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PM390047，一名葬身地中海的难民

明黄色的诺基亚手机，颜色亮得几乎发光，它的外壳已经损坏，电池上的黑漆已经剥落，SIM卡边缘已然生锈，但键盘仍旧完整，品牌标志也清晰可辨。这是一款简单的型号，可以打电话、发短信，和人保持联系。现在它碎成了三段，被封在密封袋里，和它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小小的塑料袋，原本是用来防止某人的全部财物在横渡时被海水腐蚀的，如今袋子表面因氧化形成的橘色斑点而变硬。

这些就是一位遇难者的所有遗物了。现在它们有了一个统一的编号“PM390047”——“PM”代表“post mortem”（死后）——这个编号用黑色的记号笔写在密封袋上，也写在了存放密封袋的盒子上。在意大利米兰大学病理系的地下室中，每例案件被装进鞋盒大小的盒子，塞在拉巴诺夫（Labanof）[机构名称缩写，全称为“Laboratorio Antropologia e Odontologia Forense”。]法医机构太平间的架子上。小小的太平间里，100多个盒子一个叠一个地堆满了这个和天花板齐高的架子。编号PM390052：两张面值10第纳尔（dinar，利比亚货币单位）的利比亚纸币，一张SIM卡，一个Votrex 50（一种在北非售卖的止痛药）的空盒，以及一张作业本上撕下的方形纸片，上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PM390016：两枚小小的护身符，装有离开家乡前带上的一小撮土；塞在美国传奇牌（American Legend）香烟盒里的一张撕下来的红色硬纸板，上面用蓝色墨水写着五个电话号码，号码最后的几个数字“7”被反复描摹，以防认错。PM390010：两张20欧元纸币。PM390037：一把牙刷。PM390017：一条黑色的橡胶手环。

这些盒子中也装有属于死者的其他物品：骨骼样本，一份颌骨的倒模，或许还有一颗牙齿、一些头发。每个细节都是对明黄色诺基亚机主PM390047的一个珍贵注解，表明其性别、年龄或族裔。但这些仍不能回答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谁是PM390047？这个问题只能留待他们的亲属联系拉巴诺夫机构时回答一二：关于他们曾受过的骨伤，曾有过的文身，体格如何，笑起来是什么样子，头发如何或是鞋码多少。那些盒子堆满了地下室红墙前的一排排架子，而目前，关于PM390047，以及其他盒子的主人，除了他们共同逝去的日子——2015年4月18日，我们一无所知。

2015年4月18日是一个星期六。黎明时分，PM390047在塞卜拉泰（Sabratha）8公里之外的利比亚海岸登船。那是一只老旧的渔船，长21米，已经不适于经受海上的风浪了，早该被报废处理。这种船是“蛇头”们的最爱，多付给船主一点儿钱，就能做成一笔单程航向意大利海岸的偷渡生意。这次的赚头应是比平日更多，因为拖网渔船的容积更大，能载上更多的乘客。

PM390047是和许许多多的人一起乘橡皮艇抵达这艘挤得满满当当的小船的。橡皮艇来回摆渡了好几趟，才终于把800名乘客运上了这艘原本最大载客量只有30人的小渔船。要想在甲板上占个位子得花上800美元，挤在内舱则要300美元。这趟偷渡之行能为蛇头带来25到50万美元的收入，只消扣除购买船只的钱，剩下的就全进他们的腰包。27岁的突尼斯人穆罕默德·阿里·马列克（Mohamed Ali Malek）被雇来掌舵，他的副手是25岁的叙利亚人马哈茂德·比基特（Mahmud Bikhit）。蛇头给了这两人一部卫星电话，以及意大利海上救援的电话号码。

PM390047可能买了一张“甲板票”，毕竟那里更安全，也没那么挤。他们把诺基亚手机装在小小的塑料袋里，塞在衣服口袋中（后来，手机就是在口袋中被发现的）。

2015年4月18日，19时35分，罗马的海上救援协调中心接到了第一通求救电话。拖网渔船被人发现于利比亚救援区域中——在海事用语中，他们称之为“SAR（搜索和救援，search and rescue）区域”。根据国际海事法规定，在紧急情况下，距离最近的船只应予以救援。当夜，最近的船是插着葡萄牙国旗的“国王雅各布”号（King Jacob），一艘150米长的货船。21时，菲律宾籍船长阿卜杜拉·安布鲁阿希·安杰利斯（Abdullah Ambrousi Angeles）接到意大利当局的卫星电话指示，便更改航道向渔船驶去，与此同时，另一艘意大利军舰“格雷戈雷蒂”号（Gregoretti）也出发巡逻。

据“国王雅各布”号的船长对意大利调查人员所做的陈述，两个小时后，“海上能见度几乎为零，雷达显示六海里外有一艘小型船只，极有可能是一艘拖网渔船”。“国王雅各布号”便向着雷达图上闪烁的光点驶去。“在距离拖网渔船约三海里远的地方，”阿卜杜拉·安布鲁阿希·安杰利斯解释道，“我们看见海中间有一个微弱的光点。我下令打开货船右舷的远光灯，但仍然无法定位光的来源。驶到离雷达显示位置约一海里远的地方，我才发现原来光源来自一艘挤满了人的小船，所以决定更改航向，以避免两船相撞。”8分钟内，他调整了四次方向，但每次调整后，拖网渔船都会随之转头，继续驶向“国王雅各布”号。23时20分，他下令停止货船发动机运行，并召集所有船员来到甲板上准备实施救援。就在那时，离他们只有几百米远的拖网渔船突然左转加速，直直地撞上了“国王雅各布”号。撞击后果惨烈，21米长的小船自然不是大货船的对手，巨大的冲击力加之船上乘客的拥挤攒动，使得渔船高高抬起，继而向右侧翻倒，不出5分钟便沉没了。

船上的800名乘客之中，仅28人得救，其中包括穆罕默德·阿里·马列克和马哈茂德·比基特。PM390047和他的黄色诺基亚手机则被地中海吞噬。

卡塔尼亚市（Catania）法院是一座宏伟壮观的建筑，矗立在这座位于西西里岛东海岸的城市中心，法院的内部楼梯结构错综复杂，走廊两侧排列着塞满文档的书柜和一间间办公室。安德里亚·博诺莫（Andrea Bonomo）的办公室就在法院翼楼的国家检察官专属区域内，门口由一名警察把守。在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位副检察官负责的都是反黑手党案件，其他时间则是人口私运案件。当有偷渡船在海上被拦截，有乘客在他的辖区内登陆时，他的工作就是找出对该案件负责的人，讯问2015年4月18日的那些海难幸存者自然也是他的工作。

而这一次，调查工作很简单，在卡塔尼亚港口接受讯问的28名幸存者中，有26名作证说撞击发生时掌舵的正是船长穆罕默德·阿里·马列克，马哈茂德·比基特在旁协助。目击者大都买的是甲板票，离驾驶舱较近。而那些在内舱中渡海的人已无法发声，渔船倾覆时，他们连逃出舱的机会都没有。船难发生三天后，穆罕默德·阿里·马列克以过失杀人、非故意船舶失事及非法监禁等多项罪名被提起公诉，马哈茂德·比基特则被诉协助非法移民。

我与安德里亚·博诺莫的第一次见面是在2016年7月，当时他正准备为穆罕默德·阿里·马列克和马哈茂德·比基特分别提请十八年和十年的有期徒刑。2016年12月13日，两人分别被判处十八年和五年有期徒刑。那他们到底是不是人贩子呢？在卡塔尼亚法院大楼的办公室里，安德里亚·博诺莫叹了口气。就意大利法律而言，答案是肯定的。人口私运船只的掌舵者被视为人口私运犯，并被依法判决。但现实通常要复杂得多。“一般而言，船长多是和乘客一样的偷渡者，只是付不起偷渡的票钱，所以他们会以掌舵来换取船上的一席之地。”而这也正是穆罕默德·阿里·马列克和马哈茂德·比基特在审判中用于辩护的说辞。目击者们则表示两人可在船上随意活动，下达命令。哈桑·卡桑（Hasan Kasan）是一名来自孟加拉的幸存者，他解释说船长配备了一部卫星电话，“用于与利比亚方面的人保持联系”，并且还有手枪和棍子，“来维持船上秩序，确保每个人都坐好了，有时他还会用武器威胁乘客。”

