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把柜子里的衣服翻出来，裤子、衬衣、棉衣、袜子、手套，一一再检视一遍。

过了重阳，就要正式入冬了。这些年，家里别的东西没有增长，衣服倒真的积累如山了。开缝的、冒线的、破损的、扯荒的、缺扣的，飞针走线，一直忙到凌晨两点。窗外寒气如织，被褥冷得像冰窖一样，一觉睡得却无比踏实。我心安处，是补旧如新。

我也记不清什么时候养成的这女人似的习惯，用爱人的话说，这是对女权的严重蔑视和抢夺。想起在矿山的那些年，几乎没有一天不缝补衣服。最气人的是工作服的裤裆，在操作爆破面的底眼时，一伏下身子它“刺啦”一声就开了，机器巨大的后坐力，不骑跨着按不住。机器的气腿提把儿的螺丝总是松动，我们就用铁丝捆扎着它，冒出的铁丝头像一只淘气的手，每次都那样准确无误一击得手。

那时裤裆的缝法有两种，一种是用粗线，就是米面袋子的缝口线，这种白色的尼龙线结实无比，结果常常是缝过的地方再不会开了，但衣服就在紧挨着的地方再开一道新口子，如此循环往复，最后裤裆被缝成了一张网。另一种方法是用细铁丝缝补，就是用起爆引线的电线，这是一种半铜半钢的线，又软又韧。这种缝法没什么技术含量，是个人都能操作，在矿山被广泛应用。缺点很多，比如伤内衣，比如洗衣服时很麻烦；但也有好处，起爆时电线若短一截，把它抽出来就能派上用场。被抽了线的裤子像一面舞动的旗，在下班的巷道中迎风招展。

不光是工作服容易破，其他的衣服也容易破。矿山地处僻远，来去困难，所有人都好像没有新衣服换，总在缝补衣服，哪怕口袋里揣着一万块工资。在秦岭矿山那些年，见的最多的是小百货商贩，挑着针头线脑的担子满山走。

我记得二〇一〇年以前，爆破工人们还没有戴防护手套的习惯，其实说白了，是为了省钱。如果谁有一双手套，那就是最大的奢侈品，上班下班都别在腰间。如果破了，就要绣花似的缝补，有的用一双旧的套补在新手套外面，耐用度大大增加。大部分抓杆的，都用空手抓杆，六棱的钻杆，在手心里拧不出火花，会拧出一手水泡，下了班，用热水焐透，挑破放了水，下一班再接着拧。抓杆三年抓成了师傅，再上来一个新抓杆的。爆破工作在循环往复中，老板日进斗金或一败涂地。

爆破作业，单机时两人一班，双机时三人一班，也有三机和多机作业的，但那样的情况很少，只有大型隧道作业才有。掌握机器的是师傅，扶杆帮闲的是徒弟，叫“抓杆的”，这词儿非常准确形象。就是开孔时，扶杆人抓起钻杆的钻头往岩石上认，这叫认孔。认孔是个眼头活儿，非常严格，远了近了都不行，远了爆不下来，近了要多打孔，浪费材料。抓杆不仅费手，还费衣服，抓不稳时要用身子去扛住。抓杆人特别费衣服，下了班，不仅补裤子，还要补上衣。

张小平跟着我抓了一年杆，也补了一年衣服。张小平的缝衣水平比他的抓杆水平要高得多。他抓杆也能抓准位置，就是稳不住钻头，如果是一字钻头，钻头会在岩石上走八字。我只能把风挡开到一挡，机头不停摆动位置，修正他的错误，可他还是抓不稳。幸运的是，他工作在可以随便戴工作手套的后爆破时代，每班消耗一双手套。

工作面的岩石凸凹不平，但爆破是科学，孔位只认死理，没办法，张小平就用肩去扛，用身子去顶。这样做其实极其危险，六棱的钻杆有极强的抓着力。他的衣服常常被卷在杆上，或被撕下一片来。

