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厨房里，大多数马克杯都没了把手。她常常忘记自己手上还拿着东西，接着杯子就掉了，摔坏了。想喝茶的时候，她会拿一个空杯摆在咖啡桌上。接着返回厨房，往保温瓶里倒上热水，把瓶子挂在助行器手柄上，然后再返回客厅。做完这些之后，她就连坐下来打开《无论好坏》[波兰主流电视频道TVP2播出的医疗题材连续剧。——译者注]（For Better and For Worse）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知道怎么回事。上一次我把水壶摔了。水已经凉了，但如果它是滚的，我就会烫伤自己。所以我现在不用水壶了。有时候我觉得一切都令人筋疲力尽，我坐下来读书，差不多只能读三行，眼皮就开始打架。”她身旁放着奥古斯丁的《忏悔录》（The Confession）和《星期天》[波兰和中欧地区最大的天主教周刊，1926年创刊。——译者注]杂志（Niedziela）。

达努塔（Danuta）75岁。她有一双纤瘦的手，指甲是半透明的，白发向上挽成一个芭蕾舞者髻。她太小只了，坐在桌子旁边，桌子突然就显得适合一个巨人。与她相比，周围的一切都是巨大的，除了一幅《最后的晚餐》图片，它过于迷你，以至于很难从众门徒中辨认出基督。在白墙的衬托下，公寓中的每一点色彩都跳了出来。达努塔的淡紫色毛衣突然变得很耀眼，阳台上剥落的油漆呈现出一种浓烈的蓝色，小天使雕像红绿相间的长袍也在争夺着注意力。这座雕像是邻居在美国的阿姨给的，邻居把它送给了达努塔。本着与接受衰老同样的精神，她接受了这个二手的礼物。

“你不能把自己变成受害者。向世界索求是没用的。”她说。她上一次自己离开这个房子是什么时候？五年前？即便在那时，她也已经无法确定当自己拖着脚步下楼时，楼梯和骨头，究竟哪个发出的吱嘎声更响。毕竟二者也差不多岁数了。

底楼的看门人以前会帮她保管助行器。它有个座椅，重37公斤。她会用双手抓住它，推着到最近的商店去。有时候，有人会问她是否需要帮助。但是话音未落，他们就已经加速走远了，这让她怎么开口接受帮助呢？从她位于助行器后方的角度看去，他们都是那样的。她会买好东西然后走回家。提着牛奶和杂货爬楼，对她来说无异于一个健康的人登顶卡斯普罗维峰[Kasprowy Wierch，海拔1987米，位于西塔特拉山脉，是波兰的滑雪胜地之一，也是波兰和斯洛伐克的界峰。——译者注]。达努塔家的墙上挂着一张褪色的海报，上面是白雪皑皑的山顶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峡湾。海报旁边是她祖母在喀尔巴阡山脉（Carpathians）旅行时，穿着胡图尔（Hutsul）民族服饰拍的照片。达努塔喜欢山，可她现在不再出门了。像她这样的人被称为“四楼的囚徒”。他们被困在没有电梯的公寓和房子里，从不向他人提起自己有任何权利，因为他们不认为自己拥有它们。和他们最熟的人是国家社工，社工会接到他们的电话：

“我再也没法出门去商店了。我住得太高，而下面太远了。”

达努塔也寻求了帮助。她告诉他们，自己患有子宫癌、骨质疏松，最近还被诊断出肌肉萎缩，她知道这个病将来只会越来越严重。接到电话后，社工来看她。拜访的目的很明确：制订一个看护计划，让她尽可能独立生活得久一点。会有一位护工每星期来看望达努塔三次，替她收信件、买东西、除尘、洗衣服，在必要的时候，给她洗头、喂饭、换衣服。护工的最初的几个任务之一是去诊所递交文件，证明她的状况。

诊所接待员：她得自己来。

护工：她无法离开家。

诊所接待员：那么让她的家人来。

护工：她没有家人。

诊所接待员（震惊地）：你说她没有家人是什么意思？！

“这真的那么奇怪吗？”达努塔立刻捍卫起自己独居的权利，并合理化自己的处境。“我没结婚，没有孩子，我的远房亲戚生活在波兰各地。全世界可不只有我是这样。”