安德里亚·博诺莫知道，这两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是这笔人口贩运交易的获利者，但在没有更适合的起诉对象的情况下，只能起诉他们。“我们经常能查到指向蛇头身份的证据，”他解释道，“录像、电话录音、手机号码之类的。这行里除了利比亚人，还有不少其他国家的人，尤其是厄立特里亚人（Eritrean）。”在此次渔船海难事件中，熟悉的犯罪者姓名再次出现。据幸存者所言，他们在前往海滩登船前，曾被关在加斯尔加拉布里（Gasr Garabulli）、祖瓦拉（Zouara）和塔朱拉（Tadjourah）等城镇附近的农场里长达数小时，甚至数月，受到武装男子的监禁和殴打。对于这样的故事，安德里亚·博诺莫再熟悉不过了。“但你让我联系利比亚的谁呢？利比亚哪有有效的政府或司法系统？我该和谁合作才能展开调查或是申请引渡？”不管是他还是我都无法回答这些问题。而问题就在那儿，高悬在令人窒息的夏日热气之中。

船难发生后的第二天，2015年4月19日星期日，时任意大利总理的马泰奥·伦齐（Matteo Renzi）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并呼吁就此次事件召开一次欧盟特别峰会。在那个春天，经由地中海进入欧洲的难民总数并未下降。通常而言，春季地中海的海况不佳，船舶会因此减少出航，但2015年的情形并非如此。根据国际移民组织（IOM）的统计，2015年3月，经由地中海进入欧洲的非法移民人数达8,866人，而在4月，该数字翻了三倍，达到了27,936人。由意大利全额出资并领导的海上搜救行动“我们的海洋”（Mare Nostrum）于2015年初宣告结束，之后便被由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局（Frontex）[“欧盟外部边境管理局”于2016年10月更名为“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局”，英文名称“Frontex”保持不变，并继续协调申根区（指履行1985年卢森堡申根镇《申根协议》26个欧洲签约国组成的区域）欧盟成员国的边境和海防管理。]主导的“海神”（Triton）行动所取代。但后者的预算（每个月900万欧元）仅为前者的1/3，巡逻范围也远不及前者，它更多的是一种监视行动而非救援。相应地，非法移民的死亡率也急速攀升。仅2015年4月，IOM统计的失踪移民人数便达1,222人。希腊和意大利再次敲响警钟。这两个国家本是欧洲在地中海的“门户”，如今却成了有来无去的死胡同。根据《都柏林公约》[根据《都柏林第三公约》，申请者的避难申请必须由其第一次提交指纹登记的签约国受理。]，避难申请必须由申请者登记入境的第一个签约国受理。这条规定成了其他成员国的绝佳托词，用以指责希腊和意大利未能履行协定，任由新的移民不经登记就非法入境欧盟。

令PM390047葬身大海的那场船难发生几周之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联合国难民署（UNHCR）每年发布全球流离失所者的人口数据。]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ierrez）发声提醒欧盟，已有390万叙利亚难民逃离故乡。当时欧盟各国内政部长曾提及设置难民接收中心一事，只是并非在自家国土上，而是设置在如尼日尔、埃及、土耳其或黎巴嫩之类的中转国内。自2001年起，欧盟试图“外部化”其边界的意图就已初见端倪，而在2015年11月，与非洲国家召开的瓦莱塔（Valetta）峰会上，欧盟在边界政策的实施上又进了一步，2016年3月，欧盟就此与土耳其达成了新协议。随后，欧盟表示其对外经济援助中的一部分必须用于提高打击非法移民的力度。法国开启了与尼日尔的谈判，试图在中转国内处理避难申请。

正是在2015年的这个春天，政治家们谈起了“移民危机”，各媒体也迅速跟进。但真正的危机究竟是什么？是不断增长的难民入境数，还是欧盟各国关于该如何处理难民问题的争吵？

4月1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马泰奥·伦齐看起来憔悴不堪。这场船难恐怕是意大利迄今为止遇见过的类似事故中最严重的一起。他反复强调欧盟应团结一心，共同打击人口贩运，并将其与奴隶制类比。他在发言中几次提及人类尊严，像是仔细斟酌了一番词句之后，最终说道：“我们不能将这些遇难者视为数字，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随后，他宣布意大利将尽一切努力打捞遇难者的遗体，“出于对亡者的敬意”，“我们希望能给他们一场体面的葬礼”。这是第一次，一个欧盟国家试图恢复地中海遇难移民的人类属性，逼迫公众直视他们的存在，一个、一个地数清他们。

而对我而言，这也是第一次。在这个春天（2018年），我写下了数篇关于这场船难的报道，只写出了遇难者的大约人数，就是那种2015年你几乎每天都能看到的新闻报道。我书写移民这个话题十五年了，但直到今年，这些数字才开始变得令我难以忘怀。为什么这些逝去的人从来都没有名字，而活着的人只要一入境就必须立刻登记，指纹被录入共享数据库，供所有的欧盟警方读取？

对于那些逝者而言，欧洲就是一场空。被冲上海岸的尸骸颇为棘手，需要人去将他们带回来，验尸，然后下葬，每个人都尽力做好这一切工作。西西里岛上一个小村庄的村长告诉我，有一天他必须要找到地方安置从渔船内舱中找到的45具尸体，但太平间里只能容纳8具尸体了，所以他联系了镇上的鲜花商，向他们借了冷藏货车。指挥那一天行动的消防员告诉我，任务完成之后，他感觉自己就像是守护者，守护着这些年轻逝者的记忆。

在那个夏天，在西西里岛，我学着清点死亡人数。我知道“一”已是太多，当数到“三”时，你就想停下了，而“四十五”更是难以名状的悲伤。我仍然无法数到“八百”。

我不知道PM390047来自何处。据幸存者所说，那艘拖网渔船上的许多遇难者都来自西非国家。我决定逆向追溯他们的这段旅程。

白色大帆布之下，蓝色的拖网渔船被搁在架子上，周身透着一股搁浅在陆地上的船只的颓废气息。炙热的阳光直射人头顶，从海面徐徐吹来的微风几乎像是烤炉散出的热气。废船背后是地中海耀眼的海面。时间是2016年7月。意大利履行了承诺。在长达一年的海上搜寻作业后，沉没于2015年4月18日，曾承载800名移民的渔船的残骸被运至此处，一个位于西西里岛梅利利（Melilli）的北约军事基地。为打捞残骸，意大利首先得定位沉船位置，最终在距离利比亚海岸85海里、水下370米的公海水域中找到了沉船。意大利海军于2015年7月至12月间先后五次前往沉船所在位置展开作业，在“飞马”（Pegasus）机器人的帮助下，寻回了沉船残骸附近的169具尸体。PM390047便是其中之一，这位遇难者的诺基亚手机此后便一直封存在米兰太平间的盒子里。

2016年4月18日，恰值船难发生一周年，五艘意大利海军舰艇开启了打捞沉船的作业。沉船上所有开口均被封闭，以防止在船体上升过程中内舱的尸体掉落。工作人员将一座专为此次作业打造的支架置于海床，并将沉船固定其上，起重船可借此对沉船施加150吨的拉力。海上作业要求严苛，因涨潮和天气不佳等原因推迟了好几次。两个月后，重见天日的沉船才终于被运抵位于梅利利的北约军事基地。此次作业由意大利政府全额出资，耗费近900万欧元。

置于帆布之上的沉船看起来几乎完好无损，只是左侧有两个大窟窿：其中之一边缘破碎，露出扭曲变形的金属，另一个则呈方形，切口整齐。后者便是消防队员搬运尸体的出入口。整整两周时间，他们从头到脚身裹防护服，顶着西西里灼热的太阳进出渔船内舱，搬出了458只裹尸袋。2016年7月14日，他们终于完成了作业。

在军事基地的食堂中，餐桌被推至后方，椅子排列整齐，供媒体人员落座。房间前方的长桌后，坐着来自锡拉库萨辖区（Syracuse Prefecture）、民防部、海军、红十字会以及消防队的代表。消防总长朱塞佩·罗曼诺（Giuseppe Romano）开始播放幻灯片并演讲。罗曼诺是在岸上指挥行动的负责人，他的队伍完全由来自西西里岛各地的志愿消防队员组成。在沉船内舱的作业与这些队员曾经历过的任何任务都不同。队伍中大多是20岁出头的年轻小伙子——与他们从沉船残骸中搬出的大多数遇难者年龄相仿。防护服的闷热与尸体的腐臭让人不堪承受，在内舱里持续待上20分钟便是极限了。

罗曼诺为媒体展示了一张沉船的图表，记录了从拖网渔船各个部分搜寻到的尸体——“是裹尸袋”，他澄清道——的数量。“这里，我们计算了每平方米内的人员密度。所以我们知道在引擎室内，每平方米约有1.35人，而在内舱内，每平方米有5.11人，”他暂停了一下，接着说道，“由此可得，内舱45平方米的空间内曾挤入203人。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从消防总长的脸色就能看出，这场解说对他而言并不容易。他的同事拿着一张折起的图纸上前，消防总长缓缓打开。“这张纸的面积就是一平方米的，曾有五个人站在上面，”他再次重复道，“五个人站在那儿，拥挤程度就相当于高峰期的地铁，要是这五个人都坐下，其中一个人就得坐在其他人身上。”