张小平有一个针线袋子，就是人说的荷包。荷包有些年头了，五彩丝线绣着一对少年，像是在折荷花，花塘万顷，池水泛起涟漪。我猜这个针线袋一定有一个故事，当然不大可能与张小平有关，它应该是一个老物件。张小平的衣服破得快，缝得也快，下了班，大家打牌、喝酒，他就缝衣服。他有两套工作服，换着穿，也换着缝。他在袖口上缝了一圈民国大帅服一般的玩意儿，特别厚，也特别结实。那里是最容易磨损的地方。他也常给我缝衣服，有一回在屁股上绣了一幅太极图，两条鱼都是黑色的，像在游动，被我骂了一顿。不是嫌不好，是针线活儿太好了，但那是时间，是心思。

并不是人生下来就会做针线活儿的，特别是男人。张小平说，他这门手艺，是在河南矿山练出来的。有一天晚上，大家喝了酒，酒是“老村长”。那时候矿山流行喝“老村长”，便宜、劲儿足。

他借着酒力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相似的故事我听说过，但从没有见过这种活儿。他说的是掏矿。

山高的地方，天晴得稳了，也没有风，月光就显得特别亮、特别清，像被纱布滤过了。

我们躺在床上，酒劲儿上了头，大家都有些兴奋。张小平娓娓说起那段时光。

那一年，我二叔在灵宝金矿包了一个洞口。可能是开采时间太长了，洞里早已千疮百孔，连主巷道的地板也被挖得无处下脚，人进进出出像走夜路。我二叔包的活儿之一是掏矿，就是在垮塌的采场乱石堆下寻找矿石。这个活儿有点儿像在乱河滩里捉鱼，有没有鱼，鱼大鱼小，要靠运气。那时候开空了的洞子都在掏矿，也有挣了大钱的。我二叔从老家找来了一帮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因为女人和少年人工价便宜。我们从山下集市上买了五百个编织袋、锅碗瓢盆、被褥粮油，在洞里选了个宽敞的住处之后就开始掏。

大家掏了一个月，掏了三个采场都没有掏到一疙瘩矿。谁也不知道哪个采场有矿，哪个采场的矿有价值，就是盲掏。第四个采场掏到一半，终于见了矿石。二叔拿了一块出来，用锤子敲碎了，放到一只碗里，用酒瓶子反复碾压。当用水淘去石末之后，碗底清水里一溜细小的金末儿显了出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金子，玉米色的浅黄，不发光，有重量，并不随水波动荡。我一下记住了它的颜色，后来到过很多矿洞，见到过不少颗粒金属，分不清真伪时，我就用心里记住的颜色去对比，没有一次错的。

我们住在一个水坑边，是一个采废了的下采坑，不知道有多深。用手电照射，上面是绿的，下面是黑洞洞的，像黑夜。不见阳光的水和见阳光的水不一样，到底哪里不一样，我也说不出来，只有你见过了才会知道那种奇怪的感觉。在一条废巷道的尽头，石壁上有一个孔，是爆破失败后的残孔，水从那里一年四季不断往这边流，所以水坑总是满泱泱的。我们吃坑里的水，也用它洗衣服、洗澡。二叔说水坑下面还有好矿，我们要在这里干三年，三年结束，我们都发财了，回家盖楼。

干活儿的采场离得也不远，有一百来米，饭菜熟了，我们在石堆下的缝隙里能闻到香味，矿洞里的饭菜香味比什么都强势。我们叫它四号采场，其实叫得也没什么道理，只是它正好是我们掏到的第四个采场，另外，也方便定位，比如有人问，谁谁哪儿去了，回答的人说在四号采场，就知道那个人在哪里，免得担心。四号采场是一个大采场，占地有三四亩，人站在这一头，看那一头的人，特别小，特别不真实，像电影里的镜头。后来好多年，我再也没见过那么大的采场。一般来说，只有大采场才有好矿石，没有好矿石，当时的工人也不会开采到那么大。

天板都垮下来了，就没有了天板，半间房子大的石头堆在采场上，堆成了一座乱石山，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石头支撑着这些大石头。用矿灯往上照，什么也看不清，挺吓人，不知道有多高。我二叔告诉大家，没事，天板不会再垮了。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怕，慢慢地，都不怕了，因为再也没见有石头掉下来，确实是垮到顶了。

