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个男人，住在教堂附近……”对一个有待展开的故事来说，如此开篇有点意思。无论如何，爱德华·史蒂文斯也算住在教堂附近，这是对事实最平淡的描述。他家隔壁的德斯帕德庄园有一座小教堂，虽然庄园名声在外，可那座小教堂却算不上什么有名场所。

像你我一样，爱德华·史蒂文斯也是一个普通人，混迹于尘世之中。此刻他正坐在火车的吸烟车厢里，火车将于6点48分抵达宽街站。爱德华·史蒂文斯现年三十二岁，在第四大街赫勒尔德父子出版社的编辑部谋了个不错的职位。他平常租住在东七十街，在费城郊外的克里斯彭镇还有间小屋，出于对乡村生活的热爱，他和妻子周末大多会去小屋度假。这是1929年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天气乍暖还寒，他正坐火车赶去小屋和妻子玛丽会合，随身的公文包里装着高丹·克罗斯关于谋杀案的新书书稿。这些描述虽然平平，但也都是事实。史蒂文斯现在也承认，人还是应该与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打交道，那样心里才踏实。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一下，事发当天，或者说当晚，一切都很正常，没有任何蹊跷之处。史蒂文斯也像你我一样循规蹈矩，没有任何出格的举动，只是坐火车回家而已。他对工作、家中的妻子，以及顺风顺水的生活甚感满意。

火车准点抵达了宽街站。史蒂文斯下了车，绕着车站活动筋骨时瞧见车站门上的时刻表写着，七分钟后有一班开往克里斯彭的火车，而且是特快车，停靠的首站是阿德莫尔。克里斯彭站则位于哈弗福德站和布林莫尔站之间，从哈弗福德站沿干线行驶大约三十分钟后即到。至于为何选择在克里斯彭停车，或者说为何要在那儿单设一站，这问题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毕竟克里斯彭仅有沿山而上、相隔甚远的六座房子。但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却自成一个社区，那里不但有邮局、药店，而且在那条蜿蜒直上、通向德斯帕德庄园的国王大道边，甚至有一家几乎藏身于紫叶山毛榉中的茶室。最让人意外的是，克里斯彭还有一家殡仪馆，虽然这看似不合常理，也没有太大意义。

每次瞧见这个殡仪馆，史蒂文斯总感到莫名其妙。这儿为什么会有一家殡仪馆？会有生意吗？殡仪馆的窗户上印着“J. 阿特金森”这几个字，字体平平无奇，看上去就像名片上的那样。史蒂文斯从来没在殡仪馆的窗户后面瞧见过人，连个人影也没见过，只隐约瞧见过几个小小的奇形怪状的大理石瓶，应该是插花用的，还有挂在铜环上的齐腰高的黑色天鹅绒窗帘。当然，无论在哪儿，殡仪馆的生意都不会热火朝天，你也不会指望殡仪馆前人头攒动。不过，一般来说，殡仪馆的经营者大多善于交际，可史蒂文斯从没见过这位所谓的J. 阿特金森。正因如此，这家殡仪馆激发了他创作侦探小说的灵感。比如，殡仪馆的经营者其实是个连环杀手，所以这家店才会有足够多的生意。

但是话说回来，老迈尔斯·德斯帕德刚刚撒手人寰，这没准给J. 阿特金森送去了生意。

为什么会有克里斯彭镇？如果非要对这个问题刨根问底，那德斯帕德庄园也许是唯一的答案。这就不得不说到辉煌的1681年。在佩恩先生[威廉·佩恩（William Penn，1644—1718），北美殖民地时期重要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开拓者。]亲自出马，和生活在斯库尔基尔河[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部河流。]与特拉华河之间茂密丛林中的人达成和解之前，曾有四位专员奉命来此，为英属宾夕法尼亚殖民地[1681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赐给威廉·佩恩一块几乎与英格兰同等大小的土地，即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国王这么做是为了偿还皇室拖欠佩恩家的16,000英镑的巨额债务。]建城选址，“克里斯彭”之名即源自其中一位专员的名字——威廉·克里斯彭。这位专员是威廉·佩恩先生的亲戚，在一次航行中不幸过世，而他的一位表亲——德斯帕德（据马克·德斯帕德所说，德斯帕德这个姓氏原为法文，在经过一番稀奇古怪的拼写变化之后，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则获得了乡下大片土地的所有权，自此德斯帕德家族便定居于此，在庄园中繁衍生息。家族的一家之长，高贵优雅的浪子——老迈尔斯·德斯帕德，不到两周前刚刚过世。

