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汗湿巾被的一夜。

夜里醒来感觉到一阵阵眩晕，身体像竹节一样一节节撑起来，又像竹节一样一节节躺下去。医生说，多喝水，多出汗。每天挂完了药液，回到家里，儿子一杯杯给我倒水，我一杯杯喝下去，记不清喝了多少杯水，出了多少汗。这样已经四天了。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南方某高校新闻专业的三位同学来拍我的镜头，他们有一个作业设计，记录一个小人物的一段日常生活。他们说将来毕业后的就业目标是电视台。其中有一位同学高中时就是我的读者，买过一些我的书，盛情难却。我们去拍灵口的洛河。十几二十年前，我和我的同伴无数次把洛河边的灵口作为中转站，去往矿山或者经此回家。这是与一群人的青春和命运有关的地方，兴衰悲喜，临波照影，彼此相看两不厌。

那天早上起来，感觉嗓子干干的，有些疼，这是感冒的前兆。还好不发烧，也不咳嗽，凭经验判断，还能撑一阵子。尘肺病最怕发烧、咳嗽，很容易引起间质性肺炎。间质性肺炎几乎无药可医，会加速引起肺纤维化和肺功能衰竭。

“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人已不是三四十岁的人，洛河已经不是十多年前的洛河。流水已经变得很小，河床尽是卵石，大大小小，铺排无涯；木桥换成了水泥桥，岸上的人烟不再鸡犬相闻，取而代之的是大大小小马达的轰鸣。生活的每一步前行，总是以打破宁静为代价。南岸的人们都搬到了北岸，崭新的移民新居拔地而起。只有南洛河上的云，还是那样亡命似的白。

我们沿着北岸的一条小路往上走，我试图找到些当年的记忆。那时候，土地宽敞些的地方都种植着烤烟，沙土地上的烟叶品质优良，烤出来的叶子一捆一捆地码在架子车上，被拉到收购站点，铺天盖地，浅黄灿烂，像金箔一样。眼前的土地一些栽上了桃树，一些围起来做了鸡场，看来不种烤烟已好多年。拍了几个空镜，用石片在浪头上打了几个水漂，我们就回来了。当晚，我就躺倒了。

每天挂三瓶水，四五个小时，看着药水一滴一滴往血管里流。渴望出现奇迹，渴望东风压倒西风，但没有反应。儿子焦急万分地坐在我身边，关照着细节。我比同病室的那些病人得到了更细致的陪护。

小诊所的主人和我年纪相仿，原本是一位乡村医生。他说他的一位同学也是码字人，他们经常聊东聊西。他说我一报名字，他就想起来是我。

诊所天天人满为患，没地方躺，挂针的人在小凳子上坐成一排一排的。医生当过兵，到过很多地方，曾立志做名医，在小山村里坚守了半辈子。随着乡村人口的流失，做名医已经无望，只得向县城发展。看得出他热衷的还是中医，有中药专柜，有理疗设备，墙上挂着穴位针灸图。

我看见他熬制了很多中药贴，贴很大，能贴满一个人的整个背部，治疗腰椎、颈椎疾病，那是他自己研发的。不知道效果如何，但接受者寥寥。中医的复杂性、隐蔽性，注定了它在快节奏时代的尴尬。打工的人希望一夜病除，天亮接着打工；守家的人希望立竿见影，接着完成家里做不完的活儿。对于有中医理想的医生来说，每天一针扎下去的吊瓶，是生活，也是理想的消亡。

有一个中年男人，每天和我毗邻而坐，我的药水完了，他帮着换一下药瓶，我也经常帮着他换。他是一个泥水匠，给人刮大白。新房装修，旧屋翻修，城里到乡下，他总有干不完的活儿。他的感冒已经引发了肺炎，咳嗽像炒爆米花一样炸响。他问医生，病还能不能好。医生说，放心，药到了，病就好了。他无限焦虑地说，可不敢死，屋顶给人家刮了一半，怎么着也得给人家刮完了。

我想起来一九九九年冬天那场惊天动地的感冒，也是这样冷，活儿也是给人家干到一半，我们都躺倒了。

这个地方叫樊岔。想象中，某些年代里，一条岔子住着很多姓樊的人家。如今因为矿业的兴起，环境被破坏，住户都搬走了，剩几户人家住在岔口，以开碾坊炼金为生，平时也种庄稼，也放牛。