大石头动不了，就把小石头掏掉，沿着一个方向，一块块石头掏掉了，就形成了一个洞，渐渐成了一条小隧道。小隧道曲里拐弯，只能一个人爬着进出，人像老鼠似的。我们在乱石堆下掏出了好多条小隧道，像电影《地道战》，我们在其中神出鬼没。大石头也不稳当，有时候也会动，一动，挺吓人，像地震似的，有时牵动一大片，就有石头把洞道堵住了，只得再掏出另一条路来。也有正干活儿时，道上的石头动了，把人卡在前面，这时候要大家齐心协力把他掏出来。矿石的来源一般有两个：一个是天板上当时没采干净的矿石，采场天板塌了，带了下来；另一个是当时正干活儿，天板突然塌了，埋了一采场的矿石。第二种情况少，但碰到了能挣大钱。掏矿人赌的就是这个。

这个活儿特别伤衣服，上衣、裤子都费，鞋子也费，一身迷彩服十天就破了，下班了就是缝衣服。我们一般两个月出洞一趟，买身衣服也难。有好些人不会缝，就交给菜花缝，菜花是给我们做饭的，她不上采场。菜花是云南人，也是唯一的外省人，好在云南跟我们的地界挨着，语言都听得懂。

有一天吃饭时，二叔说：“菜花，你干脆就帮大伙儿缝衣服算了，大家一天下来都挺累的，工资给你再添两百块。”他又对我们说：“大家好好干，我把工作服上勤点儿。”

除了掏矿，另一条线也在同时展开——采矿。那个地方离我们驻地有些远，也是二叔包的活儿，且是主战场，所以采矿的人也跟我们一块儿吃饭、住宿。他们破了的衣服也由菜花缝补。我一直不知道他们是哪里的人，人是讲地片的，哪怕吃住在一起，也很难相融成一片。他们喜欢面食，一笼馒头能吃三天不改样，一手拿着一个馒头，一手拿着一个洋葱，左一口，右一口，香得不得了。虽然菜花的活儿比较简单，但其实她每天也是很忙的。

我们最害怕的是他们爆破的那一刻，地动山摇的一阵炮声，传导到我们掏矿的地方，乱石山就会一阵震颤，而且，他们的爆破极没有规律。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岩石不但能传导声音，还能传导震动。为了防止小洞道被震塌，我们每进一步都要做好扎实的支护，这样一来，进度更缓慢了。

他们机器用的也是下采坑的水，一台高压泵，一天到晚嗒嗒嗒地抽水，而水坑的水没见少一点儿，可想那水坑有多深。绿汪汪的水坑，每次见了更加让我心惊胆战。

他们里面的一个人喜欢上了菜花，下了班，爱往菜花身边凑，帮着洗菜，或者捅煤火炉子。菜花有时搭理一下，有时不搭理。我们都看出来了，菜花不会看不出来。二叔看在眼里，装着没看见一样，毕竟，他要掌握一种平衡，何况别人的事，往好往坏，也没到干涉的时候。有一回，我下班早，看见菜花往煤灶里塞了一张字条，字条瞬间成了纸灰，在炉头上飘起来，飞走了。

掏矿，也不是掏到的所有矿石都能要，要看品位，金多少、银多少、铜多少、铅多少，综合起来计算价值，所以二叔不能总在矿上，他要三天两头拿矿石样品下山化验。我去化验过一次，很复杂的工序，化验工先把矿样称了重，用粉碎机打碎，除湿，添加各种化学药品，硫酸烧煮，显微镜下观察，分析，最后得出含量数据。山下小镇上到处是矿样化验室，竞争也很激烈，听说生意好的化验室，一年能收好几吨矿石，只此一项收入就发财了。二叔有次下山前，悄悄对我们几个说，晚上别睡太死，护着点儿菜花。

那一晚睡得正香时，我听到外面响了一声，也不知道是什么声音，是从菜花房间那边传过来的，接着好像又有脚步声从帐篷外面传了过来，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切又归于平静。矿洞的静，是比死亡还要静的静，那脚步声能听出是男人的，跨度大，步子急，有些慌张。第二天早饭时，大家看见一条砍在厨房门柱上的刀痕。

菜花还像平时一样做饭、补衣，在房间一声不吭地待着，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也许，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事，是我们产生了错觉。不过，她的蒸馒头手艺精进了不少，蒸出的馒头，在笼屉里像一笼白云。