她生于1944年，华沙起义的两年前。她老家的宅子没能幸免于难。直到20世纪70年代，她都和父母以及祖母住在华沙郊外。家里没有燃气，甚至连卫生间都没有。冷水是他们唯一的奢侈品。后来她父亲去世了，祖母需要更多照顾，因此她和母亲带着祖母住进了现在的公寓。

她曾在一家生产通信设备的工厂工作，后来在瓦梅尔电器厂（Wamel Electrical Application Factory），再后来在政府税务办公室和波兰储蓄银行（PKO）。她失去了很多：先是母亲和祖母，再是工作。后来，她的腿开始失去知觉。2000年前后，走路开始成了问题。自那以后事情就变得越来越糟。她本来等着进行髋骨手术，但最终骨科医生认为没必要了。现在，除了麻痹痛感，已经没什么其他能做的了。

她病了，而且孤身一人。她可以在阳台上呼吸新鲜空气，但指望不上任何人带她下四楼，去公园。为了一个进疗养院的名额，她等了两年，但轮到她时，健康状况已经不允许她去那儿，她放弃了这个名额。不久前，她的助行器在厨房里卡住了，她推了一次、两次，轮子突然不受控制地转了起来，车子向前滑去，她摔倒在地上。她爬到客厅，够着了电话，却没人可以求助，于是她花了两小时才把自己挪动到沙发上。

一个月前，她决定搬出这个囚室。她正在努力习惯这个想法，把它想成一个长假。当你要去一个地方待一两个月，你会打包一些东西，但不会带走全部。这次旅行有所不同。她会带走那个深色木饰面的五斗柜，还有旧椅子。吊灯就不要了。她不会再回来了。她在辅助生活社区申请了一个位置。

“每个人都会衰老，这不可避免，所以你得习惯它。我是个信徒，我知道生活不只是为了快乐，还有更多。所有这些其他的东西也是生而为人的一部分。”她说。

木制的楼梯和浅绿色的扶手。三楼挂着画有猫和番红花的油画，二楼的招贴上写着：“我们等待着自由”。达努塔最后一次离开家时，或许会注意到它。

华沙正在变老：每10个常住人口中就有一个超过70岁。有18家社会福利中心为老人们提供服务。当人们不再能够独立生活时，有14家辅助生活社区可供申请（其中7家面向患有慢性疾病的老人）。

2017年8月末，华沙的援助与社会项目（Assistance and Social Projects）办公室的一个为期两年的项目“扶养”（Z@opiekowani）完成了招募。这个项目为那些从未享受过看护服务的老人提供帮助，包括远程看护服务。他们每人都收到了一个能够检测体温、心率，甚至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发出警报的装置，只需要按一下按钮，救援就在路上了。这个项目将花费977,000兹罗提（约合170万人民币）。

在波兹南（Poznan），已有超过250位老人受益于远程看护，而这项服务的目标是覆盖550位独居的患病人士。“扶养”项目只能惠及40位老人，而在华沙，7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23万。

伊雷娜（Irena）从事社会服务工作已有二十一年（她要求不透露她的真名）。她把我介绍给了艾丽西亚（Alicia），一位在公寓楼二楼住了五十九年的老人。今年（2018），艾丽西亚将与1918年重新赢得独立的波兰一起，庆祝百岁生日。

艾丽西亚戴着银质耳环和宝石戒指，脖子上系着的丝巾有着夏天的青草色。她坐在桌边，高贵得像一位女皇。

“我不出门又怎么样？成千上万的人都不出门。我的邻居已经过世了，但他们之前也不出门，他们比我还年轻呢。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不记得了。六年前，护工试着带我下楼，但没成功，她又把我拽回去了。所以我就这么待着了。在此期间，我中风了两次：一次轻度的，一次重度的。急救员把我送去了医院，我本来也可以住得久一些，但说实话，我想尽快回家。我整天都在做什么？4点半起床，洗漱，铺床，祈祷，做填字游戏，读《评论》[每周出版的左翼新闻评论杂志，创刊于1990年。——译者注]（Przegl.d）、《广场》[左翼评论周报，创刊于1990年，在芝加哥、多伦多和纽约也有发行。——译者注]（Angora）和《新闻周刊》[自由派新闻杂志，创刊于2001年。——译者注]（Newsweek）。我的护工巴西娅（Basia）小姐会过来。除此之外，我就看着窗外。窗外有网球场和公园。椴树和茉莉开花时，我能从这儿闻到。以前外面还有野兔，树上还有黑松鸡，现在都没有了。有时候我会站起来，走到楼梯井，去看另一扇窗。鸟儿从我面前飞过，山雀，有时是啄木鸟。我把葵花籽扔给它们。我儿媳会过来，或者儿子会来电话。”

