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事情发端于七月间一个晴朗的午后，一个委实令人心旷神怡的周日午后。就连草坪上揉成一团扔着的巧克力包装纸，在这七月王国里都如湖底的水晶一般自命不凡地闪烁其辉。温情脉脉的不透明的光之花粉以腼腆的情态缓缓飘向地面。

散步回来的路上，我坐在绘画馆前面的广场上，和女友一起呆愣愣地抬头看着独角兽铜像。梅雨初霁，凉爽的风摇颤着绿叶，在浅水池上划起细小的波纹。澄澈的水底沉有几个生锈的可乐罐，令人想起在遥远的往昔被弃置的城镇废墟。身穿统一球服的几伙业余棒球队员、狗、自行车以及身穿休闲短裤的外国小伙子从坐在池边的我们面前穿过。从不知是谁放在草坪上的收音机里低声传出音乐，仿佛砂糖放多了的甜腻腻的流行歌曲随风而来，唱的是已然失去的爱和可能失去的爱。太阳光被我的双臂静静地吮吸进去。

就在这样的午后，穷婶母俘获了我的心。原因我不晓得。周围连穷婶母的身影都没有，然而她还是出现在我的心中——在仅仅几百分之一秒里——把她凉瓦瓦的不可思议的肌肤感触永远留了下来。

穷婶母？

我再次环顾四周，仰望夏日天空。话语如风、如透明的弹道一般被吸入周日午后的天光中。起始每每如此，此一瞬间无所不有，下一瞬间无所不失。

“想就穷婶母写点什么。”我试着对女友说了一句。

“穷婶母？”她显得有点吃惊。她把“穷婶母”三个字放在小手心里转动几下，费解似的耸耸肩，“怎么提起穷婶母来了？”

怎么也好什么也好，我都不知道。有什么东西犹如小小的云影倏忽掠过我的心间，如此而已。

“一下子想起罢了，不知不觉地。”

为了搜寻词句，我们沉默了良久。唯独地球自转的声音接通着我和她的心。

“你要写穷婶母的故事？”

“嗯，我要写穷婶母的故事。”

“那样的故事，恐怕谁都不想读。”

“或许。”我说。

“那也要写？”

“没办法的。”我辩解道，“解释倒是解释不好……也许的确是我拉开了错误的抽屉。但归根结蒂，拉开抽屉的是我。就是这么回事。”

她默然微笑。我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香烟点燃。

“那么，”她说，“你亲戚中有穷婶母？”

“没有。”

“我亲戚里倒有一个穷婶母，真真正正的穷婶母，还一起生活过几年。”

“唔。”

“可我不想就她写什么，写什么写！”

收音机开始播放另一支歌，唱的大约是世上充满必然失去的爱和可能失去的爱。

“你又压根儿没有什么穷婶母，”她继续道，“却想就穷婶母写什么。不觉得是在突发奇想？”

我点点头。“为什么会这样呢？”

她约略偏了偏头，没有回答。她依然脸朝后面，纤细的指尖在水中久久地划来划去，就好像我的询问顺着她的指尖被吸入水底的废墟中一样。我询问的印痕肯定如打磨光滑的金属片一样闪闪地沉入池底，并向周围的可乐罐继续发出同样的询问。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许久，她才孤零零地冒出这么一句。

我手托下巴，叼着烟，再次仰望独角兽。两头独角兽面对被冷落的时间河流，急不可耐似的扬起四只前蹄。

“我所知道的，只是人不可能头顶瓷盆仰面看天。”她说，“我是说你。”

“不能再说具体点？”

她把浸在水中的手指在衬衫底襟上擦了几下，转向我说：“我觉得你现在对什么都无可奈何，无论什么。”

我叹了口气。

“抱歉。”

“哪里，没什么的。”我说，“的确，现在的我连便宜的枕头都奈何不得。”

她再次微微一笑：“何况你连个穷婶母也没有。”

是那样的，我连个穷婶母也没有……

简直成了歌词。

2

或许你的亲戚中也没有穷婶母。果真那样，我和你便拥有了“没有穷婶母”这个同类项。不可思议的同类项，宛如清晨水洼一般的同类项。

不过想必你也在某某人的婚礼上见过穷婶母的形象。就像任何书架上都有一本久未读完的书，任何立柜里都有一件几乎没有沾身的衬衫一般，任何婚礼上都有一个穷婶母。

她几乎不被介绍给谁，几乎没人向她搭话，也没人请她致辞，只是如同旧奶瓶一般端坐在餐桌前。她小声细气地喝着清炖鸡汤，用鱼叉吃着色拉，扁豆差点儿没有舀起，吃最后一道冰淇淋时仿佛意犹未尽。至于她赠送的礼品，运气好应该被塞进壁橱深处，运气不好则很可能在搬家时连同沾满灰尘的保龄球奖杯一起被一扔了之。