坐在这条长桌的另一端听着的是克里斯蒂娜·卡塔内奥。她是法医，也是拉巴诺夫机构的主管。她金色的卷发上架着墨镜，她是在场唯一一位面对媒体镜头的女性。消防队的工作业已完成，但她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意大利政府决定，不仅要寻回尸体，还要试图辨认出他们的身份。“我们不能将这些遇难者视为数字，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时任意大利总理的马泰奥·伦齐曾这样呼吁过。卡塔内奥将在接下来的数月中，在军事基地内领导一支由来自意大利13所大学的人类学家和法医病理学家组成的志愿者队伍。这些学者也都在媒体会现场，他们身着绿色的手术袍，站在食堂的一面墙壁之前。

他们的工作将包括打开每一只裹尸袋，详细检视其中的内容，确定裹尸袋内的残骸来源于一名还是多名遇难者。接下来，他们将进行尸检，对头骨做X射线三维成像，提取DNA样本，核查并拍摄尸体衣物以及衣物口袋中发现的随身物品。对于每一位遇难者的每一个微小的细节，他们都必须记录下来，最终形成一份长达数页的表格。报告越是详尽，包含的信息就越多，也就更容易辨认出遇难者的身份。一份简单的DNA报告是不够的。文身、残缺的牙齿、伤疤和旧骨伤的痕迹等，也都同样重要。法医和人类学家完成现场工作后，DNA样本和死者的随身物品会立即被送往米兰的拉巴诺夫机构。在那里，这些证物将与船难当天寻回的48具尸体，以及从海底打捞出的169具尸体存放在一处——卡塔内奥及其领导的队伍将拥有总共675份“档案”。DNA分析预计将花费20万至30万欧元，所有的成本将由大学承担。

而现在，意大利红十字会的巨型冷藏车还停靠在军事基地的一个大厅中，那些裹尸袋储存在车里，等着被开启。到处都是死亡的气味。卡塔内奥和她的队伍已在军事基地中住了几天，他们的帐篷就搭在基地的中央，离沉船残骸不远的地方。他们的工作从早上8点开始，一直到晚上7点才结束，一周工作六天。他们不知道这项任务要多久才能完成。卡塔内奥预计三个月，但也只是预计。

一个月后，8月的某一天。我来到了米兰的拉巴诺夫机构。克里斯蒂娜·卡塔内奥的办公室就在储藏着属于PM390047和其他沉入地中海海底的船难遇难者的物品盒的那个太平间楼上。梅利利基地的任务暂停了几周，为了给大家一些喘息的时间。因此，在官方的意义上，拉巴诺夫的主管正在休假，这意味着她可以在和其他两位同事共享的办公室中和我见面。书籍和文件夹高高地摞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在她的桌上，有一只笔筒，上面写着“The Boss”（老大）。

卡塔内奥从业已有二十年，这些年来她一直在人类灵魂最黑暗幽秘之处探索。她是谋杀、儿童虐待和儿童色情案件方面的法庭专家，同时也为遭受过虐待的避难申请者出具伤情鉴定。“每一个案子都有自己的故事。所有这些故事堆积起来，像是一层层的沉积岩，压在我心上。”卡塔内奥的声音和眼神中含着真切的悲伤。她给我看她在“沉淀了十年之后”于2006年写作的《无名亡者》（Morti senza nome）一书。在书中，她讲述了这样一些故事：从葬身火海的保加利亚移民，到2001年连尼治机场（Linate Airport）空难的遇难者。

卡塔内奥已处理梅利利船骸的相关作业一年之久。她参与了海上的搜寻任务，招募了12到20人的法医病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组成了一支可长期在基地中工作的志愿团队。也是她事先告知消防队员他们在内舱中可能见到的惨状，毕竟他们中大多数人从未接触过溺死的遇难者。“我的工作从来都没有什么圆满结局。年轻的同事总是坚信自己在做的工作意义非凡，他们当然是对的。但是在工作了二十年之后，我知道这份工作对人的伤害有多大。”她年纪越大，就越发难以面对打开受害者口袋中的钱包，直视里面珍重收藏着的那张——边缘被海水侵蚀得模糊了的——孩子的照片。

如今，卡塔内奥想要救下船骸，使其免于意大利政府原定的销毁计划，并把它改造成一间博物馆。“你只要向里面看一下，想象一下曾窝在里面的人们。那些孩子的口袋里还揣着成绩单。”对于她而言，这一艘废船的残骸象征着所有那些没有这么出名的船难，那些没有人斥900万欧元巨资寻回尸体的船难。“许多人以为没人会去寻找遇难移民的尸体，但事实并非如此。”

2012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联系了意大利政府。通常，ICRC负责对因冲突或自然灾害而失踪的人口展开搜救行动，近年来他们越来越多地收到地中海失踪人口家属的求助。曾计划于某月某日离开利比亚的哥哥，再也没有给家里打过电话。妻子带着孩子准备登船，却从此杳无音讯。

2013年10月，蓝佩杜萨岛（Lampedusa）附近的海域发生了两起船难事故，相距不过几日。搜救人员寻回了387具尸体，其中192具的身份经幸存者辨认得以确定，剩下195具的真实身份无人知晓。对于负责处理船难的小岛而言，公诉人资源有限，无名尸的数字远超当局验尸能力的范围。于是ICRC联系了卡塔内奥，她曾与全球多个国际组织协作，参与工作组，处理失踪人口相关事宜。她飞往蓝佩杜萨岛，并联系了罗马的失踪人口委员会（Missing Persons Unit）。该公共机构隶属于意大利内政部，主要调查意大利公民失踪和无名尸案件，在地中海船难事件前从未接手过移民案件。“我请求他们试一下。”

当时，特派专员维托里奥·皮希泰利（Vittorio Piscitelli）刚被任命为失踪人口委员会的主管。他和卡塔内奥共同制定了新流程，试图为遇难死者找回姓名和出生日期。首先，将尸检中获取的所有信息录入一个共享数据库。然后，必须找到死者的家属，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描述失踪者身上的文身或伤疤，提供有失踪者露齿笑容的照片，或是知晓失踪者此前是否有过骨伤等。如果家属提供的信息与数据库中的尸检信息相符，则需要亲属提供唾液、头发或血液样本进行DNA比对，以此确认死者身份。

但如果连遇难者出身何地都不知，要如何才能找到他们的家属呢？如果遇难者来自像厄立特里亚这样的独裁政府国家，试图移民在那里是一种犯罪，要如何联系他的亲属呢？而且，怎样才能扩展目前仅限于意大利范围的数据库，使其覆盖其他国家呢？“一场船难的遇难者可能被海水冲至多个不同国家的领土上。如果没有一份统一的欧盟文件，工作将变得非常复杂。而亲属无论身处何地，都应该能够提供信息和DNA样本。欧盟必须参与进来。”卡塔内奥解释道。接着她又叹了口气：“但欧盟对此置若罔闻。有时我甚至觉得他们都不知道地中海发生了什么。”

目前，卡塔内奥和皮希泰利通过各种协会、领事馆和社交网络寻找遇难者家属。2013年10月的蓝佩杜萨岛船难后，仅有70多人联系了皮希泰利的委员会，提供了关于61名遇难者的信息。委员会借此确认了20具尸体的身份。比起蓝佩杜萨岛两起船难中仍待确认的175具尸体，这个数字还很小，更别提那艘蓝色拖网渔船中的几百名遇难者了。但对于确认了身份的21名遇难者的家属而言，确认亲人的死亡和葬身之地关系重大。“对他们而言，知道发生了什么才能好好哀悼。但身份辨认也有其行政上的意义。”卡塔内奥指出。死者身份确认后，亲属们会收到政府官方出具的死亡证明，表明他们的丧夫、丧妻或孤儿身份。若没有这一纸证明，许多人就不能享受到出生地或居住地提供的相应福利。比如在欧盟辖区，一个孩子只要还有在世亲属，就不能以孤儿身份寻找收养家庭。

位于西西里岛东海岸卡塔尼亚的公墓占地广阔，仿佛一个城中城，墓园内道路纵横宽阔，可以驾车在里面行驶。公墓的一位工作人员跳上他的小摩托，带我去看那些他简单地统称为“移民们”的墓。他带我去的是一块约有十米宽的墓地，匿于几座小教堂后。铁杆上的小标牌指示着53座墓的所在。为节约空间，大多数墓中都葬有三名遇难者。PM390047就葬在27号墓中，与其一同长眠的还有PM390022和PM390024。国际移民组织（IOM）的统计数据显示，在PM390047遭遇船难丧命的2015年，共有3,673人葬身地中海。其中绝大多数遇难者，都死于通往意大利的“中部路线”，共计2,794人。IOM表示，欧洲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危险的移民目的地。这些命丧地中海的遇难者的遗体大多被海浪吞噬，无处可寻。而那些被寻回的遗体，也只能安葬于无名之墓中。在西西里岛上的公墓里，长眠着数百名这样的遇难者，而在希腊、土耳其、西班牙、利比亚和突尼斯也是如此。没人知道确切的死亡人数。2016年6月，在卡塔尼亚的公墓中，只有一块标牌上有姓名：“Muyasar Bashtawi. Syria 3.9.1954. Dead 30.6.2015.（穆亚萨尔·巴什塔维，1954年9月3日生于叙利亚，死于2015年6月30日。）”