“她的处境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她有家人。”伊雷娜悄悄对我说。

梳妆台上有几张带相框的照片，母亲的，留着小胡子的父亲的，儿子的，儿媳的。正中是唯一一张彩色的：她孙子的婚礼。

“我孙子已经是个大人了。婚礼我没去，但他女儿很快就要出生了。他在华沙城外有房子，所以不怎么进城。我当然想去看看他们的房子，我只见过照片。我不能要求他们来接我。是的，他们有车，实际上有两辆。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我可能想去做客。巴西娅小姐总是唠叨我：‘你应该下命令，提要求。你孙子是个大个子，他可以抱你下去。’但我怎么能要求别人抱我出去？！这像什么样子，这是强人所难！”艾丽西亚争辩道。

“我当然会和家人一起过节。我们23号庆祝圣诞前夜，提前一天过复活节。你问为什么、是什么意思？因为第二天他们有自己的计划啊！”对此，伊雷娜表示无奈。“我是可以住在儿子那里，但太尴尬了。前阵子我得了严重腹泻，我得洗澡，自己清理干净。我宁愿在这儿，在他们的房子里我会是个外人。但愿我能平静地死去，不打扰任何人……明知成了多余的人却还在这儿，这感觉太糟了。你永远无法知道躺下之后还能不能再起来，那是我最担心的。我有血栓，随时都可能，好吧……”

我们说了再见。

“看到了吧，她是如何认命的？”伊雷娜在楼梯井跟我说。“这很典型。老人们认为一切就该是这样。话说回来，她的问题能跟谁说呢？听的人又能做什么？她会把这间公寓留给孙子，他应该来照顾她、带她出门，或者应该帮她换到底楼，这样她就能自己出去。她只考虑她的孙子，从不考虑自己。相信我吧，没人关心老人。”

我们坐在公园的长凳上，这儿每个6月都能闻到茉莉花香。伊雷娜向我抱怨那些为社会福利办公室照看老人的私人企业。除了要求（护工）接受过小学教育，他们对这些提供看护服务的企业，并没有明确的资质限定。企业参加竞标时，最重要的评判标准是预算。社会福利事业机构为每小时的看护工作支付18个兹罗提，其中三分之二进了公司口袋。一年前，援助与社会项目办公室的主管托马斯·帕克特瓦（Tomasz Pactwa）在接受《选举报》[1989年创刊，总部位于华沙，是东欧剧变后波兰第一家完全独立的报纸。——译者注]（Gazeta Wyborcza）采访时公开承认，“看护服务是整个社会福利系统中最薄弱的环节”。2017年5月，市政府设立了社会服务中心“社会华沙”（Spo.eczna Warszawa）来制定有关老人看护工作的统一标准，并监督它们的实施。这些标准会在2018年2月开始施行。从那以后，每位护工都必须参加由该中心组织的专业辅助培训课程，并遵守它制定的伦理守则，以礼貌、尊重的态度对待老人。这样他们才能拿到工作合同。

“我们常常与护工产生不愉快，”伊雷娜解释说，“比如，我知道某位护工8点到10点应该在一位老太太家里。我9点过去，她却不在。老太太说，‘她来过了。一切都好。’我再去下一家，还是一样的情况，‘她来过了，带来了食物和杂货，那就够了’。再下一家，‘她已经走了’。老人们包庇她们，因为害怕。毕竟护工往往是唯一会去看他们的人。当然，也有具备奉献精神的、可靠的护工，但那是例外。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多数是偶然入行的。他们在生活中有自己的麻烦。有时候我问，‘你接受过培训吗？’答案总是相同的，‘不，没有’。家庭、劳动与社会政策部需要了解，护工是老人看护服务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些人必须是有资质的、得到足够报酬的人。我们的社会福利中心已经存在二十七年了，这么久以来，没人有兴趣了解这些服务究竟运转得如何。远程看护会是解决方案吗？任何紧急按钮都无法取代一个合格的、积极响应的护工和行之有效的医疗。我们真的负担不起我们那些最年长的居民吗？他们正在四壁之中死去。”