偶尔掏出的婚礼相册上也有她出现在上面，但其形象总有点令人不安，犹如还算完好的溺死者尸体。

这儿的女人是谁？喏，第二排戴眼镜的……

啊，没什么的，年轻丈夫答道，一个穷婶母。

她没有姓名，只是穷婶母。如此而已。

当然，你也可以说姓名那玩意儿反正总要消失的。

消失的形式林林总总。第一种形式是与死一同消失。这很简单，“河水枯而鱼死绝”，或“林木焚而鸟烧尽”……我们哀悼它们的死。第二种形式是某一日倏然消失，如一台旧电视机，死后仍有白光在荧屏上恋恋不舍。这也不坏，有点类似迷失方向的印度大象的脚印，但坏确乎不坏。最后一种形式——人没死名字便已消失，即穷婶母们。

但我偶尔也会陷入这种穷婶母式的失名状态中。在傍晚拥挤不堪的中心车站，自己的目的地、姓名、住所突然从头脑中消失一尽。当然时间极短，五秒或十秒。

也有以下情况：

“你的姓名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一个人说。

“没关系的，别介意，又不是多么了不得的名字。”

他指了好几次自己的喉结：“哎呀，都已经到这里了。”

这种时候，感觉上自己就像被埋在土里面，只有左脚尖探出地面。偶尔有人被绊了一下，随即道歉：哎呀对不起都已经到这里了……

那么，失掉的名字到底去哪里呢？在这迷宫一般的城市里，它们继续生存的概率想必是微乎其微的。它们之中，有的在路上被卡车碾成肉饼，有的仅仅因为没有零钱乘电车而魂断街头，有的连同满口袋的自尊沉入深水河中。

尽管如此，它们之中的几个也还是有可能碰巧活下来而赶到已失名字之城，在那里创办一个与世无争的共同体。的确是小小的、很小很小的小城。入口处想必立有一块这样的牌子：

∗

也许那是为我准备的轻微处罚——我的脊背有小小的穷婶母贴了上来。

最初觉察到她的存在是在八月中旬。并非因为什么才觉察到的，只是忽有所感，感到背上有穷婶母。

那绝非不快之感。既不太重，耳后又没有呼出的臭气。她只是如漂白过的影子紧贴在我的后背。若非相当注意，别人连她贴着我都看不出。和我住在一起的猫们在开头两三天固然以狐疑的眼神看她，但在明白对方无意扰乱自己的疆域之后，便很快适应了她的存在。

几个朋友好像沉不住气了，因为在我和朋友对坐喝酒当中，她不时从我身后一闪探出脸来。

“叫人心里不安啊！”

“不要介意，”我说，“又没什么害处。”

“那是那是。可有点心慌意乱。”

“噢。”

“到底从哪里背来的，那玩意儿？”

“哪里也不哪里。”我说，“只是，我一直考虑很多事情，顾不上别的。”

朋友点点头，叹息一声。“知道的。以前你就这性格。”

“呃。”

我们很不来劲地继续喝了一个小时威士忌。

“我说，”我问，“到底什么地方让你那么心慌意乱？”

“就是说，总好像给老娘盯着似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显得大为不解，“因为你背上贴着的是我母亲嘛！”

综合几个人的这类印象（我本身看不见她什么样），我背上贴的并非某个特定形象的穷婶母，而是能够随所看之人心中图像不断变换的类似乙醚的东西。

对一个朋友来说，乃是去年秋天死于食道癌的秋田狗。

“十五岁了，老得一塌糊涂。可干嘛偏偏得什么食道癌呢？可怜！”

“食道癌？”

“是的，食道里的癌，够受的！这玩意儿可千万别沾我。成天唏唏嘘嘘地哭，甚至声音都发不全。”

“唔。”

“真想给它来个安乐死，但母亲反对。”

“那又何苦？”

“天晓得！肯定是不想玷污自己的手吧。”他兴味索然地说，“靠打点滴活了两个月，在贮藏室的地板上。地狱啊！”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