三　失踪者之地

塞内加尔达喀尔（Dakar）市郊的一个小村庄里，一条黄绿相间的巨大独木舟用木桩架在雅拉克海滩的细沙上，十几个人围着船忙忙碌碌。要把这条船拖出水面20米，这些人可不嫌多。一米，又一米，船随着他们给自己鼓劲的口号声在沙滩上有节奏地前行。蒂迪亚内·恩迪亚耶（Tidiane Ndiaye）站在沙滩上，指给我看那条独木舟式样的船。“我去加那利群岛（Canaries）时坐的就是那样的独木舟。当时船上有77人，船上撑起了一块防水帆布，为我们遮挡阳光和海浪。船总共航行了七天。我害怕极了。”那是2006年6月，九年之后，PM390047从非洲大陆另一侧的利比亚海岸出发前往意大利，而他所登上的小小的蓝色拖网渔船，不比雅拉克的渔民拖上海岸的这条独木舟的长度长上多少。那时，人们就已频频消失于海路之上。

2015年4月18日船难发生，PM390047命丧大海，几天之后，塞内加尔和马里（Mali）的媒体就确认了两国各有200名——也有消息来源称两国共有300名公民——葬身大海。塞内加尔当局随后为遇难者的家庭开设了危机干预中心，并否认了这个数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接到了70多份与船难相关的塞内加尔家庭求助档案。

我一边听着蒂迪亚内的话，一边凝视着这片陪伴我度过了整个童年[作为传教士的孩子，我15岁前在非洲生活，在塞内加尔住了九年。]的大海，就在这里，在塞内加尔的海滩上。我曾目送渔民们的独木舟驶向广阔的大海，想象世界其他地方是什么模样，双眼始终望向水天相接的地平线尽头。滚烫的沙粒在脚趾间划过，我熟知那种滋味，一如那些正向我们奔来的孩子，他们露出调皮的笑容，猜着谁会第一个和外国人讲话，而我如今已是他们眼中的外国人。

几十年来，塞内加尔人一直在移民国外。第一批离乡者去往其他西非国家，而当20世纪60年代法国汽车行业招募廉价劳动力时，人们便纷纷去往欧洲。

就官方而言，法国自1974年起就不再接受移民入境了，但塞内加尔人并没有就此止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边境管制的收紧，移民之路变得越来越艰难，以至于那些想要移民的人必须冒着生命危险越境。“Bar.a walla barsakh（要么去巴塞罗那，要么去死）”，这一说法自蒂迪亚内出海时起开始流传，也是从那时起，人们开始失踪，被大西洋所吞噬。

“人们从这片海滩出发。大独木舟会停泊在更远的地方，我们先乘小船登上独木舟，就像那些小船。”蒂迪亚内边解释，边指向那些小独木舟。小船整齐地排列在沙滩上，等待着渔民的下一次出航。2006年时，塞内加尔人还没有开启从利比亚出发的线路。那时的航线始于大西洋海岸，从塞内加尔或是更北边的毛里塔尼亚（Mauritania）出发。受欧洲捕鱼船的影响，这片海域的鱼群逐渐减少，雅拉克与当地的渔民不得不驶向大海更远处。事先设置好GPS定位系统后，渔民们便在导航的指引下驾着独木舟，一路驶向1700公里之外的欧洲门户——加那利群岛。第一艘安全抵达港口的船开启了这条“移民线路”。渔民成了船长，有时会自己组织移民偷渡。

蒂迪亚内·恩迪亚耶是乘着童年好友的包船出海的。开车载着我们穿越村庄的也是这位朋友。他也来自雅拉克，但不想透露姓名，“我现在已经不干那些了。”现在的他是公共工程的承建商，但仍为自己曾带人们前往欧洲感到骄傲。“那时，我开了一间网吧。我偶然听见一个顾客的谈话，他来自圣路易，到这儿来安顿乘客，我意识到我们可以自己为这里的人们安排一切。渡一次海，一个人收40万西非法郎（约合600欧元），一艘大型独木舟至少可以载80名乘客。有了这笔钱，我们尽可以买下一艘船，两台发动机，200升汽油，两三个GPS定位设备，以及航行约一周所需的米粮。我收了一些乘客的钱，还让这一带想离开的30个年轻人免费登了船。我想要帮助别人。”

在那之后的一年内，陆续有数百名年轻人离开了这个村庄。蒂迪亚内一开始没想过要离开。他在十年前已去过一次欧洲，去参加足球锦标赛和意大利圣雷莫足球俱乐部（Unione Sanremo）的试训。当时他坐的是飞机。所以在他看来，乘独木舟去欧洲简直就是疯了。但当他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梦想破灭，很难找到工作时，当身边的人不断离开时，蒂迪亚内最后还是上了船。“每个人都在谈论同一件事：坐独木舟跑路。我那时为塔塔巴士[塔塔汽车公司，塞内加尔最大的巴士供应商之一，印度公司。]工作，一开始做调度员，后来做售票员。但是我拿不到全额薪水，总是这边给一点，那边给一点的。有一次，开斋节快到了，我不得不去讨工资，老板就把他口袋里所有的钱都给我了。那时候我就想：为什么不像其他人一样试一试呢？”

蒂迪亚内给自己打气说，从雅拉克出发的船还没发生过一次海难呢。佳罗伊（Thiaroye）、圣路易（Saint-Louis）、毛里塔尼亚（Mauritania）的努瓦迪布（Nouadhibou）都死过人——但这儿没有，雅拉克没有。“在这儿，我们有在欧洲大型船舶上干过的人，经验丰富的老海员。”但等他们一进入公海，就只剩下恐惧了，那是一段蒂迪亚内不愿回想的“恐怖经历”，一谈起就摇头。“你无论干什么都在船上，睡觉、吃饭、洗漱。每个人都在向真主祈祷，我们都在恳求安拉。那就是我们唯一能做的：祈祷。他们说，如果你的父母爱你，为你祷告，你就会平安无事。”蒂迪亚内无父无母，但他在国内有一个年轻的未婚妻。他曾确信自己只会出去两年，找到工作，攒下钱，然后就回去。

但最终，蒂迪亚内没能踏上欧洲大陆。他平安到达了加那利群岛之一的特内里费岛（Tenerife），在一个收容中心里待了一个月，之后就和一百名同胞一起，被遣送回塞内加尔了。偷渡失败了。现在聊起来，他将那次遣返称为“他的幸运”，但他也知道自己这种想法在雅拉克只是少数。在那之后，一些和他一样曾偷渡失败的朋友最终还是设法到达了欧洲。他们现在做着保安、机械技师，或是务农，“哪里有工作”就去哪里。蒂迪亚内从没想过要再试一次。他结了婚，生了孩子，“我拥有现在这些就已经够幸运的了”。他七岁的儿子现在是一间古兰经学校的寄宿生。“我想让他离开这里，给他好的宗教教育。”在蒂迪亚内的家中，他们夫妻二人的房间里，他给我看了一张照片，照片上儿子站在母亲身旁，手里拿着一张证书，两个人都穿得挺隆重。“那是幼儿园年终聚会上拍的。”他说着又拿出一张照片：他自己身穿足球运动员行头的照片。墙上还挂着一张他妻子的照片，“她年轻时候拍的”，他微笑着说。

电视上，Canal+付费频道正在播放足球赛，球场上的喧闹飘进昏暗的房间，似有若无。从羊圈中被拉出来洗澡的绵羊发出咩咩声，还有洗衣盆里水的泼溅声，孩子们的叫闹声。今天是周日，每个人都在家：蒂迪亚内的两个兄弟，他们各自的妻子和孩子，以及从乡下来达喀尔（Dakar）工作的几个年轻女性亲戚。这一大家子总共有25张嘴等着吃饭。全家人一起分担饭钱，家里的四个女人轮流做饭。屋顶上，男人们正在为了建造第二层楼砌砖，因为房子越来越挤了。“我的兄弟是一个建筑工，他帮了我们大忙。什么时候只要有了钱，我们就一点一点地造起来。”但是钱来之不易。蒂迪亚内在一间私立学校当体育老师，每周工作六小时，时薪是1,300西非法郎。如果一个月内没有节假日，也没有发生罢工，那他可以拿到大约3.1万西非法郎（约合47欧元）。他还在乡村卫生所的药房上夜班补贴家用，这样一来他每个月总计能赚5万到6万西非法郎（约合75至90欧元）。