在援助与社会项目办公室，我浏览了几期《老年之声》（Seniors’Voice）。它由一项致力于“老年人社会参与”（2014—2020）的政府项目出资，旨在通过促进社会参与和体育锻炼来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这就是《老年之声》所做的：鼓励他们去过充实的生活。一些常设专栏包括“时尚老人”和“老年园艺”，也有一些关于如何保持健康的知识，这样你的孙子辈有一天就能宣布，“我的祖父母度过了积极、长寿的一生”。我读了一篇对DJ Wika的采访，她1938年出生，本名弗吉尼亚·施密特（Wirginia Szmyt），是波兰最早的DJ和活跃老年生活的榜样。当被问及如何才能不陷入抑郁时，她说，保持活跃是最重要的事，“有些时候，我会不想做任何事，更乐意待在家里，但我也清楚，只要我连着在家待上两三天，我就会永远不出家门了。因此我强迫自己活跃起来，离开家——我进城，去看电影，去老年人俱乐部。”

劳动和社会研究协会（一家公营研究机构）2012年的一份关于波兰老年人的报告指出，将对衰老的积极态度与身体的健康状态联系起来，可能会忽视那些有疾病、无法独立生活的老人群体：“专注于让人如何在衰老的过程中保持活跃……会制造出虚假或过于乐观的老龄化模型。不被疾病困扰，根本上与中年阶段保持活跃没有差别，这对许多老人来说是无法实现的。”《老年之声》没有触及那些被困在四楼的人。

过去的十三年来，乔安娜·米埃扎莱克（Joanna Mielczarek）一直在研究老龄化。每周五，她义务去看望90岁的老人玛丽（Marie），陪伴她，她还运营着“助人小兄弟”机构（Little Brothers of Those in Need，活跃于华沙、卢布林和波兹南）。2013年，他们为老人们开设了一条电话求助专线，一周运行12个小时。电话整天响个不停，在办公室空无一人的夜间也是如此。老人们的留言会在早上回放。他们很孤独，想要朋友，想要有人一起去散步。机构会派志愿协调员向老人提问，问他们如何看待志愿者们。但是他们也会问志愿者（每周约有20个志愿者在这里工作），怎么看待这些老人。

“很多人回答时都描绘了一种盛行的、波兰式的刻板形象：一位友善温暖的老太太，坐在扶手椅上，穿着拖鞋，身旁依偎着猫。然而你面对的是一个真实的人，有血有肉，经历过不错的时候，也有过糟糕的日子。”乔安娜说。这个机构想要在老人和志愿者之间触发真正的联结，一种可以维持多年的关系。

就像她和玛丽的关系。玛丽住在六楼，楼里有电梯，但它会停在底层上面一个垫高了的平台上。在乔安娜的帮助下，她可以四处转转，但她的视力仍然是个问题。此前，她曾一点一点地失去视力，现在已经完全失明了。乔安娜训练她，在电梯里该按哪个按钮，扶手在哪里，台阶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以及如何走到商店，但是玛丽似乎无法克服走楼梯的障碍。它们折磨着她。她总担心有人走在后面，而自己挡了他们的路，哪怕她无法确定是否真有人在那儿。她宁愿完全不出去，因为出去就会让邻居们心烦。她等着周五，等乔安娜来。

她夸大了自己关于邻居的担忧吗？有些受“助人小兄弟”照料的老人，住在华沙郊区没有电梯的五层楼房里。楼梯已经磨损到让人打滑的危险程度，但还是有人会设法下楼——尽管很困难。

几年前，“助人小兄弟”开始征求邻居的意见，问他们是否同意在楼层之间的平台上摆放椅子，这样老人们就能坐一下，喘口气再继续往下走。他们争取到了半数居民楼住户的同意。

邻居会说：“我们不需要椅子。”

志愿者回答：“贝娅塔（Beata）女士已经在这儿住了六十年了。”

邻居：“所以呢？她的护工负责采购。她不需要出去。”