“倒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狗。胆小，见人就叫，百无一用，光是讨人嫌。皮肤病都得了。”

我点点头。

“倒不如不是狗，托生为蝉什么的说不定对它更幸福——怎么叫也不让人讨厌，又不至于得皮肤病。”

然而它依然是狗，口里插着一根塑料管贴在我背上。

对于一个不动产商来说，则是很早以前的小学女老师。

“昭和二十五年[一九五〇年]，记得是朝鲜战争开始那年，”他边说边用厚毛巾揩脸上的汗，“她带我们班，带了两年。令人怀念啊！怀念归怀念，实际上差不多忘光了。”

看样子他把我当成了那位女老师的亲戚或别的什么人，劝我喝冷麦茶。

“想来人也够可怜的。结婚那年丈夫就给抓去当兵，坐运输船途中‘嘣’一声完了。那是昭和十八年。她一直在小学教书，第二年空袭当中身上着了火，从左脸颊烧到左臂。”他用指尖从左脸颊往左臂划一条长线，一口喝干自己的麦茶，再次拿手巾揩汗。“人像是蛮漂亮，可怜啊……性格都好像变了。若是活着，也怕快六十了。是的，是昭和二十五年……”

这么着，如同绘制街区地图或安排婚礼座席，穷婶母的范围以我的背部为中心一圈圈扩展开去。

但与此同时，一个人又一个人如梳齿脱落一样从我身边离去。

“那家伙本人倒不坏。”他们说，“问题是每次见面都不得不看老娘（或死于食道癌的老狗或留下火烧伤痕的女老师）那张让人心慌的脸，实在吃不消。”

我觉得自己仿佛成了牙医的椅子。谁都不责怪我，也不怨恨我，却又全部躲避我，偶尔见面也都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赶紧逃之夭夭。跟你在一起觉得挺别扭的——一个女孩老实说道。

不是我的责任。

知道。说着，她难为情似的笑笑。若是你背着立伞架什么的，我想倒还可以忍受……

立伞架。

也罢，我想，本来我就不善于交往，较之背什么立伞架活着，眼下这样岂不好得多！

另一方面，我陷入了不得不应付几家杂志采访的困境。他们每隔一天来给我和婶母拍照。一旦她的相照不好，对方便气急败坏，提一大堆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我本身当然不会翻看刊登这类报道的杂志，如果翻看的话，肯定把绳子套到脖颈上去。

一次还上过电视的晨间节目。早上六点就被拖下床，用车拉去演播室，喝了杯不知什么味道的咖啡。主持人是个仿佛能从身体此侧看到彼侧的中年播音员，每天笃定刷六次牙。

“好了，这位是今天早晨的嘉宾……先生。”

鼓掌。

“早上好！”

“早上好！”

“呃——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得……先生背上了穷婶母。请您谈一下事情的经过和个中辛苦……”

“其实也谈不上有多么辛苦。”我说，“既不重，又不至于把我敲骨吸髓。”

“那么肩酸背痛什么的……”

“没那回事。”

“从什么时候开始赖在那里不动的呢？”

我简单介绍了独角兽铜像广场上的事，但主持人似乎没能吃透我的意思。

“也就是说，”他清清嗓子，“您坐在池边，而池中潜伏着穷婶母，穷婶母附到您背上去了——是这样的吧？”

我摇摇头。说到底，人们所需求的不过是笑话或蹩脚的鬼怪故事罢了。

“穷婶母不是幽灵。既不会潜伏在什么地方，又不至于附到谁身上。不妨说，那仅仅是词语。”我很无奈地予以解释，“只是词语。”

谁也不置一词。

“也就是说，词语这东西类似连接意识的电极。只要通过电极持续给予同一刺激，那里必然发生某种反应。反应的类型当然因人而异，就我而言，则类似独立的存在感，恰如舌头在口中急剧膨胀的感觉。而附在我背上的，归根结蒂乃是穷婶母这一词语，既没有含义又无所谓形式。说得夸张些，好比概念性符号。”

主持人一副不无困惑的神色。“您说既没有含义又无所谓形式，然而我们可以在你背部清楚地看见某种形迹，我们心中因之产生各所不一的含义……”

我耸耸肩：“所谓符号便是这么个东西吧。”

“果真如此，”年轻的女助手打破了僵局，“如果你想消除，就能以自己的意志把那个印象或者存在什么的随意消除喽？”

