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山离开洛大的那天早晨，天空下着小雨。

上山时，由一辆热情的三轮车送上来；下山时，只有步行。“来香去臭”是我们这一行业的待遇规律，也是我们这些人的宿命，从来没有被打破过。山高谷险，对峙的两山形成一个巨大的V字形。对面的泥土公路如一堆盘肠，折折叠叠延伸到山顶的云雾里，藏人、羌人和他们的牦牛羊群就生活在云雾深处。如果站在对面看过来，我们这边的情景也一样。上山时还处处树青草绿，此时性急的杨树叶子已开始飘零，秋天正势不可当地到来。时间不过半月，在高山地区，从夏到秋，仿佛就是一抬脚的事。

下到半山，坐在路边一块突起的石头上，我们俩都说不出话，默默抽了一阵烟。我想到这一年的经历，想到今天的窘境，以及下一步的去路，突然一股愤怒加悲伤涌上心来，恨不能给自己一刀。我随手把背包丢下了山崖，看着它跌跌撞撞落到沟底，里面的东西像天女散花一样散落一地，心情才稍稍平静。它们是一双雨鞋、一双黄胶鞋、两条裤子、两件上衣、一顶安全帽，以及手套袖套袜子若干。这一年，大年初六出门，灵宝、清源、天水、阿图什，从东到西，横穿大半个中国，一事无成。老四说：你扔我不扔，我还要干活儿穿呢！

洛大乡的街道上，人们正在吃早饭。一条弯曲逼仄的小街，花花绿绿的房子曲里拐弯地向两头延伸，猪和狗在街上哼哼唧唧走过，旁若无人。我们面临两条路线选择，一条是经腊子口，过漳县、岷县，在陇右上火车回陕西；一条是经舟曲、武都、康县、汉中到西安。我俩身上都剩下不到百十块钱，没有一点儿回旋的余地，必须精打细算。我多年的经验是，只有尽快靠近铁道线才是最经济有效的进退方式。老四偏要选择后者，他说自己看了不下十遍地图，后者才是通畅的大路，再说文县和康县也有矿区，说不定路上还会碰到机会。争执间，一辆私家车停在路边，招手喊我们上车，问司机去哪里，说武都，谈了车价，我俩就上了车。

白龙江一路随行，宽宽窄窄，浩浩荡荡。车有时擦着江边疾行，有时与江水拉开远远的距离。这是我见到的除了长江以外最大的河流，清冽又湍急，时见白浪滔天。人们充分利用了水的落差，相隔不远就建一座水电站，规模大小不一。坝里的水蓝得像天空一样，没有一丝遮拦，映着飞鸟和远山。守坝的人悠然自得，在坝上抽烟、晃荡。他们的工作大概是每天开动一下闸门和机组按钮，这真是个一劳永逸的挣钱事业啊！车上的人说，老板都是福建人或浙江人。

急行中，司机指着江边的一片绿草地，说：“这就是停放遇难者遗体的地方，当时参加抢险的人里也有我。”绿草地很宽阔、很平整，绿意盎然，石灰画出的一个个方格子还在。一车人都不说话了，都很沉重。

车过舟曲县城，司机和乘客们停下来吃饭。我们的钱有限，不敢多花，每人买了两个苹果。陇南被称作甘肃的江南，是出产鱼米水果的地方，街上小摊子很多，卖水果的最多。这个季节，以苹果和橘子为主打，高原的光照使苹果红得像浸了血，只是皮有些厚。县城西面有两条大沟，像剪刀一样延伸出去，一端在县城边汇拢，山势高大颓败，山体结构松散。此时，泥石流灾难才过去一个多月，半截街道还在清淤，铲车轰鸣，把屋子里的乱石淤泥一点点往外掏，听说不时有尸体被挖出来。已经清理出来的房子，肮脏的淤泥印清晰地印在三楼和四楼的墙壁上。可能太急于抢险，无法做到细微，只有靠以后的风雨来清理洗刷了。清理结束的楼内和街上，各种商铺已经营业，人们出出进进，热烈红火，和那些还在淤泥中的事物形成鲜明对比。一半是死，一半是生；一半是沉寂，一半是火热。人和生活，这个世界，真是现实又残酷的存在。