史蒂文斯一边等火车，一边漫不经心地想到了马克·德斯帕德——德斯帕德家族新晋的一家之长——不知道今晚他是否会像往常一样来家里聊天。史蒂文斯在郊外的小屋离德斯帕德庄园不远，两年前两人便成了朋友，不过老迈尔斯刚刚过世，今晚应该见不到马克或他妻子露西了。经过近四十年纸醉金迷的生活，老迈尔斯的胃黏膜早已变成了一团糨糊，他最终死于胃肠炎。由于老迈尔斯一生多在国外生活，与亲戚们联系得很少，所以亲戚们对他的死并没有感到太悲伤，只是得料理他的很多身后事。老迈尔斯终生未娶，马克、伊迪丝和奥格登都是他弟弟的孩子，想必都将继承一大笔遗产。史蒂文斯对这些事倒不怎么感兴趣。

这时，月台的大门当啷一声开了，史蒂文斯晃着身子跳上干线列车，穿过众人一直向前，进了吸烟车厢。初春的夜色已由灰转黑，车上的顶灯灯光惨白，车厢内烟雾缭绕，味道呛鼻，但依然能隐约嗅到丝丝令整个乡下复苏的春的气息。史蒂文斯由此想到了玛丽，今晚她会开车到克里斯彭站接他。火车上尚有一多半空位，车厢里如往常般令人昏昏欲睡，乘客们一边哗啦啦翻阅报纸，一边吞云吐雾。史蒂文斯入了座，将公文包放在膝盖上。人一旦心满意足，就难免会想东想西，史蒂文斯也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今天碰到的两件怪事。他倒不是非要想个明白，那不符合他的性格，他只是任由心思驰骋，满足一下好奇心而已。

哪两件怪事呢？嗯，比如说这一件。他公文包里装着他很想一睹为快的高丹·克罗斯新书的手稿。不过，有一点很不可思议，高丹·克罗斯这个奇怪的名字竟然是作者的真名。克罗斯是编辑部的头儿莫利发掘出来的作者，他似乎是个隐士，一门心思想要重现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谋杀案。这人虽没亲眼看见犯罪过程，却能把案件描述得活灵活现，而且文风如纪实一般触目惊心，让人读起来如同亲临犯罪现场，所以读者往往对其笔下的内容深信不疑。一位声名显赫的法官就曾经不小心闹过笑话，如此写道：“根据《陪审团绅士》一书对尼尔·克里姆案的生动描述可知，作者肯定参加了当时的庭审。”《纽约时报》则讽刺道：“克里姆一案发生在遥远的1892年，而克罗斯先生今年四十岁，换句话说，他当时一定是个特别早熟的孩子。”从为书做广告的角度来说，这种趣闻倒并非坏事。

克罗斯之所以大受欢迎，除了其文风之外，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对素材的选择。他的每本书会收录一到两个著名案件，多是过去令人称奇而现在却鲜为人知的案子，这些案子显然让现代的读者耳目一新。尽管书中有图片和文档为证，可内容太不寻常了，以至于一名批评家忍不住站出来，指责克罗斯笔下的案件子虚乌有，是他精心编造的骗局。一石激起千层浪，此话一时间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结果却变成对书的一种宣传，因为最终事实证明克罗斯书中所写的案件绝非虚构。引发争议的那本书记载的是18世纪发生在布鲁塞尔市的一起残暴罪行，该市市长对凶手印象非常深刻，因此写信给提出质疑的批评家，对批评家的无端指责表示强烈愤慨。正因如此，高丹·克罗斯虽非国内畅销作家，也不是年度热门人物，却成了赫勒尔德父子出版社着力打造的作家之一。