时间到了八月，其实也不知道是几月。在矿洞里，没有天黑天亮，也没有时间，更没有人关心时间，早和晚一个样，这月和那月一个样。每次出洞下山去，要戴一天墨镜，不然眼睛受不了，阳光一刺，眼泪哗哗地流。有一天二叔问，大家喜欢吃啥月饼。我们才知道季节到八月了。

五百个袋子装得差不多了，矿袋围着我们的住处码了一圈，直垒到天花板，让人凭添了一种说不出的安全踏实感。二叔准备到了十月就把这些矿石拉到山下碾坊里提炼金子。二叔说：“十月的水不冷不热、不快不慢，出金最好，到时把工资给你们结干净。”我一直以为水就是水，一年四季没有啥区别，听二叔一说，才知道水有这么大的学问。二叔真是个厉害的人。我们的运气特别好，其实是我二叔运气特别好，我们掏到了一窝好矿。就是在大石堆的中间部位，我们打通了四条小隧道通向那里，四面出矿，效率很高。至于那堆矿石的来历，那是一个谜，谜底得问早先的主人，那又是另一个谜。有时想想，人活一生，就是个留谜猜谜的过程，留谜，猜谜，谁也猜不完、猜不准。

我特别不喜欢菜花，她常常令我想到老家山上的菜花蛇，又冰冷又神秘，对谁都好，对谁都防着。看不出来她有多大，像二十多岁又像三十多岁。有一次晚上我睡不着，听见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说悄悄话，说菜花是逃婚出来的，欠了男方家好多钱，不敢回去。我猜这话也不一定是真的，女人的想象力比男人丰富，没有的事也能想象得有头有尾。不过菜花每天心事重重倒是真的，像谁欠了她十条命似的。

菜花做出的菜很不好吃，不是不熟就是太熟，不是不咸就是太咸，总之难以下咽。不过，她的缝补手艺是真的好，不仅好看，更重要的是结实，衣服硬是从别的地方破，再不会在缝补过的地方出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她厨艺的不足。她用的是一种特制的丝线，五彩缤纷，这种丝线不是从山下集市上买的，是她从老家带来的。她用的针脚也很特别，复式的，往前走一针，再后退半针，像一行整齐的蚂蚁，头和脚衔接得天衣无缝。我仔细研究过，好像在哪里见过这种针法。我姑姑开过裁缝店，给人手缝西服领口，但它们有区别。我说不清楚它的奇妙，但很快也学会了。学会了，我就自己缝，不知道为啥，我不想让她缝。

我们有洗澡的习惯，几天不洗就难受，掏矿的活儿特别脏人，得一天一洗。二叔给男人女人各弄了个洗澡房，就是彩条布围起来的那种，上面吊一个插电的热水袋子。女人洗澡也不避人，开着灯，彩条布上映出她们好看或难看的身形。水太热或太冷时，她们会大声骂人，夸张地大叫。

有人说菜花从不洗澡，是个脏人。菜花住一个单间，她是炊事员，有这个特权，谁也没有进过她的房间，连二叔也不能。里面都有什么，没有人知道。菜花除了做饭，剩下的时间都在自己房间里待着，她的房间和厨房紧挨着。大家把要补的衣服挂到厨房门口的钉子上，喊一声，菜花，把衣服补下哟。里面会应一声，知道啦！

这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事不大也不小。在别的矿洞，这是常有的事，但在我们洞，这是第一次——有人被卡住了。说起来有些怪，前一天晚上，我们听到老鼠在厨房打架，是打群架，它们掀翻了米袋子，碰倒了油壶，把菜刀打落到地上。第二天上班后不大一阵子，老李就被卡在了矿道里。矿道很窄，只能趴着进出，有人习惯向前爬，有人喜欢退着，手里拖着或推着矿袋子，反正最终都能出去。老李推着一袋矿石往外爬，推得有些猛，矿袋子碰到了墙壁，石壁上一块石头落了下来。没有了支撑的大块石头下来了，卡住了老李的腰，他进不得，也退不得。

