特朗普的牺牲品，也是他的胜利果实。

小亚历克斯像所有迪亚兹一样胡须整齐，戴着棒球帽。他目光警觉，外表有点像时髦的城里人，尽管他是住得离城市最远的一个。他在圣路易斯开理发店，每剪一次发收50伦皮拉（2美元），都归自己。他是全家唯一不用给黑帮交保护费的人。

坐在他腿上的是儿子贾斯汀（Justin），出生在美国，刚满三岁。“他会有美好未来，”小亚历克斯说，“所有女孩都会想跟着他，因为他有美国国籍。没有比这更好的条件了。”

坐在他旁边的是大儿子史蒂文，一个瘦骨嶙峋的、害羞的男孩，经历了一次创伤（逃亡）又一次创伤（和家人分离），之后还有第三次创伤（被驱逐出境）。你很难开口跟史蒂文聊这些。美国政府的家庭拆散计划对他来说就是绑架，从家人的保护中强行拔出，再残忍地丢去3000公里外的收留所。“纽约的看护人员挺好，但我感觉自己像个罪犯。”

但现在，他说，情况比以往每一次都危险。他长到了黑帮可以强行招募并训练他去杀戮的年龄。这是许多青少年逃亡的首要原因。除了合作并杀人，他没有选择。除非再次逃亡。“我只想活下去。”他说。

在圣路易斯，他们的处境相对安全。这里是贩毒集团在洪都拉斯中部为他们自己开辟的理想国“纳尔科兰”（Narcoland，即“鸦片国度”），集团成员在这儿洗钱、投资小机场、咖啡种植园和房地产。他们不是那种人格扭曲的暴徒：他们是要员、律师，是总统和部长的儿子。他们有私人军队，武装得比黑帮和政府加起来都好。

黑帮试图入侵他们的领地，但被他们俘虏并杀害。这跟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没差别：看谁武力更强。

小亚历克斯说，“至少纳尔科兰的人不会杀我们这样的人，也不勒索保护费。他们只想太太平平地做生意。”他认为他们比黑帮坏的程度轻。他们赚毒品贩卖和美国瘾君子的钱，黑帮却靠恐吓老百姓赚钱。小亚历克斯说，“你可能会批评毒品交易，但道德是洪都拉斯人负担不起的奢侈品”。

这能成为洪都拉斯问题的解决方案吗？就算只是一个样板？国家置身事外，反而是贩毒集团赶走了嗜血的黑帮？听着简直像反乌托邦电影里的情节。

2018年8月，爸爸迪亚兹来访。美国对洪都拉斯永久关闭了边境。他的儿子奥斯卡比预期更早被传唤到移民法庭。老迪亚兹比18个月前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更愁了。他又开始为全家寻找避难所。他想，能不能让路易斯来亚历克斯这儿？等米格尔和奥斯卡被美国驱逐后也能加入吗？他幸存的四个儿子是不是都可以来？

他觉得，说不好这是迪亚兹家一条暂时的活路，是悲剧中闪烁的微弱希望：

流亡到纳尔科兰。

---发自洪都拉斯

---原载于《亮点》周刊（Stern），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