这个星期五的下午，编辑部的头儿莫利把史蒂文斯叫到自己那间安静的、铺着地毯的办公室。莫利坐在办公桌后，朝米色信封里摞得整整齐齐的一沓纸眨眨眼。

“这是克罗斯刚写的书，”莫利道，“这个周末你带回家瞧瞧？我想让你在5月的销售会上谈谈这本书。是你感兴趣的题材。”

“你已经读过了？”

“是的。”莫利踌躇道，“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高丹·克罗斯迄今为止最棒的作品。”接着，他又面露犹豫之色，“当然，原来的书名必须得改。书名实在长得离谱，专业性又太强，肯定会影响书的销售，但这事儿我们以后再说。这次书里写的都是女投毒犯，内容够劲爆。”

“听起来不错！”史蒂文斯真心称赞道。

莫利环视四周，神情恍惚，显然心里有事。他问道：“你见过克罗斯吗？”

“没有，不过有可能在办公室和他照过一两次面。”史蒂文斯只能如此回答，他努力在记忆中搜索，说不定在某个转角或者办公室门口，他们曾擦肩而过。

“哦……他这人挺奇怪。我是说他对合同的要求。他非要在合同里单加一个条款，至于其他的，我觉得他根本不在乎，没准他都没好好地完整读过合同。加的那一条挺奇怪，他要求在每本书的封底印上他的大照片。”

史蒂文斯闻言哼了一声。莫利办公室的墙上成排地摆着封面抢眼的书，史蒂文斯随手从中拿起克罗斯的《陪审团绅士》，翻了起来。

“原来是这样啊，”史蒂文斯道，“难怪他的书封底从来没有作者生平，只印一张大照片，下面还写着他的名字，从他出版第一本书到现在一直这样。我之前还纳闷呢，不过大家好像对此也没有什么异议。”史蒂文斯仔细端详着克罗斯的照片，继续道：“嗯，这张脸很有特色，一看就是个聪明人，挺不错。可他为什么这么以此为荣，非得四处张扬？”

莫利坐在椅子上，身子没动，只摇了摇头。“不，不是这回事。他可不是个性张扬的人，他这人其实很低调。应该是有其他原因。”

莫利好奇地瞧着史蒂文斯，欲言又止，转而从办公桌上拿起一些东西。“你就别为这事费心了。手稿你拿着，小心点，里面夹着照片呢。哦，星期一早上一上班先来见我。”

两人又寒暄了几句，史蒂文斯就告辞了，此刻他正坐在驶向西费城的哐啷作响的火车上。他微微打开公文包，瞥了眼包里的书稿，但没拿出来，脑中又想起另一件令他费解的事。

如果说高丹·克罗斯这事虽不重要，却让人不明所以，那另外这桩有关老迈尔斯的事就更无关紧要，却也更让人糊涂了。此时史蒂文斯的思绪已飘到德斯帕德庄园，他仿佛瞧见了那座掩映在山毛榉中的古老石房，以及即将从冬季的沉睡中苏醒过来的花园。去年夏天，在老石房后的下沉花园里，史蒂文斯还见过老迈尔斯。按照年龄来说，“老”迈尔斯其实并不老，他入土时才五十六岁。之所以说他“老”，是因为他平日里谨小慎微的言行举止、闪亮的白色立领里干瘦的脖颈、卷曲的灰色八字胡和喜静不喜闹的性格，给人造成了一种垂垂老矣的假象。他迎着暖洋洋的日头，抬起歪戴着的帽子，客客气气向史蒂文斯打招呼的样子还历历在目，那时的他双眼肿胀，目光中流露着痛苦。