我的搭档是两兄弟，哥哥叫樊保民，弟弟叫樊保国。人如其名，都朴素纯良。我们接了一个活儿：把一条巷道往东北送五百米。五百米送到了，给我们一次性结工资。我们私下里得到的消息是，在东北地下五百米的地方，有一条金脉，目前至少有三条巷道昼夜不舍地往这儿赶来。按规矩，谁先赶到，金脉就是谁的。

两台风钻作业，每天两茬炮，进度四米。我和保国各抱一台风钻，保民作帮手。保民虽然长保国几岁，但技术不如弟弟，干爆破工吃的是技术饭。石头很硬，硬到一颗钻头一个孔，开孔时刀一样的合金，打到孔底就废了。术语上叫二号岩石，二号岩石对孔位技术要求极高。我技术强于保国，负责掏心孔，保国负责边眼。干到一个月时，保国感冒了，他抱着机头，身体打晃，已经控制不了机器了。因为机头打晃，钻杆像面条一样扭动，会突然折断，这异常危险。那天下班时，保国说：“我站不住了。”我说：“我来处理后面的事。”我处理了后面的事，完成了爆破。保国说：“我走不出去了。”我说：“我拉着你出去。”找来了一辆架子车，我和保民拉着他往外走。保国个子有些高，车架有些短，他的两条腿在车架外甩呀甩，不像是他的，像多余的。

矿上没有药店，老板从山下买来了感冒药，整整一纸箱，方便面纸箱。红色的药粒，红如赤豆。工棚四面透风，我们上班去，把被子全压在了保国身上。上班前，我给保国喂一遍感冒药，下了班再给他喂一遍，每次十二粒。

两天后，我也感冒了。那天，我依然负责掏心孔，保民负责掏边孔。两台机器两个人，没有帮手，效率就降了下来。掏心孔跟着第一个孔的标杆走，我看见标杆一直在晃动，我控制的钻杆怎么也无法和它保持等距平行，到第五个孔时，它们互穿了。保民说：“师傅，不是标杆在晃，是你的身子在晃。”我们干了十个小时，处理了后面的事。我说：“保民，你把我拉出去。”保民找来了一辆架子车，把我装在车架里。他拉着车，不敢快，也不敢慢。我看见洞壁上的风管和电缆一直往后退，往后退，一直退到退无可退的地方。那些作为基桩的木棍偶尔长出白花花的菌子，这是不多见的活物，生动极了。

那真是一场旷日持久、惊天动地的感冒。我们三个在床上躺了八天，每天炊事员给我们送三回热饭，我们有时吃，有时不吃。秦岭的大雪在棚外落了八天。大雪有时慢条斯理，有时暴风骤雨。对面的裸崖高耸入云，有时晃动，有时静止。乌鸦在天空中高飞，因为无食而凄鸣。

第八天，我们吃完了一箱感冒药，终于可以起床了。碴工说，我们八天没活儿干了。炊事员说，能活过来就不错了。

我们的巷道到底没有跑赢别人。那天赶到时，是一个空荡荡的采场，地板像水洗过一样，距与金脉相见只迟了十天，而另一条巷道炮声隆隆，正在赶来的途中。

老板倾家荡产，停工停产，已经没有钱给我们付工资了。他问我们谁把小琴领去。小琴是他的情人，好看、柔弱，别的都好，就是脸有些长，花钱如流水。我和保民都已成家，只有保国单身，小琴就随了保国。保国心软，如果拒绝，小琴会无家可归。

一年后，小琴和保国有了一个女儿。保国欢天喜地，打来电话，让我给女儿取个名字，我翻了两天字典也没取好。保民又打来电话，说小琴给女儿取好名字了，叫樊花。这名字或许是希望女儿此生如繁花，也或许是梦想女儿此生生猛如女将樊梨花，无论是哪个寓意，都挺好。

今天再挂一天针，大概率病该回头了。

我活得如此小心和揪心，是因为无论从时间的维度还是身体的维度，都没有太多的空间可挥霍了。每一场感冒，都是一个加速器。

记得爷爷在世时，常说一句话：病是块试金石，要试试人命几成。爷爷学过一点儿医，懂得一点儿病理，只是他的医道比他的小楷逊色许多。感冒是不是试金石，病人用命打在上面的签色怎么分生死成色，大概只有医生和上苍掂得清。不过，鉴定金子的试金石，我倒是真正看见过、使用过，并且用得无比娴熟，只是好多年再也没见过金子。这辈子大概再无试金的机会了。