志愿者：“放几把椅子又有什么坏处？”

邻居：“不美观。”

或者是：“这样人们就会知道有病人住在这里了。”

或者有时是：“有人会偷走它们的。”

因此玛丽只能等乔安娜来。

“这不仅仅是买土豆的事，”乔安娜解释说，“由护工做这事也毫无困难。但是买土豆事关尊严。我会抽空和玛丽一起去商店，我们查看所有的商品。她用手掂一掂西红柿的分量，摸一摸所有苹果，再自己决定买什么。”

然后她们会一起喝茶、读信、做下周的计划。乔安娜总是回到同样的问题：在给玛丽念完护工职责之后，她问，本周所有该完成的事情是否都完成了。玛丽总是惊讶于还有多少没完成的。

“玛丽的护工不熨衣服因为她不喜欢。她不给蔬菜去皮因为她不想。她不做饭因为她不会。如果知道我要来，她就会替玛丽预约医生，也会用吸尘器清洁地板。”乔安娜说。“我们注意到，如果护工知道有志愿者——一个关心他们，并能提醒他们行使自己权利的人——去看望这位老人，他们就会更好地履行职责。我一直让玛丽去问她的护工，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干她该干的活。但玛丽担心惹恼她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这位护工告诉过玛丽，在一位老人试图投诉她之后，她就再也不去她家了。”

四楼综合征侵袭的不只是华沙的老人。社会工作者表示，小城市也是如此，尤其是那些在共产主义时代完成工业化之后，农村人口迁移至城市中心的地方。快速建成的住宅区中，人们在狭小的一居室或两居室里安家。现在，这些人年过七旬了。孩子们搬了出去，这里只剩下他们自己。华沙国际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Molecular and Cell Biology）2012年的一份报告指出，有三分之一的老人抱怨，建筑方面存在的障碍让离开家变得麻烦。最普遍的障碍是没有电梯。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也不想搬家。专家总结道，“波兰老人的看法仍然深受那条古老谚语的影响，‘老树不挪窝’”。

在华沙的布拉格（Praga）区，有一个被称为“无家可归的爱人”（Homeless Lovers）的住宅区。1956年，以建成一个开发区为目标，首都14家工厂（华沙摩托车厂［Warsaw Motorcycle Factory］、华沙汽车厂［Warsaw Auto Factory］和罗莎·卢森堡电灯制造厂［Rosa Luxembourg Electric Lamp Manufacturing Plant］都在其中）的工人共同成立了波兰最大的住房供给合作社。那时，面向年轻人的宣传语（Sztandar M.odych）这样写道：“每一个诚实、善良的人都会被‘给所爱之人一个家’的想法所感动，需要一个属于孩子的角落、一个为父母遮风挡雨的坚实的屋檐。”合作社的文件显示，有四分之一的职工没有体面的住房。“无家可归的爱人”这个名字被认为不够庄重，因此“青年开发区”（The Young People’s Development）取而代之。共28栋住宅（9栋是五层的，其余的是三层）安置了当时的年轻人，他们大多数还没有孩子，或者孩子还很小，就跟院子里刚种下的幼苗一般大。

树长高了，爱人们老了，腰弯背驼。现在这里五分之一的居民超过80岁，包括斯特芬·切哈诺维奇（Stefan Ciechanowicz），这个住宅开发区的建筑设计师之一，他仍住在那里。

“我们的出发点不仅仅是设计公寓，而是设计一种生活。你搬进来，住在这儿，直到死亡来临。”他解释说。

他说，在最初的方案里，开发区会有一个诊所，周围是老人友好型住宅。

“想法很简单：配备了特殊设施的房间，老人们从他们的公寓里搬出去之后，可以搬进这里。他们可以留在熟悉的地方生活，同时有护士和医生照顾。你还能要求更多吗？”斯特芬问。这个计划从未实现。合作社的管理者换人了，年轻人对此不感兴趣。他们想不到自己也会变老。

电梯的问题，不如说电梯缺乏的问题，是当下吵得热闹的“爱人口角”的根源。三层的楼房装不了电梯，但五层的可以。行政部门进行了调查：装一部电梯需要花费30万兹罗提，这意味着每户居民每月将额外支出15兹罗提。可是住在三层楼里的人反对为高楼住户的奢侈享受付费。64位居民向开发区的行政部门提交了一份声明，表示“我不同意动用装修基金，这是全员基金，电梯却只在某几栋高楼里……”所以这个想法就暂时搁置了。