患上胃肠炎的滋味确实不好受。老迈尔斯自周游世界归来到去世，一直饱受胃肠炎缓慢而痛苦的折磨，他家的厨娘甚至为主人的坚忍而感动到哽咽落泪。厨娘亨德森夫人也是庄园的管家，这位执掌家务大权的“独裁者”说过，老迈尔斯有时会痛得大声尖叫，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德斯帕德一家九代全葬在庄园私人教堂的地下墓室里，墓室中的棺材排成排，好像一本本被翻得破烂不堪的书籍。老迈尔斯也被葬入了地下墓室，葬礼过后，条石复位，再次封死了墓室。不过，有件事似乎令亨德森夫人印象尤为深刻：老迈尔斯过世前手里曾握着一根普通绳子，上面等距系着九个绳结，他过世后，人们在他枕头下发现了这根绳子。

“他这么做很好，”亨德森夫人曾对史蒂文斯家的厨娘直言不讳道，“我想他是把那东西当作玫瑰念珠[天主教徒诵念敬礼圣母的《玫瑰经》时用以计数的串珠。]之类的东西了。当然，他们家族的人都不是天主教徒，但不管怎样，我觉得这是件好事。”

但是，另有一件事却让亨德森夫人深感不安，至于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到现在也没搞清楚。这还是老迈尔斯的侄子马克·德斯帕德告诉史蒂文斯的，他说起当时的情景时，还有点哭笑不得。

自老迈尔斯去世之后，史蒂文斯只见过马克一次。老迈尔斯是在4月12日星期三晚上去世的。史蒂文斯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通常他和玛丽只在周末来克里斯彭，可星期三那天晚上他们却在克里斯彭过了夜。他们第二天一早就开车返回了纽约，对老迈尔斯的死毫不知情，后来还是通过报纸知道了这个不幸的消息。4月15日，也就是老迈尔斯去世那周的星期六，他们又回到克里斯彭，还去老迈尔斯家吊唁了，但没参加葬礼，因为玛丽对死亡有种莫名的恐惧，听到“死”这个字就浑身发抖。葬礼过后的当天傍晚，史蒂文斯在空荡荡的昏暗的国王大道上，碰巧看到了正独自一人大步流星地走在街上的马克。

“我们家的亨德森夫人，”马克出其不意地对史蒂文斯道，“瞧见点怪事儿。”

那天傍晚寒风料峭，树林中的花骨朵刚刚冒头，国王大道穿过林地，蜿蜒通往德斯帕德庄园。郁郁葱葱的树林在风中颤抖，犹如一片乌云从空中罩住马克。在路灯灯光的映照之下，马克那张长着鹰钩鼻的脸看起来苍白而狂躁。他双手插兜，倚着路灯杆。

“我们家的亨德森夫人，”马克重复道，“瞧见点怪事儿。但我没搞清她到底看到了什么，因为她说得不清不楚，一边说，还一边不停地祈祷。听着好像是说，在迈尔斯伯伯去世的那个晚上，她看到迈尔斯伯伯在房间里和一个女人讲话。”

“女人？”

“哦，别想歪了，”马克正色道，“只是和女人说话而已。亨德森夫人说的是，房间里有一个‘身穿古怪老式服装’的女人在和迈尔斯伯伯讲话。当然，那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因为当天晚上我、露西和伊迪丝都要去圣戴维斯参加化装舞会。露西打扮成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最宠幸的情妇——蒙特斯潘夫人。伊迪丝则戴着旧式女帽，穿了一条有裙撑的裙子，我觉得她扮的一定是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护理事业的创始人和现代护理教育的奠基人。“南丁格尔”同时也是护士精神的代名词。]。有我妻子扮演最伟大的情妇，我妹妹扮演最伟大的护士，我扮成谁已经不重要了。”

“不过，”马克面色阴沉，继续道，“这事听起来还是太奇怪了。你不太了解迈尔斯伯伯，对不对？他是个和蔼可亲的老浪子，对人总是客客气气的，这你应该知道，但他总喜欢一个人躲在房间里，谁也不让进，连饭都要别人送上门。当然了，随着他病情的加重，我就给他请了一位专业护士。为此，他着实大闹了一通。我们安排护士住他隔壁的房间，这样护士就能随时护理他了，可他为了阻止护士随意进入，非要把连通两个房间的门锁上，我们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才说服他别锁那道门……这么一想，亨德森夫人瞧见迈尔斯伯伯的房间有个‘身穿古怪老式服装’的女人是有可能的——”