车到武都时，已经是下午。我们抢到了当天最后一趟至汉中的跨省大巴的车票。

武都就是陇南，武都是古称，陇南人一直习惯叫它武都。我对它的有限了解，来源于《三国演义》。儿子出生时，爱人身体不好，卧床两个月，我除了干农活，就是做饭。锅里煮着饭，我在灶门旁翻《三国演义》，从头至尾，一遍一遍。我惊叹于《三国演义》的伟大，伟大之一在于，它几乎是一卷两千余年前的山川地理和风气物候详解图册，翔实又精准。武都有时属凉州，有时归雍州，攻伐消长，战事频发。烽火人事虽然早被风吹雨打去，但因此留下的产物和痕迹还在，比如多民族人群的杂居、融合，地理生活习性的特点延续。街上有人裹着丝画头巾，有人穿着西装；橱窗里有麻绳和犁铧，也有摩托车和冰箱。古老与现代分明又相融。

老四买了一把斧头，花去了身上余钱的四分之一。我阻止不了他，他说大不了挨两顿饿。这是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斧头，兼实用与艺术于一身。刃口宽阔，斧脑精巧，从刃口向后过了斧孔的地方，突然回收形成一个台坎，弧线美妙，使整个斧头显得阔大但并不笨重。

那时候客运管理还比较宽松，几无安检，斧头进出自由。老四把它一直带到了延安。在延安的时光里，这把柴斧成为他工作和生活的有力帮手。

车到康县时，天已经黑透了，万家灯火，霓虹遍地。这是个充满川渝味道的城市，人们习惯昼伏夜出，夜生活是一天生活的重要延伸。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在康县我们碰上了大堵车，前不见首，后不见尾，我们的大巴被堵在中间，不明不白。所有人都下了车，在公路边望天，抽烟，干着急。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三个小时过去了，没有消息，没有希望。最绝望的要数我和老四了，按计划我们要赶上汉中到西安的最后一趟车，当天夜里可以赶到西安，这是我们口袋里的钱最大的支撑限度。在西安，有认识的熟人，可以借到钱回家。可眼前的大堵车，让计划泡汤了。老四后悔地说，要是听你的，这会儿该到西安了。但后悔有什么用呢？我说，等吧，车到山前必有路。虽然我知道很多时候车到山前没有路，就是有路，也是烂路。

我们被堵的位置是一个崭新的集中村，山清水秀，高处的山上长满了高大的松树。十月的天气还有些热，但风已经有力量了，风里温柔的成分所剩不多，冰凉的成分渐重。风吹过松林，隐隐可以听见松涛如浪，一波赶着一波。

城镇化这时还早，但乡村集中已经初兴，我们正好堵在一个小商店门口。一排崭新的房子，一些住进了人家，一些还没有。小商店货物崭新，店主人也崭新，她梳了两条辫子，像货架上的货物一样整齐。这是一个刚结婚不久的女孩子，判断来自门上鲜艳的红喜字和她的红色发卡。

我俩各买了一根火腿，咽下去不一会儿又饿了，又各买了一桶泡面。女店主烧了开水，给我们泡上。这时候买东西的人越来越多，大部分是司机，他们不缺钱，一抱一抱地买，货架很快就空了。我和老四由此判断，通行还遥遥无期。我问：“还有能吃的吗？”女店主说：“没有了！”过了一会儿，她说，“还有一包点心，就是过期了，有些硬。”说完，她去里面的房间拿出来，让我们看。一包没开封的点心，上面印着维吾尔文一样曲曲弯弯的文字，我们都不认识。老四说：“怕是外国的点心吧？”女人说：“是的，他给我买的零食，我没舍得吃，放过期了。”我们知道那个“他”就是她的丈夫，西北女人习惯这样称呼自己的丈夫。我拿起来，闻了闻，并没有异味，还能吃。我说：“好，我买下了，路上当干粮。”老四好奇地问女人：“他呢？”女人说：“和他爸去阿富汗了，村里好多人去阿富汗捡玉石，做建筑活儿，但他不是捡玉，是开矿。”我知道阿富汗玉属昆仑玉，并不怎么值钱，建筑活儿大概也不好干，但除此之外，男人们没有选择。那地方战火、内讧不断，动刀动枪的，死人如死狗。但我没敢说出来。多少男人的生活不会让女人知道，知道了也没有用。老四问：“开什么矿，还要人不？”女人说：“我也不知道，听说老板是中国人，四川的。要不要人，工人也不知道。”老四说：“能不能给我一个那边的电话？”女人说：“没得电话呢，那边的电话只能打进来，不能打出去。”我拦住老四说：“别问那么远的事，眼前的事还解决不了呢！”问者有心，若干年后，老四的打工路真的延向了异国他乡，到了塔吉克斯坦。