里面的人迂回到老李身后，拽住脚往里拖，老李只有一声声惨叫；外面的人抓住老李的胳膊往外拖，也只有惨叫声。老李精瘦，腰很细，腰细的好处是没有被卡死，坏处是禁不住拖拽。大家急出一头汗，怕上面的石头再往下压。大家都在想办法，都想不出办法。二叔喊：菜花，快出去给老子拿千斤顶！二叔的千斤顶在洞口的车上。

千斤顶拿回来了，石头咯咯吱吱被顶起来，老李咯咯吱吱一寸一下被拽出来，被拽得一丝不挂，屁股蛋上划出一个大口子。口子汪汪冒血，往上面浇了半瓶酒，止不住，又浇了一泡热尿，终于止住了。

半月后，我和老李从山下镇上医院回来，菜花不见了。大伙儿说，菜花被公安带走了，一起被带走的还有二叔，要他去讲清楚。谁也不知道菜花出的是什么事，只听人说她那天出去拿千斤顶，被人看到了，认出了。大家第一次进到菜花的房间，里面干干净净的，什么也没有，像随时准备走掉一样。有一个洗澡盆在床下边，床头有一把明晃晃的菜刀，一只荷包里塞满了针头线脑。

三天后，二叔回来了，带回了一个新炊事员。二叔说：“没事，大家该怎么干还怎么干，我去金店问了，金价三百了，再干半月就碾矿。”我们又天天照旧，只是再没有人帮忙缝补衣服。

碾完矿的那天，我们大喝了一场。大家都喝醉了。最后，我们去KTV唱歌，大家唱得驴欢马叫，好听就好听得很，难听能难听死人。这个小镇很大，号称“神州第一镇”，热闹异常，歌厅和金店是主打，一条街就有好几家。躺在沙发上，二叔大着舌头告诉大家，菜花是个杀人犯，她被人卖到山里，有一天夜里，她用剪刀剪掉了男人下边的东西。二叔再喝一口酒，说：“他娘的，欠菜花的半年工资可咋办？”

张小平离开的时候是六月，我提着他的行李送他。他把被子和油渍不堪的工作服都扔掉了，只带了一个行李箱和一个随身小包。

六月是南疆真正意义上夏天的开始，此前的季节称为冬天也行，称为春天也行，它们的气温和景色没有什么区别。这时叶尔羌河刚刚涨水，积雪初化，大地像老事业重焕青春，又像新事业开张。当然，人间所有的气象都是在开业和歇业的轮转里变换、接续，流水又岂能例外？我听见杨树林里有一只羊羔在喊妈妈，奶声奶气，吐字清晰。它的妈妈刚刚被冰冷的叶尔羌河水卷走了。

张小平的左手不能再提重物，我把行李交到他的右手上，他的右手立即承受了双倍的重力，身子歪斜了一下。他的左手不太可能再抓杆了，也不能再缝衣服了，它少了两根关键的指头。我们把一条巷道送到了三千米远，没见到一块矿石。张小平走后，剩下的人还要接着送，其实我知道，送也白送，不过是把老板的千万资产和我们一点儿也不宝贵的时光送掉。

张小平是贵州人，那个地方离六盘水不远，四季清凉，到了夏天四面八方的人接踵而来，但穷。干矿山的人，家乡里都穷，不穷就不会干矿山了。对于一些人来说，穷有时候仿佛是替他们完成了生活和命运的分配，维持着有些残酷的平衡。张小平有一个姐姐叫朵。若干年后，她给我打过几回电话，聊的是关于张小平糟透了的生活。张小平糟透了的生活，是与他的残手相匹配的生活。当时我记住了一些细节，比如他在牌桌上，凭借一个镀铬打火机的表面反光，可以判断出对手手里纸牌的花色，但那些不久就忘了。无论是别人的生活，还是自己的生活，忘掉都比记住好。

有一回朵在电话里说：“如果有机会来看我弟弟，我给你杀鸡吃。”电话里，有一只鸡正好叫了一声，引起了一片鸡的跟随，但都没有它高亢、明亮。它的声线饱满又光滑，边沿没有一点儿毛刺。我猜想它一定是站在一根篱笆的竹尖上，难得的阳光，为它和院子里慢于人间的生活镀上了一层淡淡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