史蒂文斯搞不懂马克为什么要为这事烦恼。

“嗯，我觉得这没什么奇怪的。”史蒂文斯道，“你问过露西或伊迪丝了吗？也许亨德森夫人看到的是她们两人中的一个？不过，既然你伯伯不让别人进他的房间，亨德森夫人是怎么瞧见那女人的呢？”

“亨德森夫人说她是透过玻璃门瞧见的。迈尔斯伯伯房间的玻璃门正对楼上阳台，一般来说，玻璃门上会拉着帘子。没，我还没跟露西和伊迪丝提过这事。”马克迟疑了一下，然后放声大笑道：“我烦的其实不是这事，也不是想跟你故弄玄虚，我烦的其实是亨德森夫人说的另外一件事。据亨德森夫人所说——你要仔细听——那个身穿老式服装的女人先和迈尔斯伯伯聊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从一扇根本不存在的门里消失了。”

史蒂文斯瞧着马克。马克一脸严肃，史蒂文斯瞧不出他到底是不是在开玩笑。

“莫非你想跟我说，”史蒂文斯嘴里不置可否地嘟囔道，“那女人是鬼？”

“我想说的是，”马克皱着眉，一字一句斟酌道，“那扇门在两百年前就已经被砖砌死，外面还镶了木镶板。可那位神秘客人竟然打开了门，还从门里消失了。是鬼？不，我可不这么想。我家这么多年从没闹过鬼。我们家族是非常体面的，但你很难想象我家会突然冒出这么一个体面的鬼。虽然这事说出去或许不会影响我们家族的声誉，可来做客的人会觉得受到了冒犯。要我说，亨德森夫人很可能看错了。”

说完这话，马克突然迈开步子，大步流星地走了。

那次碰见马克已经是一周前的事了。史蒂文斯坐在开往克里斯彭的火车上，一边回想着和马克聊天的情景，一边漫不经心地琢磨着其中的古怪。在办公室和莫利谈话，在路上和马克·德斯帕德聊天，这两件事互不相干，不过给人的感觉都很奇怪。史蒂文斯不想搞清楚它们背后的原因，只琢磨着要如何把它们写进同一个故事里。这两件事毫无关联，就像不同版面的新闻一样，想想下面这几点吧：高丹·克罗斯，一个深居简出的作家，执意要把自己的照片印在书的封底上，但并非为了虚名；迈尔斯·德斯帕德，一个深居简出的百万富翁，死于胃肠炎，枕头下有一根系着九个绳结的绳子；最后，还有一个身穿古怪老式服装（具体年代不详）的女人，穿过两百多年前被砖封死的门，神秘消失了。这几点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听着甚至有些荒诞，一个精于叙事的作家，要如何才能把它们写进同一个故事呢？

史蒂文斯打消了写故事的念头，但按捺不住对克罗斯的好奇，于是便打开公文包，抽出克罗斯的书稿。好家伙，书稿可够厚的，估摸着得有十万字之多，不过这本书应该会像克罗斯的其他书一样，几乎没有废话，内容简练得恰到好处。每章书稿都以铜钉装订，与书中内容相关的剪报、照片和素描也已经用回形针夹好。史蒂文斯先过了一遍整本书的目录，然后瞥了眼第一章的标题。这时，他的手突然一哆嗦，书稿差点从膝盖滑落到地上——让他心惊的不是这个标题。

这页书稿上夹着一张老照片。照片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泛黄，但上面人物的面容依然清晰可辨。照片下方用齐整的小字印着：玛丽·德奥贝，1861年因谋杀被斩首。

史蒂文斯盯着眼前这张照片，照片上的人竟然是他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