终于通行了。原来是一辆油罐车与别人相撞坏在了当道，谁也不敢靠近，说随时有爆炸危险，直到车上的油被倒进了另一个罐里。

我们上了大巴，向汉中飞奔。公路翻山越岭，人烟灯火稀疏。一轮落日向西边辉煌地坠落，我们知道，艰难的时刻就要来到了。

汉中的古老，已经无法用肉眼看到了，我们能看见的，是它的年轻和繁华。

我看见很多大排量的摩托车，载着花枝招展的女孩子在街上驰过，它们是街上最靓、最现代的风景，马达轰鸣，裙裾飘飞。几年后我去成都，从杜甫草堂出来，在街上看到相同的景致，写了一首诗《谒杜甫草堂》，其中有一句：天桥上走满了盛装的现代狐狸。这其实得益于汉中街景的记忆与启发。

我们都饥肠辘辘，但身上所剩不多的钱让我们只能有一个选项，吃饭或住店。我俩在大街上转悠，目光从一家家饭店的门和窗子里伸进去，渴望桌子上有别人吃剩的饭菜。确实有剩下的饭菜，有的还很丰盛，有鸡鸭鱼肉和酒，我们一次次鼓足勇气，又一次次走开，到底谁也迈不进去。若干年后，我常常想起那个夜晚，想到饥肠辘辘。我想我俩迈不进门的原因是我们都还年轻，个子都有一米八多，如果我们能老一些、个子矮一些，也许就能迈进去了。

长途车站东面有一家热米皮店，生意太火了，吃热米皮的食客排着长长的队伍。在此之前，我俩都从来没见过热米皮，连听说都没有。我俩远远地站着看，想象它非同寻常的味道并陶醉着。后来我在别处吃到的热米皮是切成条状的，类似裤带面，放豆芽和蒜汁。眼前这家的做法是整片的，一碗一片，薄得近乎透明。煮米皮的锅里一锅绿水，后来听说是专门用绿菜熬煮的水，当时一直想不明白它为什么这样绿。

老四说：“我们也吃一碗吧，快饿死了。”我说：“吃吧。”我们就去排队。我发现每十碗老板会清理一次汤锅，用笊篱把锅里的小白菜和豆芽捞干净。这些绿菜和豆芽，一定会放进最后那一两碗里，因而这两碗的量会多一些。经过计算，我们得到了最后两碗。

一碗热米皮三两口就下去了，没有来得及感受味道。

大街两旁宾馆林立，招牌高大，但价钱也贵得吓人。我们专往小巷子里找，那些没头没脸的白店和“黑店”，价钱要便宜得多。这是我们多年的经验，几乎放之四海皆准。终于找到了一家旅店，这是一栋老房子，有些陈旧，有些脏，但价格便宜。我们和老板讨价还价，她是一个中年女人，操着一口类似四川话的方言。讨价的结果是二十块一位，再没有余地。身上的钱还够，我准备答应了，老四偷偷拧了一下我的腰，我知道他有话说，就对女人说：“我们去买支牙膏，一会儿再来。”我俩重新回到街上，老四说：“还没到最后时刻，到了，她就会降价了，甚至免费也有可能。”

我俩坐在一家早点店的台阶上，看街上人来人往，灯红酒绿。夜渐渐深了，也有了一丝凉意，毕竟是冬天了，到了半夜和清晨一定会更冷，躺大街的办法显然不行。天上没有月亮，只有星星，灯光映不到的地方显得漆黑，远山如墨。老四问我下一步往哪里走，我懂得他说的是下一个打工地，那是眼前的事情，但也是遥不可知的事情。我说不知道啊，又问他怎么办，他说有一个亲戚在延安蟠龙，打算去那里干煤矿。他说：“你跟我一起去吧，咱俩个子高，肯定受欢迎。”我问干什么活儿，他说巷道支护。