在开发区，关于电梯项目的谣言传开了。

一位身穿白色无袖上衣、50岁左右、住在三层的住宅楼里的女士说：“是谁告诉你这险恶的谣言的？你觉得我不想让四楼的邻居用上电梯？胡说八道！”她愤怒地说。“行政部门承诺给老住户装电梯，是为了确保代表大会选举的选票。但结果是，没人提前确认这是否可行。他们让这件事走上歪路。”

一位83岁、推着滚轮式购物车的女士说：“我在这儿住了五十七年。选房子的时候我很明智地选了底楼。当时我怀孕了，很快就要生。如果有人是后来才买的房子，或者是从他们的祖母那里继承的，为什么我要为他们的电梯付钱？”

一位牵着腊肠犬的七旬老人说，没错，他曾摔断了腿，有超过一年的时间都得一瘸一拐地爬上三楼，但他还是开着玩笑说：“总的来说，这样或那样我都不在乎，我已经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混蛋了……”

一对年轻夫妇从他们雅致的宝马车里下来，车的保险杠上贴着二战时期波兰地下抵抗组织的锚状标志，上面写着“我们铭记”。她说：“是的，没错。居民们在代表大会上没同意装电梯，因为花费太大。多大？我不知道。”

“那么这些老人出不了门要怎么办？”我问。

“在这片住宅区里，我还没听说任何人仅仅因为没有电梯就出不了门。我觉得这里没人遇到这个难题。”

有。

薇罗尼卡（Weronika）是第一批发起争取电梯运动的人之一，她在三楼有间工作室。首先，她向邻居们征集医生的证明文件，把它们整理起来，装到一个很厚的信封里，带去行政部门，自己保留了复印件。其中一张写着：“玛丽安娜（Marianna），1912年生：严重的关节疾病，无法独立行动”。另一个：“罗穆亚尔德（Romuald），1935年生：严重行走困难……”另一个：“博泽纳（Bozena），1935年生：类风湿关节炎，平衡、视力、行走困难……”每个后面都加了备注：“不能出门”。有些写着：“需要电梯”。

薇罗尼卡的公寓满是盆栽植物、装饰性的盘子和小雕塑。她翻新过的浴室是粉色的，极其洁净，没有一丝灰尘。桌上的书是《健康的关节，更好的人生》（Healthy Joints， For A Better Life）。

“我还记得搬进这间公寓的第一天。我们有一只凳子，一台小小的捷克产电视机以及一个折叠沙发。我和丈夫坐在沙发上，哭了半小时，我们太高兴了。那时我会想到有一天自己变老了，连出门都困难吗？”薇罗尼卡一边说着，一边抹了抹眼泪。她很快恢复了平静，扬起脸来坚定地说：“我以前打排球、跳舞，所有男孩都追求我。我现在77岁，体型保持得很不错，仍然有点活力。楼上的索西娅（Zosia）看到我，便会拥抱我并问起电梯的事。但我能做的很少。”她又开始哭了，但只哭了一小会儿。“我们现在去索西娅那里吧，”她宣布，“你会看到的。”

四楼。两位老人，索西娅和罗穆亚尔德。罗穆亚尔德已经四年没出门了。“他跌倒了，浑身都是瘀伤。他太想出门了。我有一个助行器，但那有什么用？我再也没法带他出去了。”索西娅的声音在颤抖。“我们以前住在工人宿舍里，9平方米大的地方住了四个人。当时我们会接受任何房子，但现在……”她向我展示她女儿们的照片，挂在小侧室的墙上。“这是我的孩子们。多么可爱的女孩啊，永远在笑。上帝把她们带走了，一个接着一个。现在我丈夫也病了。”索西娅哭了起来。

薇罗尼卡也在哭，她对我耳语：“你看，她竭尽所能在做能做的事。屋子收拾得那么干净！她重物搬得太多了，得了子宫脱垂，他们想让她住院，可是没有她，罗穆亚尔德活不下去。”