“那不可能。一度产生的东西，必然脱离我的意志而存在下去。”

年轻的女助手现出费解的神情，继续发问：“比方说吧，您刚才所说的词语，莫非我也能将其化为概念性符号不成？”

“能的。”我回答。

“假如我，”主持人此时插嘴进来，“每天无数遍重复概念性这个词语，那么我背部就迟早可能出现概念性形迹，是吧？”

“想必。”

“概念性一词转化为概念性符号啰？”

“完全如此。”演播室强烈的灯光弄得我头开始痛了。

“可是，所谓概念性究竟是怎么一副尊容呢？”

不晓得，我说。这个问题超出我的想象力，光是穷婶母一个人已经压得我够呛了。

当然世界上滑稽是无所不在的，有谁能从中逃脱呢？从强烈灯光照射下的演播室到深山老林中隐士的草庵，一切皆然。我背负穷婶母在这样的世界上踽踽独行。无须说，即使在如此滑稽的世界上我也是格外滑稽的，毕竟我背着一个穷婶母。如那个女孩所说，索性背一个立伞架什么的或许更为合乎情理。那样一来，人们就有可能把我算作同伙，我势必每隔一星期改涂一遍立伞架的颜色，出席所有的晚会。

“噢，这星期的立伞架是粉红色嘛！”一个人说。

“是啊，”我应道，“这星期的心情是粉红色立伞架式的么！”

招人喜爱的女孩子们没准也会主动搭话：“嗳嗳，你的立伞架漂亮得不得了哟。”

同背负粉红色立伞架的男人同床共衾，对她们来说也无疑是一场美妙的体验。

然而遗憾的是，我背负的不是立伞架，而是穷婶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我和我背上的穷婶母的兴致迅速淡化，最终只留下些许恶意而彻底消失。归根结蒂——如我的女友所说——任何人都不会对什么穷婶母怀哪家子兴致。最初的一点点好奇走完其应走的路，剩下来的只有海底般的沉默。那是仿佛我同穷婶母已经融为一体的沉默。

3

“看到你出场的电视节目了。”我的女友说。

我们坐在上次那个水池边。有三个月没见她了，现在已是初秋时节。

“好像有点疲倦。”

“是啊。”

“可不大像你哟！”

我点点头。

她把长袖运动衫在膝头叠起好几次。

“你也终于有了自己的穷婶母了么，好像。”

“好像。”

“如何，感觉如何？”

“像是掉在井底的西瓜。”

她像抚摸猫似的抚摸膝头叠得齐整整的柔软的运动衫，边摸边笑。

“对她有所了解了？”

“多多少少。”

“那，可写了点什么？”

“没有。”我稍微摇了下头，“根本写不出，怕是永远写不出了。”

“怯阵了哟！”

“觉得写小说好像一点意思都没有。就如你那次说的，我对什么都奈何不得。”

她咬着嘴唇沉默了好一阵子。

“嗳，问我点什么。或许能多少帮你点忙。”

“作为穷婶母的权威？”

“那自然。”

不知从何处问起。半天才想起一个问题。

“我时常心想，当上穷婶母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我问，“这穷婶母么，是生下来就是穷婶母呢，还是穷婶母式的状况犹如蚂蚁地狱一般，在街头张开大嘴把过路人一个接一个吞下去变成穷婶母呢？”

“彼此彼此。”她说。

“一码事？”

“嗯。就是说，说不定穷婶母自有穷婶母式的少女时代、青春时代，也可能没有，有没有都无所谓。世上肯定充满了几百万条之多的理由，生有生的几百万条理由，死有死的几百万条理由。理由那玩意儿多大一堆都能搞到手，但你追求的不是那玩意儿，对吧？”

“不错。”我说。

“她存在，如此而已。”她这样说道，“往下是你接受不接受的问题。”

我们再不说什么，就那样在池边久坐不动。秋日透明的阳光在她的侧脸勾勒出小巧的阴翳。

“不问问我在你背上看见了什么？”

“在我背上看见了什么？”

“什么也没看见。”她微微笑道，“只看见你。”

“谢谢。”我说。

∗

自不待言，时间将平等地掀翻每一个人，一如御者将老马打倒在路旁。然而那打法又极端安静，很少有人意识到自己的被打。

然而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个不妨比喻为水族馆玻璃窗的穷婶母，切近地目睹时间的流逝。在逼仄的玻璃箱内，时间像榨橙汁一样榨着婶母，榨到再也榨不出一滴为止。