蒂迪亚内把隔壁一幢几层楼高的房子指给我看：“那幢房子的主人现在在西班牙。”在雅拉克遍布沙尘的狭窄街道两旁，有许多这样的房子。在这里，移民仍然代表着成功和更好的生活，即使对那些已经离开的人而言不是，对那些留下的人也仍旧是。所以年轻人依然在不断离开。现在，他们会搭飞机、独木舟或巴士去摩洛哥，然后再试着从那儿坐船登陆西班牙。几个月前，一群雅拉克的年轻人在渡海途中失踪。偷渡船翻了，他们的遗体至今仍未找到。我和蒂迪亚内以及那位前蛇头朋友一起走过村庄街道，他们带我看了那些现已身在西班牙的人的家，还有那些失踪者的家。我遇见了一位老人，他的儿子在那场船难中死去。我握了握他的手，觉得异常难受。沿着偷渡者来时的道路一路追溯，直到找到这些活着、并且还在为遇难逝者哭泣的人，正是我这场调查的目的，而此时这个目的却突然显得如此卑劣。

第二天，我的追溯之行将我带到了塞内加尔东部的坦巴昆达（Tambacounda）。多年来，从这一地区去欧洲的人尤其多，所以我希望能在这里找到2015年4月18日船难事件的失踪者家属。在为这趟旅行做准备的时候，我偶然在当地新闻中看到了几个村镇的名字：马卡科里邦当（Makacolibantang）、密西拉（Missira）、古迪里（Goudiry）。这些名字原本对我毫无意义，只不过是地图上的一些小点，有些甚至连谷歌地图都查不到。在我出发的一周前，我与坦巴昆达区议会的秘书长通了一次电话。于贝尔·恩德耶（Hubert Ndèye）对船难记忆犹新，也很熟悉那些深受这场船难打击的当地社群。他答应会为我与几个地方的村长牵线搭桥，他们或许可以指引我找到遇难者的家属。几天后，我给坦巴昆达的一位年轻人打了电话，他是一个朋友的朋友的弟弟，他也记得那场船难。他告诉了我另一个也在为之服丧的村庄。他将带我去那里，并担当翻译。在开往坦巴昆达的路上，我的头发被涌进车窗的热风拂乱，我想掉头回去了。有时，跨越千里不难，难的是终点前的最后一步。

四　马马杜·赛杜（Mamadou Seydou），家属志愿者

科蒂里村位于塞内加尔的东南部，距离坦巴昆达仅20公里，但通往小村的路上到处坑坑洼洼，司机不得不小心驾驶。一辆辆驶往马里的油罐车从路边的红土带超车，扬起一片红色的尘土，迷了我们的眼。从达喀尔到坦巴昆达长达460公里的旅途中，我们再一次驶上了一号国道，发现地区首府之外的路段都严重缺乏维护，仿佛资源突然耗尽了，现出一幅废弃地区的景象。

到达科蒂里，村长阿卜杜拉耶·坎特（Abdoulaye Kanté）正在等我们。他已经列出了六个名字：都是村中受到地中海移民失踪事件影响的家庭。其中一些人的亲人就丧生于2015年4月18日的船难。这份名单包括了村中伊玛目[伊玛目在阿拉伯语中原意有领袖的意涵，逊尼派中该词指伊斯兰教集体礼拜时在众人前面率众礼拜者；在什叶派中，伊玛目代表教长，即人和真主之间的中介。]的家属，就连村长的一位同辈女性亲属也在其中。“这个家庭对这个问题格外敏感，”他指着名单上的第六个名字说道，“家属们还没有接受孩子失踪这件事。最好不要去问他们问题，这会让他们很痛苦。”

我回想起西西里岛上的那些消防队员，那些肩负着从渔船内舱搬出尸体重任的人们，他们教会了我清点死亡人数意味着什么。接下来的几天中，我要亲自计数死者。村长跟我说：“我的工作人员会跟你一起去。他认识那些家属。”伊萨加·西塞（Issaga Cissé）二十出头的年纪，穿着当地治安官员的制服。他对所有失踪人员的情况了如指掌。科蒂里只有3000居民，每个人都相互认识。

马马杜·赛杜·巴（Mamadou Seydou Ba）失踪时年仅18岁。他是家中第二小的孩子，一个正当青春的活泼少年。2015年春天，他的家人决定送他离开。“我们发现有一条从利比亚去欧洲的线路，村里的许多人都去了，那时我们决定送他走。是我们为他做的选择，他同意了。”他的父亲奥斯曼（Ousmane）解释道。这是在塞内加尔东南部的科蒂里，地中海上的失踪事件对这个小村的影响尤其大。老人坐在屋前的台阶上，放下了他正在读的古兰经。他的妻子达兰达（Dalanda）正在和一个小女孩一起剥花生。她们坐在小屋前的一块毯子上，身旁的绵羊拴在柱子上。“这一切都是真主的旨意。”达兰达叹气道。

为了马马杜·赛杜的那场航行，每个人都出了钱。“我们都拿了点东西出来。”哥哥马马杜（Mamadou）说，他当时正好来父母家串门。他还为身上沾有黑色污渍的衣服向我道歉，因为他刚刚正在不远处的灌木丛林地里烧煤。“每个人都出了力。哪怕只是100西非法郎（约15欧分），也好。因为如果弟弟离开这里，他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走的，是为了大家。”

欧洲之行相当昂贵：去利比亚要45万西非法郎（约合700欧元），过海还要60万西非法郎（约合900欧元），总计超过100万西非法郎，马马杜·赛杜在路上还要随身携带一小笔钱，用于吃喝上的花销。对于这个农民家庭而言，这是一笔巨款。哥哥卖了牛群，另一个兄弟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帮忙再正常不过了。”哥哥再次说道。等马马杜·赛杜到了意大利，他就会寄钱回来改善家人的生活，可以买米养活一家人，造起坚固漂亮的房子。

2015年4月15日星期三，马马杜·赛杜打电话给家人，告诉他们自己要起航了。那是他最后一次传来消息。几天之后，4月18日，蛇头的中间人去找了他的一个哥哥，那个哥哥在国道的一侧摆摊。“你欠我一份礼，”中间人说，“因为我给你带了好消息。”“我们之间不需要谈礼物。”哥哥回道。“船顺利出航，马马杜·赛杜已经到意大利了。”

但是又过了四天，仍然没有收到联络的家人开始担心起来，如果马马杜·赛杜已经安全到达，为什么他还不打电话报信呢？“我们找去了另一个男孩的家，他和马马杜·赛杜是同时离开的，”哥哥解释道，“那个男孩的父亲住在法国，这儿的人都叫他‘巴黎人’。他告诉我们发生了事故。”“巴黎人”从法国24电视台的新闻中看到有一艘船在当日沉没，船上有几百人遇难。“他跟我们说，如果意大利没有传来消息，那就意味着马马杜·赛杜已经死了。”

该相信谁呢？马马杜·赛杜的家人们满腹疑虑。“他究竟是死了，还是活着？一开始有人是这么说的，然后又有人说了不一样的版本。这才是最难办的地方。”哥哥说道。他的父亲则试图理清逻辑：“他和‘巴黎人’的儿子一起出发的。如果‘巴黎人’确信自己的儿子死了，那我们就得接受我们的儿子也肯定是死了。我们没有任何去找儿子的办法；而‘巴黎人’是有的。那可以算作一种证据。”这家人之前从未听说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网站“追踪脸庞”（Trace the Face）[截至2018年6月，该网站共收集到4042张人们上传的寻亲照片。其中最多的要数阿富汗人、塞内加尔人、索马里人、叙利亚人、伊拉克人、厄立特里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寻亲诉求在2015至2016年间暴涨。这些照片同时也印在海报上，张贴于欧洲各国的接待中心和公共场所，每个月更新。]，一个填报失踪人口的网站。

“我甚至去咨询了一名伊斯兰教隐士，问他我儿子在哪儿，”他的母亲喃喃道，“隐士让我供奉牛奶和可乐。”但是再没有更多线索表明马马杜·赛杜还活着了。在他与家中最后一次通话两年后，这家人决定放他年轻的妻子自由[根据塞内加尔法律，在当事人依照法定程序被宣告失踪的情况下，失踪四年后，法官可为其配偶宣判离婚。而在实践中，尤其在乡村地区，户籍系统中实际注册过的婚姻登记并不多，实际上人们往往遵循的是穆斯林教法（也要求四年时间）和夫妻双方家庭之间的协定。]。“多一个人我们也养不起了。她去年再婚了。”