“医生说做手术已经太迟了，我都88岁了。我得休息。我要去商店时，就跟丈夫说，‘别离开椅子。如果你乖乖的，我就奖励你咖啡或巧克力’。”

我们往下走了一层。一位眼神疲惫的82岁女士开了门。“给我们看看你的手。”薇罗尼卡说。她拿着一颗土豆，手扭曲粗糙得像是老树的树根。“我有类风湿关节炎和脊柱骨折。”她解释说。

薇罗尼卡继续下楼。到了二楼。

“生活在没有电梯的楼里就是这样。”她说。

一个光线昏暗的房间，三位老人坐在电视机前。坐在扶手椅上的是玛丽亚（Maria，105岁），沙发上是女儿哈莉娜（Halina）和丈夫塔德乌什（Tadeusz）（都已年过70）。

塔德乌什：“悲惨的生活。这房子成了间老人院。”

哈莉娜：“妈妈会用助行器去洗手间，然后回来，没别的了。五年前她还能和我们一起待在园子里。但后来她跌倒了，髋骨做了一次手术。从那以后她就不出去了。我已经数不清她说了多少遍：‘我真想能和你一起去药店啊……’。”

塔德乌什：“年轻的时候，是我们建造了窗外的这条道路。然而现在我们已经是古老的历史了。”

我们又下了一层。

“住在7号房的女人不会应门的，她刚又做了背部手术。”薇罗尼卡说着，按下旁边一户的门铃。很长时间都没人答应。最终，一位老太太开了门。她抚平裙子、整理衬衣的样子，看起来局促不安。对她来说，站直都有难度。

“我走动起来很困难。”她抱歉地说。

薇罗尼卡表示我们该走了：“看着我们你会想哭，是不是？比如我，我有坐骨神经痛和腰椎间盘突出。医生说我不能提超过2公斤的东西。我带着滚轮式推车去购物，再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拖着它上楼。走到门口时我已经浑身是汗。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可悲。”

但事情本不必如此。华沙有这样一间公寓，老人在这里可以生活得很好。它在一栋有电梯的楼房的五楼，带一个私人的封闭式花园，花园里有修剪整齐的草坪和几丛绣球花。建筑师夫妇扬（Jan）和阿格涅斯卡·切西拉（Agnieszka Cie.la）为年长的父母买下并装修了这个地方，他们喜欢海。公寓漆成了蓝色和白色，墙上挂着他们在海滨度假的照片。不过目前他们的父母一切都好，还没想要搬进来住。

“我们犯了营销错误，告诉他们这是为他们老了之后准备的。”扬·切西拉俏皮地说。所以公寓暂时空置着。不过你可以预约参观：

首先是扶手轮椅（建筑师夫妇称它为“世界指挥中心”）。只要用脚踢一下，它就会启动。或者按下按钮，它会像阳光下的沙滩椅一样降下椅背。

沙发。通常年轻人是坐上去，老人则会陷进去。但这张沙发不会在他们身下塌掉，因此坐下时感觉很不一样，人很容易再站起来。

浴室。没有浴缸，门口也没有台阶，只有一个花洒和装在花洒下方墙上的椅子。浴帘有一定的重量，不会贴在被淋湿的皮肤上，而且有地暖和快干功能，防止打滑跌倒。万一一条腿不听使唤了，浴帘还可以起到类似汽车ABS系统的作用，你抓住它时挂钩会一个个地脱落，减缓人倒地的速度。

马桶。跟扶手椅一样舒服，除了无法后仰。扶手上有按钮，先冲水，然后开始温水清洗，最后是烘干，也能除臭。

厨房。需要的话，操作台可以降低，按一下按钮橱柜就打开了。

门厅。足够大，即便坐着轮椅也有足够的空间迎接客人。

前门。摄像头和显示屏取代了猫眼。

卧室。有体温调节床垫，有自带手机无线充电器的床头柜，还有天亮时会自动升起的百叶窗。照明设备根据一天的时间自动调整亮度：夜晚到来时亮起，睡觉时间则变暗。

有开发商来参观这间公寓，也有退休人员和社工。他们看看、摸摸，然后问：“可是这要花多少钱？”坐在上面就能掌控世界的扶手椅：8900兹罗提。床和床垫：7600。淋浴椅：4000。