吸引我的，便是她身上的这种完美性。

真的再也榨不出一滴了！

是的，完美性就好像密封在冰河里的尸体，坐在婶母这一存在的核心部位。不锈钢一般壮美的冰河，恐怕只有一万年的太阳才能使之融化。但穷婶母当然不可能活一万年。她将和其完美性同生，和其完美性同死，和其完美性同葬。

泥土下的完美性和婶母。

一万年过后，冰河有可能在黑暗中融化，完美性有可能挤开墓顶露出地表，而地表必定一改旧观。不过，倘若婚礼这一仪式犹自存在，那么穷婶母留下的完美性也许会应邀入席，也许会以无可挑剔的就餐规范吃完全套西餐，也许会起身致以热情洋溢的祝辞。

不过算了，不说这个了。毕竟那是公元一一九八〇年的事了。

4

穷婶母离开我的背是在秋末。

我想起冬季到来之前必须办妥的事，遂同穷婶母一起乘上郊线电气列车。午后的郊线车乘客屈指可数。很久没往远处去了，我百看不厌地看着窗外风景。空气凉浸浸地一片澄明，山绿得近乎不自然，铁路两旁的树木点点处处缀着红色的果实。

回程列车上，通道另一侧的座席上坐着一个三十五六光景的瘦削的母亲和两个孩子。大些的女孩穿一件像是幼儿园制服的藏青色哔叽连衣裙，戴一顶带有红蝴蝶结的崭新灰毡帽，窄幅圆帽檐划着柔和的曲线向上翻卷——俨然小动物在她头顶悄然歇息。母亲和小女孩之间夹着三岁左右的小男孩，坐得显然不够舒服。哪班列车上都可见到的常规性母子镜头。既不特别赏心悦目，又不至于大煞风景；既不多么有钱，又谈不上贫穷。我打个哈欠，再次将头脑排空，脸歪向旁边，继续看与车行方向相反的风景。

她们三人之间发生什么是在大约十分钟后。母女两人那屏息敛气般断断续续的说话声蓦然将我拖回现实。已是薄暮时分，车厢古旧的电灯将三人染成黄色，恍若一幅旧相片。

“妈妈，可我的帽子……”

“知道知道了，乖乖的好不好！”

女孩将要出口的话咽了回去，一脸不服气的样子。中间坐的男孩把刚才姐姐戴的帽子拿在手里左一下右一下狠狠地拉扯不止。

“给人家抢回来嘛！”

“不跟你说要乖乖的么！”

“可都弄得那么皱皱巴巴的了……”

母亲瞥一眼小男孩，不无厌烦地叹了口气。我猜想母亲肯定累了。按揭的偿还和牙医的交款通知单以及过快推进的时间想必将暮色中的她彻底压垮了。

男孩仍在拉扯帽子。像圆规画出来一般滴溜溜圆的帽檐现已溃掉半边，一侧带有夸耀色彩的红蝴蝶结也在男孩手中揉成了一团，而母亲的漠不关心显然助长了他的气焰。等到他玩腻的时候，我估计帽子的外观恐已荡然无存。

女孩苦恼了一阵子，看样子也得出了和我同样的结论。她突然伸手推开弟弟的肩，趁对方懈怠之机一把抢过帽子，放在弟弟手够不到的位置。一切都是瞬间完成的，以致母亲和弟弟花了相当于一次深呼吸的工夫才理解其行为的含义。弟弟突然大哭，与此同时母亲“啪”一声一巴掌打在女孩裸露的膝盖上。

“瞧你妈妈，是他先……”

“在列车上吵吵闹闹的可不是我的孩子。”

女孩咬着嘴唇背过脸去，目不转睛地盯视着座席上的帽子。

“到那边去！”母亲指着我旁边的空位说。

女孩依然背着脸，试图不理会母亲笔直伸出的手指。但母亲的手指仿佛冻僵一般指着我的左边不动。

“赶快过去！你已经不再是我的孩子。”

女孩很无奈地拿起帽子和背包离开座位，慢慢穿过通道，坐到我旁边埋下脸去。看来她难以判断自己是否真的被逐出家门了。她想不开似的一个劲儿扯着两膝之间的帽檐的褶子。万一真被赶走，她想，自己往下该去哪里呢？她抬头看我的侧脸。真正干坏事的是他嘛！把人家的帽弄得这么没形没样的……几行眼泪从她低垂的两颊淌了下来。