我们都有些困意，我说眯一会儿吧。老四说不能眯，眯了就起不来了。我们抽起了烟，东一嘴，西一句，说了无数闲话。闲话多是废话，但有些时候闲话比什么都有用。他随口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有一年在莎车，也是这个时候，也是这样的夜晚，但南疆的夜晚要比汉江边的夜晚冷多了。本来是去乌恰，走到莎车，身上没有钱了。他那晚坐在街边，一边抽烟，一边等待黑夜过去，可黑夜像黏皮糖，怎么也不走。这时候，有两个人也过来抽烟，坐在他不远的地方，听口音是南方人。三个人抽着抽着就抽到了一块儿，那两个人的烟档次不低，老四的烟显得拿不出手。原来那两个人不是没钱了，身上的钱还很多，他们愁的是找不到向导，他们走了几千里来到这边，是计划去喀喇昆仑山上找玉的。老四问为什么不去和田找，他俩说那地方挖玉的人太多了，轮不上他们，他们要另辟蹊径。老四说：“带上我吧，我知道路。”其实他也不知道路。

老四带着他们，买了几头驴子骑着，带着干粮和帐篷沿叶尔羌河往上走，据说翻过山就是阿富汗，也可以到塔吉克斯坦。他们看见沿途有一些人在捡玉，有人放牧，老四的信心更足了。虽然他并没有上昆仑山找过玉，但听说过很多找玉的故事，他坚信在某个河水源头，一定有一个玉矿在等着他们。他们走啊走，干粮越来越少，水也喝光了，只能喝河里的水。那些山溪清澈无比，但有一股苦味，开始喝了拉肚子，好在拉了两天就适应了。途中渐渐没了人烟，只偶尔看见哑巴一样的放羊人，走着走着，放羊的人也没有了。他们知道，已经进入了绝地。他们往山上走了十天，山越来越陡，河越来越小。本来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几头驴子瘦得走不动了，路上只有石头，没有草，再走下去会暴毙路途。两个南方人说往回走吧，再不往回走，会死在这里。老四还想往前走，坚信有玉矿的地方快要到了，红皮、青脂、黑墨，漫山遍野，但毕竟自己只是个向导，只有跟着回来了。回到莎车，那两个人给了老四一千块辛苦费。

我问老四：“你是不是就想骗些辛苦费，你也不清楚有没有玉矿对吧。”老四信誓旦旦地说：“不是的，是真心要找到玉。”我说：“可能根本就没有玉矿这事。”他说：“有，玉和金一样，都是有源头的，可能是我当时选错了路。我们走到两条河的交汇处，不知道往哪里走，我就随便选了一条，如果当时选了另一条路，可能就找到了。”

回到旅店，所有房子差不多都熄了灯，老板还没有睡，在登记室里东张西望。女人说：“以为你们不来了，房间还给你们留着呢。”老四说：“都大半夜了，能不能便宜些？”女人说：“不能，睡一个小时和睡一晚上是一样的。”老四说：“是一样的，但有人睡和没人睡可就不一样了，你空着就白空过去了。”女人迟疑了一阵，说：“行，一人五块吧。”

第二天，起了个大早，我们经西安转车到了延安。在延安，我们看见了延河源头，也感受了黄土高原无比的冷冽。

老四和我有十年的相识史，不长也不短，但我们之间没有友谊，只是萍水相逢。当然我们之间有一些交集，也有一些故事，但大多不值一提，像许多季节性事物，那些花草和树木，都被风吹雨打散了。

我想说点儿他后来的事，当然，这也并不重要，甚至没有意思。

二〇二二年春天，老四到了塔吉克斯坦，去了一家铅锌矿上班，合同三年。那地方叫苦盏。我以为是极苦的地方，查了地图，发现是塔吉克斯坦最好的地方，有一条著名的大河流过，这让人多少有些放心。和国内的矿山差不多，老四有时白班，有时夜班，有时没白没黑。

我们偶尔通一次电话，彼此问问身体和生活情况。他说他在矿山工作之余，也去找玉，去到过很远的地方，因为经常出去，且去得很远，老板说他违反了纪律，几回要开除他。有一次在视频里，他站在一条大河边，就是那条著名的大河，比长江更雄浑。他手里拿一块翠玉向我炫耀。他说：“等我回去，给你做一个吊坠，玉对肺有好处。”我说：“好，你快回来吧。”

有一段时间没有他的消息了，听说他回来了，又听说他去了别的地方，做玉石生意去了。

我有时把老四忘了，有时又想起他来。想起他，就会找熟悉他的人，聊一会儿关于他的闲话，打发无聊的时光。不知道他会不会想起我，会不会也和别人聊起我的闲话。

如果忘了也没什么，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闲话，闲话可以有，也可以没有，最后都是遗忘和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