坐在毯子上，达兰达沉默地剥着花生。当男人们说完了他们的故事后，这位母亲开了口：“我想说说那只手镯的事。”在儿子失踪几个月后，曾有一名年轻男子来拜访过她。他来自另一个遥远的村庄，她都不认识他。他给她带来了一只银手镯。达兰达立刻就认出了手镯：那是她儿子的东西。“看到那只手镯太让人难受了。我那时几乎就要开始忘记这些了……我哭了。我不能再为我的孩子多做些什么了。我把那只手镯给了最小的儿子，马马杜·赛杜的弟弟，现在手镯归他了。”马马杜·赛杜在登上PM390047丧命的那条蓝色拖网渔船前，将自己的手镯交给了那位年轻人。达兰达说话时手也没停下，她身旁装花生的碗几乎已经空了。她的丈夫一直听着她说的话，“我之前不知道这件事，不知道手镯的事。”

五　易卜拉希马（Ibrahima），没能登上船的人

小小的凳子和4岁的铁莫科（Tiémoko）一般大，他将它从院子的另一头搬过来，放到坐在树荫下的棕榈木椅上的父亲身边。“2014年11月30号星期日，那天早晨我离开了科蒂里。当时我的儿子只有两个月大。”易卜拉希马·森戈尔（Ibrahima Senghor）开始讲述他的故事。铁莫科转头看向父亲，知道大家在聊他，露出认真而满意的表情。“我大概一年后回来的。我曾两次尝试穿越地中海。”

易卜拉希马第一次试图渡海是在2015年1月，第二次是三个月后的2015年4月18日。他本该登上那艘蓝色的拖网渔船，那艘载着PM390047，载着800名乘客，最终被地中海吞噬的船。在那艘开启了我的调查的渔船上，还有其他一些来自科蒂里的年轻人。易卜拉希马并不是村里第一个试图离开的人。很多年来，这片贫困干旱地区的人们一直在大批逃往欧洲。

“可以说两次我都死里逃生了。这是真主在告诉我，‘你不该离开’”，易卜拉希马怀抱着他最小的儿子马利克（Malick）说道。马利克才18个月大，是在他回到科蒂里之后才出生的。易卜拉希马自从回家之后就做回了货车司机。他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在他家的院子里，傍晚的阳光正掠过屋顶。“为了去欧洲，我努力工作存钱。我总共付给了蛇头大约125万西非法郎（约合1900欧元）。”这在塞内加尔可算一笔巨款[塞内加尔贫困线下人口比例达46.7%。在坦巴昆达地区，贫困线被定为每日515.70西非法郎（约合0.80欧元）。]。但易卜拉希马并不将失败归咎于蛇头，他知道风险也是偷渡之行的一部分。回家是他自己的决定，他将这个决定定义为“失败”，而在偷渡之旅中葬身海底同样也是“失败”。易卜拉希马的失败救了他的命。

“那是一个星期四晚上，大概9点。”2015年1月8日，易卜拉希马第一次去海边，登上一艘挤满了人的橡皮艇，就是那种你常常能在地中海海上救援照片里见到的黑色橡皮艇。他向我解释如何才能在一艘橡皮艇里挤进120个人。“船长带着卫星电话在船尾，‘导航员’带着GPS定位设备在船头，船的两边各有14个人跨坐在充了气的橡皮管上，一个接一个，然后中间再挤上90个人。”他站起来比划船的大小。“当你站着时，橡皮管的边就到这儿，”他说着，指向自己的膝盖，“当你坐在里面的时候，它就到这儿，到你胸口高。”易卜拉希马被安排跨坐在橡皮管上。因为长得高，他的脚肯定只得在海水里拖行。

“那饮用水放哪儿呢？”司机埃尔·哈吉·法耶（El Hadj Faye）问道，他载着我们一路从达喀尔而来，也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听易卜拉希马的故事。他也对“去欧洲”知晓一二：他的一个学徒就在乘独木舟去加那利群岛的途中命丧大海。

“没多少饮用水。我们每个人就只有一小瓶水。蛇头说不然就太重了。”

“那想上厕所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去哪儿解手呢？”

“就在自己身上啊！反正，你也不吃不喝……”

一旦橡皮艇出海，易卜拉希马解释说，就只能祈祷它尽快进入公海，并且能被意大利的海上救援协调中心（MRCC）发现，祈祷MRCC会派出船营救他们。“黄牛[黄牛，在想要移民的偷渡客与船舶包租商之间充当中间人角色的人。]跟我们说，不会超过六小时。”他回忆道。但现实并没有如计划一般发展。2015年初，意大利主导的救援项目“我们的海洋”宣告终止，被Frontex主导的“海神”行动所取代，后者的巡逻范围远比前者小，资源也只有前者的三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后者更接近监视行动而非救援。不再有军方船只靠近利比亚海岸。

“第一个晚上和白天，那是星期五，天气不错，海面平静。但到了星期六早上，天空下起了雨。海浪越来越高。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船长用卫星电话跟黄牛联系，黄牛让我们接着向前，说意大利人很快就会来。”星期六一整天，橡皮艇上的乘客遭受着雨水和海浪的击打，等待着永远不会来的救援。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恐慌占据了上风。“人们开始感到绝望。一些人开始摆弄GPS，最后定位器坏了。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了，船开始原地打转。”我试图想象星期六的旅程，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在风浪和暴雨中，两天两夜没有睡过觉、没有吃喝过的乘客。我简直无法想象那个画面。“船上的一切都湿透了。好多人开始晕船，呕吐。最后，一些人被浪卷走了。”

“你试过救他们吗？”埃尔·哈吉·法耶问。

“没人救人！你只能坚持住不让自己掉下去！”

在那个星期六，29人从橡皮艇上落入大海遇难。当时的船长，一个塞内加尔人，对大海稍微有点了解，最后决定返回利比亚海岸，靠着入夜后的星空导航，向南驶去。“夜晚的海上，暗得就像在坟墓里。星星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易卜拉希马解释说。在那一夜，雨停了，天空放晴，船长能够辨认出方位。一整夜，他驾船向南，行驶得特别慢，尽可能地节省汽油、保护引擎。直到星期日下午五点，船终于登陆利比亚，那时他们已在海上漂泊了三天三夜。易卜拉希马还记得他从橡皮艇的皮管上下来的时候，那种瘫痪一般的感觉。“所有人都躺在海滩上，在同一个位置待了那么久，谁都站不起来了。你的身子一动也不能动了。”

在科蒂里，太阳开始西沉，白日的炎热逐渐褪去。小马利克挣脱了父亲的臂弯，铁莫科的小凳也空了。在易卜拉希马身后，稻草围栏旁，晾着洗过的衣服，一个年轻的女孩在帮朋友编辫子，时不时地回过头听这边在说的故事。

易卜拉希马并没有就此放弃。“一些乘客要求黄牛把钱还给他们。我自己是没有这么干。”他只是换了一个黄牛，等待下一次渡海的机会。易卜拉希马待在的黎波里（Tripoli）的一幢楼里。“一间招待所”，他说，和其他一百来人一起等待出海。“一间房，大概15平方米大小，住着60个人。我们轮流睡觉，因为没法同时躺下来。黄牛每天送来一袋25公斤的米和5升油，我们60个人就吃这个。如果你有点钱，还能活下来。每天，货车会载新的人过来，安置在这幢楼的其他房间里。”

这样的等待持续了三个月。就在这同一幢楼里，易卜拉希马遇见了和他是同乡的其他塞内加尔男性。“有来自密西拉、坦巴昆达、古迪里的人——那些人你很容易就能认出来，因为人数很多，又喜欢抱团，他们会把钱都放在一起。但是从科蒂里这儿出去的，只有我，马马杜·赛杜·巴和易卜拉希马·巴（Ibrahima Ba），还有‘巴黎人’的儿子们。”他开始数他认识的失踪者的名字。“但是还有许多来自塞内加尔其他地区的人。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2015年4月17日，大约晚上6点，易卜拉希马和黄牛的其他客户一起朝着塞卜拉泰附近的海滩走去。几天之前，他们被转移到了“营地”——一片距海几公里远的废弃军营——等待出发。“当我们到达海滩时，被要求每100人排成一排，总共排了10排。我在左起第7排，右数第4排里。”在他们面前，停在海滩上不远处的，便是那艘蓝色的拖网渔船。

“当我们在沙滩上等的时候，来了一辆载着女人和小孩的货车。车上的人来自索马里、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还有一些来自加纳和马里。其中一些妇女怀着孕，另一些则带着小孩。大约有100人吧。他们先登上了渔船，然后轮到男人登船。从左边第一排开始。”大家分成人数不一的小组坐上小橡皮艇，有些橡皮艇上坐了多达50人，另一些则少些。从海滩上望去，易卜拉希马能清楚地看见拖网渔船吃水越来越深。在三年后的今天，他说那艘渔船显然不可能安全抵达欧洲。但在那晚，坐在海滩上时，他急不可耐地等待着登船。