小女孩长相一般。包拢着她的平庸与呆板，已经像烟一样沁入了她的面庞，荡漾在胖乎乎的小脸上的这种年龄女孩特有的玲珑剔透，恐怕也将在思春期来临时完全消失在不无钝感的丰腴中。我可以想象她的这种变化，想象她从拉扯帽褶的小女孩往成年人过渡的情景。

我头靠玻璃窗，闭目合眼，在脑海中推出从前邂逅的几名女友的面影，推出她们留下的若断若续的话语、她们无谓的习惯性动作、她们的眼泪和脖颈形状。如今她们走的是怎样的人生道路呢？她们之中的几个或者不知不觉之间匍匐在暗道上亦未可知，一如在黑暗中跑得晕头转向而不断被吸入夜幕下的森林深处的孩子。这种淡淡的悲哀如飞蛾的银粉一般在车厢昏黄的灯光中弥漫开去。我在膝头摊开两手，久久地注视着两个掌心。我的手又黑又脏，简直像吸足了好几个人的血。

我很想把手轻轻搭在身旁那个抽抽搭搭的小女孩肩头，但那样无疑会吓她一跳。我的手恐怕一个人都救不了，就像她无法使灰色毡帽的圆檐恢复如初一样。

从车上下来，周围已刮起了冬天的冷风。毛衣季节已经结束，厚大衣季节已经临近这座城市。

走下阶梯穿过检票口，我勉强从黄昏郊线列车的束缚中、从车厢黄色光照的诅咒中挣脱出来。不可思议的心情。仿佛体内有什么陡然脱落……我靠在检票口的一根柱子上，望了一会儿人群——裹着五颜六色各种各样外壳的男女河流一般从我面前通过。我忽然心有所觉：原来穷婶母已不知何时从我背部消失了。

完全和来时一样，她悄然从我背部离去，不为任何人觉察。我不知她此后去何处合适。我孑然独立，活像沙漠正中竖立的一根并无意义的标识。我将口袋里的硬币一个不剩地投入公用电话，拨动她宿舍的号码。铃响八次，第九次她接起。

“睡觉来着。”她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说。

“傍晚六点就？”

“昨晚工作一直忙得不可开交，好歹处理完都快两点了。”

“抱歉，吵醒你了。”我说，“其实是想确认你是不是真的活着，可是表达不好。”

她低声笑了起来：“活着呢。为了活下去而拼死拼活地干，结果困得要死。这样可以了？”

“不一起吃顿饭？”

“对不起，什么都懒得吃。现在只想睡觉，只想睡。”

“本来想跟你说说话的。”

电话另一头的她沉默片刻。或者只是打哈欠也有可能。

“下回吧。”她一字一顿地慢慢说道。

“下回是什么时候？”

“反正是下回。让我睡一会儿好了。睡一会儿起来，我想肯定一切顺利。明白？”

“明白了。”我说，“晚安。”

“晚安！”

电话随即挂断。我定定地看了一会手中的黄色听筒，轻轻放回。肚子好像饿得瘪瘪的，想吃东西想得不行。假如他们给我什么，我说不定会趴在地上连他们的手指都舔干净。

没问题，就舔你们好了。舔罢像被雨淋过的枕木一样大睡特睡。

我靠着候车大厅的窗口，点燃一支烟。

假如，我想，假如一万年后出现全部由穷婶母组成的社会，她们肯为我打开城门吗？城里有穷婶母们选举的穷婶母们的政府，有穷婶母们握着方向盘的穷婶母们乘坐的电车，有出自穷婶母们之手的小说，应该有。

不不，也许她们觉得无需那些劳什子，政府也罢电车也罢小说也罢……

她们可能制作若干个巨型醋瓶，甘愿进入瓶中静静地生活。从天上望下去，地表想必排列着几万几十万只之多的醋瓶，无边无际，触目皆是，景象肯定无比壮观。

是的，如果世界上还有挤得下一首诗的余地，我不妨写诗。穷婶母们的桂冠诗人。

不坏。

歌颂照在深色醋瓶上的太阳，歌颂脚前铺展的晨露晶莹的草海。

然而归根结蒂，那是公元一一九八〇年的事。一万年时间等起来实在过于漫长。那之前我必须度过无数个冬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