“你不需要一次性引进所有改良设施。但我们想表明，最健康的变老方式是独立生活得尽可能久一些。”扬·切西拉解释说。

“在这样的公寓里，这是有可能的。看起来太昂贵了？可华沙的退休之家每月也要花费约5000兹罗提。”

他补充说，65岁之后被迫搬家，对人可能会是一个打击。这就是为什么他所说的“老年公寓样板房”的目标客户，是那些比较年轻的老人，或者那些已经意识到晚年转眼就会到的人们。

“应该设计这样的公寓，让我们尽可能长久地独立生活，也能让我们的尊严免受威胁。一旦我们开始依赖他人的照顾，情况就会急转直下。当然，我们还是必须帮助已经陷入困境的人，比如那些四楼的囚徒。”切西拉说。

86岁的哈莉娜（Halina，与上文的哈莉娜并非同一人），从未听说过老年公寓样板房。她半辈子都在华沙理工大学（Warsaw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图书馆工作，退休后仍常常和以前的同事见面。但是近两年，他们无法来拜访她了，因为她住得太高了，在四楼。因此哈莉娜转而与丈夫争吵，尽管他二十八年前就去世了。

“当我们拿到这套房子时，我问他，‘约泽克（Józek），我们老了怎么办？’他说，‘你担心什么？我们快退休的时候，就搬家。’但他死了，我的痛苦再也不关他的事了。有时候我看着他的照片，想象自己对他说话：‘你倒是安静地躺着了，而我却挣扎着想出去！’”她说得很小声，但怒气腾腾。“华沙起义之后，这座城市成了座巨大的坟墓，只留下一些断壁残垣。人们跑到街上痛哭，住在只有水和一点点光线的地下室里。而这里，有燃气、中央供暖和浴室。真是难以置信。”

她的手发抖，来回走动对她来说很困难，但她在桌上铺了红白相间图案的餐巾，放上盘子，整了整眼镜。她非常仔细地摆好蛋糕，说：“小小甜品叉，迷你茶匙。”听着她说话，我突然间对温柔的小词充满渴求。我想用小小衣领和迷你纽扣来描绘她的白色毛衣。

丈夫去世后，她决定认真为自己的晚年做准备，就像“老年公寓样板房”的打造者们建议的那样。她换掉了陶器（改用一些更易清洁的器皿）、窗户（装上了塑料的，这样更容易打开）和浴缸（换成了矮一点的）。

“没想到我的背会疼得那么厉害……”她哭着说。然后她努力讲了个笑话：“二战结束后，我因为没有澡盆而无法洗澡。现在我有浴缸，但我还是不能洗澡，因为我进不去。”她很乐意进一步装修，但装修期间她没地方可住。

“为什么你不找一间底楼的房子？”我问。

哈莉娜沉默了很久。

“我没想到丈夫去世后，我还会活这么久。我当时太伤心了，觉得自己还不如跟他走了。但我没有，现在就没那么容易了。我能去问谁换房子呢？没人想住在四楼。”她说。

她拿出记录了自己问诊的笔记本。每月有六到七次。她把它们都写下来了，每个月写在单独的一页上。她做了手部手术和乳腺切除手术，被背疼折磨。过去五年里，她一直通过阻塞神经的疗法来暂时减轻痛苦。

谈起自己无法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而出租车的花费又无比高昂时，她开始哭泣。但她立刻表示了歉意。

“即便最严重的疾病也无法和战争时期的苦难相比。”她说。她有过八个兄弟，三个姐妹。现在他们都不在了。她是最小的。“如果一切都没什么问题，你也感觉良好，你会想要活上一千年。几乎只有当一切都变得糟糕，一个人才会不想活。”

以下是2017年9月“华沙老年时光”（Warsaw’s Senior Days，为期10天，在华沙将近150个地点举办了超过360场活动）的活动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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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志愿者比他们的服务对象还老。”“助人小兄弟”的乔安娜·米埃扎莱克说。“有活力的、健康的老人们在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同伴，因为对于孤独和丧失意义感带给老年人的影响，他们有切身的体会。许多老人都处于抑郁状态，但永远不会去看心理医生。”

根据波兰中央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有646名70岁及以上的老人自杀。

---发自波兰

---原载于《写作，观点杂志》（Pismo. Magazyn opinii），波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