当终于到了第七排，也就是易卜拉希马所在的那排登船的时候，走私犯让队伍头上的五个男人起身。易卜拉希马终于坐上了橡皮艇，他松了口气。“靠近渔船的时候，我们能听见人们在叫喊。里面的人想出来，因为没有足够的空间，他们大喊大叫。他们被强行塞满了船上的每一寸空间。船上负责安排位置的两个利比亚人在打人，催促人们往前走。”当他们看向橡皮艇的乘客，要求他们回去时，易卜拉希马绝望了。“他们告诉我们没位置了。我心灰意冷。”

那是早晨6点。易卜拉希马回到海滩上，看着蓝色渔船起航。在渔船驶远前，船长穆罕默德·阿里·马列克给还在海岸的黄牛打了一通电话，请求卸下一些乘客，船上的人实在太多了，他不得不减轻船的重量。“黄牛掏出枪对空中打了两发，对着电话说‘如果你敢回来，我就杀了你’。”

第二天晚上，船在海上遇难的消息传来，那些本应登船的愤怒乘客在招待所里听到了。可就在几个小时前，蛇头还跟他们说渔船已经安全抵达意大利，几天之后就轮到他们渡海了。“大概在午夜，我们中有个人的弟弟打电话过来，他看到法国24电视台的新闻。同一时间，黄牛的电话也在一直响个不停。我们猜消息一定是真的。”[2015年4月，地中海上的死亡率尤其高。海神行动由于缺乏资源，派去执行搜救行动的都是商用海船，船上搜救装备严重不足。2015年4月18日的蓝色拖网渔船事件也是如此。详见下附法证建筑（Forensic Architecture）就此问题所做的优秀记载。]

新消息让易卜拉希马陷入了另一种绝望。他的家人都认为他登了船，但他无法通知他们。他忍不住想到那些他认识的、登上了船的人，想到自己已经是第二次死里逃生，想到他所谓的“神意的确证”。“船难的消息铺天盖地。我自己觉得这就像是真主在告诉我：‘你，你不准走，你得回家去，回到科蒂里。’”蓝色拖网渔船的沉没是地中海上发生过的最严重的船难之一。

易卜拉希马决定回塞内加尔时，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齐正在向媒体承诺，将打捞渔船残骸，辨认遇难者身份。我想起蓝色拖网渔船在西西里岛的北约基地里搁在支架上的样子，那是这场调查的缘起之地。我想起卡塔尼亚公墓里的那些遇难者的无名坟墓，想起存放在米兰太平间里的他们的遗物。夜幕降临，我就着手机的光做着笔记，伊萨加·西塞替我举着手机，这位来自科蒂里市政厅的当地治安官已经陪了我们一整天。我跟易卜拉希马说：“听到你说话，对我而言太神奇了，因为我们都曾见过同一艘渔船：你在它离开前在海上见过，我则是一年后在陆地上见过。最后你究竟是怎么回到家的？”

“回去的路很漫长。我先是进了米苏拉塔（Misrata）的牢房。”

船难发生三天之后，易卜拉希马在一次利比亚警方的深夜突击行动中被捕。他在狱中待了四个月又十五天，才在转移至另一个拘留中心的途中逃脱。其间，他遭受的暴力和虐待让人不忍听闻。相比之下，他一个小时前描述的招待所的生存环境突然显得奢侈起来。“在那里，我们已经不再是人类了。”他说。当逃命的机会出现，他便赤着脚狂奔向沙漠。他的逃脱故事简直就像一部电影，充斥着陷阱和背叛，伸出的援手和救命的奇遇。环绕着我们的夜幕更深了。装在门顶上的霓虹灯照亮了院子，那个为朋友编辫子的小女孩拿出了一盏头灯，以便看清手上的动作。这家人不得不付出20万西非法郎（约合300欧元），帮助易卜拉希马先去利比亚南部的卡特伦（Gatroun），然后到达尼日尔的阿加德兹（Agadez）。2015年8月，易卜拉希马来到了阿加德兹的国际移民组织中心，并从那里被遣返塞内加尔。“我回到家时是下午5点，我的母亲正在做祷告。”漫长的旅程终于结束了。

六　三个朋友和一张单程票

一张摄于利比亚的照片，是三个人登船的前几日。帕帕·布龙手比代表胜利的“V”字，露齿微笑，维厄·卡马拉手指镜头，两人之间站着维厄·西拉，他把手放在下巴下摆出造型，歪嘴笑着。三位好友将照片上传到Facebook上，宣告他们即将离开。他们的年龄都在18到20岁之间。2015年4月18日凌晨，他们和PM390047一起登上了那艘蓝色拖网渔船，朝着意大利航行了一整天。当日傍晚，渔船沉没，船上近800人葬身海底，仅有28名乘客幸存。

在密西拉主干道上的诺考斯（Nokoss）照相馆里，三个男孩的照片挂在墙上，周围是孩子们踢球的照片、年轻姑娘们穿着最好看的衣服拍的肖像照、小伙们来拍的“友情照”。这三个男孩来自一座有10,000居民的小村庄，位于塞内加尔东南部。当船难的消息传来，Facebook上的照片被用在了寻人启事上。

指引我来到此处的，是两天前我在科蒂里结识的易卜拉希马·森戈尔，科蒂里是55公里之外的另一个村庄，受地中海沉船事件影响很大。2015年4月18日，易卜拉希马·森戈尔本应登上那艘蓝色拖网渔船。却被拒载了——因为船上没了位置——但他看着帕帕·布龙、维厄·卡马拉、维厄·西拉和其他相识的塞内加尔人登上了船。在利比亚的监狱中被关押数月后，易卜拉希马·森戈尔设法逃脱并回到了家中。他给了我一张名单，其中就包括这三个朋友的名字。在照相馆苍白的灯光下，我看着墙上照片里他们喜气洋洋的脸庞，想起了在米兰拉巴诺夫法证机构中看到的其他照片，那些在海水中浸泡了一年的褪色照片，那些模糊到你只能去想象他们的脸庞的轮廓。

“他们三个真的很亲密。他们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们要走。”马利克·西拉（Malick Sylla）解释道，他是三人的邻居，和他们很熟。他带我们去了照相馆，带我们去拜访了三人的家。“当我们意识到他们再也回不来时，摄影师将这张照片印了出来，作为纪念。”

和这儿的许多人一样，马利克也曾试图到欧洲去——坐上一艘从毛里塔尼亚的努瓦迪布前往加那利群岛的独木舟。那是在2006年，在三人离去的九年前。独木舟在海上漂荡了十一天，最终还是回到了努瓦迪布。“那就是自杀。”马利克现在说起来还摇着头。他再也没想过离开。但在密西拉，人们依旧不断离去。

“我儿子走的时候18岁，一个星期日走的，没告诉任何人。”当马利克解释我们到访的原因时，维厄·西拉的母亲宾图宁·通卡拉（Bintouning Tounkara）忧郁地说道。一个小女孩走了过来，对我们这群访客充满好奇，但宾图宁深陷关于儿子的回忆中，她放在膝上的双手开始扭动，十指颤抖。五岁的阿娃（Awa）[维厄·西拉年少时就有了一个女儿。女儿现在由祖母抚养。]知道我们在说她父亲的事吗？

“在这儿，所有的年轻人都想着一件事：离开。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的父母可能不会同意，通常也就不会告诉他们。我自己是不希望儿子走那条路的。他们可以走，但是不要那样走，不要从海上走。”宾图宁说。多年来，她眼见着这个家人去楼空。孩子的父亲已经在法国待了二十年。维厄的三个姐妹也随着各自的移民丈夫离开，去了西班牙和法国。还有两个姐妹在等着去意大利和西班牙，投奔她们的丈夫。在这个家，每个人都和别处有着某种联系，维厄的离开既是意料之外，却也是可以预见的。

小伙子存够了去马里首都巴马科（Bamako）的车费，到了那儿之后给家里打电话，要钱继续往下走。他的父亲不同意给他钱，但最后还是给了，前提是要儿子用这笔钱回塞内加尔。但维厄收到钱后打电话说他接下来要去利比亚。他不想在两个朋友面前丢脸，不想做三人中唯一一个掉头回家的人。“那时我就知道他不会回来了。我绝望了。我没有什么能为他做的了。”他的母亲跟我们说道。维厄的父亲也得面对现实。他向蛇头付了剩下的偷渡费用：穿越沙漠和地中海的钱。一共多少？宾图宁不知道，钱的事都是男人们做主。“维厄打电话回来，告诉了我们他的住宿环境，他爸爸这才决定帮他。当我得知他要渡海离开，我担心极了，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一切听神的安排。”

宾图宁的眼神空洞而疲惫。在塞内加尔有一种说法，一个孩子的成功要归功于他的母亲。但如果孩子失败了，那也是母亲的错。虽然可能一切尽在神的掌握，做决定的也可能是男人，但女人往往才是那个苦苦等候的人，是当儿子和丈夫不回来时要为之负责的人。有时，她们不得不忍受周围人不满的脸色，还得承受空守在家的痛苦。

今年年初（2018），红十字会在密西拉组织了一场失踪者家属的会议[2014年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和塞内加尔红十字会一直在为失踪者家属提供支持，包括：通过谈话小组和个人咨询提供心理支持；在经济方面，允许失踪男性的妻子通过小额信贷创业；组织纪念日活动等。前述活动为修复家庭关系作了补充，两个组织同时也在为失踪者的家庭提供该服务。]，宾图宁并没有出席。在那之后不久，维厄的一名旅伴的父亲最终还是说服她去了位于地区首府坦巴昆达的红十字会。“这可能会帮我找到儿子。我目前还没有丧失希望。也许维厄在利比亚的监狱里呢？我只有看见儿子的尸体，才能确信。”就像许多失踪孩子的父母一样，宾图宁还是无法相信[“模糊丧失”（ambiguous loss）这一理论由美国心理学者保琳·博斯（Pauline Boss）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指的是失踪者家属发现自己受困于不确定性：到底失踪者死了还是活着？这种状态会造成家属的精神痛苦和孤立感，使得他们更难以释怀。]自己的儿子不会回来了。“我的丈夫想组织一场葬礼，他说时间拖得够久了。我不断说服自己，如果他还活着，祈祷对他也没坏处。但看见一群人聚在一起为逝者祈祷，面前却连具遗体都没有，实在太令人伤心了。”

小阿娃跟在奶奶身后，看上去就像什么都没听见，却什么都听懂了，以一种孩子独有的方式。维厄的一个姐妹马朱拉（Madjoula），坐到了母亲身旁。另一个姐妹法图（Fatou），则在准备午餐。这个家有两幢坚固漂亮的房子，各自占据院子的一边，院中种满了芒果树。通常，这样的房子意味着家中有成员移民去了欧洲，让家人过上了好日子。宾图宁的家渐渐人去楼空。维厄失踪三年后，她的大儿子也踏上了那条路。宾图宁感到深深的恐惧。“我觉得他不该走。但他很坚持，最后，他爸爸也同意了，前提是他得另选一条偷渡路线。”奥斯曼（Ousman）搭巴士去了达喀尔，然后乘飞机去往摩洛哥。他在那儿等了四个月，才终于坐上充气船穿越直布罗陀海峡。“他成功了，”宾图宁称，“他十天前到了。”

家里的前门开了，是维厄的父亲回来了。巴那诺·西拉（Banano Sylla）正在密西拉度年假，夏天结束时会回法国。宾图宁让她的丈夫把故事接着说下去。他告诉我们，他在法国听说了船难的消息。“那是个星期日，我没上班。我在庞坦（Pantin），在自己的房间里看法国24电视台的新闻。然后我就看到了报道。我就想：‘这不是我儿子那条船吗？’我打电话给黄牛，他跟我说：‘你儿子淹死了。’我哭了。”

这家最小的儿子，班加利（Bangaly），坐在父亲的对面听着故事。他18岁了，和维厄离开时一般大。

“你也想走吗？”我问他。

“是的，去法国或西班牙，或者德国。”

“但不能从海上走！”他父亲突然插话，“我不会允许的。那简直是送自己的孩子走上绝路。不，他必须乘飞机走，拿着签证。”

二十年前，这位父亲就是这样去法国的。但现在要想申请到签证，是只有极少数人才有的幸运了，要不就只能用高得离谱的价格从黑市上搞一张。

宾图宁走进了厨房，小小的阿娃在厨房里咿咿呀呀。我想象着这个家寂静无声的样子，如果这些远走高飞的梦想都成真了，那就只剩祖母和孙女住在这里。

照片最右侧的男孩帕帕·布龙的家只有茅草屋，没有实木房。帕帕是家中第一个启程去欧洲的。在迪涅玛·布龙（Dignima Bouron）和妻子艾萨托·迪亚拉（A.ssatou Diarra）屋外的凉亭下，全家人围坐在这对夫妻身边。这个家有十个孩子，帕帕·布龙排行第四，当时他20岁，和维厄一样，时不时去建筑工地打零工维生。“他很聪明，存了一些钱，”父亲迪涅玛·布龙说，“他一直说要走，但我不想让他那样偷偷离开。我更愿意他合法地离开。”

“看到儿子不听你的话偷偷走了，你是什么感觉？”我问。

“你知道孩子的，他们会长大，不像山羊，你没法把他们拴在柱子上。”

他的回答让我们两人都笑了起来。从父亲的笑容中我看到了儿子的影子，和照相馆墙上钉着的快照里的一样。

当帕帕从尼日尔打电话回家要20万西非法郎（约合300欧元）去利比亚时，是父亲接的电话，他考虑了一下。“他和两个朋友在一起，另外两个人都设法凑到了钱，只等他一起继续前进，我不想让他一个人掉队，但要凑齐那么大一笔钱也很不容易。”迪涅玛卖了一块地，几周后，等到帕帕第二次打电话回来要50万西非法郎（约合750欧元）穿越地中海时，他又卖了一块。他一些已经在欧洲安定下来的朋友也帮了忙。

4月的一个星期三，帕帕打电话回家说他们将在两天后的星期五出海。星期日，没有接到消息的迪涅玛打电话给黄牛，想知道船到底有没有出海。“所有的父母都很担心。黄牛确定地说船出海了。但其他的就什么也没说了。”迪涅玛向我们诉说那些无眠之夜，关于事故的流言开始传播，黄牛突然就联系不上了。“我们听说船撞上了一艘来救援的大船。”

“是的，就是这样。”我说。

我解释了20米的蓝色拖网渔船和150米的“国王雅各布”号货船的相撞。我复述了货船船长的解释，来自我在法庭上听到的对渔船船长穆罕默德·阿里·马列克和副手马哈茂德·比基特的判决词的内容。我告诉了他们我对负责该案的卡塔尼亚副检察官安德里亚·博诺莫的采访。帕帕的父母仔细地倾听我的话。我告诉自己，是我这两年来的调查让这一刻成为可能——将所有的流言转变成事实。

距离船难发生已过去了三年，而他们仍未能为他安排一场葬礼。“我和儿子之间有深厚的友谊，”迪涅玛说，“即使他在路上时，我也试图联络他，他也一有机会就和我通电话。三年来，我都没能和他说上一句话，这一定意味着他死了。”

帕帕·布龙一家是我在塞内加尔拜访的最后一家人。与这对父母告别后，我决定不去见维厄·卡马拉，也就是照片上第三个男孩的父母了。自到达这里起，我已经数到了“七”。七个故事是如此相似，结局都是虚空和悲伤。七个故事却又各有不同，因为每一位逝者都独一无二，即使与他们同时死去的还有数百人。那一天在密西拉，我数到第七位，我没法再数到八了。我明白我永远也不可能数到八百。我不知道PM390047究竟是谁。可能是维厄·卡马拉，帕帕·布龙，维厄·西拉，也可能是马马杜·赛杜·巴。可能是23岁的布拉马（Bourama）。他的父亲在回忆儿子时精神几近崩溃，是父亲鼓励儿子出海，好帮忙养活家中50张等着吃饭的嘴，但最后却把儿子送给了死神。我的问题勾出了太多痛苦，我向他道歉，并终止了采访。也有可能是18岁的巴迪（Bady）。他跟随哥哥的脚步踏上了离乡的路，想要独立养活自己，帮到父亲。巴迪和他的朋友一起走了，再也没有回来。“我的儿子淹死了，”他的父亲告诉我，“他们救活了他的朋友，那朋友现在在西班牙，他打电话回来向我表达哀悼。”也可能是易卜拉希马·森戈尔名单中列出的任何一位。他因为没能登上蓝色拖网渔船而回到了家乡科蒂里，他记得在早晨的第一道阳光里出海的所有背影。

2015年4月17日晚至18日凌晨，在塞卜拉泰附近的海滩上，在那前七排坐着的700个男人中，PM390047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又或许，PM390047是乘货车而来的几百个女性之一。和巴迪、布拉马一样，和帕帕一样，和两位维厄一样，和马马杜·赛杜一样，和所有那些在他们遇难之前和之后失踪的男男女女一样，PM390047有自己的姓名、父母和家庭，有人在等待那部明黄色的诺基亚手机打出的电话。

---发自意大利、希腊、尼日尔、塞内加尔

---原载于《每日》（Les Jours），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